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风格和形式犹如万紫千红的花，有的艳丽，有的质朴，有的浓郁，有的淡雅。毛泽东诗词的风格却如泰山之巅的青松，伟岸、挺拔、冷峻、豪放，这也正是我们民族的风格。毛泽东这一诗词风格的构筑和形成，凝聚着他继承与创新的思维艺术。继承，是对优秀民族艺术形式的继承；创新，是在优秀民族艺术形式之上又开辟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

　　抒情和鼓动的完善结合，是毛泽东构筑自己诗词风格的第一个特点。过去有人曾经把诗歌创作中的抒情和鼓动看作对立而不相成的两种成分，认为抒情是个人独白，即“说要说的话”；鼓动则是面对他人，即“说应说的话”。结果，抒情成为一种单纯的自我表现；鼓动，则成为一种言不由哀的口号。而毛泽东在抒情时，是抒个人之情，又是抒集体之情；既自励，又励人，“要说的话”与“应说的话”、感情与理智、个人意志与人民的利益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这就使毛泽东诗词在实际的生活和斗争中，发挥了特有的感召作用。“东方欲晓”，分明是征人早发，却说“莫道君行早”，这是以奋勇前进的精神自励和励人。甚至作为背景的江山也仿佛受到感召，而跃然纸上。“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这与其说是对山的描写，不如说是对人的赞颂和鼓舞。“山舞银蛇，原驰腊象”，与其说是把静景写成动景的修辞，不如说是真实的赋形写物，“山”不起舞，“原”不奔驰，哪能构成“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壮丽奇观？没有这壮丽奇观，那种顶天立地、力转乾坤的斗争气概又怎么能表现得这样强烈？在《七律・长征》中，一连五句，每句都有一个长征路上有代表性的地名（五岭、乌蒙、金沙江、大渡河、岷山），从而赋予全诗一种跃动、奔流的意象和抑扬顿挫的节奏，当然，这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生活所固有的节奏。再看：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清平乐・会昌》）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清平乐・六盘山》）

　　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具体的进军目标，鼓动战士们向地理的也是政治和军事的目标挺进，因为只有认准目标，才能大踏步前进。毛泽东在鼓励人们战略上藐视敌人、藐视困难的同时，决不忘记指出胜利的取得并非易如翻掌。正因为有了“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这样坚强的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有了“黄洋界上炮声隆”这样的军事部署和军事行动，才会有“我自岿然不动”的指挥若定，才会有“报道敌军宵遁”的胜利结局。有政治热情，又有深厚的思想，这是毛泽东抒情和鼓动的内核。

　　不离传统而又超越传统，这是毛泽东构筑自己诗词风格的第二个特点。不离，是指吸取了我们民族的优秀艺术精华；超越，是指在艺术上又有所突破，有所改造，有所创新。毛泽东非常了解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状况，他多次指出，我们的民族地广人众、历史悠久，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历代劳动人民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酷爱自由，勇于举起革命的旗帜。这就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主流，也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主要之点。这种民族精神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构成了我们的民族文化。无论是文学还是艺术，无论是语言还是风习，都有着中华民族独特的风貌。当然，这些东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人民受到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固有的作风和气派必然要寻找新的思想基础，这意味着新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将破土而出。毛泽东诗词敏锐地反映了人民群众中当时还处在孕育状态的这种新作风和新气派。毛泽东诗词中的景物描写，不论是“万山红遍，漫江碧透”的南江，还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不论是“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的井冈山，还是“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的大柏地；不论是“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娄山关，还是“红旗漫卷西风”的六盘山，这一切，不仅再现了祖国山河的特有风情，而且焕发出一种斗争向上的时代气息。“大江”和“龟蛇”在他的诗词中一再出现，并不是为了引人神往于飞去的黄鹤和行云的神女，而是为了揭示“心潮逐浪高”的英雄风貌和“天堑变通途”、“高峡出平湖”的建设画卷。此外，毛泽东还善于利用传统的思想材料，经过改造之后，使这些传统的思想材料具有一种全新的内容和形式。例如：“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是对民谣“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的改造；“不到长城非好汉”，是对成语“不到黄河不死心”的改造；“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则是对民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的改造。改造，是为了创新。毛泽东一扫原作中消极、悲观的咏叹调，代之以积极、乐观的交响曲，真可谓妙手偶得，笔下生辉。再如，毛泽东借用吴刚、嫦娥的古老传说，表达对烈士的追念和崇颂之情，援引、点化孔夫子等人的语录或诗句，为我所用，表达革命的情怀等，都是不离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的典范。这一切，都展示了毛泽东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

　　毛泽东继承和创新的思维艺术，使他的诗词独具一格，自成一派。当然，不了解原有的东西就谈不上继承，没有崭新的思想也谈不到创新。毛泽东诺熟中国古典诗词和民歌的写作技巧，又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峰之上，所以就能得心应手地构筑出自己诗词的独特风格，使自己的诗词具有中华民族的新作风、新气派。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继，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这段话强调了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是文艺创作中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在这以前，不少文艺理论家对这个问题曾作过一些论述，但只有毛泽东对此论述得最通俗、最中肯、最精辟、最深刻，因为他总结了以往文学艺术在这方面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进而对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和整体把握。其思维艺术在于：他将《实践论》的观点贯彻到文艺创作的领域之中，强调了三个基本观点，推出了两个重要结论。

　　所强调的三个基本观点是：一、强调社会生活对文艺创作的最终决定作用。二、在强调社会生活对文艺创作的最终决定作用时，绝不是被动的客观决定论，他并不忽视作家、艺术家的主观能动作用，文艺的革命或反动、进步或落后的倾向性，主要是由作家、艺术家的立场和世界观决定的。三、强调社会生活对文艺的“源泉”地位，并不将它绝对化，而是对它作辩证的分析。一方面提出生活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指出生活只是文艺的“原料的矿藏”，是“自然形态”的“粗糙的东西”。这样，毛泽东就深刻阐明了生活与文艺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从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命题出发，合乎规律地得出下面这样两个结论：

　　第一，文学家和艺术家必须深入生活，投身到人民群众的伟大斗争中去。他满怀深情地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初期，曾号召“多接近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建设新事物”（《列宁全集》）第28卷，第83页）。他劝高尔基离开彼得堡，到实际生活中走走。1919年6月，克鲁普斯卡娅在“红星号”宣传舰上工作，列宁专门写信给她，让她设法在舰上为高尔基找一个舱位，好让高尔基能较好地接触实际生活。实际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也是很深刻的，而且贯穿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能动的实践的哲学思想，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大批文学家艺术家按照毛泽东的上述要求投身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洪流中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从而使文艺创作的面貌为之一新。

　　第二，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创作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具有典型性的作品。我们常常提到的“高度的艺术真实”，就是既来源于生活真实，又不局限于原始状态的生活真实，就是将“自然形态”的生活现象集中概括，“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经过艺术认识由感性到理性的深化和飞跃，达到通常我们所说的艺术典型的真实。毛泽东指出：“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就对文艺创作的原理、艺术真实的本质，给予了极其深刻的哲学解说。这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重要贡献。

　　毛泽东关于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的学说，对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实践证明，坚持这个思想，文艺就繁荣、发展；离开这个思想，不但在理论上会偏向唯心主义，而且创作也必然受挫，步入歧途。

　　有比较，才有鉴别。毛泽东善于用比较的方法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就是他比较的思维艺术。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如果中国也象苏联那样强大，敌人进来，很快就能赶出去”，中国虽是个大国，但经济实力不强，只能用游击战的形式――这是国情比较。这一国情比较，深刻揭示了抗日战争的特点，并根据这一特点，确定了战略和战术。二十年代的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阶级关系非常复杂，于是，毛泽东就写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是阶级比较。通过阶级比较，就准确地分清了敌友我，进而很好地解决了“革命的首要问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逐次回顾了五次反“围剿”的情况，对比分析了五次反“围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是历史比较。通过历史比较，找到了革命战争的规律，进而取得了革命战争的主动权。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里，毛泽东深入地分析了中日双方在战争进程中政治、经济、军事、人心、外交等方面的异同、优劣、变化和发展趋势――这是过程比较。通过这一比较，提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的著名预言，确走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各种理论都跑了出来，什么基马尔主义，什么唯生产主义，什么按劳分配主义，什么三民主义等等。毛泽东逐一以共产主义同其他什么主义进行了比较，结果使这些什么主义相形见绌――这是理论比较。通过理论比较，击退了敌人的舆论进攻，澄清了人们的一些模糊认识，得出了一个不容辩驳的真理：“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

　　毛泽东比较思维的过程是：首先掌握第一手材料；第二是对这些材料分析综合，即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处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比较，因为粗与精、伪与真、彼与此、表与里是相比较而存在的）；第三是在分析的基础上作出判断；第四是在判断的前提下作出计划，进行决策。

　　毛泽东比较思维艺术的特点是：一、在比较时既注意事物的整体性，又注意事物的系统性。即除了在总体上把握事物的特点外，还研究事物的多个层次，多个侧面。二、在比较时注意同历史科学的结合。即不能就事论事，而要以历史材料作为参照系，立足现在，预测未来。三、在比较时注意质和量的关系。即既要注意量的多少、质的新旧，又要注意量对质的影响、质在量的影响下的变化。四、在比较时注意事物之间的可比性。即相比较的事应是同类或近类，否则，比较就失去了意义。

　　十九世纪以来，比较法对科学发展的重大影响越来越明显了，这在自然科学中是一目了然的；社会科学也不例外，比较文学、比较史学、比较哲学等方兴未艾。因此，认真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比较的思维艺术，不仅有助于我们思维的科学化程度的提高，也将会促进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

　　毛泽东的一生，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生。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他关于“结合”的思维艺术之果。

　　毛泽东亲身参加并领导了中国的革命，在这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于中国革命的实践，自如地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成功地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摸索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维艺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以特有的民族色彩，明确、深刻地为中国人民阐述了什么叫“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他指出，“结合”的原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把它“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00页）也就是说，在应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78页）。这种对理论的再创造，并成功地指导中国实际的过程，就叫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曾形象他说，这就叫“有的放矢”，即用马列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

　　第二，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指明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他一再强调，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作教条，而应当把它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科学来学习，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去寻找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第三，他阐明了坚持这项根本原则的重要性。他指出，这个根本原则问题解决不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78页）。这就把坚持不坚持“结合”的原则，坚持得好与不好，提高到了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高度来认识。

　　第四，他阐明了坚持和运用这一根本原则的主要方法。一种方法就是研究矛盾特殊性的方法。他指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统一，“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也不能把握事物的规律。再一个方法，就是调查研究的方法。即“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没有这种调查研究工作，“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94、292、760、749页）。显然，毛泽东在谈“结合”的方法时，已把它上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加以强调了。

　　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只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革命建设就会胜利，马克思主义就会发展，否则，革命和建设就要受到挫折，马克思主义就会被曲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并根据这一原则，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一国两制”的构想，这在四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这使得毛泽东“结合”的思维艺术，在新的历史阶段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