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这是在纪念新民学会成立７０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原载《毛泽东思想论坛》１９８８年第１期，编入本书时，小有补正。
新民学会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当时也没有少年中国学会那样大的规模和影响（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要晚一点），但也是有全国性影响的一个青年团体，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革命运动的推动，特别是对于湖南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建党，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我们来研究新民学会，进行学术讨论，就非常有价值，非常必要了。
１９４９年我南下到湖南，先在报社，后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由于工作的方便，曾有意识地注意毛泽东早期活动的材料，也就接触到了新民学会。在抗日战争以前，我是从斯诺的《西行漫记》中知道新民学会的。我们“一二・九”这一代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是强烈的。毛泽东、蔡和森那一代的情况呢？从我接触到的材料看，总的来讲也是差不太多的。但是我深深感到他们那一代人同“一二・九”这一代相比，不管从做人的方面来讲，从追求一个指导思想方面来讲，还是从对国家的责任感来讲，我们是远不如他们那一代的。所以我尽力搜集了不少材料，在１９５２年写出《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一书。从内心感到他们那一代人比我们厉害得多。这种情况当然主要是历史条件造成的。当年湖南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之下，毛泽东他们在第一师范的时候，先是汤芗铭、后是张敬尧的统治，非常之黑暗，袁世凯称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等等，整个国家情况非常危急。我写那本书的时候，长沙还没有找到《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湘江评论》也只发现第一期。后来修订出版时，他们那一代的情况，从《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就看得更清楚了。新民学会成立的时间是１９１８年４月，而酝酿的时间则更早。毛泽东在１９１５年写“二十八画生启事”，征求朋友，他多年来就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努力实践理想，新民学会最初的宗旨是从讲求做人开始的。在那个社会，立志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件大事，然后才谈得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怎样来“改造中国与世界”呢？新民学会内部就有些分歧。从做人这一点来讲，今天还有没有意义，共产党人还要不要讲究做人？我觉得还很有意义。这个做人的问题（以及人性、人道等等问题），在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是不好谈的。其实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很大一个方面是从人出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开始也是从人（人类的总体到个体）出发。恩格斯讲劳动创造人。我们从这个理论发展到最后，似乎只有体力劳动对人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只有农民最原始的体力劳动才能改造人，而忘记了恩格斯还讲过社会作用的关键性，从社会猿进化到社会人，依靠日渐发达的社会组织，决非仅仅依靠体力劳动这一局部作用。特别强调体力劳动的作用，自然就要轻视知识，乃至打击知识分子（我把话题又岔开了）。从做人这方面来讲，我们过去确确实实走了歪道。新民学会是从讲究做人开始的，我以为今天还是很有意义的。
讲这么一个例子。巴金不是共产党员，从１９７８年开始，他写的一部《随想录》，很多人喜欢，特别是年轻人喜欢，他讲了许多真话，他忏悔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怎么乱七八糟跟着跑，参加批判别人，也把自己骂得一塌糊涂。他的忏悔表明了他是一个真诚的人，可见做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经过这么几十年的曲折，几十年的磨难，其实人人都不会没有一点自我感觉的，即你自己到底这几十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所得所受何在？有什么内疚与安慰？因此做人的问题还值得我们大家注意，因为很难说今后就不会有什么大风大浪了。“文化大革命”时不是有一些震派人物、风派人物吗？这种风派人物现在我看还有，有的还很典型。最近几年就发生了一些“左”的情况嘛，也有一些人跟风转嘛。我们今天纪念新民学会，向毛泽东、蔡和森这些前辈学习，首先要学习他们的做人，从做人出发，然后改造中国、改造世界。再讲个例子。张治中，是我们党的非常好的朋友。我听人说过他的一件事，他曾经对蒋介石上过两次万言书，第一次国共分裂的时候，上万言书，不同意分裂。第二次日本投降后打内战，他又上万言书，不同意分裂。可见他同蒋介石是有分歧的。可是张治中从来不讲蒋介石，有关蒋介石的坏话也好，好话也好，他都不讲。这个事情恐怕有个做人的原则在里面。张治中做人这一点是不是可取呢？是不是他过到共产党一边以后，把蒋介石骂得狗血喷头，他的功劳就更大一点？蒋介石这个人物的历史作用，并不会因为有个张治中说好说坏而有稍许的改变。从做人来讲，张治中这一点不无可取之处。作为谈判代表，他希望和谈成功，是符合国民党的利益，也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和谈破裂，他倒过来，就完全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了。由于蒋介石很信任他，他在和谈中倒过来，就有很大的价值，对整个国民党人士、中间阶层、知识分子有很好的影响。这个同他的做人也是分不开的。张治中于１９６９年逝世。“文化大革命”初期，对“种种过激和形而上学现象，张治中极为反感。他曾对家属说过：‘若干年之后，这将是一个大笑话！’”“１９６７年国庆节，张治中又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主席台观礼，此时，他已是久病在家，体力不支，但他坚持由手推车把他送上天安门城楼。他想对毛泽东说句话。果然毛泽东又来到他的身边。张治中直言不讳地对毛说：‘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百分之五了吧！’这是张治中对毛泽东的尖锐批评。”①我们党里面也好，社会上也好，不要说那些风派人物，许多领导干部同张治中比，就差得远了。这是我的一点感想，对不对，请同志们批评。
①转引自《文摘报》１９９２年７月９日，第９４５期，《张治中在“文革”中》。
另外，我刚才讲了，新民学会确确实实为我们党的建立做了准备。５０年代初，萧三同志同我闲谈时就谈到过。在我的书里面也写到了这一点。毛主席在延安同萧三谈话时，曾讲到新民学会是党的前身。现在大家研究的结果，以为新民学会确实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尤其是湖南党的组建，起了打基础的作用，而且从整个党来讲，新民学会培育了一批杰出的领导人物，杰出的骨干，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还有罗章龙，大家不要忘记这个人，他９０多岁了，全国政协委员。不久前我请他谈过一次。当年他在长郡中学，后来考取了北大。１９１５年就同毛泽东结交，是新民学会第一批会员中唯一不是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他与蔡元培的关系始终很好，他被捕是蔡元培保出来的，出来后就一直在大学教书。“六大”时他是党中央核心人物之一，他的问题是发生在六届四中全会，王明这个野心家当时采取了很多不正当手法。四中全会只开了一天，讨论的时候，王明、米夫他们有时讲俄语，中国同志没法听懂，完全由他们操纵。罗章龙说：“我们那个时候，是全总党团的，我是中央委员，还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我们都是中央的，你王明算什么。”他们反王明反得很厉害。但是问题就出在组织了一个“非常委员会”，“分裂党的中央。”罗章龙对此可能有他的看法。三联书店出了他的《椿园载记》，写他前期领导北方工人运动等活动。１９２７年，毛泽东同他一起回湖南搞秋收起义，以后这两位朋友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湖南出了他的《椿园诗草》，里面有纪念何孟雄的诗，显然是另有看法的。罗章龙这个问题是做了结论的。据罗本人谈，是在开除了他们的党籍之后，才组织非常委员会的。对此事赞同的也好，不赞同的也好，现在还有些人活着，可以把情况搞得更清楚一点，最好留一个较完整的资料下来，包括罗章龙本人的资料。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讲过，罗章龙反对四中全会，反对王明，在政治上是对的，但是组织上是错的。我这里附带讲到罗章龙，因为，在新民学会里面，对建党，对党初期的活动，特别是工人运动，他曾起过很大作用。这次参观新民学会成立纪念馆，似不见罗章龙的名字。还有易礼容，现在也过９０岁了，他当时同毛泽东的关系很密切，他们在早年曾一起活动十年之久。
新民学会的历史资料、人物情况非常值得研究。蔡博同志决心将他父亲蔡和森情况进一步研究清楚，以期写出更好的蔡和森传记①。蔡和森确实是非常值得研究、值得学习的人物。他到法国勤工俭学，用“猛看猛译”的办法学习，他法文不好，就一边看，一边查字典。他是党内接触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人之一，比毛泽东接触得早一些，也多一些，后来他长期从事理论工作，编《向导》。还有一个张昆弟，益阳人，后来在洪湖牺牲了，那时湘鄂西的负责人是夏曦。夏曦也是新民学会的会员。学会里面，夏曦、郭亮是比较年轻的一代，比毛、蔡他们年轻。夏曦受王明路线影响，到湘鄂西以后大搞“肃反”，错杀了许多人，张昆弟、柳直荀、段德昌大批领导人都被错杀了，总之，新民学会成员的情况，关系重要的人，要注意研究。
①非常不幸，此文编入本书时，得知蔡博同志已于今年（１９９１年）去世了。
在法国蒙达尔尼那次会议的争论，１９２１年１月新民学会在湖南开会的争论，基本上是两种人、两种意见：一种是坚决革命的，以毛泽东、蔡和森为首：一种是主张教育救国的，认为改造这个国家，改造这个世界，要从教育着手，代表人物就是萧子升。他比毛泽东高三个班级。那个时候在第一师范学生里面，在杨昌济这些老师的眼中，萧子升是第一个人才，毛、蔡可能还稍次一点。萧学曾国藩，经常正襟危坐，古书也读得很好，左手也能写字，本事很大，人也很聪明，所以学会成立时推他当了总干事。到了法国以后，他把“革命”与个人前途结合起来，要走所谓温和的道路。后来当了国民党的官僚，长期寄居国外，据说是７０年代中在乌拉圭死的。他晚年还写了一本书，《我同毛泽东一道行乞》，谈他们游学的经历（这本书里面有许多不实之处）。湖南人熟悉的还有周世钊、陈书农、蒋竹如等，这些人没有参加革命，后来都是从事教育工作。这里附带讲讲教育救国、改良主义问题。对这些，我们过去批判、否定得过分了一些，因为从事教育，培育人才，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其延续性，总是要有人做的，社会要发展下去，不能中断，同工农业生产一样，同工人做工、农民种田一样，教育也不能一日中断，社会生活必须有教育。教师传授知识，教怎样做人，对于革命也是有益的。但是过去我们习惯于认为天下就只有两家，像小孩看电影一样，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红脸，就是白脸；革命的最好，不革命统统不好。在这个问题上，非常之极端。新民学会７０多人，有３０多人参加了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余的就是走教育救国或以教书为生的道路，这当然同杨昌济的教导有关。里面最坏的不过熊梦飞、易阅灰两个人。所以这个团体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值得大家来研究。建党前，湖南有过共产主义小组，听说有争论。我看这一次的纪念文章，对当时湖南有过共产主义小组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这个问题只能相对地搞清楚，不可能绝对地搞清楚。几个人经常交谈，互相绝对信任，经常商量事情。即使原来没有叫小组，后来也可以加上个小组的名称。把这个情况讲清楚就行了。至于建党之后，党与团的区别那是严格的，当时叫做“大学”与“中学”。
再讲一点有关毛泽东思想的意见，据毛泽东自己回忆，在新民学会成立前后，到共产主义小组正式组织前，他的思想是非常驳杂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新村主义等等都有。也谈到他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他早期最佩服的是那个时候影响最大的梁启超。王夫之、谭嗣同对他也有影响。杨昌济学贯中西，讲究实践，是一位非常难得的以身作则的好教育家，一生实践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他去世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告学生》，情文并茂，表达了他对青年的热切期望，以及对新思潮的态度，今天读来，仍有教益。文章说：“士不通今，终鲜实用。识时务者在乎俊杰。广游历，多读外人所著之书，多阅新出之报章杂志，务求有世界之智识，与日新之世界同时并进，庶于此大世界之生存竞争不至以懵于时势，自居劣败。”“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当其力行也，而力行尤要。力行为目的，而博学、深思为方法。博学而不行，何贵于学？深思而不行，何贵于思？能力行，则博学、深思皆为力行之用，不能力行，则博学、深思亦徒而已矣。且博学与深思亦力行之一事也。非真能力行者，学必不能博，思必不能深，故学者尤不可不置重于实行也。”这样辩证的知行观，是他毕生的宝贵经验。杨昌济的教学精神非常值得研究、值得学习。新民学会这批人都受杨昌济的影响，受杨昌济的求学、问难、做人、立身、处事和爱国的影响极大。还有曾国藩，那时湖南人（当然不止湖南人，陈独秀也如此）谁不佩服曾国藩？毛泽东在当年的通信中，就表白过他对曾国藩由衷的敬仰。曾国藩是效忠清廷的打手，集儒法权变于一身的角色，他用思想、用学术（所谓大本大源）征服人，他把太平军消灭，不是完全靠军事力量。太平天国讲上帝教，毁孔庙，曾国藩就用保卫中国传统文化做动员口号。我们大革命时也很“左”，也是砸孔、砸庙的，搬菩萨的，厉害得很，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他的思想里面也有“左”的东西，（长沙街上贴满“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大标语）现在看到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经过了修改的，当然，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尤其在初期（马克思、恩格斯也不例外），不“左”是不可能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来受“左”之害，这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产生于革命奋斗之中不无关系。革命人物又多急功近利，总想超越历史，实现自己的理想。问题在于毛泽东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为什么晚年搞了“大跃进”不算，还要搞一个“文化大革命”，演成党和国家的历史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呢？追溯一下思想来源，在新民学会的时候，毛泽东总有不少先入为主的东西，使他早年的思想和思想的初恋，到晚年还起作用，这也是一种“返祖现象”吧。在他早期的思想里面，吸收的不仅有那个时代西方的东西，更多的是中国的东西，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的，也包括中国历史上的东西。中国的东西也不仅仅是从孔孟到颜习斋、王夫之等书本上的东西，还有更多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传统意识习俗上来的，以及从广大群众意识，特别是农民意识、农民战争那里来的很庞杂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新民学会成员毛泽东这些人身上都有反映。一直到他的晚年，这些早年接受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并没有完全清除掉。这些是题外的话了。我们研究早期这些人物思想的时候，还需要把人物的中期和晚期结合起来，不然的话，不能完全说明问题。５０年代我写《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时，如关于曾国藩的影响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等，我有意识地回避了；１９８０年修订再版，才涉及了这一点及其他有关的思想资料。我们国家文化悠久，有有形的影响，有无形的影响；有些影响是文字上的，有些影响存在于社会习俗之中。这些都值得我们研究。
最后我想讲一点今天研究新民学会的现实意义，他们那一代人当时从讲究做人出发，到立志救国救民，他们所做所想的，他们的言行等等，对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今天我们的国家是个什么状况呢？最近看到２月１５日的《世界经济导报》，上面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今天仍处于一种危机的情况。六七十年以前，毛泽东、蔡和森等所处的国家危机情况同我们今天所处的危机情况，有根本性质上的不同，但是有一点还是基本相同的，就是中国还是落后而贫穷的。１９５５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份量的４．７％，１９８０年下降到２．５％；１９６０年国民生产总值同日本相当，到１９８０年只占日本的１５；１９６０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中国４６００亿美元，而１９８５年，美国超出中国３６８００亿美元，这是从经济实力来讲，还不讲科学与技术的实力。后两方面，我们同西方、同日本的差距就更大了。我们的危机感主要属于这个方面，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谈到最近确立的沿海地区战略等等，都是从这一基本点出发的。这种危机感应该让大家特别是年轻人理解。现在许多年轻人不大关心国家大事，只关心个人的种种问题。有人提出教育危机，人才外流，“读书无用”。读多少书也搞不成一个万元户嘛，搞万元户不一定读很多书嘛。现在不少的大学生讲实惠，耽于玩乐、吃喝、过早恋爱之类，这种情况值得忧虑。我们应该唤起年轻人，特别是青年学生，要有一种危机感和责任感，尽管今天中国的处境同７０年前新民学会时代完全不同了，但是我们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我们建国之后，“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不断搞政治运动，不断搞“左”的东西。特别是１９５７年之后，走了这么大的弯路，阻碍了我们经济和科学技术更快地发展。这次开人大、政协会议，议论最多的是物价问题、党风问题、社会风气问题、教育问题、农业问题等，反映了我国今天的现实。因此我们今天纪念新民学会的时候，应该唤起现在青年人的一种危机感，使他们关心怎样更快进行改革，把国家搞得更好。新民学会那一代的奋斗目标是推翻三座大山，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尽快改变落后状态。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还有沉重的人口包袱背着。我们也还有特殊的思想上的包袱。不少人议论，有两个大的思想包袱：一个是封建的东西，几千年的影响；一个是“左”的东西，几十年的影响。这两种阻碍我们前进的深重的影响，还没有完全彻底清除。当然，改革开放之后，会有资本主义社会腐朽的东西侵蚀进来，这应当引起大家严重关注，特别要加强对青年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但不论怎样，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一定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过去我们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也有错误，不管现状如何，今后的世界总的大趋势是和平，不是战争；是合作，不是对抗。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危机天国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经济的既成格局，已经把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利害安危日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未来将只有一个统一市场，没有什么两个市场。
我讲了这样一些意见，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