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章 遵义会议前后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傍晚，苍茫暮色笼罩着赤都瑞金。朱德和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长征程。

他身着一套退了色的灰军装，脚踏草鞋，走在司令部队伍的最前面。出发前，组织上给少数中央领导人配备了担架、马匹和文件挑子，朱德虽然已年近四十八岁了，但为着节省出几名强壮士兵去充实作战部队，他既不要担架，也不要文件挑子，只要了两匹马，一匹供骑乘用，一匹驮行李、文件。

在行军中，他那匹骑乘的马实际上常常随康克清留在队伍后头用来收容伤病员。和朱德一起行军的总司令部作战科参谋回忆说："行军途中，朱德同志经常不骑马，腰插一支小手枪，同司令部的同志一道徒步行军。他沿路谈笑风生，摆四川'龙门阵，，以分散干部战士们的精力，减轻大家的疲劳。我真佩服朱老总，他肚子里的故事可真多，而且慢悠悠的讲得那样风趣幽默，大伙听了都乐呵呵的，走起路来也觉得轻松多了。"①中央红军这次战略转移的主要领导权仍掌握在博古、李德手里，但是，有关红军的行动部署和作战命令大部分由朱德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的名义下达，有些命令由他和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联署。就现在保存下来的档案来看，单在十月二十三日一天，由朱德个人署名发给各军团负责人的军事电报就有十五件，向他们通报敌情，对部队的行军和作战作出周密部署。他要求部队在行动时保持高度的机密性，"在大兵团集中运动与战备行军条件下，亦必须隐蔽露营"②。同时，"必须加强政治工作，注意行军中卫生救护和收容。"③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出发时把它称为"西征"，西征的部队称"野战军"，最高统帅部称"野战司令部"。参加战略转移的红军主力有一、三、五、八、九军团，还有由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及直属单位组成的中央纵队、军委纵队，计八万六千八百余人。留下红军一万六千人，由项英、陈毅率领，继续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

红军主力十月十八日由于都南渡赣水后，按照朱德发布的突围作战命令，于二十一日晚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再过信丰河，向湖南、广东边境转进。部队在五岭山区的坎坷山路上缓缓西进，到十一月八日全部通过敌军在汝城至城口间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域。

红军通过第一、二道封锁线所以能比较顺利，除由于国民党当局还没有发觉红军行动的真实意图、防范较松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长征出发前夕，红军和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部秘密达成合作反蒋抗日的协定。

陈济棠作为广东地方实力派，同蒋介石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北线、东线、西线打得都很激烈，但在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的南方战线上却一直比较平静。双方已开始作试探性的接触。这年七月间陈济棠秘密派人到苏区接洽，表示赞成中共在三个条件下"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主张④，愿意经过谈判来协调双方的关系。九月底，朱德亲自致信陈济棠，称："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指出"情势日急"，日寇已跃跃欲试于华南，蒋军则增兵于赣闽，福建事变，可为殷鉴，"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日可待"。信中提出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等五项建议，说明"日内德当派员到（筠）门岭黄师长处就近商谈"⑤。信中说的黄师长，是指陈济棠所部第三军第七师师长黄延桢。十月初，红军代表潘汉年、何长工带着周恩来以朱德名义起草的介绍信，到寻乌附近的一个山村同陈济棠部代表进行谈判，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

当红军突围西征时，陈济棠执行了互相借道的秘密协定，让开大路四十里，在他的防区内没有对红军进行堵截。红军是十月二十一日晚过第一道封锁线的，朱德在第二天的一个电报中说道：粤军"余汉谋部已总退却"⑥，第二道封锁线的北端汝城在湖南境内，南端城口在广东境内。朱德在致三、八军团电中说："估计在汝城北面没有打开前进路的可能，汝城南面的道路己有初步的保证。"⑦红军主力顺利地越过这道封锁线。这是朱德、周恩来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抓住陈济棠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为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打开通道的成功之举。

为了突破湘南郴州、宜章之间的第三道封锁线，朱德在十一月七日发布"野战军于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坪石（均含）之间通过"⑧这道封锁线的命令，红军分三路继续西进。这里是朱德领导湘南起义的旧地。在当地群众积极配合下，红军顺利地占领宜章城和白石渡，迅速跨过粤汉铁路。

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前，朱德曾几次电令林彪率红一军团抢占粤汉铁路东北约十公里处的制高点九峰山，以掩护中央纵队和各军团从九峰山以北安全通过，但林彪不顾大局，企图拣平原走，一下子冲过乐昌。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坚持要执行上级命令，最终说服了林彪，派出有力部队抢占九峰山制高点，保证了红军左翼的安全。为此，朱德曾致电批评红一、九军团行动的无计划和执行命令的迟缓，"使迅速通过敌人封锁线成问题"⑨，同时，以军委名义通电各军团，"赞扬三军团首长彭、杨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郴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⑩，朱德还致电中央二纵队的司令员李维汉，命令他率部在汝城附近的文明司宿营，牵制敌人，等待担任全军后卫的红五、九军团，收容掉队的零散队伍。这时，庞大的后勤队伍携带的"坛坛罐罐"太多，拖累了整个战斗部队的行动，问题己越来越显露出来。

第三道封锁线被红军突破后，蒋介石看清了中央红军主力西征的意图，全力加强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他任命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北路军的薛岳、周浑无两部共十六个师的兵力加紧"追剿"；同时，命令粤军陈济棠、桂军白崇禧各率主力部队扼要堵截。

国民党各路重兵云集湘江沿岸，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局势异常严峻。

十一月中旬红军分两路进入广西北部。二十五日十七时，朱德向各军团、纵队发布命令，明确指出：国民党军队的"企图是在湘江阻止我们，并从两翼突击我们。北面为敌之第一、第二路军，南面则为广西的主力，而敌之第三、第四及第五路军则直接尾追我们"(11)。针对这种状况，他作出全军分四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的部署。这时，兴安、全州一线正是湘江封锁线的薄弱环节。桂军白崇禧为了防止红军深入广西中部，刚将这一线的部分桂军撤防自保，而湘军还没有来得及接防，"全州、灌阳、兴安暂无大部敌军"(12)。这对红军是极为有利的时机。如果全军能轻装急进，完全有可能抓住这个间隙迅速抢渡湘江。但由于部队携带的物资太多，行动迟缓，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十一月二十七日晚，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后续部队却不能及时跟进过江。整个红军队伍前后相距约二百里，特别是庞大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共一万四千多人，有一千多副担子，被各战斗部队夹护在约一百多里长的狭窄甬道里，缓缓地向湘江前进，每天只能走四五十里。由于红军先头部队已突破湘江，湘、桂两省国民党军队纷纷向红军渡江地段扑来，在飞机配合下发动猛烈攻击，企图夺回渡河点，把红军围歼在湘江两岸。在这种险恶的处境下，原来高傲自信的李德一筹莫展，而朱德临危不乱，同周恩来一起，指挥各战斗部队顽强抗击敌军，掩护中央、军委纵队渡江。他们作出具体部署后命令："各兵团应以最大的坚决性完成放在自己面前的战斗任务。"(13)经过四天四夜激战，红军主力部队终于在十二月一日渡过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

湘江之战是红军长征以来最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斗。"我八军团之一部被敌击散，我六师约一个团及（五军团）卅四师被切断，其余部队都已渡过湘江。"(14)红军虽然突破了最后一道封锁线，保存住了主力，但整个部队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为三万余人。

惨痛的损失，引起全体指战员的深思。朱德曾沉重地总结这一阶段的教训说："对于突围是没有丝毫经验的。长征就像搬家一样，什么都搬起来走，结果太累赘，很吃亏。补充来的新兵没有来得及搞到团里、营里去--没有带过兵的人，就会搞空头计划，他们不知道没有训练过的新兵，不跟着老兵怎么走，结果，就让新兵去搬运东西--整个司令部、党政军机关、干部都很重要，连印刷机、兵工机器都搬出去。结果，一个直属队就有一万多，所以需要的掩护部队也就多了。因此，部队动起来很慢。"(15)由于吸取了这个教训，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在十二月四日发布《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并要求检查携带的物资，不必要的立刻抛弃或毁坏，使部队能够轻装前进。

过了湘江，红军"决脱离敌人，继续西进"(16)，进入峰峦连绵的西延、龙胜山区，行军更加艰难。天上是国民党的飞机跟踪轰炸扫射，脚下是山险路滑，周围山头上又常有反动民团打来的冷枪。通过苗、瑶等少数民族地区时，反动势力派了许多便衣密探混入红军驻地，放火烧房烧粮，然后散布"共匪杀人放火"的谣言蛊惑民众。朱德对这一情况十分重视。总司令部十二月七日这一天的行军日志中记载："朱总司令命令：连日桂敌派出大批密探，在我各兵团驻地，纵火焚烧民房，企图疲劳及嫁祸于我军，破坏红军在群众中的信仰。各兵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于到达宿营地后，及离开宿营地以前，严密巡查，并规定各连值班。一遇火警，凡我红色军人，务必设法扑灭，及救济被难群众。纵火奸细，一经捕获，应即经群众公审后枪决。"(17)十二月十日，红军再入湖南境内，攻占通道县城。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主力将由这里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这时国民党军队已了解红军的意图，预先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布下相当于红军兵力五六倍的重兵，张开口袋等候红军钻入。在这个关系到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提出绝不能往这个口袋里钻。他主张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前进，力争在运动中打几个胜仗，以扭转红军突围以来的被动局面。于是，中央几个负责人在通道临时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对此作出决定。会后，朱德命令各军团、纵队"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18)。

红军突然折入贵州，是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的，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赢得了主动。十五日攻占黎平后，部队得到了两个月连续行军作战中的第一次休整机会。但是，转变战略方向问题虽在通道会议上提了出来，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博古、李德不顾国民党重兵仍在湘西的实际情况，依然主张从黎平再北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十八日在黎平开会，讨论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问题。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朱德非常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挫折和教训使他对毛泽东更加信服。因此，他和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站在一起，否定了博古，李德要中央红军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19)。这个决定从实际出发，确定了中央红军长征战略方向的重大转变，使红军避免陷入绝境，并开始从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

第二天，朱德和周恩来向全军发出《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之通电》，对中央红军最近时期的行动作了部署，规定分成两路纵队，队西北方向转朝贵州腹地的剑河、台拱以至施秉、黄平地域推进，并要求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积极活动，牵制湘军和川军，策应中央红军西进(20)。

在通道和黎平期间，中革军委曾就部队整编问题先后作出两个决定，一个是将长征前不久新组成的八军团并入五军团，另一个是将军委一、二两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任命刘伯承为军委纵队司令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陈云为政委，下辖三个梯队。

这以后，中央红军向黔北重镇遵义直进，于十二月底到达乌江南岸瓮安县猴场一带。野战军司令部开始部署强渡乌江的战斗。三十一日，朱德连续电令："我三军团应迅速渡过乌江"(21)，"一军团限今晨八时前全部渡河完毕"；"军委纵队限今十时渡河完毕"(22)。这时，博古和李德仍对黎平会议的决定持不同意见，再次主张不过乌江，回头东进同红二、六军团会合。

为此，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对博古、李德提出批评，决定强渡乌江，并通过《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23)猴场会议后，完全停止了李德对于红军的指挥权。

一月二日至六日，中央红军分三路渡过乌江天险。七日，先头部队袭占遵义。八日，朱德致电各军团、军委纵队领导人，告诉他们："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以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24)。

红军进驻遵义，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一月十二日下午，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有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朱德首先讲话，阐明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红军有严格的纪律，自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宣传红军的主张，愿意联合国内各党派、军队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接着，毛泽东、李富春和遵义群众代表也讲了话。大会宣布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

会后，朱德还参加了红军篮球队和遵义三中篮球队进行的友谊比赛。在短短十几天中，有四五千青年报名参加红军，使红军队伍得到突围以来最大的一次补充。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红军总司令部的驻地，即遵义老城批把桥原柏辉章住处的楼上，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会上，毛泽东针对博古的总结报告作了长篇发言，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着重剖析了"左"倾军事路线实行消极防御战略方针的错误及其表现，如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还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由此而产生的战略战术问题。

朱德在王稼祥、张闻天之后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他对博古、李德军事上的瞎指挥有着直接的充分的了解，因此讲话时很激动。

在会上给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回忆道："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25)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多数人发言中提出的意见，最后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分清了红军战略战术中的根本是非，肯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前几次反"围剿"中取得胜利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26)。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常委分工中，"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27)。会后不久，常委再行分工，"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28)。这以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这样，实际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革命在几乎陷于绝境的危急时刻作出的关键性抉择，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二十六年后，朱德在缅怀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时写下这样的诗句：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29)遵义会议后，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协力配合，指挥三万红军驰骋在云贵川高原上，同数十万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周旋，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

经过四渡赤水战役，终于跳出敌人的围堵圈，使红军从被动变为主动。

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才发觉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已经改变，急忙命、薛岳等部以重兵向黔北地区进逼。因此，遵义会议改变了黎平会议关于在黔北创建新苏区的决议，决定北渡长江，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于是，红军分三路向赤水、土城地区开进，准备北渡长江。蒋介石命令战斗力较强的川军以重兵封锁长江，并进入赤水、习水、土城地区阻击红军。

一月二十四日，右路的红一军团进占土城，继续向赤水县推进。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到达土城。这时，获悉川军刘湘的模范师一部四个团正尾追红军，向土城开来。毛泽东决定，利用土城以东山谷夹峙的有利地形，歼灭这股敌人，给川军一个迎头痛击。他责成彭德怀统一指挥红三、五军团进行这一战斗，以红九军团及红二师担任预备队。二十八日晨五时战斗打响，但经过连续几个小时的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这时才发现情报有误：原来以为川军是四个团约六七千人，实际上来的是六个团万余人，而增援部队还在不断涌来：川军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都比黔军强得多，这也是最初估计不足的。战局的发展对红军越来越不利。川军倚仗优势兵力，突破红五军团的阵地，一步步向土城镇压来。如果不能把它顶住，后面是赤水河，红军将被迫背水作战，后果难以想象。

在这个紧急时刻，朱德决定亲自到前线直接指挥作战。这样做，自然十分危险。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说："得罗，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朱德和刘伯承到达前沿阵地指挥战斗，给苦战中的红军指战员以极大鼓舞，终于顶住了川军的一次次冲锋。毛泽东决定，通知奔袭赤水县的红一军团急速返回增援，并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纵队的干部团急赴前线，发起反冲锋。朱德到干部团指挥他们抢占有利地形，终于打退了川军的进攻，巩固了阵地。

当晚，毛泽东和政治局几个主要领导人开会，根据当时各路敌军奔集川南围堵红军的新情况，决定改变由赤水北上、从沪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撤出土城战斗，渡赤水河西进。朱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在第二天天亮前架好抢渡赤水河的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

一月二十九日三时，朱德发出野战军西渡赤水的命令（即《一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随即重返前线指挥战斗，掩护全军西渡赤水河。

他来到王开湘任团长、杨成武任政委的红四团阵地。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萧华那时也在这里。他回忆说："当时，天下着雨，刘湘的模范师向我们阵地压来。朱老总手提驳壳枪，来到我们这里亲临指挥，掩护大部队过河。我很担心朱总的安全，几次劝他赶快撤下去，都被他拒绝了。他一直同我们坚持到天黑，才和我们一起渡过赤水河"(30)。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说：朱总司令在我们阵地的前沿，细细观察战斗情况后，当机立断，下今后撤。我们从前沿撤下来了，突然，又传来命令，说，朱总司令还没有回来。

为了掩护朱总司令后撤，团长和我又带了二十多个同志冲上山坡，堵住敌人。

敌人像着魔似的一个劲儿往我们阵地压来，我们遥见身穿灰布军装的朱总司令，他还在赤水河边用望远镜看着什么。阵地上的人越来越多，除了我与王开湘同志，六团长朱水秋、王集成同志都来了，大家都为朱总司令的安全担心，我急得手掌都沁出汗来，但是看看朱总司令，他还是稳稳地站在那里，仿佛近在咫尺的土城仅仅是一座寂然元声的空城，周围的战斗全然没有发生似的。我们在阵地上顶了整整一个钟头，朱总司令终于收拾起地图、望远镜，离开赤水河的北岸，不慌不忙地回到阵地后边来了。我说："总司令，我们在掩护你，你怎么走得这么慢啊？"王开湘和朱水秋也说："我们急得心都快从嘴里跳出来了！"总司令亲切地笑笑，用从容、风趣的语调说："急什么？诸葛亮还摆过空城计呢！"(31)这就是一渡赤水前的土城战斗，长征途中，朱德曾多次这样在危急时刻亲临前线，化险为夷。越是在危险的时候，他越是镇静、从容。这种作风，给广大指战员留下深刻的印象。

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的古简、叙永地区。这时，川军有十二个旅沿长江两岸严密布防，薛岳部和黔军也向川南急进，北渡长江已不可能。为了甩开追敌，红军折向云南东北部的扎西地区。在这里，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利用国民党军队主力和注意力都集中在川南一线，而黔北比较空虚的时机，突然折回黔北，根据会议决定，二月十日，朱德和周恩来、王稼祥发布《中革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指出："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的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待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32)，并规定了具体办法。十五日，朱德电令各军团："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王家烈军为主要的作战目标。"(33)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红军在川黔交界的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克桐梓，夺娄山关，再取遵义，并在遵义城外重创吴奇伟、王家烈部。这次遵义战役，共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八个团，俘虏约三千人，是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朱德为此致电九军团，要求他们在桐梓附近多贴捷报，召集当地群众开祝捷大会，以扩大红军的影响。

红军的遵义大捷，使蒋介石大为震动。他飞抵重庆指挥，准备以重兵围歼红军于遵义地区。三月四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研究后，故意将部队在遵义地区徘徊，而当国民党军队被诱赶来时突然掉头西进，于三月十六日经茅台三渡赤水，再次进入川南，并摆出准备从这里北渡长江的架势。这样，又将各路追敌引向赤水河以西地区。为了进一步造成对方错觉，红军以一支部队继续佯攻古蔺，主力却用神速动作掉头东归，于三月二十一日晚在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四渡赤水。渡河前，党中央、总政治部致电各军团："我再西进不利，决东渡。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的发展严重紧急关头。各军团首长要坚决迅速组织渡河，必须做到限时渡毕。"(34)抢渡赤水后，红军立刻南渡乌江，把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全部甩在赤水河西岸和乌江以北，跳出了他们的合击圈。

当南渡乌江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由陈赓和宋任穷率领的红军干部团奉命担任守护乌江浮桥的任务。后来，他们得知殿后的红五军团已从另一渡口过江，又得到中央军委一位参谋的口头命令，就把浮桥拆了。宋任穷回忆说：我们到宿营地时，"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刘伯承总参谋长都在常他们听说拆了浮桥，十分焦急，当场对我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朱总司令发了脾气，很恼火地说：岂有此理，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五军团过江了，可罗炳辉同志率领的九军团还在后面，还没有过江呀！怎么能拆桥呢？朱总司令指示我们，马上返回江边，重新架桥。总司令说，浮桥架好后，交给九军团，如果等到明天早晨七时九军团还不来，你们再拆桥。"

宋任穷立即带领三营和工兵连急行军四十里返回乌江边，连夜突击把浮桥重又架起，等候九军团的到来。但九军团奉命在乌江北岸伪装主力诱敌北进，以掩护主力南渡乌江，未能赶来渡江，一度失去了同中央军委的联系，后来在云南会泽、巧家一带渡过金沙江，才同大部队会合。对这件事，宋任穷感慨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总司令发脾气，这次发怒是我见到的唯一的一次。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支负有特殊任务的部队离开大部队单独行动，突然中断了联系，在没有得到这支部队已经过江的确切消息时，听说我们拆了过江的浮桥，爱兵如子的总司令忧心如焚，指示我们重新架桥后务必坚持到形势允许的最后时刻。此时此地，此事此举，可见胸怀全局的总司令虑事之精细，爱护官兵之心切。"(35)红军南渡乌江后，开辟了进军云南、从金沙江北渡入川的前景。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须将有较强战斗力的滇军主力调出云南。为此，红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以一部向黔东方向佯动，作出东进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姿态，主力却直趋贵阳。这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而贵阳城内兵力空虚，急忙向滇军发出"万万火急"的电报，调滇军三个旅赶往贵阳保护。

滇军主力被调出，后方空虚，进军云南的门户已经敞开。四月七日，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我野战军决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36)。八日，红军以一部佯攻贵阳，以一部佯攻龙里，主力在第二天从贵阳至龙里间约三十里宽的地段阔步穿过湘黔公路，以每天一百二十里的速度向云南疾进。

红军进入云南后，乘滇军主力已东调入黔之际，直趋云南省会昆明。四月二十九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由于红军两个月来的机动作战，一般追敌已被甩在我军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现在金沙江荫岸空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37)威逼昆明只是佯动。由于滇军主力东调，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深恐红军进占昆明，只得急调原来驻守滇北的部队回援昆明，使金沙江南岸的守军兵力顿时空虚。这个目的一达到，红军在昆明附近只是虚晃一枪，随即出人意料地大踏步北转，直奔金沙江。

金沙江是中央红军北上的第一个严重天然障碍。这里谷深流急，地势险要。江北岸的川军控制了大小渡口，并把所有船只都掳了过去，阻止红军过江。如果红军不能北渡，就有被国民党军队压在金沙江南的深谷遭到歼灭的危险。

这是一场争分夺秒的斗争。红军如此神速地向金沙江挺进，是国民党当局万万没有想到的。五月二日，朱德部署红军分别进取龙街渡、洪门渡、皎平渡三个渡口，其中通往龙街渡的是大道，其他两条是商道。(38)五月三日晚，刘伯承指挥军委纵队干部团在皎平渡乘对方没有戒备一举偷渡成功，并在这里找到七条渡船。随这一路行动的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乘船过江后，在江北岸石壁上一排山洞里，组织渡江指挥部。那时，进占龙街渡的一军团和进占洪门渡的三军团在渡口还没有找到渡船。五月五日，朱德电告一军团：军委纵队本日已在皎平渡渡江完毕，三、五军团将分别在七日上午和八日下午渡毕，"我一军团务必不顾疲劳，于七号兼程赶到绞（皎）平渡，八号黄昏前渡毕，否则有被敌隔断危险"。(39)这样，全军凭靠七只小船在皎平渡往返运输，经过六个昼夜全部胜利渡过金沙江。

朱德后来谈到中央红军在云南的经过时说：那时，"云南的五个旅也还在贵州，昆明城内只有一个教导团。但我们的目的，并不在占领昆明，而是引诱敌军来援，同时更故意向西去占元谋、禄劝，佯向龙街企图过金沙江。

这样，引得大部敌军趋向元谋，而我们折回头，在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

(40)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把原来紧紧尾追的国民党军队甩在江南，行程相距一个多星期，夺得了主动权，也获得了一个休整的机会。五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召开扩大会议。当时，林彪等对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这样大规模迂回机动的运动作战十分不满，说这尽是走"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他甚至给中央三人小组写信，要求朱德、毛泽东下台。在会上，毛泽东批评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41)。朱德和周恩来也严肃批评林彪，肯定毛泽东的指挥是正确的。会议还讨论了红军今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继续西进，越过大渡河，同四方面军会合，井决定组织先遣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为全军开路。

五月中旬，蒋介石飞抵昆明，调动中央军十余万人，川军五六万人，部署在大渡河畔堵截红军，并致电各军称："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要、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42)。蒋介石判断红军不敢从彝族区通过，因而把守备重点放在大树堡一带。为了避开蒋军主力，红军偏偏选择了要经过大凉山彝族区冕宁至安顺场之间那条小路。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彝族人对汉族疑忌很深。红军一些人听说彝族人"厉害"，"野性子"，有些紧张。毛泽东对他们说：彝族人最痛恨的是白军，对我们就不同了。彝族人听说朱总司令的队伍来了会高兴的，你们怕什么呢？

五月二十一日，红军进达彝族地区的冕宁县。朱德在有彝、汉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讲话，说彝、汉是一家，穷人要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才能翻身过好日子。他还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43)

这个布告到处张贴，鲜明生动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彝族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担任先遣任务的总参谋长刘伯承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同彝族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红军得到彝族同胞的信任，并在他们帮助下，顺利地通过大凉山区，到达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常五月二十五日，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红军先遣队，由十七勇士在惊涛骇浪和枪林弹雨中强渡大渡河，攻占了对岸渡口。接着，用仅有的一只小船来回不停地运送后续部队，一天一夜才渡过一个团。第二天，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达安顺常朱德对到村头来迎接他们的刘伯承说："先遣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功劳不斜。刘伯承说："总司令先别论功行赏，我正为这大渡河架不起桥来发愁呢。"(44)大渡河水深流急，无法架桥，附近又找不到其他渡船，数万大军如果只靠现有的一只小船，即使昼夜不停，也需要一个多月才能全部通过，而迫敌正气势汹汹地向大渡河扑来，时间决不允许那样做。毛泽东主持在大渡河畔开了个小会，决定以急行军抢占大渡河上游另一个渡河点泸定桥。会后，朱德向各军团发出《关于控制沪定桥渡河点取得战略胜利的部署》，命令红一军团第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沿大渡河东岸北上；红一军团指挥部、第二师主力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沿大渡河西岸北上，两路都向泸定桥急进。

从安顺场到沪定桥有三百四十里路程，两岸是悬崖陡壁挂着羊肠小路，又有数十条山涧溪流将小路切断，加上大雨不停，行路更为艰难。朱德同战士们一样，在大雨中跋涉，还要随时掌握整个部队的进军情况，发出新的指令。五月二十八日一时半，他致电林（彪）刘（伯承）聂（荣臻），指示左路先头部队四团"今二十八日应乘胜直追被击溃之敌一营，并迎击增援之敌约一营，以便直下泸定桥。二师部队迅速跟进，万一途程过远，今日不及赶到泸定桥，应明二十九日赶到"，同时指示右路"刘聂率二团亦应迅速追击北岸之敌一营，以便配合四团夹江行动"(45)。同日，他又致电红一、五军团领导人，指示："我左、右两纵队之先头部队，明二十九日均应赶到泸定桥及其西岸，并力求于正午前迅速袭占铁索桥，消灭该处守敌，以控制该桥两岸，并准备与援敌作战"(46)。

红四团接到朱总司令的命令后，以一昼夜二百四十里的速度急行军，终于在二十九日拂晓赶到泸定桥，抢占全桥。当天傍晚，林彪致电"朱主席"，报告红四团已攻占泸定桥的消息。朱德的警卫员回忆说："我们走在朱总司令身旁，雨水从他的脸上不断流下，长途跋涉，他的眼窝已经深深的陷下去了。但从他那浓眉下两道奕奕有神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非常高兴的。"(47)朱德来到沪定桥头，看到由十三根铁索组成的铁索桥悬在波涛汹涌的大渡河上，一些临时找来的木板铺在铁索上连成桥面，桥下急浪滚滚，令人目眩眼花。朱德仔细询问前面的部队过桥时的情况，了解到有些马匹不敢上桥，部队过得大慢，有一匹马还掉下江去了，立即吩咐参谋："告诉部队过桥时，干部要切实掌握渡河的秩序，务必使部队尽快通过，把马匹拉开。有些马不敢过桥，就把马眼睛蒙上拉过去，以免影响别人过桥，每隔十分钟派人检查一次桥板，踩开的桥板要及时更换。一个人在前面走，后面的人在后面就要及时把桥板弄好。那个部队过完桥，就要负责把踩开的桥板重新摆好。"

轮到司令部的队伍过桥了。朱德从容地走上去，一边走，一边鼓励身旁的人："沉住气，不要怕，别看水，看桥板。"走在朱德身边的警卫员回忆说："正走着，朱总司令突然停下来，仔细观察一处桥板。那块桥板和另一块桥板已经脱离开，露出一个大缝。朱总司令弯下身去，把这两块桥板合拢起来。总司令这种行动，给我增加了勇气，我的心情也开始镇静下来，并深深为总司令给我们铺桥板而感到惭愧不安。"(48)抢渡大渡河的胜利，使蒋介石要红军重演七十二年前太平军石达开部失败的历史悲剧，要"朱德、毛泽东成为石达开第二"的妄想破灭了，过了大渡河，红军便开创了继续北上的新局面。

24章 率领二、四方面军北上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同北上的党中央、红一方面军仍保持着电报联系。

一方面军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十一月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随着日本侵略势力向华北迅速扩展，民族危机急遽深化和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动，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这些消息，都使处在困境中的朱德受到鼓舞，增强了他的斗争信心。

毛泽东到陕北后不久，曾在一次干部会上说：我和同志们都惦念着还在四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我们也都在惦念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和五、九军团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赞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方针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穿过草地，北上陕甘，出腊子口与我们会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的，也许在明年这个时候①。这番充满深情、信赖和期待的话，同朱德的心是相通的。

一九三五年岁末，也就是十二月三十日晚八时，朱德致电毛泽东、彭德怀等，提出："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对敌与互通情报，即时建立"，并介绍了四方面军掌握的敌人调动情况，最后说："你处敌情近况望告"②。一、四方面军分离后，红军总部的通讯联络机构被张国焘控制着，这是朱德第一次以个人署名发给党中央的电报。毛泽东接电后十分兴奋，立刻亲自起草一份长电，在一九三六年元旦直接复给朱德，一开头说："本应交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③接着，就将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的各方面情况和他所了解的国内国际时局动向，尽可能详尽地作了通报。

然而，要把两支革命力量再汇聚到一起，关键问题是要排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障碍，这是朱德必须承担的历史重任。

徐向前回忆道：

"张国焘虽挂起了分裂党的伪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对外公开宣布"，"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德总司令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声望，人所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张国焘平起平坐，使张不敢为所欲为。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对台戏。他同张国焘的斗争，绝不像'左'倾教条主义者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只手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我去红军总部汇报时，曾不止一次见过他同张国焘谈论另立'中央'的问题。他总是耐心规劝张国焘，说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张国焘就劝朱德同志出面，帮他做党中央的工作，要中央承认他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俩人的意见，针锋相对，谁也说不服谁，但又不妨碍商量其他军事行动问题。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矮一截子，拿朱老总没办法。朱总司令的地位和份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跟说不定就打哆嗦。朱总司令看透了他，一直在警告他，开导他，制约他。因而张国焘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④。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也承认，"顾到朱德所说留下转圜余地的意见"⑤，不敢把事情做绝。

"转圜"的时机终于到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他是在这年十一月回到陕北的）从陕北致电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⑥，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又来电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认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来电没有承认张国煮自立的"中央"，而要他成立西南局，"对中央原则上的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⑦。这对张国焘不啻当头一棒。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态度对张国焘不能不有很大的约束作用，一些曾跟张国焘跑的人也表示要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张国焘成了"孤家寡人"，不得不表示"急谋党内统一"。朱德和刘伯承等趁机做工作，要他取消自立的"中央"，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张国焘进退两难，在一月二十七日致电陕北，要求党中央"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⑧中央回电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但作为过渡办法，同意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时同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二十八日，朱德、张国焘致电林育英转国际代表团："目前为一致对敌，夺取战争胜利，应有统一战略方针，方不致有利于敌。"⑨从这时起，朱德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取得了主动的地位，他在军中的处境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二月初，战局对四方面军发生更不利的变化。国民党以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和川军主力，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经过一周激战，红军被迫撤出天全、芦山。朱德率红军总部从芦山任家坝转移到宝兴灵关。在战局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徐总不断向朱总司令汇报敌情及我军情况，亦提出建议：红军不能再继续与敌人长期相持拼消耗了，而应迅速撤离川西，到夹金山以西休整，然后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⑩他们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一起提出放弃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主动撤离宝兴、丹巴、懋功地区，转移到康定、炉霍、道孚一带休整部队，准备北上。

正在这时，又接到中央来电，说明"育弟（指张浩）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11)，并就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提出三个方案：一为北上陕甘，二为就地发展，三为南下转战，指出第一个方案是上策，如何实行，由四方面军视敌情、地形条件而定。朱德和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都赞同第一个方案，张国焘因南下碰壁，又见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靠近苏联，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北上的方案。

二月中、下旬，四方面军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达维、懋功、丹巴，向康北地区的道孚、炉霍、甘孜进军。前进路上，首先要翻过位于宝兴和懋功之间的三千多米高的夹金山。翻越这座雪山，对四方面军来说，是第二次，对朱德和原一方面军的部队来说已是第三次了。前两次翻山是在夏、秋季，这次却在隆冬时节，当地有"正二三、雪封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的歌谣。然而，五十岁的朱德率领红军不仅第三次征服了这座雪山，而且在向道孚进军中，又翻越了"万年雪山"党岭山。

党岭山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最大的雪山，海拔五千多米高，终年雪漫冰封，空气稀薄，气温低至摄氏零下三四十度，风暴不时骤起，雪崩如雷。

当地藏族人把它奉为"神山"，在隆冬时节更没有翻越的先例。朱德却率领着脚踏草鞋、身着单衣的红军向着它挺进了。

部队迎着风雪，向直插云天的陡峭冰峰攀登。越往上，路越陡越滑，空气越稀薄，越觉得喘不过气，头晕脑涨，四肢无力。到山顶时已是中午，但太阳完全被遮住，加上风雪弥漫。就像傍晚一样昏暗。接着便是漫漫长夜，狂风雪浪一阵阵袭来，多少战士被暴风雪吞噬。但几万红军依然相互搀扶着越过了这座雪山。徐向前回忆说："翻越大雪山党岭时，我们为保证他（朱德）的安全，令部队给他备好坐骑、担架，他都让给伤病员用，自己坚持步行。夜晚宿营在半山腰，冻得无法睡觉，就给大家讲故事，话革命，鼓舞同志们战胜风暴雪山，胜利实现北上计划"(12)。

翻过党岭山后，红军在三月一日占道孚，十五日克炉霍。到四月初，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达瞻化（现新龙）、泰宁，北连草原的大片地区。朱德率领红军总部驻在炉霍。

康北是以藏民为主的藏汉杂居地区，是一片平均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高原，地域辽阔，但气候寒冷，人烟稀少，物产贫瘠，对部队的生存发展都极不利。红四方面军原来不打算在这一带久留，只想在筹集必要的粮物后即刻北上，这时，红二、六军团北上的消息传来。为了策应他们北进，红四方面军改变原有计划，决定在这一地区停留下来。

这一改变，是根据朱德的意见作出的。

一、四方面军分离后，因为通讯密码留在红军总部，党中央同二、六军团之间的通讯联络中断，红军总部同二、六军团仍保持着联系，经常通过电报向他们通报情况，给予指导。这些电报常由朱德、张国焘连署。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张国焘想把二、六军团拉过来，壮大自己的力量；朱德想在二、六军团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尽力使他们多掌握一些情报，并在军事行动的决策上给以帮助。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率领下，突破国民党军队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堡垒封锁线，经湘中、黔西、黔南、滇东，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占领黔滇交界的资孔山区，准备在南北盘江间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三月二十三日，朱德和张国焘电示二、六军团，要求他们同四方面军会台北进："我们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之前设法渡过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果你们决定后我们即布置接应你们"(13)。三十日又电示："最好你们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处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以尽力策应"。同时，也给他们留下了自行判断决定的余地："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14)红二、六军团接电后，放弃了建立新根据地的打算，开始为实现会师而北上，准备抢渡金沙江。

朱德后来同原二方面军同志（二、六军团在同四方面军会师后，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谈起过这次决策的经过："他（指张国焘）没有决定北上前，是想叫二方面军在江南配合他，他好在甘孜呆下来保存实力，他的中央就搞成了。他想北上时，才希望二方面军渡江北上"，同时，他又"怕二方面军和他作对，搞不到一起"。"我想二方面军过江对我们就气壮了，所以总想你们早点过来好"。"过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们从中抓的，抓过来好，团结就搞起来了"，"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15)。

这中间，一些没有想到的事情几乎使原来的决定发生改变，多亏朱德的态度始终坚定不移，才使四方面军留在康北策应二、六军团北上的决策没有动遥当时，张浩曾来电，说："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又说："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切勿失去南下机会(16)。

这个电报，曾使四方面军一些指挥员不知该怎么办。徐向前回忆说："多亏朱总司令决心不变，坚持四方面军仍在现地休整训练，待与二、六军团会合后，共同北上。"(17)为了这个目的，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朱德和红四方面军坚持在康北高原地区等待了整整四个月，这是异常艰苦的四个月。

曾亲历其境的老红军回忆说："部队到了甘孜以后，全军面临着物资匮乏的严重困难。甘孜、炉霍一带地广人稀，??藏族居民中的贫苦群众，身受层层剥削压迫，早已一贫如洗，连糌粑都吃不上。我们全军几万人的口粮更无着落，基本上就靠野菜充饥。时值隆冬，部队的棉衣也毫无着落，有的仍然穿着破烂的棕皮背心，有的就把未经硝制的牛羊皮割下来穿在身上"。

"部队迅速减员，一个军里的伤病员多达上千人。"(18)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四月一日，朱德领衔发布了《红四方面军关于目前战斗准备工作给各军的指示》。此后，全军就在"北上创造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迎接二、六军团"的口号鼓舞下，积极开展部队整编、军事训练、筹集粮食和御寒物资等工作。

朱德率红军总部开进炉霍时，藏民们受当地土司和国民党当局宣传的煽动，都躲到深山里去了。朱德在镇子里巡视一圈后，把各部队负责人召集起来，宣布几项规定：一、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二、爱护藏民的一草一木；三、在藏民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屋；四、看管并喂养好藏胞留在家中的牛羊。要求大家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用实际行动教育藏族同胞。他又找来随红军行动了一段时间的"通司"谈话，请他带几个人上山寻找藏民，做宣传解释工作，动员大家回来。

四月，春天已悄悄来到高原上。朱德看到一片片土地正等待着耕耘，就发动总部机关和一些部队帮助藏胞把地种上。他在动员大会上讲，"俗语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现在，藏族同胞对我们还不了解，暂时不能回来种地。我们能眼看着春播的大好时节从眼皮底下溜过去吗？不能！这一季种不上，藏胞们将来吃什么呢？我们和藏胞是兄弟，是一家，我们要帮助藏胞把地种上，而且要种好，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19)。朱德自己也每天拿着镢头，在田间一起干，把许多事留到晚间处理，常常工作到深夜。

不久，藏民们陆续回来，疑雾逐渐消除了，炉霍镇重新喧腾起来。红军在康北地区和藏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红军在藏族地区执行了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宗教政策。他们同雄踞康北西部的德格土司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对各处的寺庙秋毫无犯。白利寺的第五世格达活佛被红军的宗教政策和"解救穷人"的宗旨所感动，亲自出面召回逃匿深山的村民，并动员藏民和其他寺庙尽力支援红军。朱德听到这个情况后，亲自到白利寺去看望格达活佛，向他说明红军长征的目的和意义，鼓励他多为贫苦的藏民谋利益。格达活佛见到红军的最高长官如此艰苦朴素、亲切慈祥，更积极地支持红军的工作，并担任甘孜地区波巴政府（藏族人民政府）中的重要职务。红军北上后，他保护了大批留下的红军伤病员。

全国解放初，格达活佛受中央人民政府委托，去西藏做地方政府的工作，为西藏和平解放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后来在昌都圆寂。

四月二十七日，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红二、六军团胜利地渡过金沙江。

朱德闻讯后，立刻领衔发去贺电："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我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20)同时，电令已奉派南下雅江的四方面军三十二军西出理化（今理塘），迎接二、六军团的到来。

由于同红二、六军团的会师己指日可待，四方面军便加紧北上的准备工作。部队精简机构，减少指挥层次，充实连队战斗力，全军经过整编后辖六个军约二十八个团。为了在北上途中侦察道路、对付敌军骑兵的袭击，组建了红军历史上第一个骑兵师，由许世友任师长。骑兵师成立之日，在大草原上举行阅兵式。朱德在检阅时号召大家团结一致，英勇作战，为保障顺利北上同陕北主力红军会合作出贡献。

北上准备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筹集粮食和赶制御寒装备。红军总部责成李先念、何长工、李天焕、曾日三等组成粮食委员会，筹集粮食和牛羊。

但当地物产贫瘠，征集到的食品仍很有限，因此，要严格控制部队在康北期间的消费，分配给每个指战员的粮食每天只有几两，不足的部分要靠野菜等代替。朱德自己领导了一个野菜委员会，其中有老农和医生，由他亲自带队，从漫山遍野的野草中，找出二十几种可食的野菜，编写了一本《吃野菜须知》的小册子，发到连队。各连队还成立了野菜组、捕鱼组、打猎组，千方百计节约粮食。

对御寒物资的准备，当时在总部供给处工作的杨以山回忆道："总司令对我们说：不仅要学会同拿枪的敌人作斗争，还要学会同雪山草地这个自然界的敌人作斗争，革命才能胜利。

他号召我们自己动手买羊毛，捻毛线，织毛线衣、毛背心、毛袜子、毛手套，缝皮背心，解决部队长征御寒问题。他每次参加总部机关开会，总要谈捻毛线、织毛衣，并推荐一些织得好的毛织品，让大家传看学习；表扬那些织得好、织得快的同志，他每次到我们供给部门来，手里总是捻着毛线，一边捻，一边亲切地给我们说：我们不仅要做好自己过雪山草地的准备工作，还要发扬阶级友爱，为很快到来的二、六军团的同志们多准备些御寒衣物。"(21)在朱德的带领下，经过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几个月的共同努力，不仅解决了自己需要的大部分御寒装备，还给将要到来的二、六军团的战友们织了两万多件羊毛衣裤。

为了活跃部队生活，红军总部在纪念"五一"和"五卅"这两个日子里，举行纪念大会，并由朱德倡议，举行了运动会、展览会。运动会上，最别出心裁的项目，是朱德提议增设的烧牛粪比赛，这也是为过草地所做的必要训练。朱德在运动会上讲话时说：这次运动会是对我们的思想、意志、军事、生活等方面的一次大考验、大演练、大检阅，同志们都做得很好。这再一次证明我们工农红军是钢铁的红军，是永远打不败、压不垮、拖不烂的(22)。

五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分左、右两路进入康南，红四方面军南下策应的部队抢占雅江，保证了二、六军团北进的侧翼安全。会合业已在望，朱德立刻召集会议，布置迎接二、六军团的准备工作，要求各部队在两军会师后，互相学习，不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切实保证两军之间的团结。这时，党中央也在五月二十日来电，表示对他们"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23)，这使朱德感到欣慰。张国焘迫于二、六军团即将到来的形势，又得到党中央同四方面军"暂时采用协商方式"的允诺，便在六月六日宣布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北局。他的分裂活动终告失败。

这时，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北上的时机也很有利。六月中旬，党中央根据两广事变发生后胡宗南等部被调南下、甘南地区敌军空虚的形势，来电指出：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北上时，"宜出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24)。二十五日又来电询问："兄等何日开始北上？经何路？何日可达何处？

敌情如何？我陕甘应如何策应？均请见告。"同时说明："胡宗南业己南调，空军亦大部调去。兄等如能迅出甘南，对时局助益非浅。"(25)四方面军在六月二十五日作出分左中右三个纵队迅速北进，乘虚出岷州地区的决定。六月二十二日，沿雅砻江北上的红六军团在萧克、王震带领下到达甘孜附近的普玉拢朱德从炉霍赶到甘孜，前去普玉隆迎接。三十日，红二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下也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朱德又前往迎接。由于各路红军长期处于被分割的状态，二、六军团领导人事前一直不知道张国焘闹分裂和自立伪中央等情况，两军前锋会合时，张国焘又派人向二、六军团散发小册子，散布党中央有错误的舆论，为了澄清事实真象，朱德同二、六军团领导人分别谈了话。他同六军团政委王震谈了一个晚上，王震明确表示要同张国焘作斗争。六军团总指挥萧克回忆说：他在甲洼与四方面军前来接应部队会合后，曾盲目相信了张国焘追随者制造的舆论，"但当我见到朱总司令，他诚恳地向我说明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后，就改变了态度。"(26)朱德见到任弼时的时候，激动地说，"好哇！你们这一来，我的腰杆也硬啦！"任弼时笑着说："总司令，我们来听你的指挥！"贺龙握着朱德的手说："总司令，我们二、六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和中央会合呢！"朱德坚定地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27)朱德还同任弼时、贺龙商量，如何将部队分开行动，防止被张国焘控制；并给贺龙出主意，向张国焘要求支援，张国焘答应把红三十二军（原九军团）编到二、六军团一起行动。二十多年后朱德回忆起这事时说："后来任、贺来了，我和他们背后说如何想办法去会合中央，如何将部队分开，不让他指挥。贺老总很聪明，向他要人要东西，把三十二军带过来了，虽然人数少，但搞了他一部分。"(28)七月一日，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当天，党中央从陕北发来贺电："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上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29)。

会师后，二、六军团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辖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约一万六千余人。

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举行了庆祝两大主力会师的盛大联欢会。参加这次盛会的老红军回忆道："两支从未见过面的兄弟部队，经过了千艰万险，穿过枪林弹雨，在最困难的时刻会师了，谁能抑制住内心的激情？"

"总司令迎着一阵阵春雷般的掌声和无数兴奋激动的笑脸在主席台上出现了。他个子不高，不像我想像中那样高大、严肃，稍稍有些黄瘦的脸上，挂着慈祥的微笑。衣着很朴素，上身穿着一件土制褐色毛布上衣，脚上是一双草鞋，十分平易近人，一切都和士兵一样。他向全场巡视了一下，用响亮而有力的四川口音开始讲话了：'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此外，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人烟稀少的草地，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总司令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铭记在全体指战员的心里。"(30)在甘孜，朱德主持召开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参加的会议，说明中央来电要二、四方面军趁甘肃敌方兵力空虚，速出甘南；并宣布红军总部作出的北上部署：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北上，李先念率先头部队已开始行动，二方面军在甘孜稍事休整后，随左路跟进，分成两个梯队北上。与会者一致同意这一部署。会议决定，根据朱德的建议，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并负责教练打骑兵的战术。这是朱德经过深思熟虑而做出的安排：任弼时随总部行动，可以加强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可以摆脱张国焘的控制，还可以从外对张起制约作用。

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合后，共同北上的条件已经成熟。为了实现"迅出甘南"的计划，七月一日，朱德从甘孜致电在炉霍的徐向前，要他率领中路纵队立即出发，"迅速向松潘前进，勿失良机"(31)。三日，朱德和张国焘、任弼时率领左路纵队由甘孜出发。七月中旬，右路纵队也由董振堂率领从绥靖北上。

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三路纵队先后通过茫茫草地，在八月上旬到达巴西、包座地区。这次北进，对于第一次过草地的红二方面军来说，困难自然很大。朱德清楚这一点。他经过噶曲河时，见红四方面军的兵站正给各部队分发新缴获来的牛、羊，便对大家讲：同志们，谁都知道，草地是北上最艰苦的一段路。红二方面军的同志们在后面，那就更苦了。沿路的野菜都被前边部队吃光了，他们连野菜都吃不上。所以，总指挥部决定，各单位所有驮东西的牦牛全部留下来，必须带的东西自己背上，把昨天缴获的羊和牦牛，全给二方面军留下。他把自己驮帐篷、行李的牦牛也牵来交给兵站，嘱咐兵站负责人说："记住，告诉部队负责同志，牛皮、羊皮和肠、肚都不能丢掉。

要珍惜每一块牛皮，不能浪费。这关系到四方面军后卫和二方面军几万同志的生命啊！"(32){ewc 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379_1.bmp}七月二十七日，党中央正式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八月一日，毛泽东等得知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走出草地、占领包座后，来电表示"无任欣慰"，并指示："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33)同一天，朱德等回电中央，说明"俟兵力稍集结后，即向桃、岷、西固，约八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并表示："我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牺牲一切，谋西北首先胜利奋斗到底！"(34)八月三日，党中央复电朱德等："接八月一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35)

八月五日，朱德和红军总部制订《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决定将四方面军分成第一、第二纵队，先机进入甘南，取得岷、洮、西地区；以二方面军为第三纵队，策应第一、二纵队。大军随即由川北挺进甘南。八月九日抢占进入甘南的天险腊子口，十日攻克哈达铺，接着在一个月内先后攻克漳县、洮州、渭源、通渭四座县城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以破竹之势横扫甘南，岷州也处在红军的包围之下。红二方面军则由哈达铺向礼县、西和、成县、徽县、两当、略阳一带发展。这时，党中央为策应二、四方面军北上，令一方面军主力组成西征军，在聂荣臻、左权率领下，西向静宁、隆德地区运动。三个方面军形成南北呼应、夹击敌人、实现会师的有利态势。

九月初，蒋介石在平息"两广事变"后，为阻止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调胡宗南部由湖南兼程北进，企图抢占西兰大道，隔断三大主力红军会合的通路。

根据情况的变化，朱德等在九月十三日致电中央，提出"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四方面军尽力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36)的作战建议。毛泽东等同日回电说："彼此意见大体一致，惟我们意见，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垄静、会、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着"，"我们已派一个师向静、宁线出动，如此，当可滞阻胡宗南之西进，而便于四方面军之出到陇定大道并准备作战。至一方面军主力如南下作战则定、盐、豫三城必被马敌（指马鸿逵部）夺去，于尔后向宁夏进攻不利，故在未给马敌以相当严重打击以前，不宜离甘宁边境。对东敌作战宜以二、四方面军为主力。"

(37)

九月十四日，毛泽东等再次来电指出："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38)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毛泽东等接连来电，说明敌情，要四方面军迅速北出至隆静大道，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将被截堵隔断，并说明一方面军已派第一师向隆静大道北侧运动，加以策应，"机不可失，千祈留意。"(39)在不断接到中央来电的同时，朱德多次找张国焘、陈昌浩等商量四方面军的行动问题，力主按照中央要求，迅速北上至垄静线。张国焘畏胡宗南部如虎，又看到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就打算改变主意，主张西渡黄河进入甘肃西北部。陈昌浩被朱德说服，同意迅速北进，实现同一方面军的会合。

九月十六日开始，在岷州三十里铺的红军总部召开西北局会议。会议开了三天，主要是讨论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西北地区的地方工作等问题。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时，朱德说：中央的策略路线是正确的，它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

我们要马上执行，并进行传达和教育，使大家对此都能有所理解。(40)每天会后，朱德都同张国焘争论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陈昌浩也站在朱德一边，双方总是争论到深夜，会议开到第三天，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带着他的警卫员和骑兵住到岷江对岸的供给部去。朱德气愤地说：他不干，我干！

于是找来作战参谋，挂起地图，着手制订部队行动计划。当天黄昏，张国焘又派人通知继续开会。朱德、陈昌浩和西北局成员赶到张的住处开会，参加会议的多数人都支持朱德的主张，张国焘被迫说："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你们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

(41)

九月十八日晚，朱德和张国焘、陈昌浩联名向在漳县的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部发布《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决定"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相机占领静、会及通定大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中夹击该大道上之胡敌与静宁之骑七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42)并作出各部队立即北进的部署，要求各部带四天干粮，极力轻便伪装，尽量采取夜行军。同日，将这一作战计划电告中央。

岷州会议结束后，张国焘带着他的警卫部队先行北上，赶到漳县的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朱德回到红军总部部署各部队的北上行动。二十日，朱德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告诉他们："甲、张于本日已北进，我明日率总部行动。乙、每晚请通敌情一次，并切实联络。丙、亲译密电悉，已释疑虑，迅速取得会合在静宁道上，以便消灭胡敌。盯请扩大动员拥护这一会合。"(43)中央接电后，在二十一日回电说："四方面军北上部署既定，对整个战略计划甚为有利"；"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贺、刘、关四同志之意见，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恩来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毛、彭、王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三同志一起工作。"(44)朱德接到电报后，在二十二日回电说："合组军委集中指挥，我甚同意。张、陈两同志现去前方，征求意见后再复。"(45)就在这一天，事情突然又发生变化。

张国焘到达漳县前敌指挥部后，立刻向没有参加岷州会议的前方负责人片面宣传他的西渡黄河的主张，还流着泪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46)。接着，又提出一套西渡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足点的方案，并且不经朱德同意，发出部队停止北进、掉头向西的命令。他还向红军总部通讯部门发去密电："所有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定不准发出，请兄等绝对负责。"(47)企图切断朱德同党中央和各方面的联系。

朱德在几天后举行的会议上谈到那几天的经过："当时国焘同志表示不干，我就回来作计划。我们同昌浩又到国焘同志那边去，讨论，结果大家还是赞成第一个方案（按：指北上会宁、静宁的方案），国焘同志表示服从这个决议，结果国焘同志先走了，昌浩就赶上来。而结果国焘同志到前面来，完全改了。"(48)这又是一个关键时刻。

朱德在这种关键时刻是十分坚定的。他一夜没有睡，在九月二十二日凌晨三点致电张国焘等，说："国焘同志电悉，不胜诧异。为打通国际路线与全国红军大会合，似宜经静、会北进，忽闻兄等不加同意，深为可虑"；"静、会战役各方面均表赞同，陕北与二方面军也在用全力策应，希勿失良机，党国幸甚"，并提议在漳县再召开西北局会议，"续商大计"(49)。同天，他又排除阻挠，致电党中央和在陇南的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刘伯承，用毫不含糊的语言告诉他们："（甲）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乙）现在将西北局同志集漳县续行讨论，结果再告；（丙）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50)朱德还发出电报通知参加过岷州会议的西北局成员兼程赶赴漳县开会。天一亮，他立刻骑马奔往漳县，一天内赶了一百二十里路。

九月二十三日，西北局会议在漳县附近的三岔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再次召开。朱德在会上几次发言，坚决维护岷州会议关于北上的决定。他平时讲话一向很平和，这次却同张国焘展开激烈的争辩。他说："第一个战役计划和第二个是有很大区别的。第一个计划是有利的。""所以我坚执第一个计划。现在即决定第二个方案，对整个形势不能抓住，会合要迟，联合战线受影响。"他反复阐明，四方面军北上同一方面军会合，对整个形势是有利的。

他向张国煮提出一连串尖锐的责间：现在迅速北上，可以不经过同敌军决战而实现会合，"可能会合为什么不会合？"岷州会议的决定是由西北局成员集体讨论作出的，张国焘当时既然表示服从并签了字，为什么到漳县就完全改变了，不经过西北局重新讨论就改变计划？张国焘即使是党的书记也要根据决议来工作，这是关系到组织原则的严重问题，应当弄清楚。张国焘蛮横地说，他是书记兼总政委，调动部队他完全负责，经他决定了可以不经朱德同意，当他不能执行职权而别人要调动军队时，他要提出抗议。由于张国焘宣传他所以主张西进，是因为这时黄河容易渡过，又可以避免同强敌胡宗南在西兰大道上决战，将来仍可以达到会合的目的，等等，会议最后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朱德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表示他坚持岷州会议原案，要张国焘对这个改变负责任，并把这个决定报告中央。他斩钉截铁地说："若强我们赞同是不可能的"(51)漳县会议后，张国焘立刻命令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西向洮州进发，准备在兰州以西的永靖、循化一带北渡黄河，进入甘肃西北部。

九月二十六日，党中央致电四方面军，告诉他们："确息：胡宗南部到略阳，本月底其后续部队将到齐。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垄静、会、定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而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指出四方面军"若西进到甘西只限制青海一面，尔后行动困难。"(52)这一天，张国焘向中央连发四封电报，语气已经软下来了。其中，和朱德、徐向前、陈昌浩联名在十二时发出的电报中称："我们决定四方面军即应行动，先机抢占永登一带地区，??现已按此调动，不便再更改，务祈采纳。"值得注意的是，这封电报在最后说："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53)这是张国焘第一次表示他放弃同陕北党中央保持"横的协商关系"而接受党中央领导。在同日二十时发给贺龙、任弼时等并党中央的电报称："此次西渡计划决定，决非从延长党和军事上统一集中领导观点出发，而是在一、二、四方面军整个利益上着想，先机占领中卫，既可更有利实现一、二、四方面军西渡打通远方，又能在宽广地区达到任务，此心此志，千祈鉴察??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请求中央明令停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54)在同日二十二时发给中央的电报称："请重看甘时电，如兄等认为西渡计划万分不妥时，希即令停止西渡，并告今后方针，时机急迫，万祈鉴察。"(55)同时又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称："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通渭已无我军，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计划实施，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

(56)这时，张国焘已接到西进先头部队反映：从老乡处了解到现在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渡河计划难以实现。张国焘感到进退两难，骑虎难下，因此，表示尊重党中央意见，再作最后决定。

二十七日，中央回电明令停止四方面军西渡。电文说："（甲）迭接二十六日两电，敬悉一切，并有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西渡计划行动等语，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详细慎重的讨论了这个行动问题，特将结果奉告如下：（乙）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保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的危险"；"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57)。同日，中央又来两电，前电介绍敌情，指出"四方面军现有充分时间进入隆静会大道，敌无阻止可能"(58)，后电介绍拟与南京谈判问题，又嘱："万祈决策北进共图大业，免使再分难合，各陷不利地位，至祷至盼。"(59)这一下，张国焘再也没有拒绝北上的借口了。同一天，朱德和张国焘、徐向前联名电告中央："（甲）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同时据考查兰州西渡河须时较长。有可能失去占领永登一带的先机之利。（乙）决仍照原计划东进，以出会、静，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约六号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60)九月二十九日，中央来电对四方面军决定回师北上表示"十分佩服与欢慰"(61)，并告诉他们策应的部署。同日，四方面军总部下达了北进静、会地区的命令。三十日，红四方面军分作五路纵队，自岷州、漳县等地北进。

十月二日，一方面军前来接应的部队占领了陇东的会宁城。五日，四方面军第三十军重占会宁南面不远的通渭，全军迅速通过西兰公路，向会宁挺进。

盼望已久的会师日子终于来到了。

朱德率领总部在十月九日到达会宁。他见到党中央派来的一方面军部队时十分激动，同红一师师长陈赓谈话时禁不住热泪盈眶。他还同在九十里外界石铺的红二师政委萧华通了电话，萧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听到这熟悉而亲切的四川口音，使我真兴奋得要跳起来，给我打电话的，正是我们敬爱的朱德总司令。我是多么想念他呀！总司令首先关切地问："毛主席好吗？周副主席好吗！"，"这次电话，打了足足有半个钟头，真不知有多少话要说。"

(62)

十月十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致电朱德总司令和全体指战员，热烈祝贺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境内大会合。

二十二日，红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等率领下，也胜利到达会宁以东的静宁县东北的兴隆镇、将台堡同一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师。至此，全体红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革命开始出现新的局面。

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使蒋介石受到很大震动。他下令以十几个师的兵力由南向北追击，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将它消灭在黄河以东地区。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赶到河连湾迎接二、四方面军。二十一日，朱德和周恩来、彭德怀等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合力作战，经过一昼夜激战，在陇东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给追击的国民党军主力胡宗南部以沉重打击，歼灭一个多旅，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这次进攻。

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山城堡举行三个方面军团以上干部的庆祝胜利大会，朱德在讲话中兴奋地指出：三大红军西北大会师，到山城堡战斗结束了长征，给追击的胡宗南部队以决定性的打击。长征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我们要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迎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63)。第二天，由朱德领衔，和张国焘、彭德怀、周恩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等联名致电毛泽东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报告："三个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听了中央军委代表及各红军领袖的报告之后，一致在党中央和军委的正确领导之下，领导全体指战员坚决实现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每个战役任务，??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及军委的坚强领导之下，在三个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胜利会合、一致团结一致努力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一定能够成为全国人民团结的中心"(64)，这标志着全体红军终于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危害，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

十一月底，朱德和周恩来、张国焘同行，率领红军总部抵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同中共中央会合。他受到党中央和根据地军民诚挚而热烈的欢迎。

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分离后的情况和同张国焘斗争的经过。毛泽东对朱德同张国焘的斗争给予高度评价，说他斗争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65)。

"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这十个字，确实是对朱德一生，特别是他在充满着惊涛骇浪的这一年中表现出来的超乎常人的思想品格所作的最好概括。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整整两年时间，朱德经历了红军长征艰难曲折的全过程。从一方面军突围转移，到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再到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最后在西北实现三大主力的大会师，他作为红军总司令，始终挺立在这支钢铁队伍的前列。在革命濒于绝境的危急关头，他坚定不移地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在张国焘分裂红军后，他身陷逆境，却能如中流砥柱，稳若泰山，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化险为夷，终于完成把红军三大主力会合在一起的历史使命。这是他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又一伟大历史贡献。

长征胜利结束后不久，朱德对他这种艰苦备尝的经历，留下的却是如此轻松、生动的回忆："在长征中间，身体很强健，路上就没有病过了，多半是夜间走路，白天睡觉。有事马上就办。我只有一个担子，一个人一匹马，一个马伕，四个特务员，每天差不多是走一半路，骑一半马，人还是觉得很爽快，不感觉如何愁闷。"

"我的脑筋也是与身体相同。问题就从来没有放松过。处处想得到，也想得远。就是怎样困难，也解决得开。从来就没有认为什么是没有办法，相当地有点乐观主义。

当过草地的时候一大家都认为是极困难的了，我还认为是很好玩的。有草，有花，红的花，黄的花，都很好看，几十里地都是，还有大的森林与树木。草又是青青的，河流在草地上弯弯曲曲的，斜斜的一条带子一样往极远处拐了去??牛羊群在草地里无拘束的自由上下，也是极有趣的。也许因为自己带着乐观性吧。

逢到极困难事情，一旁人看起来极复杂十分难解决了，但是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回事一样。他也就变得好些，不那么慌张了。当为一个领导者，愈是困难，愈要镇静。??所谓履险如夷，也还是平平常常就过去了。愈危险，愈需要冷静、平淡，就容易把问题处置得很恰当。"(66)在极端复杂而困难的情况下始终保持乐观、冷静的态度，做到履险如夷，这是朱德十分可贵的品格。

23章 艰难的时刻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在懋功东南的达维一带，同从岷江地区西进的第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

经过八个月万里征战、历尽艰难困苦、有三万人左右的红一方面军，同有八万之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两个方面军的指战员都感到十分兴奋。夹金山下一片欢腾。

六月二十五日，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来到懋功以北的两河口，迎接从杂谷脑（今理县县城）前来会见的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等。当天，举行了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在大雨滂沱中，朱德和张国焘先后讲话。

朱德在讲话中热情地肯定了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屡挫强敌、发展壮大的英勇业绩，指出：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劳苦群众的胜利！张国焘的讲话语气傲慢，流露出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相左的意向，说："这里有广大的弱小民族（藏、回），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大局面的更好条件"①，这给两军会师后的欢乐投下了阴影。

为了统一思想，明确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第二天，即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举行扩大会议。会上，由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分析了两军会合后的形势，指出懋松理地区的经济条件和群众条件都不利于红军主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部队向东、向南和向西北都不可能得到发展，应该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以实现"背靠西北，面向东南"的发展战略。毛泽东、朱德等都发了言。朱德强调：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主张"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一致行动去打击敌人，并要从政治上保障战争的胜利"②。张国焘在会上也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会议最后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部，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顺利向甘南前进。"③为了做好团结工作，朱德在两河口时曾诚恳地同张国焘彻夜长谈。"朱德提醒张国焘，蒋介石虽然派来十万人攻打我们，可是我们也有大约十万兵力。第四方面军经过长期休整，兵强马壮，朱将军建议由它去占领松潘地区，夺取战略要点，借以打开北进的道路。张国焘说敌军防御工事过于强大，一口拒绝。"④六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的决定，拟订了《松潘战役计划》，规定一、四方面军分组成左、中、右三路纵队和岷江支队，准备趁国民党堵截部队刚到松潘、立足未稳的机会，迅速、坚决地攻占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按照这个计划，朱德立刻率领红一方面军从懋功一带北上，接连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拖罗岗（仓德梁子）等几座大雪山，先头部队于七月十六日攻占靠近松潘的毛儿盖。

从懋功北上后，环境十分艰苦。这不仅因为雪山连亘，雨雪无常，道路泥泞，自然条件恶劣，而且因为这里是藏族区域，没有多少做买卖的，藏民由于受到反动当局的恐吓而大多藏匿起来，部队粮秣得不到接济，连两餐青稞、养麦、红薯也难以为继。许多部队常常每天只吃上一顿，也只能吃个半饱，或者以野菜充饥。成仿吾回忆说："朱总司令最善于找野菜，他先组织一个'野菜调查小组'，亲自带领着小组到山上或原野，找出一些认识的、可以吃的野菜，挖出带回来，分类洗干净，煮着吃。然后他又动员大家去找，把大家吃过的野菜都挖来，这样经过大家的努力，最后竟找到了几十种可吃的野菜，解决了不小的问题。"⑤在则格、黑水、芦花一带沟谷地带，七月中的青稞麦已呈淡黄色，勉强可以割来吃了。由于部队已近绝粮而又遇不到当地居民，红军总部不得不命令各部队进行十天割麦，筹备粮秣，同时派人去四处寻找藏民回家，按当地粮价付给现款。"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饲养员，都一齐动手，参加割麦的运动"，朱德"不仅同战斗员一样割麦和打麦子，并且割下以后从一二十里远的地方挑五六十斤回来。他还常对一般战士和工作人员说：'你们这些青年人挑不到四五十斤，唉！什么青年？'大家只好很不好意思地对着他笑。"⑥可是，在一方面军出发后，张国焘却迟迟不指挥四方面军北上，他在两河口会议上虽曾表示同意北上方针，但看到红一方面军兵力比红四方面军少得多，个人野心进一步膨胀，在会后又致电中央提出另一套主张："一方面军南下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⑦并要求首先"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⑧，唆使他的追随者致电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由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决行"的权力，企图将红军置于张国焘的控制之下。

红军总部在七月十日到达芦花后，见四方面军没有跟上来，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立刻致电张国焘，望他按照原定的"迅速北上原则"把部队"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⑨。为了顾全大局，维护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中央政治局于七月十八日接受周恩来的提议，将周原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同日，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仍以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⑩。二十日，中央军委又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命的决定》，将一方面军一、三、五、九军团分别改为一、三、五、三十二军，原四方面军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番号不变；并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

这时，张国焘才率领红四方面军到达芦花。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两天，中央政治局再次在芦花开会，听取关于四方面军情况的汇报，并讨论对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通南巴根据地及组织西北联邦政府等问题的看法。朱德在发言中认为，对四方面军"应以正确的估量"，他肯定了四方面军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力量、多次打破敌人"围剿"中取得的成绩，也分析了在部队政治工作、地方工作及战略战术配合等方面存在的缺点与不足，希望总结教训加以改进。他没有提出过于尖锐的批评，主张目前正处在行军作战期间，一切服从战争的胜利，暂缓讨论军事以外的问题(11)。

但张国焘却在暗地里进行反中央的活动，他不区别遵义会议前后的不同，而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等流言蜚语。在中央和一方面军中，有少数人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错误地提出"军阀主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等批评，还公开写文章抨击，这也引起了四方面军一些干部的反感，给了张国焘以挑拨的借口。这些复杂的情况，使朱德对两军会合后的团结问题感到忧虑。

为了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他同四方面军指战员接触时，总是多讲他们的长处，多说鼓励的话，并推心置腹地以诚相待，因而受到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拥戴。徐向前回顾当时的情况说："那时我和总司令接触最多，几乎天天在一起核对敌情，调动队伍。""他认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年青、有朝气，部队生龙活虎，纪律严明，是支难得的有战斗力的队伍。他说一方面军过去也是这样的，但经过万里转战，损失不小，十分疲劳，亟待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他希望一、四方面军指战员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心，渡过眼前的困难，争取更大的发展。他的这些话，完全是顾大局的肺腑之言，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朱总司令作风朴实，宽厚大度，平易近人，为接近过他的干部、战士共同称道。"(12)徐向前从朱德那里得知，一方面军保存的干部较多，兵员较少，便同陈昌浩商量，建议从一方面军派些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调几团兵力补充一方面军。经中央批准，原在一方面军的张宗逊、陈伯钧、彭绍辉、李天佑、李聚奎分别担任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参谋长或政治部主任，还调去一批政治工作干部。这些干部的调配，对加强四方面军的军事工作、政治工作，特别是后来对抵制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月底，朱德和红军总部、中央机关到达毛儿盖地区。这时，敌情已出现不利于红军的变化：蒋介石调往川北堵截红军北上的嫡系主力胡宗南部已在松潘集中，基本完成了堡垒线的构筑，控制住经松潘北去的大道，原来担负追击任务的薛岳部和川军也从东南方向压来。由于张国焘的拖延，时机贻误，松潘战役计划已难以实施。八月初，中央军委决定以红军主力西指阿坝，北进夏河地区，争取在洮河流域消灭阻敌，进入甘南。三日，制定《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十几天后对编组又作了一些调整，规定：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辖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军委纵队一部，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北进，首先占领阿坝，再北进夏河；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辖一军、三军、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首先占领包座、班佑地区，再向夏河前进。

在准备北上时，中央政治局于八月四日至六日在毛儿盖以南不远的沙窝召开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作出决议，重申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是正确的，而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是实现这个方针的基本条件，指出："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13)。同时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进一步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反对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动遥朱德在发言时指出：两个红军主力会合后力量增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是有把握的，要提高自信心，克服各种困难去战胜敌人。对一、四方面军，不能轻率地说谁好谁坏，存在缺点是可以改进的(14)。

沙窝会议后，朱德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总部赴左路军集结地卓克基。这以后，朱德同多年来一起并肩战斗的毛泽东、周恩来等暂时离别。要同张国焘共事，朱德深知，这"不是一件容易小事"。他后来曾回忆道："张国焘这个人，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一般的还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的人。有些老同志对他印象都不好，但也没有谁说过他的坏话，因为他那时还是一个党的负责同志。也听说到他是一个'机会主义'，但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两河口去合后，在那儿革命军事委员会、党以及苏维埃政府代表们都开了会议，讨论了几天，作下了决议要继续北上。当面张国焘他并不提出反对，却在背后去阴谋来反对这个决议，不执行这个决议--当时我们还不了解他素来就是反对中央的这种情形。他开过会回去以后马上鼓动自己部下的队伍来进行反对了。"

"当时他愿意北上，又不愿意北上的原因，就是想争官坐??，到了毛儿盖后，他悲观失望了，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远远的去躲避战争，他却不晓得，在那里人口稀少，地理条件虽然好，只想取巧，采用脱离群众的办法。他最错误的观念是想到一个偏僻最落后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中央完全否决了他这些意见，中央决定还是北上。"

"张国焘的领导四方面军是一贯以个人为出发点，因此党的组织、军事上的组织也就很薄弱了。总之，一切都从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都会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赶走了。或者被杀掉了。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和正确的路线是势不两立的，结果，他搞的党、政、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成为一个独裁者。"(15)朱德与党内同志共事一向以宽宏大度、谦虚礼让著称，而张国焘这个"独裁者"一贯是目空一切、专擅用权，在担任红军总政委后，便尽力排斥总司令和总参谋长，而以个人意志挟制总部领导，进而同党中央对抗。

朱德和张国焘率总部去左路军后，党中央来电，准备改变原定主力经阿坝北上的方案，"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16)但张国焘仍坚持西出阿坝，甚至提出深入青海、宁夏、新疆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治局于八月二十日在毛儿盖索花寺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夏挑战役和以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指出企图使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17)，它正好适应敌人希望把红军赶到人烟稀少的西部边睡地区的需要。《决定》要求红军迅速夺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向东发展，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要求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

会后，党中央和前敌指挥部立刻率领右路军进入艰难的草地行军，同时，将毛儿盖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电告张国焘和朱德。随右路军前进的徐向前、陈昌浩也几次致电催促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以便集中向夏、洮、岷前进。八月底，右路军走出草地，攻占包座，在班佑、巴西、阿西、包座地区等候左路军的到来。

朱德指挥左路军先头部队于八月二十一日攻占阿坝，但张国焘无视中央关于左路军应向班佑靠拢的决定，部队在阿坝延宕不动。在党中央和右路军一再催促下，八月三十日，朱德、张国焘率左路军第一纵队向东进入草地，向班佑前进，同时向位于卓克基、马尔康等地的第二纵队发出北进向右路军靠拢的命令。

部队在进入草地后的第三天，被一条南北流向的噶曲河挡住了。这条河本来很浅，由于下了一场暴雨正在涨水，一时显得水势滔滔。它却被张国焘用来作为拒绝继续穿过草地到班佑会合的借口。他独断地以"朱、张"名义致电中央，说噶曲河涨水，"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还提出要右路军"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18)朱德和刘伯承坚持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为了弄清噶曲河涨水情况，朱德亲自到河边，派他的警卫员潘开文去探测河水深浅，潘开文后来回忆道。

噶曲河离班佑很近，只要走三、五天就可以与毛主席、党中央会合。但是，张国焘却借口河水上涨，说部队过不去，在噶曲河停止不前。朱总司令在河边看了看，便叫我去试一试河水的深浅。虽然当天下了一点雨，河水涨了一点，但是，我骑马蹚过了河又返回来，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队伍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朱总司令看到这种情况后，多次提出要部队过河北上。

可是，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张国焘总是按兵不动。(19)这样，朱德同张国焘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陈明义回忆道："在总部的一个帐篷里，张国焘和他的秘书长黄超同朱总吵，要朱总同意南下，态度很激烈。当时我是总部一局一科参谋，不知道他们吵得对不对，但总觉得他们用这样态度对待总司令不对。张国焘还煽动个别人员给朱总施加压力，但朱总一直很镇静，他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中央，不能同意南下。"

(20)

张国焘置朱德、刘伯承的反对于不顾，重新布置左路军的行动。九月五日，他在由噶曲河返回阿坝的途中，电令正要北上的第二纵队就地巩固阵地，备粮待命。

那几天，等待在巴西的党中央几乎天天开会，谋求妥善解决矛盾的办法。

徐向前、陈昌浩也致电朱、张，说明"胡（宗南）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21)。但张国焘一意孤行，又在九月八日以"朱、张"名义致电徐、陈，要右路军准备南下。当晚，中央政治局在周恩来住处开会，向左路军发出电报，电文如下：朱、张、刘（伯承）三同志：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炉，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求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粮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敌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

向前、昌浩、泽东，稼祥

九月八日二十二时

接到中央电报后，朱德力主左路军应该执行中央北上的命令。张国焘只得在九月九日单独用个人名义致电徐、陈并转中央，坚持他的南下主张。中央当天回电："陈谈右路军南下的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22)九月十日凌晨，中共中央得知张国焘背着中央电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的情况后，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果断地决定率一、三军先行北上。十一日抵俄界后，又致电张国焘，指令他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23)张国焘无视中央对他的一再争取，竟于十二日亲拟电致一、三军领导人，声称"一、三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将来真悔之无及"，要一、三军"速归"，"南下首先赤化四川"(24)。朱德断然拒绝在这个电报上签字。

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了。在朱德过去的生涯中，曾经历过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但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心情沉重。两大红军主力会合整整三个月后，就这样分离了。这完全是张国焘对抗中央、分裂红军的罪恶。可是，这里还有由八万指战员组成的红四方面军，还有编在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和其他同志，不能把他们丢给张国焘不管。这样，只剩下一个选择：留下来，跟着这支队伍，哪怕遇到再多的艰难曲折，也要把它最终带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张国焘从噶曲河折回阿坝，立刻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并开始了对朱德的围攻。他先派人同朱德谈话，要朱德写反对中央北上的文章，朱德坚决拒绝。接着，他又在阿坝一个喇嘛寺--格尔登寺大殿，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场外挂着书写"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的大横幅(25)。张国焘首先讲话，攻击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是"逃跑主义"，鼓吹南下。接着，一些人跟着起哄，要朱德当众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稳稳地坐在那里，不予理睬。张国焘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

朱德这才从容地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26)会场气氛更加紧张。有人冲着朱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朱德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

看到一部分人这样蛮横地攻击朱德，刘伯承挺身而出，说：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27)这一来，把一些人的攻击目标转移到对伯承身上。刘伯承和朱德一样表明了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坚定立常阿坝会议没有能使朱德、刘伯承屈服。张国焘又以各种名义召开大大小小会议，不断攻击党中央，鼓吹"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他和他的追随者给朱德施加压力，甚至谩骂朱德是"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康克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朱总很沉着，任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对方斗完骂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28)有一次，张国焘等在会上造谣："他们（指党中央）走的时候，把仓库里的枪枝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朱德立刻愤然说："这纯粹是谣言！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宽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订的，对俘虏还要宽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还不够，动员大家吃野菜，怎么会把粮食烧掉？这种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29)驳得张国焘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九月十七日，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提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口号。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地区南下，于十月初集中到卓克基、马尔康、松岗和党坝一线。

十月五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徐向前回忆说："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在张国焘的煽动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这时，"张国焘得意洋洋，要朱德同志表态。朱总的发言心乎气和，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30)

为了扩大伪中央的声势，张国焘宣布朱德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严正表示："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31)卓木碉会议后，朱德的处境更加艰难。他和刘伯承住在一起，像被软禁了一样。他们不得不做万一不测的准备。刘伯承对朱德说："现在情况很严重了，看样子，他们有可能要逮捕人。"朱德沉思了一阵说："过去在军阀混战时，死是不值得的。现在为党的利益奋斗而死，是可以的。当然，个人是无所谓的，可是任事情这样演变下去，对整个革命不利呀！"(32)由于朱德和刘伯承在红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一方面军留下来的指战员和四方面军徐向前等许多同志都关心他们，张国焘终于不敢对他们采取极端手段。不久，刘伯承被调到红军大学去工作，实际上解除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朱德则被派到前方部队去。

当时，随左路军行动的原一方面军五、九军团指战员中，有的提出：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有的说：张国焘要拦我们，就跟他干！朱德有了同部队接触的机会，就来看望这些指战员，耐心地教育他们顾全大局，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他在五军团说：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有正确的斗争方法，要顾全大局，讲革命讲团结。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革命的，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有许多的优点，英勇善战，吃苦耐劳，你们应该很好地向他们学习。你们五军团能攻善守，英勇顽强，优点也不少，但你们人少嘛，光有你们也不行。

所以同志们要注意和他们搞好团结，切不要上少数人破坏团结的当。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33)随左路军行动的总政宣传队也被迫跟着南下了。刘志坚和李伯钊不知怎么办好，先后冒着危险去探望总司令。朱德对他们说：搞分裂活动只是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四方面军也是红军，他们也打蒋介石，打上豪分田地，主要是缺少政治工作，你们要留在这里，少说话，多做工作，特别是基层政治工作。(34)由于朱德的引导，这些原一方面军干部战士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增强了信心，相信只要坚持革命，坚持团结，掌握正确的斗争方法，眼前的曲折总是能克服的。

朱德还利用各种机会到部队下层同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接触，谈心。他平易近人的作风，恢宏凝重的态度，循循善诱的谈话，获得了广大指战员的尊重。就是一些一时不明真相，当面辱骂过他的人，也逐渐改变态度。对他十分爱戴。

张国焘肆意打击迫害那些坚持原则、反对他搞分裂和南下的指战员。红军总部侦察科长胡底，由于说了"张国焘是军阀，是法西斯"的话，便被张国焘秘密毒死。朱德很为这种情况忧虑，一面嘱咐一些对张国焘不满的同志要慎重，不要作无代价的牺牲，一面注意保护那些被抓住把柄的同志。胡底牺牲后，朱德找红军总部三局（通讯联络局）局长伍云甫谈话，嘱咐他：注意不要闹，注意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性急，斗争是要斗争，不过是又要团结又要斗争，胡底同志就是因为过于性急，张国焘就把他陷害死了。

(35)

五军团参谋长曹里怀，因为对张国焘不满，被调任红军总部一局（作战局）局长。他从机要科得知红一方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悄悄告诉了两个盼望北上的同志，不料被张国焘发现了，把他关押起来。张国焘召开紧急会议，说曹泄露军事机密，要严加惩处。朱德担心曹里怀被处死，立刻出来说：曹里怀就讲了那么几句，你安他反革命够不上。他这小鬼我知道，井冈山时期就跟我们在一起，你有什么理由乱杀人呢？(36)这样，曹里怀才免遭毒手。

两个方面军会师后调到三十军任参谋长的彭绍辉，给朱德写了一封长信讲他不赞成南下的错误方针，这封信半途落到张国焘手里，张派人把彭绍辉找来谈话。彭绍辉一进门，有人就上前打了他一个嘴巴，厉声问："为什么反对南下？反张主席？"并拔出驳壳枪，把枪口顶在彭的胸口上。朱德见状，上前把抢夺下来，气愤地说："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又说："这样谈话怎么行呢？"他让彭绍辉"回去吧"(37)，使彭幸免于难。

还有一次，张国焘派人抓住五军团二十多个掉队人员，给他们强加了一个罪名："一股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抢老百姓的东西，准备武装叛乱"。

五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说明这是些零星的掉队人员，不是一个单位的，不是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张国焘的追随者说欧阳毅是"假革命"、"反革命"，掏出手枪对准了他。又是由于朱德的制止，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被抓的二十多人也回到了五军团(38)。

受到朱德保护而免遭不测的干部战士还有许多，如总卫生部长贺诚、红军大学教育科长郭天民和在长征路上一直被关押着的廖承志等。

十月中旬，南下的红军发起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那时，张国焘渐渐觉得南下后没有办法，打不开局面，没有出路了，消极起来。朱德就来到前敌总指挥部和徐向前等一起指挥作战。徐向前回忆说：朱德总司令虽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但认为部队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战局，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于不战而自毙。同时，他又坚信，只要大家是革命的，最后总会走到一起的。因而，在军事行动方面，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定下决心。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和川军打过交道，对军阀部队的作战特点，了如指掌。他说：川军向来欺软怕硬，惯打滑头仗，我们不打则已，要打就抓住打，狠狠地打！他要求各级指挥员要讲究战术，发挥运动战的特长，以快以巧制敌，用小的代价去换取大的胜利。朱总司令在逆境中不当"空头司令"，尽量发挥刍己的作用，完全是从爱护和发展红军力量出发的(39)。

经过多天的战斗，红军连克绥靖、崇化、丹巴、抚边、达维和懋功等地，共击溃川军杨森部、刘文辉部、邓锡侯部五个旅又两个团，毙俘敌三千余人，取得南下初战的胜利。

十月下旬，红军又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州）、邓（州）、大（邑）"战役，在战役发起前和战役进行中，朱德缜密地研究敌情、地形和战斗特点，及时了解战况，总结经验，作出战略战术上的指导。

他先后撰写了《绥崇丹懋战役中我左支队二十七师两河口、抚边、达维、夹金山、日隆关、巴郎山一带战斗经过及其模范教训》、《绥崇丹懋天芦战役山地河川及隘路攻击之注意》、《康沪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中战术上应注意之点》、《青龙场的战斗是天芦战役中的模范战例》、《天芦战役中追击之模范与不迫击之失败》、《雪山老林的战斗》、《搜获俘虏之疏忽》、《对防空应注意之点》等文章。

在《绥崇丹懋天芦战役山地河川及隘路攻击之注意》（现存有手稿）中，他提出隘路战攻击时应注意之点：先头团要选战斗力强的，火力要强；要用迂回包围；侧击截断敌人退路，才能消灭敌人，并可使守敌动摇；突破敌人隘口时要猛烈追击，使敌人不能节节抵抗；遇某一要点或工事不能打开时，可以派队包围或监视之，大部队可绕路袭取敌后。

在《康沪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中战术上应注意之点》一文中，他从部队已打出川西高原山险隘口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这次战役在战术上应和绥崇丹懋战役有所不同，地形较平坦，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多是山地、隘路。作战形式将由山地战、隘路战变为平地战、街市战，由运动战变为阵地战、堡垒战。但红军一般的战术原则，在这种地形上也是适用的，即集中兵力打敌人的弱点；机动地寻求打运动战，而不是被迫硬攻堡垒；即使打城市和打堡垒，也必须在野战中击溃敌人，再乘胜直追袭取之，或是在夜间或是在拂晓时发动袭击，并须注意对付敌人的阵地反击。

《对空防御应注意之点》一文，针对部队进入开阔地形条件作战、蒋介石投入大批飞机参战的情况，强调要加强防空教育，指出：我们是工农红军，不是拜物教主义者，绝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清道夫--蒋介石的飞机大炮，但是，又要承认敌机确有杀伤威力，要研究采取对付它的科学方法和具体措施，不应该空喊不怕，那只会使红色战士经受无代价的牺牲。文章对如何组织对空射击、对空侦察、对空隐蔽和伪装、疏散队伍及战斗中应注意之点，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红军迅速翻越夹金山后，随即发起猛攻，十几天内连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击溃杨森部、刘湘部、刘文辉部、邓锡侯部共十七个旅近七万人，其中毙伤俘敌一万多人，控制了懋功以南，青龙江以北，大渡河以东，邛崃山以西的川康边广大地区。

蒋介石唯恐川西平原有失，成都难保，急令薛岳部两个军迅速参战，刘湘也指挥川军主力倾全力扼阻红军向川西平原推进，在遭红军进攻的名山、邛崃一带集结了八十多个团二十余万人的兵力，摆出一副准备决战的架势。

南下作战一路告捷的红军，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十一月十六日，在攻占邛崃、名山之间大路上的重镇百丈后，遇到优势川军反扑，仓猝地展开决战。这是一场异常剧烈的恶战。川军由六个旅增加到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北，东、南三面反攻，以整营、整团甚至整旅的兵力轮番发起攻势。接着，薛岳部又从南面压来。百丈一带地势开阔，无险可守。红军指战员浴血坚持了七天七夜，终因众寡悬殊，被迫撤出百丈地带。这一仗，虽然毙伤国民党军队一万五千多人，红军自身也付出了伤亡近万人的惨重代价。

百丈之役的失利，是南下红军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御的转折点。这以后，他们以巩固天全、芦山、宝兴、丹巴地区为中心任务，在这一带同国民党的重兵相持。川军主力和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等部从东北、东南和东面几个方向步步压来。红军指战员虽然顽强抵拒，防线仍不断被突破，处境日趋艰难。严冬到来，部队棉衣无着，口粮不继，而激战却不停息下来。红四万面军由南下时的八万人，经过几个月的苦战锐减到四万余人。挫折和失败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逐渐认清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这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是一个转机。朱德说："事情向好的方向转了"(40)。

在这段最艰难的时刻里，朱德既坚持了高度的原则立场，又不轻率地采取任何决裂的做法，始终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一起，以取得进行说服教育的可能。以后，当四方面军重新北上去同中央会合时，他对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说，"你看！现在还是党的路线胜利了。如果我在初时不忍耐，就不能取得以后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地位。如果没有工作的地位，那么就不能说服四方面军干部了。"

25章 抗战的号角吹响了

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革命根据地周围的情势稍形平静，朱德获得了一次学习和休整的机会。这在他长期的戎马生涯中是很难得的。他阅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和历史著作，回顾并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参加"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研究会"，在红军大学教授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

这时全国的局势发展得很快。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又把侵略势力迅速伸向华北，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国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年十二月九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要求抗日救国的群众运动新高潮，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决议中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且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内部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表明国共关系在严重民族危机下已发生重大变化。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时，日本侵略者指挥的伪蒙军正向绥远大举进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奋起抗击，取得了重大胜利。十一月二十日，朱德同毛泽东联名致电傅作义，称赞他"孤军抗战，迭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吾人深信，吾人现所努力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同月月底，朱德率领红军总部抵达陕北保安县，同中共中央会合。十二月一日，毛泽东、朱德等暨全体红军发表《致蒋介石书》，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争取和团结东北军、西北军共同抗日的工作这时正在顺利开展。十二月十二日，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发生。主张抗日、反对"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前去催逼他们"剿共"的蒋介石，对他实行"兵谏"。几天后，蒋介石向前去看望他的周恩来当面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①。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基本上实现了国内和平。中华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

但是，形势的发展并不那么一帆风顺。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却遭到蒋的软禁。国民党中央军顾祝同部正准备从潼关向西安推进。大局一时还没有完全明朗。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现在是抗日不抗日的问题，应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反对内战"②。二月一日，朱德以红军总司令名义向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明确表示："红军之主张完全与全国人民一致，用全力谋国内各党派、各军队之联合，共同向着中华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而不愿自相残杀之内战再延一时一刻也"。他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将领遵守原已许诺的"国内和平之新政策及撤乓之命令"，并声明已"将红军各部队停止于苏区边境，对苏区邻近之各国民革命军部队不加以任何攻击，确守互不侵犯原则。不论过去曾否与红军敌对之部队，一律以友军看待，静待联合抗日局面之成立。"③当时，国民党正准备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为了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中共中央在二月十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保证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的争论，在二月二十一日通过了一项事实上接受中国共产党提议的决议案，在国共合作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朱德在会上发言，指出："现在是红军新阶段"，"自'九一八'事变后，红军即发表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抗日的协定，获得了很多人的同情。现在最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任务是联合全国力量打日本。"为了实现这个转变，"对于友军工作与群众工作，不要用老一套[方法]，对友军要开诚布公，影响他们、推动他们抗日；对于群众工作，要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要把门打开。"④将要到来的全国抗战会是一场怎样的战争？中国共产党在对日作战中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战术？朱德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他强调指出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群众力量的组织动员问题，说："据我们的经验与估计来看，抗日战争不是一年半载与一两次战争就能解决的。战争的时间必会长久，战线必定会很宽。那么我们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就是预备军的动员如何，预备军的组织如何。"因此，他强调："首先应争取民主制度的实现。否则一切全是空的。""必须改善群众的生活，才能增强抗日的力量。"⑤他认为游击战争将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起重要的作用，指出："游击战争是抗战的一个力量"；"党校与红大要加强训练游击战争的干部，以后要派一批干部到地方去当教师，游击队的队长、政委主要要从当地创造"，"在游击战争的实践中是可以培养出这方面的干部的。"他还指出："在没有大山的地区也可以依靠群众，利用村庄、地沟、山边等有利地形打游击。有把握的就打，没有把握的就不打。最要紧的是要争取最大多数群众。"他总结了过去军队工作中的两个教训："一是大革命时代的教训，只做上层工作；一是大革命以后，只做下层工作、破坏工作。现在，我们要打入进去，上层、下层都要做工作，不做破坏工作，只准备进行争龋"⑥六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军委组织了一个军事研究委员会，"目的在于提高红军军事学识，总结国内战争的宝贵经验与学习新的军事知识，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其重要任务在于研究对日抗战、目前军事教育、国内战争经验教训各项问题，并拟具体意见提交执行机关。"⑦这个委员会由朱德、毛泽东、林彪，萧劲光、李德五人组成，朱德任主任。

这个时期，朱德和红军其他领导人为了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作了大量的研究和教育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后来，朱德说："当我们由内战进入抗战时，面对着的敌人是日本军队，我们便不固执内战的经验，而是加以必要的改变和提高，充分研究敌情来下决心，来决定战法。"

⑧一九三八年发表的朱德的重要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反映了他在这段时间里研究的成果。这部著作对抗战初期敌后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抗日游击队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知道再不抗日不行了。但是，要抗日就要联共，对这一点他仍很犹豫，国内团结的形势仍蒙着一层阴影。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朱德接见前来延安访问的美国学者T·A·彼森时指出："中国要打败日本，必须靠全国的工人为农民的力量。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开展这场群众运动。因此，南京必须跟我们合作。这场战争必定是一场总体战，甚至全中国四万万人都不够。国民党如果以为只要用它的精锐正规军再加上西方帝国主义的援助就行了，那它是打错了算盘。那它是不明白，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是不能打败现代化的日本军队的，只有群众性的人民抗战才能打赢这场战争。"⑨尽管蒋介石还在犹豫，日本军国主义者全面侵略中国、"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的"根本国策"己定。六月三十日，日本近卫文麿担任首相后，就采纳扩大侵华战争的建议。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驻北平的日军制造借口，向驻守北平西南郊宛平县城的中国军队突然发动进攻，中国驻军奋起还击。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

抗日战争的号炮响了，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从此开始。

卢沟桥事变在全国人民中立刻掀起了新的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的热潮。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站在这个爱国运动的最前列。七月八日，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发表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日，朱德、毛泽东和其他红军将领联名致电驻守在平津一带的第二十九军领导人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指出："日寇进攻，全国震愤，卢沟桥之役，二十九军英勇抵抗，全国闻风，愿为后盾。敢乞策励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不让日寇侵占祖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红军将士，义愤填胸，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⑩通电发出后，红军立即从事开赴抗日前线的行动准备。七月十一日，驻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电请中共中央先派先遣师东开河北，援助二十九军抗战。同天，毛泽东、朱德就这个问题致电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甲、中日战争有扩大之势，已由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向蒋交涉红军调赴河北应战。第一步拟派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各改为团，加上骑兵团，编成一个小师先行派去，主力编成后去。请即令二十八军、三十二军两部加以训练，准备从他军补给该先去部队子弹；二十七军即开洛川，暂维交通。乙、红大增加抗日课程，准备派出。"(11)十三日，毛泽东、朱德召开延安市共产党员和各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号召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战前线"去。

十四日，毛泽东、朱德电令红军各部：限十天内完成各项抗日准备工作，听候出动命令。并要叶剑英通过西安行营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己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惟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好与长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打其后方。"(12)同一天，朱德为红军奔赴抗日前线题写下了誓词："日本强盗夺我东三省，复图占外蒙，又侵我华北，非灭亡我全国不止。

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12){ewc 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396_1.bmp}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送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国共合作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即：团结抗日，实现民主，改善民生。朱德写了《实行对日抗战》的文章。他针对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大时所说的："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指出，"和平已到了绝望时期，国难已到了最后关头！现在，摆在我们每个中华儿女、黄帝子孙面前的问题，只有对日本强盗实行抗战，从二十九军的抗战走向全国人民上下一致的抗战，抗战到底！"这篇文章在《解放》周刊第一卷第十二期上发表。

十八日，朱德离开延安，前往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准备开赴抗日前线。二十二日，抵达云阳。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进一步扩大，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但他这时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解决。但日本侵略者毫不讼手，更加咄咄逼人。同月二十七日，日本陆相杉山元在特别议会上发表演说，称："军部已决意向前进行，克服一切困难，俾能达到膺惩华军，令其失去战斗精神之目的以前，亦决不罢手。"第二天拂晓，日军猛攻二十九军阵地，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殉国。这时，增援的侵华日军陆续抵达华北。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全国震动。

华北战局日益严重，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进行的谈判已难继续下去，蒋介石要求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七月二十八日，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返回延安，同中共中央书记处商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事宜，决定主力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四万五千人，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第二天，正在云阳的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表示"德等改编完成，待命出动，誓以热血为国效死。"

八月初，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去南京共商国防问题。中共中央决定派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前去。六日，朱德和周恩来从云阳抵达西安，会同己在西安的叶剑英在九日同机飞抵南京。

十一日，朱德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发言，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他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敌人占领我大片领土后，我们要深入敌后作战。目前用兵方向主要是华北，但从目前情况判断，敌人必然会进攻上海，以吸引我国兵力。在抗战中应该加强政治工作，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地把民众组织起来。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他还建议开办游击训练班，使国民党的军队亦能逐步学会游击战争。(14)当时，蒋介石虽然希望红军早日参战；但仍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上设置种种障碍，不肯承认红军的独立地位。他坚持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分别直属行营，分割使用，不成立统一的指挥机关，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这样的要求，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无法接受的。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八月十三日，恰如朱德两天前所预料的那样，日军突然向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战火燃烧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看到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已难避免，不得不放弃原来对红军的无理要求，同意在红军改编后设立统一的指挥机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并在二十二日正式发表这项任命。一个月后，拖延已久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由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公布，蒋介石同时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

由于在主要问题上己同国民党当局达成协议，为了早日完成红军改编，出动抗日，朱德决定提前离开南京回到陕西。八月十六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致电洛甫、毛泽东，报告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除初步商定红军开赴前方的行动路线外，国民党当局同意每月发给军饷五十万元，另拨开拔费二十万元及一批物资。电文的最后提到："朱于本日乘车回陕，叶仍留京进行各种联络及交涉补充款等事宜。"

八月十九日，朱德回到云阳镇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加紧进行红军改编工作。第二天，他和彭德怀率全体指战员发布《留别西北同胞书》，说明："敝军要与相聚八个月的父老兄弟姊妹们暂且告别。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使西北兄弟父老姊妹不做亡国奴，敝军要走上抗日前线去。要以我们的头颅和热血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把汉奸铲除干净，那时再回来与我们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相见，过快活的太平日子。"

同时，发布为东下抗日告同胞书，表示，"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命上前线去，我们抱定了最大的决心，要为民族的生存流到最后一滴血，不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卖国贼完全肃清，决不停止。"

还发布告抗日友军将士书，指出：

"我们和你们同是黄帝子孙，同是中华军人，同是患难中的朋友。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胜利，要不做亡国奴，只有亲密团结起来，结成铁的长城。"

在华北战局危急的情况下，八路军不等改编全部就绪，就开始出动。八月二十二日，原红一方面军为主编成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作为抗日的先遣队，第一批从陕西三原出发，经韩城县芝川镇渡黄河，沿同蒲铁路北上。

朱德在对红军的改编和出动迅速作了部署后，就赶到洛川县冯家村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洛川会议是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举行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它从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共开了三天，着重讨论了抗日战争中的作战方针问题、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朱德在这次会议上作了多次发言，主张早上前线，谨慎用兵，广泛发动游击战争。

在军事问题上，朱德主张，对红军的使用"应是积极的、向前的、发展的。估计日本[军队]是外国军队，便利我们的行动。只有积极的活动，才能发展抗战。出动不能停顿太久，不要让人家（指国民党军队）败了，不好。"

(15)"持久战单凭消耗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不能速决。持久战，主要是发动广大群众，军事上是发动广大游击战争。"他认为要在"国民党军队还能抵抗时，及早布置工作"，但"即使友军都退下来，而我们也能在华北支持。"

"日军武器比较好，但战斗经验缺乏，有可能打垮一些，捉一些。并且在群众方面、地利方面，白军作战都要失掉一些效用，[红军则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华北方面地势上也有可能发展游击战争。"因此，"争取群众工作，首先争取[华北]这一万万人"；"我们重心争取在太行山及其以东。"

(16)"局势变化，可能我们有一部去绥东。"(17)整个来说，"应估计到我们能牵制敌人，起伟大作用。"(18)他还要求，在红军出动后，后方也要动员起来，支援前线。

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他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应该"争取独立性，我们是主导体。"(19)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要处理好，"我们要谨防扒手！但过分防了也会限制自己。看清楚，我们自有办法。"(20)在洛川会议结束后的一次座谈会上他又说：从边区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工作的同志，"自己要有阶级觉悟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否则，糊里糊涂[会]被人吸引[过去]"；"个别[同志]是应警觉，酒色财气、富贵功名的难关要打破??有了革命的环境、革命的理论、革命的阶级，我们是能争取吸引国民党的胜利。"

(21)他号召大家发扬红军吃苦耐劳的长处，做好工作。

在洛川会议上，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朱德等十一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朱德、周恩来任副书记。(22)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八月二十五日正式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南京已开始对日抗战，国共两党合作初步成功。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治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将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总政治部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合编为陆军一一五师。以林彪为该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该师政训处主任，萧华副主任。二方面军、二十八军、二十七军等部，合编为陆军第一百二十师。以贺龙为师长，萧克为副师长，周士梯[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副主任。第四方面军及二十七军（原文如此））、二十九师、三十军等部，改编为第一百二十九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以上之改编后人员委任照前总命令行之。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应完成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此外，以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不含七六九团）为骨干，组成留守部队，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九月，萧劲光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统一领导和指挥后方留守部队。

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主力开赴抗战前线情况下，中央决定前方设党的军委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九人组织之。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受中央军委统辖。"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受军委分会统辖。(23)八月二十九日，朱德、彭德怀向全国发表就任八路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的通电，称："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表示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24)二十六日，他们又签发《八路军总指挥部布告》：本军奉命抗日为求民族生存拥护中央领导驱逐日寇出境团结全国各界联合法苏美英保卫中华领土收复失地完整实行统一战线抗日救国纲领本军纪律严明买卖照常公平禁止拉夫拉车禁止侵犯百姓凡属中华同胞一律保护认真汉奸敌探间谍严办决不容情望我国人奋起共负救亡责任抗日战争胜利大家共享太平这时，日军增援部队已从国内源源开到，以平、津地区为出发点，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线向华北发起新的进攻。由于形势紧急，除已提前出发的第一一五师外，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又在八月三十日向中共中央建议第一二○师和一二九师于九月初出动。当时山西地处华北抗日前线。八路军从陕北东出抗日，必须首先进入山西。山西地方实力派首领阎锡山同中国共产党已初步建立起合作抗日的关系。因此，由彭德怀陪同周恩来先去山西，安排八路军开赴前线的有关事宜。

九月二日，第一二○师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朱德在会上讲话，号召全体指战员到敌人后方去，把华北广大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战；并要求大家英勇作战，严守纪律，誓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三日，该师整装出发，继第一一五师开赴华北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