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不久，毛泽东就决定访问苏联。这是他第一次离开中国，第一次会见斯大林。斯大林对毛连声夸奖，毛听了后，却用委屈的口吻回答他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似乎知道毛要说什么，不等毛说完，斯大林就插断了他的话：“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①斯大林用这种方式承认了错误，但毛泽东心里憋了20 多年的怨气仍未一吐为快。在后来的一次会谈中，毛又在斯大林面前提起往事。讲着讲着，他突然指着王稼祥说：“就是他们打击我，他就是在苏区犯错误的一个”。②王稼祥十分尴尬，其实毛要指责的不是王，王在遵义会议上投了毛一票，毛一直感恩在心。毛要指责的是共产国际的“老板”苏联，具体说是斯大林。王稼祥是“28 个半’，苏俄派之一，而“28 个半”不过是按了共产国际的指令来行事。毛对共产国际的怨气积得太久。早在1936 年，毛在延安的窑洞里就私下对斯诺说，共产国际的俄国代表应对中国共产党在1927 年的反革命事件中遭受的灾难负责。他还在其他场合说过，当年江西的惨重损失，一是由于我们有些人不相信自己，二是由于国际上老子党和儿子党的不正常关系造成的。毛一直是反共产国际路线的。他尝够了这条路线的苦头，并为抵制这条路线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觉得共产国际的存在对中国革命不是帮忙，而是帮倒忙。1936 年6 月，共产国际设在上海的东方局电台被破获，从此中断了莫斯科与中国的联系。毛泽东毫不遗憾。李德回忆说，这种状况“对毛是最有利不过的”。毛泽东费了很大的劲，才在遵义会议上取得对苏俄派的胜利。直到这时，莫斯科才勉强承认了他的领导地位。

　　掌权以后，毛泽东仍然不时感到自己与斯大林有矛盾。有时他向斯大林屈服，那是因为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出于不得已，毛泽东在与苏俄派的斗争中不得不照顾到方方面面。例如他通过延安整风，彻底清算了王明路线（实即共产国际路线），而又不得不做许多工作把王明选为“七大”中央委员，原因之一就是考虑到共产国际。抗战期间，共产国际通过王明把“一切服从统一路线”口号强加给中共，毛泽东断然拒绝了，但他不好批评共产国际，只批评王明。1943 年5 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毛泽东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不主张要这个机构”。他获得了解放，决意要摆脱苏联的控制。可是抗战胜利后，斯大林又来建议，要毛泽东把枪交给国民党搞联合政府，以换得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毛泽东坚决不从；“人民的枪”，他说，“一支也不交”。后来解放战争打得差不多了，斯大林又建议国共两党划江而治，搞南北朝。毛泽东又给拒绝了，他决意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毛泽东的奋斗生涯几乎始终受到苏联的羁绊。现在，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斯大林面前。“胜利者是不受审的”，斯大林算是服了毛泽东，他连声夸奖毛“伟大，真伟大！”

　　但是过不久斯大林又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他向毛泽东建议双方共同建立一个国际机场来开发新疆的天然资源，又要毛划出一块合适的地方来给苏联建立一个橡胶种植园。前一个建议毛勉强接受了，后一个建议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同意在越南海岸线对面的海南岛上为你们建立一个橡胶园。但是我们有一些条件，明确地说，就是我们建议你们向我们提供必要的贷款、机器和技术援助，由我们来建立和经营这个橡胶园。我们将给你们运去橡胶作为对你们这种帮助的报酬。”③毛泽东建议并不是蓄意得罪斯大林，他只是强调了中国的权利与尊严。斯大林读完毛的复电，感到像一剂必须吞下去的苦药。后来，苏联从这笔交易中没有得到一点点橡胶。

　　赫鲁晓夫说：“后来要是斯大林多活几年，我们和中国的争吵还会早些时候出现。”④“像斯大林一样，毛不是一个能饶恕人的人，更不是一个健忘的人”。⑤1956 年9 月，中苏还没有开始大吵大闹，毛泽东就对米高扬讲了：“对当年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做法我们是有一些意见的，过去我们不便讲，现在就要开始讲了，甚至还要骂人了。我们的嘴巴，你们封不住的”。“过去我们憋了满肚子气，有气无处出，现在就要出气了。”⑥

　　斯大林在中国过去20 多年革命中的做法，为后来30 多年中苏关系种下了恶果。

　　①②⑥《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35、451、612 页。③⑤《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第224、225 页。

　　④《我眼中的毛泽东》第165 页。

　　中国人民求解放的斗争，充满了失败的记录。远的不说，仅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就是几起几落，屡试屡败。最后弄得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差点也心灰意冷。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1926 年，毛泽东对此做了一个诊断：“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微，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①

　　根据这一观点，经过28 年的奋斗，毛泽东果然避免了失败，取得了前无古人的巨大成功。而这一观点本身，也被他提炼得更加精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②

　　“雄文四卷”就从这句话起笔，毛泽东的成功记录也从这里开始。

　　也许是成功的实践加固了起初的信仰，毛泽东在修订原文出版选集时，还有意识地将原来三十年革命的结论加以扩大，变成“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两句话中包含着三部分：“我们”、“敌人”、“朋友”。简称“我、敌、友”。“友”是“我”要依靠、团结的对象，“敌”则是“我”要打击、消灭的对象。这一简单的三分法成为毛泽东纵横捭阖、经略天下的基本框架。

　　在毛泽东看来，“敌、我、友”不仅仅是一种人为的划分，“无论哪一个国家，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③把天道和人道归并在一起，“下等人”就是“我们”，“中等人”是我们的“朋友”，“上等人”是我们的“敌人”。革命就是我们这些下等人去联合中等人，反对上等人。

　　“敌、我、友”除了配“上、中、下”，还可以配“左、中、右”。1957年，有人质问共产党：“你们把人们划分为左、中、右，未免不合情况吧？”毛泽东答道：“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这样。为什么不合情况？”“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④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用“上中下”和“左中右”的三分法，把中国社会详细分成五大阶级：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其中，“中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可以和“小资产阶级”一起，看作“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极之间的中间状态，也可以分别看作“大资”和“小资”、“小资”和“无产”之间的过渡状态。“大”、“中”、“小”三者组成“有产阶级”范围内的“左、中、右”，“小”、“半”、“无”三者又组成“无产阶级”范畴中的“左、中、右”。此外，每一个阶级内部，毛泽东都进行了第二次划分，甚至第三次划分。这样就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左、中、右”三分结构。如果把这个立体模式投射到一个水平面上，就构成一个环环相接、依次过渡的长链条。其中有领导力量，反对也有革命主力，有真正的朋友，又有暂时的朋友，有主要的敌人，也有次要的敌人??

　　在这个链条上，毛泽东展开了他的多层次的统战谋略：

　　在整个社会阶级中，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力的谋略；

　　在民族资产阶级中，采取团结左翼，提防右翼的谋略；

　　在反共顽固派中，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谋略。

　　在农村各阶级中，采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限制或有条件地打击富农的谋略。

　　在工人阶级内部，采取鼓励先进、批评落后、鞭策中间的谋略。

　　从链条的左端向右端，依次是团结争取的对象。愈靠近左端，团结的分量愈大，反之则愈小。毛泽东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把朋友划到敌人的阵营中去。除了极少数不能团结的顽固分子以外，都要争取、团结。即使一时争取不过来的敌人，也应尽量争取其中立，以便减少“我们”的对立面。

　　从链条的右端向左端，依次是打击、孤立的对象。愈靠近右端，打击的分量就愈重，反之则愈小。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毛泽东历来主张不要树敌太多，打击面过宽。而应该先打击主要的敌人，等到自己发展壮大，有了足够的力量以后，再逐个消灭其他敌人。

　　这两个方向上的运动是同时进行的。朋友团结得越多，敌人就变得越少。

　　但是朋友和敌人的界限在空间和时间上都不是固定不变的，革命愈处于初级阶段，敌我力量的对比差距愈大，就愈需要尽可能地团结朋友，尽可能少地树立敌人。随着革命的深入，敌友界限就逐步从右端移向左端。等到原来的敌人全消灭了，革命的目标就由右向左，移到原来的朋友，从右向左依次改造朋友，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当敌人全部消灭了，朋友也逐个地改造好了，“我”就由弱小变成强大，造成天下归一，四字皆“我”的局面。

　　毛泽东经略天下，经弱胜强的基本原则有两条，一是尽可能多地团结朋友，二是一个一个地消灭敌人。因为左、中、右是一个连续的系列，而目总是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规律，所以，通过这两条原则，可以启动整个社会关系的链条。革命的力量开始时无论多么弱小，只要按照这两条原则行事，就会像滚雪球一样，力量越来越大，最终赢得天下。

　　①③《毛泽东集》第一卷第162 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 页。

　　④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 年5 月15 日。

　　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其谋略智慧集中体现在他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中。他曾说，中国共产党拥有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而统一战线就是其中的第一大法宝。什么是统一战线，说白了，就是一种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高超技巧。毛泽东并不讳言这一点，他在论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曾说道：“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他们能够拉了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了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对于我们是好分子）跑过来。”①

　　统一战线之所以必要，是基于敌强我弱这一基本事实。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基本上是从零开始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革命势力小于敌对势力。因此，要战胜强敌，就必须尽可能多地争取同盟军。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拉过来。假如我们能够从他们队伍中多拉一些人出来，那敌人的队伍就减少了，我们的队伍就扩大了。②

　　因此毛泽东认定：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才是弱中求强，以弱胜强，由弱变强的唯一法宝。

　　与统一战线策略相反的另一种策略，毛泽东称作“关门主义的策略”。他对关门主义展开了凌厉的攻势，几乎使尽了政治语言中所有的攻击性的词汇。

　　“关门主义的策略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是”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他们幻想革命的力量应当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应当笔直又笔直。

　　毛泽东辛辣地讽刺道：“照他们看来，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活，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因此，只能单枪匹马和强大的敌人硬打硬拚，而不应该广招人马把敌人包围起来加以消灭。”③

　　毛泽东一针见血：关门主义的这种“纯粹”和“笔直”的想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革命的敌人则向之嘉奖的东西。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会博得敌人的喝采，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革命陷入困境，走上失败的道路。

　　关门主义的可笑之处在于他们不懂得：“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也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④

　　策略或谋略，说到底就是要善于处理这种“直”与“曲”的关系。所谓“以屈求伸”、“以迂为直”、“以退为进”，“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等等谋略智慧，都是围绕“曲”、“直”二字做文章。

　　毛泽东比关门主义者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深深懂得，在政治上两点间最短的距离往往不是直线，而是曲线。他知道什么时候应当强硬，什么时候需要妥协，暂时的妥协不过是为了将来的强硬。

　　毛泽东对待敌人一点也不比“左”倾机会主义者手软。暂时拉拢一些非主要敌人，是为了更好地战胜当前的主要敌人，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消灭所有的敌人。

　　毛泽东正是因为懂得政治韬略中“以迂为直”的要旨，所以他不仅在抗日战争中主张把“过去是敌人而今可能做友军的人们”统统从敌人的战线上拉过来，而且对于1939 年国际舞台上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也能心领神会；当许多人都担心苏联可能因此而成为希特勒在战争中的盟国时，毛泽东一语道破了天机：苏德和好是斯大林先发制人，阻止英德建立反苏联盟。

　　①②《毛泽东选集》144 页。③④《毛泽东选集》141 页。

　　物理世界的三角为人们提供稳定性，政治舞台上的三角关系则不仅是平衡的必要条件，而且蕴涵着奇妙的造势枢机。如果没有三角，仅仅是两极之间的简单较量，那政治舞台上就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谋略，一切全凭力气，连小学生也知道什么叫政治。然而一个政治家成败的关键并不在于他拥有多大的力量，而在于他能否发现政治上的种种三角关系，并设法把它转动起来，使之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运转。

　　毛泽东第一个发现人类社会的一个秘密：“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①“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②“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③

　　这个“左、中、右”的具体含义或者叫法，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次，各不相同。然而它的普遍存在却是毫无疑问的。

　　毛泽东把这个“左、中、右”分别配在“敌、我、友”上，左边的那一头为“我”，右边的那一头为“敌”，介于两极之间的中间状态则属于“友”。

　　怎样使这个“左、中、右”向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动呢？

　　以抗日战争时期国内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来说，毛泽东提出的政治谋略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

　　进步势力指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中间势力指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顽固势力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国民党中的反共顽固派。

　　三种势力相互制约。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彼此斗争，你想吃掉我，我想同化你，并且都想把中间势力拉到自己一边。而中间势力也有他们自己的打算，他们想利用进步派和顽固派之间的矛盾以达到自己政治上的目的。

　　中间派的特点是动摇在两极之间。但正因为这一点，他们是起动政治三角的关键。在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基本势力的生死决战中，中间势力迟早要发生分化，不是倒向这一边，就是倒向那一边。而中间势力到底倒向哪一边最终决定着革命的胜负。毛泽东很早就看准了这一点，所以他的统战谋略集中表现在如何争取中间势力向着进步势力一边转化上面。一旦中间派都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就会大发展了，而敌人自然也就孤立了。

　　怎样争取中间派？毛泽东认为有三个条件：一是尊重他们的利益，在顽固派未消灭前，不能触犯他们的利益，还要保护甚至给予一定的好处，这样才能使他们跟着我们走。如果我们侵犯了中间派的利益，他们就会跑到敌人那边去转过来反对我们。二是我们要有足够的力量，三是我们对顽固派的斗争取得步步胜利，这两点是连在一起的，中间派两边观望，哪边强就靠到哪一边。如果他们靠到敌人一边，我们就陷于孤立。

　　这就发生一个矛盾；我们没有力量中间派不会来，我们要有力量必须赢得中间派。那么我们的原始力量从哪里来？解决这个矛盾不能单靠政治说教，因为说教的效果总是有限的。也不能单靠给予利益，因为不可能有那么多利益出让。毛泽东的办法是在政治大三角中分出许许多多的小三角，逐步地积聚力量，逐步地把中间派转化过来。

　　我们拥有很大的潜在力量，但我们中也有先进、中间、落后这个小三角。“我们”原来只是少数先进分子，但通过奖励先进，批评后进，鞭策中间，“我们”的力量就集中起来了，由一个变成十个，由十个变成百个，渐渐壮大。这便是革命的“原始积累”。

　　我们有了一定的力量就可以去影响中间派。而中间派中必定也有偏左、偏右和居中这样的小三角。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中间派一下子拉过来，但我们可以从左至右一部分一部分地把他们争取过来。争取了最左边的那一部分，就影响了稍左的那一部分，如此不断循环，我们的阵容逐步扩大，中间派越来越倾向于我们。

　　顽固派中同样也有左、中、右，有最顽固的，次顽固的，不太顽固的。我们可以先打击最顽固的，而暂时把次顽固的中立起来。等最顽固的消灭了，再依次解决其余的顽固分子。

　　于是，我们一天天壮大，敌人一天天弱小。最后，敌人失败了，我们胜利了。

　　毛泽东没有祖宗的荫庇，没有得力的靠山，没有雄厚的资产，没有过人的体力。但是他精通政治上的各种各样的三角关系，并知道怎样去起动他们，怎样使它向着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对手的方向转动，通过这套办法，他从零开始，但最终以弱胜强，从几条破枪变成三军统帅，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变成震动世界的东方巨人。

　　①《毛泽东集》第一卷第162 页。

　　②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 年5 月15 日。

　　③《毛泽东选集》第85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