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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五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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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的情形令我想起一九三六年冬天在洛阳住的房子，虽是正式瓦房，厕所也是露天的，严寒之夜，大小便确是冷得可以。洛阳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割。去龙门调查石刻，睡的是土墙砌的小屋，窗子只有几条木栅，糊一些七穿八洞的纸，房门也没有，临时借了一扇竹篱门靠上，人在床上可以望见天上的星，原来屋瓦也没盖严。白天三顿吃的面条像柴草，实在不容易咽下去。那样的日子也过了好几天，而每十天就得去一次龙门尝尝这种生活。我国社会南北发展太不平衡，一般都是过的苦日子，不是短时期所能扭转。你从小家庭生活过得比较好，害你今天不耳惯清苦的环境。若是棚户出身或是五六个人挤在一间阁楼上长大的，就不会对你眼前的情形叫苦了。我们决非埋怨你，你也是被过去的环境，教育，生活习惯养娇了的。可是你该知道现代的青年吃不了苦是最大的缺点（除了思想不正确之外），同学，同事，各级领导首先要注意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大关，每个年轻人都要过。闯得过的比闯不过的人多了几分力量，多了一重武装。以我来说，也是犯了大娇的毛病，朋友中如裘伯怕（复生），仑布怕伯都比我能吃苦，在这方面不知比我强多少。如今到了中年以上，身体又不好，谈不到吃苦的锻炼，但若这几年得不到上级照顾，拿不到稿费，没有你哥哥的接济，过去存的稿费用完了，不是也得生活逐渐下降，说不定有朝一日也得住阁楼或亭于间吗？那个时候我难道就不沽了吗？我告诉你这些，只是提醒你万一家庭经济有了问题，连我也得过从来未有的艰苦生活，更说不上照顾儿女了。物质的苦，在知识分子眼中，究竟不比精神的苦那样刻骨铭心。我对此深有体会，不过一向不和你提罢了。总而言之，新中国的青年决不会被物质的困难压倒，决不会因此而丧气。你几年来受的思想教育不谓不深，此刻正应该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你也看过不少共产党员艰苦斗争和壮烈牺牲的故事，也可以拿来鼓励自己。要是能熬上两三年，你一定会坚强得多。而我相信你是的确有此勇气的。千万不能认为目前的艰苦是永久的，那不是对前途，对国家，对党失去了信心吗？这便是严重的思想错误，不能不深自警惕！解决思想固是根本，但也得用实际生活来配合，才能巩固你的思想觉悟，增加你的勇气和信心。目前你芦先要做好教学工作，勤勤谨谨老老实实。其次是尽量充实学识，有计划有步骤的提高业务，养成一种工作纪律。假如宿舍四周不安静，是否有图书阅览室可利用？……还有北京图书馆也离校不远，是否其中的阅览室可以利用？不妨去摸摸情况。总而言之，要千方百计克服自修的困难。等你安排定当，再和我谈谈你进修的计划，最好先结合你担任的科目，作为第一步。 身体也得注意，关节炎有否复发？肠胃如何？睡眠如何？健康情况不好是事实，无需瞒人，必要时领导上自会照顾。夜晚上厕所，衣服宜多穿，防受凉！切切切切。 千句并一句：无论如何要咬紧牙关挺下去，堂堂好男儿岂可为了这些生活上的不方便而消沉，泄气！抗战期间黄宾虹老先生在北京住的房子也是破烂不堪，仅仅比较清静而已。你想这样一代艺人也不过居于陋巷，墙壁还不是乌黑一片，桌椅还不是东倒西歪，这都是我和你妈妈目睹的。 为周扬着想，你也得自己振作，做一个榜样。否则她更要多一重思想和感情的负担。一朝开始上课，自修课・排定，慢慢习惯以后，相信你会平定下来的。最要紧的是提高业务，一切烦恼都该为了这一点而尽量驱除。 ……你该想像得到父母对儿女的牵挂，可是时代不同，环境不同，父母也有父母的苦衷，并非不想帮你改善生活。可是大家都在吃苦，国家还有困难，一切不能操之过急。年轻时受过的锻炼，一辈子受用不尽。将来你应付物质生活的伸缩性一定比我强得多，这就是你占便宜的地方。一切多望远处想，大处想，多想大众，少顾到自己，自然容易满足。一个人不一定付了代价有报酬，可是不忖代价的报酬是永远不会有的。即使有，也是不可靠的。 望多想多考虑，多拿比你更苦的人作比，不久就会想通，心情开朗愉快，做起工作来成绩也更好。千万保重！保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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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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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提到音乐批评，看了很感慨。一个人只能求一个问心无愧。世界大局，文化趋势，都很不妙。看到一些所谓抽象派的绘画、雕塑的图片，简直可怕。我认为这种“艺术家”大概可以分为二种，一种是极少数的病态的人，真正以为自己在创造一种反映时代的新艺术，以为抽象也是现实；一种――绝大多数，则完全利用少数腐烂的贤产阶级为时髦的snobbish[附庸风雅，假充内行]，卖野人头，欺哄人，当做生意经。总而言之，是二十世纪愈来愈没落的病象。另一方面，不学无术的批评界也泯灭了良心，甘心做资产阶级的清客，真是无耻之尤。 最近十天我们都在忙黄宾虹先生的事。人家编的《宾虹年谱》、《宾虹书简》，稿子叫送在我处（今年已是第二次了）校订。陈叔通先生坚持要我过目，作最后润色及订正。工作很不简单。另外京津皖沪四处所藏黄老作品近方集中此间，于二十五至二十八日内部观摩，并于二十八日举行初选，以便于明春（一九六三）三四月间会合浙江藏品在沪办一全国性的黄老作品展览。我家的六十余件（连裱本册页共一百五十余页）全部送去。我也参加了预选工作。将来全国性展览会还有港、澳藏的作品带回国加入。再从展览会中精选百余幅印一大型画册。 我近来身体不能说坏，就是精力不行。除了每天日课（七八小时）之外，晚上再想看书，就眼力不济，籁落落的直掉眼泪，有时还会莫名其妙的头痛几小时。应看想看的东西一大堆，只苦无力应付。打杂的事也不少，自己译稿，出版社寄来要校对，校对也不止一次；各方函件酬答，朋友上门谈天，都是费时费力的。五八年以后译的三种巴尔扎克，最近出了一种（《搅水女人》）；本拟明后天即寄你，不过月内恐不易收到。另外给刘抗伯伯的一本，也得你转去。直寄新加坡的中文书，往往被没收；只好转一个大弯了。其余两种大概明年三月左右也可先后寄出。《艺术哲学》二月中可出。 手头的《幻灭》――三部曲已译完二部，共三十四万字，连准备工作足足花了一年半。最后一部十四万字，大概四五月底可完成。再加修改，誊清，预计要秋天方可全部交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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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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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亲爱的孩子，两个多月没给你提笔了，知道你行踪无定，东奔西走，我们的信未必收到，收到也无心细看。去纽约途中以及在新墨西哥发的信均先后接读；你那股理想主义的热情实可惊，相形之下，我真是老朽了。一年来心如死水，只有对自己的工作还是一个劲儿死干；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并未稍减，只是常有一种“废然而返”、“丧然若失”的心情。也许是中国人气质太重，尤其是所谓“洒脱”与“超然物外”的消极精神影响了我，也许是童年的阴影与家庭历史的惨痛经验无形中在我心坎里扎了根，年纪越大越容易人格分化，好像不时会置身于另外一个星球来看尘世，也好像自己随时随地会失去知觉，化为物质的原素。天文与地质的宇宙观常常盘踞在我脑子里，像服尔德某些短篇所写的那种境界，使我对现实多多少少带着detached[超然]的态度。可是在工作上，日常生活上，斤斤较量的认真还是老样子，正好和上述的心情相反，――可以说人格分化；说不定习惯成了天性，而自己的天性又本来和我理智冲突。intellectually[理智上]我是纯粹东方人，emotionally ＆ instinctively[感情上及天性方面]又是极像西方人。其实也仍然是我们固有的两种人生观：一种是四大皆空的看法，一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或许人从青少年到壮年到老年，基本上就是从积极到消极的一个过程，只是有的人表现得明显一些，有的人不明显一些。自然界的生物也逃不出这个规律。你将近三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好比暮春时节，自应蓬蓬勃勃望发荣滋长的路上越奔。最近两信的乐观与积极气息，多少也给我一些刺激，接信当天着实兴奋了一下。你的中国人的自豪感使我为你自豪，你善于赏识别的民族与广大人民的优点使我感到宽慰。唯有民族自豪与赏识别人两者结合起来，才不致沦为狭窄的沙文主义，在个人也不致陷于自大狂自溺狂；而且这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真正的交融。我们的领导对国际形势是看得很清楚的，从未说过美国有爆发国内革命的可能性的话，你前信所云或许是外国记者的揣测和不正确的引申。我们的问题，我觉得主要在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在生产关系改变之后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如何从实践上物质成就上显示我们 制度的优越性，如何使口头上“红”化为事业上的“红”，如何防止集体主义不被官僚主义拖后腿，如何提高上上下下干部的领导水平，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如何普及文化而不是降低，如何培养与爱护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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