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香凝在《对于孙中山先生的片断回忆》一文中写道：１９０６年，孙中山在同盟会上的一次演讲中，曾介绍社会主义的各种派别。在他的倡导下，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曾接连发表介绍社会主义各派的文章和译文。其中有廖仲恺以“渊实”为笔名翻译的《社会主义史大纲》；同盟会中著名的政论家朱执信摘译的《共产党宣言》中的“十大纲领”。此摘译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最早的节译本。因此，朱执信早年就被称为“在同盟会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１９０２年４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会长村井知至著、罗大维翻译的《社会主义》一书。此书第一次将马克思译为“卡尔”，并论及了剩余价值学说，还引用了马克思亲自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的一段话：“吾党无国种之区别，惟依真理、正义、道德以立此主义，以期传于万国。”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在中国出现的马克思的论述原文。《社会主义》一书，是在我国对马克思生平及其学说进行较系统介绍的第一部译著。

　　据湖南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８６年６月出版的《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一书记载，１９０８年１月，《天义报》第１５卷，刊载了民鸣翻译的１８８８年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写的序言。

　　这是迄今查到的恩格斯著作最早的一篇完整的中译本。

　　１９０８年５月，《天报》第１６---１９期四册合刊，刊载了刘师培以“申叔”为笔名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序》和民鸣译的《共产党宣言》。

　　１９１９年４月６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１６期，刊载了以“舍”为笔名摘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与共产党人”的最后几段译文，约千余字，标题为《共产党的宣言》。

　　这年１１月１日出版发行的《国民》杂志第２卷第１号，刊载了李泽彰译《共产党宣言》，标题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当时的北京大学，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而且是传播各种新思潮、新思想的摇篮。

　　蔡元培自１９１７年１月４日到北京大学执行校长职务后，力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新思潮气氛非常活跃，特别是李大钊是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为了把北大图书馆办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在购置的两万多册外文书籍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有关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

　　河南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９２年９月出版的《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一书记载，当时的北大学生刘仁静，将德文《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节译本，并且油印成册，于１９２０年初陈列于“北大公社”所举办的“亢慕议斋”(意即共产主义小室)。

　　毛泽东与“北大公社”的邓中夏、罗章龙是老友，因此经常到“亢慕议斋”去找邓中夏和罗章龙。

　　刘仁静翻译油印成册的《共产党宣言》，长时间陈列在那里，酷爱博览群书的毛泽东，不可能不翻阅这个油印本。

　　综合上述情况，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虽然是１９２０年８月出版的，但在这之前，毛泽东就已阅读此书，是很有可能的。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不可能读到《共产党宣言》之说，可以说是不准确的。

　　１９２４年，国共合作的建立、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预示着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于１９２５年１月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在陈独秀主持下，这次大会，正确估计了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过去没有明确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在专门做出的《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中，强调“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否则，“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又明确提出了“耕地农有”的问题，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问题的政纲，其“最终目标，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如果不满足农民“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的。同时强调“我们要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的历史上的责任”。

　　上述这些情况充分说明，当时党内不存在“第一种倾向”，即不存在“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的错误。

　　既然如此，人们批判陈独秀右倾，否定农民的作用，其主要论据就是陈独秀于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日发表在《前锋》第２号上《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所说的“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的原因”。实际上，只要分析这篇文章的上下文，便会得出相反的结论。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强调指出，农民“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力量，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绝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然而……这四种环境却驱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历年以来，各处农民……运动是很普遍的……无人敢说连国民革命他们也一定不能加入。”可见，陈独秀虽然说有３种环境使农民难以加入革命，但接下来论述的“第四种情况和现实状况却使农民有加入革命的可能”，这便是文章的重点。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评价，一般都评价低，但在上述前提下，他仍然重视农民的作用。

　　在此之前，陈独秀于１９２３年７月１日在《前锋》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国农民问题》一文中，从“农民占全国人口之大半数，其国民革命之真正基础，还是农业”的观点出发，得出“各种革命都不可忽视了农民的力量”，他们是“一种伟大的潜势力”。由此也可以说明，陈独秀当时是重视农民作用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陈独秀同毛泽东一样，也比较重视联合革命问题，不是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１日，陈独秀在《向导》第１３６期上发表的《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一文中说：“败坏困苦的中国，须有各阶级群起合作的大革命，才能够依靠群众的革命热忱和创造能力涌现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新国家。”据此，说陈独秀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也是不恰当的。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并且具有一定的阶段性。严格地说，陈独秀于１９２６年９月在《向导》第１７２期发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才逐渐暴露右倾思想。１９２６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表明党内右倾思想的发展。１９２７年６月底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案，表明党中央右倾思想达到了顶点。

　　而毛泽东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１日发表的，从上述情况来看，怎么能说此文是为反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而写的呢？

　　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５１年９月首次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和１９９１年６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都有这样的题注：

　　毛泽东此文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

　　根据这个题注，国内出版的许多论著，在解释毛泽东为什么撰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时，基本都持相同的观点，即认为毛泽东撰写这篇论著，是针对“党内存在的两种倾向”而写的。真的是这样吗？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载于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１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４期，以后又在１９２６年２月１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第２期和３月１３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机关刊《中国青年》第１１６、１１７合刊发表。１９５１年９月在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毛泽东根据《中国青年》版做了局部修改。

　　然而，从原版和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这篇文章来看，其内容是以整个社会阶级问题为研究对象，主要论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而对农民的作用，没有集中专门阐述，显然是分散在社会各阶级中论及的。由此可见，这篇著作不是专门解决农民问题，也不能认为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

　　正确地说，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专门论述，是稍后的事。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记载，１９２６年９月１日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所写的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１９２６年撰写的作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之一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１９２７年１月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就是论述农民问题的专著。

　　从１９２５年前后党内情况来看，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尚未形成右的和“左”的两种倾向。

　　特别应当说明的是，１９２３年５月初，毛泽东离湘到沪，奉调中共中央工作，与陈独秀开始了直接的交往。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２日至２０日，在广州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推举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均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当时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是由陈独秀和毛泽东共同主持。

　　在陈独秀和毛泽东共同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积极推动国共合作的实现。根据中共三大制定的路线、方针和形势的要求，他们代表党中央联名签发了许多《中共中央通告》。这些党内通告，内容都比较正确。在国共合作及其他一些重大问题上，毛泽东与陈独秀无明显的意见分歧。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毛泽东与陈独秀配合默契、关系最融洽的时期。

　　那么，张国焘是怎样的情况呢？张国焘，１９１６年入北京大学学习，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时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１９２１年７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组织主任。１９２４年５月２１日在北京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至１０月２５日释放。出狱后隐瞒叛变的事实，于１９２５年１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１９２７年４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务委员。显然，在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前，不负责党的全面工作，主要从事工人运动。从张国焘当时的言行来看，他不排斥农民运动，也没有忘记农民，相反，是比较重视农民运动和主张联合革命的。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２０日，他在《向导》第１３９期发表的《一封公开的信―――致国民党全体党员》中这样写道：“阶级争斗不但不破坏各阶级共同需要的国民革命，反而只有促进阶级争斗才能使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农阶级实际参加国民革命。”又说，只有“团结真正革命势力，领导农工商学兵结合巩固的革命联盟”，才能“达到国民革命之胜利”的目的。这些观点，当时同毛泽东的论述没有多大差别，可以说是相近的。

　　另外，回顾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内曾三度出现“左”的错误倾向。第一次“左”倾是在１９２７年党的“八七”会议前后滋长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党的“八七”会议，清算了国民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但与此同时，“八七”会议也为“左”的错误倾向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当时党内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愤恨，普遍存在着一种急躁拼命情绪。犯过右倾错误的人怕重犯这种错误，于是便认为“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因此存有怕右不怕“左”的思想。这样，“左”倾思想就在党内滋长起来，到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左”倾思潮第一次统治了党中央。

　　根据上述情况，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是为反对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显然也是不恰当的。

　　毛泽东为了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何时到衡山进行社会调查?

　　１９２７年，毛泽东为了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便驳斥社会各阶层对农民运动的责难，答复党内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指责，曾到衡山进行实地考察，具体时间是在何时？著名作家叶永烈在《毛泽东之初》一书这样记述：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于１９２７年２月２０日至２３日来到湖南衡山县城……根据中共衡东县委党史办、中共衡山县委党史办、中共南岳区委宣传部编写的《云气纵横话衡岳》和《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的记载，毛泽东当年到衡山进行社会调查的准确时间和具体情况是这样的：１９２６年１０月至１９２７年１月，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