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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和尚打伞(1970―1976)






  1970年8月,毛在文化革命中最主要的合作者林彪和陈伯达企图进行一次政治夺权。很明显,他们相信毛已经成为一位令人生厌的领袖,而林彪对军队的控制将迫使其他政治家站到他们的过激政策一面来。这个计划就是,让林彪就任国家主席,让中央委员会通过一份由陈起草的关于天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的决议。将会成为林彪集团的总理的陈显然认定,林彪比毛本人更能坚定地执行毛主义的政策,而且更有力量工作。

  林背着毛搞阴谋,并想在毛活着的时候成为国家首脑的想法使毛异常动怒,以至思恩来和憎恶林彪的将领居然能说服他放弃林、陈这两个边防者。面对此状,林大概决定牺牲陈伯达:以便自己安然脱身,因为这个时期只有陈伯达被免去了领导职务。中央委员会在中国的新宪法草案中插入了下列语言,毛“作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首脑和全国与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在有生之年实施统治。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的讲话指出,他的敌人“..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毛、周和康生――著者],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他们发难,..共两天半。..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毛评论道:“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天才是靠..集体智慧。”

  毛指出,林的一些讲法是错误的。“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儿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发生于公元前3世纪的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著者],有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领袖――著者]、孙中山,怎么能说儿千年才出一个呢?”①

  毛把陈伯达的思想批评为典型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会后,陈再也没有公开露过面。

  毛如此残酷地攻击一个过去曾经与他过从甚密,并为他的传奇色彩贡献非浅的同事,似乎令人费解。

  但不管怎样,此时毛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影响可能非常之小,以至于他无法阻止周恩来和将军们,以及那些希望切断自己与极端主义分子的联系从而逃脱惩罚的左倾分子们,作出他们希望作的决议。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陈的倒台彼党内的许多干部视为毛的激进政策现在正为党所抛弃的征兆,因为那种激进政策是陈积极帮助制定的。

  3年后,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正式将陈伯达逐出领导集团,并斥之为“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在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的眼里,所有这些一定会大大损伤毛对人的本质的判断力方面的声誉,因为主席曾经和一个证明完全是异己分子的人那么亲密地共过事。

  毛自己肯定也有这种顾虑,因为庐山会议后,他马上发出了一封致全党的公开信来解释自己的立场。“除伯达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陈伯达一直和我争论天才问题,认为天才是天生的,而不是从实践中或者群众中培养起来的,让我承认他是个天才。他这么做不为别的,就是想当国家主席。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投机分子,..。”②

  10月1日,埃德加・斯诺和妻子出席了一年一度的国庆节庆典。在巨大的观礼台上,毛让他们站在自己两旁,面对城楼下游行的百万中国市民,俯瞰天安门广场。这是美国人第一次获得如此之高的荣耀,外界普遍认为它是一种和解的姿态。毛对于美国的思想路线,当然没有变。是年早些时候,他在有关印中关系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了“尼克松的法西斯主义暴行”。

  1970年11月,毛长期等待的美国承认终于有了突破口,它是作为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进行国家访问的副产品而出现的。几星期前,这位巴基斯坦人曾在白宫与尼克松总统交换过意见,现在他给周恩来带来了一封尼克松的私人信件,信中建议由一名高级美国人士访华。周对此未作任何鼓励,但答应晚上和毛商量一下。

  令叶海亚・汗惊讶的是,第2天周告诉他,中国欢迎尼克松的建议,并非常高兴接待“一位高级人士”进行面对面的会谈。周还说,毛自己评论道:“这是第一次通过一个国家首脑把一个国家首脑的信转交给一个国家首脑。”③

  当1969年最北端的中苏边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剑拨弩张之际,美国人的行为无疑是最能激发毛的兴趣的东西,它促使毛改变了主意,邀请尼克松。具体细节尚不清楚,但至少尼克松曾经拒绝给俄国攻击中国以道义上的支持。

  在这些戏剧性的变化过程中,埃德加・斯诺一直在中国旅行。12月10日清晨,在北京饭店他很早就被叫醒了并且得到通知去毛在紫禁城的寓所里吃早饭,他们一直谈到下午。

  斯诺注意到,“他有点感冒。他疑惑不解地大声说,医生好在哪里。他们连感冒这样的小病都防止不了,浪费了那么多时间。”他同意斯诺的建议,试服几剂林诺斯・保琳医生推荐的维生素C。

  他们讨论了斯诺写的关于他们6年前的那次谈话的文章。那时,毛声言,中国存在着“个人崇拜”,而且有存在的理由。但现在,无疑,个人崇拜搞过了头。毛说,“对于人民来讲,要克服三千多年以来崇拜帝王的传统习惯是非常艰难的。他列举了给予他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他的评价是,真讨嫌。它们最终都要被丢弃,只有“导师”会保存下来。自年青的时候在长沙以来,他时常当教师,现在仍想保留这种身份:其它的头衔统统丢掉。谢谢。毛又一次说他“会很快去见上帝。”

  斯诺谈起了中国最近控制生育方面的进步。毛领会了他的意向,说,不。农村妇女仍然想要男孩。假如第一个是女孩的话,她们会继续生育,力图有个男孩。斯诺又谈到了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毛则谈了他对中国和美国人民的殷切希望:如果苏联没有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那么,毛将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比其它国家具有更高的工业生产力和大学教育水平。他将很高兴看到那里出现一个革命政党,尽管他并不着望最近的将来它就能产生。

  毛继续说,中国正在研究允许美国的左、中、右三派人物访华的问题。像尼克松这样的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右倾人物和尚打伞475可以允许来吗?是的,毛自问自答道,尼克松应受到欢迎。因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问题,

  必须和尼克松一起来解决。毛将很高兴与他会谈,不管他作为旅游者来还是作为美国总统来。

  中国还将学习美国通过分权――把权力和财力下放到50个州中――而获得发展的经验。中央政府不能包揽一切,中国的未来要依靠地区和地方的主动性。

  斯诺问道,俄国人是否怕中国。毛回答,据说是这样。一个人甚至会害怕屋中的几只耗子,也许他担心它们会吃掉糖果,如果有必要,争论将不得不继续一万年。但是,柯西金来的时候,毛却告诉过他,会谈后俄国人可能要被指责一千年,不会再多。

  俄国人看不起中国人和其它许多国家的人民,认为自己只要发一个命令,其他人就得遵守。他们没有意识到有人不想这么做,其中就有谦卑的毛本人。中俄两国的思想分歧现在已变得水火不容,但他们最终会在两个国家之间解决存在的问题。

  当这一天的上午结束时,毛陪同斯诺走到门口,并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带着一把破伞漫游世界的孤独的僧侣。汉学家指出,中国短语“伞下僧’是个双关语,意指“和尚打伞,无法无天”。④

  1971年初,毛开始反击林彪,他改组了华北和北京地区的军事领导机构,撤换了38军中亲林的指挥官,并把该军调出北京,这样一来,便抽掉了他的前副职的权力基石。同时,毛及其私人随从悄悄搬出中南海,因为他们的敌人已潜入那里。后来,他们声称,在中南海吃、睡都不安全。

  林彪及其妻子、儿子计划在遥远的上海或其它中国中心城市孤注一掷,发动反毛的军事政变,林的儿子作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与空军有着关键性的联系。

  3月18日,这位林家少爷对两位空军高级将领说:“我们必须制定一个政变计划。”还说“子爵[他妈妈――著者]说必须注意安全。”

  两天后,第三位空军高级将领抵达上海,参加了讨论。最后,在3月22和24日之间,著名的《571程纪要》出笼了。中国“五、七、一”的谐音正好是“武(装)起义。”

  林能继承毛的御座的各种方式都由他的追随者进行了详纲的讨论。根据其中一人的坦白,他们感到和平演变是最理想的,但需要已年或6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可能会发生很多变化,“没有人能够预见领袖[林彪――著者]目前的地位能保持那么久。”

  林彪毕竟有可能被他人取代。“一切都无法预料。主席的威望那么高,他要叫谁倒还不是一句话。”另一位助手表示异议:“统帅是主席自己选的。”“刘少奇也是他自己选的。”第一个说话者反驳道。于是宁肯提前采取夺权行动的计划便定了下来。

  要想保住林的地位以便继承毛的权力,一种方式是除掉张春桥[被认作林的主要对手――著者];另一种方式是“危及主席的个人生命”,但这会导致难以控制的政治局势的出现。⑤

  4月,毛运用他所喜爱的侧翼击敌而非正面进攻的策略开始行动。他安排了一次有99位高级干部参加的会议,会上进一步批判了陈伯达,而且要求忠于林的5位将军(包括林的妻子)做自我批评。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林的妻子非常紧张以至于想马上实施571工程,但林决定等一等。

  8月中旬,毛离京去各省秘密巡视以搞清林彪的行为和作用。他攻击林在政治上利用叶群,对此,他的许多听众肯定在内心里认为,这也适用于江青。毛说: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4个人[指黄永胜、吴法476宪、李作鹏、邱会作一译者)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⑥

  这无疑是要消除下述事实给毛自己的声誉所造成的损害,即陈伯达长期以来是毛的私人秘书。当然,毛的话也拉开了自己与妻子的距离,后者在毛最后的政治斗争中正走向舞台的中心。

  接着,毛列举了“十次路线斗争”,在这些斗争中,他对党的领导(实际的或潜在的)一度受到威胁――这就是1927年的陈独秀;1928年的翟秋白;1930年的李立三;1931年的罗章龙:1931至1934年的王明;1935年的张国焘;1953年的高岗,1959年的彭德怀;1967年的刘少奇和1970年的林彪。

  当毛正在发表上述谈话的时候,据说林的人正计划在从杭州到上海的路上炸毁他的火车。但是,林的女儿豆豆,良心发现,急冲冲地跑去告诉了周恩来这一阴谋,周得以及时地向毛发出警报,毛的生命因此得救。当毛于9月12日未损毫发地返回北京之际,林乘一架空军三叉戟飞机,掉头逃往西北,大概是要去俄国。但是,飞机于凌晨2点半坠毁在蒙古境内,据报道,9位乘客全部罹难。反叛结束了。

  毛对林总怀有某种轻蔑,可能是因为林智慧有限。这位瘦削的、一味顺从的、优柔寡断的人物完全缺乏领袖的魅力,令人惊异的是,他在中国领导层内居然爬得那么高。只有勃勃的野心驱使着他。在一次莎士比亚也会叹为观止的讲话中,毛说:“林..一天吃一斤多肉,还是没有胖。就是10年以后他也会这样。”整个世界仍然等待着林彪衰亡的真相,对此,只有毛主义者知晓。但是,至少可以说,林未能组织一次成功的暗杀。

  几天之内,林死后的声誉便受到全中国的咒骂。一家省广播电台把他骂成“不耻予人类的狗屎堆”。

  1972年2月21日,最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尼克松总统飞抵北京会见毛。多少世纪以来,诸侯王公携贡物来到紫禁城。但从未有过一个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的首脑来到这里向中国领袖致意。

  尼克松在飞机降落后的三个半小时内,就在中国电视摄相机下坐到了毛的办公室里。毛在一位秘书的帮助下站起来。

  当他握住美国总统的手时,第一句话是:“我说话不大利索了。”后来,周恩来告诉尼克松,主席患支气管炎大约有一个月了。这次握手并非仅有的一次,在后来的会谈中他们又握了一次。尼克松在日记里将它描绘为“最感人的时刻”。当毛伸出手时,“我也伸出手,他握了大约一分钟。”

  当时在场的基辛格说,他曾让哈佛的学生阅读毛的著作。毛做了一个表示反对的答复,但尼克松评价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的进步,改变了世界。”

  毛坚持道:“我没有改变世界。我只是改变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他们善意地取笑了毛和蒋介石各自给对方起的名字,以及基辛格用漂亮姑娘作秘密访问巴黎和北京的掩饰的技巧。

  毛畅笑着说:“你上次竞选时,我投了你一票。我喜欢右派。”他继续热烈地谈着他的话题,并提起了爱德华・希思和德国的基督教民主党人。他吐露说:“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尼克松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他当着毛的面引用了他一首诗中的一句话,毛现出欢愉的微笑。在最后的笑谈中,毛又说,当资本主义被击败的时候,尼克松和基辛格,作为个人,不要在被打倒之列。

  他解释道:“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⑦

  亨利・基辛格发现毛“..异常超重,但有着惊人的支配周围事物的能力。的的确确,他有意志力。毛..用这种意志进行统治。

  “我们只谈了一个小时多一点,我实在无法知道毛在一天之内是否有比一个或两个小时更多的有效的精神力量。但他身上的确能够发出一种几乎让人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最近,我重新翻阅了我们会谈的记录,发现它是一出瓦格纳戏剧的序曲。后来我们和周恩来会谈过程中所讨论的每个问题几乎都在同毛的谈话中提到过了。”⑧

  尼克松访华提高了毛的威望,大概毛在同意这次访问的时候已经心中有数了,在取得这一成功后,毛的同事要想再次让他靠边站肯定是很困难的。但是,党内的激进分子则把这次访问视为令毛丢脸的事情。他们的观点可以从几年后据说是中国外交部部长乔冠华所做的一次内部讲话中窥其一二。这次讲话是关于菲律宾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访华问题的。乔解释说,伊梅尔达是“通过一次选美比赛挑选出来的。”“她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产儿,在这种制度下,资产阶级玩弄妇女。从这里你可以知道菲律宾总统及其夫人代表的是哪个阶级。但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必须和他们会谈,就像我们不得不邀请尼克松并和他会谈一样。毛主席的光辉就在这里,他能辨别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⑨

  尼克松之后是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他是来和周恩来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后来,两位国家首脑一起去看望毛。

  毛问他们:“你们吵完了吗?争吵对你们有好处。”

  “我们进行了友好的会谈。”田中谨慎地答道。

  毛继续说:“只有通过争论才能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然后,毛又简略地谈到食品和饮料,“不要喝太多的茅台,那样对你有害。”

  田中应道:“我听说茅合有65度,但我的确喜欢它。”

  “噢,不,它70度,不是65度,”毛说。”谁告诉你错了?顺便说一句,中国有许多古老的东西,让它们束缚住你并不好。我小的时候父亲对我很严厉,我就造他的反。..尽管如此,似乎你在日本的选举中要度过一段艰辛的时期,不是吗?”

  田中谈到了他所经历过的11次大选,在这些选举中他在大街上发表了许多演说。

  毛评价道:“在大街上讲话是件费力的工作。请你保重。”

  这位日本领导人解释说,在日本不去大街上演讲,任何人都不会当选。

  “你们的议会制度怎样?”毛询问。

  “它也存在自己的问题。”

  “日本好像也有许多问题,不是吗?如果你必须走到大街上去讲话,那末,你的确有个艰辛的时期。”

  毛赠给这位日本人几本书,说:“我非常喜欢读书。我想这对我的健康不好,但不读上一本书,我就睡不着。”⑩

  毛的妻子和一位美国人的会晤可没有这么简单。后者是一位年青的说汉语的来中国研究妇女运动的美国学者罗克珍妮・威特柯。江青决定就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与威特柯进行一系列的会谈,大概江认为找到了她的埃德加・斯诺。在1972年8月间,她和年青的美国来访者大约共度了60个小时。她披露了自己对葛丽泰・嘉宝的崇拜,对好莱坞电影的欣赏一类的情况。这些后来在威特柯的《江青同志》一书中面世。尽管江青的这次冒险得到过周恩来的同意,也得到过汪东兴――毛的贴身警卫的帮助,但是,很明显,她没有征求毛的意见。据江青的敌人说,毛对此事非常生气,认定江的目的就是要材立她的声望。毛还感到党和国家的机密,以及个人的私事被出卖了。据江青的反对派说,由于威特柯的访问,自1975年秋开始,毛的身体和健康状况不断恶化。此后不久,毛就不再和妻子一起生活了。

  从这时起,中国出现了下述谣言,说江青有时向毛要钱,毛把自己的一些稿费给了她。――据说,有一次数达1.5万元。很明显1973年以后江青的寓所搬到了靠近玉渊潭的钩鱼台国宾馆。尼克松和其他外国高级人士曾下榻于此。据说,江若想见毛。必须先写封信。

  如今,江在中国已经成为极不得人心的女士。

  1973年8月,毛主持了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会议由周恩来组织安排。会议通过的公报将林彪斥责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不管怎样,周已患不治之症癌症,所以,毛的新接班人问题变得很难处理。

  9月,蓬皮杜总统来访。毛向这位法国访问者说的第一句话是:“噢,至于我,已经垮了。我被病魔压倒了。”他提到,戴高乐在回忆录中曾批评过中国。他解释说:“那时,什么人都反对我们。在那种环境下,我们不得不冷漠一些,..美国人说我们比希特勒还坏。至于赫鲁晓夫,..1955年他对阿登纳说:‘帮我反对中国吧。’”

  蓬皮杜说:他会见了俄国和美国领导人,双方都宣布要和平,和平是有依据的。

  毛不以为然地挥着手说:“我一点也不同意。早晚会爆发战争。最好的计划是推断一下战争的最终结果。只有在战后,你才能考虑和平的可能性。另外,我们也可以放松一下戒备。”

  毛对基辛格和拿破仑作了评价:“基辛格喜欢下达简要的命令,他的意图经常是很不明智的。..拿破仑的办法最好。他解散了议会,自己选人进行统治。”

  蓬皮杜询问了中国的人口情况。

  毛答道:“噢,连我也不晓得确切数字。我不信我们有8亿。就是达到7亿,我也怀疑。人口普查搞得中国人似乎总在增加,另一方面,又总在表明收成不断减少。”

  之后,谈话又迅速而概略地转到拿破仑的战争,纳尔逊和威灵顿,甚至亚历山大方面。毛的知识令人钦佩,只是在一个小问题上出了点偏差。他说:“那位法国大使说起法语来像是带着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的口音。”

  蓬皮杜指出:“拿破仑有意大利口音。”

  “是的,”毛说,大概他自己想起来了,“人们都笑话他。”(11)

  在最后的岁月里,毛接见了世界上数十位国务活动家,包括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埃塞俄比亚国王海尔・塞拉西、扎伊尔的蒙巴托、加拿大的图德尔、澳大利亚的怀特兰、尼泊尔国王奈尔雷亚、阿尔及利亚的保比・迪恩、巴基斯但的布托、塞内加尔的桑格和尼日利亚的高汶。

  1974年,毛号召进行一场新的批臭林彪,根除其思想影响的运动,并且和批孔一起展开。他的派系中的激进人物,包括他妻子,企图把批孔的矛头转向温和主义者、中间派、现实主义者――周恩来和叶剑英。毛死前所面临的最后一次挑战是抑制他妻子的野心。

  1974年3月,他给妻子写信说:“..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81了,也不体谅。你育特权,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

  但是,江青继续给毛写信,毛又答复说:“即使你见了我,我们也无话可说。已经见过多次了,但你从不执行我的指示。你总是谈琐事;从不和我讨论主要问题。中央委员会里有二百多人,你要和他们交谈并见诸行动。你要有自知之明。别人对你有意见,你不知道吗?”(12)

  如今,毛放松了对政府的控制,因为现政府是由几乎势均力敌的两派组成的,非常便于平衡。这两派是周恩来为首的现实主义者和所谓的“四人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文化革命期间在上海作为青年领导人提拔的纺织工人,后来突然被推上了党的副主席的职位。)――为首的激进派。

  4月,当局恩来因癌症住院的时候,激进派确保自己继承毛的权力的机会陡然增加。没有周的坚定领导,较易接近毛的激进派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几星期后,江青开始接待外国贵宾。

  江开始凭借自己的头衔集结政治势力。7月,她被奉为“毛泽东思想的解说人”,直到此时,这个荣誉只给过周恩来和林彪。新闻媒介开始大吹大擂女皇武则天――公元7世纪一位著名的统治者和一个短命玉朝的开创者。平民出身的武则天原是地位低下的妃子,她抱着要在帝王的感情世界里居于首位的雄心踏入皇宫。皇帝死后,他的儿子和武结了婚。后者帮助新皇帝妥善地处理国事,彼尊为贤明皇后。丈夫驾崩后,她自己登上了御座。半个世纪以来,武进行了无数的改革,包括妇女地位有所提高。1974年,对她的品性好的一面和她统治期间的功绩的重新讨论,明显地是与江青的政治未来有关的。

  是年夏天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在他的同志们面前批评妻子,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还告诉她:“你也是难改呢。”毛对同志们说:一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接着又对妻子及其三位激进的同僚说,他勺不应结成“四人小宗派”。(13)

  当炎热的气候过去后,毛又去南方旅行了。这次是去家乡长沙。后来,他的助手口忆说,在那里“他穿的那双补过多次的拖鞋又破了。他仍然不愿扔掉这双拖鞋并让助手又缝补了一次。”

  但是,毛并没有安静地住多久。10月中旬,年青的王洪文带着一连串攻击周恩来的令人动容的断言抵达长沙。这位年育人报告说:“看来第二次庐山会议正在北京酝酿。我没有告诉周总理..我要来湖甫。我们4个人开了一夜的会,他们同意我来这里向您报告。当周总理休息的时候我离开了。来这里我冒了很大风险,..尽管周总理病得很重,但他正‘忙着’找人谈话。

  经常拜访周总理住处的人包括邓[小平〕同志,时(剑英)同志和李(先念)同志。”然而,毛对此毫无反应,只是说这些都要双方当面对证。

  11月,毛又在江青送给他的书信的空白处亲笔写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你积怨甚多,..。”(14)

  据说,一星期后,江青又给丈夫写了一封令人惊讶的信,在进行卑鄙的辩解和气势汹汹的抱怨的同时,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据推测她给毛写道:“我辜负了主席的期望。因为我没有正确的自我评价,醉心于过高地估计自己。我的头脑一直很糊涂,..有些不寻常的事情确实让人恐惧。我凉醒了,..自从九大以后,我几乎无事可做。我被冷落了,几乎没有工作,..。”(16)后来,她的敌人指责说,她还要钱和官职。毛的反应是,拒绝承认她清闲。他写道:“你的工作是研究当前国内和其他国家的形势。这已经是个很繁重的任务了,..不能说你无事可做。”(17)第二个访问毛的人是他年轻的侄女王海蓉,王转达了江青的要求,即正在为大约于新年之际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人事安排的中央委员会,应该把推举王洪文作为一项议事内容。毛生气地听着“侄女”的叙说。他告诉一些同志:“江青有野心,有没有?”

  尾声接近了。毛没有参加1975年初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委辰会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两次重要的会议。尽管人民代表大会于北京开会期间,毛精神颇佳地在他的南方别墅里接见了保守的西德领导人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如今,任何事情都与党和国家领导职位的任命联系起来,那些在文化革命期间受到非常严厉的批判的人被恢复了名誉。

  毛将这些事情大胆地交给周恩来去处理,但他的确提过,鉴于邓小平已经改正了文化革命期间的错误,因而应当恢复邓的副总理和其它职务,让他负责周患病期间的中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这和4位激进主义者的愿望背道而驰。

  后来,王海蓉又一次代表江青向毛报告说,在毛任命了邓小平以后,他妻子几乎不喜欢所有的政治局成员。毛的回答极为

  简洁。“她看得起的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

  “您呢?”王小姐问。

  “她不尊重我。将来她要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这个预言完全成为现实。

  江青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力图作自我批评,但是后来她坦白道:“我没做彻底的检讨,..我无法转变思想,..理解了存在着四人帮,有助于我意识到这一现实会引起宗派主义,会导致党中央委员会的分裂,有助于我理解主席为什么在去年三四次提到这个问题。我没想到这是涉及原则性的重要问题,主席很少在原则问题上让步。”(17)

  5月3日,毛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以警告的口气批评江青等人: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18)

  在毛的这个人生阶段,许多事情是通过中间人去做的。很明显,在个人访问的场合中,毛最愿意倾听的是年青人的诉说。四人帮选择王洪文或玉海蓉而非毛自己的妻子去为他们说话。现在,江青又安排另一位年青人和毛住在一起,他就是毛的侄子远新。这个男孩受江青的影响很深。一般来讲,他生活在毛的身边,是极易利用毛的体弱状况来为四人帮灌输激进材料的,并且在此基础上以毛的名义逐步发出有利于激进派事业的指示。

  9月,江青坚持应当在电台上广播她在一次会议中的讲话,并印发原文。根据毛的继承人华主席在毛逝世后的说法,当时毛的反应简短且击中要害。

  毛驳斥道:“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19)

  根据毛的工作人员讲,毛警告他们提防他妻子。他曾经告诉他们:“江青是纸老虎,一戳就穿。江青欺软怕硬,她也害怕群众。你们要跟她斗,原则不能让。怕什么,有我在嘛。”(20)

  1975年7月,毛接见了泰国总理克立・巴莫。他告诉这位泰国人水门丑闻是因为“美国政治言论过于自由..”的缘故,“你身边正好有部录音机,把谈话录下来有什么错?美国大多数人喜欢玩录音机。”

  毛抱怨腿疼,视力不济。他说话时嘴唇抖个不停。他告诉克立怎样与泰国的共产主义暴动者战斗。他向克立保证,“你们不必担心泰国共产党,它存在10年了,但没有一个泰国共产党来看过我。”(21)

  下一个来访的国务活动家是西德总理赫尔穆斯・施密特,他把毛描绘为一个坐下或站起都要别人帮助的人。“他的嘴张着,颚下垂着,脸就像头盔一样僵硬,..毛说话的声音很小,只能断断续续地发出困难而嘶哑的声音。8名妇女..看他的嘴唇。在无法确定他说的是什么时,她们就相互协商,然后再通过毛印证她们理解的是否正确。出现混乱时,毛就用一支软笔在信纸上迅速而充满信心地写下他要表达的意思。..”

  毛向这位总理抱怨说:“没有人听我的。”

  施密特引用了德国谚语:“滴水穿石。”

  毛沮丧地答道:“我没有那么多水了。”(22)

  年底,戴维和朱丽叶・艾森豪威尔访问了毛泽东,并发现他很关心年青一代的问题。朱丽时・艾森豪威尔写道:“实际上。他是在表明,他对自己的人民,特别是未经考验的年青一代心存怀疑和失望。”他对革命将会彼永久地继承下去的机会的评价没有超过50%。

  毛告诉这对美国夫妇:“年青人软弱。必须提醒他们要斗争,..党内会有斗争,阶级之间会有斗争,肯定没有东西能离开斗争。..斗争延续二、三百年是可能的。”

  毛说话的声音像是喉鸣――“刺耳、单调、吃力”――当会谈结束时,朱丽叶・文森豪威尔的最后一瞥所见到的是“一个疲劳的人正转过身去,吃力地与护士说话,然后被带走,重新一个人独处。”其他来访者则发现毛脸色苍白,精力耗尽,嘴里流出口水。(23)

  1976年初,周恩来与世长辞。显然,周比任何人都更坚定更忠诚。如果他比毛活的时间长,毛本来希望他能在接班人问题上起到桥梁作用,现在这已不可能了。江青为首的激进派希望能全部接管政权。作为中央委员会里地位仅次于周的高级人士王洪文――10年前他只是一个纺织工厂里的治安保卫人员――现在接管了周的那部分工作。人们宣称,毛曾绝望地叹息道:“如果让玉洪文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很快就会挨饿。”令人大为惊诧的是,毛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接替周的职位。据说,最初华对这一职务推辞不就,他列举了许多理由。其中,他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则是事实。

  据说,毛对他讲道:“我任命你就是因为你知道自己的水平不高。一个人有缺点就不会骄傲,并且会不断地提高自己。”当毛的警卫负责人汪东兴对毛的任命道贺时,毛解释了他选中华的原因:“首先,他有专区和省级工作经验,在当公安部长的几年中表现不错。其次,他忠诚、老实。第三,他不狡猾。”(24)从华的履历和为人所知的观点方面看,他个人一方面不会遭到激进派的反对,另一方面也不会招致现实主义者和右倾分子的嫌恶。

  事实上,这是毛作出的明智选择的前提条件。毛自己的确于1月21日和1月28日两次向政治局提出任命华国锋的建议,的确于2月2日签署了任命华为代总理的中央委员会文件。但我们还没有其他人关于毛在整个事件进程中的作用的说法,我们有的只是在此进程中主要的得益者华主席本人所提供的材料。

  四人帮对于他们派系中没有一人取代总理的职位愤怒异常,于是把枪口转向了他们的对手。

  据说,毛于2月份以一种备忘录的形式向党发出了他对邓小平的看法。他说,邓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和应该起用的人材”――棉里藏针。他的缺点是过于自信,拒绝批评。(24)

  江青的反应非常清楚。她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国有个国际资本主义的代理人,名叫邓小平。大概叫他叛徒更正确。但我们的主席一直在保护他。我讲的只是个人意见。”(25)

  可是,毛仍然欣赏邓,除了对邓反对他的文化革命政策不满外。赫鲁晓夫回忆说,毛曾经给他指出过邓并说:“看到那边的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前途远大。”起码邓是坦率的。当他与毛发生分歧时决不搞阴谋。

  4月5日,所谓的清明暴乱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周恩来的支持者力图通过对周的祭奠来表达内心的敬仰。但是,他们受到激进集团的无赖们的扰乱。似乎是毛的侄子告诉给毛一系列的谎言,说该事件引出了许多麻烦,并说服毛免去对事件要负责任的邓小平的职务。接着,华被任命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并被正式任命为总理。根据华自己的说法,这些都是“毛主席的个人意见。”

  叶剑英敦促邓离京避难。后来,邓又参加了一次充塞着激进学生的政治局会议。于是传闻遍布中国,说邓小平如何低下目光听了一会儿来自四面八方的责难。但是,当遁责达到高潮时,他却从扶手椅上站起来,慢慢地走出去上厕所了。在那里,他呆了2个小时,这足以消弥学生们的热情,并达到挫败会议的目的。

  4月底,毛接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杜。后来,华留下来继续和毛交换意见。他把毛的话整理成三条指示带走了。这三条指示是:“(1)慢慢来,不要着急,(2)按既定方针办;(3)你办事。我放心。”(26)

  一个朝代行将结束的不祥之兆明显地出现了。3月,一颗陨石坠落在吉林省境内。《人民日报》回顾历史说,公元顶3世纪,一颗陨石落地一度引出有关第一个皇帝秦始皇死后国土会四分五裂的谣言。7月,唐山发生了劫难性的地震。许多迷信的中国人认定,一个伟人的去世就在眼前了。

  9月,毛开始感到将不久于人世。他的身体状况日趋恶化。这位老人现在正处于他最后的人生旅程上。1976年9月9日零点10分,他与世长别。

  在如何处理遗体问题上,并没有立刻作出灾难性的决定。越南人被问及他们是如何保存胡志明的遗体的。经过良久的犹豫和心理斗争,终于下定决心剖尸,使用化学药品,以便遗体能在一栋宽大而静穆的房子――也许是毛为自己要的最后一件东西――中展出。

  华亲自负责此事,可争吵则越来越凶。有人发现江青未经授权就拿走了毛办公室里的文件,并断定对它们进行了窜改。当受到华指责时,江青抱怨道:“毛主席尸骨未寒你就想撵我走。你就这样报答毛主席提拔你的恩情吗?”

  华答道:“我永远不会忘记毛主席的恩情。我要求你完整地归还毛主席的文件。因为我想报答毛主席的恩情,让每个人都团结起来,永远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至于赶走你,我还没有这个打算。

  你只要安静地呆在自己的房子里,没有人敢撵你出去。”(27)在北京举行的国葬上,毛的遗体被放在一个水晶棺中。他的遗孀臂缠黑纱,献上一个缀有向日葵、绿色禾苗、麦穗、玉米和黄色谷穗的花圈,题词是“您的学生和战友敬挽,..。”3个星期后,江青及其三位激迸的同僚被华逮捕。她想在毛死后扩大影响的希望化为泡影。在长达一代多人的时间内,始终作为政治权力的象征而存在的人物的去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当公民们跌跌撞撞地走过他的灵枢之时,泪如泉涌,这个地球上最大的民族力图调节无法填补的内心失落感。

  注释

  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②米歇尔Y.M.高:《林彪事件:权力政治与军事政变》,第68页。③《国际先驱论坛报》,1978年2月17日。④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第167―175页。⑤米歇尔Y.M.高:《林彪事件:权力政治与军事政变》,第68页。⑥《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⑦理直德・尼克松:《回忆录》,伦敦和纽约1978年版,第580页。⑧c.L.基辛格:《乎庸岁月,回忆和日记》,纽约1978年版,第7页。⑨《中国新闻分析》,香港,1036。⑩《东京时报》,1972年9月27日。(11)《中篇评论》,巴黎,1976年。(12)《人民日报》,1976年12月;《明报》,香港,1976年10月28日。(10)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77年8月12日。(13)《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1976年10月18日。(14)《问题与研究》,台北,1977年8月,第106页。(15)新华社1977年8月22日发。(16)《问题与研究》,台北,1977年8月,第106页。(17)《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1976年10月18日。(18)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77年8月12日。(19)《人民日报》,1977年9月8日。(20)《国际使者论坛报》,1975年7月11日。(21)《DieZeit》,1975年11月7日。(22)《日本时报》,1976年12月22日。(23)《明报》,香港,1976年10月30日。(24)BBC世界广播概览・远东,5574(25)《问题与研究》,台北,1977年10月,第92页,(26)《明报》,香港,1976年10月26日。(27)《明报》,香港,1976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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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毛泽东尽管有五卷“选集”和一副学者的外貌,然而从本质上讲,他是个重于行动的人。他对社会变革的结果比对隐藏其后的理论更有兴趣。有位易动感情的学者曾经对他说,共产主义很可爱。毛泽东答道:“不,同志。共产主义并不可爱;共产主义是我们消灭敌人的铁锤。”

  最初推动毛投身于民众生活之中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他在晚年评论说:“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有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始终催毛奋进的是对一个必须推翻的不合时代潮流的社会结构所束缚着的人的尊严和平等的关心。

  实事求是他说,毛泽东是位粗莽的哲学家。他对理性建树颇有兴趣,但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彻底的伟大思想家。他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贡献就是用普通民众和教授都能理解的方式进行表达,同时使之地方化,以便中国人民能和欧洲人民懂得一样多。

  的确,毛具有长远意义的成就之一,是把共产主义从其欧洲无产阶级的发源地中解放出来,并将它的基本原理应用到其它大陆、其它国家和其它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来。毛泽东力图用适用于人类社会所有发展阶段和可以为各种类型的革命变革提供依据的普遍性范畴来重新表达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他把农民放在提前为工业无产阶级的精英们准备好了的马克思吏结论义地图上。他告诉马尔罗:“你知道在我们之前,人民当中没有人向妇女和青年发表演说。自然也没有人对农民演说。这是第一次,他们每个人都感到卷入了生活。”在这方面,毛是代表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来讲话和行事的。

  推动毛前进的内在力量是对最残忍的家伙们的憎恶,它出自毛个人的反抗意识。他的父亲就拒绝在理论上把他当作一个平等的、独立的人来看待,如果这在实际上受到局限的话。他和父亲的争吵逐渐闻名乡里。毛决定从他生长的村子韶山出走,决心要证明父亲错了,证明自己的判断比父亲高明。另外,毛泽东也想借机提高自己的学识和品格。10岁的时候,他肩上挑着一点东西,第一次企图逃离祖祖辈辈居住的家乡。

  一踏入社会,他便备尝各种父权人物的歧视――它们来自社会地位较高的同学、传授知识的老师、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育较多的共产党同仁,以及拥有中国人所缺乏的各种技术和特权的外国人。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状况看,毛当时是位引人讥笑且无足轻重的人物,他唯一的渴求是弥补受教育的不足。正如毛泽东自己在伤感的回忆当中叙述的那样,在北京没有人肯为一个年轻的“说南方土话”的图书管理员花费时间(令人惊异的是,拿破仑、斯大林等都有过类似的坎坷)。

  在此情况下,毛并未仅仅停留在气愤上,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不为中国精英、中国传统、中国社会制度所接受,他决心在它们的歧视中和农民打成一片。只要他被接受为领袖,农民就有机会变成现代的不受束缚的人群。但是,一旦他的领导遭摒弃,农民的利益就会被忽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次会议上,他说:“我是个被别人5次赶下台又请回来的人。所以,群众领袖不是自封的。他的地位是在群众斗争中得来的。”这个明确的鉴定人的标准在最初几年里是毛泽东博得拥戴者的广泛热爱的因素之一。

  外交部长陈毅说:“毛主席是一个受过污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审查,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蒙耻受辱,被送往后方休养。没有人去看望他,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

  中国共产党内其他潜在的领袖,在或多或少地遵循传统的中国民众的生活习惯的同时,总显出有更多的兴趣让他们的莫斯科老师们高兴。但毛泽东却说什么也不迫随俄国人,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大胆的领导方式。《水浒》里的罗宾汉式的英雄的浪漫的平均主义思想给予他的鼓舞同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给予他的鼓舞几乎相差无几。他教导说,人是平等的,即使他们完全没有受过教育也一样――这在中国是个全新的概念。毛最精彩的论述之一是他在文革初期的阵痛中所做的一次讲话,其中谈到,愚民对暴君有利,而让人民聪明起来则对我们有利。毛为妇女的权力而战,为青年学生有权力对他们受教育的制度发表意见面战。

  所有这些都是认为共产主义应当建立在一个由获得了解放的个人构成的社会基础上的远见卓识的一部分。20世纪40年代后期,毛详细地阐述了共产党将在必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所遵循的纲领。甚至在共产党人掌握了政权以后,他仍然认为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在个人的解放完成后,要让人民准备过现代生活。实际上,1945年甚或1949年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不成熟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写这些东西是展示给美国观众看的;当然也是在寻求解除中国右翼势力中潜在对手的武装。但他的理论中有一点是真挚的,当1949年以后实现社会主义的力量积蓄起来时,他无疑调整了自己的观点,辩论说社会主义和个性一假如你喜欢可以称为集体和个人的现代化――作为中国人生活中的两项革命应该同时展开。然而,这一合理化进程中的缺点他却从未承认和探究过。

  困难在于中国人顽固地拘泥于他们过去的行为方式,在新的合理的替代方式培植起来以前,毛的许多精力不得不花费在努力改变不合理的传统上。他的“红宝书”中的撤母耳微笑成分便是一例,读者会发现其中的某个段落在一份《人民日报》的顶端曾大加宣传过。毛的声音出现的那么经常,当他的革命茁由旧社会塑造的个人构成的基础上展开的时候,这声音是正确而合理的。

  例如,在1956年他说:“要教育出国同志,要老老实实,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好的、坏的、中间的都给人家看。..我国有小脚,别人要照像,让他们照,衣眼穿得不好,不怕难看,在外国人面前撒谎,总有一天会揭穿的。”任何访问过中国的人都会认识到,这些话是多么需要说出来,又是多么需要不断地重复。

  然而,毛忘记了自己也应当是一个与别人平等的人。这并不是说他有腐化现象,在物质生活方面,他比起任何同僚都更朴素、更无追求。的确,他作为领袖因为经常穿着带补钉的衣服、磨破了的袖口、松松垮垮的短袜出现在人们面前而闻名世界。

  不过,使他难于与人相处的是他的孤僻。他始终与其他人保持青一定距离。甚至既是他的妻子又是他的政治伙伴的江青最终也不得不承认,她既不理解他,也无法了解他。萧三在学生时代就认识了毛,后来他虽站在共产主义的对立面,但仍与毛生活了一段时间。萧承认,“毛是我们当中最复杂的人物,..没有人真正了解他。我比其他人认识他的时间都长,但我从未摸请他的底蕴。”

  陈毅解释说:“当他掌权时,所有同志都把与他的分歧掩盖起来。他也不准别人向他道歉。”这可以作为毛的品格的证明。但实际上恰恰相反,他不准备和这些人开诚布公,过去他受到过他们的伤害,他担心将来会重演。

  通过不允许同僚在理性和原则的基础与他有分歧,毛确立了自己一贯正确的前提,从而强行建立起一种个人专制。他告诉马尔罗:“我的理想没有实现。我总感到是这样。”毛泽东喜欢辩论上的短兵相接,宁肯与对手直接对垒,而不愿搞不端之举或退缩不前。他曾经说过:“思想要交锋,你一刀,我一枪。不交锋,就缺乏明确性、彻底性。”但是,毛从来忍受不了失败,他是一个糟糕的失败者。

  毛泽东在加入中国共产党的56年间,还把很大一部分精力花在了声势日减的所谓党内“十次路线的斗争”上。在1949年以前的历次斗争中,甚至在50年代初期的高岗事件中,毛反对其对于的行动可以说是出于保护党独立于俄国人的控制之外的需要。可是,当1959年他转而反对彭德怀元帅时,他便开始犯严重错误了。彭对大跃进中经济政策的批评切中要害,而且表达了党内广泛存在的看法。后来,毛的某些拥护者对刘少奇的责难更令人发指。刘是位忠实而坦诚的人。当然,为了避免招致党内的混乱,他一直忍辱负重,听凭毛的训使。

  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两项最大的实验都失败以后,毛只能和一些二流人物――林彪、陈伯达、江青呆在一起了,当然还有个别例外。大概可以预见,毛或者寻求打倒他们。或者寻求约束他们的行为。

  上面说的那个例外是周恩来。毛和他的关系是极其微妙的。周没有毛的领导魄力。但周身上有一种能使其成为他人思想的执行者、成为一位大臣而非君主的品质。确切他说,他可能更愿意去做别人让做的事情。自1935年遵义会议上,周把指挥棒交给毛以后,周一直是毛最好的外交家和助手。

  毛可能富于报复性,但是,他对待反对者并不残忍,至少以其他中国统治者和共产党统治者的所为作尺度未衡量的话是这样。整肃在规模上役有苏联那么大,在导致死亡和肉体侵犯的程度上也不及苏联。毛希望对手们能从自身的经历中吸取教训,改变立场和观点,甚至允许他们从监禁地或接受再教育的农村返回,清除错误思想,治病救人。

  毛的缺点是无法和对自己的判断缺乏信心且不因毛说什么而改变观点的人共事。他越来越不喜欢这样的同僚,有时甚至以个人的好恶报复他们。但毛的个人专断不是那种导致杀戮的或者监禁同僚的过分的个人暴虐,而是表现为不善于和真正有才华的人合作。

  尽管毛有着光辉的思想,有和农民打成一片的真挚情感,后者使他产生了高度自信并决心实现他的理想,但是,毛缺乏让理想和情感发挥效用的实际的政治与管理技艺。他也没有起码的在一群政治家和管理家着手实现其理想的工作中进行指导的能力。促使他登峰造极、稳居领袖高位的精力出自他的个性。而这种个性又悲剧性地妨碍了他信任那些有着同样理想并能和他一起工作来逐步实现理想的同僚。

  用毛不可能实现的雄心大志作标准来衡量,他的政治生涯只能说是失败。他的确领导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以前几个世纪的数代人相比,9亿百姓过上了相当不错的生活。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客观作用,中国现在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不再温顺地等着别人告诉怎么做,而是要坚持满足自己的要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未来的几代人可能会谴责毛在共产党人统治的第一个1/4世纪里,没能有效地利用国家的政治安定局面。那个时期,在令人发狂的政治口号暄嚣起来以前,本来可以在斯大林主义模式的基础上做更多的事,建设国民经济。以后的历史学家也许会说,毛在一个很多人并不关切人的尊严的时代过于热心地坚持维护人的尊严一但是,在经济基础建立起来后,它就变得急需了。毛在大跃进中对经济做得太多,而在其它时期又大概做得太少了。

  如果毛能够把类似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这样两种其中都含有激动人心的积极因素的实验结合起来,如果他能够更好地理解同事并愿意和他们一起共事,中国今天也许可以处在一种更令人欣慰的境况中。一个人不可能完美无缺,对毛这样一位英雄不能过于吹毛求疵。许多中国人明显地为有这样一位英雄而高兴,并且极乐于把对毛的统治的不满意之处归咎于他的下属。

  像穆罕默德・甘地――一个在地位上唯一能与毛媲美的当代亚洲人士或世界人士――一样,毛天生就是一位导师。和甘地一样,甚至更甚,毛把改造世界的愿望从教室里带到政治竞技场中。他在解放人们方面是光辉的,但在管理复杂的政治事务方面则是不成功的。与甘地不同,他不愿意放弃权力,尽管1958年以后存在着不利的政治条件。他顽强地抱着他的权力,固守着他的信念,如同当年读书时在老师面前错误地抱定《三国演义》不放一样。

  最后,谁能否认从韶山到北京乃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历程呢?谁会刻薄到足以说出毛过高于功的话呢?谁会妒嫉毛的声望和传奇生涯呢?他来自中国“受虐待的一方”,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所以,他后来非常热爱学习。他所知道的是贫困、堕落、剥削和不正义――他花了整整一生的时间尽最大的努力和这些东西战斗。不像欧洲的革新者那样是在一个2亿、3亿或4亿人口的民族舞台上开展革命,毛所进行的是贯穿整个中国文明国度的革命,这个国家就像整个欧洲那么大。

  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武器,是因为他在需要武器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正处于时兴阶段。他开始指导自己的党逐渐树立起一种现实的观念,即重视农民的作用。这个阶级构成了中国人口中的庞大多数,并显示过他们是如何战斗的。

  毛能使党掌握政权是因为他的敌人腐败,以及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掉以轻心。一旦掌权,毛便迅速地把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这一制度抵制欧美的工业化模式,坚持保护人,那怕以速度和经济比例为代价。

  在20世纪40年代击败了日本和蒋介石后,50年代毛又宣布向地球开战,60年代则向人的本性挑战。他总是走极端――企求百花齐放运动中彻底的言论自由,大跃进运动中个人的集体主义精神,文化大革命中领导与被领导的完全平等。每一种尝试都失败了,因为没有党的支持。然而,每一种实验后,总有些沉淀积存下来,它们使中国的共产主义,使中国的国家生活具有了自己的特点。

  无论如何,隐藏在成就后面的那个人仍然是个谜。一个精力充沛的人物,饮尽了对权势的僧恶和对因教育或教养被社会拒于门外的愤怒,他的一生波澜壮阔,不断从打击中站起,并且这些打击似乎没有给他留下创伤。他说服了许多最亲密的亲戚和朋友参加到他的革命事业中来,然而,他见到的仅是

  他们一个个地牺牲在为革命成功而进行的残酷战争中。从他的几次婚姻生活中,我们只是偶然瞥见一丝感情的流露。在他的孩子们的儿童时期,他爱他们,但一俟他们成年,他便显得严厉而冰冷了。最后,没有人赢得他的心。对他来说,人的感情是第二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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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毛泽东相信群众《二十三条》亲手定






  最后,文章指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至此,中共中央已经发表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的理论性文章。经过这场斗争,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相互关系上,逐渐地开拓了以独立自主、平等协商的原则处理各种问题的局面,摆脱别国党的控制和指挥逐渐成为了历史潮流。由于中苏两党的这场大论战,也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提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结合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领导本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反对一个中心、一种模式、一条道路,这种局面的开始出现不能不说是这场论战的一个最显著的收获。

  这场论战从表面看来像是发生在中苏两党之间,但它直接影响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向,同时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必须根据各自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具体条件来进行,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认真走自己的道路,绝不能够按照哪一种“既定模式”来进行;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上,必须是独立自主、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共同协商,绝不能采取像赫鲁晓夫所采取的大国沙文主义那样,以强欺弱、以势压人、占据别国领土、损害别国利益。正是由于这场论战,才使得社会主义各国开始走上了根据本国情况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并且开始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和具体问题,这也不能不说是这场论战的又一积极的成果。

  在这场长达数年的论战中,也充分暴露了苏共中央在赫鲁晓夫一伙人的控制下对外政策上的大国沙文主义。他们想用“指挥棒”干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然而,这样的历史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7月17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全体演出观摩人员。当毛泽东出现在大家的面前时,整个大会堂里立刻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人按捺不住激动不已的心情,脸上淌着幸福的热泪,一遍又一遍地高呼着: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观看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7月中旬末,越南驻中国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美国在越南加紧侵略的紧急通报……

  7月19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

  第二天,北京各界1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纪念日内瓦协议签订10周年,支援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

  7月2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击落美制蒋机U-2型飞机的空军指战员,并再次观看了现代京剧《沙家浜》(即《芦荡火种》)。

  演出结束后,毛泽东走上舞台亲切地接见了参加演出的全体人员,并同大家合影留念。当人们满怀着幸福、激动的心情再一次紧紧地围拢了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向大家提出了他对《沙家浜》这出戏的意见:

  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

  临近7月下旬末,毛泽东前往北戴河。

  一天,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刚刚在海滨浴场游泳归来,带着一身的水珠,不管不顾地一头扎进了她爸爸的怀中,故意撒着娇说:“我想你也去游泳呢!”

  毛泽东疼爱地用手轻抚着女儿湿漉漉的脸蛋说:“我也想去啊!看你这一身水,快去洗一洗么……”

  李讷这才站直了身子说:“我去洗了脸,回来听你给我讲《九评》!”

  江青走进来见到他们父女俩这副亲热的样子,嗔怪女儿说:“你也不小了,都二十好几了,还这样没规矩……”

  李讷面向毛泽东“求援”:“爸,你看我妈说的……”

  毛泽东立刻表态说:“女儿再大了也是女儿么,我喜欢她这样。”

  见毛泽东这样说,江青只得闭了口……

  7月28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断然拒绝了苏共中央6月15日复信中要求尽早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的建议,指出:

  中国共产党坚持主张召开经过充分准备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团结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坚决反对你们开分裂会议。中共中央庄严地声明:我们决不参加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

  信中还颇具辛辣地指出:

  你们既然已经下定了决心,大概就得开会吧。如果不开,说了话不算数,岂不贻笑千古吗?不开吧,人们会说你们听了中国人和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劝告,显得你们面上无光。要是开吧,从此走入绝境,再无回旋的余地。……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愿意再一次诚恳地劝告你们,还是悬崖勒马的好,不要爱惜那种虚伪的无用的所谓“面子”。如果你们不听,一定要走绝路,那就请便吧!

  7月30日,苏共中央不顾中共中央的劝告,决定采取断然措施,邀请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上组织筹备会议的其他25个党,于1964年12月15日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开始为1965年的国际会议作准备。同时,苏共中央把他们的这一决定写信通知了中共中央……

  7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7月28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和苏共中央6月15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

  这一天,1964年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落下帷幕。

  1965年1月1日,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现了一颗彗星。

  消息报到北京中南海,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举办的元旦迎新春联欢晚会上,一边跳舞一边对前来报告消息的汪东兴说:“这是个好兆头,‘开门见彗’,大吉大利!”

  陪着毛泽东跳舞的是空政文工团的一位从事舞蹈的年轻女兵,这时她听了毛泽东的话,扬脸笑道:“毛主席还迷信?”

  毛泽东随即也笑了:“这不是迷信,只是取一个吉祥之意罢了……”

  刘少奇和王光美也出席了晚会,只是两个人这次没有像往常一样结伴下场跳舞。毛泽东注意到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这一“变化”,一边跳舞一边有意识地对他的舞伴说:“跳舞是一项很好的活动,既可以活动身体,放松情绪,又可以接近群众,了解到下边的一些情况,要比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强得多呢!”

  文工团的女兵不明白毛泽东话中的含义,只是既高兴又深感幸福地尽心陪着毛泽东迈着不合节奏的舞步……

  新年的第二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在我国东南地区上空,再次击落入侵的美国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一架。

  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打电话汇报这一捷报时,毛泽东高兴地说:“我昨天说‘开门见彗’,今天就应验了,也真是大吉大利呢!”

  当日,毛泽东重新审阅了自己的一篇旧作《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并写了批语。

  次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并重新改写《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会议进程中,毛泽东再一次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指导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做法。他极不满意地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15000人,搞一个小县,28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一个小县”,是指王光美最近带领中央“四清”工作队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新城县。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这个县,所有在座的同志心里都清楚,这是对刘少奇的不点名批评……

  他还说:“我跟前的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40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之后,才弄懂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并进一步说,“你一个新城县,28万人口,下去15000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里的二十几万人?比如28个人中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15000人扎根串联,什么扎根串联!冷冷清清!”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扎根串联”,也是王光美带领“四清”工作队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取得的一条“经验”――即工作队下到农村以后,首先访贫问苦,挑选一户在旧社会里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人家先行住下来,同这家人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逐步建立感情,取得信任,以便深入了解该村、该地的实际情况和掌握情况,为接下来开展的“四清”工作打下基础。

  毛泽东继续说:“扎根串联,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改。”

  怎么改呢?毛泽东说:“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

  毛泽东讲话后,会议开始议论。毛泽东又陆陆续续地讲了一些话,主要内容包括: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实践中才能看出来,不是“访、问”出来的。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要开大会搞斗争。地、县、社三级开大会搞斗争,而不是读文件。总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让群众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锻炼自己,他们会选出自己的领袖来。要充分相信群众。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联;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太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自己去搞,放手发动群众。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即使是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表示同意毛泽东的这些意见……

  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胜利闭幕。

  会议期间,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国家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还根据刘少奇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1月5日,四届政协一次会议在北京闭幕。毛泽东被推举为名誉主席。

  当日,毛泽东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毛泽东说:“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与会人员都在聚精会神地听毛泽东讲话,刘少奇低着头,默默地作着笔录。他知道毛泽东是在批评自己,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冷静下来耐心地听毛泽东继续讲:“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4个人,没有第5个人嘛!”

  毛泽东公开点了王光美的名字,是表明了他对王光美下乡“蹲点”所采取的方法的一种否定,也是最直接的公开批评。在继续讨论改写《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文稿的进程中,有人提出运动的时间是否能够缩短一些?毛泽东说:“时间问题,全国六七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有几个月就行了。你还是教育嘛!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一个县28万人,总要依靠二十几万人才能搞起来。”

  会议进程中,宋任穷讲现在的形势是一年比一年好。毛泽东摆一摆手说:“在人代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

  在陶铸的发言中,讲到了当前形势的新特点。毛泽东说:“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这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样一来,所有与会者都一致认识到,毛泽东从根本上否定了刘少奇所提出的“四清”运动的性质……

  次日,中国―印度尼西亚直达民用航空线开航。在中南海紫光阁的小会议室里,周恩来向毛泽东谈起了中国和印尼已经开航的事。毛泽东表示说:“苏加诺几次来北京,都向我们表示了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的坚强决心,我们应该尽力帮助印尼人民。”

  这时候,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仍在进行中。由于毛泽东否定了刘少奇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存在的“四清”与“四不清”矛盾的看法,同时也就基本否定了会议制定的《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17条;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和会议中提出的各种问题,重新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23条,即后来形成的进行“四清”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二十三条》。

  1月9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亲切地接见了他的老朋友、美国进步作家埃德加・斯诺,并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地谈话。

  谈话中,毛泽东问他:“这次你到中国来了3个多月了,到了不少地方,都有些什么看法、想法呀?”

  斯诺说:“中国的发展变化很快、很大,你们是我在世界各国看到的发展变化最快、最大的一个国家了。”

  “是么?”毛泽东笑着问,“还有哪个国家的发展变化比较大啊?”

  斯诺说:“从历史上看,一个中国,一个日本,是全世界发展变化最快、最大的两个国家。”

  毛泽东再问:“为什么这样讲啊?”

  斯诺回答:“日本的‘明治维新’,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彻底改变这两个国家经济状况和社会面貌的最伟大的创举,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同你们两个国家的这两个大的举措相提并论……”

  毛泽东说:“中华民族和日本民族,都是世界上十分伟大的民族,我们同日本从唐朝开始就有交往了,只是近年来发生了很不愉快的战争,日本军国主义奉行侵略政策,杀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我们并没有到日本去,是日本的军队到中国来杀人的么!这样的历史教训对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对整个亚洲乃至全世界,都是很深刻的……”

  斯诺说:“现在好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完全获得了自由,每一个普通劳动者都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这在别的国家是很难做到的。”

  “我们也有困难啊……”毛泽东说,“现在有人不希望我们好起来,想卡我们,我们就是要争这一口气呢!”

  斯诺十分坦诚地说:“共产党的领导很成功。”

  “这在中国是必然的。”毛泽东说,“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环境,变化越来越快了。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

  斯诺说:“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的事情。早在1956年,我从许多国家的报纸上都看到了有关中国的报道,那时候的中国人民就已经很崇拜您了……”

  1月11日,巧得很,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再次发现了一颗新彗星。

  次日,毛泽东看了乒乓球运动员徐寅生对国家女子乒乓球队运动员的一篇讲话稿《关于如何打乒乓球》,认为很应该支持年轻人的这一敢想敢干、打破常规的讲话内容,便亲笔写下了一段按语:

  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同志们,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

  毛泽东写的这段按语和徐寅生的这篇讲话稿,很快被送去了人民日报社。

  1月13日下午3时30分,刘少奇召集在京的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来京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部分省委第一书记开了一个党内民主生活会。参加此次生活会的人员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谢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华、谭启龙,包括刘少奇在内共17人。

  在这次民主生活会上,刘少奇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大家也都相互开展了诚恳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一次真正的党内民主生活会。

  在继续进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分别找了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而对于刘少奇来说,有些问题依然想不通……

  同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指使朴正熙集团,派遣韩国伪军参与美国在南越的侵略战争。

  第二天,在中央政治局全国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了刘少奇所一再坚持的关于“四清”、“四不清”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的意见是根本错误的,而只有承认和坚持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的认识,才是惟一正确的认识,也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论断的;忘记十几年来这一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邪路上去。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精神,被写进了修改后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几种提法:

  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

  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什么是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有;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在文件中虽然没有点名批判刘少奇,但实际上已经把刘少奇推了出来,也就是把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公开了,这是参加会议的人们都十分明了的。

  中央政治局全国工作会议根据会议所反映的问题和毛泽东的讲话总结整理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对1964年下半年“四清”运动中出现的“左”的偏差进行了适当纠正,要求正确地对待基层干部,把基层干部分为“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的”四种,而“好的”和“比较好的”占多数,要求尽快解放干部,对干部一定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去对待;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对犯错误的干部,也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从而实现群众、干部、工作队的“三结合”。

  同时,《二十三条》中还提出了搞好“四清”运动的六条标准,把增产还是减产作为标准之一,是完全正确的和十分必要的。但是,《二十三条》也存在着在处理问题方法上的严重的不足和“左”的倾向,对城乡中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并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论断,强调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

  《二十三条》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讲话的内容列的条文,有的地方做了文字加工,有许多地方根本就是毛泽东的原话。从整体上看,这个文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

  在讨论中,彭真插话说:“农村‘四清’,中央搞了一个《前十条》,又搞了一个《后十条》,应该说是……”

  “不要讲那个《后十条》!”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彭真的插话,“1963年5月,杭州会议写出第一个10条;为什么刚刚过了3个月,9月北京又搞出一个10条?只有3个月,有那么多经验?我看北京就是有两个独立王国在那里明显地存在着!”

  毛泽东还说:“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确认自己的见解和判断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他已经不能容忍别人再反驳他的正确意见了。从根本上说,毛泽东已经完全否定了与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有直接关系的“后十条”;他已经把刘少奇作为了中国最大的走资派,是睡在他身旁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下决心要打倒刘少奇。在《二十三条》中,虽然没有点名批评刘少奇,但毛泽东的真正用意已经明明白白地写在上面了。而且,只要人们仔细阅读《二十三条》,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在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斗争;毛泽东已经认定刘少奇坚持的是一条资产阶级路线,甚至认定中国从上到下出现了修正主义。毛泽东的这一判断,导致他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导致了党内“左”倾思想的膨胀和发展。

  1965年1月15日,全国青联第四届二次会议和全国学联第十八届代表会议同时在北京举行。为此,毛泽东打电话给胡耀邦,要他在出席会议时向青年同志们好好地讲一讲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他们参加三大革命实践的深远意义……

  同一天,毛泽东批阅了河北省保定地委“四清”工作团关于新城县贫下中农代表会的报告,并且批阅了中央军委贯彻执行林彪关于当前部队工作指示的通知。

  晚上,毛泽东阅读了薄一波转交给他的一封信。信是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写给薄一波的,陈正人带领“四清”工作队下到河南省洛阳拖拉机厂蹲点,发现问题后给薄一波写信说:

  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

  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

  薄一波在陈正人的信件上写下批语:

  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

  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如何打乒乓球――徐寅生同志对中国女子乒乓球运动员的讲话》一文,并在文章前以毛泽东的批示为内容加写了按语。

  1月19日,第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军士和士兵的现役期限的决定。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同日发布命令,公布了这项决定。

  当天晚上,周恩来、陈毅向毛泽东汇报了老挝的最近局势……

  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对老挝解放区狂轰滥炸的侵略行为。

  这时候,文化部召开了印制《毛泽东著作选读》的工作会议,布置大量印制选读本。

  同一时间内,美国政府向苏联表示,希望通过苏联的影响去说服越南胡志明停止对越南南方共产党的军事支援,并停止对越南南方城市的袭击;这些要求由苏联政府转达给了胡志明,胡志明又将这一切通过中国驻越南大使馆转达给了北京。毛泽东得到消息说:“这就是苏联新一代修正主义者的最生动表现!”

  随后,中共中央致信苏共中央,把美国的这一要求和苏联政府为美国政府向越南政府传递消息斥之为是“十分荒谬的”。

  刚刚进入1月下旬,天下雪了。飘飘洒洒的飞雪很快迷漫了北京市区的每一个角落。白了房屋,白了街道,白了紫禁城,也白了中南海。毛泽东平生爱雪,对雪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可以说爱雪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爱雪的洁白,爱雪的晶莹,爱雪的纯净,更爱雪在寒冷的气候中、在严酷的条件下能够结出精巧的雪花来……

  雪后的中南海披上了一层银装。起床后的毛泽东披了一件大衣漫步在雪中,踏着脚下两三寸厚的积雪一步一步地向前行进;在他身边工作久了的几名卫士都知道他的这种习惯和爱好,不便上前、也不敢上前去阻拦他,只是跟在他的身后亦步亦趋地慢慢走着。时间长了,几个人见毛泽东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只得硬着头皮近前去提醒说:“主席,时间不短了,该回去了!”

  “哦……”毛泽东答应一声,抬了手腕看看表,接着再深深地呼吸几口凉凉的空气,这才折转了身躯往回走,一边走还一边说,“是该回去了……”

  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看着毛泽东往回走的背影,跟在他身后的几名卫士互相看看,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欣慰的笑容;如果时间长了,万一毛泽东着了凉,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大的不说,只小的方面,单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知道了就轻饶不了他们,更不用说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了……

  一连几天,毛泽东的心情看上去一直很好。

  1月27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亲切地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并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谈话中,当谈到中国的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时,毛泽东很自豪地说:“过去没有军事院校可好了,打了几十年仗,就是没有军事院校。我们的军队90%以上是不识字和小学程度的。国民党尽办军事院校,什么陆军大学毕业,就是我们这些不识字的兵打倒了它。我们各军区的司令员过去都是大老粗嘛!”

  听翻译讲了毛泽东的话,苏班德里约表示理解,同时也表示钦佩。毛泽东又说:“解放后我们也办了几所军事学院。进军事院校的时间太长了,严重脱离实际,不好呢!书可以读一点,但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是革命斗争培养干部。好的拿来,坏的丢掉。无论是本国的或外国的都一样,只能批判地接受,不能教条主义地照搬。”

  1月的最后一天,毛泽东批阅了赵朴初针对被苏共中央罢黜了一切职务的赫鲁晓夫而写的散曲《某公三哭》,并称赞说:“元代的散曲,朴初先生可以说是既得要领、又得血肉,可以同关汉卿关汉卿,我国元代伟大的剧作家、词曲家,其代表作包括戏曲《窦娥冤》、《望江亭》、《单刀会》等,散曲有《〈双调・沉醉东风〉别情》、《〈南吕・四块玉〉别情》等。、马致远马致远,号东篱,我国元代著名的戏曲家、杂剧散曲兼长,与关汉卿、白朴、郑光祖被称为“元曲四大家”,其代表作包括戏曲《汉宫秋》,散曲有《〈越调・天净沙〉秋思》、《〈双调・夜行船〉秋思》等。一比高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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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视察贯彻《双十条》毛泽东又离北京






  1964年3月28日凌晨1时40分,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了邯郸。

  大地春早。白天,田野上一片春的气息;越冬的麦苗开始返青,田埂上的小草开始吐绿,有的小花已经在春的召唤下竞相开放了……

  中午时分,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了河北省委关于“四清”工作的汇报。听完汇报后,毛泽东对河北省委和邯郸地委的同志们说:“这一次要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好,至少用三四年时间。我说至少三四年,不然五六年。有些地方打算今年完成60%,不要急,欲速则不达。”并说,“一年之计在于春――现在已经是春天了,你们要把农村中的社教工作做好,开个好头。”

  在谈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时,毛泽东讲了在城镇中已经开展起来的“五反”运动。他说:“凡是有‘五风’的地方都要反,包括工矿企业。”并说,“大庆难道就不搞反贪污、反浪费?就不反盗窃?”

  3月29日,毛泽东听取了林铁、刘子厚和陶鲁茄等人的工作汇报,并作了重要讲话。

  随后,毛泽东带领着他的随行人员去视察了邯郸农村的人民公社……

  夜间9时30分,毛泽东乘专列离开邯郸继续南下。

  3月30日,毛泽东在郑州,听取了河南省委和郑州市委、新乡以及驻马店和信阳地区领导同志关于农村“四清”工作的情况汇报。

  随后,毛泽东又召集了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委负责人李启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等人开会,听取他们的汇报。

  在听取汇报时,毛泽东说:“现在各地做法不一样。看起来,一般的还是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先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问题为好。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问题。”

  毛泽东同时告诫大家:“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着急,一定要搞彻底,不要滑过去。两年不行搞3年,3年不行搞4年。过去民主革命没有搞彻底,现在要补课。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滑过去,将来又要补课。”

  3月31日,苏联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前往布达佩斯开始访问匈牙利。

  恰在这一天,中国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这篇文章是中共中央所发表的八篇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篇幅最长的一篇。文章坚持认为: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无产阶级必须进行武装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通篇文章,对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所奉行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强有力的抨击和驳斥。文章把赫鲁晓夫描述为“继承托洛茨基――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的衣钵”,使苏联倒退到了资本主义;文章奉劝苏联共产党中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们,把赫鲁晓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4月1日,毛泽东离开了郑州。

  次日,毛泽东到达武汉。

  这时武汉的天气显然比北京暖和些。虽然还没有进入夏季,但晚春的长江两岸早已是油菜花泛黄,一片葱茏。

  这次毛泽东来武汉没有去东湖,而是住进了武昌区大东门外的洪山宾馆。

  洪山坐落在武昌市区,山虽不高,但苍松翠柏遮掩了整个山麓,一派郁郁葱葱。从前山麓、山腰、直至山巅,寺观亭阁不少,崖洞泉井众多;名胜古迹中有宝通寺、法界宫、灵济塔、兴福寺塔、华严洞和一些摩崖石刻,除此之外还有庚子革命烈士墓、施洋烈士墓和北伐军官兵公墓等一些值得纪念和令人驻足瞻仰的革命遗迹。

  在洪山宾馆,毛泽东首先听取了湖北省委的同志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汇报,然后让王任重指定梅白同志写一份关于湖北农村“四清”和贫下中农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忆苦思甜的详细报告,并让王任重亲自下到农村去宣讲《双十条》。

  王任重答应说:“我去,一定去!”

  接下来,毛泽东去看了一场汉剧演出,还看了武汉杂技团演员夏菊花的一场顶碗表演……

  4月4日下午,毛泽东带了张耀祠、张景芳等人走出宾馆去登洪山。登山路上,毛泽东解开了中山装上衣的所有衣扣,敞露了毛衣,大踏步地登上了洪山南麓宝通寺后面的山顶。这里,高高的灵济塔威武挺拔,势欲遏云。这是一座七层八面的内石外砖、仿木结构的元代建筑,后经清同治年间重修,虽经多年的战火纷乱,但整个塔身依然保存完好,故又有“洪山宝塔”之美誉。

  毛泽东伫立山巅,背向宝塔,向西览视不远处的长江大桥,对跟在他身边的几个人说:“大革命时期,北伐军打到了武汉,可恨被蒋介石中途断送了!”

  张耀祠说:“我们党后来总算吸取了教训……”

  毛泽东感叹道:“那时候,大革命失败了,当时我和我的两个弟弟都在武汉,许多人对革命前途感到悲观、感到渺茫,我对我的两个弟弟讲,‘大鹏鸟也有折翅的时候,只要它养好了伤,会飞得更高、更远’!”

  张耀祠低语道:“革命总算成功了,我们共产党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毛泽东说:“所以说,我们这一代人要好好地教育下一代,不要将老子打下来的江山给断送了……”并说,“一代、两代,到第三代、第四代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现在还很难讲。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我很担心……”

  张耀祠说:“主席,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强大,子孙后代不会忘本。”

  毛泽东开始在山间散步,同时说:“我是曾经讲过的,‘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这是王安石的诗,古时候的人是很注重后继有人无人的问题的。我们共产党人为人民打天下,也要考虑江山将来变不变色的问题,现在苏联已经改变颜色了,我们党内也有修正主义……”

  张耀祠跟在毛泽东的身后说:“中国的老百姓在旧社会受苦受难深重,就是有人想叫他们走回头路,恐怕也难……”

  “问题不是这样看。”毛泽东对跟在他身边的人们说,“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深重,一旦过上好日子,也会忘乎所以。我们搞社会主义,搞经济建设,没有多少经验,很容易走弯路。从现在起,对于反修防修,防止倒退,就要提高警惕。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临下山时,毛泽东又说:“我已经是71岁的老人了,你们还都年轻,要教育子孙后代永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4月6日,毛泽东在武昌洪山宾馆审阅了外交部党委报送的关于部机关干部理论学习情况的报告。

  同一天,正在匈牙利访问的赫鲁晓夫,在布达佩斯又一次发表了攻击中国的讲话。他说:

  “一些人批评我们说:‘你们一直想要一个较好的生活,但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口号。’我们国家的劳动人民回答这些批评时说,‘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呢?我们进行战斗不是为了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生活得更糟。’有人说,‘世界革命怎么样呢?你们准备牺牲世界革命的利益吗?’我们坚决拒绝这种训令。我们赞同和支持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兄弟和为解放而进行斗争的各族人民,但是我们拒绝那种所谓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从而应当发动一场战争来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我们反对输出革命和输出反革命……

  “有人批评我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立场。这些人说:‘你们害怕战争。’我曾不止一次地回答这些勇敢的人们说:‘只有小孩和白痴才不害怕战争。’中国领导人说:‘如果发生了世界战争,那么怎么办呢?假如有一半人类被毁灭,但另一半还会生存。’对这种观点人们会说些什么呢?让人民自己来判断吧……

  “一些人胡说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是从帝国主义那里乞讨和平。当然,这是造谣中伤。我们不依赖恳求,而是依赖我们自己的力量。甚至连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领导人也不得不认真地考虑世界上新的力量的对比……

  “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中,我们一向遵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这是一个好的基础,而且我们希望看到普遍地用战争以外的其他方法来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给人们以更大自由,给人民以更多的物质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制度将在最后的争论中取得胜利……”

  4月7日,赫鲁晓夫在布达佩斯攻击中国的讲话,由中国外交部用电传发送到了在武汉的毛泽东的手中。

  4月9日,赫鲁晓夫在布达佩斯再次对中国的领导人进行了最为猛烈的攻击。他在又一次讲话中把中国领导人说成是“一边是用左派的、超革命的词句作为掩盖的人,一边又宣布他们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忠诚的人,实际上这些人在一系列问题上却滑进了托洛茨基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泥潭中”;他还谴责中国领导人“不负责任地拿千百万人的生命来进行赌博”,“企图把他们的冒险主义的路线强加给兄弟党”以及“企图把他们的新霸权建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上”。

  赫鲁晓夫的这一讲话内容,自然也很快地传递到了毛泽东的手中。

  4月10日,毛泽东在洪山宾馆再一次接见了正在武汉访问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田里见一行,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地谈话。

  在谈话中,毛泽东显得心事重重,他再一次讲了中国党内的许多事和有关反修防修的问题:

  “就在那年那年,指1962年。8月,我们讨论了整个路线,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开了一次十中全会,发表了十中全会公报。当时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同赫鲁晓夫的调子一样,即强调‘三和一少’。在国内问题上提出‘三自一包’。即强调自由市场、自留地,把集体经济、社会主义市场放在第二位,把私有经济放在第一位,农民的自留地放在第一位。第三就是自负盈亏,小商人做生意要自负盈亏,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三自’。还有‘一包’是主张把土地包到各家去种,不搞集体。当时是一股风,1962年很猖狂。

  “中央联络部部长就主张‘三和一少’。他本来害病,那年春季,他突然积极起来了。此外还有统战部,一部分人主张把几个资产阶级政党在几年内改变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只是两个例子,其他还不止。中央各部,每个部都不是太平的。每个部都可以一分为二。地方上也不是太平的。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就有十几个人是修正主义者。

  “中国如果搞修正主义,你们就不好混。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路线,你们怎么办?你们要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把中国的问题估计得更为严重了。

  1964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了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以后,即刻乘专列离开了武汉前往长沙。

  这时湖南大地的春意正浓。空中有燕雀飞翔,水上有渔船撒网,大田里有社员们在忙碌着插秧;湘江岸边,万绿峥嵘,橘子洲头,鸟语花香。

  毛泽东一到长沙,首先召集湖南省委的一班人见面,详细询问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进展情况,主要是《双十条》下达后,落实到农村“四清”工作中的实际效果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具体反应……

  4月中上旬,在周恩来给毛泽东打来电话请示、汇报工作的时候,毛泽东在电话上对周恩来讲:“赫鲁晓夫又在那里叫喊呢,我们要造成一种声势,全力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反美正义斗争,这对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是一种有力地声援,也是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愤怒声讨,同时是对修正主义者的有力回击!”同时又说,“赫鲁晓夫叫喊归叫喊,我们同苏联人民的友谊是长存的,快到他的70岁生日了,还是发一个电报吧,祝贺他的70岁生日!”

  4月16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电贺赫鲁晓夫70寿辰,表示尽管存在着原则分歧,但一旦世界上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就会共同对敌。

  4月17日,北京举行万人大会并发出通电,支持古巴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反美正义斗争。

  18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同张平化、李瑞山、王延青等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4月19日,毛泽东离开长沙前往南昌。

  在南昌,毛泽东听取了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等人关于农村深入开展“四清”工作的情况汇报……

  这时,全国文联、作家协会等10个单位的全体干部开展起了整风学习;在这次整风学习中,中宣部文艺局起草了《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

  4月22日,毛泽东离开南昌前往杭州。

  列车在行进中。

  在专列上,毛泽东再次听了播音喇叭里播放的现代评剧《夺印》中《劝广清》的一段唱:

  我良言苦口将你劝,

  你是水火不进不愿听;

  你不撞南墙不回头,

  你不遭蛇咬不动心!

  ……

  毛泽东一边听,一边自言自语地哼唱了两句,张玉凤在一旁悄悄地笑着,对毛泽东说:“主席,你唱的不像是评剧,倒像是湖南花鼓戏呢!”

  毛泽东说:“我是唱过花鼓戏的……”

  见毛泽东高兴,张玉凤也不由自主地低声哼唱起了该剧中年轻女会计的一段唱……

  《夺印》这出戏,是集中反映农村中的所谓阶级斗争的戏,戏中的好几段唱腔,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再播出,已经传响在中国的大江南北……

  4月23日,毛泽东到达杭州,再次住进了西湖侧畔的刘庄招待所,这时,江青和她的随行人员已经等候在杭州了。

  4月26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为播发苏共中央2月全会反华文件写的编者按作出批示。

  次日,《人民日报》以6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反华报告和文件,并为此加了编者按。

  当日晚,毛泽东在江青和浙江省委一些同志的陪同下,去看了京剧《芦荡火种》,观看中,毛泽东给予了该剧很高的评价。

  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幽默地对围拢在他身边的人们说:“芦荡里边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的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

  江青乘机提议:“那就请主席给改一个名字吧!”

  毛泽东思考了一下说:“这个故事发生在沙家浜,我看戏名就叫《沙家浜》吧!”

  江青带头鼓了掌说:“这个名字起得好,就叫《沙家浜》!”

  4月28日,毛泽东在听取林乎加、霍士廉、江华等人汇报工作时,就队办企业、核算单位、粮食政策等问题发表了他自己的意见……

  4月30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作了修改。

  这段时间,毛泽东在杭州过了“五一”节,并接见了一个来华访问的外国代表团,在谈话中,毛泽东又讲起了中国共产党内的事。他说:“在党的领导机构上层,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

  5月2日,毛泽东离开杭州乘专列前往上海。

  在上海,毛泽东听取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等人的工作汇报……

  5月9日,毛泽东接到北京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是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等人要来汇报,毛泽东说:“不要来上海了,我这就回去,在路上谈吧!”

  随即,毛泽东离开上海,乘专列径直回京。沿途路过南京、蚌埠、济南、天津等地,李富春和李先念等人的汇报也就先后在这几个地方进行……

  青年教育是大事 中共中央发《九评》

  1964年7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5人小组: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康生、周扬、吴冷西。

  7月4日,毛泽东向新闻界发出指示,要求注意报道提拔新生力量。

  这时候,在哈尔滨军事工程技术学院学习的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来到了北京。

  毛远新生于1941年2月,比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仅小6个月,是毛泽民和朱旦华在新疆迪化迪化,1954年2月改名为乌鲁木齐。结婚后生的小儿子。他苦难的童年是在新疆监狱里度过的。毛泽民1943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后,直到1945年初,在周恩来的多方营救下,张治中释放了关押在新疆的共产党人,毛远新才同母亲回到了延安。后来,朱旦华改嫁了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方志纯,毛远新一直生活在他们的身边。1951年,朱旦华带着毛远新到北京来开会,会后把毛远新留在了毛泽东的身边。从此,毛远新就一直跟随伯父毛泽东生活在北京中南海。毛泽东在各方面都很关心他的这个侄儿,犹如父子一般,可以无话不谈。毛远新中学毕业后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技术学院,学习很认真,就是不大关心政治,这一点,经常得到毛泽东的训诫和教诲。

  7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的游泳池家中很高兴地同毛远新谈话。他问他的这个侄儿:“你看过《九评》没有?”

  毛远新回答说:“只看过《八评》,第九评还没有看到。”

  “哦,第九评也已经写出来了。”毛泽东说,“在我的办公桌上,过一会儿你可以拿去看。”

  “我一定认真看。”毛远新说。

  “接班人的五条看了没有?”毛泽东又问,“懂不懂?”

  “基本都懂。”毛远新点了点头。

  “这五条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毛泽东强调说,“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是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这不都是方法吗?”

  “这些我都懂。”

  “懂就好。”

  “伯父……”毛远新再问,“到底什么是‘四个第一’?‘四个第一’说是林彪提出来的,还说什么‘人的思想工作第一’和‘活的思想工作第一’,那么什么样的思想才叫‘活思想’?为什么在具体工作中总是抓不住?”

  “什么是‘四个第一’?”毛泽东说,“知道了为什么还不抓活思想?听说你们学校政治干部很多,就是不抓基层,当然思想就抓不住。”

  “那么怎样理解阶级斗争呢?”毛远新又问。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毛泽东说,“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从干部到学员全都去,一个不留。今年冬天或明年春天就去,早去比晚去好,一定要去。对于你不仅要去参加5个月的‘四清’,而且要去工厂搞上半年‘五反’。你对社会一点也不了解么!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这样一个政治教育完成了,我才算你毕业,不然军工学院让你毕业,我是不承认你毕业的。”

  毛远新笑着说:“反正到时候有哈军工的毕业证书就行了!”

  毛泽东也微微一笑:“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你毕业了,我还要给你安排这一课。”又说,“你们学院就是思想工作没落实。”

  说到这里,毛远新乖巧地去给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毛泽东吸着烟,继续说:“你要学习马列主义,还是要学习修正主义?”

  毛远新立刻说:“当然是学习马列主义了!”

  “谁知道你学什么。”毛泽东却说,“什么是马列主义,你知道吗?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工农联合政权并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

  毛远新反问:“我们不是早把阶级敌人打倒了吗?”

  毛泽东说:“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权?资产阶级当权?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

  毛远新说:“那让组织上把他们的权夺了不就完了!”

  毛泽东说:“问题不是那样简单呢!阶级敌人到处都有,有的就睡在你的身边你都不晓得。”又说,“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你们学院出了一个反革命知道不知道?他写了19本反动日记,天天在骂我们,这还不是反革命分子!你们不是感觉不到阶级斗争吗?你们旁边不是就有吗?没有反革命,哪还有什么革命。哪里都有反革命,工厂里怎么没有?国民党的中将、少将、县党部书记长,都混进来了,不管他们改变成什么面貌,现在就是要把他们清查出来。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你们学院揭发的几个材料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睡在一起还不知道。”

  毛远新“嘿嘿”一笑:“他们的脑门上又没有写着‘反革命’3个字,我怎么会知道……”

  “要警惕呢!”毛泽东继续说,“你们的政治课主要是讲课,光讲课能学习到多少东西,最主要的是要到实际中去学习。你们为什么光对专业感兴趣?对马列主义不感兴趣?”

  “谁说的?”毛远新说,“我就对马列主义感兴趣!”

  “那是你现在对我说……”毛泽东又说,“你们学院最根本的是四个第一不落实,你不是说要学习马列主义吗?你们是什么个学法?只听讲课能学到多少东西?最重要的是要到实际中去学。”

  这时候,毛远新从他坐的沙发上站起身来,想再一次去给毛泽东点烟,被毛泽东摆手势制止了:“你老实坐下来听我讲么!”

  毛远新只得又重新坐下去听他伯父讲:“全国都大学解放军,你们就是解放军,为什么不学?学院有政治部吗?那是干什么的?有政治教育没有?”

  毛远新肯定地说:“这些都有……”

  “你就是喜欢舒服,怕艰苦。”毛泽东责怪说,“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

  毛远新争辩道:“我也考虑党和国家的事……”

  毛泽东不容争辩地说:“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大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跪下,乞求饶命了!”

  毛远新再次争辩道:“我才不会呢!”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家许多人都是被国民党和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吃过苦,怎么能当上左派呢?”

  毛远新保证说:“我下农村、进工厂,摸爬滚打,争取当左派……”

  毛泽东点一点头说:“有希望,超出我的标准就更好。”

  接下来,毛泽东又对毛远新讲起了在校学习的事:“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5分。你不要去争那个全优,那样会把你限制死了的,你姐姐你姐姐,指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也吃了这个亏。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3分半到4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人家就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你们的教学就是会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

  “不去上课还行?”毛远新说,“我们学院就是部队,是有纪律的。”

  “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

  毛远新说:“学院才不会把讲稿发给我们呢!”

  “讲稿还对学生保密?”毛泽东有些生气地说,“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员束缚死了。”又说,“我过去在抗大讲课时就是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了30分钟,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再答疑。”

  毛远新喃喃地说:“要是你当我们的院长就好了……”

  毛泽东说:“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去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过去公开号召大家争全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唐朝最大的两个诗人连举人也未考取。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毛远新说:“那我要是总不听老师的,还不是总要挨批评……”

  “所以教育要改革么……”毛泽东继续讲道,“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出50%,其他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教改的关键就是教员。”

  毛泽东和毛远新的这一长时间的谈话内容,都被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在一旁认真地记录下来……

  1964年7月7日,解放军空军某部在华东地区上空再次击落美制蒋军U-2型高空侦察机一架。

  消息报到中南海,毛泽东高兴地对即将出访缅甸的周恩来说:“我们的部队打出经验来了……”

  7月10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两种版本开始出版发行。

  7月14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这篇文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理论,着重讲述了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反修防修”的问题。文章包括了中苏两党展开论战以来的对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的最猛烈的抨击。

  文章认为,赫鲁晓夫在苏联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文章还指出:“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扶植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蜕化变质分子,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文章断定,“赫鲁晓夫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想,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腐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成了时髦,社会主义文化受到排斥和打击”;“广大的苏联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对于特权阶层的压迫和剥削是十分不满的……”

  在文章中,针对赫鲁晓夫在苏联推行的“和平演变”政策,关于中国如何吸取教训、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15个方面进行了详尽、严肃地论述: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第五,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

  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第八,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

  第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

  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

  第十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

  第十三,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第十四,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

  第十五,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

  在文章中,还特别强调指出: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还认真谈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所必须具备的5个条件;在每一个条件中,都把苏联的赫鲁晓夫当成反面教员来加以论述: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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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毛泽东返井冈山 英雄跨出友谊关






  1965年5月21日,正当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的勤政殿里主持召开援越会议时,毛泽东已经在江西省委、湖南省委和井冈山市委、永新以及莲花、遂川和宁冈、吉安、酃县县委诸同志的陪同和迎候下,来到了他阔别已经达36年之久的革命圣地井冈山。

  一听说毛主席回来了,井冈山的人民群众沸腾了;尤其是茅坪、茨坪、大龙寨和黄洋界的人们更是欢喜、高兴得不得了,大家纷纷奔走相告:“毛主席回来了!毛主席又回到咱们井冈山来了!”

  一踏上井冈山的红土地,望着依然是满山遍野盛开着的杜鹃花,毛泽东的眼睛不由得湿润了……

  汪东兴和吴连登等人紧紧跟随着毛泽东,陪伴他走过每一处山间故地,而每一处故地都能引起毛泽东许多回忆、每一处都是他深深追思的地方;当地的老百姓们纷纷前呼后拥地簇拥着他,众多的男女老少高兴地喊着、笑着、欢呼着,像迎接久别的亲人一样盛情地迎接着毛泽东。无数的小孩子根本就没有见过毛泽东,就连三四十岁的人们也很少有人真正见到过毛泽东;但他们还是从心底里感到毛泽东就是他们这里的人,毛泽东和他们心连着心……

  巍巍井冈,山高林密,竹繁花盛,树茂草深;一处处涧水像往常一样在万绿丛中潺潺地流淌着,更有莺歌燕舞,令重返井冈山的毛泽东思绪万千、感慨万千。当天,毛泽东住在了他当年曾经多次到过的茶陵。

  这时候,安装在茶陵县委办公楼顶上的高音喇叭里,正播放着激动人心的歌曲:

  雄伟的井冈山,

  八一军旗红;

  开天辟地第一回,

  人民有了子弟兵。

  从无到有靠谁人?

  伟大的共产党,

  伟大的毛泽东!

  伟大的毛泽东!

  ……

  第二天,毛泽东乘坐着由赵毅雍驾驶的吉姆牌轿车,从茶陵出发,绕道江西永新至宁冈。毛泽东从车内向外望去,但见群峰叠翠,满目葱郁;毛泽东深知,这里就是他领导开辟的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根据地啊!

  银灰色的苏制吉姆牌汽车和司机赵毅雍都是由湖南省委派出的。吉姆车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亲切会见老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和干部

  驶进了茅坪的八角楼大院。汪东兴等警卫人员都提前下了车,当赵毅雍也想停车时,却被毛泽东制止了;赵毅雍见机行事,驾车在场坪上围着八角楼绕了一个大圈。毛泽东隔着车窗玻璃深情地向外张望着,随后指示赵毅雍驾车离开……

  毛主席这是要到哪儿去呀?汪东兴等人立刻奔上了各自的汽车,紧随而去。在汪东兴和其他警卫人员的侍卫下,毛泽东乘坐着吉姆车驶上了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的黄洋界;这里,是他曾经亲自指挥过激烈战斗的地方。遥想当年: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在黄洋界口,毛泽东下车休息,并与随行人员合影留念……

  临近中午,毛泽东住进了茨坪宾馆一楼的115号房间;在房间内,宾馆的工作人员请毛泽东在一张宽大的沙发上坐下来,稍事休息。毛泽东环视四周,脸上流露着喜悦的神色,连连夸赞说:“这可和当年大不一样了!那时敌人前堵后追,我们靠两条腿拼命走,上山一千多里路走了半个月,这次坐汽车两天就到,还是机械化好……”

  就在毛泽东休息时,汪东兴去查看宾馆为毛泽东准备的饭菜;这一看不要紧,汪东兴大为摇头。原来,宾馆人员觉得毛泽东一路来到井冈山太辛苦、太劳累了,特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及茅台酒、香烟、苹果;汪东兴深知毛泽东的生活习惯和生活作风,更知道毛泽东的脾气,立刻吩咐工作人员将烟、酒、苹果和鸡、鸭、鱼、肉等菜肴统统撤下去:“你们赶快将烟、酒、水果都收进去吧!”并告诉说,“首长每餐四菜一汤,每天两元五角的伙食标准……”

  吃午饭时,餐桌上为毛泽东准备了4个小碟的菜、一瓷碗汤。饭后,汪东兴走进115号房间,询问毛泽东休息得如何、吃得怎么样?毛泽东说:“可以,休息也好。现在这里的气候适宜,不冷不热。”并问,“大家休息得怎么样啊?”

  汪东兴回答:“都好,吃得好,住得也好……”

  晚上,毛泽东向茨坪人民公社的社员们了解了井冈山地区的水利、公路建设和大家的生活情况,还亲切地会见了当年的老红军、烈士家属、机关干部和众多的群众;座谈中,大家都说非常想念毛泽东,并说如今的生活比过去强得多了,只是农村中缺医少药,人们一旦生了病得不到及时、很好的治疗,大城市里的医院老百姓们根本去不起……

  毛泽东听了这些,深感愧疚地对大家说:“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呢,主要是我,对不起乡亲们;以后,相信我们的党会认真做好农村的医疗保健工作……”

  大家纷纷表示说:“我们相信,我们相信!”

  几天中,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和随行的汪东兴等人一直陪伴着毛泽东;每到一地,几个人发现毛泽东手上总是拿着他那根一直舍不得丢掉的竹拐棍,几乎走遍了早年他曾经在这里战斗过的每一个地方;每到一处,又无一不引起他对过去战争岁月的无限追思。他的思绪、他的感情,一直不能自已……

  一次,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对张平化、刘俊秀和汪东兴等人说:“我离开这里已经38年了,这次旧地重游,回忆起38年前的这段历史,心情总是很激动的。为了创建这块革命的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我早想回井冈山来看看,一别就是38年啊!”

  又一次,毛泽东在山间散步,望着叠翠的青山再一次讲了起来:“井冈山是座好山哩!地形条件好,群众基础好。当年我们在井冈山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住的是破草房,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讲到这里,毛泽东突然转了脸问陪同人员,“井冈山现在还产红米么?”

  在场的汪东兴清楚,毛泽东在中南海一直吃红米饭,吃红薯、芋头、玉米、马齿菜等等,可来井冈山好几天了,还没见到他吃红米饭呢!便赶紧回答说:“有,有!”并补充说,“主席,去年你吃的红米,就是从江西买回去的。”

  “哦……”毛泽东不再讲话,继续散步……

  第二天,毛泽东的餐桌上增添了一碗红米饭。

  在井冈山期间,毛泽东的日常工作依然很忙。他叫汪东兴随时与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保持联系,并让汪东兴转告中央和周恩来,他在井冈山的一切情况都很好,中央如有重要文件,可派飞机送南昌后转送井冈山……

  5月25日,毛泽东写词一首: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全词上半阕既表现了毛泽东对井冈山的深切怀念,又赞美了井冈山的崭新面貌和饱经风雨而决不为任何艰难险阻所吓倒的革命精神;下半阙更是表现了毛泽东永不衰竭的革命斗志和宽广博大的胸怀,并明确指出了在革命的实际斗争中要敢于藐视各种困难、树立必胜信心,坚定不移,脚踏实地地向前迈进……

  当天晚上,毛泽东对报送来的中央常委接见军委工作会议全体同志时的指示纪要写了批语。

  在茨坪的日子里,毛泽东改变了他夜间工作、上午休息的习惯,而是每天早上吃完早饭就去散步;在满目青翠的山林中,他大步流星地走着,常常把跟随他的卫士和护士长吴旭君等人落下很远,大家都赞叹毛泽东的身体真是棒极了。有时,他会用他手上拿着的那根竹拐棍当成“开路棍”,比比划划地在前趟路,就好像是回到了38年前似的,那样生动活泼、那样豪情满怀……

  一天吃午饭时,吴连登从菜中吃出了一只小虫子;为这事,饭后吴连登去找了宾馆的炊事员。炊事员是位老同志了,觉得自己没有照顾好毛主席,难过得直掉眼泪……

  事后,吴连登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责怪说:“吃了虫子算什么?不要去找,一找人家就得挨批评;另外,你是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千万不可以盛气凌人……”

  离开毛泽东后,吴连登再去找了炊事员,向炊事员讲了毛泽东说的话,竟令炊事员的眼泪滚淌得更多了;这位炊事员一边掉着眼泪,一边激动地说:“毛主席啊,您真是我们的好领袖、好当家人啊!”

  在茨坪,毛泽东赶上了几场大雨。有一次大雨过后,毛泽东在汪东兴、张耀祠和几名卫士的跟随下又去竹林中散步;面对万竿蓬蓬勃勃的雨后翠竹,毛泽东像是有些陶醉了。忽然,他问卫士和跟在他身边的胡殷红:“你们哪个晓得,为什么不能在下过雨的竹林里屙屎?”

  没等有人回答,他便自我哈哈笑着说:“雨后春笋节节高,形容竹子长得很快;要是在下过雨的竹林里屙屎,竹子会把你串起来呢!”

  大家一听都笑了,而毛泽东的笑声最响亮、笑得也最开心……

  几天下来,毛泽东深深感叹着新旧社会的巨大变化,他缅怀当年在这里的诸多往事,更深邃地思考着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为此,他在临离开井冈山之际,又写了一首感情丰富、气势宏伟的长词:

  念奴娇・井冈山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5月29日,毛泽东惜别了井冈山。临行前,吴连登去到宾馆的会计室,找会计雷良钊结算毛泽东的伙食费。可雷良钊说什么也不收:“38年前,毛主席在我们这里吃红米饭、南瓜汤,为穷人打天下;如今他老人家故地重游,是对我们井冈山人民的最大关怀。我们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他老人家,仅仅严格按照你们的规定为他做点普通饭菜,也就十几块钱,叫我们怎么忍心收下?”

  吴连登觉得雷良钊说得在理,但他不敢违背毛泽东的“规定”,只得再三解释:“首长和我们工作人员外出有严格的约法和开支规定,这是纪律,我必须遵守……”说着,他拿出一个小本子,给雷良钊读起了上面写的内容:

  凡首长需要的一切东西,托当地代办的,必须货款两清,对方不要钱,我们就不收东西。

  严格认真地执行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中五条指示,不得大吃大喝、请客送礼、公私不分、铺张浪费,不得用任何名义向地方要东西不付钱。

  吴连登耐心对雷良钊说:“托你们为首长做饭菜,钱和粮票必须付清,请你收下吧!”

  雷良钊还是不收。吴连登只得再说:“毛主席最反对搞特殊化。前几年,他身边的个别工作人员随他外出巡视时,曾向一些地方索取过东西,后来我们在中南海院内整风时对这位同志进行了批评和帮助。毛主席知道被揭露的事实后,非常气愤,不顾这个人在他身边工作多年,仍然果断决定将其调离了中南海,另行分配工作……”接下来又说,“随后,毛主席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近两万元钱,派人到各地一一退赔并道歉,以挽回造成的不良影响。你说,我能不交清钱和粮票离开井冈山吗?”

  听了这些,雷良钊还能说什么呢?他只得两眼饱含着热泪,开出了两张发票:

  井冈山管理局交际处1965年5月29日00006482号

  伙食费/7天――每天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