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形成，既以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为基础，又吸收了关于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理论成果，同时也是抗战中新争论的理论总结。总之，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对中国革命中老问题与新问题的全面系统的解答。
一二次革命论与一次革命论
中国共党从成立那天起，即庄严宣告把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斗争的目标。这是马克思主义通过十月革命在中国传播获得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成果。但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下怎样达到这个目标？采取什么方法？当前的革命任务是什么？来不及解决。正如李达在回忆中所说：“‘一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路是肯定的，但是革命以后怎么办，就不知道了。”
①时隔一年，中共“二大”接受了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国家革命战略的理论，明确了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把中国革命区分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认识到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尔后党的“三大”、“四大”着重探讨了与国民党建立联盟的问题，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建立领导权与工农联盟的问题。这些对于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认识与革命斗争具有重要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认识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形成的，很难说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自觉结合的成果，因而每次党的大会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历史局限。值得指出的是，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许多革命的基本问题，诸如
①《“一大”前后》（一），第53 页。
中国革命性质和发展前途、无产阶级如何对待自己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农民，无产阶级如何实现领导权等等，这些缺乏现成答案的问题被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五卅”运动以后，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等人已开始自觉地总结革命经验，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与探索。初步构成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设想，它们“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的宝贵成果，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的首创意义”。①但是，这些论述是由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个别成员各自探索而提出的，是零碎、分散的，彼此间的认识又不完全一致，而且在他们提出的思想中还有不确切不完备的地方。因此，它们还远未达到对中国革命基本规律的系统而具体的把握，更没能形成党的集中的指导理论，这是与党的幼年状况相适应的。
中国20 世纪初以来，大凡谈论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强烈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即中国落后于世界历史的前进步伐而处于挨打的耻辱地位。他们因此无不深刻地感受到人类历史进化的强大动力和压力，无不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必须赶上世界历史发展的步伐。但是，怎样才能赶上世界历史前进的步伐呢？自从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中蓬勃崛起之后，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人面临选择的道路更加趋于复杂化了。这时进步的知识分子都开始懂得：人类历史的演进是“由射猎而游牧而耕稼而工商，惟入工商之期而后有社会主义”，中国却仍然处于“耕稼”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按部就班，由耕稼而工商，再入社会主义；或者急起直追，举资本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由耕稼而工商同时实行社会主义。二次革命论与一次革命论即滥觞于此。这，就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进行革命的思想背景。这种思想氛围不能不影响到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缺乏深刻把握的幼年中国共产党。
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处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诸如无产阶级领导权等根本问题。党的“二大”宣言的伟大意义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一方面，在区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认为无产阶级是处于“援助”或“帮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地位，这种革命的成功，“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和权利”，而资产阶级则“从封建夺得政权”，无产阶级要在此之后经过一个长时期的努力才能进行第二步奋斗。这反映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对党内一些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宣言也认为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与战斗力强固，紧接着民主革命之后社会主义可以“即刻成功”，反映了党内某些人机械地搬用十月革命经验的思想痕迹。二次革命论与一次革命论，尤其是二次革命论于此已露端倪。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实际斗争中，二次革命论逐渐成为党内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根源。陈独秀接受共产国际的某些错误指示，更进一步右倾化，在党的“三大”上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因此大会认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①。在以后的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思想虽有反复和变化，但其基调正是二次革命论。他认为：“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质量上也很幼稚”，资产阶级虽然也幼稚，但其“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革命的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141 页。①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3 年6 月。前途“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②。在这种观点指导下，自然会放弃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利益而迁就国民党。随着大革命的深入与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倾向愈来愈明显，国共两党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当时研究系的机关报《时事新报》发表时论，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必然发生两个问题：一是信仰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党将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二是苏俄将帮助中国的列宁党战胜国民党左派，将中国设为赤塔共和国来主持中国的一切事业。陈独秀对此发表文章说：“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这也是不会有的事。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又说：“即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①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于此可以说表述得相当完备，并且可以在马恩的著作中找到理论根据，但完全脱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无视国民党新军阀的屠刀正在砍向共产党和工农群众，自觉放弃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百般迁就大资产阶级的反动倾向，遂导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诚如蔡和森当时所说：“我们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就在于“忽视无产阶级的领导，忽视农民的重要，而偏向于与资产阶级联盟..认革命胜利一定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根本没有革命转变的观念，以为国民革命成功后，要经过一长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才有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总括一句，这是‘二次革命论’”②。
“‘二次革命论’之后，又发现‘一次革命论’：以为从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就是‘一次革命’直达社会主义”③。一次革命论是对二次革命论的否定，是伴随着对右倾投降主义的清算而来的“左”倾机会主义，它同样是没有正确处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在大革命后期，瞿秋白针对陈独秀的右倾观点撰写的《中国革命之争论》一书就已有“一次革命”直达社会主义的观点。党的“五大”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把蒋介石的叛变当作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故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已经冲破了资产阶级式的民权主义之限制”，这就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八七”会议改变了党一贯忽视武装斗争的观念，是为一大转变，但一次革命论的“左”倾思想继续发展。1927 年11 月，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斗争方针，但同时也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左”倾观念，认为中国革命无论在性质上和速度上，都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①，在实践中导致“左”倾盲动主义。“六大”基本上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形势，规定了党的任务
②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 期。① 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而斗争？》，《向导》第172 期。② 《蔡和森文集》下，第200 页。③ 《蔡和森文集》下，第200 页。① 《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1927 年11 月。和政策，批评了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所谓“不断革命”论的观点，认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在现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六大”在这样规定的同时，却把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列为革命的对象，而且认为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并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三时期”的理论，认为革命高潮很快就会到来，强调“城市中心”论。这样，六大的决议在肯定中国革命在现阶段是民主革命性质的大前提下，实际上暗含了一次革命论的观点；虽然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但实际上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左”倾错误。因此，“左”倾错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立三路线明显地又回到了一次革命论上，它也承认现阶段是民主革命，但认为资产阶级正是革命的对象，因此“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革命转变的阶段论，“无疑的是极端危险的右倾错误”②。紧接而来的王明路线，更是把这种极左路线推上了顶点。
总起来说，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党也取得了许多正确的经验，但革命失败的原因，从主观上来说，主要是占主导地位的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错误，而在理论根源上，它们都没有把握中国国情，没有正确地处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右倾错误以二次革命论为理论基础，“左”倾错误虽然肯定了现阶段的革命性质，而其实质却是一次革命论。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来看，新民主主义理论所要解决的正是这个老问题。
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20 世纪20 年代未到30 年代初，在中国发生了一场规模甚大、时间较长的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这场论战虽然带有学术性质，但主要是场政治论争。从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线索来看，它所要解决的正是在大革命时期没有解决好的革命性质问题。诚如当时参加了这场论战的蔡和森所说：“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是一个旧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新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生长以前摆在我们的前面，但在理论上从未获得正确的解决，所以这一问题是旧的；同时在最近三年伟大的革命时期中，革命进展的速度有如此之快，使革命动力和革命阶段起了上述之巨大的变动（按：指资产阶级背叛革命），所以在这样历史的事变之后提出这一问题，人们自然要感觉是新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①可见对社会性质或中国国情的认识，是明确革命性质、任务、动力以及策略的关键问题，它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国情的进一步深化，也是为当时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的。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以武装斗争的形式继续进行革命，并深入农村，开始建立苏维埃根据地。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性质，从而进行什么样的革命？当时的共产国际发生了托洛茨基、拉狄克与斯大林、布哈林之间的争论。中共“六大”确定的革命性质反映了斯大林与布哈林的观点，对中国革命的继续进行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这场争论很快蔓延到中国共产党内，并波及到学术界。论争主要是由托陈派为反对
② 《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1930 年6 月。① 《蔡和森文集》下，第194 页。“六大”决议而引起的。卷入这场争论的，除了托派（陈独秀、严灵峰、任曙等）外，还有以陶圣希为代表的“新生命派”（以《新生命》杂志为基地），这两派虽然论据有异，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则基本相同。中共主力是王学文、吴黎平、杜鲁人（何干之）、潘东周、方亦如、刘梦云（张闻天）等人，以《新思潮》、《读书杂志》、《布尔塞维克》等刊物为基地，对他们进行了批判。
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涉及许多方面，但其主题与焦点是，当时中国社会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的或半封建的社会，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帝国主义的入侵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在社会性质问题上，托派完全继承托洛斯基关于中国问题的观点，认为蒋介石取得政权是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封建势力在中国已经是“残余的残余”，因此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个资本主义社会”①。城市更不用说，即使在农村，也都是“普遍的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面的”②，无视中国广大农村社会的封建性质和地主对农民的超经济剥削。从这种观点出发，托派否认现阶段的革命是民主革命，而是“打破私有财产制”③，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等人由此鼓吹以“国民议会为中心”的斗争方针，实际上是取消革命。另一些托派分子则主张“追随于先进的欧洲以驰驱于打倒资产阶级战线之上”④。这正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它就变成要么是合法斗争的取消主义，要么是一次革命论。
对托派的观点，中共论方进行了批驳。他们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肯定了中国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尤其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生产”①，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在封建剥削制度之下，农民因‘经济以外的压制’，强迫地须把全部剩余产品甚至超过这数量以上的部分，交纳于地主，并受许多附加的剥削。”②“用超经济的压迫，以榨取剩余劳动。凡维护此种剥削方法的制度便是封建制度。”③由此引出的结论与托派完全相反：“土地革命是数万万农民群众的切身的急迫的要求，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的中心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关键。”④
关于帝国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托派认为，一方面，帝国主义侵入的结果，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工业的发展“使许多后进国也踏进了国际资本主义的领域中去”，“工业发展的根本的诸条件都已经确立”⑤；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代表高度的资本主义势力，它与“封建的经济制度完全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之中，封建势力只是起了消极的抵抗作用，而日趋于衰落。”⑥由此托派认为，中国无封建可反，无产阶级要反对
①《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8 页。
②《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391 页。
③《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91 页。
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455 页。43
①《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188 页。
②《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243 页。
③《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121 页。
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257 页。
⑤《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373 页。
⑥《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403 页。
国内外一切资产阶级，既反帝又反资，洋土资产阶级..
“无论中外资本主义，应加以同一的对待，无所用其区别”。⑦中共论方与此相反，一方面认为，中国的民族工业，不仅由帝国主义引起，而且受帝国主义所支配，阻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帝国主义支配下，“中国民族资本决没有发展的可能”⑧；..另一方面又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经过买办，利用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对中国农民实行封建式的剥削，“同乡村中的封建势力结成同盟，拥护他们的统治，共同宰割中国的民众”⑨。因此，中国革命一方面要区别帝国主义与民族资本，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要把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联系起来，既反帝又反封。
这场论战后来还延伸到中国社会史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争论，都是与当时的革命斗争紧密联系着的。仅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这场论战的真正成果就是从理论上和学术上弄清了中国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从而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性质、对象与任务，同时也就为当时的土地革命提供了科学的论据。
但是，值得思考的是，在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进程中，中共中央连续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实际上都是企图“跳过”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即在民主革命阶段中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资产阶级，尤其把民族资产阶级或“中间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主张急转直下直达社会主义。这与托派在论战中的某些主张似乎并无二致。这种阴错阳差的状况表明，一次革命论并没有在这场论战中得到纠正，中共中央的领导并没有真正吸收这论战的成果，来认真地制定自己的策略方针，结果在实践中招致革命的重大损失。它从反面说明这场论战成果的重要性，说明托派主张的错误与中共论方观点的正确。
真正吸收这场论战成果的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30 年代后期，中共论方的主力成员许多到达延安，时值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和现状。同年毛泽东倡导组成延安“新哲学会”，不仅研究哲学，而且研究包括历史、经济等在内的其他社会科学。论战中的许多成员参加了“新哲学会”，其中的一些人就参与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的写作，无论是从实际情况而是从宏观背景来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与科学依据。
三抗战中的新争论
新民主主义理论系统形成千抗日战争时期，这一事实表明，它不仅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系统总结，同时也是对抗日战争中出现的现实问题的系统解决。一方面，就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形成而言，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与党内“左”右倾错误的斗争中，其政治路线、军事路线以及哲学思想都臻于成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系统化提供了基础。同时，抗日根据地及其民主政权形式的建立与实践，实际上为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模式提供了蓝本；另
⑦《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614 页。
⑧《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855 页。
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559 页。
一方面，就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代表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后来的《论联合政府》的写作而言，其直接目的正是为了回答抗日阵营中新的争论。
这场争论与前述的两次争论不同，它主要发生在国共两党之间。自从日寇深入国土，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倡导抗日统一战线以来，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这次合作与第一次不同，既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也没有合作的组织形式。因此两党的合作一开始就存在着原则上的分歧。蒋介石在内战时期所推行的“安内攘外”政策，一是带有浓厚的反共反人民的色彩，成为其对日妥协的理论基础；二是具有对外依赖的性质，把中国看作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三是其构想的抗战体制，要求国民“整齐划一”，接受蒋介石解释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的领导，“忠党爱国”，提倡一种“兵营国家”的法西斯理论。抗日战争爆发后，“安内攘外”论的这些特点实际上原封不动地保存在国民党的抗战理论中，抗战开始即表现为单纯政府与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根本不承认有什么统一战线，企图使抗战纳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轨道，毛泽东深知蒋介石的企图和他所代表的这一政权的本质，因此在倡导统一战线时，根据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提出合作抗日的政治纲领。并在抗日救亡的主题下，把革新内政、实行民主政治作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毛泽东力主实行全面的全民的抗战路线，使反帝（抗日）与反封（民主）的民主主义革命在抗日战争中得以完成，并使之与中国革命的前途联系起来，使形势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为了保证这一点，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领导权问题。而在蒋介石看来，共产党提出“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只不过是“输诚”而已。因此，抗战伊始，国共两党即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在抗战初期，由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促使国民党进行了一些民主改革。但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本质并未改变，中共争取民主的斗争也越来越冲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为蒋介石所反对。1938 年底，广州、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开始加强自己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政策也开始转向，变为消极抗日与积极反共。1939 年1 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成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天下莫予毒”的专制独裁者。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强化”国民党的统治，以对付“华北各地共产党之竟起”，“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因此蒋介石确立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其特色是注重在政治思想上与共产党作斗争。蒋在会议上说：“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我们对中共不像十五、十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①会议通过的《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说：“今后本党应着重革命理论之宣传与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以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②事实上，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使国共两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进一步尖锐化。
1939 年3 月，蒋介石为了对付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国人民总动员，特设一个国民精神总动员会，颁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在“国家至上民
①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②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族至上”的名义下，要求对蒋介石国民党“竭忠尽孝”，凡是违背蒋介石所解释的“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1939 年5 月，蒋又作《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进行之程序》的讲演，借研究三民主义之名，系统地阐发了他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理论。他认为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皆有缺点，“偏而不全”，而三民主义则是“涵盖一切”的唯一正当的主义。但蒋介石完全阉割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借孙早年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理论，强调“建国程序”的重点是“训政”，而“训政”不过是要用封建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贯输给国民，以加强其封建法西斯的统治，维护封建性的专制独裁。
为了配合蒋介石的意图，国民党及其控制的报刊，如《三民主义月报》、《中央周刊》、《抗战与文化》、《前卫》等刊载了大量反共文章，极力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论调。其中叶青等人鼓吹蒋介石的“伪三民主义”，进行反共宣传最为起劲。他创办了《时代思潮》杂志，搞所谓“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先后抛出各种“关于三民主义的研究著作”。叶青完全歪曲和篡改孙中山的思想，尤其是不承认孙中山联俄联共抉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主义”或“原则”，说它是随时代和环境而变化的具体办法，从而否定了孙中山以三大政策为基础的新三民主义，并说“毛泽东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看作‘新三民主义’，就是不懂得这种区别”①；与此同时，叶青又鼓吹“一次革命论”，认为“三民主义所以要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合而为一个主义，在于要把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合而为一次革命了。这就是说，欧洲三个时期底历史任务，中国要在一个时期完尽”②。叶青的“一次革命论”与中共党内曾经出现过的“一次革命论”完全不同，其实质是借三民主义排斥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民生主义代替布尔塞维克主义”①，他认为中国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用不着共产党那一套，共产党又怎样拿这点来作为存在的理由呢？共产主义“已包含于三民主义之中，用不着共产主义了”，为此，他公开说：“请共产主义离开中国吧”②。这就是叶青三民主义和“一次革命论”的实质。而其目的，则是为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张目，他极力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他要求人们对蒋介石“绝对信任”、“绝对服从”③。正如叶青的一个同伙所说：“法西斯主义主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即主张集中主义。民权主义亦系如此。所以，在这一点上，民权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是相同的。”④这可说是道出了蒋介石和叶青的“三民主义”的本质。
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法西斯理论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砍向民主自由主义者，一方面砍向共产主义者。民族资产阶级的个别右翼分子如张君励之流，附和蒋介石，在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中，要求毛泽东取消边区，取消共产党的军队，统一于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既然现在为三民主义而奋斗，从事民族战
①叶青：《怎样研究三民主义》（上编）第6 页。
② 叶青：《三民主义底创造性》，《时代思潮》第1 期。① 叶青：《三民主义底创造性》，《时代思潮》第1 期。② 叶青《中国政治问题》，第24 页。③ 《时代思潮》第24 期。④叶青：《怎样研究三民主义》（下篇）第58 页。
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应以国家至上为第一义，不要“沾沾于一党一派之利益而不肯抛弃”⑤。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虽然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和抗日战争的前途也抱有疑虑，有些人还企图在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之外另走一条路，想在中国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共产党内，有些人对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的认识也很模糊。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郑重宣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⑥。当时党内就有一部分人有疑问，实行了三民主义，还要不要共产主义？国民党借三民主义排斥共产主义，进行反共宣传时，党内“左”的情绪又有所抬头，对党的路线与政策缺乏统一了解。
蒋介石国民党挑起的三民主义论争与反共宣传，是与其对日妥协互为表里的，“不反共则不能投降”①，它“把全国人民又打入闷葫芦里了..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②。这场争论实际上关系到抗战能否取得胜利，涉及到抗日的前途，涉及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这迫使中国共产党起而应战。1939 年6 月，毛泽东在《反投降纲领》中指出：我党应实行“用真三民主义对抗假三民主义，争取中间性的三民主义”③政策，他还指出：“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叶青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的思想，应加以严正批驳。”④于是，从1939 年6 月到年底，共产党发表了张闻天的《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艾思奇的《关于三民主义的认识》、吴黎平的《叶青的假三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章，批驳了国民党投降派与顽固派的反动理论。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则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及其前途的理论高度，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根本见解，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既是这场关于三民主义论战的总结性论著，也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形成。尔后，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重弹独裁专制的老调，毛泽东又著文《论联合政府》加以批驳，进一步把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与一般纲领具体化，为夺取中国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指明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