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自1920 年冬至1921 年初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成为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即将革命理论付诸实践，至1924 年这几年的时间里，他依据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与俄国革命的经验，也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把主要精力投入组建政党与发动工人运动等实践活动中。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72 页。②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16 页。③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54 页。④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54 页。⑤ 参见《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36～137 页。⑥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02 页。

　　一组建政党

　　毛泽东不仅明确认识到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唯物主义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来组党。

　　中国共产党是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20 年8 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紧接着，李大钊于10 月建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毛泽东受陈独秀之委托在长沙筹组共产主义小组①。8 月13 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鼓励他要“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②。9 月16 日，蔡又来信建议毛泽东在最近期内“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③。毛泽东对于蔡和森的主张，“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表示要尽一切努力去进行。在组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过程中，毛泽东与何叔衡等经常同北京、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取得联系，接受其帮助和支持。陈独秀、李达等人则随时把上海建党、上海机器工会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起草等情况告诉毛泽东，并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共产党》月刊寄给毛泽东。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准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 年冬正式宣告成立。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毛泽东采纳蔡和森的在发展党员方面注重质量，在开展活动方面注意秘密的建议，把主要精力放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方面，以便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优秀分子入党。

　　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先于1920 年8 月在上海成立，是一个半公开的革命组织。10 月，毛泽东在收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章程之后，与何叔衡等人加紧在长沙建立团组织的工作，到12 月底，在长沙地区物色了20 名左右的骨干分子。1921 年1 月3 日，在新民学会举行的新年大会上，决定成立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关于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宗旨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要“找真同志”①，并通过这些人到各地各行业中，首先是在各学校青年学生中“努力结些同志作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②..1921 年1 月13 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毛泽东亲自担任书记。他非常重视从思想上和组织上采取多种形式去教育青年团员，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理论素质，至是年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长沙地区的青年团员到达39 人。随后，又在省立第三师范、第三女师、第三甲种工业学校，共发展了40 多名团员。这些团员中的许多人如郭亮、肖述凡、彭平之、夏曦等，后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工农运动的优秀组织者和领导者。

　　1921 年7 月，毛泽东与何叔衡二人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明确规定中国共

　　①参见《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共产主义小组》（下），第472页。

　　②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87、88 页。③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15 页。① 转引自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319 页。② 转引自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319 页。产党必须遵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理论，为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党必须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大会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毛泽东在会上“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①。在会议过程中，代表们互相交换各地建党条件和革命工作进展的情况，湖南被认为是最有基础的省份之一。

　　大会闭幕以后，毛泽东和何叔衡于8 月上旬回到长沙，积极进行湖南地方党组建的工作。1921 年10 月10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省支部――湖南支部宣告成立于长沙，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易礼容等任委员，党员还有彭璜、郭亮、彭平之、陈子博等，共计10 人左右。关于中共湖南支部成立的具体情况，据萧三回忆说：“一个秋凉的日子，在长沙城外协操坪旁边的公共坟墓场里，有几个人在散步。他们一时沉默地站在坟堆子和墓碑中间，一时在坟墓中间的小路上走动，彼此热烈地谈论。在高高身材、背略有点躬的毛泽东同志的旁边，走着宽肩膀、矮矮身材、一口黑胡子的何叔衡同志”，还有彭平之、陈子博、易礼容等，“这一天在这里讨论组织湖南共产党的问题。..就在‘三十节’（1921 年即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十日）那一天，湖南省的共产党支部正式成立了。毛泽东同志被选为书记。”②

　　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后，根据中共“一大”决议和1921 年11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精神，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一方面积极发展党团组织，一方面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团优秀骨干。

　　在发展湖南地方党组织方面，毛泽东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在青年学生中间。省城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省立一中学、长郡中学、商业专科学校等处，是毛泽东进行重点发展党员的地方。此外毛泽东多次去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联络革命同志，宣传马克思主义，吸收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优秀分子入党，于1922 年5 月建立了中共衡阳支部。在工人群众中，毛泽东也进行了许多艰苦深入的工作。除了在长沙的粤汉路、第一纱厂、电灯公司、造币厂、黑铅炼厂以及泥木、缝纫、印刷等行业中发展了一部分党员之外，他把重点放在工人比较集中、生活极为低下、革命热情较高的安源路矿。1921 年12 月，毛泽东第二次到达安源，“以朋友的关系”深入矿井、工棚、餐宿之处，详细了解工人的疾苦，并在晚上邀约工人到小伙铺座谈，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号召他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与资本家进行斗争。根据工人的要求，于1922年1 月由李立三创办了安源工人补习学校。2 月，吸收安源工人朱少连等6人入党，建立了湘区最早的第一个产业支部――中共安源支部。

　　从1921 年10 月中共湖南支部成立至1922 年5 月这半年多时间里，经过毛泽东等人的深入细致的工作，湖南范围内无论党的组织，还是党员人数，都有较快的发展。在组织发展方面，先后建立了长沙、衡阳、安源3 个党支部；在党员人数方面，由长沙支部成立时的10 人左右发展到30 余人。按照中共中央局1921 年的通告中，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5 个地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明年七月”都能发展党员“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规定，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简称湘区委）于1922 年5 月底成立。毛泽东任书记，区委机关设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 号。

　　①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二）第215 页。

　　②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解放日报》1944 年7 月1 日。

　　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的成立，为进一步健全和发展湖南地方党的组织，壮大革命力量，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毛泽东曾先后在粤汉铁路新河站吸收了程帝广、卢士英等人入党，建立了党小组；在长沙泥木、铅印洁版、缝纫、纺织工人中吸收了任树德、张汉藩等多人入党，并建立了泥木工人党支部。在毛泽东的关注和指导之下，郭亮在岳州建立了党小组，在铜官建立了党支部；蒋先云在常宁水口山建立了党支部；黄静源在株洲铁路站建立了转运支部；陈弗章、余贲民在平江建立了党小组。此外，常德、浏阳等县均在稍后一年余时间里建立了党小组或党支部。据统计，到1924 年5 月止，湖南全省中共党员的数量迅速增加，仅长沙就有党员89 人，安源60 人。

　　在发展湖南地方团组织方面，毛泽东也予以特别的重视。他根据中共中央局1921 年11 月的通告中要求的“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的规定，自1922 年1 月13 日成立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逐渐将发展青年团的工作由学校转入工厂，重点放在泥木行业、粤汉铁路、安源路矿、水口山铅锌矿、湖南第一纱厂等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并几次赴衡阳培养团的骨干，于5 月1 日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衡阳地方执行委员会。他在6 月7 日给当时在团中央机关工作的张秋人汇报有关团务工作的情况时说：“衡阳S・Y 现有五十余人，都是好的，书记是秦北平，通信由‘衡阳第三师范贩卖部赵

　　1926 年6 月，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论述中国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时，向革命党人疾声呼吁：要“注意农民问题”。他说，中国农民问题，在以前没有研究过，远自文武周公，以至现在学校著书立说之知识界，都没有注意到这点，一般同志更不肯到乡下去做农民运动。这样，革命就得不到农民的同意和拥护，就一定要失败。毛泽东的疾声呼吁，不是他讲课时即兴的情感冲动，而是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客观的社会基础和根植于农民沃土中的心理因素的。

　　一陈独秀的误区

　　毛泽东把寻找革命力量的视角投向农民，认识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与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有着直接的联系。换言之，是对陈独秀寻找革命力量所犯错误的经验总结。

　　陈独秀作为党的领导者，面对强大的反革命势力，不能不寻找革命的力量。但是，由于他没有真正了解中国的国情，对于农民的认识作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1923 年4 月25 日，他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把资产阶级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革命的资产阶级”即“工商业资产阶级”。这部分资产阶级“因为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妨碍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而赞成革命”，故是“革命的资产阶级”①。这里陈独秀虽未使用“民族资产阶级”的概念，但指出了这种“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民族性，所以其实是指民族资产阶级。第二部分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素来是依靠外人的恩惠及利用国家财政机关与军阀官僚势力，造成了畸形的商业资本，专以卖国行为增加他们货币的富，他们自然而然要依附军门官僚及帝国主义的列强而反对革命”。陈独秀把这部分资产阶级称为“官僚的资产阶级”：②第三部分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是指小资产阶级。他把小资产阶级也划入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是不科学的，因为小资产阶级应属劳动阶级范畴。所以他实际上还是把资产阶级分成两部分的。他对中国资产阶级构成的这种划分，算是较早而颇有价值的。但陈独秀对“工商业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则完全不了解。更具消极影响的是，他

　　①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 期）。

　　②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 期）。

　　过高地估计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①。他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点。”②陈独秀不仅把“工商业资产阶级”视为革命的主要动力，甚至视为当然的统帅，要求无产阶级承认它的领导地位。他说：“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③并认为这是中国革命的“正轨”。由此，他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是实现资本主义的前途。而对无产阶级，他却估计很低。他认为：“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所以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④。只是请资产阶级“承认无产阶级的势力而与之携手进行”⑤革命而已。按照陈独秀的理论逻辑，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来领导，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只有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有了充分的发展，无产阶级队伍壮大之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的“胜利之奋斗中”只是“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这样就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脱离时代条件和中国国情的错误观点，这就是对中国民主革命造成了很大危害的“二次革命”论，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基础。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错误的原因很多，主要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脱离了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实际，从而低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否定了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在这里，他看不到中国无产阶级所特有的优点。实际上，中国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年龄更大些，资格更老些”，社会基础也更广泛一些。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无产阶级队伍发展很快，至“五四”运动时已发展到200 多万人。在质量上，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仅具有世界无产阶级的一般优点，而且具有自己特殊的优点：他们身受三重压迫，斗争最彻底；他们相对集中，便于团结战斗；他们同农民有天然的联系，便于结成工农联盟，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但是最关键的，是陈独秀看不到中国工人阶级虽然人数相对较少，却在他们背后有农民这样一支最广大的同盟军。他在阶级分析的过程中，夸大了农民的落后性，实际上否认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虽然也说：“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①但紧接着他就过多地强调了农民的落后性，认为“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他还强调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他们反对地主也只不过是转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总之陈独秀虽也一般地认为国民革命要有农民之加入，但具体分析农民的特性时，便以所谓保守、苟安、散漫、自私而否定了农民的革命性，也即实际上否定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

　　①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 期）。

　　②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 期）。

　　③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④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⑤ 陈独秀：《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①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 年12 月1 日）。

　　随着1923 年2 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被血腥镇压下去，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受到严重挫折而转入了低潮。血的代价惊醒了中国共产党人：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长期不能得到充分发展，所以无产阶级力量相对来说仍是弱小的，要战胜强大的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必须寻找新的革命力量，并与他们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共同对付强大的敌人，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而单靠“工人阶级独立的争斗是不能得到胜利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此后，党便采取了积极的步骤，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而共同进行国民革命。这样的认识和措施无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然而由于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夸大农民的弱点，轻视农民的作用，便没有也不可能热心到农民中去寻找新的革命力量，而是把视角的重心投向资产阶级。

　　陈独秀用错误的认识和理论去看待和指导革命，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和危害革命。在实践中则表现为一再向资产阶级妥协退让，而指责和非难农民运动。比如从1926 年上半年开始，革命形势迅速发展，阶级斗争日趋激化。陈独秀却先后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中三次向国民党右派退让，以后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妥协甚至愈来愈严重。而对农民运动却进行指责、非难和限制，在农民政权、农民武装等问题上处处束缚农民的手脚，生怕农民运动的发展吓跑了资产阶级而干不成国民革命。因此，在对资产阶级的妥协越来越严重的同时，对农民运动的压制也越来越严重。

　　毛泽东针对陈独秀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的错误观点及陈独秀的错误做法，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最广大的同盟军的思想，提出了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的观点，并对陈独秀有关农民运动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指出：“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干革命前途有所补益。”①他强调：对于农民运动，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②时局将迫使每个中国人迅速地做出选择。毛泽东适应时代的潮流，做出了领导农民运动的选择，在理论与实践上，把农民问题摆到了国民革命的中心位置上。

　　二历史的启示

　　美国莫里斯・迈斯纳曾经指出：“对生活与劳动相结合的农村理想和生活朴素及劳动努力的农村传统深情眷恋，是半个世纪以来毛主义的思想特点，毛虽然从未证明农民传统就是社会主义，但他确曾赞扬了中国农民的革命传统，对传统的农民起义者们的英雄行为心驰神往，极感兴趣。”①我们绝不能同意以此来否定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以及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2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3 页。①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97 页。家和领导者的地位。但也确实反映了毛泽东根植于农民群众的沃土之中，农民的优良传统对毛泽东以深刻影响的基本事实。正是这种思想根基，不仅使毛泽东深切了解旧中国农民的艰难困苦，更使他认识到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这种巨大作用给了他巨大的历史启示，为他认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提供了思想资料。

　　“一篇读罢头飞雪”。认真研读历史，是毛泽东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方法。他爱读古书，尤其喜欢读关于中国历史的古书，这可以说是他一生的生活嗜好。毛泽东从小上学读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而爱看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古代中国许多农民造反，上山为“匪”，安营扎寨之类的传奇故事，及农民战争推翻封建王朝的故事，对他认识中国农民，得出关于农民问题的科学结论，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的确，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农民的反抗斗争确实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处在社会“宝塔”底基的灾难深重的中国农民，世世代代几乎从未停止过反抗和斗争。“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②所以毛泽东认为：中国四千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农民阶级反抗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史。①从公元前20 年“陈胜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武装起义爆发，到近代太平天国革命，其间有过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刻，实为世界历史所罕见。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大起义，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直至推翻秦皇统治。唐朝末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南北转战，长达十年，终于使唐王朝彻底覆亡。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驰骋于长江以北广大地区，直捣部城北京，推翻了明王朝等等。“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每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打击了封建统治，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见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已展示出了中国农民革命的伟大力量：”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②进入近代中国社会，农民仍在起着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作用。太平大国农民革命，数十万农军齐下南京，建立了与清政府对峙的威震全国的农民政权，并开始承担着反对本国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的双重任务。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斗争怒火，燃遍了京津地区，长城内外，其时的中华大地，旌旗猎猎，刀光闪闪，英勇不屈的农民群众，同侵略者进行着殊死血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在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近代史上历次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实际上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反侵略战争。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中，农民更是显示出了巨大威力。两次东征陈炯明，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都显示出农民的巨大力量。据农讲所学员的听课记录，毛泽东在农讲所讲到这个问题时，还对工农的力量作了明确的比较。他说：“广东的农民帮助订刘杨，平陈炯明..等都出有很大的量力（疑为“力量”――引者）。倘若国民革命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则仅占人口二百万，现在组织起来的只有成十万，工人的大炮不过如此；而农民的大炮则甚多，能够将

　　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25 页。①参见毛泽东《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1926 年3 月18 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25 页。帝国主义、军阀打倒。..如将来农民组织起来，则军阀不崩自溃。”①总之，毛浑东从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中即从历史的启示中，越来越认识到了农民在中国历史上和中国近现代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识到了组织和发动农民、指导农民斗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农民观的转变

　　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形成，不仅有其客观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影响，而且有其直接的理论来源，这就是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农民观的结果。

　　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农民问题历来受到革命者的重视。马克思在总结1848 年法国革命的经验时就曾认为，无产阶级如果不发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起来革命，不同他们建立巩固的联盟，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他又指出，德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也“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②恩格斯也指出：“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为了夺取政权，工人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③马克思认为，在一切农民的国度里，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农民的有力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独唱就将变成孤鸿哀鸣，注定要失败。④即使革命取得了胜利，则共和国“天平的升降”仍然“要取决于农民投进票箱的选票”⑤。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也十分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只有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①列宁在驳斥孟什维克由于轻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因而害怕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会使革命规模缩小的机会主义观点时，指出：“事实上只有当资产阶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资格同无产阶级一起奋斗的时候，俄国革命的规模才会真正开始发展起来。”②他强调：无产阶级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③斯大林甚至一度把农民问题提到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的高度④。他号召殖民地国家内的共产主义者，首先要“和农民结合起来”⑤，..去反对帝国主义，并反对资产阶级的妥协。

　　但是，当毛泽东投身革命的时候，并没有因为他出身农家，与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农民传统和农民革命有着浓厚的兴趣，就立即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观。

　　如前所述，毛泽东早期寻找济世良方的时候，把改造世界的希望寄托在英雄豪杰身上，殷切期待“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出世，担当起改造世界的重任。后来，他以救国救民的姿态投身革命时，写下了“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誓言，认为“我国现状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成是社会革命的中坚力量。当他开始接受乃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虽然看到了民众大联合的力量，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农民还不可能达到深层次的理性认识。因此，他把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对农民这支革命的主力军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这正如后来毛泽东自己所说的：“第一个时期，我们没有看清农村。当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抛弃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就是说，不懂得用阶级的观点看农村。后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在这个时期，我研究过农村，办过几期农民运动讲习所，虽然有些马克思主义，但是看得不深入。”①这就是说，我党，包括毛泽东在内，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一个时期内，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观，农民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①据第六届农讲所学员金绍

　　毛泽东实现世界观的转变之后，站在新的起点上，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卓有成效地发动和领导了湖南省的工人运动。但是，第一次全国性的工运高潮被中国的反动势力镇压下去了。“二七”惨案的鲜血唤醒了中国共产党，也教育了毛泽东：中国革命没有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参加，绝无成功的希望。从此，毛泽东把视角投向了农民同盟军，以后又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从此，他把工作重点转向了农民问题。

　　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306～307 页。1959 年6 月，毛泽东回到韶山，抚今追昔，激情满怀地写下了“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的壮丽诗作。这是他对1925 年和1927 年亲自发动和领导韶山农民进行轰轰烈烈的斗争的深情回忆，更是对农民运动在革命斗争中伟大作用的热情歌颂。

　　与陈独秀阻拦、指责农民运动的态度截然相反，毛泽东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因势利导，积极地领导农民运动，并从中看到了农民运动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作用，得出了“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的著名论断。

　　一农民运动的尝试

　　1923 年春，毛泽东以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的名义亲自委派水口山工人俱乐部主任和安源俱乐部负责人刘东轩、谢怀德等同志，到赵恒惕的老家衡山岳北，领导衡山农民对土豪劣绅、封建礼教、宗法制度发起了全面进攻，同年9 月，成立了湖南第一个真正的农民革命组织――衡山岳北农工会，成为湖南产业工人同农民结合的伟大开端。

　　1923 年4 月底或5 月初，毛泽东离湘赴沪，调中共中央工作。6 月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局秘书。由于党务工作十分繁忙和积极为国共合作奔走，致使他身体虚弱、睡眠不佳、体力不支，加上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策略上与陈独秀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于是他于1925 年2 月回韶山养病。养病期间，遵照中共“四大”的精神，在韶山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农民运动，亲手点燃了农民革命的熊熊烈火，从而使他直接投身农村去寻找新的革命力量，寻找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一是广泛的宣传。毛泽东回到韶山后，一方面前来探望的乡亲川流不息，另一方面他自己利用走亲访友的方式，广泛接触贫苦农民、进步知识分子和部分开明绅士，调查农村的政治经济状况，了解农民的要求，分析农村各阶级的地位和对革命的态度，并向他们宣讲革命的道理，号召农民团结起来开展斗争。他以生动的事实和比喻，深入浅出地启发贫苦农民提高政治觉悟。向他们讲述世界上为什么会有穷有富，为什么农民起早摸黑，一年到头，种出了粮食和棉花，而自己却没吃没穿；而地主不劳动，却吃大鱼大肉，穿绞罗绸缎，有权有势。听了毛泽东讲的道理，受苦的乡亲们明白了这根本不是什么命运决定的，而是军阀和地主豪绅残酷剥削压迫的结果，是社会制度不合理造成的。毛泽东还用本乡的事实进一步告诉农民，天下的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极少数，受剥削和受压迫的人是大多数。接着他以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折不断的生动比喻告诉农民，只有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开展斗争，才能打倒地主阶级、摆脱贫困，争得做人的权利，过上幸福的生活。毛泽东还把帝国主义比作洋财东，以帝国主义指使各派军阀争权夺利以致造成连年军阀混战的事实，说明帝国主义是地主阶级和封建军阀的后台老板，说明不但要打倒地主阶级，还要打倒帝国主义。

　　二是周密的组织。首先是组织农民协会，在广泛宣传发动的基础上，毛泽东不断发现和培养了许多革命积极分子，通过他们的四乡串连来进行秘密农协的组织工作。这时，毛泽东在安源亲手培养入党的雇农毛福轩，也从安源回到韶山，协助毛泽东开展农民运动。二、三月间，在毛福轩、毛新枚等串连发动下，韶山一带的许多乡成立了秘密农协。其次，创办农民夜校。为了使更多的农民接受革命教育，参加农民运动，毛泽东利用伪省长赵恒惕用以装饰门面的所谓平民教育的合法形式，通过秘密农协的活动，创办了农民夜校。随同毛泽东来韶山的杨开慧，也同毛泽东一样，经常深入农家了解疾苦，启发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成为毛泽东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的得力助手。夜校开办后，由杨开慧协助主持夜校的工作。在夜校里，坚持把传授文化知识同宣传革命真理紧密联系起来。通过上夜校，农民不仅学了文化知识，而且提高了团结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政治觉悟，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短短几个月，韶山便涌现出了20 多所农民夜校。夜校的明灯照亮了韶山冲的黑夜，照亮了韶山农民革命的道路。夜校学员积极参加秘密的活动，这使农协随着夜校的发展而在各乡都建立起来了。再次，建立中共韶山支部。毛泽东非常重视在农民运动中加强党的建设。在领导农民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政治觉悟高、工作积极、善于联系群众的积极分子，如钟志申、庞叔侃、毛新枚、李耿侯等。为加强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毛泽东决定吸收他们为韶山第一批中共党员。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毛福轩任党支部书记。此后，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导下，在韶山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韶山农民运动更加迅猛发展。最后，组织“雪耻会”，“五卅”惨案后，毛泽东立即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指示秘密农协在各乡成立“雪耻会”，进行反帝爱国活动。由于军阀和土豪劣绅对群众反帝爱国斗争的“雪耻会”不敢公开反对，毛泽东便指示秘密农协要利用“雪耻会”这个合法的组织形式，发展农民革命组织，壮大农民革命力量，韶山党支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进一步发动群众，在原有的基础上，“雪耻会”由20 多个乡扩大成“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毛泽东参加了成立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韶山农民团结起来，进一步开展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斗争。

　　三是有力的斗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韶山农民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在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开展了有力的斗争。当时韶山一带掌管学校行政的教育会和掌管经济的学委会，都操纵在土豪劣绅及其走狗手里。他们对农民运动百般阻挠，公开与雪耻会作对，不准进行反帝爱国宣传，不准办农民夜校，不准农民上夜校读书。且贪污公款，克扣薪饷。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指示党支部发动群众，把教育会和学委会的权力从土豪劣绅的手中夺过来，使学校为农民的革命斗争服务。在斗争策略上，毛泽东说，我们的办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赵恒惕颁布的教育法令，明明规定所有地方教育机构的负责人，都要经过选举。我们就利用这块假民主的狗皮膏药跟他们斗争。党支部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依靠进步教师，揭露了掌握教育行政大权的土豪劣绅及其代理人破坏反帝爱国运动和反对农民革命斗争及贪污公款、克扣薪饷等罪行，改组了教育会和学委会，选举李耿侯、庞叔侃等为两会执行委员，10 多所学校的校长也由进步教师担任。这年夏天，韶山地区一个多月没下雨，田地龟裂，禾苗枯萎。许多农民家里揭不开锅，而地主豪绅却趁火打劫，囤积居奇，哄抬粮价，一升米由60 文很快涨到160 文，并将谷米运到湘潭等地牟取暴利。在旱情严重威胁农民的时候，毛泽东到处奔走，了解灾情，指导斗争，指示将农民组织起来，反对囤积居奇、阻止偷运谷米。党支部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马上以“雪耻会”的名义，坚决开展平粜、阻禁的斗争。他们要求团防局长、土豪成胥生组织平价粜谷给农民。这一要求被拒绝后，又组织数百农民点着火把，带着扁担箩筐，连夜跑到银田寺河边，将成胥生等

　　豪绅地主准备运往湘潭县城的粮食全部截住。成胥生半夜闻讯，急派团丁镇压，团丁见农民人多势众，慌忙朝天开枪，妄图吓跑农民。附近农民闻声赶来，声势反而更大。要求平粜谷米、不准偷运出境的怒吼声响彻银田上空。逼得成胥生只好按平价将粮食粜给了农民。其他土豪见势不妙，也都被迫同意平粜。韶山党支部领导的平粜、阻禁斗争取得了胜利。接着，党支部又领导农民进行了增加雇农工资、减轻租息等斗争，都取得了胜利。

　　至1926 年8 月底，毛泽东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已逾半年余。半年多的农民斗争，沉重打击了土豪劣绅。敌人便视毛泽东为眼中钉。团防局长成胥生密告赵恒惕，要求派兵逮捕毛泽东。在当地农民的护送下，毛泽东机智地离开韶山，经长沙去广州。去广州后，他还时常关心着韶山农民运动。11 月从广州来信，指示韶山党支部派庞叔侃等去广州农讲所学习，建议把“雪耻会”变为公开的农协组织，以便更广泛更深入地发动农民开展对地主豪绅的斗争。还寄来了农协组织章程。

　　毛泽东在韶山卓有成效的农民运动实践，为他后来系统研究中国农村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认识农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伟大作用，进一步领导全国农民运动，准备了丰富的感性材料和重要的理论依据。

　　二百姓齐，泰山移

　　思想指导实践，实践又产生新的思想。在领导韶山农民运动的实践中，农民所表现出来的战斗精神和巨大力量，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他越发注意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农民阶级的重要地位。由此，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逐渐提到新的高度。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他提出了“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科学论断。并围绕着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向学员们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教育，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大大地推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和全国农村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1925 年8 月，毛泽东到广州后，农民问题在他的心目中的位置就明显地突出起来了。他接连在一些场合突出他讲述农民问题并连续发表关于农民问题的文章。10 月20 日，在他撰写的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中，热情赞颂了广东的同志领导农民同地主所作的斗争。讲到大会的责任时强调：尤其是要“发展那占广东全人口80％即二千数百万的农民大群众的组织，以保障而且扩大我们的胜利”①。10 月27 日，在这次大会的闭幕演说中，他专门批判那种认为现在是反帝时期，要一致对外，不要扶助农民以与土豪劣绅作对的所谓“中间派”②的奇怪论调，并尖锐地指出，这种所谓中间派的理论是站在反革命那边的理论，它违反了全国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违反了孙先生的理论与策略。并断定这种反对农民同地主斗争的所谓中间派是“不能存在”、“不能立足”的。他认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因此这个问题尤有提出来讨论的必要③。同年11 月，毛泽东在《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的调查表上，明确填写自己现在是“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12 月1 日，他在《革命》半月刊上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

　　①毛泽东：《<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1925 年10 月20 日）。

　　② 参见1925 年10 月28 日广州《民国日报》。③ 参见1925 年10 月28 日广州《民国日报》。分析》一文，1926 年1 月1 日，他又在《中国农民》第一期上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的专论，这两篇文章集中体现了这个时候他“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成果。

　　从1926 年5 月起，毛泽东在广州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在这里，他除了担负领导责任外，还亲自给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收集整理各方面的资料，编辑《农民问题丛刊》，成立“农民问题研究会”，根据农民运动的实际，毛泽东亲自为研究会拟出了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平粜、地方政治组织、团防、妇女地位等36 个调查研究项目，引导学员调查研究各省农村的阶级斗争情况和农民运动情况。另外，还经常印发一些表格或调查提纲，要学员将自己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填写。这些调查研究活动，使学员们交流了各地情况和各自的学习体会，加深了对家乡和全国农村的认识，为以后从事农民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了使学员们把学到的革命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还组织全体学员，到广东海丰、韶关等地学习，参加火热的斗争，学习和摸索农民运动的经验。他还邀请彭湃讲授海丰和东江的农民状况及农民运动情况，给学员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次，毛泽东给学员们讲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讲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时，他以丰富的材料，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把旧中国的阶级压迫形象地比作一座多层的宝塔，并指着他画在黑板上的宝塔说，宝塔的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绰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然后他分析道，压迫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重大山就一定可以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接着他又用大量生动的事例和深刻而有说服力的分析，阐述了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农民辛辛苦苦终年劳动，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的悲惨遭遇，进一步说明社会上受剥削最深、受压迫最重、生活最痛苦的是农民，也即农民又是宝塔塔基下的底基。

　　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民是中国社会宝塔的底基的比喻是十分贴切的，与中国农民的境遇是完全一致的。旧中国的农民历来被压迫在社会的最底层，受着沉重的政治压迫和残酷的经济剥削。在奴隶社会，压在中国奴隶头上的就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遍布各地的奴隶主。奴隶主贵族养尊处优，不事劳作，却穿华丽服饰，吃山珍海味，住高敞宫室，玩珍宝狗马。居有臣妾侍候，出有车辇代步，与此相对照的是，奴隶们日夜劳碌、累死拼活，却一无所有，两手空空。住透风漏雨的茅棚土舍，吃不能下咽的野草苦菜。他们呐喊：“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尤其残忍的是他们随时部有可能被施以骇人听闻的酷刑与惨无人道的殉葬。自周秦以来的封建社会及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对于奴隶社会来说虽是进步了，但压在农民头上的仍有乡绅地主、王公贵族、贪官污吏、宰相皇帝，进入近代中国更加上帝国主义、反动军阀、买办阶级等等。豪绅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近现代封建法西斯国家政权对农民的强力压榨，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民的野蛮的武装掠夺等，并不亚于奴隶社会中奴隶主对奴隶的狠毒性。农民将自己收获的六、七成甚至

　　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①。苛重的田赋，繁杂的捐税，沉重的劳役，频繁的天灾，强制的封建宗法制度，根深蒂固的封建伦理道德等等，像无数根粗大的绳索，将农民死死捆在难以活命的小块土地上，使他们在令人窒息的罗网中苦苦挣扎。在极端落后的农村经济环境中，广大农民“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②逃荒讨饭比比皆是，饥寒而死不可胜数。吃糠渣野菜、嚼树皮草根，更是家常便饭。农民之经济地位，已濒临绝境，老弱者辗转以至死亡，强壮者则沦为乞丐、兵匪、娼妓、流氓。据北京农商部统计，1914 年至1918 年，4 年之间减少农业户数1564 万余户，平均每年约减少400 万户。在政治上，农民被束缚于封建统治制度之下，毫无人身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③这就是旧中国广大农民的悲惨遭遇。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严重性的深刻论述和“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的号召，使来自农村的学员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大大增强了学员们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斗争的决心和斗志。他们表示，回去以后一定要带领农民，团结奋斗，打倒地主豪绅，把贫苦农民早日从“宝塔的底基”下解放出来。

　　三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1926 年6 月，毛泽东在给学员的讲课中，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社会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分析，在实际上说明了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

　　中国革命就是为了解放各受苦阶级阶层的人民，而别的阶级阶层问题的解决，都有待于农民问题的解决。毛泽东经考察后向学员分析道：工人要增加工资，减少工时，藉以改善经济待遇，那么，资本家手里的原料必须廉价、丰富，产品必须畅销。而原料是农民供应的，如果农民问题不解决，他们就无法生产丰富而廉价的原料；又因农民是工业品的最大消费者，若农民很穷，买不起工业品，则资本家产品肯定滞销积压。而如果资本家既无丰富而廉价的原料，又不能畅销其产品，甚至连工厂都有可能倒闭，那么工人哪里会有加工资减工时之希望。可见要想达到工人斗争的目的即要解决工人问题，必先待农民问题之解决。①至于商人，即是从农村收购原料进城市，从城市运工业品到乡村，从中获得利润。如此便决定了商人与农民的密切关系：“农民既穷，则农业品也不好，商人购买亦难其选。再农民之购买力不足，则对于工业品当然不要。而工业品之销售多属于农民，农民既是如此，则商人亦遭痛苦。”可见商人事业的好坏也要看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假如农民问题解决，则商人问题亦解决”②。学生、兵士也与农民关系很大。假如农民问

　　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24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7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24 页。① 参见第六届农讲所学员金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