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人们在生活中对人生的感受和评价，是美好的象征。人类对幸福的探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外的思想家们对幸福作出过多种的解释，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基本回答：一种是把幸福归结为禁欲主义，鼓吹弃绝尘世，追求“天国幸福”。中国宋明时代的理学家，把“理”与“欲”对立起来，认为人的追求幸福是邪恶的“人欲”，是“天理”――封建等级的伦理秩序不相容的，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一种是把幸福归结为享乐主义，“把丑恶的物质享受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毁掉了一切精神内容”[1]；还有一种是介于以上　

　　两种对立的幸福观之间的。应当肯定，历史上各种形态的幸福观，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上推进了人类对幸福的认识，正如马克思在对旧唯物主义幸福观评价时所说，“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现实的幸福。”[2]但它们毕竟是剥削阶级的幸福，都是从唯心史观出发，离开社会经济关系、阶级关系而抽象地谈论人的幸福问题，既无法理解幸福的社会的和阶级的内容，不懂得实现幸福的正确途径和方法，也不能正确地说明幸福的真正意义，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之后，才真正得出了关于幸福的科学认识。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总是存在着对自己生活境遇的感受和评价问题。在阶级社会里，由于人们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不同，每个人都站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上去感受生活，认识生活，去理解和评价生活，谋求幸福，从而形成了对人生目的和追求的不同，对幸福内容的不同的甚至根本相反的理解，这就决定了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层和集体，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幸福观。封建地主阶级追求的幸福是维护封建等级特权，榨取农民的血汗，高官厚禄，光宗耀祖，娇妻美妾等等。资产阶级追求的幸福是金钱，正如恩格斯说的，“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3]他们可以不择一切手段地去榨取工人的血汗，以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去赚更多的钱，在生活上花天酒地，挥金如土，腐朽糜烂；而无产阶级则把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消灭剥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当作人生的最大幸福。

　　在阶级社会中，在一般情况下，幸福观是带有阶级性的。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幸福，都是建立在劳动人民痛苦的基础上，都是以极端利己主义为核心的。无产阶级的幸福观，则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坚持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的辩证统一。

　　毛泽东的幸福观，突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把个人幸福建立在阶级、集体幸福基础上，认为幸福的主体是人民。早在少年时代，他就提出怀疑：为什么《三国演义》、《水浒传》中没有农民的主人公呢?为什么地主豪绅占有土地，自己不耕种，却过着骄奢淫逸、花天酒地的生活，而替他们种地的穷人，反而忍饥挨饿?这是对剥削者、统治者把个人幸福建立在劳动人民痛苦之上，这种不合理现象的直观否定，也是对幸福的主体和社会的主人问题的朴素思考。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观察问题，明确认识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体，也理应成为幸福的主体。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4]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为了人民群众从被剥削、被压迫的不幸生活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真正成为幸福主体。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他经常教育共产党员，要为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改造社会，为“人民自由幸福”而战斗，要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幸福。在社会主义时期，他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进行艰苦奋斗，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的“幸福生活”。毛泽东一生为革命，一生为人民，一切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一切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把人民群众视为幸福主体，把人民的利益和全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舍己为公，舍家为国，一心为人民，无限地忠诚于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毛泽东的一生，是为民族解放、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无私奋斗的一生。毛泽东不愧是实践无产阶级幸福观的典范。

　　毛泽东的幸福观以无产阶级集体主义为基础，坚持个人幸福与集体幸福的统一。毛泽东强调集体的幸福，人民的幸福，认为社会生活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个人离不开社会，个人幸福与社会整体幸福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把个人幸福与社会整体幸福，与人民群众幸福结合起来，个人幸福才是现实的。无产者个人要获得自身的解放，惟一办法是通过整个阶级的集体奋斗，彻底摧毁导致自己苦难的阶级的、社会的根源，从集体的解放和幸福中求得个人的解放和幸福。马克思说得好：“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5]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说过：“大家享幸福，大家得利益，则我一人之幸福之利益，自然包括其中。”[6]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指出：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利益也就解决了。可见，社会整体幸福是个人幸福的基础。社会的、集体的、人民的幸福在本质上包含个人幸福，个人为社会、人民谋福利，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为子孙后代造福，乐就在其中。“历史认为，那些专门为公共谋福利而自己也高尚起来的人物是伟大的。经验证明，能使大多数的人谋幸福的人，他本身也是最幸福的。”[7]一个人要是离开社会，就不可能得到幸福。当然，毛泽东的幸福观决不是否认或忽视个人幸福，相反，它认为个人幸福是社会整体幸福的表现，主张积极关心和维护个人的幸福，并尽力创造条件，使每个人都能充分发展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实现个人理想，获得个人最大的幸福。个人幸福不能离开集体幸福，同样的，集体幸福也离不开个人幸福。离开了个人幸福，集体幸福便失去存在的意义。所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集体幸福和个人幸福，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相结合，集体幸福高于个人幸福，人民是幸福的主体，这是毛泽东的幸福观中的实际着眼点。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国家、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集体幸福同个人幸福是基本上一致的。毛泽东说：“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8]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还说，公和私是对立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与私、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幸福与个人幸福，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在实际生活中也常常发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9]由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公的国家集体利益内就包含有私的个人利益，集体幸福中包含有个人幸福。没有这个公的集体，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和幸福就没有保证，他们的最后解放也无法实现。这是公私利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以及集体幸福和个人幸福基本一致的具体表现。任何个人，为集体利益劳动，就会得到一定的劳动报酬。在这里，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集体的利益不能不居于首位，私的、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公的、国家、集体的利益，要为公的、国家集体的利益而努力劳动和工作。所以，毛泽东一贯提倡把“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精神，作为对个人，首先是对共产党员和一切国家机关、军队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的行动准则，而反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种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或是那种“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言论和行动，“把个人利益放在这种结合的第一位”。另一方面，国家集体要真正关心个人，为个人幸福创造条件。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10]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社会主义社会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还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归劳动者享受的消费资料，一部分是个人财产，一部分是公共财产，文化教育、公费医疗、体育设备，以及如像西湖这样的游览地区。而且这一部分公共财产，会愈来愈多。当然，这一部分也归劳动者享受。”可见，社会主义的公，最后都是为着人民群众利益的，是人民群众利益的集中表现。所以，国家、集体要真正关心个人，造福于人民群众。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说过：斯大林时代过分强调集体利益，不注意个人所得；过分强调公的，不注意私的。这一批评是很正确的。可惜毛泽东晚年在实践上，又重犯斯大林时代的错误，片面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过分强调集体幸福，而不大注意个人的幸福，也走到自己的反面。这是应引以为戒的。

　　总之，个人利益和国家、集体利益，集体幸福和个人幸福是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利益是个人利益的集中表现，集体的幸福内包含有个人的幸福。既要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强调集体幸福，人民群众幸福，又要讲个人利益，讲个人幸福，要使人人为集体，必须集体为人人。列宁说的“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11]的名言，就是这个意思。个人要竭力为社会、集体造福；社会集体也要切实关心个人，使个人生活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