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但在60年代后，用人上有失误，林彪就是其中一个。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林彪写进中国共产党党章，确定林彪为“接班人”。这时的林彪急欲登上权力的峰巅。在这以后，林彪及其反党集团成员经常勾结在一起，密谋夺权，妄图取代毛主席，在政府职务上想担任国家主席。他希望通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名正言顺地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1．庐山骤起风云
1969年10月15日，毛主席离京来到武汉，在东湖宾馆下榻。此间，主席很少出去散步，也没有接见任何客人。他每天阅读文件、审批文件、看书读报，思考问题。1970年3月，他提出要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改变国家领导体制，不设国家主席，他也不当国家主席。并决定8月份在江西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主席要汪东兴同志回北京向中央政治局传达他的建议，请中央政治局讨论。
3月8日下午，汪东兴从武汉乘飞机回到北京。3月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周恩来总理主持会议，汪东兴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经过讨论，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决定各有关部门分头进行准备工作。
3月9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主席的意见，着手研究并开始了修改宪法草案工作，政治局的同志对宪法草案和全会的有关文件进行了多次讨论，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努力，拟定了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审议修改宪法草案，审议国民经济计划，以及战备工作问题。
中央政治局将文件送请毛主席审定，毛主席审阅同意了。
1970年8月18日，我随主席从杭州出发， 19日下午到达庐山，在庐林湖游泳25分钟。尔后住进芦林1号楼休息。晚上住在脂红路175号。我担负保卫毛主席和全会的安全任务，并列席了九届二中全会。22日下午3时，毛主席主持了政治局常委会。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到会。会议商议了由周恩来同志代表政治局向全会作政治报告。大家均同意主席的提议。毛主席说：“这次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8月23日下午3时，全会开幕了，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作政治报告。
按照原定议程，周恩来作完政治报告后休会。
毛泽东出于礼节对三位常委问道：“你们还有什么要讲的？”
这时，林彪慢腾腾地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的稿子，采取突然袭击，以“颂扬”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为名，大讲“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现在有人反对提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反对提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不要不服气，要承认天才，不承认天才是不行的。”林彪在讲到毛泽东思想在我们一切工作中的指导作用时说，“这一点各个地方各个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可能是不一样的，这也很自然的，一切事物总是不平衡的，总是有差别的，就是在党内也是不平衡的，你们是不是觉得老三篇不大起作用呀？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起作用的，另外，还有其它的一些政策思想，以及哲学思想，这些都是起作用的，还有政治思想，多了！”
在讲了这些以后，林彪特别挑衅地说：“我说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当天晚上，政治局开会，由周恩来总理主持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吴法宪突然提出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很重要，要求明天放一次录音，学习讨论三天。”
其实，在8月23日早晨，叶群就对秘书说：“下午开会，首长可能要讲话，赶快将原来的讲话稿改一改。”由此可见，林彪要讲话，是早有准备的，林彪在常委会上对毛主席说“不讲了”，这是公开的欺骗，是别有用心的。
林彪的这次突然袭击，完全是煽风点火，是为了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所采取的决策，他的政治目的就是坚持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反革命动员令。
林彪知道吴法宪提出学习讨论他的讲话，非常高兴，他要林立果（当时林立果也在庐山）给吴法宪打个电话，对吴法宪的效忠表示肯定。
林立果在电话里说：“你在政治局会上所提出的意见很好，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表扬你，说你又立了一功！”
吴法宪按照叶群的授意，串联了空军、海军、总后的一些中央委员，要他们都在小组会上发言，他说：
“林总的讲话不是随便讲的，是有所指的，是不点名的点名。明天，你们都要发言，就按林副主席的讲话调子讲，你们要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副主席。”
之后，吴法宪又找到王维国、陈励耘说：
“林副主席的讲话，说到我们的心坎上了，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是原则问题，也是对我们的支持。明天你们都要发言。林副主席的讲话，事先报告过主席。”
陈怕达连夜组织人编辑恩格斯、列宁、毛主席论天才的几条语录，在小组会上发了，他还私拟了设国家主席一节的宪法草案条文。
8月24日上午7时，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开会，叶群说：“先给你们讲讲林副主席的意见，归纳为几点：（一）要表态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坚持天才论；（二）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三）发言不要点名，不要扩大打击面，打击面宽了，毛主席那里通不过；（四）今天下午分组讨论，吴司令你最好先发个言，你开个头，给大家定个调子。”
吴法宪说：“好的，好的！”
24日下午，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到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进行活动。
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言时，很有煽动性他说：“多么猖狂，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有人不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有人利用伟大领袖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不承认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
叶群发言说：“林彪同志很多会上都讲了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得多、懂得的也多。难道这些话都要收回呀？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如果不讲天才，马列还算不算数？”这些谣言集中爆发出来，欺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
王洪文以及他主持的上海小组，也大肆吹捧林彪的讲话，说什么“林副主席的讲话非常重要，给我们敲了警钟，不承认天才，就是不承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王洪文还授意某人为他起草了一份“我们的态度”的发言稿。
8月25日上午，华北组将陈伯达的发言，出了一期第二号简报。
由于这伙人的煽风点火，制造混乱，使全会无法进行下去。
2．庐山真面目
毛主席识破了他们的阴谋。25日，毛主席找林彪谈了话，周恩来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了话，要他们向中央作检查。他们所在的会议小组简报还未发出，叶群等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要全部私自收回，中央没有同意。
2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各组召集人参加了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宣布了三条：“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立即收回会议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没有发的不要发了；责令陈伯达作检查。”主席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他冲着林彪说：“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
庐山会议的前一阶段，黄永胜没有参加，但他要讲话的调子，是与林彪一唱一和的，当总理通知李德生把黄永胜换上山来时，黄永胜感到自己汇合到林彪“大合唱”的时候到了。但他一上山，发现庐山的“残云已去”，再不敢呼风唤雨了，只好把写好了的讲话稿撕毁了。王洪文也趁机转舵，把准备好了的讲话稿换成了批判陈伯达的天才论。会后毛主席找人谈话，开小会，这样持续了六天时间，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往往在凌晨二三点钟，从芦林一号回到住所。夜间，庐山就像罩着蚊帐，浓雾滚滚，伸手难见五指，能见度很底，看不见路。主席要我多找几个马灯做路灯，可有马灯还是看不见路，只好找两个干部手提着马灯，在车头两侧行进，车速不能开快，只能徐徐行进。主席经过几天来的调查研究，写出了《我的一点意见》，8月31日，印发到会的全体同志。
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陈伯达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驳斥了他的谣言和诡辩，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毛主席指出：关于天才的材料，没有马克思的话，“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陈伯达伙同林彪和他的老婆叶群以及掌握军队大权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会内会外四处活动，煽风点火，以拥护毛主席任国家主席为名，反对毛主席提出改变国家领导体制和不设国家主席的决策，妄图把林彪抬上国家主席的宝座，毛主席非常气愤地批判陈伯达是“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主席特别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 （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那样一些人的当。”陈伯达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是两面派，野心家。《我的一点意见》及时发表，粉碎了林彪一伙向党夺权的阴谋。
全会于9月6日下午闭幕，7日与会人员陆续离开庐山。
毛主席心里很难平静，直到9日他才离开庐山，到了江西南昌。
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书面检查上批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
主席还批道：“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10月15日，主席用铅笔，在叶群的书面检查上批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还批道：“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
12月18日，主席在会见美国客人斯诺时，心里就很不平静。斯诺一见面就说：“你是一代伟人，我到中国来见到处都写着四个伟大。”
主席抢过话题，非常生气他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就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它的一概去掉。”
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华北会议，由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系统地揭发了陈伯达的罪行，并宣布了改组华北军区的决定：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为政委。而当时对林彪则采取了“保守治疗”的方针。不久，周恩来还专门带李德生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北戴河看望了林彪。路上，周总理对李德生说：“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目的是给他一个台阶下。”
3．伴随毛主席南巡
1971年8月14日，毛主席离京乘火车去南方巡视工作，我带了一中队一百余人，每人两支枪，一支手枪，一支自动步枪，还有轻机枪，负责毛主席的安全任务。毛主席每到一个省、市都要找党政军负责同志谈话。主席的巡视日程是：
8月16日，毛主席到武汉，在武汉谈话的有华国锋、汪东兴和武汉军区政委刘丰等。
8月17日，主席到长沙，在长沙谈话的有华国锋、汪东兴、丁盛、刘兴元、卜占亚。
8且31日，主席到南昌，在南昌谈话的有许世友、韩先楚、汪东兴、陈世清、杨栋梁、文道宏。
9月10日，主席到杭州，谈话的有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白崇善、汪东兴。这时，广西的韦国清来到杭州，由汪东兴向他传达了毛主席的谈话内容。
9月10日晚，主席到了上海，当晚找了马天水、王洪文、王维国、汪东兴谈话。
11日上午，主席继续在上海找许世友、汪东兴、马天水、王洪文谈话。
12日下午在北京丰台车站支线找吴德、李德生、纪登奎、吴忠、汪东兴谈话。
毛主席同各地同志谈话时，首先要求大家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有的同志记不清歌词，主席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领唱，唱完后，毛主席总要对歌词的意义进行讲解。他在杭州时就说：“在座的诸位，你们要学习列宁在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的那篇文章，要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能够讲解，更要照着去做。”
主席说：“国际歌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章，就是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我们的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这怎么行呢？我们唱了五十多年的国际歌，就是要讲团结，没有讲分裂么！我们党内有人搞了几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不信。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
毛主席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有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得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做，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我们每一个党员。”
毛主席在谈到《我的一点意见》时说：“我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门批天才论的。”主席说：“天才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所到之处，毛主席都着重谈庐山的斗争问题，点名批评林彪、陈伯达和黄永胜等人。
他指出：“庐山这件事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毛主席说：“他们心里有鬼，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分离党，急于夺权。”
毛主席说：“林彪那个讲话事先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事先连招呼都没有打。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又赶快收回记录 （指叶群等人发言的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主席还说：“庐山这次的斗争，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个大将外。”“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这在我党有史以来是没有见过的。”
毛主席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 （指黄、吴、李、邱）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成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事，自己写，免得误事。”
毛主席在谈到干部问题时说：“有些干部还没有站出来，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少数，不好的干部加以批评教育，好的干部要表扬，但不能捧。”毛主席第一次不点名地点了林立果，他说：“二十几岁的人就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
毛主席在谈到军队工作时指出：“我不相信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军队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毛主席谈到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时说：“还是教育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党有这么一个规矩，有错误不要紧，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不讲政策，总是不好吧！”
想起吴法宪所讲的“伟大谦虚”，毛主席说：“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我在庐山会议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我认为毛主席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不但从政治上击中了林彪反党集团的要害，而且从思想上揭露了他们唯心论的根源。毛主席南巡讲话，特别强调指出：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不仅是理论上的斗争，而且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思想和政治二者是紧密联系的，是不可分割的。毛主席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回到北京，我还是要找他们谈，他们不找我谈，我去找他们谈。犯了大的原则错误，为首的人，要改也难，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前途有二：一个可能改，一个可能不改，要看实践。”后来，毛主席指出：“实践证明，黄、叶、吴、李、邱五个人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吗？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有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离，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毛主席最后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主席曾对我说：“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要搞上几个人在一起。”他还说，“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我们要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
4．毛主席闯险关
毛主席行动机警，严格保密。在各地住的时间：武汉住了10天，长沙、南昌住3天，杭州住了5天，上海住了一晚，没有下车。南京、济南、天津都没有停留。
毛主席的南巡谈话是怎样被林彪一伙人知道的呢？主席每到一处谈完话都要求不要外传。可是，9月5日当李作鹏因外事活动到武汉时，刘丰却把毛主席的谈话告诉了李作鹏。李作鹏回到北京，马上将这一情况告诉了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迅疾把消息转给了叶群。当日深夜，在北京的周宇驰用电话从广州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同舟那里了解到，广州部队正在传达毛泽东在长沙接见他们时的谈话内容，便说：“你们听完后也给我们传传。”深夜11点半，周宇驰通过于新野打电话给顾同舟，终于了解到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并作了15页纸的记录。9月6日，周宇驰亲自驾驶直升飞机来到北戴河，找到了正在那里谋划明天前途的林彪、叶群、林立果，把谈话的核心内容送给了他们，他们顿时惊恐不已，深感大难临头。9月8日，林彪写下了军事政变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命令办！”
后来才知道，他们要谋害毛主席，早就搞了个《 “571工程”纪要》政变纲领，建立了一支大、小舰队。在审判罪犯时得知，在主席南巡时，叶群已向黄永胜送去了秘密亲启的信件：“现在情况很紧，我们决定在上海动手！”他们决定在上海采取三条措施：一是用火箭喷射器击毁毛主席乘坐的专列；二是用100毫米口径高炮平射火车；三是让上海空军某部政委王维国带上手枪趁在火车上接见时动手等等。
这时，叶群很注意毛主席的行动，她对吴法宪说： “毛主席跑了一路，一定很疲劳，可能在杭州休息一段时间，国庆节前回北京，你要注意掌握毛主席的行动，及时报告。”
林立果亲自到了杭州，同陈励耘谈了一次话，临走时对其讲到：“毛主席到了杭州时，千万要给我打个电话。”
这伙人每天都在密切注视毛主席到了什么地方，找谁谈了话，谈了什么内容，要他们打听真实情况，及时报告。
9月2日，主席在南昌同江西省的一位负责人谈话，这位负责人听了主席这次的谈话，联系到他知道的一点情况，向毛主席谈了三点：一、7月间，空军周宇驰两次跑到南昌活动，并运来一辆水陆两用的汽车要江西仿造。7月底，周宇驰把汽车用飞机运走了。二、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带我去见了叶群，她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三、林立衡同我妻子讲了林彪、叶群的一些问题，她要我少同林彪一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毛主席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就在9月8日深夜，毛主席突然下令，把专列从杭州笕桥机场停车点，转向去绍兴线的支线上停放了一天半，10日下午离开杭州，晚上9点到达上海虹桥支线。主席告诉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次日上午许世友乘飞机来到了上海，他问领他去见主席的人：“主席下不下车？”回答说：“主席不下。”许世友上专列时，王维国也想一块上来，我们没有让他上车。主席开始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不知不觉到了中午时分，主席对王洪文说：“今天中午你请客，陪陪这位老将军到锦江饭店吃饭去，我们在这里等候你们。”可是当汪东兴送走许世友、王洪文回来，主席马上说：“我们走，不同他们打招呼。谁也别通知，马上开车。先发前卫车。”而这时林立果、周宇驰正在北京西郊机场研究在上海谋害毛主席的方案。他们哪里想到，方案还未出来，毛主席便安然地离开了上海，下午6时到了南京车站，许世友从上海赶到南京，急呼呼地来到车站，再次问主席下不下车？汪东兴告诉他：“不下车了，主席已经休息了。”专列停车10分钟后，继续北行。12日早晨6时，专列到了济南车站，找杨得志同志谈话，可杨得志不在济南。列车北行到了天津车站时，主席突然对我说：“打个电话，通知吴德、李德生、纪登奎、吴忠到北京丰台车站支线开会。”
我当时想，快到北京了，毛主席怎么不回到北京找他们开会呢？虽然主席没有发现林彪的政变阴谋，但事实上主席是有先见之明的。我打完电话后，专列风驰电掣般地往北京行进。在12点多，列车到了预定地点，通知的四位同志都赶到了。会议进行了将近两个多小时。
毛主席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了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一万句吧，那也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都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就是树他们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缔造的人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毛主席说：“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黑手后面还有黑手。”
但主席没有想到，就在当晚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事。
5．向张耀祠副主任报告，保卫好毛主席
12日下午4时，毛主席安全回到中南海。
9月12日下午，林立果得知毛主席回到北京后，哭着说：“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首长把性命都交给我了，我怎么去见首长呢？”
叶群接到林立果的电话，来到林彪的房里，叫喊起来：“一○一，不好了，老虎那里落空了（老虎是林立果的小名），人家早就过了上海，把我们蒙在鼓里，我们受骗了……”
林彪说：“慌什么，快，快执行第二方案。”林彪的第二方案，就是政变不成逃往广州。
林立果慌慌张张要了一架256号三叉戟飞机呼啸着飞到秦皇岛，晚上8点15分到达北戴河。林彪、叶群正等候他的到来。林立果一到，三人便开始商量向外逃跑的方案。他们原计划政变如果不成功逃往广州，另立中央，实行割据，形成南北对峙局面。但是，毛主席找广州的丁盛、刘兴元谈话后，二人回到广州召开了师以上二千多人的干部会议，传达了毛主席谈话的主要精神。林彪知道这个消息后，害怕了，不敢往南，改向北逃往苏联。
这时候，正巧让林立衡听到了他们要逃跑的情况，便立即找到警卫秘书李文甫，要他立即向8341部队负责人报告此情况，李文甫说：“我离不开。”林立衡只好在晚上9点50分左右，到8341部队找到二大队长姜作寿，她说：“林立果、叶群正商量要挟持林彪逃跑，我要找你们
的负责人报告。”
姜作寿说：“我们张宏副团长在这里，我找他来。”
林立衡说：“请他快点来。”
姜作寿给张宏副团长打完电话后，在晚上10点20分钟给我打来电话，先将上述情况作了报告。我当即告诉姜作寿：“要派专人监视林彪住所的动静。”
我立即用电话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汪东兴同志，汪东兴又马上将此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打电话查问吴法宪：“今天下午去秦皇岛的飞机是谁批准的？”
吴法宪支支吾吾，经查是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
总理说：“必须马上回来，不准带任何人！”
吴法宪向总理报告了假情况：“那架飞机是夜航试飞，出了故障！”
总理说“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马上回来。”
周总理补充道：“秦皇岛这架飞机起飞，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飞机才能起飞，要李作鹏马上打电话通知秦皇岛机场负责人。”
但是，李作鹏通知时，说“四个人中有一个人的命令，飞机就可起飞。”李作鹏别有用心地篡改了周总理的命令。
晚上11点多钟，张宏给我打电话说：“林立衡讲，林立果、叶群正在商量要挟持林彪今天晚上逃跑，还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林立衡让我立刻直接向张耀祠副主任报告，保卫好毛主席。”我接电话是在汪东兴秘书值班室，汪东兴和秘书高成堂都在场。张宏说一句，我重复说一句，他们两人都听清了。
汪东兴立即用电话向周恩来总理如实报告了上述情况。
之后，我又给张宏同志交待了四条：一、派专人严密监视林彪住所的动静；二、要组织好部队；三、要准备好汽车；四、一有情况及时报告。
据林立衡未婚夫张清林说：“叶群连找林立衡两次，问她哪里去了。第二次找时，叶群直接问：是否去向8341部队报告去了？叶群显得很紧张。”
当晚23点30分，叶群为了掩盖逃跑企图，给周总理打了个电话，她说：“林彪今天晚上想动一动。”
总理问：“是空中，还是地上？”
叶群说：“是空中。”
总理问：“有飞机吗？”
叶群含含糊糊地说：“没有，报告总理后再调。”
平时林彪用飞机，从不向总理报告，这一次报告总理，显然是为了遮掩林彪逃跑的阴谋企图。
总理讲道：“晚上飞行怕不安全吧！”
叶群说：“不要紧，林彪想看看夜景。”
是夜23点40分，张宏再次向我报告：“他们已经调汽车了。”
我问：“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张宏说：“准备好了。”
我说：“他们走时，你们要跟上他们，要特别注意他们去的方向。”
这时还没有报告毛主席，中央还没有指示，我只能向张宏交待注意去的方向。
我放下电话，“叮呤――”，又是张宏的电话，他报告说：“林彪他们出来了，刘沛丰手提四个皮包先上车，林立果、叶群、林彪最后上车，李文甫上车后汽车开走了。汽车离开96号楼后，路上被8341部队二大队一中队队长肖奇明挡了一下，没有拦住，汽车跑出约二千多米，李文甫叫停车，他从车里跳出来，与此同时连响三枪，可能是林立果他们打的，李文甫左手负伤。此时肖奇明听到枪声，还击了两枪。林彪的汽车加大了油门，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向机场飞驰而去。”
“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我们必须正视历史。林立衡同志是林彪的女儿，但在那天晚上她从住地偷偷出来，向8341部队张宏副团长报告：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逃跑，他们要暗害毛主席，派飞机轰炸中南海，要张耀祠保卫好毛主席。当飞机起飞后，林立衡又打了两次电话，头一次说飞机起飞了，听到了飞机的响声；第二次又打电话问飞机截住了没有。我认为林立衡同志这种行动是正确的，她及时报告，关心毛主席的安全，是有功的。她同叶群、林立果的是非是分明的。
由于她及时报告，至少使党中央很快地知道了林彪几个要逃跑。林立衡当时说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逃跑，这可能是对林彪的本质没有看透，也可能是还不知道林彪、叶群、林立果一伙的阴谋是要搞军事政变，急于篡党夺权，取代毛主席的职位。
9月13日0点22分，林彪的汽车一进机场，就直奔停机坪开到256号专机附近，汽车还没有停稳，叶群先跳下车，高声嚷叫：“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
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拿着手枪乱喊：“快！快！飞机快起飞！”
他们不等飞机加完油和开机舱门、架舷梯，就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往上爬。
他们看到8341部队汽车赶来时，顾不上等机组人员和搬运车上携带的机密文件与贵重物品就命令驾驶人员
起动飞机。顿时震耳欲聋的马达声响彻静谧的夜空。
9月13日0点32分，林彪乘坐的飞机，在一片漆黑
中强行起飞了。机组上的副驾驶员、领航员、报务员和服务员都没有来得及上飞机。
8341部队的吉普车、大卡车还未到机场，飞机已经起飞了，张宏带领几个人，把那些未能走了的人包括专机的副驾驶员、报务员、服务员等，统统集中到候机室不准离开一步，等候处理。
这时周恩来来到毛主席住所，向主席作了简要汇报。并问：“怎么办？打不打，还在射程之内。”
主席说：“不要打，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都是没有法子的事，由他去吧。”
这时，总理向全国发了紧急“禁空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同时，向各大军区、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通告了情况。
9月12日晚，林立果按照林彪的决定，给北京周宇驰打电话，命令他说：“南去不成，速向北逃。”
9月13日凌晨3点15分，沙河机场报告说：“起飞了一架直升机，北上向张家口方向飞去。”总理得知后报告了主席，主席问：“又是哪几个？”总理说：“有周宇驰、于新野……”毛主席下令：“拦截回来，迫降，不听就打下来！”
上午，周宇驰等乘坐的直升飞机，被迫降落在怀柔县境内。被逼迫驾驶飞机的陈修文同志机警地把飞机转向北京，被周宇驰发觉，陈修文同叛徒搏斗光荣牺牲了。
飞机迫降后，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决定自杀。但是怎样自杀呢？
周宇驰说：“我打于新野，李伟信打我。”
于新野说：“这样不好，我们还是自己打死自己吧。你喊一、二、三，各自开枪。”
这样，都同意了。由周宇驰喊“一、二、三”，随着两声枪响，周宇驰、于新野均开枪打死了自己，李伟信不想死，没有开枪，被活捉了。
最后从直升飞机上缴获了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政变的全部罪证 《 “571工程”纪要》、大小舰队的名单、机密文件、军用地图、金、钱等等。这些罪证，对于处理林彪反党集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舰队名单是他们的政变骨干，经毛主席决定将舰队名单的九十三人全部抓起来进行审查。
9月14日下午，外交部接到我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9月13日凌晨2时许，林彪叛逃所乘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汉草原坠毁，林彪和他的老婆、儿子等八男一女全部摔死了。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反党叛国落得个折戟沉沙、遗臭万年的下场。
6．是江青提出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
林彪折戟沉沙后，我始终想不通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是谁提的？
我问汪东兴同志，我说：“为什么要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是谁提议的？”
汪东兴说：“是江青提的。”
1968年10月17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她进一步强调说：“一定要写！”
1968年10月27日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
1969年4月中央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 “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
张春桥第一个赞成。他说：“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康生极力吹捧林彪，他说：“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提到他的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又说，“我的意见，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应当写入党章”。
之后，起草报告的人对毛主席也不同程度地说了假话。他们对主席讲：“大部份同志要求把林彪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写进党章，写进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以进一步提高他的威望。”
康生在吹捧林彪时，他自己心里也不是滋味，起初提出的候选人有康生，但是在搞无计名投票时，康生少了几票，他当天晚上就追查汪东兴，汪东兴说：“谁没有投票，我怎么知道？”
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党章的问题，主席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对“写作班子”说：“既然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
主席哪里知道，实际上只有那么几个人在为此事闹腾。有些同志虽然口头上同意，但心里却不怎么赞成，因为选定林彪作为接班人是主席提出来的，所以只好附和同意了。
此后，江青跟林彪的关系便难以琢磨了。
因为江青的好多事情不得不倚重于林彪。但林彪虽然在许多场合也在吹江青，可他眼睛盯着的还是主席这里。于是二人总是在“换手搔背”，相互利用着。
多少年来，林彪既用语录、口号和“天才”吹捧毛主席，又跟叶群一起在各种不同的会上高度评价江青，给江青以许多桂冠。这对于想当副主席的江青来讲，是求之不得的事，加之主席又在会上讲她不能当副主席，她非常需要林彪和叶群这样为自己“提高威望”。可作为林彪来说，他并不认为江青有多了不起，只是看到主席这里的份量太重了。
说实在的，江青并不希望林彪当副主席。但是林彪还是当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就不得不在很多场合支持林彪了。所以，她的心里还是比较矛盾的。
江青与林彪的关系就是这样微妙。
江青与林彪尽管在相互支持，都不公开他们各自心中的账。
江青好事可以做，但坏事做起来特别心狠手辣，林彪对此是很害怕的。
那么，陈伯达对江青与林彪二人的态度呢？陈伯达是“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是副组长，天天处在一起，对江青了如指掌。他最初跟江青搞得很亲密，但发现江青经常张狂害人，担心自己落得个不死不活的下场，所以后来只好倒向了林彪。而林彪正缺“文人”，很快，林、陈搞在了一起。
尽管陈伯达找林彪作了“保护伞”，但他哪里斗得过江青。
本来，九大的政治报告主席指示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但张、姚跟江青是铁了心的，在“文人相轻”和“难有共鸣”中，陈伯达一下子孤立了出来。
但陈并不罢休，他的“姜”确实比张春桥、姚文元“辣”得多，他很快就写出了政治报告，尽管张、姚联合了康生，但送到主席这里还是晚了一步。
这天晚上，陈伯达把报告呈送给了主席。主席当时提出了一些修改看法，陈伯达坐在一旁，一字一句地记录了下来。
陈伯达离开主席这里，显得很得意。他把主席的意见报告给了周恩来，却没有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讲
一声。
于是，江青就拿此事对陈伯达开刀，说陈伯达“封锁主席的声音”，勒令陈伯达作检查。
后来，主席用了张春桥、姚文元写的报告。
虽然陈伯达根据主席的意见修改了报告，并呈送给了主席，但主席连拆也没拆，就在信皮上批道：退陈伯达。毛泽东。
听说陈伯达拿着退稿大哭了一场。
毛主席说：“陈伯达太不像话，怎么能单干呢，这不好嘛！”
当陈伯达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极力捧林彪时，主席说：“这人成心要把事情搞乱。林彪白天来了个突然袭击，陈伯达就在晚上搞袭击。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陈伯达倒台了，江青高兴了。
“封锁毛主席的声音”问题，江青没有整倒陈伯达，陈还是排行第四。可这回陈伯达什么也没有了，江青兴奋得四处请客，说“陈伯达早就该整一整了，现在终于把他拉了下来，真是大快人心。”
1970年11月16日，中央下达的《关于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中，把陈伯达定性为“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
林彪跟陈伯达不一样，作为接班人，他是被写进了党章的，所以主席当时还是很慎重的，如果把林彪与陈伯达拉到一起来批，这对中国很多人来讲是不好接受的。因此主席思考再三，决定“保林批陈”。就是在党内开展“批陈整风”运动中，主席也很少提及林彪的问题。但毛主席没有想到，林彪在此后开始磨刀了，阴谋政变，谋害毛主席。
当时毛主席作出“保林批陈”的决定，其用意是很清楚的。
过了一段时间，江青大概感到林彪还是“稳”的，觉得写进党章的东西还是管用的。于是她给林彪拍了一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发表在第七、八期 《人民日报》合订刊和《解放军报》合订刊上，题目为“孜孜不倦”，署名为“峻岭”。
当林彪出逃后，江青摇身一变，成为批林的先锋，被任命为“林陈专案组”的主要成员。位子也一下子显赫了起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她排行第四，居于周恩来、康生之后。
1971年10月3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一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
这些工作量是很大的。
当揪出了林彪的一批黑干将后，我明显地看到，主席的身体、精神不如从前了，一下子变老多了，他后悔选定林彪作为接班人。他对国家的前途命运苦苦思虑，白发骤增，我们无不为毛主席的身体而焦虑。
而江青却趁这个机会四处表现自己，踌躇满志。早在九大时，她就想当副主席，这回似乎该轮到她了。为了表白自己的立场，她声讨林彪：“这几年，他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掉。”她还说：“我是在与林彪的接触中，并同他进行斗争中逐步了解了林彪。”
江青似乎忘记了，林彪作为接班人就是她要求写进党章的，是她首先提出来的，她真是一个善于脑筋急转弯、稔熟自圆其说的人。
7．“你接触林彪才两次，
我和他的来往比你多”
1971年12月30日。
中南海。游泳池。
晚7时30分，我怀着一颗坦诚的心去找毛主席。主席正坐在大厅聚精会神看书，我怕打扰主席，便犹豫了一下。
但为了早些把我的几件“错事”向主席报告一下，我还是对主席讲道：
“主席，我写了一个检查，请你看一看。”
主席抬起头来：“你有什么问题呀？”
我说：“我和林彪有过两次接触……叶群也想拉拢我。”
我把我的书面检讨上的几个问题，简要地向主席讲了一下。
主席沉吟片刻，说：“要靠正确路线。王明错误路线搞了四年多，来了个二万五千里长征。不要靠个人，要靠集体，我也是个人，要靠中央。”
主席说：“林彪的问题是全党的问题，像你这样的干部，比你更高的也有陷得深的。林彪搞了好久，我说了一次（指1971年8、9月主席南巡谈话），广州军区开了个两千人师以上的干部会，林彪就不敢去了 （指林彪逃往广州阴谋破产）。”
主席说：“你接触林彪才两次，我和他的来往比你多。你不知道林彪搞阴谋政变，我也不知道。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要搞几个人在一起。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我们要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你这些问题检查一下，就算了，你把心放下来，我们主要是教育。”
我跟随主席前后四十余年，主席从未严厉批评过我，这次对我谈的这番话，也是非常温和的。他的亲切教诲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
主席拿着我的检查说：“你把这个东西先放在这里，我看一看也可以。”
我也不清楚主席是哪一天看了我的书面检查。这份检查我保存下来了，以下是我的检查：
主席：
最近学习了主席批示的中共中央几个重要通知和文件，我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深深感到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生命线。我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并以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声讨林彪反党、阴谋政变、叛国的滔天罪行。林彪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打着红旗反红旗。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就同陈伯达勾结在一起，指挥黄、吴、叶、李、邱等多次开黑会，多方串连，在庐山会议上有准备、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地向党发动进攻，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篡党夺权。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彻底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为我们党清除了一大隐患，这是一件好事，它使我们党更加纯洁、更加团结、更加巩固。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由于我平时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努力不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在和林彪的死党叶群、陈励耘的接触中，没有识破他们反革命的真面目。有些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有些则是自己丧失了警惕性，上了当，办错了事，犯了政治错误。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对我的关怀和培养教育。我在71年9月下旬传达中共中央通知时，曾职系自己的错误作过三次初步检查， 11月8日在局、团党委常委会上又作了一次检查，但认识还不深刻。现将这些问题写成书面检查，向主席报告，请批评指示。
（一）1968年7月1日晚，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文艺节目时，我的脚被开水烫伤了。7月上旬的一天，叶群带来一些江西做的毛主席像章、两本毛主席语录，还从三○一总医院请来外科主任医生和一位护士，给我治疗烫伤一个星期。67年5月1日，叶群托人送给我一本毛主席著作四卷合订本，林彪在书上签了“张耀祠同志存阅”七个字。1969年叶群又送过一支国产圆珠笔。1970年春节，叶群还让保密员送来三斤竹笋、两只死野鸡。为了表示我对她的谢意，我在70年春回送过叶群二十斤桔子。
（二）1968年在杭州期间，因身体不好，请浙江医院中医看过几次病，服了他开的中药，觉得效果好。回到北京，在9月下旬我曾向叶群推荐了这位医生给林彪看过病。
（三）1968年9月下旬，我到毛家湾同二大队干部研究加强国庆节期间安全保卫工作。会后，刘继春 （林彪办公室保卫科长）要我去见见首长，由叶群引见，我第一次在林彪家中见了林彪，握了个手。林彪、叶群都为我们部队说了几句好话，说：“你们中队的同志学习好，工作做得好，经常给我们打扫卫生，院子里搞得很干净，部队同志能吃苦。”我说，“这些事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的工作还做得不好。”
1970年5月22日，我和杨德中政委到毛家湾找叶群调回韩庆余副参谋长（在二大队负责林彪的警卫工作）去支左锻炼。叶群要我们二人去见林彪。我们说：“不要去麻烦了。”叶群说：“去见见吧！”叶群把我们二人给林彪介绍后，林彪说：“8341部队支左有成绩，给主席提供了很好的情况，取得了经验。”又说，“你们的干部都比较老嘛。”我说：“我1933年在毛主席那里站过岗。”林彪说：“你已有30多年了。”
（四） 1969年6月（当时我不在北京），叶群提出要我的孩子去当兵，她说：“你们的工作忙，没有时间照管，到部队去锻炼好。”当时我认为她是对我们的“关心照顾”，还向她表示过谢意，后来我的大女儿向我提出想去广州中山医学院学习，我没有门路，只好在1970年6月在电话上与叶群说了这件事，希望她能帮助。叶群当即说：“我叫吴法宪办，大事要请示，小事不干扰。你不要向别人讲，不然人家说我们拉拢。”对叶群这番话当时我没引起注意，只是认为“不要向别人讲”和“拉拢”是注意一般的影响，根本没有想到他们会搞阴谋政变。所以，他说的这番话我没有向别人讲，也没有向党组织报告。
叶群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关心照顾”？现在看起来她心里有鬼，想利用我的私心，安排儿女当兵施展一种狡猾的“拉拢”手段，而自己在政治上麻木不仁，对她这种身份的人“关心照顾”丧失了警惕性。这是一个政治错误，我愿接受党的处分。
（五）在杭州同陈励耘的接触中办了错事。1970年7月，经我同意，帮他搞了三次西药，计：谷维素300片， H3即奴夫卡因60支，凡锁拉斯丁375支。
1966年住在杭州期间，陈励耘说要给林彪盖栋房子，要我同他去看看地点，头一次，有二十军副军长；第二次，有南萍、朱全林。
1970年上半年，陈励耘来北京研究在杭州雷峰塔下挖防空洞时，我陪他参观人民大会
堂。我私人出钱请他和他的秘书王明欣在大会堂吃过一顿午饭。
1971年春节，杭州警卫处给我捎来浙江特产香榧子和椒盐核桃二十斤、冬笋几斤。7月，警卫处杨金庆来北京，我托他给陈励耘带去二十斤桃子，并送给他们学习马列六本书的辅导材料五本。
（六）在组织干部学习时（在大队、中队、区队干部）曾选用过林彪一些讲话材料，宣扬了他的一些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反动观点。
今后，我决心遵照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陈伯达一类骗子”的教导，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认真改造世界观，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肃清他的流毒。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
张耀祠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主席看了我的检查，于1972年1月10日交给了吴旭君护士长，并说：“把这个东西退给张耀祠自己保存，就是那些问题。”
主席让吴旭君转告我今后要注意几条：
1．不要拉关系；
2．不要串门子；
3．不要请客送礼；
4．不要请人看戏、看电影；
5．不要同别人照相。
此后，我特别注意主席对我讲的这样几条。
不管怎么讲，无论是主席，还是周恩来都是非常能宽容人的，始终在政治上关心教育干部，他总是对人说：有错误就改，改过来就是好同志。
在那样的年代，应当说跟林彪接触频繁的人是很多的。但主席都能区别对待，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在这之后， 1974年，中央在北京召集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家机关和军队负责同志会议，由周总理主持。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中犯有错误和有牵连的同志，让他们有一个交待和说明问题的机会。
第一天，会议有王某某同志等检查和说明问题，他们的检查非常好，讲得很客观，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周总理听后非常高兴。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向毛主席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毛主席听后问道：“大家鼓掌了没有？凡是在会上作了检查交待和说明问题的同志都要鼓掌欢迎。今天会上没有鼓掌的，明天开会要宣布鼓掌欢迎。”
毛主席对待犯有错误的同志（不是主谋或是参与阴谋的骨干）不论错误大小，总是耐心等待觉悟过来，只要真心诚意，自觉自愿，向党说了真话，不隐瞒事实真相，都是会受到欢迎和谅解的。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毛主席一贯坚持从政治上关心爱护干部，从思想上教育干部，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