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第七节_我们仨_杨绛 小说在线阅读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第七节

    一九四一年暑假,钟书由陆路改乘轮船,辗转回到上海。当时辣斐德路钱家的人口还在增加。一年前,我曾在辣斐德路弄堂里租到一间房,住了一个月,退了。这回,却哪里也找不到房子,只好挤居钱家楼下客堂里。我和圆圆在钟书到达之前,已在辣斐德路住下等他。

    钟书面目黧黑,头发也太长了,穿一件夏布长衫,式样很土,布也很粗。他从船上为女儿带回一只外国橘子。圆圆见过了爸爸,很好奇地站在一边观看。她接过橘子,就转交妈妈,只注目看着这个陌生人。两年不见,她好像已经不认识了。她看见爸爸带回的行李放在妈妈床边,很不放心,猜疑地监视着,晚饭后,圆圆对爸爸发话了。

    "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她要赶爸爸走。

    钟书很窝囊地笑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这是圆圆的原话,我只把无锡话改为国语。我当时非常惊奇,所以把她的话一字字记住了。

    钟书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圆圆立即感化了似的和爸爸非常友好,妈妈都退居第二了。圆圆始终和爸爸最"哥们"。钟书说的什么话,我当时没问,以后也没想到问,现在已没人可问。他是否说"你一生出来,我就认识你"?是否说"你是我的女儿"?是否说"我是你的爸爸"?我们三个人中间,我是最笨的一个。钟书究竟说了什么话,一下子就赢得女儿的友情,我猜不出来,只好存疑,只好永远是个谜了。反正他们两个立即成了好朋友。

    她和爸爸一起玩笑,一起淘气,一起吵闹。从前,圆圆在辣斐德路乖得出奇,自从爸爸回来,圆圆不乖了,和爸爸没大没小地玩闹,简直变了个样儿。她那时虚岁五岁,实足年龄是四岁零两三个月。向来只有人疼她,有人管她、教她,却从来没有一个一同淘气玩耍的伴儿。

    圆圆去世,六十岁还欠两个多月。去世前一两个月,她躺在病床上还在写《我们仨》。第一节就是《爸爸逗我玩》。现在,我把她的记事,附在卷末。

    钟书这次回上海,只准备度个暑假。他已获悉清华决议聘他回校。消息也许是吴宓老师传的。所以钟书已辞去蓝田的职务,准备再回西南联大。《槐聚诗存》1941年有《又将入滇怆念若渠》一诗。据清华大学档案,1941年3月4日,确有聘请钱钟书回校的记录。据《吴宓日记》,系里通过决议,请钟书回校任教是1940年11月6日的事,《日记》上说,"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吴宓日记》VII,258页)。钟书并不知道有"忌之者明示反对",也不知道当时的系主任是陈福田。

    陈福田是华侨,对祖国文化欠根底,钟书在校时,他不过是外语系的一位教师,远不是什么主任。钟书从不称陈福田先生或陈福田,只称F-T。他和F-T-从无交往。

    钟书满以为不日就会收到清华的聘约。"他痴汉等婆娘"似的一等再等,清华杳无消息。钟书的二弟已携带妻子儿女到外地就职,钟书的妹妹已到爹爹身边去,钟书还在等待清华的聘书。

    我问钟书:是不是弄错了,清华并没有聘你回校。看样子他是错了。钟书踌躇说,袁同礼曾和他有约,如不便入内地,可到中央图书馆任职。我不知钟书是否给袁同礼去过信。钟书后来曾告诉我,叶先生对袁同礼说他骄傲,但我也不知有何根据。仅正清华和袁同礼都杳无音信。

    快开学了,钟书觉得两处落空,有失业的危险。他的好友陈麟瑞当时任暨南大学英文系主任,钟书就向陈麟瑞求职。陈说:"正好,系里都对孙大雨不满,你来就顶了他。"钟书只闻孙大雨之名,并不相识。但是他决不肯夺取别人的职位,所以一口拒绝了。他接受了我爸爸让给他的震旦女校两个钟点的课。

    10月左右,陈福田先生有事来上海。他以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的身份,亲来聘请钱钟书回校。清华既决定聘钱钟书回校,聘书早该寄出了。迟迟不发,显然是不欢迎他。既然不受欢迎,何苦挨上去自讨没趣呢?钟书这一辈子受到的排挤不算少,他从不和对方争执,总乖乖地退让。他客客气气地辞谢了聘请,陈福田完成任务就走了,他们没谈几句话。

    我们挤居辣斐德路钱家,一住就是八年。

    爹爹经常有家信,信总是写给小儿子的,每信必夸他"持家奉母"。自从钟书回上海,"持家奉母"之外又多了"扶兄"二字。钟书又何需弟弟"扶"呢,爹爹既这么说,他也就认了。他肯委屈,能忍耐。圆圆也肯委屈,能忍耐。我觉得他们都像我婆婆。

    我那时已为阔小姐补习到高中毕业,把她介绍给我认识的一位大学助教了。珍珠港事变后,孤岛已沉没,振华分校也解散了。我接了另一个工作,做工部局半日小学的代课教师,薪水不薄,每月还有三斗白米,只是校址离家很远,我饭后赶去上课,困得在公交车上直打盹儿。我业余编写剧本。《称心如意》上演,我还在做小学教师呢。

    钟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负责人"方凳妈妈"(MotherThornton)见面之后,校方立即为他增加了几个钟点。他随后收了一名拜门的学生,束总随着物价一起上涨。沦陷区生活艰苦,但我们总能自给自足。能自给自足,就是胜利,钟书虽然遭厄运播弄,却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胜于别离。他发愿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钟书的妹妹到了爹爹身边之后,记不起是哪年,大约是1944年,钟书的二弟当时携家住汉口,来信报告母亲,说爹爹已将妹妹许配他的学生某某,但妹妹不愿意,常在河边独自徘徊,怕是有轻生之想。(二弟家住处和爹爹住处仅一江之隔,来往极便。)我婆婆最疼的是小儿小女,一般传统家庭,重男轻女。但钱家儿子极多而女儿极少,女儿都是非常宝贝的。据二弟来信,爹爹选择的人并不合适。那人是一位讲师,曾和钟书同事。钟书站在妹妹的立场上,妹妹不愿意,就是不合适。我婆婆只因为他是外地人,就认为不合适。钟书的三弟已携带妻子儿女迁居苏州。三弟往来于苏州上海之间,这时不在上海。

    我婆婆嘱钟书写信劝阻这门亲事。叔父同情我的婆婆,也写信劝阻。他信上极为开明,说家里一对对小夫妻都爱吵架,惟独我们夫妇不吵,可见婚姻还是自由的好。钟书代母亲委婉陈词,说生平只此一女,不愿她嫁外地人,希望爹爹再加考虑。钟书私下又给妹妹写信给她打气,叫她抗拒。不料妹妹不敢自己违抗父亲,就拿出哥哥的信来,代她说话。

    爹爹见信很恼火。他一意要为女儿选个好女婿,看中了这位品学兼优的讲师,认为在他培育下必能成才;女儿嫁个书生,"粗茶淡饭足矣",外地人又怎的?我记不清他回信是一封还是两封,只记得信中说,储安平(当时在师院任职)是自由结婚的,直在闹离婚呢!又讥诮说,现在做父母的,要等待子女来教育了!(这是针对钟书煽动妹妹违抗的话。)爹爹和钟书的信,都是文言的绝妙好辞,可惜我只能撮述,不免欠缺文采。不过我对各方的情绪都稍能了解。

    四婶婶最有幽默,笑弯了眼睛私下对我说:"乖的没事,憨的又讨骂了。"---"乖的"指养志的弟弟(但他当时不在上海),"憨的"指钟书。其实连"乖的"叔叔也"挨眦儿"了,连累我也"挨眦儿"了。

    钟书的妹妹乖乖地于一九四五年八月结了婚。我婆婆解放前夕到了我公公处,就一直和女儿女婿同住。钟书的妹妹生了两个聪明美丽的女儿,还有两个小儿小女我未见过。爹爹一手操办的婚姻该算美满,不过这是后话了。

    其实,钟书是爹爹最器重的儿子。爱之深则责之严,但严父的架式掩不没慈父的真情。钟书虽然从小怕爹爹,父子之情还是很诚挚的。他很尊重爹爹,也很怜惜他。

    他私下告诉我:"爹爹因唔娘多病体弱,而七年间生了四个孩子,他就不回内寝,无日无夜在外书房工作,倦了倒在躺椅里歇歇。江浙战争,乱军抢劫无锡,爷爷的产业遭劫,爷爷欠下一大笔债款。这一大笔债,都是爹爹独力偿还的。"

    我问:"小叔叔呢?"

    钟书说:"小叔叔不相干,爹爹是负责人。等到这一大笔债还清,爹爹已劳累得一身是病了。"

    我曾听到我公公喊"啊唷哇啦",以为碰伤了哪里。钟书说,不是喊痛,是他的习惯语,因为他多年浑身疼痛,不痛也喊"啊唷哇啦"。

    爹爹对钟书的训诫,只是好文章,对钟书无大补益。钟书对爹爹的"志",并不完全赞同,却也了解。爹爹对钟书的"志"并不了解,也不赞许。他们父慈子孝,但父子俩的志趣并不接轨。

    钟书的堂弟钟韩和钟书是好兄弟,亲密胜于亲兄弟。一次,钟韩在我们三里河寓所说过一句非常中肯的话。他说,"其实啊,倒是我最像三伯伯。"我们都觉得他说得对极了,他是我公公理想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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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沦陷上海,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日胜利之前。钟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教课,又增添了两名拜门学生(三家一姓周、一姓钱、一姓方)。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艰苦。只说柴和米,就大非易事。

    日本人分配给市民吃的面粉是黑的,筛去杂质,还是麸皮居半;分配的米,只是粞,中间还杂有白的、黄的、黑的沙子。黑沙子还容易挑出来,黄白沙子,杂在粞里,只好用镊子挑拣。听到沿街有卖米的,不论多贵,也得赶紧买。当时上海流行的歌: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从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

    随就接上一句叫卖声:"大米要吗?"(读如:"杜米要口口伐?")大米不嫌多。因为吃粞不能过活。

    但大米不能生吃,而煤厂总推没货。好容易有煤球了,要求送三百斤,只肯送二百斤。我们的竹篾子煤筐里也只能盛二百斤。有时煤球里掺和的泥太多,烧不着;有时煤球里掺和的煤灰多,太松,一着就过。如有卖木柴的,卖钢炭的,都不能错过。有一次煤厂送了三百斤煤末子,我视为至宝。煤末子是纯煤,比煤球占地少,掺上煤灰,可以自制相当四五百斤煤球的煤饼子,煤炉得搪得腰身细细的,省煤。烧木柴得自制"行灶",还得把粗大的木柴劈细,敲断。烧炭另有炭炉。煤油和煤油炉也是必备的东西。各种燃料对付着使用。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

    钟书的二弟、三弟已先后离开上海,钟书留在上海没个可以维持生活的职业,还得依仗几个拜门学生的束脩,他显然最没出息。

    有一个夏天,有人送来一担西瓜,我们认为决不是送我们的,让堂弟们都搬上三楼。一会儿钟书的学生打来电话,问西瓜送到没有。堂弟们忙又把西瓜搬下来。圆圆大为惊奇。这么大的瓜!又这么多!从前家里买西瓜,每买必两担三担。这种日子,圆圆没有见过。她看爸爸把西瓜分送了楼上,自己还留下许多,佩服得不得了。晚上她一本正经对爸爸说:"爸爸这许多西瓜,都是你的!---我呢,是你的女儿。"显然她是觉得"与有荣焉"!她的自豪逗得我们大笑。可怜的钟书,居然还有女儿为他自豪。

    圆圆的肠胃可以吃西瓜,还有许多别的东西我也让她吃了。钟书爱逗她,惹她,欺她,每次有吃的东西,总说:"Baby,noeat."她渐渐听懂了,总留心看妈妈的脸色。一次爸爸说了"Baby,noeat.",她看着妈妈的脸,迸出了她自造的第一句英语:"Baby,yeseat!"她那时约六岁。

    胜利前,谣传美军将对上海"地毯式"轰炸,逃难避居上海的人纷纷逃离上海。我父亲于一九四四年早春,带了我大姐以及三姐和姐夫全家老少回苏州庙堂巷老家。

    这年暑假,我七妹妹和妹夫携带两个儿子到苏州老家过暑假。我事忙不能脱身,让圆圆跟他们一家同到外公家去。那时圆圆七周岁,在外公家和两个表姐、四个表弟结伴。我老家的后园已经荒芜,一群孩子在荒园里"踢天弄井",只圆圆斯文。别人爬树,她不敢,站在树下看着。我小时特别淘气,爬树、上屋都很大胆;圆圆生性安静,手脚不麻利,很像钟书自称的"拙手笨脚"。

    苏州老家的电线年久失修,电厂已不供电,晚上只好用洋油灯。一群孩子到天黑了都怕鬼,不敢在黑地里行动。圆圆却不知惧怕,表姐表弟都需她保镖。她这点也颇有父风。我是最怕鬼的,钟书从小不懂得怕鬼。他和钟韩早年住无锡留芳声巷,那所房子有凶宅之称。钟韩怕鬼,钟书吓他"鬼来了!"钟韩吓得大叫"啊!!!!"又叫又逃,钟书大乐。他讲给我听还洋洋得意。

    有一次,我三姐和七妹带一群孩子到观前街玄妙观去玩。忽然圆圆不见了。三姐急得把他们一群人"兵分三路",分头寻找。居然在玄妙观大殿内找到了她,她正跟着一个道士往大殿里走。道士并没有招她,是她盯着道士"格物致知"呢。她看见道士头发绾在头顶上,以为是个老太婆;可是老太婆又满面髭须,这不就比"精赤人人"更奇怪了吗?她就呆呆地和家人失散了。

    姐姐妹妹都怪我老把圆圆抱着搀着,护得孩子失去了机灵。这点我完全承认。我和圆圆走在路上,一定搀着手;上了电车,总让她坐在我身上。圆圆已三四岁了,总说没坐过电车,我以为她不懂事。一次我抱她上了电车,坐下了,我说:"这不是电车吗?"她坐在我身上,勾着我脖子在我耳边悄悄地央求:"屁股坐。"她要自己贴身坐在车座上,那样才是坐电车。我这才明白她为什么从没坐过电车。

    圆圆在苏州的一桩桩表现,都带三分呆气,都不像我而像钟书。

    圆圆这次离开苏州回到上海,就没有再见外公。我爸爸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底在苏州去世,抗日战争尚未结束。

    这时期,钟书经常来往的朋友,同辈有陈麟瑞(石华父)、陈西禾、李健吾、柯灵、傅雷、亲如兄长的徐燕谋、诗友冒效鲁等。老一辈赏识他的有徐森玉(鸿宝)、李拔可(宣龚)、郑振铎、李玄伯等,比他年轻的朋友有郑朝宗、王辛迪、宋悌芬、许国璋等。李拔可、郑振铎、傅雷、宋悌芬、王辛迪几位,经常在家里宴请朋友相聚。那时候,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乐事,也是口体的享受。

    贫与病总是相连的。钟书在这段时期,每年生一场病。圆圆上学一个月,就休学几个月,小学共六年,她从未上足一个学期的课。胜利之后,一九四七年冬,她右手食指骨节肿大,查出是骨结核。当时还没有对症的药。这种病,中医称"流住"或"穿骨流住",据医书载:"发在骨节或骨空处,难痊。"大夫和我谈病情,圆圆都听懂了,回家挂着一滴小眼泪说:"我要害死你们了。"我忙安慰她说:"你挑了好时候,现在不怕生病了。你只要好好地休息补养,就会好的。"大夫固定了指头的几个骨节,叫孩子在床上休息,不下床,服维生素A、D,吃补养的食品。十个月后,病完全好了。大夫对我说,这是运气。孩子得了这种病,往往转到脚部,又转到头部,孩子就夭折了。圆圆病愈,胖大了一圈。我睡里梦里都压在心上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可是我自己也病了,天天发低烧,每月体重减一磅,查不出病因。钟书很焦虑。一九四九年我们接受清华聘约时,他说:"换换空气吧,也许换了地方,你的病就好了。"果然,我到清华一年之后,低烧就没有了。

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第十节_我们仨_杨绛 小说在线阅读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第十节

    解放后,中国面貌一新,成了新中国。不过我们夫妇始终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我们也一贯是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的良民。

    一九四九年夏,我们夫妇得到清华母校的聘请,于八月廿四日携带女儿,登上火车,廿六日到达清华,开始在新中国工作。

    钟书教什么课我已忘记,主要是指导研究生。我是兼任教授,因为按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校同当专任教授。兼任就是按钟点计工资,工资很少。我自称"散工"。后来清华废了旧规,系主任请我当专任,我却只愿做"散工"。因为我未经改造,未能适应,借"散工"之名,可以逃会。妇女会开学习会,我不参加,因为我不是家庭妇女。教职员开学习会,我不参加,因为我没有专职,只是"散工"。我曾应系里的需要,增添一门到两门课,其实已经够专任的职责了,但是我为了逃避开会,坚持做"散工",直到"三反运动"。

    圆圆已有学名钱瑗。她在爷爷发现"读书种子"之前,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女孩子。我们"造反",不要她排行取名,只把她的小名化为学名。她离上海时,十二周岁,刚上完初中一年级。她跟父母上火车,一手抱个洋娃娃,一手提个小小的手提袋,里面都是她自己裁剪缝制的洋娃娃衣服。洋娃娃肚子里有几两黄金,她小心抱着,她看似小孩子,已很懂事。

    到清华后,她打算在清华附中上学,可是学校一定要她从一年级读起。我看到初中学生开会多,午后总开会。阿瑗好不容易刚养好病,午后的休息还很重要,我因此就让她休学,功课由我自己教。阿瑗就帮爸爸做些零星事,如登记学生分数之类。她常会发现些爸爸没看到的细事。例如某某男女学生是朋友,因为两人的课卷都用与众不同的紫墨水。那两人果然是一对朋友,后来结婚了。她很认真地做爸爸的助手。

    钟书到清华工作一年后,调任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住在城里,周末回校,仍兼管研究生。毛选翻译委员会的领导是徐永焕同志,介绍钟书做这份工作的是清华同学乔冠华同志。事定之日,晚饭后,有一位旧友特雇黄包车从城里赶来祝贺。客去后,钟书惶恐地对我说:"他以为我要做'南书房行走'了。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无功无过",他自以为做到了。饶是如此,也没有逃过背后扎来的一刀子。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档案里的材料上了大字报,他还不知自己何罪。有关这件莫须有的公案,我在《丙午丁未纪事》及《干校六记》里都提到了。我们爱玩福尔摩斯。两人一起侦探,探出并证实诬陷者是某某人。钟书与世无争,还不免遭人忌恨,我很忧虑。钟书安慰我说:"不要愁,他也未必能随心。"钟书的话没错。这句话,为我增添了几分智慧。

    其实,"忌"他很没有必要。钟书在工作中总很驯良地听从领导;同事间他能合作,不冒尖,不争先,肯帮忙,也很有用。他在徐永焕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从信赖的部下成为要好的朋友。他在何其芳、余冠英同志领导下选注唐诗,共事的年轻同志都健在呢,他们准会同意我的话。钟书只求做好了本职工作,能偷工夫读他的书。他工作效率高,能偷下很多时间,这是他最珍惜的。我觉得媒孽都倒是无意中帮了他的大忙,免得他荣任什么体统差事,而让他默默"耕耘自己的园地"。

    钟书住进城去,不嘱咐我照管阿瑗,却嘱咐阿瑗好好照管妈妈,阿瑗很负责地答应了。

    我们的老李妈年老多病,一次她生病回家了。那天下大雪。傍晚阿瑗对我说:"妈妈,该撮煤了。煤球里的猫屎我都抠干净了。"她知道我决不会让她撮煤。所以她背着我一人在雪地里先把白雪覆盖下的猫屎抠除干净,她知道妈妈怕摸猫屎。可是她的嫩指头不该着冷,钟书还是应该嘱咐我照看阿瑗啊。

    有一晚她有几分低烧,我逼她早睡,她不敢违拗。可是她说:"妈妈,你还要到温德家去听音乐呢。"温德先生常请学生听音乐,他总为我留着最好的座位,挑选出我喜爱的唱片,阿瑗照例陪我同去。

    我说:"我自己会去。"

    她迟疑了一下说:"妈妈,你不害怕吗?"她知道我害怕,却不说破。

    我摆出大人架子说:"不怕,我一个人会去。"她乖乖地上床躺下。可是她没睡。

    我一人出门,走到接连一片荒地的小桥附近,害怕得怎么也不敢过去。我退回又向前,两次、三次,前面可怕得过不去,我只好退回家。阿瑗还醒着。我只说"不去了"。她没说什么。她很乖。

    说也可笑,阿瑗那么个小不点儿,我有她陪着,就像钟书陪着我一样,走过小桥,一点也不觉得害怕。钟书嘱咐女儿照看妈妈,还是有他的道理。

    阿瑗不上学,就脱离了同学。但是她并不孤单,一个人在清华园里悠游自在,非常快乐。她在病床上写的《我们仨》里,有记述她这种生活的章节,这里我不重复了。

    我买了初中二、三年级的课本,教她数学(主要是代数,也附带几何、三角)、化学、物理、英文文法等。钟书每周末为她改中、英文作文。代数愈做愈繁,我想愈懒,我对阿瑗说:"妈妈跟不上了,你自己做下去,能吗?"她很听话,就无师自通。过一天我问她能自己学吗,她说能。过几天我不放心,叫她如有困难趁早说,否则我真会跟不上。她很有把握地说,她自己会。我就加买一套课本,让她参考。

    瑗瑗于一九五一年秋考取贝满女中(当时称女十二中)高中一年级,代数得了满分。她就进城住校。她在学校里交了许多朋友,周末都到我们家来玩。我们夫妇只有一个宝贝女儿,女儿的朋友也成了我们的小友。后来阿瑗得了不治之症住进医院,她的中学朋友从远近各地相约同到医院看望。我想不到十几岁小姑娘间的友情,能保留得这么久远!她们至今还是我的朋友。

    阿瑗住校,家里剩下我一人,只在周末家人团聚。这年冬,三反运动开始。有人提出杨先生怎不参加系里的会。我说是怕不够资格。此后我有会必到,认认真真地参加了三反或"脱裤子、割尾巴"或"洗澡"运动。

    钟书在城里也参加了运动,也洗了个澡。但毛选翻译委员会只是个极小的单位。第一年原有一班人,一年后只留下钟书和助手七八人。运动需人多势众,才有威力;寥寥几人,不成气候。清华大学的运动是声势浩大的。学生要钱先生回校洗中盆澡。我就进城代他请了两星期假,让他回校好好学习一番现"洗澡"。

    钟书就像阿瑗一样乖,他回校和我一起参加各式的会,认真学习。他洗了一个中盆澡,我洗了一个小盆澡,都一次通过。接下是"忠诚老实运动",我代他一并交待了一切该交待的问题。我很忠诚老实,不管成不成问题,能记起的趁早都一一交待清楚。于是,有一天钟书、我和同校老师们排着队,由一位党的代表,和我们一一握手说:"党信任你。"我们都洗干净了。

    经过一九五二年的"院系调整",两人都调任文学研究所外文组的研究员。文学研究所编制暂属新北大,工作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文研所于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正式成立。

    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后限期搬家。这年的十月十六日,我家就从清华大学搬入新北大的中关园。搬家的时候,钟书和阿瑗都在城里。我一个人搬了一个家。东西都搬了,没顾及我们的宝贝猫儿。钟书和阿瑗周末陪我同回旧居,捉了猫儿,装在一只又大又深的布袋里。我背着,他们两个一路抚慰着猫儿。我只觉猫儿在袋里瑟瑟地抖。到了新居,它还是逃跑了。我们都很伤心。

    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于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钟书回所工作。

    郑振铎先生是文研所的正所长,兼古典文学组组长。郑先生知道外文组已经人满,钟书挤不进了。他对我说:"默存回来,借调我们古典组,选注宋诗。"

    钟书很委屈。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不是科班出身。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教的是外国文学。他由清华大学调入文研所,也属外文组。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他并不愿意。不过他了解郑先生的用意,也赞许他的明智。钟书肯委屈,能忍耐,他就借调在古典文学组里,从此没能回外文组。

    "三反"是旧知识分子第一次受到的改造运动,对我们是"触及灵魂的"。我们闭塞顽固,以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不能改造。可是我们惊愕地发现,"发动起来的群众",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都不是个人了。人都变了。就连"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同程度的变:有的是变不透,有的要变又变不过来,也许还有一部分是偷偷儿不变。

    我有一个明显的变,我从此不怕鬼了。不过我的变,一点不合规格。

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第九节_我们仨_杨绛 小说在线阅读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第九节

    一九四八年夏,钟书的爷爷百岁冥寿,分散各地的一家人,都回无锡老家聚会。这时钟书、圆圆都不生病了,我心情愉快,随上海钱家人一起回到七尺场老家。

    我结婚后只在那里住过十天上下。这次再去,那间房子堆满了烂东西,都走不进人了。我房间里原先的家具:大床、镜台、书桌等,早给人全部卖掉了。我们夫妇和女儿在七尺场钱家只住了一夜,住在小叔叔新盖的楼上。

    这次家人相聚,我公公意外发现了他从未放在心上的"女孙健汝",得意非凡。

    他偶在一间厢房里的床上睡着了(他睡觉向来不分日夜)。醒来看见一个女孩子在他脚头,为他掖掖夹被,盖上脚,然后坐着看书。满地都是书。院子里一群孩子都在吵吵闹闹地玩。这女孩子却在静静地看书。我公公就问她是谁。圆圆自报了名字。她在钱家是健汝,但我们仍叫她阿圆,我不知她是怎样报名的。她那时候十一周岁,已读过《西游记》《水浒》等小说,正在爸爸的引诱、妈妈的教导下读文言的林译小说。她和钟书有同样的习性,到哪里,就找书看。她找到一小柜《少年》。这种杂志她读来已嫌不够味儿,所以一本本都翻遍了,满地是书。

    我公公考问了她读的《少年》,又考考她别方面的学问,大为惊奇,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认定她是"吾家读书种子也"!从此健汝跃居心上第一位。他曾对钟书的二弟、三弟说:他们的这个那个儿子,资质属某等某等,"吾家读书种子,惟健汝一人耳"。爹爹说话,从不理会对方是否悦耳。这是他说话、写信、作文的一贯作风。

    自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钟书辞去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几个小时课,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编《书林季刊》,后又兼任暨南大学教授,又兼英国文化委员会顾问。《围城》出版后,朋友中又增添了《围城》爱好者。我们的交游面扩大了,社交活动也很频繁。

    我们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做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钟书曾说:"一个人二十不狂没志气,三十犹狂是无识妄人。"他是引用桐城先辈语:"子弟二十不狂没出息,三十犹狂没出息";也是"夫子自道"。

    胜利后我们接触到各式各等的人。每次宴会归来,我们总有许多研究,种种探索,我们把所见所闻,剖析琢磨,"读通"许多人,许多事,长了不少学问。

    朱家骅曾是中央庚款留英公费考试的考官,很赏识钱钟书,常邀请钟书到他家便饭--没有外客的便饭。一次朱家骅许他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的什么职位,钟书立即辞谢了。我问钟书:"联合国的职位为什么不要?"他说:"那是胡萝卜!"当时我不懂"胡萝卜"与"大棒"相连。压根儿不吃"胡萝卜",就不受大棒驱使。

    钟书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早车去,晚上老晚回家。一次他老早就回来了,我喜出望外。他说:"今天晚宴,要和'极峰'(蒋介石)握手,我趁早溜回来了。"

    胜利的欢欣很短暂,接下是普遍的失望,接下是谣言满天飞,人心惶惶。

    钟书的第一个拜门弟子常请老师为他买书。不论什么书,全由老师选择。其实,这是无限止地供老师肆意买书。书上都有钟书写的"借痴斋藏书"并盖有"借痴斋"图章;因为学生并不读,专供老师借阅的,不是"借痴"吗!钟书蛰居上海期间,买书是他的莫大享受。新书、旧书他买了不少。"文化大革命"中书籍流散,曾有人买到"借痴斋"的书,寄还给钟书,也许上海旧书摊上,还会发现"借痴斋藏书"。藏书中,也包括写苏联铁幕后面的书。我们的阅读面很广。所以"人心惶惶"时,我们并不惶惶然。

    郑振铎先生、吴晗同志,都曾劝我们安心等待解放,共产党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但我们也明白,对国家有用的是科学家,我们却是没用的知识分子。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第十一节_我们仨_杨绛 小说在线阅读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第十一节

    我们免得犯错误、惹是非,就离群索居。我们日常在家里工作,每月汇报工作进程。我们常挪用工作时间偷偷出去玩,因为周末女儿回家,而假日公园的游客多。颐和园后山的松堂,游人稀少,我们经常去走一走后山。那里的松树千姿百态,我们和一棵棵松树都认识了。

    动物园也是我们喜爱的地方。一九三四年春,我在清华读书,钟书北来,我曾带他同游。园内最幽静的一隅有几间小屋,窗前有一棵松树,一湾流水。钟书很看中这几间小屋,愿得以为家。十余年后重来,这几间房屋,连同松树和那一湾流水,都不知去向了。

    我们很欣赏动物园里的一对小熊猫。它们安静地并坐窗口,同看游人,不像别的小动物在笼中来回来去地跑。熊很聪明,喝水用爪子掬水喝,近似人的喝法。更聪明的是聪明不外露的大象。有公母两头大象隔着半片墙分别由铁链拴住。公象只耐心地摇晃着身躯,摇晃着脑袋,站定原地运动,拴就拴,反正一步不挪。母象会用鼻子把拴住前脚的铁圈脱下,然后把长鼻子靠在围栏上,满脸得意地笑。饲养员发现它脱下铁圈,就再给套上。它并不反抗,但一会儿又脱下了,好像故意在逗饲养员呢。我们最佩服这两头大象。犀牛厌游客,会向游客射尿,尿很臭而且射得很远,游客只好回避。河马最丑,半天也不肯浮出水面。孔雀在春天常肯开屏。钟书"格物致知",发现孔雀开屏并不是炫耀它那金碧辉煌的彩屏,不过是掀起尾巴,向雌孔雀露出后部。看来最可怜的是囚在鸟笼内不能展翅的大鸟。大熊猫显然最舒服,住的房子也最讲究,门前最拥挤。我们并不羡慕大熊猫。猴子最快乐,可是我们对猴子兴趣不大。

    看动物吃东西很有趣。狮子喂肉之前,得把同笼的分开,因为狮子见了肉就不顾夫妻情分。猪类动物吃花生,连皮带壳;熊吐出壳儿带皮吃;猴子剥了壳还捻去皮。可是大象食肠粗,饲养员喂大象,大团的粮食、整只的苹果、整条的萝卜、连皮的香蕉,都一口吞之。可是它自己进食却很精细,吃稻草,先从大捆稻草中拈出一小束,拍打干净,筑筑整齐,才送入口中。我们断不定最聪明的是灵活的猴子还是笨重的大象。我们爱大象。

    有时候我们带阿瑗一同出游,但是她身体弱,不如我们走路轻健。游山或游动物园都得走很多路,来回乘车要排队,要挤,都费劲。她到了颐和园高处,从后山下来,觉得步步艰险,都不敢跨步。我觉得钟书游园是受了我的鼓动,他陪同玩,练出了脚劲。阿瑗体力无多,我舍不得勉强她。

    阿瑗每周末回家,从不肯把脏衣服和被单子带回家让阿姨洗,她学着自己洗。同学都说她不像独养女儿。这种乖孩子,当然会评上"三好学生",老师就叫她回家和妈妈谈谈感想。我问:"哪三好?"因为她身体明明不好。她笑着说:"荣誉是党给的。"果然,她的身体毕竟不好,读了三个学期,大有旧病复发之嫌。幸亏她非常听话,听从大夫的建议,休学一年,从一九五三年春季休养到一九五四年春季。钟书一九五四年底才由城里回北大。阿瑗休学只和妈妈作伴。

    她在新北大(即旧燕京)到处寻找相当于清华灰楼的音乐室。她问校内的工人,答"说不好"。她央求说:"不用说得好,随便说就行。"工人们听了大笑,干脆告诉她"没有"。她很失望。

    中关园新建,还没有一点绿色。阿瑗陪我到邻近的果园去买了五棵柳树种在门前。温德先生送给我们许多花卉,种在院子里。蒋恩钿夫妇送来一个屏风,从客堂一端隔出小小一间书房。他们还送来一个摆饰的曲屏和几盆兰花、檐葡海棠等花和草。钟书《槐聚诗存》一九五四年诗,有《容安室休沐杂咏》十二首,就是他周末归来的生活写实。这间小书房就是他的"容安室"或"容安馆"。由商务扫描出版的《容安馆日札》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容安馆"听来很神气,其实整座住宅的面积才七十五平方米。由屏风隔出来的"容安馆"仅仅"容膝易安"而已。

    阿瑗常陪我到老燕京图书馆借书,然后又帮我裁书。因为那时许多书是老式装订,整张大纸折叠着订,书页不裁开;有些书虽经借阅,往往只裁开了一部分。

    阿瑗闲来无事,就读我案上的书。我对她绝对放任。她爱弹琴,迷恋着清华灰楼的音乐室,但燕京没有音乐室。我后来为她买了钢琴,她复学后却没工夫弹琴了。她当时只好读书,读了大量的英文小说、传记、书信集等等,所以她改习俄语后,英语没有忘记。

    一九五四年春阿瑗复学。她休学一年,就相当于留一级。她原先的一级,外语学英语;下面的一级,从初中一年起,外语学俄语。阿瑗欠修四年半的俄语。我当初没意识到这点麻烦。

    清华有一位白俄教授,中国名字称葛邦福,院系调整后归属新北大。我于阿瑗开学前四个月,聘请他的夫人教阿瑗俄语。阿瑗每天到她家上课。葛夫人对这个学生喜欢得逢人必夸,阿瑗和她一家人都成了好朋友。我留有她用英文记的《我的俄语教师》一文。文章是经钟书改过的,没找到草稿。但所记是实情,很生动。

    钱瑗复学,俄语很顺溜地跟上了;不仅跟上,大概还是班上的尖子。她仍然是"三好学生"。"三好学生"跑不了会成共青团员。阿瑗一次回家,苦恼得又迸出了小眼泪。她说:"他们老叫我入团,我总说,还不够格呢,让我慢慢争取吧;现在他们全都说我够格了,我怎么说呢?"她说:"入了团就和家里不亲了,家里尽是'糖衣炮弹'了。"

    我安慰她说:"你不会和家里不亲。妈妈也不会'扯你后腿'。"阿瑗很快就成了团员,和家里的关系分毫没变。

    她一九五五年秋季中学毕业,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她的志愿是"当教师的尖兵"。我学我爸爸的榜样:孩子自己决定的事,不予干涉。钱瑗毕业后留校当教师。她一辈子是教师队伍里的一名尖兵。

    钟书在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虽然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工作并未结束。一九五八年初到一九六三年,他是英译毛选定稿组成员,一同定稿的是艾德勒。一九六四年起,他是英译毛主席诗词的小组成员。"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工作,一九七四年继续工作,直到毛主席诗词翻译完毕才全部结束。这么多年的翻译工作,都是在中央领导下的集体工作。集体很小,定稿组只二三人,翻译诗词组只五人。钟书同时兼任所内的研究工作,例如参加古典的《唐诗选注》。

    钱瑗考取大学以后的暑假,一九五六年夏,随钟书到武昌省亲。我公公婆婆居住学校宿舍。钟书曾几度在暑期中请"探亲假"省视父母。这回带了阿瑗回去。

    大热天,武汉又是高温地区,两人回来,又黑又瘦。黑是太阳晒的,瘦则各有原因。钟书吃惯了我做的菜,味淡;我婆婆做的菜,他嫌咸,只好半饥半饱。爹爹睡觉不分日夜。他半夜读书偶有所得,就把健汝唤醒,传授心得。一个欠吃,一个欠睡,都瘦了。

    这时爹爹已不要求钟书"养志"(养志的弟弟携家侨居缅甸)。他最宠爱的是"女孙健汝",钟书已是四十五十之间的中年人,父子相聚,只絮絮谈家常了。爹爹可怜娘寂寞,而两人很少共同语言。他常自称"拗荆"。我问钟书什么意思。钟书说,表示他对妻子拗执。我想他大概有抱歉之意。自称"拗荆",也是老人对老妻的爱怜吧?

    钟书阿瑗回京,带给我一个爹爹给我的铜质镂金字的猪符,因为我和爹爹同生肖。我像林黛玉一般小心眼,问是单给我一人,还是别人都有。他们说,单给我一人的。我就特别宝贝。这是在一九五六年暑假中。

    一九五七年一、二月间,钟书惦着爹爹的病,冒寒又去武昌。他有《赴鄂道中》诗五首。第五首有"隐隐遥空碾懑雷","啼鸠忽噤雨将来"之句。这五首诗,作于"早春天气"的前夕。这年六月发动了反右运动,未能再次请假探亲。

    那时钟书的三弟已回国,我公公命他把我婆婆送归无锡,因她已神智不清。我公公这年十一月在武汉去世,我婆婆次年在无锡去世;我公公的灵柩运回无锡,合葬梅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