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章 小学时代

第一节 入私塾

三月的杨柳风轻拂着,沁人心脾,令人醺醺欲睡,这温煦的熏风将张太雷一家送回了古运河,嬉风的白帆船把阔别多年的游子载回了故里。孩童不知愁滋味,小泰来一回到故乡,见到那么多陌生的面孔,那么多新鲜的事,小孩的好奇、达观的天性将笼罩在心头多日的阴影一扫而光。他在祖宅的大小屋子里钻过来跑过去,兴奋异常。而他们的母亲薛氏则没有那么轻松,她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赶紧把丈夫的灵柩葬入张家祖坟。张家的祖坟位于距常州市区40公里之外的武进县厚余乡马家村。因为依据当地风俗在下葬之前、之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里距离常州市又比较远,经族人同意,他们一家人搬进了常州南门外的张家坟堂屋(丙舍)居住,全家人总算有了暂时的栖身之所。这堂屋只有一间小屋,只能放置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桌子上摆放着张光斗的灵位牌,而泰临和泰来读书、写字和全家吃饭都要在这张桌子上,他们这样本是出于无奈,有人认为他们这样是对张光斗的不恭敬,他们听了不以为然,泰来说:"如果爸爸还活着,不也是和我们一起吃饭做事吗?"

泰临也说:"这样做,我们觉得爸爸并没有离开我们,和我们还像在世时一样亲热呢!"薛氏听了心酸得直流眼泪。

没过多少日子,薛氏从萍乡带回来的钱就快用光了,他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每天只能花几个铜板,薛氏四处去揽针线活来做,泰临到野地里去挖野菜,而小泰来则到处去捡拾树枝作为烧饭用的柴火。也许是苍天不忍心断绝他们的活路吧,就在薛氏口袋里的钱告罄的时候,张绍曾的母亲由安徽迁回常州,她年老体弱多病,独自住在贞和堂,需要人服侍照顾,张绍曾便找到薛氏,请她前去,薛氏得知这个情况喜出望外欣然答应，虽然帮佣之名不好听,但他们一家人因此有了经济来源,生活也得到了保障。 吃饭的问题解决后,薛氏又想到了另一桩烦心的事情,那就是儿女上学的问题。孩子一天一天长大了,错过了最佳的求学年龄,会耽误孩子一辈子的前程,尤其是泰来,张光斗生前对他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可她没有钱,怎么能让孩子去上学呢?为此她常常长吁短叹。有一天张绍曾来看望他的母亲,听到薛氏在叹气,便问她又遇到什么难事了。张绍曾对他们家恩惠颇多,在薛氏眼里,他无异于是救星,她非常信任他,于是就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忧烦告诉了他。张绍曾确实是一个乐于助人的热心人,他听了薛氏的话后,立即答应资助泰来到贞和堂设立的私塾去读书。就这样张太雷开始了他正式的学生生活。私塾的老师是一个戴着老花眼镜的秀才,所教的课是千年来不变的四书、五经,教育的方法自然也是古老的"填鸭法",老师教完一篇文章,就让学生背诵,谁背不上来,就要被老师打板子。泰来在父亲的教育下,早已养成了尊重师长、勤奋好学的品德,再加上张光斗给他打下的基础非常扎实,他自己也深知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学习的自觉性、积极性很高,根本不用人督促,每次背书他都背得非常流利,不仅没有挨过老师的板子,而且还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他每天回家后,不但自己要把功课温习好,还要教不能去上学的姐姐泰临读书。

第二节 就读西郊小学

二十世纪之初,中国进入了灾难深重的岁月。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大举入侵,攻占了天津、北京之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帝国主义列强取得了在华的特权,加重了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清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拯救行将覆灭的大清帝国,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借鉴西方国家在教育、军事等方面的有益的方法来实现强国之梦。1905年,张之洞、袁世凯等大臣向皇上启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清廷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下令废除科举制度,提倡兴办学堂,于是新式的学堂如雨后春笋般的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半年之后,这股办学风就刮到了江南交通发达、经济相对来说较富裕的常州地区。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常州地区思想进步的人士吴康(字葵秋)提出兴办新式小学的倡议,得到了薛念祖、潘鸣球、沈启道、顾承祖等等当地通达的知名人士的赞同和大力支持,众人出资创办了一所公立的小学,名为西郊两等小学堂,简称西郊小学,现改名为新桥小学。

西郊小学发起、资助人之一的薛念祖(字怀远,曾任六合县知县)是张太雷的外公薛锦元的堂弟。薛锦元对张太雷一向都非常疼爱,很关心他的前途,当他听说堂弟他们办了一所新式的学堂,他立即去向堂弟打听这新式学堂的情形,得知新式学堂比私塾要好,他立即托堂弟帮忙,让泰来到新式学堂去读书。入新式的学堂是要通过考试才能就读,张太雷原来就受过父亲良好的启蒙教育,后又进了私塾读了半年多,自然水平要比没有上过学的孩子要高多了,所以通过考试,他直接上二年级

西郊小学设在原西郊书院(又名汇秀书院)的旧址内,它位于京杭大运河与南运河分水处的带状半岛上,三面环水,沿河边是岩石砌成的圆形的驳岸,驳岸中间镌刻有"江湖汇秀"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字体染成红色,十分醒目,数里之外都可看见。这个半岛如同一只伸在水中的龙嘴,所以居民们将其称为"石龙嘴",或称为"龙舌头"。

有两条河流在石龙嘴左右流淌,荡起金浪,泛起银波。岸边垂柳成行,像一排排绿色的垂帘,微风吹过时,如同仙女拂袖,婆娑起舞;风和日丽的时候,河水欢歌,柳枝轻飘,是那样宁静、恬淡,如同一幅画一般令人赏心悦目;风雨交加时,河水咆哮,树木摇撼,尽显大自然的威力。这个风景秀美的地方,被当地人列入"西郊八景"之一。西郊小学设在这里,环境之优美无需赘言。这所学校的创建人吴康曾写了一首诗作为校歌,诗中对学校的环境大加赞美,并对学生们寄予厚望,诗的内容是这样的:

"湖清兮江水雄,两脉此交点;
江湖聚汇秀禅院,毓我青年;
石龙怒山寺气象万千,西郊居其间。
河水之活泼,似我学生精神兮!
石龙之庄严,似我学生气概兮!
我学生兮,我学生兮,努力进取兮!"

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好的环境能使人精神愉悦,心理健康,而建在风景秀美环境中的学校,多数都具有教师敬业、学生进取心强、同学之间团结友爱等等特点,这样的学校自然能够人才辈出了。张太雷初入学校,就有幸进入这样学风良好的学校,这对于他后来的成长肯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西郊小学原为男女同校,男生班的教室在石龙嘴,女生班设在河对面的吴氏宗祠内,后来女生班改成汇秀女子西校,西郊小学就只有男生了。西郊小学的校舍不大,在石龙嘴只有两个教室,而且每间教室又坐了两个年级的学生,教学方法采用复式教学法,一个班的学生在做作业,另一个班的学生则在上课。学校的操场设在普济桥畔,离教室有将近一里地的距离,上体育课或举办什么重大的活动时,就由老师领着前往那里。学校门口有一块碎石子铺的平坦的空地,学生们下课后,都跑到这里来做游戏,这里便成了学生们的课间活动中心。

西郊小学的课程设有国文、历史、地理、自然、社会、珠算等等科目,这相对旧式的私塾而言知识的范围扩大了许多,勤奋好学、求知欲旺盛的张太雷在这里心理上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他对每一门功课都很有兴趣,上课时他总是精神抖擞地认真听讲,下课后按照教师的要求一遍一遍地复习,直到把老师教授的内容都"消化"掉方才罢休,他本来就聪慧过人,再加上又如此用功,每次考试各门功课成绩都是优秀,在课余时间,他最爱做的事情还是读书,尤其喜欢读中国的古典小说,在小学期间就读过《西游记》、《说岳全传》、《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等书籍。每当他看完一本书,就会和同学们一起按照书中的情节,各自扮演书中的人物,分成两军来做交战的游戏。回到家里,也常常将书中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姐姐听。阅读这些书籍,对他的人生观有很大的影响,他非常钦佩书中的英雄人物,对他们行侠仗义、乐善好施、不向恶势力屈服等等品质颇为赞赏,他学以致用,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大同学蛮不讲理欺负小同学,他就不顾自己年龄比人家小,挺身而出去帮助被欺负的小同学,有两次被人打伤,但他毫不畏惧,还是照样打抱不平。

张光斗生前曾教张太雷书法,当时学的是柳休,用的碑帖是柳公权的《玄秘塔》,后来又练颜体,临的是颜正卿的《麻姑仙坛记》。当时人们练书法多是师法这两位书法家,有"颜筋柳骨"之说,练这两种字体对打好书法的基础非常有益。张太雷再加上在私塾里那半年的习字,所以到西郊小学时,他的字已经写得像模像样了,到了西郊小学后,又得到校长吴康的指导,开始临赵孟●的《三门记》,不久之后,他的字越发端庄有力、潇洒流畅,得到老师的夸奖,在西郊小学很有些名气。

张太雷住在西仓街外祖父家中,每天去石龙嘴上学,要爬过一座两端各有五十级石阶的拱形石桥--普济桥,再经米市河,有好长一段沿河的道路,沿途他都能见到运河中运载大米、豆油、沙石、煤炭等等物资的船只来往如梭,长长的木排、竹筏成排连串在一起,衣衫褴褛、骨瘦如柴、青筋裸露的船工咬着牙撑船、拉纤,个个大汗淋漓、汗流浃背;而码头工人有的肩挑沉重的货担,有的背扛上百斤重的米包、面袋,紧张地在装船卸货,这些情景他看在眼里,铭刻在心上,使他深深地体会到劳苦大众的疾苦,所以他打心眼里同情这些穷苦的人们。有一次他在街上行走,遇见一个拉黄包车的工人正拉着一位大腹便便的有钱人吃力地向前奔跑,走过张太雷身边时他头上的草帽被风刮掉在地上,张太雷赶忙跑过去将草帽拾起,然后跑到车夫跟前递给他。事后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答得非常质朴:"他正拉着车,停下车来拾帽子要费很多力气,而我这样仅仅是举手之劳嘛。"在他的意识里帮助人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无须问为什么。

张太雷读小学时,家里的开销光靠母亲帮人做家务所得的工钱是很不够的,常常还要依赖亲友们的资助才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一日三餐经常只有咸萝卜干就泡饭,只有到了年节时才能吃到一点点肉或蛋。张太雷从小就很懂事,非常能体谅母亲维持一家人生活的艰难处境,吃饭时,他常常故意晚来或吃饭时慢慢地吃,让母亲和姐姐先吃饱;穿衣服也不讲究,他很少有新衣服穿,常常是穿亲戚们送的旧衣服。他对姐姐也非常尊重,他每天一放学回家就帮助姐姐做家务,一边做家务一边将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讲给姐姐听,有时就在锅盖上演算算术题给姐姐看。

张太雷家境贫寒,从小过着凄苦的生活,他自身生活的痛苦遭遇、童年在安源所见所闻以及返乡后周围群众的悲惨的生活状况,使他对封建社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贫富不均的状况极为愤慨,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颇为不满,这种思想使他逐渐地意识到作为一个国民的社会责任感。因此他在努力学好自己的功课外,还经常和同学们一起议论国家大事,关心社会的状况与变化,立志长大后要为国家做些有益的事情,为劳苦大众解除一些痛苦,让他们都能吃饱饭,但究竟怎样才能为国兴益,为民解忧呢?这样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谁都无法回答,而他这样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又怎么可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呢?他为此常常感到很苦恼。

西郊小学的教导主任马次立曾担任过张太雷所在班级的语文老师,有一次他给学生们出了一道作文题,题目是:"试论学生之职责"。张太雷在作文中是这样写的:"今日之莘莘学子,明日之国家栋梁,应砥砺品行,刻苦求学,关心民众疾苦,思考祖国的前途,以救国救民、复兴中华为己任"马次立老师读了张太雷的作文后,为他小小年纪就有如此深刻的思想,感到非常高兴,而且张太雷的这篇作文写得流畅工整,论说也很有力,马老师将他的作文批为优等,还特地加了一个"上"字。马老师平时对张太雷的印象就非常好,今日得知他如此年少就立志报效国家甚感欣慰。第二天上完课,他就将张太雷叫到办公室来,让他坐在自己对面的椅子上,张太雷刚刚坐下来,马老师就说道:"你作文写得很好,我给你为优上。"张太雷听了非常高兴。马老师接着说道:"你小小的年纪就立志要救国救民、复兴中华,志向可嘉,不过你能否跟我谈谈,你准备怎样去实现你的这个志愿?"

张太雷一听老师问及这个问题,脸上的笑意立即消失了,一是因为他没想到老师会问他这样的问题,他心里一点准备都没有;二是这个问题他根本就无法回答,所以就愣愣地望着老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不要紧张,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说得不对也没关系,心里想到多少就说多少,我们一起讨论嘛。"马老师和蔼地说道。

张太雷想了好一会儿,这才说道:"我想要实现志愿,现在在学校读书时,就要勤奋学习,多学一些知识,注意锻炼身体,作好一切准备,等长大后,要多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为振兴中华而出力!"虽然张太雷不可能说得很具体,但他这么想无疑是正确的,马老师听了非常高兴,拍了拍他的头说道:"俗语云:贫不足羞,可羞的是贫而无志。我知道你的家庭非常贫寒,可你却人小志气大,我为有你这样的学生感到骄傲!你说得很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就要从今天做起,把功课学好,从书本中汲取知识,充实自己,以英雄豪杰、爱国志士为楷模,为了国家的振兴、民族的兴旺而奋斗。"

张太雷听了马老师的这番话,还满是稚气的脸却浮现出与其年龄不相符的凝重的表情。马老师站起身来在屋子里慢慢地踱来踱去,走了几个来回,然后对张太雷说道:"张泰来这个名字虽然不错,我还是想建议你改一个名字,叫张复好不好?"

张太雷不明白马老师为什么突然提出让他改名字,他困惑地瞪大着眼睛望着马老师。

马老师见他一脸的疑问,便笑着说道:"你不是立志致力于复兴中华吗?如果改名叫张复,就能时时刻刻记住自己的志愿与誓言。"

张太雷经马老师这番解释后,欣然接受了马老师的建议,连连点头说道:"好!从今以后我就叫张复。"说完站起来向马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谢谢老师为我改名!"马老师扶着他的肩膀,用期待的眼光盯着他说道:"希望你人如其名,长大后真能够为复兴中华贡献一份力量!"

于是张太雷便从此改名为张复,直至上大学前一直用这个名字。

第04章 大学生涯

第一节 到上海考大学

从中学进入大学,是一个人学历的重要台阶,也是生命历程的一个重大转折。张太雷的大学生涯是从到上海报考大学开始的。上海当时是一个文化发达、商业繁荣的大都市,许多北方的名牌大学都在上海设点招生。张太雷和李子宽离开常州府中学堂后,有一天张太雷在报纸上看到北京大学在上海招生的广告。便决定与李子宽结伴前去报考。张太雷的母亲非常支持他的决定,张太雷终于登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车。

张太雷和李子宽都是第一次出远门,他们对坐在车厢中,透过车窗贪婪地看着窗外江南的美景。火车开动不久,同车的一个外国神父就向乘客们传道说教。张太雷在刚进中学时,曾对基督教感兴趣,当时他每逢星期天都前往基督教教堂,做礼拜,听神父讲圣经,当时他风雨无阻,很是虔诚。可是当他看到不少信徒,非常善良、虔诚,可无论怎样每天祈祷,还是贫困如故,社会还是动乱不安,便心生疑窦,后来他知道了帝国主义是利用宗教信仰,利用传教布道作为伪装,对我国进行思想渗透、文化侵略,他明白了宗教并不能使人民富裕、国家强大,就再也不去教堂做礼拜了。今天在车厢里看到传教士又在宣传基督教,要大家信仰基督耶稣,他感到非常荒谬,十分反感,便站起来走到传教士的面前,问他上帝能不能让人民吃饱穿暖,让中国强盛兴旺。传教士被他问得哑口无言,无以作答。张太雷对乘客们说道:"世上是没有什么上帝的,要是有,那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就是自己命运的主宰,我们靠只有辛勤的劳动创造财富,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大家不要听他胡言乱语!"张太雷的话语坚定有力,铿锵有声,传教士被吓得不敢再说什么,听众纷纷散去。

张太雷和李子宽到上海后就去报考了北京大学,在上海没待几天,便返回常州。一个多月后,他们接到了录取通知书,两人均被录取了,欣喜之情无法言表。这本是喜事一桩,可对于张太雷这样贫困的家庭而言,却又成了一桩难事。上大学要交学杂费、伙食费,去北京还要旅费。母亲和姐姐做工赚的钱仅够维持一家人最低的生活,哪里还有钱供他上大学呢?可是母亲为张太雷的前途着想,一如既往地支持他,她四处借贷,一家人正在为此事愁苦无奈的时候,又是亲朋好友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张太雷平时正直、孝顺,勤奋好学,学习成绩一直非常优异,深受族人的喜爱,这次他又考上名牌大学,张绍曾等几位长辈商量,决定由族人资助他上大学,张绍曾号召族人赞助,很快大家就凑足了各种费用,这真是雪中送炭,旱时降雨。张太雷一家人都非常激动,张太雷心中暗暗告诫自己,上大学后,一定要发奋学习,将来用学到的知识报答父老乡亲。就这样,他在亲友的帮助下,离开了家乡,踏上了北上的火车,此时的张太雷满腔激荡着的是求学报国、强国兴邦的情怀。

第二节 从北大到北洋大学

1915年,当层林尽染,菊桂飘香的时候,张太雷由常州抵达北京,进入北京大学政治及法律科预科学习,在这里他与常州府中学堂高一班的同学吴南如相遇,异地见到熟人,自是异常亲热。当时北京大学预科学生宿舍有两处,一是八旗先贤馆,另一处是东舍。张太雷住在先贤馆,而吴南如住在东舍,两人虽然住得不近,可因为既是老乡,又是同窗,两人在中学时就非常投缘,所以到北大后经常来往。

张太雷在北大法律预科学习了一段时间后,觉得自己对所教授的课程兴趣不大,再加上这里预科要学习三年方能转入正科,这无疑延长了学习的时间,增加了学费的负担,因为他是靠亲友们资助上的大学,自然希望尽快完成学业,因此颇为此事苦恼。此时,恰好他得到一信息,天津北洋大学法科招考特别班,进去后只须学习一年的预科就可转入正科,这样比在北大可少学两年的预科,毕业自然比北大也提前两年,可以节省很多费用,于是张太雷便去找吴南如商量,希望他能和自己一起去报考北洋大学。吴南如是个稳重的人,他认为能在北大读书,按级就班学习读到毕业就很不错了,他不愿意另考北洋大学。可是经张太雷的一再动员,强调去北洋大学读书可以省时省钱的好处,最后他终于同意与张太雷一起去投考北洋大学。几天之后,他们便一起去天津投考,结果两人双双被录取。

第三节 就读北洋大学

甲午之战,中国败于日本,朝野皆愤,民心思强,兴学救国的思想深入人心,北洋大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孕育而生的。它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10月2日,初名为北洋大学堂,1951年更名为天津大学。北洋大学创办之初,曾经分设头等学堂(正科),学制四年;二等学堂(预科),学制四年,设有法律、土木、机械、采冶四科。学校设在天津小营门外,聘请美籍著名教育家丁家立博士担任总教习。1901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入天津,学校被德国军队占领,次年被划入德租界,学校被迫停办。到了1903年(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将天津北八里西沽武库全址及所有房屋(占地350亩)拨作大学的校舍,正式命名为北洋大学堂。这座武库原来是李鸿章创办的火药制造厂,存放大量的军用物资。甲午之战中被英国海军破坏,仅剩余大库房八座。北洋大学堂迁入后,便将其中的两座改为教室,另外六座改为学生宿舍,并新建教学楼一座。因为其正门上有"北洋大学堂"五个金字,还刻有蟠龙浮雕,因此有"龙牌大学堂"之称。天津的老人称之为西沽大学堂或武库大学堂。

北洋大学堂建校之初就只设了当时国家最急需的工科和法科,课程设置均以美国著名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标准,教科书除国语外,完全采用美国大学的原本教材,教员中有很多是外国人,英文、德文、物理、化学等等课程全部采用外语讲授,每天六个小时的课程安排得满满的。学校有严格的教学计划、完整的课程体系、齐全的实验设备,因此在此校毕业的学生成绩都不错。在北洋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需要再考试,就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各著名的大学里继续深造。

北洋大学位于天津城北的西沽村北运河的堤岸上,校舍四周有大堤预防水患,堤上垂柳成行,桃李并排,春光明媚的时节,花红柳绿,水波泛影,枝叶迎风,摇曳多姿,四季风光宜人,成为天津的八大景观之一。一进入学校大门,沿着宽敞平坦的校道,可达三层的教学大楼,楼顶建有钟塔,大楼伸向左右两翼的楼房是图书馆和实验室,穿过大楼便可进入校舍的庭院,一条甬道被两行参天的白杨树夹住,通过两间遮风挡雨的过厅,可以到达一座操场,操场的两侧就是用武器仓库改建成的教室和宿舍,房舍之间各种花草树木点缀在四周,如同花园,环境清静,风景优美。

名字是人的标记,是可以更换的,张太雷1916年1月8日进入北洋大学法科预科班学习时使用的名字是张曾让,这是父亲给他起的名字,是为了纪念祖先仁让堂的风范。张太雷进入大学使用此名,大概是为了纪念自己的父亲吧。

北洋大学当时的环境还很艰苦,整个学校由武器仓库改建而成,学生宿舍也是由并排的六座武器库房改造的,每栋用两米高的木板隔成一间间的小屋,每间仅有六七平米,内放小床、小桌、小书柜、小椅子各一个,房间的一边是走道,另一边是用蓝布将相邻的房间分隔开,两间房的上面是相通的,两间房共用一盏灯,学生们一般自修、睡觉都在房间里,学生宿舍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等七斋,每斋有一个公用的房间作为盥洗室。张太雷先在丙斋住,后又住丁斋,与吴南如都是隔房相住,共灯而读。张太雷对住这种车厢式的宿舍感到很有趣,垂帘可自学,挑帘可交谈。这样好像火车车厢似的宿舍在我国的大学里可说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当时的学校的环境所造成的,而且只有从1903年到1923年的二十年中是如此,后来新建了宿舍大楼,三人住一间,情况就大为改善了。

张太雷和吴南如进入北洋大学后,先在法科预科班学习,主要补习英文和法学知识。因为常州府中学堂的教学质量比较高,也部分采用过英文教科书,他俩在中学的英文成绩比较好,所以经过半年学习后,他们的英文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考试成绩优异,于1916年便升入法律学门己班学习。他们第一学年的功课学习不太紧张,张太雷在学好功课的前提下,读了很多课外书刊。张太雷在中学时就很重视锻炼身体,上大学后更加积极地参加体育活动。北洋大学当时的校长赵天麟对学生是德智体教育并重,他专门从美洲请来一位体育专家柯拉克,柯拉克向学生们介绍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奥林匹克运动在世界运动史上的地位,他介绍时是用放幻灯的方法,按图来讲解,由于这种方法非常直观,大大地提高了学生们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以后学校又增加了许多体育运动设施,并专门派教员依力斯负责指导学生们的课间操和各种球类活动。张太雷高大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校园的球场上,他与后来和他一道创立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采矿冶金系的同学谌小岑就是在球场上相识的。每天晚饭后,张太雷都要和吴南如一起到河堤上去散步,让微风带走一天的疲惫。

校训可以体现一座学校的精神。"实事求是"是北洋大学的校训,"至善门"--学校的大门上就镌刻着这四个大字。这是校长赵天麟提出,经过教师门复议而定的。北洋大学就是本着这样的一种精神来教书育人。学校要求行政上用这种精神来治校,教师们用这种精神来执教,而学生们则要用这种精神来学习,毕业后,以这种精神来立业。

北洋大学的教学内容是比较高深的,课程越是高年级,越繁重,考试非常频繁,淘汰率比较高,因此到这里来读书,必须非常刻苦用功,方能取得优异的成绩。学校从招考起就严格把关,每年报考者多达两三千人,但只录取一个班,仅有60人,另外还录取一个补习班,也只有60人,预备补习一年后,经考试合格方能升入大学预科学习。每年进入预科一年级学习的学生为120人,但六年毕业时,只不过60人左右,可见淘汰率之高。张太雷所在的法律学门己班开始时也是60人,到毕业时仅有22个人。从课程设置上看,法律学门所设的必修课有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破产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经济法、罗马法、法制法、法理法等等十五门之多,选修课有比较法制史、刑事政策、国法学、财政学等。另外课余还要阅读英美法的案例,这些案例都是原文书,厚厚的一本。上课的全是外国教授,说的外语的速度非常快,稍微一走神,就听不懂,而且每堂课都要布置课前阅读的案例,上课时就要针对这些案例来提问。由于要预习的功课太多,课余时间有限,即使是开夜车也很难将全部功课预习完,不过困难也可以逼出办法来,张太雷和吴南如等几个要好的同学一商量,大家分工作准备,把老师指定的预习案例,每人看三到四个,了解原理,写出心得,互相讲解,交流意见,这样节省了时间,上课时又能正确地回答老师的问题,而且这样做既有益,又有趣,大家都很乐意这样做,称它为"金点子",而张太雷是此点子的发明人之一。

北洋大学是座有名的学府,设备齐全,教学先进,学校的图书馆在国内馆藏算是比较丰富的,馆藏有中外书籍一万多种,中外报刊一百多种,而且许多是刚出版不久的书刊,如当时王宠惠、顾维钧的博士论文刚一出版,就可以在北洋大学的图书馆中找到。另外,还专设了法理图书馆,内藏美英成案(案例)及中西法学名著。张太雷和吴南如是学校图书馆的常客。北洋大学不仅教学认真,考试也是严格的,两门不及格要补考,补考不及格要留级,三门不及格就将被退学。每学期考试的次数很多,除了学期末的考试外,还有月考、周考,以及教授临时在上课时插进来的小测验,学生们只有平时课前预习好、上课时认真听课、课后认真复习,才能应付这些数不清的考试。学校还采用每学年考试成绩平均在85分以上者,可以免交学费。学校还曾一度采用公布考试成绩的方法来鞭策、激励大家学习,但是这种方法只能保持一个阶段,过后就容易淡忘了。学校后来又采用按考试成绩来分配座位的方法,就是把教室的座位按照每年考试的名次榜依序排列,使之成为实际的固定的名次榜,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学校督促学生努力学习、提高成绩的良苦用心。张太雷是热爱学习、胸怀大志的青年,他出于学好知识报效祖国的信念,来到北洋大学后,学习上他更加自觉和勤奋,他总是上课时聚精会神地听课,课余时间认真地预习和复习。进入本科后,课程多、作业量大,业余时间不够用,差不多每天都要开夜车,常常学习到午夜时分。由于白天整天看书,晚上又是在昏黄的灯光下或跳动的烛光下看书,眼睛长时间极度疲劳,眼睛就更加近视了.

民以食为天,从饮食方面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追求。北洋大学虽然是有名气的高等学府,在教学上是高水平的,校风却极力提倡朴实无华。因为招收的是全国各地成绩优异的学生,而这些学生多数家庭都比较贫困。当时学校只收学费10元和住宿费12元,学校的书籍可以借用,如果要想自己留下来,只需要交一半的价钱就可以了。学生自办食堂,每月的伙食费平均在5元左右。根据当时的物价,每年平均学杂费加上寒暑假往返的费用大约在120-130元之间,而当时一般的大学每年的费用在300元左右。学校提倡学生们勤俭节约,大多数人只穿蓝布大褂,很少穿西装、革履,大家都终日埋头苦读,很少到市区去闲逛、吃喝玩乐。与当时天津的河北法政学院以及私立南开大学相比,北洋大学的学生是显得很贫困、寒酸,所以当时在天津群众中有这样一种说法:"法政是老爷,南开是少爷,北洋是听差"。

张太雷来北洋大学读书,第一年还由族人资助,筹到了一百多元学费,可是到了第二年所筹到的款项就有所减少了,他只好进一步精打细算,省吃俭用了,在用的方面早已紧缩开支,还是再动脑筋,另找窍门,比如把字写得小一点,一张纸多次使用,正反两面都用;把铅笔头套上铜帽,以求用尽;买最便宜的墨水粉兑水当做蓝墨水用。这些节约很有限,无济于事,他就在吃上打主意。学校伙食团是由同学们自己办起来的,当时有南方和北方两个伙食团,南方伙食团做的饭菜全是南方口味,每顿都有红烧肉、红烧鱼,常常是四菜一汤,吃得相当好,价钱也比较贵,每月需要六块银元,大家称之为贵族饭团;北方伙食团是按北方的口味来做的饭菜,吃包子、馒头、面条,菜就是炒大白菜,粉丝豆腐汤,相对南方伙食团来说要差一些,每月只要三块银元,大家称之为平民饭团。张太雷和吴南如是江南人,初来时在南方伙食团就餐,后来张太雷因经济条件限制,吃不起南方伙食团的饭菜,便改到北方伙食团去就餐,好在他从小就吃苦吃惯了,所以吃起北方的饭菜来,他并不觉得有多苦,吴南如虽然经济条件好一些,吃得起南方伙食团的饭菜,但他们既然是同学,又是好友,所以也转到北方伙食团来陪张太雷一道就餐。他们虽然在伙食上吃得稍微差一些,但在学习上仍然一样用功,晚上也照样开夜车。

人既具有生物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同学之情是十分美好、令人难忘的。因为这时候的人思想非常纯真,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功利的色彩。1917年,这是张太雷就读北洋大学的第二年,这年四月里的一个假日,在张太雷、吴南如的策划下,12位在天津读书的原常州府中学堂的同学来到北洋大学聚会,加上张太雷和吴南如总共14个人,此时正是花繁叶茂、莺飞草长的季节,他们一起参观了北洋大学的校园和教学设施,游览了校园旁边的运河风光,交谈着各自的情况,畅叙来天津后的见闻和感受,通过你说一段,我讲一节,渐渐形成了下面的共识。

天津地处华北平原的东北部,东临渤海、北靠燕山,华北地区的五大水系在天津汇合成海河,海河横贯市区,流入渤海。水陆交通都非常发达,历来是华北、东北、西北物资集散地和对外贸易的港口,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天津还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远在十三世纪就在此地建立了"直沽寨",明朝燕王朱棣率兵从此渡河南下,遂赐名天津。1404年(明永乐二年),在此设"天津卫",筑城设防,拱卫京师,保障漕运;清代初年,随着天津盐、漕两业的兴旺和军事体制的变更,先改天津卫为天津直辖州,旋又并为天津府。清朝放宽海禁,促进了南北物资的交流,使天津成为北方的重要的商业中心。根据《北京条约》,天津于1860年被迫辟为通商口岸,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开设的官办企业,天津产生了一批近代产业工人。二十世纪初,天津的民族资本开始兴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出现了短暂的发展高潮,工人阶级随之发展壮大起来,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天津的工人已达10万人,他们因为是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所以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他们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为了争取自身的生存和解放,他们曾进行过无数次英勇的斗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张太雷和同学们经过这样一番畅谈后,对天津认识得更深刻,更加热爱天津这座美丽的城市,也很庆幸自己能够到这里来读书。吴南如朗诵了他自己写的《津门春日杂咏》中的诗句:"春风堤柳迎人碧,夜雨家山入梦青"张太雷给大家唱了北洋大学的校歌。他们整整在一起待了一整天,临别时还拍摄了照片合影留念。这张照片虽然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但幸运的是仍然保存了下来,成为珍贵的史料,照片中14名常州府中学堂的校友的面目仍然清晰可辨,他们身穿长袍马褂,面容纯朴可爱。

第四节 参加社会活动

1917年北洋大学的科系作了调整,当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的校长,他以德国法科大学的编制作为样板,即将法科、工科分办。当时北京大学和北洋大学都设有法科和工科,显得重复,所以他建议教育部自1917年起,北京大学的工科预备班的毕业生升入北洋大学学习,从1918年起,北京大学的工科和北洋大学法科同时停办。教育部同意了他的建议,这样一来,1916年进入北洋大学法科已班的学生就成为该校最后一班的法科学生,在张太雷读完此班到1920年以后,北洋大学就不办法科了。这件事情对张太雷的学业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他在北洋大学就读时与一位教授的相识,却对他日后的生命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张太雷所在的法科己班,当时有三位美国教授,他们的年龄都在三十至五十岁之间,教国际公法和私法的老师名叫伊文斯(Erans),而教刑法和契约法的是汤玛斯(Thomas),教外国政府组织(各国宪法)的是法科主任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福克斯教授是一位有进步倾向的年轻人,他长得很英俊,穿着很入时,颇有绅士风度,他做事非常爽快,教学时很认真,深受同学们的尊敬和喜爱。张太雷的英文水平在班上比较突出,学习又很努力,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再加上他性格开朗,为人随和,所以深受福克斯教授的赏识。当福克斯得知北洋大学将改为工矿专科学校后,他为了传播新的思想,也为了自己日后的生计,于1918年初创办了一份英文报纸《华北明星报》。他邀请了张太雷等四位同学参加该报的编辑工作。张太雷的学识和其所具备的英文水平是可以胜任这项工作的,课外时间兼做一些编译工作,并不会影响他的学业,而且还可以获得一些报酬,这样也可以改善他的生活状况。正由于他认真的工作态度和较高的业务水平,受到了福克斯的赞许,为他后来能够被推荐为鲍立维的翻译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份工作也为他接触社会和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渠道。

1918年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了陆军和海军的《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留日的中国学生对此予以揭露和反对,遭到日本政府的镇压,于是这些中国留学生纷纷罢课回国。5月21日,自日本归国的留学生李达等人在北京策划、发动了向反动当局示威、请愿的运动,天津的学生也派代表参加了,北京、天津两地相继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张太雷虽然是一心研读教科书,但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他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在上中学时就参加了支持孙中山、反对袁世凯、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不买日本货等等政治活动,上大学后,他就更关心国家大事和政局的变化。这次段祺瑞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在中国实行专制统治,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张太雷当然不会置身度外,他主动加入了天津学生救国会,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在斗争中结识了天津救国会的领袖马骏、郭隆真,还与北京学生救国会的许德珩建立了联系。后来由于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学生们才返回学校上课。这是张太雷在天津第一次参加学生运动,也是他参加革命运动的开端。

第五节 回家乡成婚

出生、结婚、死亡是人生的三大仪礼。结婚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1918年,正在北洋大学读书的张太雷学习非常紧张,而且家庭贫困,根本没打算这么早就结婚,但当时他们家的情况是,他姐姐张泰临已经出嫁,只剩下母亲一人孤居,母亲年岁虽然不太大,但多年劳碌,积劳成疾,急需人照顾,也希望有人作伴,张太雷的外祖父和族中的长辈都希望张太雷早日完婚,并且表示愿意资助他,张太雷是一个至孝的人,他们家一直得到族人的大力帮助,这种种原因,使他不得不改变自己晚婚的初衷,便于1918年暑假返回家乡,与陆静华成婚。陆静华出生在一个贫寒家庭中,他父母早逝,依靠叔父抚养成人,她没有进过学校读书,只能在家靠叔父教育,识得一些文字,她为人厚道、贤淑,性格温柔、随和,人长得端庄秀气。张太雷与她原来就认识,对她的印象很不错,而他母亲对她则非常喜欢,成婚时因为两家的经济情况不太好,所以一切从简,但是成婚时的气氛还是非常热闹、喜庆。成婚后,在外祖父和族人的帮助下,他们在常州南门外(子和里三号)租到两间房,这是一栋两进三开间的旧式民宅,后进的一排房子中的东间是张太雷夫妇居住,西间是母亲薛氏居住,中间的堂屋作为饭厅,堂屋后面是厨房,张太雷总算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这个家是什么状况呢?张太雷的女儿张西蕾在回忆文章中是这样描述的:"据母亲讲当时清凉寺一带是常州最偏僻的地方,周围没有几座房子,距家门一箭之远,就是清凉寺门前的影壁,近旁有一座废弃的土地庙。日落黄昏后,行人绝迹,野狗四窜。一到晚上,我们祖孙三代,坐守斗室,不敢外出,我们的童年就在那样的环境中度过的。"此处的房屋后来经过修整,1987年12月辟为张太雷故居。

张太雷在北洋大学读书时,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住一个月左右,1922年至1924年,因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由于这种身份,再加上工作繁忙,只回过两三次家,而且都是在晚上突然回来,悄悄地住几天,又赶紧离去。1924年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只是来信或托人送些钱物来,以表示对家人的思念或关怀。张太雷是非常主张妇女解放的,他很尊重妇女的权利,对妻子陆静华的聪明、贤慧非常欣赏,对她勤俭持家、孝敬老人十分感激,他俩婚后感情非常融洽,相知相爱,张太雷回家的时候,常常给她讲革命的道理,教她读书、写字,使她懂得了不少国家大事,文化程度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能自己给张太雷写信,看一些通俗的小说。1920年,陆静华生下大女儿西屏(细屏),1922年二女儿西微(细妹)诞生,后更名为西蕾,1923年又生下儿子一阳。因为张太雷长期不在家,孩子的抚养、教育完全就靠陆静华一个人,1927年张太雷牺牲后,她的日子就更艰难了,但她毫不抱怨,默默地承担起生活的重担。陆静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老根据地代表团的成员,曾经到北京参加过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她后来还当选为江苏省人民代表,曾任常州市妇联副主席,1968年不幸去世,时年70岁。她的外孙女张子娟在谈到陆静华时是这样说的:"她是我所见到的女性中最善良、最和蔼的人,她是一位伟大的妇女。"

第六节 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

1917年11月27日,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它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世界虽然很大,国与国是分开的,但民众的心却是相通的。作为俄国的近邻中国,受到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正当中国的先进分子在黑暗中苦苦地寻求国家的富强、民族振兴之路时,俄国的工农大众在列宁的领导下,冲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建立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以深刻的启迪,使他们深受鼓舞。此时忧国忧民的张太雷得知这一消息,心情非常激动,他希望能知道更多的详情,便想方设法地寻找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刊来阅读,并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十月革命进行的情况。当时的北洋政府非常害怕人民知道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怕引起国人的仿效,动摇它的统治地位,便对十月革命的消息严加封锁,禁止革命书刊。可北洋当局哪里知道,十月革命的消息是封锁不住的,真理的传播是禁止不了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在中国大地上广泛地传播开来,张太雷是通过福克斯教授和一些进步的同学手中得到有关的书刊,特别令他高兴的是,1918年秋天,他从法租界一位朋友手中借到一本《国家与革命》,他爱不释手地躲在宿舍里如饥似渴地研读起来。这一年的秋天,一位俄国朋友鲍立维(又译为柏烈伟)从海参崴来到天津,了解中国的情况,进行革命联络工作。鲍立维是位汉学家,他在中国居住多年,在中国文学上颇有造诣,中国话说得也很好,他是十月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他到天津后,想找一位英文翻译,通过朋友介绍,他找到福克斯,请他帮忙。福克斯便把张太雷介绍给他,鲍立维与张太雷见面后,两人谈得非常投机,鲍立维感到非常满意,便同意让他当自己的英文翻译。张太雷与鲍立维的相识,不仅使他从鲍立维口中得知了很多十月革命的情况,而且还得到了不少革命的书刊,这对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很多方便,同时对他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很有影响。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他是河北省乐亭县人,他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07年至1913年曾在天津北洋大学就读。他在大学时代,就积极地参加政治活动,主要是主持编译革命书刊,为实现民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四处奔忙。大学毕业后,他积极地从事新文化运动,他是在文章中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怀疑,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第一人。1913年至1916年,他到日本留学,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注重对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1918年,他在《言治》季刊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对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性质、意义进行了详尽地分析,指出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它是"世界新文明的曙光",这篇文章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18年11月,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两篇文章,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热情赞扬了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什么皇帝、军阀、帝国主义,"遇见这个不可阻挡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飞落在地"。他热情欢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张太雷读了李大钊的文章,在他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他心里感到前所未有的舒畅,再加上他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他开始学着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观察分析事情。1918年11月，李子宽回北京就读之前,途经天津,曾到北洋大学看望张太雷,两人相见,自是欣喜万分。张太雷坦诚地向好友倾诉了自己这些日子以来思想上的变化,他对李子宽说道:"做人要整个地改,我以后不到上海当律师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

从此,他从思想上坚定了走十月革命道路的信念,这是他由民主革命思想向共产主义思想转变的开端。

第03章 中学时代

第一节 校长的资助

这是1911年仲夏的一个傍晚。夕阳如血,烧红了半边天,把绿莹莹的运河水染成了绛红色,霞光如同一只魔幻之手,将岸边四周的植物变成了一片金黄,如同一派秋日的景象。

在河畔一块柳枝掩隐的青石板上正坐着一位十三四岁的少年,他就是张太雷,他今天不像往常那样是到这里读书;从他严肃、凝重的表情看,也不是来欣赏风景的,他的心里此刻正在为本不该是他这种年龄操心的事情而忧烦。

今天下午,他刚刚参加完小学毕业典礼,领到了小学毕业证书,在会上他们最后一次齐声高唱优美动听的校歌,最后一次聆听了校长吴康的谆谆教导、老师们热情的勉励,然后同学们互相临别赠言。会后,同学们纷纷匆匆赶回家去,而张太雷不像往日那样一放学就大步流星地往家赶,而是怀揣着毕业证书步履蹒跚地来到河畔,坐在石头上发愣。领到了毕业证书,按理说他应该高兴、兴奋,为何如此闷闷不乐呢?

张太雷自父亲去世后,家庭的经济来源没有了,只是靠母亲给人帮佣维持最低的生活,他这五年的小学的学费全是靠亲友资助的,如今他小学已经毕业了,他心里当然非常想继续求学,上中学,甚至上大学,可是一想到母亲每天天刚亮就起床,忙着做早饭,然后到人家家里去打工,直到天黑了才回家,回家后,还为人家做针线活,直至深夜。母亲为了维持这个家庭已经尽到了全部力量了,他怎么好意思对她说自己还想上中学去增加她的烦恼呢?而且即使是说了,母亲也没有能力让他继续上学。亲友已经资助了五年了,再让他们资助,如何开得了这口呢?他虽然只有十三岁,可他是家中惟一的男子汉,他没有理由再让母亲为他操心,而应该为母亲分忧才对。他思绪万千,心潮起伏,想到也许从此再也不能进入学校去读去了,他虽然置身盛夏,却如同喝了一杯冰水一般凉透了心,他的鼻子酸酸的,眼泪悄悄地流了下来,正在这时,一个声音在他身后轻轻地响起:"张复,你怎么还没有回家?"他一回头,是校长吴康,他正用关切的目光望着他。

张太雷立即站了起来,擦掉眼泪,低声带着哭腔地说道:"校长,我在这里欣赏风景。"吴康知道他言不由衷,笑了笑,没有点破他,因为他了解张太雷家里的经济状况,刚才在毕业典礼上又发现他心绪不宁,散会后又注意到他没有走上回家的路,所以吴康处理完公务后,就追到这里,想弄明白是什么事情让他心生烦恼。

"你有心事?在想什么?能告诉我吗?"吴康和蔼地问道。

听了校长的问话后,张太雷心想:校长从我入学以来就一直非常关心我,对我如同对自己的孩子一般,我就对他实话实说吧。于是他轻轻地说道:"我在想应该去谋一份工作,或许到商店去当学徒......"

他的话还未说完,校长就感到很意外地问道:"去当学徒?你不想上中学了?"

张太雷低声说道:"当然想上中学,可是我们家哪有钱让我上呢?"说完心酸得眼泪又要落下来。

吴康听了他的话,沉思了片刻,然后说道:"你无论如何都应该继续上学,学费嘛,我可以资助你一部分。"

校长的话使张太雷深感意外,也非常感动,可一想校长的收入也很有限,他的家庭负担也很重,怎么好意思接受他的帮助呢。他迟疑地说道:"这怎么行呢?"

吴康却爽快地说道:"你天资聪慧,各门功课都是优等,如果不能继续上学,那将多可惜呀!在我们学校里,老师帮助学生,这是常有的事情。我的薪水确实太不多,但资助你一部分还是可以办得到的。"

张太雷见校长如此坚持,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只是用感激的眼光望着校长。

校长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脑袋,说道:"你回家把你想继续上学的愿望告诉你妈妈,看看你们家里能给你出多少钱,然后告诉我。"校长边说着,边拉着他的手往他回家的路上走,沿途还说了不少安慰和勉励的话,然后才与他分手。

此时天已经渐渐黑了,张太雷赶紧往家跑。他刚走进家门,母亲和姐姐满脸忧色地问道:"毕业典礼不是早就结束了,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张太雷愣愣地不知怎么回答。"毕业证书领到了吗?"母亲又问道。

"领到了。"张太雷赶紧把毕业证书和成绩单拿出来双手捧给母亲看。母亲接过来仔细地看,姐姐泰临也凑过来看,母亲边看边喜形于色地说道:"品德优良,成绩都是优等,还评为模范学生,不错不错!这五年功夫没白用,钱也没白花。"泰临从母亲手中接过毕业证书,羡慕地看着。

吃完晚饭,张太雷就对母亲说道:"妈,我到外公的店里去当学徒吧。"母亲和姐姐听了他的话颇感意外,不约而同地问道:"你不想上中学啦?"

"想有什么用,家里哪有钱供我上中学?"张太雷凄楚地说道,母亲说道:"我前两天找过你伯父张绍曾,他答应给你出一部分学费。"说完停顿了一下,叹了一口气又说道:"其余的部分我再找别人借。"张太雷听了自然非常高兴,但他一想到又要母亲低声下气地去求亲戚资助,他就觉得心里很不安,便说道:"妈妈,算了吧。我不能再让您这样累了,我还是去当学徒,三年后出师就可以挣钱养家了"

母亲还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的话说道:"不行,你得去上学,人还是要多读书,有了学问会明事理,以后才能为国家多出力。我再苦再累也要让你进中学念书。"母亲语气坚定地说道。

姐姐泰临也劝道:"我们家得有人上中学大学读书才好!我没法子上学,弟弟你一定要上中学,多读书,也算代我读书呀!"

张太雷当然是想进中学继续读书,只是不想求人,也想为母亲分担一些家庭的责任,才考虑去当学徒的。现在见母亲和姐姐都这么说,而且态度这么坚决,心想伯父能给出一部分,校长再资助一部分,两方面凑到一起,学费的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于是他便改变了主意,说道:"好吧,妈妈,我听你们的。我去考中学,如果考上了,就去读书。"

母亲和姐姐听他改变了主意,很高兴。张太雷过了一会儿又说道:"妈妈,你不用再去找其他亲戚借钱了,吴康校长答应资助我一部分学费,加上伯父给的钱就够了。"母亲和姐姐听了喜出望外,姐姐笑着说道:"这样可太好了!"母亲却叹息道:"我们欠人家的人情可太多了!"

"这些人情将来由我自己来还!"张太雷说道。"这些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你好好学习,就是对大家最好的回报。"妈妈轻声地说道。

第二节 考入常州中学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已经废除科举,兴办学校。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发动戊戌变法的政治运动后,更加快了兴办学校的进程,各省、府、州、县、乡、邑都将原有的公立或私立的书院、社学、学塾改成兼习中西文化的学校。常州旧有龙城、延陵两座书院,龙城书院已改成武阳公立小学堂;延陵书院因遭兵燹,院舍荡然无存。要筹办中学堂,就必须重新择地建设新的校舍。1905年,常州太守许星壁到任后,就着手筹办,择定在常州东门玉梅桥畔护国寺旧址上建校。由常州府所辖的八县:武进、阳湖、宜兴、荆溪、无锡、金匮、江阴、靖江分别筹资,再加上政府拨款,总共筹集到白银六万五千两,整个工程历时16个月,占地30亩,建有校舍230多间,楼下为教室,楼上为宿舍,一间卧室可住8位学生。校内还设有器械室、练身房,还有宽大的操场,真可谓设备齐全,条件优越。学校建成后,定名为常州府中学堂,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10月正式开学。

常州府中学堂开办后,师资、设备日趋完善,成绩斐然,不久就成为当时常州的最高学府,远近闻名,当时江苏省的视学到常州府中学堂视察时曾作过如下的评语:"是校规模宏大,秩序井然,各科教授均见佳良,洵为江苏中学之卓卓者。"这样好的学校自然成了学生趋之若鹜的学校。常州府中学堂自1907年创建后,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校友遍中华。张太雷在得到张绍曾和吴康的资助后,决定进入中学继续读书。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学校自然是常州府中学堂。1911年7月,张太雷参加了常州府中学堂的入学考试。当时考试的科目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一天考完。他各科考试的成绩都是优良,结果如愿以偿的被常州府中学堂录取了,从此开始了他的中学生涯。

开学那一天,母亲特意给张太雷挑了一件较好的长衫,让他穿着上学堂。这件衣服是张绍曾的儿子穿过嫌旧了施舍给张太雷的,平时张太雷都舍不得穿,今天他算是把它当做礼服穿着进学堂。张太雷今天的心情非常好,精神抖擞、步履轻盈地向学校走去。一路上,他望着天,觉得今天的天格外的蓝,天上云的形状也分外的好看,微风是那样和煦,小鸟的歌声美妙动听,仿佛那摇曳的树枝是在向他招手,路边的花草在冲他点头,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欢看万物皆有情。他连蹦带跳地走着,嘴里还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儿歌。这也难怪,他只有十三岁,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嘛,能踏入中学的校门,对于他而言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自然会喜形于色的。

张太雷跨过玉梅河上的一座石拱桥,来到校门口,站在常州府中学堂的大字匾牌下,心里觉得无比的骄傲与自豪。此时已有不少同学来到了校门口,张太雷就汇入人流中,进入校门,踏上了一条笔直宽敞的干道,道路的两旁种植有松、柏、樟、榆等等树木,它们被修整得非常整齐,路边还有一些形态各异、独具特色的小型花圃,里面种了许许多多的花草,有红色的鸡冠花、绛紫色的大理菊、浅红的海棠花、艳黄的美人蕉、淡蓝的灯笼花以及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花,它们争奇斗艳,怒放在绿茵茵的草丛中,煞是好看,令人目不暇接。张太雷被校园里美丽的景色迷住了,不由得放慢了脚步,仔细地欣赏着,慢慢地体味着。不知不觉中他来到了大礼堂的门口，门上贴着今天上午在此举行开学典礼的通知。他便跟着同学走了进去。里面已经坐了不少人了,他找了一个座位坐了下来,静静地等着开学典礼的开始。大约等了半小时,开学典礼开始了。先由校长屠元博致开幕词。他声音很洪亮地说道:"同学们,今天是公元1911年7月20日,新的学年自今天开始。你们到这所学校来,一是要勤奋读书,二是要学习做人。今天的开学典礼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宣布校训。我们常州府中学的校训是'存诚、能贱。'这校训的含义在明日修身课时,老师会对你们详细讲解的;二是学唱校歌。下面就请童斐老师教大家唱校歌。"说完他就走到台下,在前排座位上坐了下来。这时,一个身材瘦高的中年教师快步登上主席台,把事先用大字抄好的歌片固定在木架上,自己大声地唱了一遍,然后逐句教大家唱。

"大江浩瀚,灌中吴万顷膏腴。更笠泽橙波,铜峰攒翠,秀灵磅礴扶舆,是为毗陵名郡。自延陵文物启东吴,迄今四千余载,名誉震寰区。峨峨讲舍,是我中学,八邑建中枢。莘莘群彦,敦品立行,拔汇复连茹。愿养便楠作栋梁,擎天有柱巩皇图。勉诏前微,为光家国,宏兹远模。"

歌词含义深刻,曲调优美动听,童斐老师教得很仔细,同学们唱得很认真。童斐老师教了几遍后,同学们齐唱了一遍,教歌的内容完了之后,开学典礼也就算结束了。如此简单而隆重,寓意深刻的开学典礼深深地留在了张太雷的脑海里。

常州府中学堂的学制是五年。当时朝廷学部规定各新办的学堂的教授内容为:"诵《四书》、《通鉴》、《小学》及经史子诸书为主,辅以各国语言文学、算学、天文、地理之粗浅者,万国古史近事之简明者,格致理科之平易者。"上面有这个精神,下面办学的人又是留日学生,脑中有仿效东洋的新思想,这样一来,在课程设置上,体现了清朝末年新旧学交替之际的特点:一方面设有旧式读经课程,另一方面,又增添新式的数理科目,成为中西合璧、古今融汇的教学体系。

张太雷在常州府中学就读时,学校所设课程有修身、国文、外国语(主要是英语、日语)、中外历史、中外地理、数学、博物(植物、动物、矿物、地质)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兵式操和普通操)。其中的外国语、外国历史、外国地理、数字、物理、化学等等课程均采用英文原版教科书。一般说来,用外文课本教学如果不具备优良的师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由此可见,常州府中学是一所质量较高的学堂。

修身课的主要内容是摘讲陈宏谋的五种遗规,即《养正遗规》、《训俗遗规》、《教女遗规》、《从政遗规》和《在官法戒录》。读经课主要讲解《春秋左传》、《周礼》等等。从课程设置上,可以看出学校是以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作为办学宗旨。

张太雷一进入中学,就像进入了知识的海洋,这才知道小学阶段只是认路入门,而中学阶段就是要夯实基础,为日后的攀登攻坚做好准备。所以在此后的五年中学读书求知的生涯中,他刻苦学习,努力探索,对各门功课不放松,上课认真听讲,下课用心做作业,他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果实,连年各门考试成绩都是优等,总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受到老师的夸奖,同学的羡慕。

不过虽然张太雷对各门功课都很重视,但对英文、数学、历史、体育四门更为喜爱,尤其是对英文,他的英文成绩每个学期都位于全班之冠。

为什么张太雷在常州府中学读书时他的英文成绩会特别好呢?根据当时的情况进行分析,原因如下:一、他那时就已意识到,外语是一种工具,学会一种外语,就能够多一扇观察、了解世界的窗口,多一种增进知识的途径。二、英语教员多是在西方国家留学过的,他们上课时身着西装,鼻子上架着金丝眼镜,头戴呢礼帽,手持司的克(手杖),风度翩翩,举止文雅、端庄,再加上这些教员多数岁数都很年轻,长相又比较英俊,他们的外在形象使张太雷感到非常新奇、富有吸引力。这些教员也确实有真才实学,英语非常流畅,教学方法采用的是启发性的教学法,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所以教学的效果比较好。三、张太雷受这些老师的影响,曾一度倾心于基督教,常常在星期天的早晨赶到城东的天主教教堂去听"道",传教士都是用英文来布道的,说教中还引领信教徒用英文读《圣经》,唱圣歌。刚开始张太雷听不懂,只能偶尔听明白几个英文单词,他暗暗下决心要学会英文。这也是促使他学习英文的一个外因。几年后,他从历史课中了解到帝国主义传教的真正目的是要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他就再也不到教堂去做礼拜了,还劝说其他同学也不要去。四、当时常州府中学数理化的课本都是英文原版书,学生们必须学好英文,才能学好这些课程。五、张太雷的超凡的语言天赋,再加上对英文学习有兴趣,学习的自觉性很强,所以学得好,进步快。

张太雷当时肯定也没有想到,他从中学时代起对英语的兴趣和所取得的成绩会对他以后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英语成为他后来接受马列主义、参加革命、走出国门的一道桥梁,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

张太雷对斯宾诺沙的一句名言非常欣赏:"保持健康是做人的责任。"他在学校里除了努力学好各门功课外,十分注意锻炼身体。对每周两次的体操课和兵操课他都全身心地投入,认真操练。课余时间也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如踢足球、踢毽子、打乒乓球、练单杠、双杠、走浪木、过天桥等等。健康的体魄是学习好的前提保证,他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不仅保证他在学校时有充沛的精力投入学习,而且也为他日后不知疲倦地工作,为革命不辞辛苦地四处奔忙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第三节 校长的影响

一个好的校长,不仅能够治理好学校,还能为学生指明人生的航向。张太雷在中学--确立人生观的关键时期就遇到了这样一位好校长。

常州府中学堂的校长屠元博是一位有着炽热爱国心的知识分子,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他担任常州府中学堂校长时,便将学堂作为常州、武进地区进行民主革命宣传和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在常州府中学堂校内,师生思想活跃,革命气氛非常浓郁。他当时和担任庶务的朱雅竹老师邀请了十六位思想进步的人士,组成了一个秘密的革命团体,发动群众,组织反对、推翻清朝统治的活动。屠元博为了锻炼学生的体魄和意志,也为了以后的革命作准备,他在学校的课程设置中,不但有日常的体育课,还专门开办了兵式操课,对学生实行军事训练,这在当时中学里是极为罕见的。

兵式操课在开始时只是徒手操练,演习各种步伐、队列行进。1909年6月,屠元博从两江总督署领到一百二十支"快利"步枪,这些枪是金陵制造局1894年制造的,五响后膛,可以上刺刀。这样高年级的学生就可以扛着真枪来练习,而低年级的学生扛不动真枪,就让他们用木制枪来操练。张太雷对军事操练非常感兴趣,操练时他总是全力以赴,从不偷懒,各种军事技能他学得最快,常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当时学生全部都在校内宿舍寄宿,过集体生活。他们的生活很军事化,校监有时在深夜吹响哨子,大家就摸黑起来紧急集合。张太雷是一个头脑非常敏感的人,他夜里睡觉很机警,一听到哨声,他就会立即起床,动作非常敏捷,常常是最先到达集合地点。他当时不会想到,在中学学到的这些军事技能对他后来参加革命活动帮助很大。

校长屠元博经常向学生们宣传孙中山的爱国民主思想,讲述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事迹。有一次,张太雷听了校长介绍邹容烈士的光辉一生时,高度评价他的"雷霆之声"的著作《革命军》,一散会,张太雷就急忙跑到学校图书馆,把《革命军》这本书借来,爱不释手地一口气将它读完。

《革命军》一书仅有两万多字,分为以下七章:1.绪论;2.革命之原因;3.革命之教育;4.革命必剖清人种;5.革命必去奴隶之根性;6.革命独立之大义;7.结论。此书比较全面、精辟地论述了当时革命的问题。

《革命军》1903年5月在上海出版,这本号召革命的论著是以革命的"公例"、"公理"之箭射向统治中国二百多年日益腐败的清朝政府,身向保皇党人,邹容认为革命是"天演之公理"、"世界之公例",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认定革命是"去腐败而存善良"、"去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的必由之路",革命是"牺牲个人以利天下,牺牲贵族以利平民"的崇高事业。邹容慷慨激昂地说道,他要"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嗓裂喉","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他提出必须"仗义群兴革命军",进行武装革命,推翻野蛮的政府,反对干预中国革命独立之外国人及本国人。书中最后还充满信心地呼唤:"革命独立万岁!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这是一本充满浩然正气、极富鼓动性和战斗力的书。张太雷读后觉得荡气回肠,兴奋、激动不已,他对邹容这位因为宣传革命思想,被清政府关进监狱,后在狱中因病去世年仅21岁的英雄非常钦佩,对他在19岁时就能写出《革命军》这样一本激荡人心、震撼全国的巨著更是大为赞叹。合上书页,他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思绪万千,无法入睡,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了。《革命军》中所阐述的推翻清政府、创立新社会的理论深深地印刻在张太雷的脑海中,从此他树立了初步的、还有些模糊的革命的思想。

屠元博校长还向学生们讲述了被人称作"鉴湖女侠"的女革命家秋瑾的事迹。秋瑾1877年出生在福建厦门,祖籍浙江绍兴,自幼读史咏经,骑马习剑,看到清政府腐败无能,民不聊生,萌发了救国救民的志愿,27岁时冲破封建礼教的枷锁和家庭的束缚,女扮男装,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到西方政治学说的影响和中国留学生运动的激励,产生革命的思想,积极投身爱国运动,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组织的"三合会",以后又加入了"同盟会"。

由日本回国后,创办了"中国公学"和《中国女报》,宣传推翻清朝封建帝制,进行民主革命。后来又在"大通学堂"组织成立了"光复军",准备在浙江起义,因同党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走漏了消息,秋瑾也在1907年夏天被捕。面对严刑拷打,金钱、权力的诱惑,她毫不为之所动,坚不吐供,只是执笔在纸上写下了七个大字:"秋风秋雨愁煞人!"成为惊天地、泣鬼魂的绝命书。1907年7月15日惨遭杀害,年仅33岁。

张太雷听了秋瑾的故事后,十分激动,感慨不已。第二天就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秋瑾传》,连夜阅读,当他读到秋瑾殉国前五天寄给同志徐小淑的《绝命词》:

"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途穷,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手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

张太雷读完,唏嘘不已,心情激荡,赶紧取出笔墨,将这惊世愤俗的《绝命词》一字一句抄录下来。此后经常取出来吟咏,渐渐地都能倒背如流了。

屠元博校长后来还给他们讲述过黄花岗起义的72位烈士的事迹。屠校长的启迪和殷切教导,他所讲述的爱国英雄、救国志士的先进思想和光辉业绩,成为张太雷走向革命生涯的一盏盏的指路明灯,让他逐渐明白一个人活在这世上应该为什么而活着,应该怎样去生活才是有价值的。

第四节 剪辫子欢迎孙中山

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中华大地数千年来一直是以封建统治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国家,以农耕为主,对外实行闭关锁国。1840年英帝国主义发动了可耻的鸦片战争,用利枪坚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通过不平等条约疯狂地掠夺中国的财富,欺凌中国的老百姓;此后又经过英法联军入侵、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等一系列的侵略战争,使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人民深受苦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压迫就有反抗,中国人民的反抗和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日趋激烈,其中较大的有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等,虽然这些起义最后都被瓦解或镇压下去了,但人心不散,斗志不减,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人物,他们站在时代的前列,率领大众,为了祖国幸福、美好的未来奋战不息。

自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民在前进的征途上经历了三次带有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完成了推翻封建帝制的任务,产生了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就是孙中山先生,他青少年时代曾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读书,长期接受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立下了爱国救亡的志向。1894年他创建"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其政治纲领。1895年10月,他在广州领导起义失败,被迫流亡海外,在海外他积极地宣传革命思想,并考察了国外的政治经济状况。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被推举为总理。此后他又派人联合会党,发动新军,组织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最终没有获得成功,但却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张太雷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时,经屠元博校长的介绍,阅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对孙中山先生的生平和事迹知之甚详,对他的革命思想和事业极为钦佩,也非常关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喜讯传到常州城,民众欢欣鼓舞,纷纷奔走相告。常州府中学堂的学生们听到这好消息后,惊喜万分。当时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提出剪辫子、放缠足、禁烟等革新措施,民众为之拍手称快,纷纷响应。张太雷和瞿秋白、李子宽等同学带头把自己脑后的长辫子剪掉。张太雷还向同学们宣传:"尾巴样的东西留着它有什么用处?"同学们也纷纷效仿,都剪掉了辫子。剪掉了辫子的他们觉得头上轻松多了,心里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10月11日晚上,张太雷和同学们走上大街,和常州人民一起提着灯笼游行,欢庆辛亥革命的胜利.

10月11日,屠元博和朱稚竹正在南京参加江苏咨议局的会议时,听到武汉已于10月10日独立的消息,他们赶紧于第二天赶回常州,召集秘密的革命团体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决定派屠元博赴上海,朱稚竹去苏州,联系会党安排常州光复的事宜。11月5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苏州宣布江苏独立,成立民国江苏军政府都督署。常州随后也宣布独立,常州的革命人士也商量成立军政分府事宜,并且推荐了常州籍的同盟会会员何健为军政分府司令,经江苏军政府都督程德全同意后,在11月6日送来了委任状。11月7日,何健从苏州来到常州。

11月9日,常州军政分府正式成立。何健走马上任,担任司令,他任命屠元博为参谋长,朱稚竹、段孟陶、奚九如为军政分府顾问。从这天起,全城各团体、商店、学校一律挂白旗,表示独立。这天晚上,全城举行提灯游行会进行庆贺。张太雷和瞿秋白等同学提着自制的小白灯笼,参加了这一盛大的游行活动,与全城人民一起同享常州革命军政分府成立的欢欣和喜悦。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革命也不例外,在进程中产生了波折。武昌起义成功后,各省相继独立。1911年11月上旬,黄兴、宋教仁等革命派开始筹组全国临时政权。这时候,一些官僚、政客蠢蠢欲动,野心勃勃,都想争夺大权。当时以陈其美为首的上海集团,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以及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都想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中央政权,为了把大权抢到手,他们互相之间勾心斗角,都想把资产阶级革命派排除在新的政权之外。孙中山先生是一心为革命、群众公认的革命领袖,当时他正在海外,黄兴、宋教仁等人力主敦请他回国执政。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前往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就任大总统,他到达上海后,要转乘火车去南京,途中将经过常州。

孙中山先生将经过常州的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常州城,军政分府组织群众到车站迎送大总统过境。屠元博也率领常州府中学堂的全校师生前往车站迎送,张太雷排在队伍的中间,怀着激动的心情翘首以盼。到了预定的时间,火车汽笛长鸣,京沪列车缓缓地开进常州火车站,火车在常州并不停车靠站,只是放慢速度,徐徐而行。身着藏青色西装的孙中山先生站在车窗前,满面慈祥、脸带微笑地冲站台上迎送的人们不停地挥手,站台上的人潮欢声雷动,张太雷垫起脚尖拼命地向大总统挥手,以表达自己心中对他的无限崇敬和爱戴之情。列车缓慢地奔驰而去,孙中山没有下车,更无法与他们交谈,只是在那一刹那之间就一闪而过,可是孙中山先生的伟岸丰姿、音容笑貌却在张太雷的心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

张太雷最敬佩孙中山的是他为革命奔走几十年那种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坚强的意志品质和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无怨无悔、执著到底的精神。他就是靠这种精神,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成就了功德无量、永垂史册的伟业。人的心目中是需要偶像的,偶像是天上的星,窗前的灯,心中的火,前进的旗。张太雷在见过孙中山先生后,就将他视为自己的偶像,更加自觉地学习他的思想和精神,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学习,储备力量,立志将来也要像他那样去救国救民。

第五节 结交良朋益友

张太雷在常州府中学堂就读时,最谈得拢、合得来的同学有瞿秋白、李子宽、吴南如等人,而这几位同学都比他高一班,大概是张太雷认为与高班的同学交往,可以从中得到更多的帮助吧。不过也不尽然,张太雷和瞿秋白的深情厚谊是因为文学修养、兴趣爱好、家境身世以及同乡情谊等等因素构筑而成的。张太雷结交这些良朋益友,是为了在学习上能够互相帮助,思想上共同进步,他们还经常在一起谈古说今,议论时政。

常州府中学堂那时实行的是寄宿制,无论市内和外地的学生一律住校,星期六晚自修结束后,家住在常州城内的学生便可以回家住宿,外地学生星期日方能出校。星期日晚自修前,全体学生返校。张太雷星期六晚上回家住宿,星期天上午在家里干一些体力劳动,诸如挑水、劈柴、买煤、擦洗门窗之类的劳动。下午常常多是到瞿秋白家里去交谈,有时他们也相约外出游玩,晚餐后便一同返校,他们这样的安排逐渐成为习惯。

武昌起义成功后,全国各省、市纷纷响应,成立军政府。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大总统,组成临时中央政府,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实行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民族主义,就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民族独立的中国;民权主义,就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民生主义,就是平均地权,通过核定地价等办法,把封建土地所有制变为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还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深得人心,万民欢庆。

这段时日,张太雷也是欢欣鼓舞,无比兴奋,在瞿秋白的家里和同学们谈论政局时,他们对民主主义和"天下为公"尤感兴趣,议论最多。大家都认为封建王朝推翻了,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全体国民当家作主了,从此以后,老百姓就有好日子过了。

可是政局多变,好景不长,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和破坏,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野心家袁世凯篡夺了国家的领导权,当上了大总统,孙中山被解除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存在了三个月的南京临时政府宣告结束,全国又处在军阀政客统治的苦难深渊之中。张太雷、瞿秋白等人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忧心如焚,他们痛斥袁世凯倒行逆施,逆历史潮流而动,妄图恢复帝制的阴谋和野心。

春末夏初的一天下午,瞿秋白正在家里,坐在窗下的一张小桌旁,正在教帮工杨嫂的儿子小牛读英文,张太雷、李子宽相继来到瞿秋白家里,像往常一样就时局进行了畅谈。就座甫定,李子宽拿出一张《申报》说道:"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他伸手窃取了!"

张太雷也拿出一张《民呼报》交给瞿秋白,说道:"《民呼报》也揭露了袁世凯窃权的阴谋,他表面上赞成共和,同意到南京就任大总统,等到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之后,他却暗地指使党羽曹锟在北京发动兵变,制造暴乱,煽动天津、保定等地进行兵变,帝国主义也派军队入驻北京,袁世凯就以北京地势重要、时局紧急不能离开为由,将临时政府建在北京,在北京举行就职仪式。袁世凯还派人阻挠孙中山派遣的蔡元培、宋教仁等人作为专使到北京接他去南京就职,而迫使他们同意让他在北京就职,这样一来袁世凯的诡计就得逞啦!"

瞿秋白看完报纸上有关文章后,满面愁容地说道:"我在《民权报》上也看到了类似的文章,辛亥革命给人民带来的兴奋和希望全给这些军阀野心家撕得粉碎了!"停了一会儿,他叹了一口气,拖长声调,背诵着老子的话:"民之乱,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饥,以其上食税者多也,是以饥。"

张太雷接着说道:"还有《庄子》上的话呢!'今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其可得耶。'"李子宽也吟咏着庄周的话:"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张太雷听了,愈发对袁世凯这野心家不满,吟咏着苏东坡的语句:"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

"月明星稀,鸟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瞿秋白扶了一下眼镜脚架,还着怨声怒气读了曹操的诗句。

"当今的潮流是反帝反封建,民众要当家作主,而袁世凯这个老奸巨滑的野心家居然敢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人民的意愿,总有一天他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张太雷愤慨地说道。而他所说的这段话被以后的历史所证实。

坐在屋子边课桌旁做作业的小牛见这些大哥哥们都慷慨激昂的样子,还吟咏诗歌,颇感好奇,听到他们都骂袁世凯,他也插嘴道:"袁世凯这个大坏蛋,祸国殃民,我也要和你们一起打倒他!"

大家听了,瞧着他那一脸的稚气样,不禁哈哈大笑,张太雷兴奋地说道:"说得好,袁世凯这个坏蛋虽然现在很得意,但人人反对他,他肯定会很快就被赶下台的。"

瞿秋白站了起来,从墙上取下玉屏箫,吹起岳飞的《满江红》,张太雷和李子宽等人便和着曲调唱了起来:

"怒发冲冠,凭栏处,萧萧雨歇。
抬眼望,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他们又说了许多激愤的话,直至天也将晚,张太雷和李子宽才依依不舍离去。

常州是一座内陆平原城市,没有高耸雄奇的山岳峰峦,也没有娇艳多姿的湖光水色,但它是一座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文化古城,留存有许多名胜古迹、人文景观,自有其独特的风姿魅力。"巍巍乎七层巨构"的文笔塔就是常州最著名的一处景点。

年轻人是好动的,尤其是十几岁的孩子,赏景览胜的心理特别强烈。在一个风和日丽的秋日,张太雷、瞿秋白、李子宽带着小牛一道去文笔塔游玩。

文笔塔位于红梅公园的东南隅,塔高48.38米,底层外径9.85米,塔身是砖木结构,七级八面,每层有四个拱门,中间有旋转木梯,环绕而上,塔的外观造型别致,非常优美,是太平寺的主要建筑之一,根据明朝洪武年间的碑文记载:"惟塔为萧齐旧物。"可以证明此寺和文笔塔均为南北朝建元年间所建,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此塔历经风霜劫难,屡建屡毁,而耸立在张太雷他们面前的这座文笔塔是仿照原塔的样式于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重建的。

这天秋高气爽,是出游的好日子,张太雷、瞿秋白等人来到文笔塔前,抬头就望见常州籍的翰林汪洵所书的"文笔塔"三个楷书大字,他们并未在塔前的碑文前停留,因为此塔的历史他们早已知之甚详,只是从未登上去过,于是向看塔的僧人付了香资后,便鱼贯而入,嬉笑着一层一层地向上攀去。他们年轻力壮,身体矫健,不多一会儿,就登上了塔的最高的第七级的塔顶。他们依次走到四个拱门,凭栏远眺,顿觉心胸豁然开朗,常州城内外尽收眼底,西望城中,屋宇鳞次栉比,黑白相间;北望郊外,良田千顷,正待收获的稻穗一片金黄;东望村落,庭院稀疏,荒坟充斥其间;南望运河,似青绫缠绕,蜿蜒东去,这一幅幅的景象美不胜收,令人心旷神怡,张太雷他们眺望着眼前的景色,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三言两语地议论着、嬉笑着,小牛抬头看到东面拱门上挂着一块小匾额,上面题写着:"上出重霄",没有落款,小牛连忙问它的出处和含义,张太雷笑着说道:"这是王勃所写的《滕王阁序》中的句子。"瞿秋白接着说道:"对,王勃在此文中是这样写的:'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我们今天登临此塔,上仰苍天,下俯大地,也算是上出重霄,下临无地,飘飘欲仙了!"

这时李子宽也诗意大发,吟咏起杜甫的《望岳》诗: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吟咏完还感慨地说道:"杜甫这首诗的意境我们今天登临此塔才真实地体味到。"

张太雷也引发了诗兴,说道:"历代诗人词家曾作过不少吟诵常州的诗词,有关文笔塔的就不少,我记得洪吉亮写过一首《二十七日上城东浮屠远望》:'偶踏城东路,孤僧为煮茶。因登七层塔,看了一城花。'他站在文笔塔上,好景尽收眼底,似看见全城都是花,把常州写得如此之美。"

瞿秋白略带伤感地说道:"家乡风光处处美,就是乡亲们的处境事事愁啊!"

小牛也插嘴道:"在我们乡下,没饭吃、没衣穿,孩子上不起学的人家可不少呢!"

张太雷激动地挥动手臂,坚定地说道:"我们一定要改变现状,要让所有的平民百姓都能吃上饭,有衣穿,让孩子们都有书读!"

"我们要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瞿秋白大声地说道,声音在塔里回荡,飘向四方。

金桂飘香,秋色浓郁,正是游园赏景的大好时光,喜欢投身大自然怀抱的张太雷、瞿秋白经过六天的紧张学习生活后,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星期天,又邀约了吴南如、李子宽等人,一同前往舣舟亭踏秋赏桂去。

舣舟亭位于常州东郊古运河东去的咽喉处。苏东坡在宋神宗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担任杭州通判时,运司差往润州(今镇江),乘船途经常州时,曾在此处系舟。后人为纪念苏东坡,使在此建了一座亭子。此亭于南宋咸淳(公元1265年)建成,1757年乾隆皇帝下江南,当地的官员特在舣舟亭后的土山上建了万寿亭(俗称皇亭)作为行宫。乾隆自1751年至1789年先后六次巡游江南,四次来到常州,三次驻跸于此行宫中,曾四次写下了吟咏舣舟亭的诗,还为舣舟亭题了"玉局风流"的匾额。清末时在此建成舣舟亭,将乾隆四次巡游常州时写的诗词刻成石碑,建成御碑亭,供游人观赏。

舣舟亭园三面临河,一面沿岸筑墙,园门开在围墙正中。张太雷、瞿秋白等人刚进入园门,一股浓郁的桂花清香便扑面而来,他们顿觉神清气爽。他们慢慢地在园中行走观赏,仔细地观看了花圃、长廊、画轩、假山、小溪、东坡洗砚池,乾隆御碑亭里之后,来到位于河畔的半山坡上的舣舟亭坐了下来,一边休息,一边交谈。谈话的话题自然离不了苏东坡了。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出生于宋仁宗景祜三年(公元1037)年,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终年66岁,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诗、词、书画等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我非常喜欢苏东坡的文章和诗词,如《赤壁怀古》,就是我百读不厌、越读越新的一首。"刚在亭子里坐下来,吴南如便说道,接着他便大声地朗诵起这首词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家也不约而同地齐声和他一起背诵起这首不朽的佳作:"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大家朗诵完后,更加激情难抑,纷纷说起自己知道的有关苏苏坡的生平轶事。太雷给大家讲了苏东坡折卷还宅的故事。说的是苏东坡从海南儋耳流放地回到常州后,暂住在宜兴。有时有一位名叫邵民瞻的读书人拜苏东坡为师,邵民瞻花了五百缗(千文为一缗)为苏东坡联系买下了一所房子,当时苏示坡的经济并不宽裕,是倾其所有才买下这所房子,准备择吉日搬进去住。有一天晚上,苏东坡和邵民瞻散步来到一个小村庄,忽听到有一户人家传出悲凄的哭泣声,他们推门进去一看,是个年迈的老妪在伤心地哭泣。东坡关切地询问她为什么这样伤心,老妪答道:"我家有一处祖传的房屋,被我那没出息的儿子给卖掉了,我无处安身,只好到这里来借人家的房子住。"苏东坡又问她的房子在什么地方?

没想到老妪的房子就是苏东坡刚刚买下来的房子,苏东坡听罢毫不迟疑地对老妪说道:"买你家房子的就是我,你不要再难受了,我马上就把房子还给你!"说完就从身上掏出房契,当着老妪的面烧掉了,然后对老妪说道:"你赶快搬回家去住吧!"说完便与邵民瞻相携而去。听完这个故事后,大家对苏东坡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高尚品德非常饮佩。

瞿秋白也讲了苏东坡自宋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到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的三十年间,曾十一次到过常州,将常州视为第二故乡的一段史料,大家不禁为之动容。

"苏东坡对常州有如此深厚的感情,把常州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我们常州人不应该忘记他!"李子宽这样一说,张太雷颇有同感,说道:"我们应该把这园改名为东坡公园,里面还应该塑造苏东坡的石像,建立苏东坡诗、词、书画石刻,展览他的生平事迹,好好地纪念他!"他的话音刚落,立即得到其他人的赞同。

"浩浩长江起沧海,纷纷过客似浮萍。"瞿秋白念完苏东坡的这两句诗后感慨地说道:"东坡的遭遇像浮萍,而他的事业学问又是千秋基石,我们虽然也是时代的匆匆过客,但不要像浮萍才好!"

张太雷也吟咏了苏东坡的两句诗:"'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桔绿时。'我们要记住苏东坡的教诲,一定要抓紧现在,创造未来。"其他人听罢也频频点头称是。

此时太阳已偏西,见时间已不早了,于是大家便怀着对苏东坡的无比崇敬之情,带着一身的桂花的芳香,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舣舟亭,踏着夕阳的金辉,归家而去。

第六节 以故乡先贤为楷模

张太雷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后,看见校园内有一座袈裟塔,总想弄明白,为什么在学校里建设一座和尚的衣冠墓塔呢?

学校门房住着一位看管大门的王老师,他原来是个小学教师,后来年岁大了,身体也不好,就不能教书了,被校方请来当门卫。他是个常州通,对常州的历史人物知之甚多,他为人又非常和气,对工作很认真,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很尊重他。

有一天下午放学后,张太雷来到门房,先向王老师问候了几句,接着就向他提出了问题:"王老师,你能给我讲讲有关这袈裟塔的故事吗?"

王老师欣然应允,便给他详细地叙述了这袈裟塔的典故。南宋德佑元年,元兵进犯常州,知州赵汝鉴临阵逃跑,全城的民众却纷纷自愿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家园。这时,护国寺的高僧万安和尚与莫谦之长老也毅然参加抗元保城的战斗。万安和尚当时写下了:"时危聊作将,事定复为僧。"的对联。他率领五百个和尚与元兵作战,万安和莫谦之率领和尚们高举着"降魔"的旗帜,手执禅杖,拼死守护南门,经过五十多天的殊死搏斗,终因寡不敌众,南门被元兵攻破,五百和尚全部壮烈牺牲,常州城沦陷。战斗平息后,群众在南门找到了几片万安和尚的残碎袈裟,便将其埋在护国寺内,称为万安袈裟墩,后来在其上建成袈裟塔。以后护国寺拆除,袈裟塔却仍然保留在原地,以纪念那些爱国的和尚们。清代常州文人赵怀玉曾做过一首诗来颂扬那些殉难的僧众:"方坟峨峨,累石五层,陵谷已迁,袈裟尚称。""地傍香火,气升日月,千秋万岁,碧血常青。"

常州府中学堂就是建立在护国寺的旧址上的。而作为学校的一名学生,张太雷听了这些和尚的英雄事迹,深受教育,他无限感慨地说道:"是的,这些民族英雄的碧血会万古常青,他们的英雄事迹将千秋传颂!"

张太雷回到宿舍,将自己听到的有关万安和尚的故事告诉给同学们。几天之后,他和瞿秋白又来到门房,王老师又给他们讲述了抗倭英雄唐荆川的故事。

唐荆川,常州人,1507年生,1560年卒。名顺之,字应德,号荆川。人们尊称他为荆川先生。明朝嘉靖八年(1529年),他参加会试,获得第一,殿试获得二甲传胪,历任兵部主事,翰林院编修,曾两度罢官。他家境贫寒,清正廉洁,好学不倦,从学者众多。他自幼曾习武,兵法娴熟,武艺高强,他还曾发明过"水底雷"。戚继光也曾向他学习过枪法。明朝嘉靖年间,倭寇活动猖獗,屡屡攻占州县,大肆烧杀掳掠,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的一大祸害。嘉靖三十七年秋天,唐荆川被任命为兵部郎中,奉命前往江浙沿海讨伐倭寇。虽然他当时已年过半百,还是英勇作战,先后取得了三片沙、姚家荡大捷,保卫了东南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因此功升右佥都御史代凤阳巡抚,为了布防、战斗、筹饷、赈灾,他长年奔波于江淮海滨,积劳成疾,于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在通州病逝。他平定倭寇的夙愿后来被他培养、提拔的抗倭名将戚继光、谭纶、俞大猷等人完成了。

王老师介绍完唐荆川的抗倭功绩后,瞿秋白也聊起他所知道的唐荆川先生其它方面的情况:"荆川先生对文学、天文、地理、乐律、数学、书法等等无不精通,他学识非常渊博,与王慎之、归有光并称为'嘉靖三大家',他著有《荆川集》十七卷,他的散文文字清丽、结构奇特、朴实流畅、感情真挚。他所写的《广右战功记》非常真实、生动,读后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被人称为'奇作'。他的名篇《信陵君救赵》脍炙人口,被选入《古文观止》,我们刚上中学时就读过。"

"我们语文书中也选了这篇文章,我们都能背诵。唐荆川文武双全,真乃民族英雄,我们应该以他为榜样,向他学习。"张太雷接着这样说道。

王老师见这两位学生对唐荆川先生的生平事迹也有一定的了解,他非常高兴,便勉励他们道:"人皆可以成尧舜,贵在有志。希望你们从少年时就立下救国志,将来报效祖国,造福民众。"

张太雷和瞿秋白听了连连点头,他们直到晚自修的钟声响起,才向王老师道别,箭一般的向教室跑去。

美好的地方,有美丽的风景,而美丽的风景,自然都有动人的传说。

红梅阁是常州的一处胜景,它坐落在城东红梅公园里,此阁建于唐昭宗年间(公元889-904年),属于荐福寺的一部分。宋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0年),荐福寺和红梅阁先后被烧毁。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在玄妙观旧址上重建红梅阁,一直保存下来,经过多次维修,又补植了梅花上千株,阁前又建了一方水池,波光树影,掩隐疏帘,环境幽雅,景色宜人。曾有人称其为"拙仙都之仿佛"。此阁也是张太雷和瞿秋白等人经常光顾的地方。

这一年寒假的一天,张太雷、瞿秋白、李子宽等五人来到红梅阁游览,坐在阁前一棵古树下,一边欣赏自然景色,一边谈古论今。

见多识广的瞿秋白给他们讲述了有关红梅阁的由来的传说。

据传元代至正年间,有个名叫龚子彬的县吏,住在玄妙观里清理积案,赶造狱册,每天由家中的女仆为他送饭。有一天,他因事外出,回到观里时用餐的时间已过,仍不见女仆送餐来,他便怒气冲冲地回到家里,未问情由,便责打女仆,不慎将其打死,后来他回到观内,整理书桌,掀开案卷,发现饭菜覆盖在案卷下面,才顿悟自己冤枉了女仆,因此无比悔恨、痛心。为此他联想到自己处理的这些积案,情况错综复杂,怎能一一搞清呢?他拍案长叹道:"此间积案如山,焉知无冤枉乎?"于是他点了一把火,把案卷全部烧毁了,然后到刺史去请罪。刺史给了他充军云南的处分。正巧这位刺史是云南人,就托龚子彬捎带一封家书回云南。

解差押着龚子彬起程上路,刚出城门,迎面来了个鹤发童颜、飘然若仙的老人,要和龚子彬结伴去云南。龚子彬看了看这位手拄拐棍、白发苍苍的老者,心想他这么大岁数,怎能走这么远的路途呢?他正在犹豫,老人却笑着说道:"你跟着我走,会快得多哦!"边说边解下在腰间系着的一条丝带,连同拐杖交给龚子彬和解差,让他们手拉着丝带,跨上拐杖,霎时,拐杖腾空而起,飘然飞行。过了没多久,他们在一座城池缓缓降落,只见四周红梅盛开,如火如荼,他们向路人一问,才知道他们已经抵达云南。龚子彬又惊又喜,立即进城,到刺史家中为刺史投递家书,刺史的父亲见信上所署的是当天的日期,甚为不解,待了解了其中的原委后,惊叹不已,为感谢龚子彬千里为他传递家书,他亲自到当地官府,替他求情,当地的官员批准龚子彬回常州,刺史的父亲便写了一封信让龚子彬带回常州给自己的儿子。

龚子彬和解差又在白胡子老人的带领下,跨上拐杖,飞回了常州。当他们面见刺史时,刺史还以为他们尚未动身呢。见到龚子彬呈上的父亲的回信,又取出从云南折回的红梅枝作为凭证,刺史这才信以为真。后来龚子彬把这枝从云南带回来的红梅种植在玄妙观里。不久,这枝红梅便吐出新芽,长出新枝,很快花蕊吐艳,如火如霞,龚子彬又从这枝红梅上折下枝条来插植,如此红梅越种越多,因此这里建的阁就称为红梅阁。

瞿秋白的叙述绘声绘色,娓娓动听,令大家都听得入了迷,思绪起伏,情绪活跃。张太雷感叹地说道:"我们常州是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的地方,据地方志记载,历代出过进士1546名,其中状元9名、榜眼8名、探花15名、传胪6名。在南北朝齐梁时还出过常州籍的皇帝15人呢!"他在说这些话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吴南如接着说道:"常州还出过董子良、唐顺之、赵翼等文学家,孟森、吕思勉等史学家,郓南田、黄山寿等画家,王肯堂、马文植、丁甘仁等医学家,可谓英才济济,名家卓卓。"

"咱们常州确实是人才辈出,所以龚自珍才写下了'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我们有幸成为一介常州人,也要建功立业,为家乡添光增彩才是!"瞿秋白话音刚落,张太雷就感慨万分地说道:"家乡育英才,英才耀家乡!"

他们在红梅阁前谈了一下午,太阳西斜,鸟雀归巢时,大家才满怀喜悦和豪情,奔向归程。

第七节 学史知国添忧患

张太雷因为关心世界的形势和国家的命运、前途,所以对历史课情有独钟,对这门学科倍加用功,特别是教他们历史课的丁老师史学知识丰富,教授方法高明,更加培养和增加了他学习历史的浓厚兴趣。

丁老师在上每一堂课时,都先在黑板上写下本课的题目,然后根据课程的内容编成故事,像说书先生一样的绘声绘色地讲述,并在讲台上像演员一样对有关的人物进行生动形象的表演,如在讲三国时,对草船借箭、大战赤壁等情节,他以自己的身体形态学说逗唱,把刘备、孔明、曹操、孙权等等历史人物装扮得惟妙惟肖,把历史事件的发生的经过讲述得生动扼要,有时他还会唱上几句有关该情节的京剧剧目中的唱腔,丰富的教学内容,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吸引住了学生,使他们兴趣盎然、注意力高度集中地听课,把教学内容深深地牢记在脑海中。这样的老师自然会受到学生们的敬重与热爱。

这天上历史课,丁老师在黑板上写了"鸦片战争"四个字,然后转过身来对学生们说道:"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大规模武装侵略的开始,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起点,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是每一个中国公民必须知道并牢记的。今天这节课,我就把鸦片战争的起因、经过和结局以及它的后果和影响讲给你们听"说完这个简短的开场白后,他就开始讲课:早在1750年间,英帝国主义就从印度向我们中国输入鸦片,到了1831年达到了一万多箱,吸食鸦片的人数达到两百万人以上,不仅毒害了民众的身心健康,也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据最低估计,从1821-1840年的二十年间,流出的白银在一亿元以上,每年约五百万元,相当于清朝政府每年收入的十分之一。

当年清政府出现了禁烟和反禁烟两派,执政的道光皇帝倾向于禁烟,便委任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主持禁烟。林则徐便率领广东水师在广东查禁鸦片,从1839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收缴了鸦片二百多万斤,从6月3日到25日,将这些缴获的鸦片在虎门海滩全部当众销毁,此事真是大快人心。可英帝国主义为此恼羞成怒,派来大批军舰攻打虎门炮台,向清政府不宣而战。

接着丁老师就像说书艺人一样开始表演了,他先扮演道光皇帝,表现他的软弱无能,在禁烟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想禁烟,又惧怕英帝国主义;然后他又扮演林则徐,表现他爱国兴邦、不禁绝鸦片绝不罢休的坚定的决

心和在处理具体问题上的机智、果敢,以及后来被免职查办的不幸遭遇;丁老师还把琦善、奕山、奕经等等皇族官僚的为了自己的私利,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极力主张向英帝国主义求和的丑态扮演了一番。丁老师的表演绘声绘色,把各种人物表现得淋漓尽致。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大家屏住呼吸,全神贯注,仿佛回到了当时的岁月,好像亲眼目睹了当年的历史场景。

丁老师怀着沉痛的心情,用悲伤的语调讲述着结局:"1842年8月,清政府与英帝国主义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英帝国主义因此强占了香港,从此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绝不能忘记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给我们带来的耻辱和深重的灾难。我们要牢记国耻,誓雪国耻!"

丁老师的话音刚落,下课的铃声响了,同学们怀着沉痛的心情低头不语,缓步走出教室。张太雷在回宿舍的路上一直沉思着,脑海里一直在回荡着丁老师的话音,他心中默默发誓:"一定要洗雪国耻,一定要让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个思想和信念时常在他脑海里响起,激励他学习、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古罗马政治家、作家西塞罗说过:"不知道你出生之前的历史的人永远是个孩子。"

张太雷通过学习历史,知道了世界及中国的过去与现在,他立足于家乡,却放眼全世界,他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他的思想的成熟程度早已超越了他的年龄,他已不是一个孩子了!1914年,他为自己起字为"长铗",表示要像战国时代的侠客名士冯一样,持一柄利剑,打天下之不平,为穷人焚烧债券,解民众之倒悬。他的这个字"长铗"也编进了学校当年编印的同学录中,从此事中也可以看出他心灵的轨迹。

辛亥革命只把清朝皇帝赶出了紫禁城,帝制虽然被推翻了,可北洋军阀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窃取了政权,当上了大总统,他实行专横的独裁统治。1913年,他派人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镇压了"二次革命"。在十月当上了正式大总统。但是袁世凯的野心并不限于此,他当了大总统,还想称帝,为了自己能够龙袍加身,坐上金銮殿,他大肆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以争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在他当政的几年里,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达一百多个,特别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大献媚态,而日本帝国主义早就对中国垂涎已久。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各帝国主义无暇东顾,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乘机独占中国,它先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1915年1月,作为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条件,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的内容是要把中国政府以及广大地区置于日本的直接控制之下,变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二十一条"所提的内容实在太过分,袁世凯也不得不考虑其后果,正当他在考虑的时候,5月7日,日本竟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袁世凯在48小时之内给"满意之答复"。袁世凯为了圆他的皇帝梦,不惜出卖国家的主权,竟于5月9日复文日本驻华使馆,表示除了第五项"容日后协商"外,其余各条全部接受,并在5月25日派外交总长陆征祥与日本代表日置益,用逐条签字和换文的方式肯定下来,日本见目的已达到,自然对袁世凯称帝"甚愿帮忙"。

"二十一条"的签订,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纷纷声讨,在反对、声讨袁世凯卖国行径的同时,掀起了抵制日货的活动。反对袁世凯卖国斗争的浪潮也传到了常州,常州府中学堂的全体师生也都积极地投身到爱国的洪流之中,他们不断地写文章,发表演说,谴责袁世凯的卖国罪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学生自治会号召全校师生勿买日货,提倡购买国货。忧国忧民、爱国心切的张太雷全力投入,他与同学们一起到校外作宣传,发传单,在街头讲演,向过往的群众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是要独占中国,灭亡中国。袁世凯为了要当皇帝,不惜出卖国家的主权,我们一定要揭露他的阴谋,声讨他的卖国罪行!"张太雷在讲演中还号召大家不要买日货,并且自己保证一定坚决做到。他还向群众散发了同学许光辅所撰写的《与友人论提倡国货书》,这篇文章中指出:"不买日货,首先要提倡国货,提倡国货必须发展国货,国货要力求改进,满足需要。政府要减轻捐税,扶持国货。"张太雷言行一致,自己每逢买了日用品,主动交给学生会的同学查验,见到有的同学误买了日货,便耐心地劝其速去退换。

1915年5月,由学监史国干发起,全校师生捐资在学校的西园里建造一座对日亭,取名"对日",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之意。对日亭的中柱上挂有一副对联:"健者会当临大海"、"诸君何至泣新亭"。以此来激励学生们自强、自爱。对日亭前以瓦石筑一水池,围以假山,上刻有隶书字体的"虞渊"两个大字,其意取自《楚辞·远游》:"囚灵玄于虞渊",意为"日所入也"。1915年7月11日,举行对日亭落成典礼。校长屠元博说明了建筑此亭的用意、宗旨,学监陈大猷讲述了中日两国外交的关系,指出提倡国货是学生现今的第一要务,最后,全体师生齐声高呼:"勿忘此日!""牢记国耻!"此后每年的5月9日,学校都在此举行国耻纪念活动。张太雷把国耻铭刻在心中,时刻不忘为誓雪国耻、振兴中华而努力工作、战斗。

1913年,江苏省原来的以府、州所设的中学均改为省立学校。7月12日,常州府中学堂更名为江苏省立第五中学,校长屠元博被调离该校,新任的校长为童斐。真是"一个将军一道令,一个和尚一部经"。童斐校长认为学生的天职就是读书,应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不允许学生过问国家大事,也不许参加社会活动,学生们对他的做法颇有异议,但又无力反对,只好服从。在这种情况下,张太雷只有抓紧时间多读书,通过阅读报刊来了解天下的大事。

张太雷是1911年7月进入常州府中学堂的,当时学制是五年,本应在1915年6月毕业,因武昌起义的影响,1911年10月25日,学校临时停课,校舍作为革命军的训练所,直到1912年4月1日才重新开课,因此影响了半年的学习。张太雷在1915年春季只读到五年级上学期,应该到该年的年底才能毕业。可就在1915年暑期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比张太雷高一班的李子宽因为与老师发生冲突,被学校除名。李子宽同班的同学都认为校方的做法太不讲理,纷纷向校方提出质问,希望校方改变决定,可校方不予理睬,于是毕业班便举行罢课,罢课进行了十天,校方又开除学生五名,这引起了其它年级学生的不满,张太雷和瞿秋白也对被开除的学生表示同情和声援,向校方提出意见,要求校方收回开除学生的决定,可校长童斐却对他俩也实行处罚,在放暑假前,布告栏中贴出告示:"五班近起风潮,张复、瞿爽素行不端,与李子宽相似,如不悔改,下期毋庸来校。"

张复、瞿爽是张太雷、瞿秋白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时所用的名字。张太雷和瞿秋白看了布告后,十分气愤,他们仅仅是同情李子宽他们的遭遇就受到如此重的处罚,因此对校方也就不再存在任何幻想,两人均认为再待在这样的学校里也没有什么意思,于是均向校方表示,自动辍学,下学期不再来这儿读书。只差半年就能读完中学的全部课程,这虽然非常可惜,可是张太雷宁可不要毕业证书,也要坚持自己的正确立场,毅然离校,这就是17岁的张太雷刚正不阿、宁折不弯品格的生动体现。

第05章 接受"五·四"运动的洗礼

第一节 投入"五·四"运动的洪流中

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在它到来的前夜,中国不仅经历了政治经济的新变化,也经历了思想文化的新变化,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文学革命运动日益开展,并且和人民的联系日益加强,引起了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思想上进一步革命化,他们吸取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探索新的救国之路。在这过程中出现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的著名代表,他们一方面发表介绍宣传革命的理论,一方面又组织一些革命团体进行革命活动。1918年6月,李大钊和王光祈(若愚)等人共同发起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学会的宗旨是"研究真实学说,发展社会事业",创造一个适合二十世纪思潮的"少年中国",很多在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毛泽东、郓代英、邓中夏、黄日葵等都先后参加了这个学会。毛泽东与蔡和森在1918年夏天,在湖南也组织了"新民学会",到"五·四"之前,已发展了会员80多人。邓中夏在1919年3月,发起组织了"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吸收北京大学学生参加,在推行平民教育的名义下,进行爱国活动,以"普及知识、消除阶级、巩固共和"为号召,在3月23日的成立大会上,已有团员38人。

在这种文化背景和形势的影响下,张太雷不顾学校当局的严格控制,于1919年2月,与几个进步同学一起,组成了"社会改造社",宗旨是"变革黑暗的中国,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有科学文化的新中国",这在天津的大学生中是最早的进步团体之一。

1919年5月4日,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它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这一事件使张太雷的命运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1919年5月1日,在巴黎和会上,英、美、法、意、日五个强国达成了将中国的山东转让给日本,并拒绝讨论中国提出的废除"二十一条",以及归还租借地和租界、关税自主等等尊重中国主权的七项"希望条件",当中国在外交上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强烈抗议,纷纷召开报告会,并上街游行。

到了5月4日下午一点钟左右,北京十四个大专学校三千余人聚集在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许多市民、工人、商人都自动参加,他们高呼口号,散发传单,经过东长安街、东单牌楼,下午四时到达曹汝霖的住处赵家楼时,学生们高呼"严惩卖国贼!"有人用旗杆掀掉房上的瓦片,从天窗跳入屋里,打开大门,学生们涌进曹宅,一边打毁家具,一边寻找曹汝霖。曹汝霖早已逃走,在屋里只搜出章宗祥,人们将他痛打了一顿,然后放了一把火,学生们陆续退出。大批警察赶来,北大的学生许德珩等31人被逮捕。随即,学生开展了营救活动。5月5日开始,各个学校开始罢课,爱国运动进入高潮,并很快席卷全国。

当北京的"五·四"爱国运动传到天津,张太雷兴奋不已,积极响应并参与,他首先加入了北洋大学的学生会,参加学生会主持的支持和声援北京学生的各种活动。5月5日,北洋大学以全体学生的名义,致电北京大学,电文的内容是:"北京大学转各学校钧鉴:惩贼有勇,极表赞同,以后共同行动。"同时致电北京政府:"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钧鉴:北京学生举动情殷爱国,所拘十九人恳请释放。"

5月6日,北洋大学又以全体学生名义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专使团,电文的内容是:"为谋世界悠久之和平,贯彻公理战胜之精神,青岛、胶济应直接返还我国,'二十一条'条约亦当然废除,务请诸公力持到底,不获所愿,不签和约,全国人民实同此意。"到了5月7日,北洋大学全体学生和天津各界代表近千人,聚集在北洋大学礼堂,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同时宣告成立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他们的这一举动,对响应、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和发动天津各界人士参加爱国运动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不久,以女校为主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也宣告成立。天津学生在两会的领导下,男女学生分别组织大批的讲演团上街讲演,宣传支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齐心协力救中国。

5月23日,天津南开中学、北洋大学等15所大中学校共一万多人举行罢课,声援北京学生的罢课斗争,他们在街上散发传单,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抨击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还组织了讲演团、新剧团、义勇队,开展各种爱国活动。北洋大学罢课后,组织了四十四个讲演团分赴杨柳青、北仓、南仓、塘沽等地工厂、农村,开展爱国演讲活动。张太雷也参加了讲演活动,在这过程中,他既受到群众爱国主义情绪的感染,也锻炼了他的讲演才能,为他以后参加革命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6月1日,张太雷和林汝植、李则昂、陈汝良等人组成北洋大学讲演第二团,先赴塘沽两等小学讲演,后又到东大沽、西大沽等地,先后讲演六次,每次听众多达数百人,许多人主动给他们搬凳子、端茶水,欢迎他们来作讲演,有的人听后十分感动地说道:"先生们所讲的话真对,如果能一个月来一次,使大家永远不忘才好。"

在他们返回天津时,又在塘沽车站宣传爱国思想和抵制日货的道理,"听者塞途",当他们登上火车后,"听者犹相聚不散,引颈遥望,似恨时光短促,不能尽所欲闻"。全国各地都声援北京学生罢课的斗争,天津市也不例外。6月5日,北洋大学全体学生参加了天津市学生联合会组织的宣誓大典,会场设在南开大学的大操场。会上由学联副会长马骏带领与会群众宣讲了六项誓言:誓保国土,誓挽国权,誓雪国耻,誓除国贼,誓共安危,誓同始终。大会还分别声明,支持北京学生罢课运动。会后不顾军警的阻拦,举行游行示威,向省公署请愿,张太雷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在游行请愿时都是走在最前面。

当时的直隶省省长曹锐为了限制和平息天津的学生运动,派出武装警察封锁了北洋大学,不准学生们自由出入校门。6月6日晚上8时,北洋大学学生会召开学生紧急大会,讨论对策。张太雷和一些学生中的骨干分子提出第二天全校学生一齐冲出校门,到校外宣传演讲,得到学生的一致赞同,大家都表示,要不怕一切困难险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6月7日上午,北洋大学的全体学生聚集在校门口内,准备外出,被武装军警阻拦,于是发生了冲突,学生们边向警察宣传共同救国,边向校门外冲去,警察极力阻止,学生们人多势众,爱国心切,眼看着就要冲出校门,这时曹锐又增派了步兵、马队近三百人,再度将北洋大学校舍包围住,学生们无法走出校门,未能按原计划外出游行宣传。天津《益世报》1919年6月8日对此活动报道时说:"不意人文荟萃之所,一变为狴犴之地。"6月9日,天津市各界群众两万多人,在河北公园召开公民大会,声援学生爱国运动。张太雷和一批同学冲出校门,参加了公民大会。根据大会组织者的安排,在会场内专设的一个演讲台上,大家轮流上去演讲。最后通过决议,要求北京政府惩办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要求商人罢市等等,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天津的学生爱国运动日益向纵深发展。6月24日,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共同组织了抵制日货委员会,到市内各处检查日货。张太雷作为北洋大学的学生代表,也参加了这一行动,他和同学们一道到各条街上的店铺里,通过验看商标、包装、品种等等项目,进行认真地检查,有时还点着煤油灯深入仓库,实行检验,一丝不苟,十分认真负责。

第二节 赴京营救被捕同学

"五·四"运动是以山东问题作为导火索的,"五·四"运动爆发后,山东济南的学生爱国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这可吓坏了北洋政府,于是指派亲日派皖系军阀四十七旅旅长马良为山东济南镇守使,进行镇压。马良上任后,即下令全省实行戒严,派军警阻止学生和市民上街示威游行。学生和市民与他们发生冲突。8月5日,马良下令屠杀了回教救国会后会的领袖马子云等三人。消息一经传出,举国震惊。消息传到天津,广大学生和市民纷纷声讨。8月23日,北京、天津的二十五名学生代表在北京新华门前请愿,抗议马良屠杀爱国民众,要求惩办刽子手马良以平民愤,北京政府竟然逮捕了这些代表。这一消息传到天津,天津学生联合会决定立即组织数百人的代表团,分批赴京营救被捕的代表。

张太雷是北洋大学的学生代表,又是天津学生联合会的评议会评议长,他也在8月26日和数百名学生赴京营救被捕学生。到达北京后,他们和北京的学生代表汇合成五千多人的队伍,排成整齐的队伍,举着小旗,喊着口号,聚集在天安门,由天津学生联合会的马骏指挥着,到西苑门、新华门、国务院三处请愿,沿途演讲宣传,到达总统府后,要求见总统,当面陈说要求。在总统府门口受阻,学生们就向阻拦他们的军人宣传救国的道理。同学们坚决表示:"愿舍身救国","即或不幸而亡,亦必令天下后世知大中华民国之亡,亡于政府,非亡于人民也!"斗争持续到了第三天,反对派为了驱赶请愿学生,用枪托毒打学生,并且逮捕了请愿学生现场指挥者马骏。请愿团中的三百多人也遭到逮捕。消息传出,北京大学在校的学生近千人全部出动,包围了警察厅,要求"放出马骏,释放代表"。各地团体抗议函电纷纷飞向北京,天津几千名学生也包围了天津警察厅,反动政府在全国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在8月30日将马骏等人全部释放。张太雷这才和赴京请愿的同学一起返回天津。张太雷在这次赴京请愿中,他不仅得到了锻炼,还结识了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等人,这对他后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有很大的帮助。1919年10月10日,天津市各界人民数万人在南开大学操场举行盛大的"双十节"庆祝大会,张太雷参加了这次大会。会后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反动军警进行镇压,学生英勇反抗,在搏斗中,多人受伤。学生们决定到警察厅找厅长杨以德抗议,杨以德拒不接见,于是学生们包围了警察厅,直到第二天凌晨才返回学校。张太雷自始至终参加,当时他给同学们的印象是:"一个以群众一员的身份,热情参加爱国运动的青年。"

张太雷从"五·四"运动爆发起就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态度积极投入,满怀爱国热忱地参加每一次活动,英勇地站在第一线,成为天津市学生爱国运动的主要骨干之一。1919年12月,天津市男女学校联合会共同组成新的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张太雷被选为该会讲演委员会筹备委员。

张太雷在"五·四"运动发生的这一年中,经过血与火的战斗洗礼,受到了锻炼,提高了认识,明确了救国图存的己任,促使他更加积极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振兴中华的道路,也促使他更进一步投身到革命的实际工作中去。他对"五·四"运动伟大意义的认识,经过岁月的沉淀,在1925年5月2日所写的《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一文中是这样表述的:

"整个民族运动的第一期是义和团式的原始的排外运动,到了义和团失败后,整个民族运动的第二期开始了,就是留学外国的中国学生与华侨欲推翻中国的坏政府而建设欧美式政治制度以谋中国的自强;辛亥革命就是这自强运动的总结。迨至五·四运动开始,中国民族运动入了他的第三期。中国民族运动自从五·四运动才渐渐变成近代的民族运动--有组织的群众的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运动。"

"五·四运动像一盘散沙样的,不久就消灭了,其原因有二:第一,五·四运动的主要成分是没有独立经济地位的学生,中国资产阶级因为太幼稚与软弱,没有维持这运动的力量,而中国劳动群众在那时参加的又甚少。第二,五·四运动没有组织,没有组织的意思就是没有政党领袖,一个群众运动没有组织,没有组织的意思就是没有政党的领袖,一个群众运动没有有主义的政党领袖,他既不能走入正轨,亦更不能继续发展。"

"但是无论五·四运动如何失败,五·四运动实开中国革命的新纪元。自从五·四运动以后,有革命觉悟及了解世界革命意义的青年,要纠正五·四运动所犯错误,逐渐集合在革命党的旗子之下,在劳动阶级中间宣传与组织之力,以求中国民族革命的胜利,且更进而求世界革命的成功。"

这是张太雷对"五·四"运动的深刻认识,也是"五·四"运动对他影响的真实反映。

第三节 参加驱冯风潮

1920年1月,北洋大学赵天麟校长辞职,北洋政府派法科教授冯熙运接任校长。冯熙运也是北洋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后留学美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返回北洋大学任教。他经常请假不到学校上课,因此调皮的学生就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冯因病"。他这人作风粗暴、专制,在"五·四"运动期间,又曾帮助反动当局镇压学生,对于他出任校长,绝大多数学生都不满意,工科的同学尤其反对,认为北洋大学即将成为纯粹的工科大学,派法科的教授当校长,难以办好学校。有的同学提出了不要冯熙运当校长的意见,有四名学生便被开除了,此事引起全体同学的愤怒,于是便举行罢课,并派代表去北京教育部请愿,可是到了教育部,却找不到负责人,后几经交涉,才有人出来接见,但听了学生的诉讼,却回答说他们管不了,说北洋大学是国立大学,经费是由省政府拨款的,他们因为不管钱,就管不了人,更换校长之事,还是要找河北省政府。学生代表多次交涉,均无效果,他们在北京呆了几天,生活费用困难,只好徒劳而归。后来他们又去找河北省政府,可河北省政府是冯熙运的后台,正是他们任命冯熙运当的校长,他们怎么可能更换他呢?这事就这样拖了下来,形成僵局。张太雷作为北洋大学"五·四"运动的学生代表,积极地参加了这次驱冯的风潮。他所在的班级这年正是毕业班,班上的一部分同学对参加这次活动有顾虑,有的是怕影响学习,到时毕不了业;有的则认为驱冯的理由不充分,法学教授也可以当校长,前任校长赵天麟不也是法学教授,他不是也把学校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吗?由于这些原因,毕业班的同学反对冯熙运不是那么积极,而冯熙运正是利用同学们思想上的这些顾虑和不同的看法来分化学生,他极力讨好毕业班的学生,提出毕业班的学生要给予重点保证,他和省教育厅长王章佑秘密商定,在河北黄纬路找了住所,在种植园借了房子作教室,让法学系毕业班的同学去那儿吃住学习。张太雷和班上的同学商量,认为可以将计就计,灵活斗争,于是便同意到校外去居住上课,以完成最后一学期的功课,但他们仍然经常返回学校去参加校内的反冯活动,这样学习,反冯两不误。这种做法既为法科同学所接受,又使工科的同学没话可说。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张太雷和他的同学完成了最后一学期的学习。而冯熙运在河北省教育厅的包庇下,厚着脸皮一直做着不得太平、不受欢迎的校长,直到1924年才辞职。

第四节 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自1840年帝国主义列强日益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后,中国人民逐渐觉醒,特别是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的爱国思想进一步强化,后又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爆发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取得了教育国民、推动革命的初步胜利,但是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专制统治、振兴中华之路何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当时由于冲破了封建思想的束缚,外国的各种思想、学说通过各种渠道纷纷涌向国内,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思想日益成熟,更加接近工农群众,他们面向实际,深入基层,在这过程中,他们深深认识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李大钊是当时学习、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是"五·四"时期涌现的先进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1920年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在北京筹组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时北洋军阀政府是严令禁止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在市面上是很难买到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刊。那时身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秘密发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想在北大图书馆里组建一个马克思主义图书室,这样重大的事情,如果没有校长的同意和支持是难以进行的。当他向校长蔡元培提出此要求时,得到了一向主张学术研究自由、思想倾向进步的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他不顾顽固分子的责难和反对,拨给李大钊他们两间房子,一间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办公室,一间作为阅览室,使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得以正式成立。李大钊一边招收研究成员,一边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途径收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甚至还通过共产国际的代表和苏俄驻中国的使馆,购买到有关马列主义的书籍。他购买的书籍有《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主义运动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法兰西内战》、《伟大的创举》、《共产主义原理》等等,同时还把这间图书室命名为"康慕义斋",这是从英文共产主义之音而起的斋名,它是我国第一个马列主义图书室。

张太雷在中学时就读过李大钊的文章,上大学后,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每一篇文章他都读过,而李大钊的主要著作《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等,张太雷更是反复研读,对李大钊的观点他非常赞同,对他的为人十分钦佩、敬重,早就想与其认识,可一直没有机缘。当张太雷得知李大钊在北大创办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且欢迎天津参加过学生运动的同学参加,他欣喜万分,立即和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于方舟、安幸生、韩麟符等人商议,写信给李大钊,报名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从此,他们经常利用星期天或假日到北京去,在"康慕义斋"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并积极参加研究会组织的讨论,就这样,他不但有幸结识了李大钊,还能像朋友一样当面向他请教,聆听他的教诲,这对张太雷而言,是他生活中引以为荣和极其高兴的事情,也是决定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第五节 担任维经斯基的翻译

1920年前后,苏俄西伯利亚地区和远东地区正在进行内战和抵抗外国势力的武装干涉,为了击溃敌人的进攻,在远东地区建立并巩固苏维埃政权,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需要与远东各国建立联系,以求得它们的同情和支持。中国是一个大国,与俄罗斯又是近邻,所以俄共对中国非常重视,曾多次派代表到中国来,与中国的革命同志进行接触。

1920年初,一位名叫荷荷诺夫金的俄国人来到北京大学找李大钊,他说他是受伊尔库斯克第三国际远东局的委托,前来与李大钊联系的,来的目的是要与李大钊商量,在中国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事情,并且说他们认为李大钊是此事的最适宜的发起人,要他出面筹办此事。李大钊听了心里虽然非常激动,但他是一个很沉稳的人,没有当即表态,而是思索了一会儿,才回答说,此事他要与在上海的陈独秀商量后,才能作出决定,李大钊当天便给陈独秀写信,征求他的意见,没过多久,便收到陈独秀的回信,他在信中表示赞成此事,李大钊即向荷荷诺夫金表示同意筹建中国共产党。荷荷诺夫金听了,非常兴奋,第二天便返回伊尔库斯克,将此事向远东局汇报。

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遣维经斯基和秘书马马耶夫、翻译杨明斋来到中国,了解中国革命运动的情况和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事宜。维经斯基他们来到北京后,便与当时在北京大学当教员的鲍立维联系,经鲍立维的介绍,与李大钊见了面,决定就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事宜举行会谈。鲍立维考虑到会谈时一个翻译恐怕不行,应该找一个懂英文,又对中国革命的情况较了解的人来当翻译,于是他便把张太雷介绍给维经斯基当翻译。维经斯基听了鲍立维介绍张太雷的情况,欣然应允。张太雷便作为维经斯基的翻译参与了整个会谈的过程,后来又随维经斯基一行到上海。这使他有机会了解了俄共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情况,同时也对李大钊的思想、信念、脾气、性格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因此对他更加崇敬。

第六节 大学毕业

北洋大学的学制是预科两年,本科四年。张太雷1916年1月进入北洋大学读法科预备班学习半年后,由于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当年9月就升入法律学门己班学习。1920年6月,学习期满,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北洋大学毕业。

入学之初,张太雷原想在大学毕业后,回南方当律师,或者应文官考试,以求得一个职位;要不就到金融、银行部门去任职,以养家糊口。可在北洋大学就读期间,因为受到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到了1918年,他的思想就有了很大的改变。认识到人活着不能仅仅为自己而活,应该投身社会,在国家危难的时候,要尽救国的匹夫之责;自从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以后,他更加感到救国救民的责任重大;加入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通过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与俄共友人的交往,使他进一步了解了十月革命的情况,而立誓要以俄为师,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之下,他毕业后,没有立即离开学校,也没有到社会去谋求职业,而是积极地进行革命理论的宣传,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革命活动。

张太雷毕业后,仍然在《华北明星报》工作,这一方面能够解决自己的生活来源,一方面以此为掩护,往来于北京与天津之间,进行宣传马列主义的活动。他经常在天津的俄国友人处收集、索取到一些介绍十月革命情况的材料以及马列主义的书刊,转送到北京的一些朋友手中,再由他们加以散发传播。那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张太雷的中学同学李子宽后来在其回忆文章中写到,张太雷每次来北京,总是携带着两只手提小皮箱,里面装的全是革命传单和介绍马列主义的小册子,张太雷一来到李子宽住的北大东斋宿舍,就立即把皮箱放在他们的床下,然后就到熙园找李大钊和邓中夏,有时也去找在俄专学习的瞿秋白,或者约瞿秋白去找李大钊,聆听李大钊讲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商讨宣传革命的事宜。张太雷常常是在北大李子宽的宿舍里住上一晚上,第二天他又带上那两只小皮箱去长辛店,到铁路工人的住处,和铁路工人们宣传革命的思想。这就是张太雷当时工作情况的真实的写照。

张太雷从北洋大学毕业后,由于忙于进行革命宣传活动,边毕业证书都无暇去领。北洋大学后更名为天津大学,这张毕业证书至今天还保存在学校的校史陈列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