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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实现工业化道路的基本原则






  中国工业化道路,确定了一系列的基本原则,其中包括保持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合理比例,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地,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行精神因素与物质因素相结合,如此等等。要实现中国工业化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遵循这些原则。

  一正确处理农轻重内部的比例关系

  毛泽东认为,要顺利地实现我国工业化,不仅要处理好农轻重的相互关系,而且还要正确处理好农、轻、重内部的比例关系。(一)关于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对于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毛泽东一开始就认为粮食在整个农业生产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早在1934 年,毛泽东就说:“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应问题。”②建国后,尽管我们粮食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我国领导人仍没有放松对粮食的生产。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①毛泽东如此重视粮食是十分正确的。我国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农业国,人口多,几亿人搞饭吃的局面没有从根本上改观。所以,稍不重视粮食生产,全国人民将有挨饿的危险,从而政权也不会巩固。然而,是不是将粮食置于头等重要的位置,就可以将其他农业生产放弃呢?毛泽东否定了这种作法。他认为,不仅要重视农业对于解决吃饭问题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在重视发展粮食的同时,还要十分重视发展粮食与发展多种经营的辩证关系,从而更好地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任何生产都有一个内部结构问题,即该生产体系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问题。就农业生产结构来说,粮食部门和多种经营部门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毛泽东强调,农业生产是多部门的综合性生产,“单打一”是不行的。斯大林曾说过;“必须建立自己的农业基地,自己生产蔬菜、马铃薯、油类和乳类,并在某种程度上自己生产出粮食和肉类。”②应该看到,多部门经济的全面发展,并不等于各个部门之间的地位彼此相等,在农业生产的各部门中,显然粮食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2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31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360 页。② 《斯大林全集》第13 卷,第294 页。

  不可否认,对于粮食问题我们一直没有放松,但党内一些人容易忽视粮食与经济作物之间的关系,也容易忽视农业与林业、牧业、渔业等部门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党在政策实际执行中犯了忽视经济作物和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的错误,造成了这些部门生产长期发展不起来。毛泽东同这些不正确的作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逐步认识到,农业同林业、牧业、渔业和其他副业之间、粮食生产同经济作物生产之间,彼此既是互相制约,又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粮食生产上不去,多种经营也就发展不起来,而且要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另一方面,如果违背因地制宜的原则,单独抓粮食,那就会使多种经营受到破坏,粮食最终也上不去。毛泽东说:“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必须发展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做到五并举,全面发展。”①在农业内部,“要努力发展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十二项生产”②。毛泽东还十分形象地描绘了农、林、牧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相互依赖的道理”。③

  (二)关于轻工业、重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

  对于重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由于建国初期加工工业基础十分薄弱,钢铁产量十分有限,所以,我国一度将加工工业和钢铁生产作为重工业中的发展重点。这样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期,加工工业得到了很大发展。这正如周恩来在“八大”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所说的:“我们过去不能够制造的某些发电设备,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和新型号金属切削机床,现在已经能够制造了;我国过去不能制造的汽车和喷气式飞机,现在已经能够开始制造了;我国过去不能够生产的大型钢材和合金优质钢,现在也已经开始部分生产了。”④然而,重视加工工业的发展,也不能忽视原料工业的发展,如果煤搞不了很多,钢铁搞不了很多,那么轻工业生产也好,重工业生产也好,基本建设也好,都上不去。我国一度忽视原料工业生产,以致原料工业落后于加工工业的发展。因此,提出了要求燃料动力工业、原材料工业和机械制造工业能够保证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不可否认,我国由于长期没有十分重视原料工业,原料工业落后的状况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三)关于农、轻、重的投资分配。

  重工业的发展需要较大的投资。然而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时,它的投资问题怎样解决呢?毛泽东深刻总结了苏联的历史教训,提出了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用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重适当加重一点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这样,既可以满足人民对于消费的需要,又可以更多地增加积累,进而可以更快地发展重工业。这样,从表面上看,重工业的投资似乎少了一些,但从长远看,从实质上看,重工业的投资则会更多一些,重工业发展的基础

  ① 转引自1960 年8 月2 日《人民日报》。② 转引自1960 年4 月1 日《人民日报》。③ 转引自《红旗》杂志,1978 年第9 期。④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1 页。更加稳固。①毛泽东的这些观点,不仅力发展重工业找到了一条稳定可靠的资金途径,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列宁、斯大林经过努力都没有解决的发展重工业的资金来源问题,从而也十分辩证地提出了发展农轻重各自投资比例的原则。

  但是,也应该指出,毛泽东的这些主张,为以后我国盲目发展重工业,用重工业挤农业、轻工业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他提出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从发展重工业方法上说是对的,但从社会主义生产实质,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来说则是不对的。毛泽东提出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落脚点和目的并不是在于满足人民消费需要,而在于发展重工业,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而是为满足人民消费需要而生产。重工业在我国一般来说是生产生产资料的,所以,多发展农业、轻工业的目的在于多发展重工业,实质上是生产的目的在于发展生产资料。这和马克思主义原理是相矛盾的。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在发展重工业以后,再用重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来武装农业和轻工业,落脚点放在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即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再到农业、轻工业。正是由于我们发展生产的落脚点在重工业,所以,我们虽然在理论上早已提出了正确处理好农轻重关系的问题,但实践中并没有完全解决好这个问题。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并不是作为发展重工业的目的,而是作为发展重工业的手段,因而,农业和轻工业并没有真正被放到应有的位置上。每当投资于农业,轻工业和投资于重工业发生矛盾时,就挤掉农业、轻工业资金来保证重工业的资金。因为我国长期的指导思想是农业和轻工业为发展重工业服务,这样使得农业、轻工业发展缓慢,而且人民群众生活改善也极为缓慢,这实在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经验教训。大力发展重工业是对的,但任何时候,在指导思想上都必须明白,发展重工业的目的,最终还在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还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这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

  (四)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理论的基础,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中已经奠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较为具体和详尽地阐述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要有计划地分配社会总劳动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思想。然而,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计划要从何开始,以什么为基础来组织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建国初期,我国的计划工作是沿用苏联的办法,首先提出重工业,特别是钢铁这个指标,然后围绕着它来安排轻工业和农业,再向农民要多少粮食和工业原料,向农村要多少劳动力,很少考虑到农业这个基础。结果使重工业的发展超过了农业这个基础所能负担的能力。这种作法,无疑已不能实现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平衡。因为重工业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投资,从而要用去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建成投产形成生产能力以后,为使这些生产能力充分运用起来,就需要源源不断地供应原材料和动力,供应维修和更新所用的机器设备,零配件,供应职工生活用品等,属于生产资料方面的需要,基本上可以靠重工业自身解决;属于生活资料方面的需要,就要靠农业和轻工业了。但是农业和轻工业生产的生活资料是供主社会消费用的,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69 页。仅其中的一部分供应重工业生产部门的职工(包括家属),所以不能超越农业、轻工业的实际负担能力。在一定的生产水平条件下,用于重工业的部分增加,用于社会其他方面的部分就会减少。如果依靠重工业作为安排国民经济的起点,既会形成脱离人民消费需要的畸形生产结构,又会造成重工业的安排时常超过农业、轻工业的负担能力,从而使得国民经济经常处于不良循环之中。苏联为之吃了不少苦头,我国经济生活的事实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根据对农、轻、重问题的科学分析,提出了国民经济的安排要以农、轻、重为次序,并强调国民经济计划工作要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应该肯定,毛泽东提出以农、轻、重为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他认为,制定计划是按照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次序,还是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这不仅仅是一个计划工作的方法问题,这是计划工作指导思想是否正确,是不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工业化道路,涉及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明不明确的问题。

  毛泽东讲的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真实含义是:国家制订计划,必须以发展农业为出发点,在分配资金、物资与劳力时,先安排农业,再安排保证市场供应的轻工业,然后根据农业、轻工业的情况,安排重工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而在安排重工业生产时又要首先安排好同农业、轻工业有关的机器、化肥、农药、建筑材料,燃料、动力、运输工具等生产资料的生产。重工业是为农业、轻工业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发展重工业的目的,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而不是为了发展重工业而发展重工业。即使重工业为国防工业提供生产手段和材料,说到底也还是保障国家安全,使人民过安定的幸福生活。然而,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将农业、轻工业放在重工业之前,是不是说重工业就不优先发展了呢?毛泽东认为重工业仍是为主。他说:“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呢?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①同样如此,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并不否认重工业为主的地位,因为先安排农业、轻工业,再安排重工业,不是就投资比例大小来说的,而是就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来说的。这样安排的结果,资金和物资的分配比例,重工业还是重点,还是为主。这样安排是在农、轻、重比例协调发展的基础上重工业优先增长,这和先安排重工业,再安排农业、轻工业不同,可以保证农业、轻工业发展的资金、物质、动力不再被挤掉。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提出的以农、轻、重为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虽然可以解决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解决第一部类劳动的分配问题,避免沿用苏联那种以重、轻、农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弊端,减少重工业的盲目发展,但终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第二部类劳动的分配问题,没有解决第二部类内部之间各种产品所需劳动的分配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究竟分配多少劳动于粮、油、棉、茶,或者农、林、牧、副、渔之中去;不知道分配多少劳动于轻工业中的日用品与食品、服装等产品中去。实际上,要解决农业、轻工业内部各个产品的分配问题,就必须研究人们的消费结构,

  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69 页。根据人们消费结构的内在要求来探求人们的需求结构,再根据人们的需求结构来确定第二部类(或者农业、轻工业)内部各产品的劳动分配问题。恩格斯说得好:“在一个和本性相称的社会制度下,..社会那时就应该考虑,靠它所掌握的资料能够生产什么,并根据这种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应该把生产提高多少或缩小多少,应该允许生产或限制生产多少奢侈品。”①恩格斯这里讲的“根据这种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实际上是指根据人民的消费需要来确定生产。斯大林对此则说得更加明白:“同样很明显,未来生产将是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高度发达的生产,他将顾及社会的需要,看社会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②斯大林这里实际上已触及到了要根据人们消费需要进行生产和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问题。不错,按农业、轻工业要求组织生产,一定程度上可以讲是按人们消费需要进行生产。因为农业、轻工业主要是生产消费资料的。但是,仔细一观察,情况则不完全是那样。其一,农业和轻工业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生产生产资料,按照这一部分组织生产,实际上是按生产生产资料来组织生产;其二,农业、轻工业自身也可能盲目发展,也有可能不按人们消费需要进行生产,也有可能造成这种或那种消费品的生产大于或小于人们的消费需要,形成不同程度地过剩或供不应求。因此,克服这种弊端,则只有按马克思主义原理办事,从人们的消费需要入手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这样一来,就应该按这个次序来制定国民经济计划了:消费结构――需求结构――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交通等部门,以这个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才能使我国国民经济处于良性循环之中。

  二农轻重与工人、农民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原理表明,社会再生产过程不仅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而且是劳动力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统一。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具体运用于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把物质产品的相互关系同人们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强调在处理好农、轻、重的相互关系时,把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处理好。毛泽东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重工业和轻工业部门从事生产劳动的主要是工人,在农业部门从事生产劳动的则主要是农民。因此,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正确处理工人和农民两大劳动阶级的关系。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根据毛泽东关于农、轻、重关系的论述,既要做到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也要做到改善工人生活和农民生活同时进行,从而巩固工农联盟。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50 年就说过:“工人也应当与农村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①。斯大林则说得更明白:“农民经济的提高,农民普遍合作化,农民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是一种前提,没有它就不可能保证我国工业有较大的发展。反过来说,发展工业,生产农业机器和拖拉机,以大量工业品供给农民,又是一种前提,没有它就不能推进农业,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极重要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615 页。② 《斯大林全集》第1 卷,第306 页。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390 页。的基础之一。”②斯大林这段话是十分有创见的。他实质上是将工业与农业、工人与农民在物质生活方面,市场方面看成是互为前提关系,一方面削弱和加强,必然会带来另一方面的削弱和加强。然而,应该看到,斯大林讲的这些话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实行,工业的发展并没有给农民物质生活带来多大的改善。正于毛泽东所批评的那样:“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度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损害。”③毛泽东在实际工作中避免了苏联这一错误,十分强调要注意改善农民生活。他说:“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关系”④,并认为,“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⑤。在处理同农民关系发生了错误时,毛泽东敢于承认,并善于立即改正。他说:“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1954 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70 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购。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70 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1955 年就少购了70 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200 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正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①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我党一再强调关心农民生活,然而,这个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我国农民生活水平一直较大程度地低于工人生活水平,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削弱了工农联盟。这个问题较为妥善地解决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深刻地总结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放宽了对农村的经济政策,许多地方因地制宜地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根本上改善了农民生活,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整个农村出现了近30 年来少有的蓬勃发展的局面。

  第二,根据毛泽东关于农、轻、重关系的论述,加强工农经济联盟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实行工农产品的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结合还只能是“城市和乡村之间,我们的工业品和农民经济的粮食与原料之间的经常联系,经常交换”②。这样一来,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比价对于双方来说是绝对重要的。工业产品和农业生产的价格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工农联盟能否巩固。正如斯大林所说的:“不减低工业品的价格,我们就不能保护无产阶级和农民间,工业与农业间的结合”,“我们要真正保持这种结合,保持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并继续发展农业,我们必须实行不断减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③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工业产品与农业产品的比价问题。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指出:“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

  ② 《斯大林全集》第8 卷,第129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74 页。④ 《毛泽东选集》第5 卷,274 页。⑤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73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73 页。② 《斯大林全集》第6 卷,第211 页。③ 《斯大林全集》第9 卷,第177 页。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①毛泽东认识到,要加强工农联盟,不仅工业品和农业品比价要合理,同时也要降低农业税,减轻农民的负担。正是毛泽东采取这一政策,所以我国农业税确实是很轻的。1957 年农业税为当年农业实际产值的11.6%,到了1982 年降到只占3%。不可否认,我们尽管想缩小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但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并没有缩小。在1950 年至1952 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产品的平均价格的上升幅度大于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的上升幅度。在1953 年~1957 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继续上升,而农村工业品的零售价格基本稳定。因此,在这一段时期内工农业商品价格的剪刀差在逐步缩小,但并没有消失。从这以后的许多年,农产品的成本随农机、化肥、农药的使用有很大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却变动很少,甚至出现了一些“高产穷队”,“高产穷县”的不合理现象。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以后,我们作出了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决定,并继续提高了粮食,棉花,牲猪等18 种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提价。由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并扩大议价,1978~1981 年3 年里农民累计增收481 亿元。同时,还减免部分经济条件差的地区的农业税累计78 亿元,从而使农民生活大大改善,加强了工农联盟。

  第三,根据毛泽东关于农、轻、重关系的论述,要求工业的发展必须面对农业市场,保证农民对工业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需求。既要求“花布联盟”,又要“钢铁联盟”。工业建设的任务,不仅要实现工业的现代化,而且要为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服务,这就为改造农业的落后面貌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也为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发展架起了一座“金桥”。特别是农业通过工业所提供的机器装备后,进而又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又可以缩小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密切工农关系。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农、轻、重关系的探索,不仅对于马克思关于农、轻、重相互关系的原理有着极大的丰富和发展,而且对于解决我国工业化道路的若干理论选择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的关系

  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建设,是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中进行的。多种因素,从哲学的高度来抽象,无非是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两大类。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只有物质因素,没有精神因素不行;同样,只有精神因素,没有物质因素也不行。

  所谓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物质因素,就是生产力及其发展水平,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力量。这里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社会实际存在的物质财富,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这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不能维护社会机体的正常运转,也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更无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制约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建设规模的大小,速度的快慢,建设战线的长短,不能任凭人的主观意志的想象,而是依物质资料的多少而定。它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客观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就要犯错误。

  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74 页。但是,毛泽东认为,物质因素只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它本身并没实现社会主义建设。要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还必须加上人的主观努力。因此,必须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发扬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能动性。毛泽东指出:“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①要开发利用这些物质因素,就必须有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从中引出思想,提出计划,才能利用得好。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毛泽东更看重精神因素。

  所谓精神因素,主要是指人们对客观的认识。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阶级根据形势和需要而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社会成员的思想觉悟程度、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意志力等精神面貌,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平,一定民族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民族意识等等。

  毛泽东认为精神因素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之一。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好坏、快慢,就决定于精神因素了。

  第一,精神因素制约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高尚的精神生活会给人们以极大的精神力量,激励人们的斗志。如果人民群众没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没有无产阶级的思想品质,没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没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那就等于解除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摧毁了人们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精神支柱,就根本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过去,我们靠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创造了伟大的革命业绩。今天,它仍然是实现工业化的强大的精神动力。因此,毛泽东强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上下拧成一股绳,形成一支认识一致、目标一致、步调一致的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这样,在必要的客观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就会快得多。

  第二,精神因素制约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向。在当代,有社会主义工业化,也有资本主义工业化。所谓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我们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做到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毛泽东指出:“政治与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①诚然,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要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要引进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方面的文化思想,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这样必然以巨大的革命力量推动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变化,改造人们的文化素质,也要求人们在知识、能力等方面都要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在思维方式、传统观念上有较大的更新。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一切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尖锐化的腐朽没落的文化思想也会随机而入,不断地侵袭和腐蚀着人们的思想,产生消极的影响。

  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78 页。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3 页。如果我们淡化四项基本原则,只注意物质因素的建设,甚至仅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追求,这样,我们工业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失去自己的理想目标,失去精神的动力和战斗的意志,无法抵制各种腐蚀因素的侵袭,走上畸形发展和蜕变的邪路。因此,我们必须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引导人们在国际文化思想的交流中提高鉴别、抵制、批判和吸收的能力,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汇集世界思想文化的精华,造就既有民族气质,又有时代风貌的社会主义的崭新的思想文化,使广大人民群众始终保持健康向上、朝气勃勃的思想情绪,使社会主义工业化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迅速发展。

  第三,精神因素是巩固社会主义成果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认为,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地巩固,社会主义建设事典不断地壮大。但是如果不坚持党的领导,不注意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斗争,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有得而复失的可能,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毛泽东对杜勒斯的和平演变道路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对波匈事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对于国内少数人的闹事引起了高度的警觉。所担心的,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改变颜色。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现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的社会主义的红旗落地,社会主义的国名被取消,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被更替,社会主义国土被吞并,广大共产党人横遭迫害。因此,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坚持对各级干部和全体人民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提倡延安精神,永葆革命热情,使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邓小平也强调:“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建设都不可能顺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碰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①发扬这种精神优势,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抵制和反对“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的胜利成果,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123―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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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恢复历史的辩证法






  社会主义所有制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带来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矛盾?推动社会主义胜利前进的基本动力是什么?这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大难题,解决这一难题,就历史地落在毛泽东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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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泽东认为,由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基本矛盾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矛盾不同,社会发展的合力结构也有很大的差别。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合力结构以阶级斗争为主体,推动社会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剥削阶级作为完整意义的阶级已经被消灭,社会基本矛盾,则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合力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民内部矛盾成了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主力。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成了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

  一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历史考察

  任何一种理论的提出和解决,不仅要有社会实践所提出的客观依据,而且要有一定的思想资料。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社会的阶级结构如何,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主要任务,如何区分和处理这些矛盾,这是社会主义实践提出来并必须回答的新问题。

  对此,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阶级社会时,除曾说过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以外,还谈到各阶级之间,劳动人民之间也存在矛盾,也谈到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矛盾;城市与乡村的矛盾等等。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没能全面具体地解决这些问题。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观察到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同时还指出:一个郑重的党,对于自己的错误,不仅要向群众公开承认,而且要找出错误的原因,加以克服。这就是提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然这时列宁只是这样提出问题而已。斯大林所处的时代,客观上出现了剥削阶级被基本消灭之后阶级矛盾转化的情况,已经为他提供了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他也曾试图作出理论的概括和说明,他在1925年发表的《问题和答复》和1930年写的《给契同志的信》以及其他有关著作中,曾经把苏联国内的矛盾明确地区分为“结合内部的矛盾”(即工农之间的矛盾)和“结合外部的矛盾”,并指出,这种矛盾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不能混为一谈,工农之间有着“在各个根本问题上利益的共同性”,同时又有“在各个目前问题上的利益之矛盾”,处理这些矛盾应当“竭力缓和斗争,以协议和互相让步来调节这种斗争,无论如何不能把它弄到尖锐化的程度,弄成冲突”。“随着工业化的增长,这种矛盾日益缓和并顺利解决”。而无产阶级同富农阶级的矛盾不同,“在我们还没有消灭富农以前,这种矛盾会日益增长并尖锐”。同时指出,两类矛盾在不同情况下,可能转化。应该说,斯大林的这些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是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概括。但是,这些思想,只是散见在他的著作中,没有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其中一些概念,也没有严格规定,在实践中,并没有把这些思想贯彻到底。因此,社会实践提出的上述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活生生地摆在我国人民面前。一方面,“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了。”①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和完善的过程,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一个熟悉过程。我党过去长期处于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对迅速到来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有一个学习、探索和取得经验的过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虽然已经基本解决,但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内部矛盾也因阶级矛盾的基本解决而突出起来了。特别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和波匈事件的发生,在我国国内出现了一些风波,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农民退社等情况时有出现,敌视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也蠢蠢欲动。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洞察力,及时地发现这些问题,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为解决这些矛盾制定了相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1956 年4 月5 日,毛泽东根据苏联的教训和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分析研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矛盾问题。《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自然存在着矛盾,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并指出,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是实行技术革新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不断改革,在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矛盾的正确解决,正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

  同年4 月25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阐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思想。认为十大关系就是十大矛盾。这十大矛盾包括经济、政治、思想领域,有敌我矛盾,也有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4 月28 日,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这一年的下半年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处理艺术,学术上的矛盾问题,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正确方针。

  9 月召开的八大,就我国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问题做出了总结性的理论概括。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其实质“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①。这一结论,进一步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809 页。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810 页。12 月4 日,毛泽东致信黄炎培,第一次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为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存在“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仍将层出不穷,必须用“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的方式加以解决。

  12 月29 日,从《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对两类社会矛盾的性质,相互关系及处理方法等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指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种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我之间的利益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关系的矛盾。

  1957 年1 月27 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着重地分析了国内发生的闹事问题,并提出了处理方法,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地位等问题,强调指出:目前,在我们党内存在着“对闹事又怕,又简单处理”的倾向,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①“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②“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③

  随后,即2 月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专门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他指出:“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④同时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少量的表现为敌我矛盾,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如此等等。这个讲话,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完整形成的标志。

  嗣后,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继续发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1957 年3 月12 日,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有些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一定要讲个为主,要讲也可以,似乎那个意思就是讲个阶级斗争为主恐怕多一点,舒服一点,讲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似乎不大妙了。而我恰好换了这个位,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就是这个题目,叫做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斗争。..人民内部斗争现在很突出,共产党八大作了结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了,现在突出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斗争。”他强调,“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来,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了,这个思想问题应该抓起来。”在这里,毛泽东更进一步地提出了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见解。

  接着,毛泽东在南下视察工作过程中,就如何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沿途作了不少宣传工作,3 月17 日,他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说,在过去我们几十年,主要的工作就是阶级斗争工作。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全党要学会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作斗争,要把中国这个面貌大体上改变一下。社会上各种不同的意见,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暴露出来,有许多错误议论,我们采取什么方针,在讨论中去解决,我们只有这样一种方针,别的方法都不要。3 月18 日、19 日、20 日,毛泽东先后在济南、南京、上海党的干部会议上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过去的斗争基本上结束,基本上完毕了。你们要知道这个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同社会经济制度,仅仅是为了改变另外一件事开辟道路,就是为发展生产、为建设开辟道路,为人民的生活发展起来,为我们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开辟道路,矛盾应该分两类,第一类是敌我之间的矛盾,第二类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工夫就是解决第一个矛盾,现在是在解决第二个矛盾。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这个世纪还有四十几年,这么说,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全国人民向自然界作斗争。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党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提供了哲学基础。

  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356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357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357 页。④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364 页。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任务

  毛泽东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规定了处理好这一矛盾在现实生活中统帅一切的指导思想作用。他要求全党把注意力由解决全局范围内的对抗性矛盾,真正地转移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现实“主题”上来,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在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地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不停顿地进行社会革命。

  革命,是毛泽东一生为之奋斗的崇高事业。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并没有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感到满足,他仍然思考着革命。认为旧的革命结束了,就意味着新的革命的开始。革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一万年也要革命。他曾断言:“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它虽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就是质的飞跃,就是革命。他从世界观的高度,赋予了革命极其广泛的含义。他认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解决矛盾就是革命。因此,矛盾无时不在,革命无时不有,革命二字,在字典上不会取消,革命永远存在。人类社会的矛盾形形色色,革命的形式会多种多样;在诸多矛盾中,性质各异,解决的方法有别,革命的性质也不相同;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就没有发展,革命永远是社会发展动力。毛泽东从这一哲学基础出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基本矛盾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形式表现出来,矛盾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革命的任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只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这些矛盾表现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方面,就是生产关系还很不完善,与生产力的发展是相矛盾的,还需要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来加以解决。在上层建筑方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制度

  中某些环节上的缺陷,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当然,这些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需要打破现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是在保持现有社会结构稳定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调整,使矛盾得到解决。很显然,这个革命,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社会主义改革。在毛泽东那里,革命和改革,是当作同等概念来使用的。他说: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是需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毛泽东一再强调改革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和意义。他认为改革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富裕和强盛。他要求我们同党外仁人志士为改革和建设无所畏惧地奋斗。因此,他具体地提出了许多的改革意见。如下放中央权限,扩大地方自主权,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改革计划方法,扩大人民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精简机构,改变干部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如此等等,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解决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认为,我们国家虽然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仍然是“一穷二白”贫穷落后的国家,革命的“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目的在于发展生产”①。因此,中国人民还面临着艰巨的革命任务,就是“要改善生活,要搞建设,就是要向自然界作斗争”。他在1957 年3 月,视察江苏、上海等地的讲话时明确指出:“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技术革命就是在生产力方面实现科学化和技术化的进步和变革。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有机器,就要懂得科学,这个方面,我们过去是用手工,用手使用的工具来做桌椅板凳的,用手去种粮食种棉花,一切都用手,现在要改为用机器,使用机器那么一种技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种革命,我们这个国家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①

  毛泽东提出的文化革命,就是要发展教育和科学文化事业,提高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要革愚蠢无知的命,要扫除文盲,普及扫盲,讲究卫生,提倡体育,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开展群众性的文娱活动,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培养新的知识分子,使全体劳动人民在文化上翻身,为经济建设服务。

  毛泽东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看成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主题,从而拟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革命的基本任务。他认为,这是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革命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他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永远保持革命的精神和热情,不断地革命。“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们仍须努力。”②这里,不仅反映了毛泽东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声,也反映了全国人民要求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强烈愿望。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为什么毛泽东认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呢?

  ① 毛泽东1956 年12 月8 日,全国工商联代表座谈会上的指示。① 毛泽东:《关于思想工作问题》。②毛泽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1963 年5 月)。

  第一,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变化决定的。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这种表现形态,制约着这一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而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基本矛盾所呈现出来的不同表现形态,它又以主要矛盾的形式表现为同一社会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所呈现出的主要矛盾,都是基本矛盾在其发展的长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时期内各种矛盾最突出、最主要的一个,在性质上往往是基本矛盾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建立以后,阶级斗争已不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了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就必然地表现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第二,这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质所决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前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其中包括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革命等等,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社会革命首先总是要集中进行政治革命,表现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他们的革命,虽然在客观上或多或少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他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把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继续前进作为自己的革命任务,只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剥削制度而告终。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深刻、最彻底的伟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当它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以后,主要任务就是团结和领导全体劳动人民,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他们之间虽然存在各种矛盾,但所表现出来的大量的矛盾,是根本利益、奋斗目标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就不能不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第三,也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发展的必然趋势。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必然经历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一阶段所面临的任务不同,主要矛盾也各异。

  我们已经历了由1949 年到1956 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无疑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党的注意力,党的工作重心,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1956 年,我国胜利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阶段的任务基本完成,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一主要矛盾,就下降到次要地位。从此以后,便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是努力发展生产力,并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调整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早在1957 年,就敏锐地看到了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及时地提出了工作重心的转移问题。

  毛泽东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对我们今天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只能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制定革命的纲领、战略措施提供一般的指导原则。只有找出每一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才能为我们党在一定革命阶段制定方针,政策提供具体依据。毛泽东早就提出,研究任何过程,必须“用全力找出他的主要矛盾,否则如

  堕烟海,找不到中心”。由一定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一定的社会形态,它是一个严谨而又复杂的社会整体。犹如一部巨大的运转着的机器,各种各样的矛盾纵横交错,呈现出繁杂的运动形式。但是,在这错踪繁杂的矛盾运动中,必有一种矛盾起着主导的决定性作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革命进程中,就必须着力把握住这个主要矛盾。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这一时期运动的基本环节,确定革命前进的方向,把握工作的重心,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把革命引向既定的目标。否则,就会在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前,漫无头绪、缩手缩脚,在工作中分不清主次,找不到中心,使革命蒙受损失。毛泽东在这革命转变的历史关头,根据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任务,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要矛盾,从而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成为我们运用矛盾规律指导革命斗争胜利的光辉典范。

  三阶级斗争并没熄灭

  社会主义社会就其整体来说,是一部运转着的机器。但是,社会运动比任何机器的机械运动要复杂得多。社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与次要矛盾方面的相互关系不是绝对的、凝固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因此,在革命的进程中,必须严格地、客观地、随时随地地把革命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以马克思主义的洞察力,进行符合实际的分析,不能以为抓住了一定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就迎刃而解,万事大吉了。这样,就会把变化无穷的主要矛盾,限制在僵化、半僵化的思想框子里,限制在由此而制定的方针、政策之内,这就会阻碍甚至破坏革命事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在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时候,绝不能忽视其他方面。

  毛泽东正是这样。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着人民内部矛盾的存在,同时,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旧制度的残余,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因此,他依据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复杂的表现形态,在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主题”的同时,并没忽视阶级斗争问题,提出了两类矛盾问题。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还没有真正的解决。这些观点,虽是后来毛泽东在修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过程中加进去的。但历史表明,认为意识形态领域内还有阶级斗争乃至要批判修正主义,在反右斗争酝酿之前就有了。这是在1956 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并在国内引起反响的形势下形成的。1956 年12 月4 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曾谈到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矛盾在一个长时期内还会存在。1956 年12 月29 日,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曾在批判教条主义时也并列地提到要批判修正主义;1957 年3 月12 日,毛泽东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两种片面性,教条主义同机会主义,或者叫修正主义,教条主义、机会主义都是形而上学,都是毒草,都要批评。

  接着,毛泽东在南下宣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同时,在济南、南京、上海等地的讲话中,都讲到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以及两种制度谁胜谁负的问题。1957 年3 月18 日他在济南党的干部会议上说,去年上半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

  态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要吊很长的。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要延续一个相当长久的时期,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两种制度作斗争,就是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斗争,谁胜谁败,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呢?分了胜负没有呢?按照八次大会说的,应该说基本上分了胜负的,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基本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就没有。两种制度的竞争,社会主义基本胜利了,但是还没有最后胜利,还没有巩固,人们还要看,资产阶级还要看,小资产阶级要看,农民要看,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工人也要看,我们共产党里头有一部分人他们也还要看。这些论述说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不是反右派的心血来潮之作,而是在1956 年底就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的。

  其次,这些观点本身,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是正确的、富有远见的,必须与反右派斗争后逐步形成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区别开来,更应该把它与后来把阶级斗争当作主要矛盾,以致逐步升级,最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区别开来。这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关于这一点,本书在后面将有专节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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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社会主义动因的历史考察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贯穿于每一社会形态始终的基本矛盾。它决定每一社会形态的性质,制约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总根源。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一般原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做了精辟的论述。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基本矛盾的地位、作用及表现形式如何,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怎样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矛盾,却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时代在呼唤着指导实践的正确理论。这就是毛泽东在我国确定社会主义之后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

  一尚未解决的难题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社会基本矛盾的一般原理做过精辟的论述,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并且对社会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体现做了明确的表述。恩格斯指出:“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而交换以及和它相伴随的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借以运动并在大工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②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情况,由于历史的条件和实践的局限,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做出现成的答案。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他把人类社会看成是一个“十分复杂充满矛盾但毕竟具有规律的统一过程”。他指出:“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③他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看成是“骨骼”和“血肉”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正是这种联系,协调社会不断发展。

  列宁根据十月革命后国际国内革命斗争的实践,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制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第194 页。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490 页。③ 《列宁选集》第2 卷,第586 页。下的基本矛盾作了探讨。具体包括如下内容:第一,他具体研究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矛盾体系,指出了这个时期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这个矛盾反映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过渡时期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围绕这个矛盾而展开的斗争实质上是解放生产力的斗争。第二,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在不断地解决生产力与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中得到发展的。列宁指出:“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和提高一步,都必定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形式。”①第三,列宁在过渡时期非常复杂的情况下,探讨了作为社会所固有的矛盾的特征以及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和形式。他指出:“对抗和矛盾截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②而解决这一非对抗性矛盾的形式和方法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探索为我们了解对立统一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提供了一把钥匙。然而,由于列宁过早地逝世,没有经历较长的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没有经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实践,因此,也没有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作出具体的考察和明确的论述。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本质和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有过正确的论述。他说:“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即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和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③但是,斯大林面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问题,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都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困境。

  苏联从1917 年至1936 年,经过20 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此,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剥削阶级消灭了。但是,他为了突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片面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一面,否定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①的论断。同时他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概念根本没有提及。斯大林这个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支配着苏联理论界。1940 年,苏联《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开展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的讨论,该杂志编辑部关于这场讨论的结论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完全适合。也就是说,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仍然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在那时苏联理论界占了统治地位。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斯大林对自己的错误观点作了改正,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而且认为,如果领导执行不正确的政策,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生产关系就可能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极严重的障碍者”②。

  斯大林虽然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基本矛盾的存在,但

  ① 《列宁全集》第33 卷,第89 页。② 《列宁全集》第60 卷,第282 页。③《斯大林选集》(下集),第502 页。

  ①《斯大林选集》(下集),第449 页。

  ②《斯大林选集》(下集),第590 页。

  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也没能迈出新的步子。因此,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基本上处于一种停滞状态,停留在1936年的水平上,战后出现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把这种理论当作“绝对权威”照搬运用。可见,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尚未解决的难题。

  二崭新的理论概括

  1956 年,正当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许多波折。由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诱发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矛盾的激化,波兰和匈牙利连续发生了三起动乱。波匈事件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震动。苏联作为一个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日益暴露出其内在的、固有的矛盾。这种种情况,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自称没有矛盾的社会主义社会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动乱,这些动乱的原因是什么?应该怎样根据这些事实来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以便制定出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针对实践提出的问题,毛泽东作出了崭新的理论概括。1957 年1 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了斯大林“在一个长时间里下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①没有认识到这种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这样,我们党开始把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作为全面性的问题推到了议事日程。1957 年2 月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之后,为了进一步澄清党内外的种种疑虑,毛泽东又亲自南下宣传,反复向干部阐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他南北奔波,到处宣讲。其目的只有一个,为适应主要矛盾和工作重点转移的历史要求,力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我国的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的讲话,立即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1957 年6 月18 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在一篇社论中说:“这篇讲话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影响可能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还大。因为,毛泽东的讲话完全是在积极地提出新的思想和政策,而赫鲁晓夫主要是消极地贬斥过去。”法国《世界报》6月20 日社论指出:“..肯定地说,共产主义学说在分化,同莫斯科抗衡的北京,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在与日俱增。”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对毛泽东的讲话,有人反对,也有人赞同。赫鲁晓夫针对毛泽东的讲话称,苏联不存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矛盾。苏并中央宣传鼓动部长康斯坦丁诺夫甚至说,苏联不存在人民内部矛盾。苏联哲学博士祖鲁努索夫则高度赞扬了毛泽东的讲话,称毛泽东的报告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如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从来就没有人作过这样辩证的全面的分析,报告不仅总结了中国的经验,而且概括了苏联的经验。1957 年6 月22 日,波兰《人民论坛报》发表的《大家都来谈毛泽东的报告》一文中说:“这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356 页。苏共二十大后第一个根据近年的问题和经验如此大规模地发挥社会主义理论的尝试。中国的思想和实践的伟大成就中的许多问题使我们活跃起来,引起我们的思想共鸣。”

  毛泽东的讲话,尤如一阵春风,吹遍全国。党内外迅即出现了思想解放的活跃空气,澄清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

  第一,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两对基本矛盾。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形态一样,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对立统一。没有上层建筑这一层,就不能构成社会形态。当然,从两对基本矛盾的关系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更为根本,是起最后决定作用的矛盾,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也必须经过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通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解决而解决。社会主义两对基本矛盾的概念,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全貌,从而否定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只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一对”的观点。

  第二,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基础的思想。无论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都是社会基本矛盾派生出来的。这就为社会主义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繁纷的矛盾现象,找到了一个总根源,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第三,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特点,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社会主义社会正是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运动中不断前进的。

  第四,毛泽东发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是一个辩正的发展过程。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旧的矛盾解决之后,新的问题又会出现,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必须及时地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这样,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就经常不断地处于平衡――不平衡――平衡的运动中,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辩证法。

  第五,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旧社会具有根本不同的特点和性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是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特征,所以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集中地表现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表现为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生死搏斗,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原来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逐步改变为互助合作的关系。同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也是相适应的。它和人民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就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找到了根本动力。

  三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系统

  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问题在不同场合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一说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二说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三说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所有这些,都是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原因。但是,人们在讨论社会发展动力的时候,往往各执一端,形成了历史发展的多元论,无法回答现实提出的种种问题。

  毛泽东认为在考察社会主义发展动力时,不能把视角投向某一方面,也不能用数学的方法,将儿种力量简单相加,而应该以系统的观点,从客观上进行综合考察,这样,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不能归结为单一力量的影响,而是动力系统即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经济动力。毛泽东认为,生产力是社会生活中最活跃、最首要的因素,是存在着一系列内部矛盾的无比强大的力量,是推动社会进步合力中最坚实的成分。他说:“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善讲不听,就会武讲。”①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矛盾,劳动者与科学技术的矛盾,科学技术与生产资料的矛盾,主要表现不是在社会的结合之中,而是在技术的结合之中,是以纯粹的经济形式表现出来的。

  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很不平衡,是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子时代和原子时代生产力并存,是以蒸汽时代和电子时代为主导的生产力水平。因此,体现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矛盾中,主要是科学技术的社会能力低,科学技术不能有效地渗透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中去,使两者达到最高的技术结合,加之技术经济管理的科学水平低,不能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实行最佳的社会结合,使本来较低的科学技术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劳动者与科学技术的矛盾中,主要是教育工程生产人才的能力低,多数劳动者的文化素质不高,不懂科学技术,熟练工人、技术员水平的劳动者人数不多,工程师水平以上的劳动者人数更少。在科学技术与生产资料的矛盾中,主要是生产资料的技术构成的水平不高,生产工具陈旧落后,现代化的生产工具不能配套,不能充分发挥它的有效作用。根据这一特点,毛泽东强调,要在生产力领域内,广泛地开展技术革命,把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来抓,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深入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通过挖潜、改造、部分革新和全部更新的方式,尽快革除那些陈旧、落后的生产工具,开拓新的劳动对象。与此相适应,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工程生产人才的能力,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技术水平,促进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劳动者与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生产资料在更高技术和更高水平上的统一。这样,生产力内部矛盾和为解决这些矛盾而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成为推动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

  第二,政治动力,社会基本矛盾表现在阶级关系、人际关系上,构成推动社会前进的政治动力系统。马克思曾把阶级斗争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这是因为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基本矛盾往往是通过阶级斗争直接表现出来的。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基本矛盾的具体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其政治的动力作用则通过两类社会矛盾表现出来。其一,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主义动力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组

  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319 页。成部分。毛泽东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后,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但是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原因,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因此,根据阶级斗争的现实情况,坚持阶级斗争,对于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保卫人民的正当利益,维护社会生产的正常秩序,这对于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是不可缺少的条件。阶级斗争在社会的合力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解决敌我矛盾中,不论是以威慑的斗争手段打击敌人,还是以强大的政治攻势瓦解、转化敌人,都会为社会发展增添力量。因此,他极力反对和批判否认阶级斗争作用的观点。但是,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毛泽东没有看到阶级斗争的性质、形式、地位和发展趋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已经愈来愈小了,反而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犯了阶级斗争扩大的错误。其二,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的直接动力。毛泽东认为,在我国现阶段的政治关系中,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工农群众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已经趋于融洽,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两者之间的矛盾日趋缓和。但是,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者的矛盾突出起来,由于我党所处的执政党地位,有少数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个人私利,有些则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主题。因此,正确解决这些矛盾,必将成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股强大的动力。

  第三,精神动力。就是精神力量在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无论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突出地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强调远大的革命理想,饱满的政治热情,为了革命利益而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是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是精神的原子弹。因此,他认为,政治是统帅,思想是灵魂。他提出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他看来,精神力量,一方面,就其本身来说,具有强大的能动作用,可以反作用于政治制度,并通过政治制度,反作用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反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另一方面,就思想领域来说,存在着各种思想流派,它们彼此进行激烈的论争,并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作用于社会生活,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占统治地位。但是,国际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依然存在,国内封建残余意识依然存在,小资产阶级的私有观念到处在泛滥,侵袭着人们的灵魂。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进行不懈的斗争。在斗争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激励人民群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行“斗私批修”,增强集体观念,发扬优良的革命传统,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提倡愚公移山精神,为实现四化而艰苦创业,奋发图强。这些对于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腾飞,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

  经济动力、政治动力、精神动力三者不是孤立地、单一地分别作用于社会生活,而是作为一种合力,以集合性、相关性、动态性为特征共同作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合力结构中最根本的动力,政治动力是经济动力的现实表现,是推动和决定精神动力的基本因素,又是联系精神动力和经济动力的中介。精神动力则是经济动力和政治动力作用方向的指南针,是社会航船的方向盘,又是社会腾飞的点火器。

  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系统,由于社会主义矛盾性质的变化,与恩格斯所说的合力性质相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恩格斯所说的合力论,主要是针对原始社会末期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实际而作出的理论概括,是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为客观依据的。在这一阶段,由于生产与需要的根本矛盾不能得到解决,由于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在物质利益上的根本对立,也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手段的落后所造成的认识水平的不同,甚至个人的性格、爱好、气质、民族传统的差异等等。所有这些,都表现为个人意志和各个阶级的相互冲突。在这些冲突中,每个人,每一阶级和社会集团进行反复较量,以图调整,解决社会各个方面的矛盾,而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相对处在不自觉的,盲目的状态之中。而社会主义的动力系统,合力结构具有许多不同的特点。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系统不再是以个人意志的相互冲突为根据,而是以协调一致为前提。在阶级社会,推动社会前进的合力,由于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合力的作用是在各个阶级相互冲突中实现的。而社会主义社会,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生产的目的与社会的需要基本保持一致。社会基本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力量自我调节加以解决。虽然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但日趋缓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利益基本一致。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社会各个成员的意志、各个阶级、各民主党派的意志在总体上能够保持一致。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系统,在总体上消除了冲突,克服了内耗,趋向协调,保持一致。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系统不再以无数个相互冲突的平行四边形为基础,而是以整体性的团结一致、通力合作的共同意志为原则。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是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这与社会化生产是基本相适应的。即使存在个体所有制成分,也只是公有经济的补充,受着公有制经济的制约。国家各部门和各企业结成一个根本利益一致的统一整体,劳动者正成为全民所有制经济组织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中的联合劳动者,他们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企业的一切生产和经营活动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公共的和个人的需要这样一个共同的目的。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物质利益,国家与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物质利益等等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人们之间建立的是平等互助合作的关系,各阶层、各党派都在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下开展工作。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新的技术革命具有全球性、复杂性、整体性的特点,日益趋向开放,彼此联合密切。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系统越来越呈现出整体性的趋势。

  第三,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力量不再以毫无自控能力,毫无预见能力的盲目性的形式融入合力之中,而是高度自觉地为合力做出自己的贡献。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对自然界处于盲目无知的状态,他们仅仅为争取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并不是有意识地创造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依靠大自然的恩赐,屈服于大自然的威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水平日益提高,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出以往时代不可想象的生产力。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日益深刻,改造自然的自觉性大大加强了。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和偏见,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仍然处于盲然无知的状态。因此,个体意志处于毫无自控能力、毫无预见能力的盲然形式作用于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人民既是生产者,又是管理者,创造历史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充分

  的发挥。社会主义文化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达,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改造世界的手段不断提高。特别是能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预示未来的发展趋势,憧憬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因此,在这个动力系统中,每个成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都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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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认为,必须把它置于客观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弄清它的来龙去脉,然后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阶级斗争理论的基本观点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矛盾,苏联赫鲁晓夫演变的经验教训,国内社会生活实践中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引起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严重关注,并形成了一系列理论观点。

  第一,毛泽东从辩证法的高度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目然界、人类社会和人民的忠想中,郡是普遍存在的。”他把对立统一规律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认为社会上的事情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也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这些观点,是毛泽东分析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基础。当然,用矛盾辩证法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列宁就曾经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将要消失,矛盾还会存在。这一社会主义辩证法的哲学论断,指的是什么?斯大林没有全面地加以研究。在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他认为这种矛盾己不是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只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与斗争。因此,当我党在八大把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时,理论界就出现了阶级斗争熄灭论。毛泽东起初也没有意识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会出现阶级斗争。是苏联、东欧出现的问题,以及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中国的右派问题,引起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警觉,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决不能对此掉以轻心。

  第二;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等意识形态领域。他指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因此,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对这种情况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在他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剥削阶级和敌对分子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或正在消灭,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虽然还有,但主要阵地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因为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意识形态的发展与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不完全同步。人们的意识由于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不愿或不能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的发展。社会意识的这一特点,不仅使得旧的社会意识在社会存在发生变化了的时候能够暂时继续存在,而且阻碍新的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同时社会意识的主体是具有不同社会地位和阶级立场的人,而代表反动势力的人总是尽力维护旧的意识形态,以保护他们自己的统治地位或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正因为这一特点,国际资产阶级敌对势力也逐步采取“和平演变”的形式向社会主义进攻,意识形态领域就成了和平演变的战场。

  第三,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他认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有些人所讲的“统治术”,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有着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原因。他在研究列宁的思想论证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时,曾经指出以下四个原因是这种阶级斗争存在的根据。(1)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2)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分子;(3)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朽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4)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正是基于这一分析,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

  第四,毛泽东认为,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实质是政权问题。他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必然要发展到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即以政权为中心展开的斗争。如果以为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仅仅是不同思想的争论,不同世界观的交锋,不会危及政权问题,那是极其天真幼稚的想法。对于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来说,过去的任务是夺取政权,现在的使命是巩固政权。正因为这样,毛泽东特别强调要重视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特殊重要性。他告诫人们:如果不抓阶级斗争,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的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

  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第五,他告诫全党,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要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特别是中央出修正主义,这是最危险的。党领导着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但党本身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也是一个社会,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这个特殊的“社会”内部;党组织内部不可能纯而又纯,许多党员存在着组织上入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的问题,拖着小资产阶级的尾巴,甚至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因此,毛泽东一方面高度肯定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另一方面明确指出党内存在阶级斗争的反映,存在着现代修正主义的危险。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时候,总是把眼睛盯在党内,盯在党的领导干部上,担心他们变修正主义,危害社会主义,他尤其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

  第六,毛泽东曾经多次论述,在领导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斗争的时候,必须正确地区分与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不要混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间的界限。他说:“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少数人同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①他还多次说过,只有正确区分处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才能使社会上出现的坏事转化为好事。

  第七,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要求人民民主专政相应地具有两种不同的职能:一是专政的职能,用以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二是民主的职能,用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逐步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但是,民主和专政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只要当国家还是国家的时候,民主总是与专政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总是有阶级性的。

  以上说明,毛泽东十分重视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全部论述中,所占比重最大,最为突出。

  我们应当承认,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有一定的客观依据。因为虽然我国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作为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已经被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不过,我们也应实事求是地指出,在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着重大的失误,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种失误,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对于列宁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误解。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的确曾多次强调阶级斗争问题,在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时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357 页。① 《列宁选集》第4 卷,第181 页。列宁的这些讲话,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这就是,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不久,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还很不巩固,不仅国内的资产阶级、地主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进行疯狂的战争和破坏,而且投机活动非常猖狂。面对着资产阶级及富农、投机商贩的猖狂破坏,列宁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毛泽东把列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论述,误解为普遍规律,以此来估价和分析我国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的形势,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原则。

  第二,脱离我国阶级斗争的实际,混淆了党内不同意见与阶级斗争的性质。我国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虽然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着阶级斗争,但是,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把在一定范围内的个别事件看成是普遍的、全国性质的,因此,导致了阶段斗争扩大化。1957 年,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分析的:“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势力是必要的。”①但是,毛泽东却把右派的进攻看成是“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黑云压城城欲摧”、“惊涛骇浪”、“十级台风”,如此等等。于是就决定发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简单、粗暴、过火的反右派斗争,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

  与此同时,毛泽东把党内不同意见的分歧,看成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混淆了党内不同意见的认识问题与阶级斗争的界限。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面临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采取什么方针政策去完成这个任务,在党内存在不同意见的分歧,这完全是正常的,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应有之义。但是,毛泽东却把它称为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加以上纲上线,进行严厉的批判和无情的斗争,从而造成党内斗争扩大化,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

  第三,以经验主义的态度用民主革命时期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形式来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态的阶级斗争。在民主革命中,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反革命势力,毛泽东充分运用群众运动的阶级斗争形式,展开了血与火的战斗,创造了极其宝贵的经验。但是,社会主义特殊形态的阶级斗争,与过去历史上的斗争有很大的不同,其斗争的对象和范围变了,地位和作用变了,规模和形式变了。它已不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不是支配和影响其他一切矛盾的主要矛盾,不能袭用过去一套搞群众运动、政治运动的方法来处理阶级斗争问题,而应当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在国家法律的范围内,按照法律的程序来进行。

  二主要矛盾的演变

  对于主要矛盾的含义及其功能,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作过原则性的规定。他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①..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258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322 页。根据这一原则,党的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八大的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②这一判断,尽管在表述上有些毛病,如“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会使人误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超越了生产力的水平。但它反映了党的集体智慧,就总体来说,还是正确的。

  八大的决议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但是,他为什么对主要矛盾的观点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呢?对此,理论界有诸多批评,说这是毛泽东“提出了继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还有“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这些批评是值得研究的。在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提出还存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没有什么错。我们认为,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的变化,有着主客观的原因,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首先,毛泽东开始在思想上、理论上对社会主义比较理想化,没有预料到还会有尖锐的斗争。因此,当国际、国内的情况发生变化时,对原来的观点发生怀疑。后来他在1958 年3 月19 日自己总结说:“1955 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 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种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1956 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①这个讲话,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态以及由此引起观点变化的原因。

  其次,毛泽东对主要矛盾的含义,有他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八大讲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那是讲生产问题,不是讲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意思是让我们发展生产,充实我们的物质基础,不是讲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与人的生产关系问题已经解决,但没有完全解决。”因此,当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向他提出,“八大对于矛盾的分析和方针任务的规定不对”时,毛泽东表示,“确有问题,但八大的路线,方针是大家一致决定的。”

  ②“这句话有语病,当时本想改,但已印发出去了,没有害处,没有发生坏的作用,就不必去改它,将来在适当时机讲一下。”③这些说明,毛泽东在使用这句话时,不仅有保留意见,而且有他自己的理解。正因为如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包括像《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样的著作,他都没有使用“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这个概念,以避免因为“主要矛盾”这个概念“引起新的混乱”,“惹起麻烦”,“闹得天翻地覆”④。正因为这样,毛泽东修改补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增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810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25~226 页。② 曾涌泉1980 年10 月在讨论《历史决议》稿时的发言。③ 参见毛泽东1958 年3 月,关于主要矛盾问题的讲话。④ 参见毛泽东1958 年8 月关于主要矛盾问题的讲话。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话。这样,就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的提法。

  随后,即7 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 年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①并且指出:“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②在这里,毛泽东虽然出于策略,没有提“主要矛盾”的问题,但事实上阐明了阶级斗争是国内主要矛盾的思想。

  1957 年9 月20 日到10 月9 日,在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地把国内主要矛盾的问题提了出来。与会许多同志提出,毛泽东的提法与八大不同,希望中央负责同志解释。会上随即对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0 月7 日,毛泽东对改变八大论断的原因作了具体的说明,对在策略上如何处理这种改变,提出了意见,他说:三年半以来,给资产阶级以严重打击,对个体经济也给了打击,因此反映到八大决议上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基本解决不等于完全解决。政治问题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经济上和政治上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中的右派,一部分富裕中农,站在人民中反对人民,那时不是完全看得那么清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看到,当时他们服服贴贴,所以说基本解决了,今天强调这个矛盾,是因为他们要造反,到今年青岛会议时就看清楚了,提出了城市和农村还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这次右派分子疯狂进攻,就应该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的。但策略上还是按青岛文件上那样讲好,只讲两条道路斗争,不马上公开重提两个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到会的人晓得主要次要就行了,很长时间不讲了,如果现在加上去,闹得天翻地覆,这不好,可能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冲淡了。免得引起许多麻烦。这样,便先在党的内部改变了对主要矛盾的看法。

  1958 年5 月,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代表中央作报告宣布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这样,通过代表大会的形式,正式修改了八大决议的有关主要矛盾的论断。

  三阶级斗争的误区

  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从世界观的高度,赋予了“主要矛盾”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461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458 页。哲学含义。毛泽东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家,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家。因此,当他在考察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矛盾的时候,他的功力,不在于简单地说明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了。这里的主要矛盾,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哲学概念,而是他解剖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社会现象,寻找内在的发展规律,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具。但是,当他运用这一“工具”去解剖社会现实时,却偏离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因此,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主题”为基调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刚刚落音,就出现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随即,把阶级斗争的触角伸到了党内不同意见的同志,错误地开展了1959 年庐山会议的斗争,以至后来针对党内对克服经济困难提出的不同意见,导演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

  对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不少同志提出了种种责难,设定了许多“如果”叹息,“如果”没有1957 年的反右派,“如果”没有庐山会议的反右倾,“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但是历史的发展有它自己的逻辑,我们的责任不是去设定历史,而是在于揭示历史发展的逻辑。从毛泽东判断国内“主要矛盾”的演变过程以及为解决“主要矛盾”所采取的阶级斗争形式,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究竟。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波兰、匈牙利事件和国内的反右派运动,为毛泽东判断“主要矛盾”,“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客观依据。

  党的八大刚刚闭幕,国际上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这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引起国际上反共逆流所结出的苦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这一严重事件,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认为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反革命没有肃清。他内联外挂,看到了波匈事件在国内引起的反响。他说,党内外有人为波匈事件叫好,引来了“蚂蚁出洞”。根据这种情况,一方面,他批评了人们包括有些党的高级干部在内,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动摇和右倾情绪;另一方面,他把知识分子看成是资产阶级基本消灭之后的资产阶级代表力量,改变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重新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为此,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与波匈事件是相联系的。

  随后,资产阶级右派问题为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理论提供了“实践基础”,致使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分析急转直下。1957 年春,我党为了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在密切注视阶级斗争动向的同时,注意加强党自身的建设,强调防止干部特殊化,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为此,毛泽东在二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宣传工作会议上鼓励党外人士对党和政府的错误展开批评,以利帮助我党进行整风运动。在这一过程中,一些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乘机向党发起了进攻,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有的说共产党已是“进退失措”,有的说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有的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公开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如此等等,这些言论与国际上的反共逆流遥相呼应,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极大混乱。对此,毛泽东以无产阶级的坚定性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及时指出:资产阶级右派“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我们必须反击右派的进攻,这是一场大战,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危险。无论是毛泽东的这个估计,还是后来所实行的反击,都是必要的。现在有些

  同志对此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态度,不是别有用心,就是书生气味。当然,在反击过程中,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并对这种错误进行了理论概括,而这种概括又为尔后的阶级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直至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制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就偏离了党的八大路线。

  客观条件还必须通过主观因素才能起作用。对客观条件,有的熟视无睹,有的轻描淡写,有些却一拍即合。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客观形势为什么在毛泽东思虑里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这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虔诚信笃有关,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深层内因。

  毛泽东抱着一个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夙愿,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设定了一个理想模式,即要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彻底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强有力的计划经济,完全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胜操国计民生的大业;实行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按劳分配制度,绝对不容重新出现两极分化,主张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作为一个奋斗目标,这个理想模式,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要求和愿望。但是,也应该肯定,它里面包含了某些不切实际的空想成分。因此,当毛泽东的这个理想模式付诸实践时,或因有人不理解,而实施不力;或因有人不同意,而遇到抵制和反对;或因客观条件不成熟,实施遇到种种困难而搁浅。

  毛泽东自投身革命以来,一直执着地追求实现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意志坚定,百折不挠,信之以笃,坚不可摧。当他在实践过程中遇到困难、阻力的时候,往往不是检查自己理想模式与现实情况的差距,而是把它看成来自资本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的反抗和破坏,谁如果怀疑他的理想模式,谁就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凭借手中的权力和威信,不允许谁对社会主义说三道四。在他看来,一个共产党员如果对社会主义发生了怀疑、动摇,成了阻挡社会主义前进步伐的障碍,那么不管他过去功劳多大、地位多高、资格多老,不管他是昔日亲密战友,还是曾经信任过他的下级,一概视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视为社会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都在他那“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精神的批判、打倒之列。因此,自1957 年以后,他把寻找社会主义阻力的视线从党外移到党内时,阶级斗争扩大化也就从党外扩大到党内,从一般扩大化到严重扩大化。从1957 年的反右派,到庐山会议反击右倾机会主义,从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到“文化大革命”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深刻的根源。

  阶级斗争扩大化,也深深地打着毛泽东尚动主变、崇尚斗争的文化心理的烙印。中国近代社会外掠内扰,政治舞台风云变幻,人民生活动荡不安,战祸连年,内乱迭起。动乱的时代酿成了尚动主变、与世抗争、寻求国富民强的民族心态。这种民族心态,作用于毛泽东的精神心理,形成了他的动、变、斗的精神性格,这种性格对他后来的革命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青年毛泽东,由于对现实不满,强烈要求变革,在思想上充满了主动求变的辩证法思想。他把“动”看成是天地身心的本性,是英雄豪杰的人格之源。他认为,“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因此,对“统一”,“安定”,“稳定”等世界现象表示怀疑。认为“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动是规律,静是现象,动来自对立,静来自统一,一致、和蔼是暂时的,差别、冲突是永恒的,是世界万事万物构成的本质所在,是其变化过程的基本动力。而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的治乱迭乘也有着实际的价值。他说:“治乱迭乘,平和与

  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①正是这样,他把矛盾双方的对立、冲突、斗争看成是宇宙的普遍规律。他把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作为“至真之理,至彻之言”,对斗争生活,充满了战斗的激情;“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怀揣着这种尚动主变的文化心理,尽管后来他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但矛盾双方对立的斗争,由此导致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始终是他思维过程的一个兴奋点。正如斯诺所说的,毛是一位活动家,是原动力,是创始者,是交替使用奇袭、紧张和松弛而取得战略成功的大师,他不相信会有长时间的稳定,而且变化的步伐、速度从不满足。在毛泽东的思维里,和谐、安定、稳重等主静观念,没有应有的位置,而斗争、不平衡、跃进、运动、变化等主动概念则有驰骋的领地。因此,他总是主张用激进的方式,打碎旧世界,突破旧平衡,以致不惜造成破坏和混乱。他的格言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总是试图以跃进的方法,迅速建设一个美好的新世界。为此,他总是不满现状,对前进的速度不满,对落后面貌的改观不满,对党内的观潮派、稳妥派不满。他的内心里永远激荡着骚动不安的情绪,需要在大风大浪的剧烈运动中,在你争我夺的斗争中获得一种满足和快感。这种文化心理个性,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溶贯在他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之中。表现在他的认识论上,认为“社会实践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是无穷的”,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民在实践中对于真理性的认识也永远没有完结。表现在他的辩证法上,反复强调“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事物的发展总是波浪式的前进,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表现在他的历史观上,认为历史就是“一些阶级消灭了,一些阶级胜利了”的过程,是新生战胜腐朽,进步战胜落后,被统治阶级战胜统治阶级,革命战胜反革命的文明史。表现在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上,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本身就是一场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垮”,“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在毛泽东的思维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不纯粹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精神意志力量,即主观能动性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不能不是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5~1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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