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学术腐败令人发指!!

  从广州中山大学毕业到香港深造的M(化名)告诉亚洲周刊:“我本科学习的是生物,四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不断地做实验,泡实验室,杀小白鼠。我成绩很好,但可怕的是,很多时候我其实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做那些实验,这样做、这个步骤是有什么意义,最后为什么要得出那些曲线(实验结果)。我们经常做不出老师要的结果,也不知道原因,最后就自己描一张线形相关图交给老师。本科四年,我们居然从来没有学过统计,也从没有老师告诉你要去做资料分析。”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生说:“到港大后,我才发现,自己大学四年都是在做机器做的工作,不用设计,不用求证,只要根据老师的要求去摇试管、杀老鼠。”她的同学留在国内读了两年研究生,到现在依然是在帮导师干活,“连思考的机会都没有,甚至连基本的原理都不懂”。

  没有思考的机会也许还是幸运的,至少,没有往歪路上思考。教授剽窃一件接着一件,几乎所有学校都有学术作假的丑闻。如此言传身教之下,学生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2005年9月的《中国青年研究》公布了一份对892名大学生进行的抽样调查,调查中,有82.74%的大学生承认有过作弊行为,包括夹带纸条、传递答案、替考、高科技舞弊等,甚至还有教授泄题。另外,2005年12月的《东方早报》称,有近六成大学生承认从网上抄袭论文,甚至有专业的网站买卖、代写“优秀本科毕业论文”。

  所有接受访问的教授、学生,在谈到学术腐败的时候,第一句话都是说体制。“学术腐败根深蒂固,是体制问题!”人们所说的体制问题,是由学术权力的顶端开始的。从院士开始,权威的选举、权力不受监督,评价体系的不透明,都是引发一连串学术腐败现象的开端。

  丘成桐说:“院士的选举本身就不是公开的,院士选出后,他们的权力极大,又绝对缺乏监督。一个学者,从申请经费做项目,到项目完成参加评审,全都是由院士们掌控。腐败就是从这里滋生的。”上海交大的教授说:“怎么评价教授实力如何?怎么评价这个人有没有资格获得基金?怎么评价他能不能评上院士?怎么评价这个奖项该给哪位科学家?所有这些评价机制,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不透明的。学术风气败坏,跟这个不透明的评价体系,关系太大了。”

  学术败坏与大学精神的丧失密切相关。民国时期尽管有北洋军阀的颟顸和国民党的专制,但是北大依然“兼容并蓄”,但1949年后中国的大学很快地被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工具,“反右”后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丧失了自主性和独立性。尽管如此,在政治高压时代,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还是凭理想和激情取得卓越的成就,如两弹一星、胰岛素、青蒿素、返回式卫星、杂交水稻及陈景润对歌德巴赫猜想的贡献。然而在经济开放后的二三十年中,中国科研成就还比不上封闭年代。不要说像胰岛素这样可以获诺贝尔奖的成就没有,就是能够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学术成果都难以说上来。神舟飞船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神舟飞船的核心关键技术早在七十年代即已掌握,即能够准确、安全、定点地发射回收载重卫星。显然,由于人治传统和法治缺失,原本非常脆弱的中国学术生态在扭曲的市场机制下彻底崩溃,导致学术腐败日益严重,学术水准和科研能力日趋下降,尽管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

  近年来中国加大了科技研发和高校的投入,但是成果并不显着,中国学术竞争力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IMD)每年发布的《国际竞争力报告》,1998年中国的科技竞争力还排名第十三位,但2003年急剧降到第29位,而且近年一直在这个附近徘徊。根据中科院的统计,2004年中国发表的论文总数是世界第9位,但是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仅排在世界第124位。2006年6月9日,美国《科学》杂志新闻聚焦,以《学术腐败丑闻动摇中国科学》为题,称学术腐败的日益增多将迫使中国的科技界领袖或者选择清理门户,或者使学界更加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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