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们都在追逐着一种美。有的美可见，有的美可感。大自然创造的美，美在自然；劳动创造的美，美在匠心。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他所追求的美同时也是一种精神――共产主义的精神。这是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中提炼主题时，有别于其他诗人的思维艺术。诗是生活的升华，生活基础越深厚，开出的花就越肥实。诗又是时代的脉搏，对时代精神把握得越准，就越能发出时代的强音。我们的时代精神，就是共产主义精神；毛泽东诗词所反映的现实，就是共产主义理想感召下的革命实践逐步取得胜利的现实。毛泽东诗词中，对共产主义精神追求、扶植、捍卫和张扬的思维艺术，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表达共产主义事业必然胜利的坚强信念。毛泽东诗词，主要通过革命战争时期的风貌，表明暂时显得弱小，但代表进步方面的新生力量，终将战胜那些表面上似乎强大，但代表落后方面的趋向死亡的势力。这种革命者的高瞻远瞩、所向无故的气概，透过纸背，充溢着所有的篇章。时间的长河奔腾不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千百年来，多少向后看的诗人发思古之幽情，毛泽东恰恰相反，他站在共产主义的历史高度上，遥想“往事越千年”，无数的今天已成为昨天，无数的明天已成为今天，推移代序，人们以不倦的劳动和斗争把幻想变成现实，终于迎来了崭新的时代。请看：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诗词中反复出现“今”、“今日”、“今朝”等词语，决不只是在点明时间，更重要的是贯穿着立足今天，瞻望明天，抓紧今天，使明天胜过今天的精神。

　　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讲到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的时候，热情澎湃他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这是毛泽东对长征历史意义的总结。从抒情的基调和语言的特色来看，它和“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七律，长征》诗一样，都是长征的颂歌，都是对我国人民所做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业的颂歌，更是对献身于这一事业的一切新人物的颂歌。我们的事业，岂止古往今来的“燕雀”不敢想象与不能理解，就是过往的“鸿鹄”也无不望尘莫及。如此激情，如此手笔，怎能不激励人们，“扫除一切害人虫”，重建一个“太平世界”，使“环球同此凉热”呢？

　　第二，歌颂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战士。“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当然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战士们。是他们去兴革命之风，掀革命之浪，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使广大劳动人民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做社会的主人，

　　做命运的主人。他们不是“无才可去补苍天”的顽石，而是“天欲堕，赖以拄其间”的栋梁，是“刺破青天锷未残”的高山！在我们祖国“江山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好”的历史舞台上，胜利者注定是“今朝”的“风流人物”，是“踏遍青山人未老”的新生力量。归根结底，“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诗词中，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诗人的毛泽东，与中国人民的伟大集体，达到了融合无间的统一。“敌军围困万干重，我自岿然不动”，诗中的“我”不是“小我”而是“大我”，是包括诗人在内的全体革命者的自称。这个“大我”，是作为真理的代表，以“挥斥方道”的英雄气概，耸立于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的阵前，高出于一切反动派以及各种艰难困苦之上。这使人想起，在那漫漫的长夜，有人怀疑我们的力量，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诘难，毛泽东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的力量所向无敌，革命的力量定会越战越强。

　　毛泽东诗词的共产主义精神，表现为坚决相信真理，相信人民，相信人民群众有能力解放自己，改造世界，争得美好的将来。这正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观察各种现象，从而进行决策的根本出发点。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且不说《毛泽东选集》，就是在毛泽东诗词中也无处不放射着理论思维的光辉。1963年，毛泽东写过一首《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的词，不但精深的内容和高超的艺术光彩照人，就是其中个别的语句所体现的思维艺术也令人惊叹不止。

　　其中“小小寰球”和“只争朝夕”八个字，就表现出毛泽东特有的时空观和时效观。毛泽东气魄宏大，是从大的全球战略和面向未来的视野来思考时空和时效的。这种时空观和时效观的特点在于其科学性。科学不是感想，不是时髦，不是猜测，科学应该是“学”，是脚踏实地不离经验又超乎经验的理论思维。

　　对这种科学的时空观和时效观，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开放搞活的进程，我们的理解越来越深刻了。我们与世隔绝多年，对世界发生的变化了解甚少，对外开放之后，一旦和外界接触，真有“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感。反映在人们的观念上，对比的参照系有下列变化：一是从只重纵向比较转为注重横向比较。现代化的概念不只是个历史概念，而且是个世界概念。二是由封闭型转变为开放型，把视野扩展到全世界，进行全方位的观察和思考。封闭是封建主义的表现，其结果是落后，形成封闭的性格、习惯和观念。面对新形势、新事物总感到“不对劲”，很有点象鲁迅《风波》中的九斤老太。我们应当有全方位的触角，视野要在三百六十度的空间“扫描”，眼睛要有双重“焦距”，既要用望远镜观察世界的发展趋向，又要用显微镜观察内情。只有这样，才能胸有成竹地迎接时代的挑战。

　　在“小小寰球”上，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奋进，这是信息社会的特征。因此，获取信息、掌握信息和利用信息就显得特别重要。日本人把信息能力比作“驼鸟的腿”，要脚踏实地一步步前进；把信息意识比作“山鹰的翅膀”，翱翔万里，瞬间即可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可见，毛泽东的时空观和时效观，不但有重要的醒世作用，而且还有强烈的超前意识。

　　抗日战争初期，国内外议论纷纷，战争的进展会怎样？中国会不会亡？许多问题摆到我们面前。当时，毛泽东指出：第一，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第二，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第三，抗日战争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这是带有超前意识的科学预见，真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它使在社会上颇为流行的“亡国论”和“速胜论”退兵三舍。抗日战争的发展和结局，应验了毛泽东的预言。同时，抗日战争这台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正剧，使每一个身临其境的人大开了眼界，由此看到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能够而且必须走在实际斗争的前头，看到了伟大的科学预见对历史的进程能够发挥出多么惊人的指导作用。科学预见，是毛泽东思维艺术的精品，它的核心就是科学。没有科学根据、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的预见，只能是巫婆的胡言乱语和算命先生的主观臆测。而科学则是脚踏实地不离经验而又超乎经验的理论思维。毛泽东关于科学预见的思维艺术在于：通过对客观事物的研究，分析它的历史和现状，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从而对它将来的发展趋势作出科学的判断。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科学预见，就是他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个锐利的武器，全面透彻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情况，分析了敌、我、友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及发展趋势之后而得出的判断。毛泽东关于科学预见的思维艺术，是个科学与艺术的有机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第一，重视科学预见的作用。科学预见在推动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作用，自古以来是显而易见的。在社会领域，情况要复杂得多，但也不是没有规律可循，没有端倪可察。对革命的指导者来说，正因为情况错综复杂，变化无穷，就更需要及时地提出自己的科学预见，来指导斗争的发展。无数事实证明，没有科学预见，人们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徘徊，行动就带有盲目性，象在茫茫大海中航行，没有明确的航向，不清楚目标和航道，难免有一天会触上暗礁。概括他说，科学预见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能明确地指出革命发展的前途、道路，可以减少曲折，避免走大的弯路。――这是一种指引方向、指明航程的作用。二是它能使人知道自己的奋斗目标，高瞻远瞩，树立起坚强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这是一种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常常要把科学预见展示在人们面前。

　　第二，科学预见是从实践中来的，是建立在实际经验基础之上的。世界上没有一个科学预见是哪个天才人物头脑里固有的。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完全弄清楚。”这个意思是说实践出科学，实践出理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伟大预言，是在他参加并领导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之后，是在他对中国社会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之后。科学预见，从形式上看，它走到了实践的前头；从实质上看，它正是前一段实践的总结和认识。一个科学预见的提出既不能靠书本上的现成结论进行抽象的推断，也不能只靠客观现象材料的收集和罗列，而只能靠用科学的方法对客观事物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既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又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既分析事物的内部矛盾，又分析这一事物同周围事物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认清事物的现状，熟悉事物的特点，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向。可见，实践经验越丰富，对事物的本质就认识得越深刻，对事物未来发展的判断就越有把握，据此作出的预见就越具有科学性。

　　第三，科学预见要受到实践条件的制约。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事情的具体演变总是比原来的设想复杂得多、新奇得多。毛泽东说：“一般他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0页）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只能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进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他的认识总要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事物的本质有个暴露过程，人的认识能力也有个发展过程。因此，科学预见总是反映着一定的实践水平，绝不可能脱离这个水平。例如，根据不同的情况，有的只能对未来的发展指出个大体的方向，而达到这个方向目标的具体道路、步骤则还看不清楚；有的只能对事物的发展提出两种可能性、两种前途，哪种可能性大一些，还没有把握；当然，有的则能比较明确地确定前进的目标和制定具体的方针、措施。斯大林在谈到为什么是列宁而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真理时说：“无论恩格斯或马克思是多么有天才的思想家，绝不能要求他们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预见五十多年以后，即在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切可能性。”（《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72页）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对任何正确的理论和科学预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要把它看作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来束缚自己的手脚。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因此，往往要对原来的理论和科学预见进行修改和补充，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预见是不是真正科学的，要由实践来检验，看实践的结果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只有这一个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在分析了抗日战争将要经历的三个阶段之后，说过这样一段话：“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所以，尽管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坚定地有目的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见，描画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30页）这一段精辟的论述，用实践的观点讲了科学预见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局限性，这是对科学预见和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最好的说明，这也正是毛泽东关于科学预见的思维艺术之所在。

　　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土地上成长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它带有显著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完美结合，这个“结合”，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同现实情况结合，二是同历史情况结合。第二个“结合”，体现了毛泽东“借鉴”的思维艺术，即善于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借鉴，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同中国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进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带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传统的借鉴。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反抗压迫，具有顽强的革命反抗力，尤其是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为中华民族创立了光荣的革命传统，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创立毛泽东思想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数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其规模之大、次数之多、参加者之众、延续时间之长，都是世界史上所少见的。在创立毛泽东思想过程中，毛泽东非常重视总结农民革命斗争的经验。他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只是因为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得不到如同现在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于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把旧式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认为，在中国这个工人少、农民多的国度里，无产阶级的领导，首先和主要的是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就是土地革命，就是推倒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53、572、652页）。显然，这和传统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它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毛泽东关于农民革命的理论，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对维护民族团结、反对外来侵略传统的借鉴。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向心力，以及反对外来侵略，维护民族团结和统一的爱国主义传统，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统一战线理论形成的重要条件。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人民友好相处，团结统一，互通有无，这是历史的主流。虽然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有些摩擦，但每一次大的冲突之后，必定有一次大的融合。久而久之，在人民的传统心理中产生了一种同类同种同伦同文的感情和维护祖国统一的需求。这种需求，促使人们加强团结、消弭分裂，顽强抵抗外来侵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把中华民族的反帝爱国斗争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发展、系统化和完整化，特别是关于统一战线理论的确立，都是借鉴于这种反抗外来侵略、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传统。

　　第三，对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等思想的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形成共产主义世界观，有着积极的影响。在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墨子的兼爱互利、财产共有，道家的原始共产的理想，唐宋时期的“等贵贱、均贫富”，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理想等，这些思想，虽然都反映了小生产者的绝对平均主义要求，但也包含着许多积极的基因。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很快被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除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外，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思想中的积极基因，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借鉴这种传统文化的基础，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使人们在心理上不但有水到渠成之感，而且愿为之实现而奋斗。

　　第四，对“民本”等思想的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自省”观点，为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孔子早就提出了“爱人”、“重民”的口号，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西仅政治家贾谊得出了“民者，万享之本也，不可欺”的结论，唐太宗反复引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语以自励。当然，作为封建统治者或封建统治的卫道士，他们的这些观点都有其特定的阶级内容，但毛泽东却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改造，提出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等著名论断，从而形成了共产党人所特有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此外，“自省”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我们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正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对这个传统进行扬弃、提炼，并使之发扬光大的。毛泽东在谈到批评和自我批评时，倡导“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97页）毛泽东用古代经典来启发党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使我们党在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五，对古代某些思想方法的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思想方法，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实事求是”原为我国古代一个成语，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原意是指河间献土刘德在作学问时，注意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然后再从事实中得出真实的结论来。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改造，赋予了崭葡的意义。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9页）这样，就把“实事求是”提高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所必须具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另外，提倡注重实际和调查研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孔子主张“每事问”、“不耻下问”，荀子否定“生而知之”，韩非反对“前识”而注重“参验”等，都在强调注重实际和调查研究。在中国革命中，毛泽东以全新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改造和继承。为了回答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毛泽东经常深入实际，写出许霉具有指导意义的调查报告，在调查理论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反对党内脱离实际和教条主义的重要著作，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英明论断。此外，中国有许多古训，如“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这些古训被毛泽东发掘出来，赋予革命的内容，有的成为我党所遵循的思想路线，有的成为我们党内组织生活的原则，有的成为我党某一方面的方针，有的成为我党在工作中的战略战术上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创立毛泽东思想的思维艺术，很值得我们深思。当前，有些人以为改革、开放就是彻底否定文化传统，其实，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同样有害，不过，后者是民族保守主义，而前者则是民族虚无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