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担负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任务，前后算起来有四十多年的历程，相当一部分时间与毛主席形影不离。从60年代开始，基本上是与毛主席住在一起的，很少回家跟亲人团聚。无论是毛主席住在中南海，还是外出巡视工作，以及首都开展一些重要的国事活动，大都在汪东兴同志领导下，由我具体负责毛主席的安全工作，紧随毛主席的行踪。
1．组建8341部队
1953年，中南海。
5月的一个丽日，公安部第九局局长（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把我叫到中南海，他对我说：“调你来任公安部第九局副局长（中办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
中央警卫团是直接担负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任务的。
这期间，我是中央公安警卫师副政委。当汪东兴同志说要调我到这里来挑这个担子时，我感到中央警卫团直接担负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工作，这项任务艰巨重大。我怕搞不好，完不成任务。于是我就建议说：“最好另选别的同志来。”
汪东兴说：“党组织已经决定了，不要变了，你快点来，把中央警卫团组建好。”
我到职后，同机关的同志一道，一方面负责组建这支部队，一方面做好保卫“五大书记”（毛主席、刘少奇委员长、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副总理）的安全工作。此外，住中南海内的政治局委员、党政军领导机关以及住玉泉山、新六所首长和机关的安全任务都是由我们负责。
5月初，我们以中央警卫师一团为基础，进行组建中央警卫团。中央警卫师一团的前身是延安时期的中央警备团的底子，干部比较老，经过几天时间的工作，一千多名干部战士选调齐全，按编制组建起来了。尔后，我们把组建的情况给总参谋部作了报告。总参决定，按照编制序列，中央警卫团的代号为8341部队。部队有了代号，机关对外联系工作，干部战士写家信，与亲朋好友通讯往来，都用8341部队的这个代号，不准用中央警卫团的番号对外，以利保密。
“8341”部队的代号就是这样来的，并非像社会上传说的那样神，有很多报刊、甚至有些权威性的报刊都说：“开国大典后，毛泽东派人访老道，老道写了 ‘8341’四个数字，毛泽东不详其意，就把它作为自己的警卫部队的番号了。直到毛主席逝世后，人们才发现，原来这个数字有两个预示，一是预示毛主席活83岁，二是在位41年。”细一推算，毛主席确已活到了83岁；从遵义会议到他老人家去世也恰好41年。如果要把“8341”这个代号分为两个数字来理解，这纯粹是一个巧合，绝不是什么老道的灵验。何况毛主席压根儿就没有派人去访什么老道。
8341部队建制是规总的编号，根本没有必要再去琢磨这种数字了。
这支部队的建制是归总参谋部，警卫任务归中央公安部第九局领导。当时的公安部长是罗瑞卿同志。
6月9日上午，我们在中南海团部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议。会上，由我宣布中央警卫团的成立。
我在会上说：“根据上级组织决定，由我兼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任命杨德忠为中央警卫团政治委员，张宏为副团长兼团司令部参谋长，王化宇为副政委兼团政治部主任，王连龙为政治部副主任，周广益为后勤部部长，程会仔任团后勤部副部长。”
尔后，我又宣布了团的编制，传达了中央公安部的指示，对中央警卫团提出了具体的任务和要求。
6月22日下午，我们在中南海东八所召开了全团军人大会。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央警卫师政委张廷桢、公安部第九局局长汪东兴前来参加了会议。
这些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他们强调说，中央警卫团的任务是保卫党中央领导核心和党政军领导机关，确保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绝对安全，在城市的环境里的警卫工作一定要搞得过敌人，只准做好，不准做坏……
后来，警卫目标增加了。北戴河、天安门、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外宾住地、毛家湾以及中央领导和外宾的行驶路线，均由中央警卫团负责安全。这样，到1968年，这支部队便增加到了数千人。
我们的警卫是以公开的武装形式同隐蔽的敌人作斗争。其对象有两类：一是职业特务，专门搞行动暗害，收集情报；利用金钱美女，收买引诱我内部立场不坚定的人。二是一些亡命之徒，他们对革命和革命领袖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
对此，这个部队组建不久，我对中央警卫团的干部强调安全工作时，给大家讲了敌人谋害领袖的大量事例。由苏联的列宁被刺，讲到中国的山东省军区黄祖炎被害。我对他们说，在党中央周围的武装警卫，它设立的每一个岗哨，都是防止阶级敌人的第一道防线，这一道防线如果被敌人突破了，就会危害安全。我们武装警卫，特别要严密防止没有时间地点、白天夜间和刮风下雨天伪装成各色各样的人混进警卫区，破坏我们的警卫目标。我还讲，警卫工作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失去了革命警惕性，离危险只差一步。什么是革命的警惕性呢？革命的警惕性就是阶级的坚定性，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安全的责任心。我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要教育部队具有高度的警惕性，防止和消灭各种 ‘暗箭’，保证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绝对安全。”我们要求部队不仅要具备英勇献身精神，还要学会同隐蔽的敌人作斗争的本领，既要心细如丝，又要不畏强暴。
此外，还要警惕另一种敌人，就是预防自然灾害，如火灾、电线起火、抽烟失火、水灾、地震。
在做好人身安全保卫的同时，我们也注重了政治保卫，维护政治影响。最初，中南海有的岗哨有时拦住了中央领导人的车，我们认为这是有关政治影响问题。为此，我们要求岗哨记住首长的车牌号、姓名、特征及其它记号，尽力熟悉机关人员，便于他们出入营门。还加强了保密工作。一个革命军人如果丧失了革命警惕性，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就等于向敌人缴了械，安全就没有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就要受损失。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好，敌人搞不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机密情报，敌人就好比个瞎子，找不到我们的目标。有失密、窃密，才要重视保密，做好保密工作，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安全。
这支部队誓死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做到了“五个忠于”，即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职守。建国以来一直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政治事故。
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主席这里。内卫是8341部队一中队，无论是毛主席在中南海，还是出巡，都紧随不离。
陈长江副大队长兼一中队队长、李连庆指导员领导一中队的全体同志天天跟毛主席在一起，他们敬仰毛主席，热爱毛主席，与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
毛主席一般是白天休息，晚上工作，这是从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改不了。但白天又很难静下来。那时，中南海麻雀成群，一中队的同志想了好些办法保持毛主席睡觉时周围的安静。一个战士建议说：“铲草除根，捣毁麻雀窝。”经过几天时间的努力，附近的所有的麻雀窝都不在了。麻雀失去了家园，不知道迁徙到什么地方去了，但中南海仍有不少鸟儿在叫。后来用土块打鸟，土块打上去，土散鸟飞，又没有响声，觉得这个办法最好，于是大家用土块对付那些喳喳乱叫的鸟，效果还真不错。
这时，一中队的警卫战士写了一首小诗：
同志，
请你别吵，别跑，
我们的领袖睡觉了，
他昨夜开会一直到了拂晓。
风啊，
请你轻些，再轻些，
让领袖安静地歇一歇，
你看他前天办公到现在
已有两天两夜。
小鸟，
请你别唱，别叫，
让领袖舒舒服服睡个觉，
下午他要接见先进工作者，
晚上还要作报告。
一首小诗，表达了警卫战士对毛主席的一腔情和爱。其实，毛主席也爱护着身边的警卫战士，一些毛主席熟悉的战士调走后，便经常念及他们。如曾文，韩庆余等，都是在他身边干了很长时间的同志。主席每每提及他们，总是处于一种怀旧的留恋之中。
2．我第一次站岗，就在毛主席的门口
1954年的一天，我陪主席去越秀山游泳，毛主席下水游了一圈，一上岸来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张耀祠。”主席又问：“你经过长征没有？”我说：“我经过长征。长征开始时，我在八军团保卫局，到了贵州黎平，就调到国家保卫局来了。”
当时我并没有讲我当兵的第一班岗就站在毛主席的门口，而那时的心里是非常明白的，但我感到在毛主席面前表白自己不太好，直到毛主席逝世我也没有给主席讲过这件事。其实，我自己最清楚，自从当兵以来，我的工作几乎就没有离开过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工作岗位。
这里，让我作一个历史的回顾。
我是1933年参加工农红军的，同年7月，调往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警卫连，担任保卫毛主席和政府机关的任务。
那时，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把毛泽东担任军队中党的、军事的职务全夺去了，只管一些政府工作，即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当然，就这个职务，同样也是受中央保护的首脑人物。后来张闻天出任了人民委员会主席，毛主席仍然享受着一级保卫的对象。
中央政府警卫连成立后，边整训，边执行任务。这天，班长安排我上岗，这是我当兵以来的第一班岗，是“大姑娘坐轿第一回”，我没有想到这第一班哨就站在了毛主席门口。我站在那里，手持着枪，感到既紧张又激动。
不多会儿，毛主席拖着疲惫的身体出来了，他是到外面散步的，我心里反复默念着：“毛主席，是毛主席！”
下哨后，我兴奋地对全班同志讲：“我今天见到毛主席啦！”
那时，毛主席细长的个子，面骨突出，身体很弱，尽管两眼充满了血丝，但仍然显得炯炯有神。在战争年代的环境里，中央的领导每人每天只有十二两粮食，五分钱的菜金，生活非常艰苦，毛主席的身体状况显然属于营养不良。
1934年4月，根据组织决定我被调到八军团保卫局侦察科当科员。同年5月，部队从瑞金经过于都县，再到兴国县崇贤前线作战，与国民党的军队展开了几个月的激战。 10月上旬，部队撤离前线，向于都县开进。“九九”重阳节这一天，部队过于都河。从此开始长征。那时，不叫长征，而叫“大反攻”，反攻到哪里？没有人讲。红军到达贵州黎平县，八军团分散了，这时我又调到了国家保卫局侦察科当科员。红军攻占了遵义城，当中央首长和毛主席进城时，我参加了保卫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入城仪式和毛主席向遵义群众演讲的安全保卫工作。
这些，主席是不知道的，我也从未给主席谈及过。主席挨整的历史，只有他自己才说得清楚。
终于，这一天来了。
3．南巡中主席同我的一次谈话
1962年夏天，我随毛主席出巡南方。
专列奔驰在江南的大地上。在杭州至南昌的途中，毛主席把我叫进了公务车厢，他正躺在床上看一本线装书。见我去了，放下书，挥挥手：“坐坐！”毛主席叫我去谈什么，我心里没有底。但我早就察觉到了主席对调走的战士很怀念，是不是要谈这件事情呢？于是我主动向主席作了检讨，我说：“主席， 1959年上级要我们一中队的人减少一点，我当时没有请示主席，就把主席熟悉的同志调走了。”我说，“像曾文这样一些同志调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现在也不知道，若当时请示主席，就不至于发生这事！”
主席说：“是呀，应该给我说一声嘛！有些同志天天见面，现在看不见了，很想念他们！”
主席呷了一口茶，然后点上一支烟，又说：“这是小事，调走几个人，我这里的 ‘墙’也垮不了，过去王明，就把‘墙’推倒过。”
主席第一次给我讲了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情况。他说：“28个半（即28个半布尔什维克。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以王明为首形成的教条主义派别）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是不赞成的就要打，结果来了个二万五千里长征，把江西苏区搞垮了。”“那个时候，中央政治局开会，不让我参加，只让管点政府工作和群众工作，毫无发言权。”“一直到1934年11月，中央红军过了第四道封锁线之后发生了行军方向问题。红军要到湘鄂西与贺龙会师呢？还是打到贵州去？按照原定计划，是要到湘鄂西。在这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他们在湖南通道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这一回他们才请我去参加会议。在会上，李德、博古仍主张按原定计划向湘鄂西方向行军。我当时就发言说， ‘建议中央红军放弃与贺龙会师的计划，改变路线，不向湘鄂西挺进，而挥师向西，尔后向北进入贵州。贵州情况要好得多，因为黔军力量较弱，类似在广西走廊遭受两面夹击的可能性极小。所以在贵州有可能获得喘息的时间，以便整顿被打散的部队，研究今后的行动计划。而如果按原定路线前进，就会遇上蒋介石所埋伏好了的二十万军队，一路上大山也多，我军就有被消灭的危险。”
主席点上烟，接着说：“我这么一说，朱德首先表示同意，接着，周恩来、王稼祥也表示了赞成。”
毛主席对这一段历史实在是记得太清楚了。他说，“那时候，中国处在危急关头。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首先由博古作正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
毛主席搬着指头说：“我一个，朱德、王稼祥、张闻天、陈云等一些同志都在会上发了言。在讨论中，到会的很多同志对博古的报告很不满意，他对第五次反 ‘围剿’的失败讲客观原因多，讲主观原因少，也不承担责任。许多同志发言严肃地批判了李德、博古 ‘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认为不解决错误军事路线问题，可能会使全军覆灭。当时朱德就说，李德在国民党军队第五次 ‘围剿’中，命令红军打阵地战，其结果是丢掉了苏区，牺牲了很多人，最后，我们还是撤离了江西苏区。而西征开始的军事策略也是错误的，害怕接敌，仓皇逃跑，以致损失惨重，这也是中央的责任。如果继续这样领导下去，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下去了。”
主席呷了一口茶，说，“朱德讲到这里，王稼祥接上了，他说，同意总司令的看法，我重复一句，错误的路线必须改变， ‘三人团’（注：博古、李德、周恩来）得重新考虑……他十分坚定地说， ‘拥护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这时候，张闻天也站了出来，他说， ‘请问博古同志能再继续领导下去吗？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顾问，我们自己要有点主见。我完全赞成把军事指挥权交给毛泽东同志。’陈云也说，过湘江的教训不能再重演了， ‘三人团’的领导必须改变，博古同志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再继续领导下去是有困难的，希望大家慎重考虑。”
毛主席继续讲：“我说，第五次反 ‘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最根本的是在制定战略战术上犯了 ‘左’倾的错误，如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指挥者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赶到打，这样哪能打胜仗呢？这完全是瞎指挥嘛！”
主席谈得慷慨激昂。
谈到李德，主席说：“共产国际派李德到中国江西瑞金来当中国红军军事顾问，博古不懂军事，李德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就同博古结合在一起，博古把他奉为最高顾问，指挥一切。第五次反 ‘围剿’的重大军事行动都是李德决定的，推行了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蒋介石调动了几十万军队，筑起了千万道封锁线，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而李德、博古则以‘先发制人’、‘六路分兵’、‘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一寸土地’、‘不打烂坛坛罐罐’的错误方针，同优势的敌人拼消耗，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
毛主席非常沉重地说：“中央红军撤离瑞金时，有八万多人，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过湘江，八军团打垮了，红三十四师几乎全师覆灭，兵力损失了五分之三，到了遵义，红军保持四个军团的番号，一、三、五、九，实际上只有十六个团，一个干部团，还剩三万余人。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
“我们这个党啊，真是多灾多难！”
遵义会议后，决定由张闻天代理博古作总负责，由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军事小组负责指挥军队行动。新的三人小组的出现，情况就不一样了。
毛主席这次跟我谈话，我也提了一些问题，毛主席很高兴，他谈了四十多分钟。
火车继续向南昌奔驰，我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4．毛主席站在扳登上即兴演讲
1935年1月5日夜，红六团在团溪镇宿营。这个镇离遵义只有几十里路。6日清早，天未亮，红六团起床了。这时，刘伯承总参谋长骑马连夜赶到红六团团部。他对全团指战员作了动员，他说：“下一步打什么地方，大家都知道了。目前我们的处境还是比较困难的，要求我们仗要打得好，还要伤亡少，又要节约子弹，这需要我们多用点智慧才行啊！”
担任前锋的是第一营。营长曾保堂、团参谋长唐振旁走在最前头。唐参谋长在团溪镇上我老百姓打听情况，找到了一位小伙子。他原在“侯家军”里当过兵，知道沿途情况。他说，离遵义30里路，有个山口，“九响团”就驻守在那里，只有过了这一关，才能进遵义城。
怎么叫“九响团”呢？
原来这个团上上下下都有一支一梭九发的“九连珠”毛瑟枪。号称那山口鸟也飞不过去。“九响团”的团长叫侯之担，人称“侯家军”。
红六团在当日夜晚，悄然包围了“九响团”，三下五除二，就被红军解除了武装。除打死的外，二百多俘虏畏缩在寒风细雨之中。接着，第一营换上了“侯家军”的军装，带着几个愿意参加红军的俘虏，准备诈取遵义城门。怎样“诈”？在这节骨眼上，刘伯承又冒雨赶到了，再一次对一营作了战前动员，指出应该注意的地方。他说：“遵义城里有敌人一个师，听说红军过了乌江，军心动摇。你们一个营先进城打敌人一个师，力量悬殊太大。但敌人是惊弓之鸟，一轰就跑。你们要有胜利的信心。同时要多用脑筋多用智慧。”
天黑，又下着雨，一营马不停蹄，直奔遵义城门。
俘虏用贵州土话喊开门。
城门上的哨兵问话：“那一部分的？”
“‘九响团’的。”被俘的“九响团”营长按照曾保堂的吩咐答道。
“‘九响团’不去守山口干什么来的？”
“红军打过来啦！”
“红军？红军不是还在乌江吗？”
城门上的那个哨兵叫来马排长，马排长用手电筒往下一照，见一群被雨水浇湿的穿“九响团”服装、挎“九连珠”的士兵。马排长盘问了一通，那位被俘的营长答得滴水不漏。于是，马排长下令开城门。
1月7日凌晨，城门开了，红军一涌而入。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红军攻进了遵义城。
老百姓看着身着侯家军军服的队伍一个个面黄肌瘦，就怀疑他们不是侯家军。当得知真情后，老百姓说：“我看你们就不是侯家军，侯家军一个个都胖胖的！”并说：“我们非常欢迎你们来打倒侯家军，打倒王家烈。”
毛主席得知打下了遵义城，非常高兴。这是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打下的比较大的中等城市。
毛主席幽默地说：“知道吗？附近就是夜郎国，有个夜郎自大的人物就出在这里。到了夜郎国了，我们胜利了，红军将士可不能夜郎自大啊！”
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唐王朝时代的贵州府就在这里设立了遵义县，此后，便不断扩大其规模，有城墙城门，楼阁玲珑，但这个地方在那个年代并不出名，唐王朝也许并不知道有这个地方，更不可能与洛阳、开封、西安相比，之所以它能扬名是因为红军在这里有过举世瞩目的历史性的转折。
为了严明红军纪律，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同志，积极做好政治工作，有针对性地向红军制定了《进遵义城八项注意》：（一）整齐武装服装。（二）不掉队伍。（三）不脱离部队，不自由活动。（四）到宿营地后出外要请假。 （五）私人不准向群众借东西。（六）不乱买东西吃。（七）无事不要进群众家里去。（八）注意卫生，不乱屙屎尿。
为了保卫中央领导同志进遵义城的安全，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要侦察科、检查科派几个同志先进城，对城内敌特、社会情况进行调查了解，部署好安全保卫工作。
我们进了城，住在新城区，每天到新、老城区普遍找街道居民、商店店员、小商贩和学生对敌特及社会情况进行广泛的调查了解，并对逃离的原敌特以及军、警、宪和公安机关作了详细的查看。一边调查了解，一边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特别是向老百姓宣传红军的任务和性质。
军阀王家烈在贵州是一个土皇帝，横行霸道，欺压老百姓，无恶不作，老百姓早就恨之入骨，敢怒而不敢言。中国工农红军来了，老百姓非常高兴，热烈欢迎红军打倒王家烈。
1月9日遵义城喜气洋洋，街道两边，摆着烟、茶、酒、糕点等。群众早早列队站在街道两边，远远地等候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从他们的身边经过。国家保卫局侦察科、检查科的同志，身着便服，夹在群众中。国家保卫局特务队肩着驳壳枪，排列在中央领导同志的两侧和前排，部队以三路纵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沿大街前进。群众看到中央领导同志走过来时，都热烈鼓掌，一时间，锣鼓阵阵，鞭炮齐鸣，口号声声，“欢迎中央红军到贵州来！”“打倒王家烈！”“打倒国民党蒋介石！”“打倒帝国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等口号声不绝于耳。中央领导同志满面笑容，频频向群众挥手致意，整个遵义城沸腾起来了。
进入遵义新城，过了桥来到老城。毛主席经过府衙门向广场走去。一时间，青年学生和市民便转头涌进了广场，到处都挤满了人。
毛主席注视着四周的人群，心情格外激动，看来他是要即席讲话了。
广场没有讲台，我们马上找来了一条长板凳，放在主席跟前，主席顺脚踏了上去，站在那里向欢呼的人群挥手。当时，我就站在主席的身后，跟群众搅和在一起，密切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严防意外。
老百姓从未见到过毛主席，他们也不清楚站在板凳上的那个人就是毛主席。
站在我身边的几个青年小伙子指着凳子上的毛主席说：
“他不像毛主席，在大街上看到的那个高鼻子才是毛主席！”
这些小青年，把在大街上看到的高鼻子李德当成毛主席了。我心里暗暗发笑。
毛主席站在板凳上向群众讲道：中国工农红军来到贵州是要同你们一道，打倒统治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军阀王家烈，打倒国民党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毛主席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劳动人民，为什么祖祖辈辈都是穷人呢？富人为什么那样富呢？这是因为有外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政策，对内发动全面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战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土豪劣绅对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国民党军阀的党、政、军所有的官员是一群贪官污吏，是专门敲诈勒索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吸血鬼，富了当官的和地主老财，穷了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我们无产阶级几千年来都是受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军阀官僚的压迫剥削。究其原因，最主要是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政权，没有自己的军队，人民就没有自由说话的权力。因此穷人没有靠山。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政权和军队，人民就有自由说话的权力，就有生存的条件。
毛主席站在凳子上，双脚一动不动，手却在不停地挥动着：“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人民谋利益、求解放的军队。劳动人民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建立人民民主政权。青年们要踊跃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壮大红军的力量。坚决打倒国民党蒋介石，打倒军阀王家烈，打倒贪官污吏，废除苛捐杂税。”
毛主席又说：中国工农红军要北上抗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现在要把整个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全国各党派、各界人士、各方军队和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只要愿意抗日救国，我们都欢迎。共产党愿意同他们联合起来，一致抗日，把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
1月12日，我从侦察科调到国家保卫局特务队任班长，担负保卫遵义会议的安全任务。会议从15日起，进行了三天。会上，对李德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撤销了他的军事顾问的职务。在离开遵义时，上级把李德交给我班负责看护。邓发局长指示：要注意三条：“一、不要他自杀了；二、不要他逃跑了；三，行军（特别是夜间）时和到达宿营地都要看得严，跟得紧，保证不发生问题。”
我说：“保证完成任务！”
5．从雪山草地走向共和国新生
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经常听他谈及红军在雪山草地的艰苦岁月，要求我们不能忘本，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建国初期，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共和国来之不易，我们现在虽然有些困难，但也不是二万五千里长征嘛，也不是雪山草地嘛！”毛主席不知有多少次向我们谈起红军过雪山草地的艰难，谈到动人之处，他就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来。我是一个从雪山草地上走过来的红军战士，是一个幸存者，我深深理解主席的这种心情。
红军是1935年6月开始过雪山草地的，当时我在国家保卫局，也不时见到毛主席，对这一段历史我一直记忆犹新。
我们平时讲的过雪山，实际上就是“夹金山”，它位于四川、西康边境，海拔四千多米，一上一下要走七十多华里，山上终年积雪，有四五尺厚。在长征时，我们在这一带跋涉地非常艰难。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跟我们一样，忍受着难以想象的艰难险境。山上空气稀薄，严重缺氧，憋得人喘不过气来，浑身无力。在历史上，很少有人从这里走过，我们翻越大雪山无疑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壮举。红军于6月7日到达“夹金山”下，寒气阵阵向人袭来，大家穿上所带的衣服向茫茫雪山迈进，有的人从雪山上摔下去，过一会就被雪团淹没。
过了夹金山，到了四川北部懋功县的毛儿盖，部队休息了十几天时间，准备干粮，寻找羊皮和羊毛，为过草地作准备。毛儿盖地处大草地边缘，八九月份是草地雨季的高峰，我们经过草地时，时而下雨，时而下冰雹，时而又雨雪交加，狂风怒吼。站在草地，举目四望，茫茫一片荒凉，没有树木和房屋，没有人烟，没有一片干燥的土地，整个一片无人之境，难以见到一点人间的生机与活力，只有那腐烂了的永远浸泡在污水中的野草，无边无际。草地也有繁花锦簇的地方，但这样的地方往往就是陷阱，它的下面就是深不可测的沼泽，只要误入花丛，一分钟之内就会把你吞掉。我们要想在很快的时间越过草地，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天要走七八十里路，在草地整整走了七天。不仅要跟自然条件斗，同蒋介石和地方军阀斗，还要同张国焘错误路线斗。就这样，我们攀悬崖，过峭壁，涉急流，顶住了莫测的风暴，越过了无底的沼泽，战胜了饥饿的威胁，终于在 1935年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北吴旗镇，同陕北红军会师了。在吴旗镇，毛主席对肖锋同志讲道：“你们算过没有？我们离开中央苏区已经走了多少天啦？”他沉吟片刻说：“到今天为止，我们共走了十二个月零两天，算起来，我们进行的战斗不超过三十三天，休息不超过六十五天，行军约二百六十七天，我们走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我们已经走了二万五千里路程了。”
大家听毛主席这么一算，都喟叹不已。
据统计，红军在长征途中，路上共经历三百六十八天时间，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其中有十五天在打大仗；有二百三十五天白天行军，十八天夜行军，只休息了四十四天。在长征路上，平均走三百六十五华里休整一次，平均每日行军七十四华里。红军爬过了十八条山脉，其中五座山终年积雪。渡过大小河流二十四条，途经十一个省，占领过大小城市六十二个，突破了十个地方军阀的封锁包围，通过了六个少数民族地区。
在陕北延安，我们住了十多年时间。就在这期间，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错误路线在党内已经没有了市场。自然，共产党的力量一直是蒋介石的隐患，便派胡宗南的大军“围剿”延安。那时，我在中央警备团政治处当主任，相对平稳的生活促使我成了家，结了婚。但是胡宗南要来“围剿”延安了，我们不得不搬家。毛主席说：“失地是为了复地，为了整个全中国的胜利，他胡宗南来延安，我们让给他，但他没有想到国民党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他还形象化地说：“当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6．撤离延安，进住北京
1947年初，蒋介石调兵遣将，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胡宗南率数十万大军气势汹汹直扑延安而来。天上，飞机不断飞到延安上空进行侦察和轰炸。我们中央警备团有一个重机枪连，能对空射击，组成了三个组，分布在延安的高山上，担任防空任务。开始时，敌机低空飞行，我们打了几次，敌机不敢低飞了。
正当边区军民准备为保卫延安和胡宗南决战时，党中央审时度势，做出了暂时撤出延安的战略决策。要放弃革命圣地――延安，中央警备团不少战士在思想感情上一时转不过弯来。他们说：“我们要与延安共存亡，坚决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决不让胡宗南占领延安。”绝大多数指战员说：“我们是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警卫部队，要坚决服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向那里，我们就打到那里。”
毛主席说：“蒋介石打仗是为了争地盘，占领延安，他好开大会庆祝。我们就给他地盘，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员，缴获他的装备，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来壮大自己。这样，他打他的，我打我的了。等蒋介石算清这笔账，后悔就晚了。”“蒋介石占领了延安，双十协定就被他彻底撕毁了，他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我们撤出延安，意味着我们要解放西安，解放南京，解放全中国！这就是战争的转折点……”
1947年3月18日下午6时，中央警备团由刘辉山团长、张廷桢政委、古远兴参谋长、张耀祠主任带领二个连一个骑兵中队，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撤离延安。这时，胡宗南的部队分五路进攻陕甘宁边区。他的部队有二十四个旅，二十三万人，十倍于我军的力量，当时，蒋介石命令他率领十万大军进攻延安，并集中了他的三分之二的空军力量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妄想给党中央以致命的一击。
在一片枪声中，中央警备团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安全撤离了延安。
在枣林沟，中央政治局开了一次常委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五个常委作了分工，由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前线为前委；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去河北西柏坡为中央工作委员会；中央机关在山西临县三交镇为后委，由叶剑英、杨尚昆等负责。
当时，毛主席说：“现在我们面临的任务很多，但是第一位的是在军事上打败国民党蒋介石。没有这一条，其它一切都无从谈起。”常委决定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全国的军事指挥，因为他是事实上的最高军事统帅，并由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同志的工作。
党中央毛主席留在陕北，这是一个英明决策，它既稳定了人心也鼓舞了士气，在政治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同时借以牵制住胡宗南的主力，减轻了华北、山东等战场上的压力，有利于刘、邓大军进军中原，早日转入全国规模的大反攻。全军最高统帅部有意放在战争最前线，这在世界战争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历尽艰险，在前半年是最紧张的，先后进驻过十二个县、三十七个村庄，有力地指挥了我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使中国历史发生了伟大的转折，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开辟了一条非常光明的坦途，用隆隆的炮声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和毛主席离开西柏坡。十一辆吉普车、十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向北平开进，在当时来讲，这可是最大的阵容了。然而，就是这些车队，运载着胜利，运载着中国共产党的不屈的精神，也运载着共和国的新生，人们的脸上充溢着喜悦的泪水。就要到北平了，谁不为之而兴奋不已啊！走在前面的是带路的吉普车，第二辆就是毛主席乘坐的中型吉普车。
路上，毛主席对卫士同志说：“1947年3月18日，我们撤离延安啊……去年3月22日，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进军啊，今天是3月23日，与去年的3月22日，只差一天，我们又向北平前进了，三年三次大的行动，都是在三月份。明年的三月份应该是解放全中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毛主席还说：“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靠军队打出来的。我们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直至取得今天的胜利，这一切都是在山区和边沿地区敌人不注意的地方、敌人不愿意去的和去不了的地方发展起来的。因为我们的军队能吃苦，能克服一切困难，才会有今天的胜利。”
1950年2月，毛主席在哈尔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他非常自豪地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之后，在陕北和恩来、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性的战争。”
周恩来总理接着说：“毛主席是在世界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战争，人们说，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周总理说：“这个奇迹为什么能够发生呢？因为有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和伟大的人民。而领导我们党、军队和人民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进北京了，毛主席成了中南海的主人，他为社会主义建设日夜操劳，费尽了毕生心血。在我跟随他的岁月里，他的工作精神、他的学习劲头，使我为之感动。在百忙之余，他孜孜不倦地看书，战争年代是这样，和平建设时期同样是见缝插针，博览群书。他认为看书就是休息。他涉猎的知识很广，《诗经》、《左传》、《国语》、《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以及国外的马克思、列宁的著作等，他都看。有的书他看了好几遍，做了不少标记和批注。一次，他指着《资治通鉴》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也有古为今用的治国策，我们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同样需要这些啊，芝麻开门，关键是要开巧。”他又说：“没什么了不起的，十二寡妇征西，走了多远的路？写在史书上就了不起啦，还有东征的，南征的，北征的，都未创造过红军的壮举。”毛主席谈这些话时，非常自信，显然这种自信是从书中获得的。我发现，书在他的生活中实在是太重要了，他常常手不离书。躺在床上他要看书，吃饭他要看书，上厕所同样如此，在他的厕所里，放着由他自己选定的书籍和铅笔，他一进去，常常好长时间就不出来，把工作人员等得很焦急。出外巡视工作，我们则要帮他带上二三箱子书，以便供他选用。1962年12月，我随主席到江西，当时他患感冒，发烧三十九度，几次我进他的卧室，都见他拿着书聚精会神地看着，我劝他：“主席！你发烧，要多休息，不要看书了。”他说：“哎，看书也是一种休息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