注：此文为《庐山会议实录》一书的“引论”，文字有修改。
回顾１９５９年夏的庐山会议，就不能不想起在这前后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全民办水利、全民办钢铁等几十个全民大办，以及神话般的农业高产卫星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以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在极短时间内席卷神州大地，但也同样在极短时间内暴露出它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从１９５８年１１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１９５９年４月上海会议的半年中，不断纠正这些“左”的做法之后，为了进一步纠“左”，克服混乱现象，以便继续鼓劲，继续跃进，才又举行庐山会议。可是，当彭德怀、张闻天等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错误根源有所批评时，毛泽东就立即将会议的方向扭转过来，要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要动员全党、全民保卫这“三面红旗”了。
三面红旗当然不是突然出现的，有其必然发生的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后，为进入社会主义，毛泽东原来设想的近期目标是十五年实现国家工业化和三大改造；至于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则认为需要５０年时间。周恩来也说过，中国工业化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欲速则不达，必须稳步前进。但是从１９５５年下半年批评农业合作化的“小脚女人”开始，毛泽东就认为各项建设事业应当大大加快，应当不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以农业改造速度促进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速度，并在总结苏联经验教训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开始提出“多快好省”的方针。因此，１９５６年三大改造的完成就过快过粗，十五年的计划三年完成了（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当时对此种快速进度尤其经济建设上的加快速度，党中央领导内部的意见是并不完全一致的。１９５６年初，周恩来提出过，既不要犯右倾保守又不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１９５７年的经济建设是健康发展的，国民收入有所增加，消灭了财政赤字。直到八大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都对克服急躁冒进做了工作。这次会议制定了一个合乎实际情况的经济发展计划，注意到综合平衡，压缩了基建规模，控制了过高的增长速度。但毛泽东认为１９５７年的增长速度低于１９５６年的增长速度，出现了马鞍形，反冒进反错了，是属于方针路线性的错误。他还认为反冒进使右派钻了空子，将经济与政治联系起来，说这是吹了一股阴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和“促进委员会”吹掉了。于是，从１９５７年１０月三中全会开端，不断批判右倾保守，实际上否定了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经过１９５８年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广州会议，为“大跃进”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南宁会议上，指名批评了周恩来和陈云的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是犯了离右派不远的政治方向的错误。从此，“反冒进”的声音噤若寒蝉。１９５８年５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周恩来、陈云等被迫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会上指责对“大跃进”、高指标抱怀疑态度的人为“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号召在全国“拔白旗，插红旗”。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指标，比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工业方面普遍翻了一番以上，农业方面普遍提高了２０％到５０％。钢从１２００万吨提高到３０００万吨，煤从２亿吨提到４亿吨，粮食从５０００亿斤提到７０００亿斤。这样，全党从上到下，形成一种普遍看法：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在建设方面，左比右好，只准反右－－反保守，不准反左－－反冒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争速度，抢时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从而以“苦战三年基本改变落后面貌”为口号，动员全国人民；以“破除消极平衡论”，“树立积极平衡论”，为经济高速发展的理论。“以钢为纲”，“三大元帅（钢煤粮）升帐”，“两个先行官（交通、电力）开路”，大搞群众运动，小土群遍地开花等等，成为实现高速度、“大跃进”的具体方法。到了８月北戴河会议，要求当年钢翻一番，达到１０７０万吨。二五指标比三个月前的八大二次会议，又普遍翻了一番以上，１９６２年比１９５７年的工农业指标，要几倍、十几倍地增长，年平均增长速度为４０％以上，基建投资年增长５０％以上。１９６２年指标，钢变为１亿吨，煤为１１亿吨，粮食为１５０００亿斤。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七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的口号，到北戴河会议，就分别改为三年和十年了。
１９５８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理想的蓝图。三四月间，先后同陈伯达、刘少奇谈过“乡社合一”和公社的问题，４月间中央正式发出“小社变大社”的意见。７月１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讲演，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渐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讲演随即在《红旗》发表）８月初在参观河南、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报社记者说了句“人民公社好”之后，全国转瞬之间就公社化了。这是“大跃进”的产物，是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也是所谓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的结果。当时确实从实践到理论都这样认为：只要不断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断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产力。北戴河会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还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明确说到，这首先是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做积极准备；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三四年或五六年之事；应通过公社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由于有了大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熔工农商学兵于一炉的组织，决议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毛泽东这时正式谈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设想公社应当实行平等的分配，无甚差别的物质生活；还谈到进城以后，改供给制为工资制是失策，是倒退，是向资产阶级让步。随后，全国一哄而起，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城市公社也认为是势在必行。
由于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等，随着很快在全国刮起来了。１９５８年６月份开始，河南放小麦亩产卫星从２０００多斤放到７０００多斤。接着是湖北等省放水稻卫星，亩产多少万斤的消息，《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作通栏套红标题。安徽、江苏、湖北、河南宣布为早稻千斤省。四川、河南、安徽、甘肃四省人均粮食产量，宣布超过千斤。随后就放钢铁卫星。日产生铁，先是河南鲁山１０００吨，禹县４０００吨，接着是广西鹿寨２０万吨，广东８７万吨，后来河南三天３００万吨。徐水县三个月苦战，基本消灭了水早两灾。河南半年实现了水利化。有的地方四十天实现绿化，实现“四无”（无麻雀、苍蝇、老鼠、蚊子）。凡事都“化”：“车子化”、“滚珠轴承化”、“绳索牵引（耕地）化”、“机械化”……，凡事“全民大办”：全民办钢、办电、办铝、办煤窑、办铁路、办教育、办大学、办哲学、办文艺、办体育，直到全民写诗，人人当作家。建成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就说成是我国已跨进了原子能时代。总之，一切大跃进，比学赶帮超。
当然，三面红旗是由急于求成的思想而来的。急于求成是为了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穷则思变，所谓一穷二白正是“大跃进”的动力。中国百年落后总是挨打；“开除球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三次大战的阴影在笼罩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人家看不起我们，主要是由于我们钢铁、机械、粮食少了”，这种种因素，都驱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谋求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同时为世界的持久和平、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当年此种雄心壮志和满腔热情，确实感动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
新中国成立前的２８年，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农民大国，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确实难而又难，尤其是要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作斗争，最为不易；其实践和理论的正确，举世公认。在漫长的２８年中，历经无数艰难曲折，可以说，毛泽东从不轻敌，始终是兢兢业业，谦虚谨慎的。如在军事上，从不言决战，直到辽沈战役之后，才准备与敌人决战。当然，这也同头顶三座大山，内外敌人强大，还有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存在，这些巨大的客观制约有关。这２８年，毛泽东确实成为全党的表率、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开国之后，内外情况起了根本变化。抗美援朝，美帝也不过如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斯大林盖子揭开，三年经济好转，建设顺利进行，一连串的胜利，尤其三大改造三年完成，似乎客观上失去任何制约。于是，一切困难逐渐不在话下。加之，党与个人的威信空前高涨，人人由衷地高唱《东方红》。这种种主客观形势的变化，使得毛泽东开始不谦虚谨慎了，个人的独断专行日渐发展起来。一穷二白不认为是困难，反而认为“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革命中经历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现在建设时期可以重现了；搞经济应当“势如破竹”，“高屋建瓴”，“一气呵成为好”。这样，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为只要“政治挂帅”，就可以无视经济工作本身内在的规律。于是，随意搬用革命战争时期的各种经验，乃至将阶级斗争的方法，如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也应用于经济建设。“六亿神州尽舜尧”，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因素：凡是人类能够做的事，我们都能做，或者很快就能够做，没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够做到。
希望革命（和建设）迅速取得胜利这种急性病，并不是从毛泽东开的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反映过这种情绪，似乎欧洲的革命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列宁更是论证了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它的最后阶段，曾将一次大战结束后在德国和匈牙利等地出现的一些革命行动，看作全欧洲革命的开端。在苏联国内战争开始时推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就包含有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因素。这种“过渡”方式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后，才不得不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总结了这个教训：“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改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这说明，列宁确实有过直接过渡的意愿的，而且列宁也并不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多么遥远的事情。他在１９２０年的《青年团的任务》中排了这样一个时间表：“现在已经５０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１５岁的这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据列宁的设想，“再过一二十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
斯大林１９３６年就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社会。１９３９年宣布，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１９５２年又宣布，苏联已处于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隔得远了。外部的直接刺激是赫鲁晓夫。１９５７年毛泽东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在这以前不久，苏联成功地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了宇宙空间的轨道上，开始了人类的太空时代。《人民日报》曾称赞此事：“几十天中间，把整个世界形势的面貌改变了。”在庆祝活动期间，赫鲁晓夫提出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既然第一号社会主义国家要在十五年内赶超第一号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作为国际主义的义务，第二号社会主义国家也应当在十五年内赶超第二号资本主义国家。于是毛泽东提出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不但要同资本主义国家比，而且就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似乎也可以比一比。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出过这个意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后来就更异想天开：进入共产主义我们不抢先，进入了也不宣布为好。
希望国家的建设事业更快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样一种良好的愿望本来无可厚非，只会受到人们的赞许。而且在一定程度内，事在人为，只要组织得良好，避免了失误，再加上机遇，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可以比较快一些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怎样把速度适当提高的办法。可是，速度的快慢，只能在有限的幅度内摆动，归根到底，它不能不受到原有基础，资源、技术、人的素质等等条件，以及经济活动自身规律的制约。当年毛泽东完全不顾主客观条件，只凭良好的愿望，把人的能动作用无限夸大，达到胡思乱想的程度，结果只能事与愿违了。
作为“大跃进”的组织形式是人民公社。在毛泽东的晚年，曾批判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公社则可以看作鼓吹“唯生产关系论”的。他对改革生产关系，可以说是锲而不舍地执著。公社虽然是在很短时间里突然出现，但是它在毛泽东的思想里却是源远流长的。在《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一文中，我曾说过，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早年所受的芜杂的思想影响，终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由于思想往往是“先入为主”的，彻底清理极为不易。青年时代的思想初恋，似乎在他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１９１９年１２月出版的《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的毛泽东《学生之工作》一文，反映了这种“思想初恋”：“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１９１８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当时并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人思考“新村”的问题。《新青年》杂志上就刊登过周作人、武者小路实笃等谈新村的文章，李大钊、瞿秋白写过介绍一些美国人办的公社的文章。但是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看来是更多地受了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影响。《大同书》里对理想社会描述得十分具体：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儿童按年入蒙养院，老则入养老院……等等。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中对所设想的“新村”的描述，是很接近康有为的想法的：“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这似乎可以看作他的人民公社思想的胚芽。这篇文章中关于“工作之事项”的规定：“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岂不也很像他后来概括的“农林牧副渔”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提到了康有为，将他列入“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并且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对康有为关于大同世界的设想，毛泽东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无一字评论，其中哪些是应该实现的，哪些只不过是乌托邦的幻想，一概未加评论。这里只是为康有为惋惜：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现在到了中国人民“大跃进”时代，毛自认为已找到了这条道路：他执掌国柄，康有为只能想想的事情，现在可以付诸实施了。当年筹办人民公社的时候，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曾经把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哥达纲领批判》，一同送给徐水县的干部。由此也多少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指导思想有多么驳杂了。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还为《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的作法也是欣赏的。看来，除了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之外，近世欧美日本的新村思想，中国历史上农民平均主义理想社会的思想都给了晚年毛泽东或多或少的影响。
回顾这一页历史，真不能不使人感慨万千。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打败了强大的内外敌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胜利以后，要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体现了中华民族雄心壮志的领袖，由于急于求成，欲求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挨打局面，要超英赶美，同苏联并驾齐驱，于是终于陷入了自己从来对之深恶痛绝的主观主义；竟然无视中国生产力还很低下的现实，无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无视内外主客观实际情况，于是战争年代的谦虚谨慎一去不复返了。以为凭借战争时期的经验、党和个人的威信、动员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就可以创造人间奇迹。于是晚年的毛泽东最终陷自己于带空想色彩的理想社会主义中而不能自拔。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实际表明也是一场为维护其理想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