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中国的知识界青年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形成高潮，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首先响应，毛泽东本人也是由湖南去北京，由北京去上海为新民学会的会员南北奔走，筹措款项，准备成行，但他本人却不打算去，这是为什么呢？这与他对时局的分析思考、对现状的思维判断是分不开的。

　　直隶高阳人李石曾，清代巨宦李藻的后人，父亲亦为大官，祖传遗产很多。后赴法留学，学生物兼营商业，在法国还经营了一些工厂企业。李石曾精通法语，往来于法国上层社会，对中国官场也很熟悉，他趁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青壮参战，劳力缺乏的机会，借助自己雄厚的资本，勾结法政界上层官僚，获得招募华工的权力。大战一结束，大批军人复员，劳力不再缺乏，一部分华工亦被遣送回国。李石曾看到再招募华工已无前途，便转而鼓动中国学生和知识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一则继续招募华工，二则也可以博得青年学生的信仰，以捞取政治资本。1917 年4 月，李石曾在《新青年》杂志上刊登广告，介绍留法勤工俭学规则，鼓吹勤工俭学的好处。于是勤工俭学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热潮。

　　人们不了解这些内幕，只想到赴法留学的好处，就连执教于北京大学的杨昌济教授、也从北京给肖子升、蔡和森、毛泽东（当时号称“三豪杰”）写信，谈如何到西方勤工俭学以拯救中国。毛泽东的新民学会讨论了这封信，并首先起来响应。当时认为勤工俭学是反抗旧思想和剥削阶级的利器，甚至奉工读为主义。大家椎毛泽东执笔，写出勤工俭学的实施方案，并经肖子升修改，送交李石曾。湖南学生先后汇集北京，等待赴法。新民学会在长沙时，打算全体赴法，并委派蔡和森代表新民学会会员进京进行赴法筹备工作，毛泽东和另外二十人也于1918年秋启程赴京。赴法勤工俭学的全体人员，先到上海，然后远航法国。新民学会会员离京赴法时，同人纷纷赋诗赠别。当时，罗章龙写了一首五言律诗：

　　送新民学会会员赴法（1919年冬）雪月映西山，冰封渤海湾。围炉忻笑语，别意动燕关。徒倚双抡动，踟橱落日阑。车书观万国，海上有书还。

　　新民学会还在上海的半漱园举行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他提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会议委派他回长沙任湖南勤工俭学运动的负责人。最后大家合了影，然后，赴法人员沿着吴淞口岸走向一艘法国货船。

　　毛泽东独自一人站在倾斜的码头上，看着朋友们鱼贯而行走进船尾的四等舱，然后，他大声对赴法的朋友们喊道：努力学习，拯救国家！

　　起初，毛泽东也打算一起赴法勤工俭学，但他出于自己的思考，还是中途易辙，决定不去法国。这除了他在经济上学习法语方面的困难外，主要是他的思维与众不同。从根本上说，他认为个人的和国家的前途不在西方。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我认为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不多，我呆在中国或许更有用。”正如当一位同学对毛泽东不能赴法表示遗憾时，毛泽东回答说：“革命不可能推迟到你们从海外归来。”这便是毛泽东为什么不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原因。

　　于是，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想法，带着满腹的政治计划回到长沙。他以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修业学校主事的身份为掩护，发起了青年读书会，又与其他人一起重建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回到韶山，又成立了教育促进会，他还编辑并接管了《通俗报》。他还在同学的协助下成立文化书社，借以传播左翼文学的种子。他在文化书社成立时宣布：“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所以，毛泽东就在雅礼学校以低租金租了三间房作文化书社，并从杨开慧的母亲那里得到了经济援助。不久就在其他城镇成立了七个分社。书社中经营的书刊中有：苛尔卡普的《社会主义史》、《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俄罗斯之研究》和《新青年》、《新生活》、《新教育》、《劳动界》等。在何叔衡的帮助下，他发起了俄罗斯研究小组并筹划赴俄留学。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影响下，他试图组织劳工联合会。在共产国际的建议下，他开始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同时还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成立共产党组织的基础。毛泽东还把《通俗报》的许多人聘为修业小学的教师，依靠学校的薪水维持他们的生计。利用校友会的场所召集会议，给文化书社以补贴。毛泽东把第一师范变成了萌芽时期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大家庭。他还把大弟毛泽民、二弟毛泽罩、妹妹毛泽建吸收进来为共产主义小组效力。

　　1921年初，新民学会在文化书社开了三大例会。毛泽东主张采用俄国式的革命方法，反对“通过几十年的教育”改良。但是，从法国勤工俭学归来的大部分人反对他的观点，一些继续留在法国的人也写信反对这一观点。毛泽东倾向于苏联，而肖子升则不；毛泽东赞成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肖子升则主张个人自由，毛泽东决心组织起来夺取政权，而肖子升则仍愿做一个教书匠。肖子升对毛泽东说：“象刘邦和项羽那样大规模的争斗，在那稣基督和释迦牟尼看来，就象街头顽童为争一个苹果而大打出手。”毛泽东无可奈何，只是说：“你不同意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很遗憾。”五四运动实际上以毛泽东和肖子升为代表分成了“主义”派和“问题”派。“主义”派主张在思想意识的指导下付诸一定的行动；“问题”派则主张研究具体问题而远离生活。这就是当时以及后来人们传说的，以李大钊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和以胡适为首的“五四自由派”。

　　毛泽东宣布新民学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并把解体后和自己观点一致的人拉进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毛泽东这时已经开始把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作为自己的指路航标，并于1921年作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之一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决策思维的艺术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中美隔绝二十多年后毅然访华，并很快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这一事实震惊了世界。尼克松把它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对毛泽东来说，这“改变世界的一周”不是一支突如其来的幻想曲，而是逐步施展的策略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以前，他只着眼于中国的事情，只是到了延安，日本的侵略使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候，他才第一次把世界事务作为他日程表中的一部分，他把中国的抗日战争描绘成全球危机的一部分，并预见到西方反对纳粹德国的事业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所存在的潜在价值。他雄辩地论证了全球反法西斯主义的重要性。开始谈论中国的震动对落后国家会产生的影响。这时，他开始象一位世界政治家那样讲话。但他与外国人没有过密的关系，他的外国朋友也比其他中共领导人少。1944 年在延安接见“迪克斯”使团，是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与美国政府官员握手。这时的毛泽东对美国寄予希望，除了他已感觉到美国军队要踏上中国的土地与日本作战外，他还希望罗斯福停止给国民党提供美元和援助，否则，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战争将会是长期的、艰苦的。为此他1944年在延安欢迎和接见了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帕特里克?赫尔利。经过会谈，毛泽东与赫尔利制定并签署了国共联合计划（亦称“五点方案”）。毛泽东还向罗斯福提出要去华盛顿与他会谈的要求，并写了亲笔信交给迪克斯使团驻延安办事处。信中表示他与周恩来已作好准备赴美，如果罗斯福总统不打算邀请他们的话，请对信件保密，以免触怒蒋介石，因国共两党正在进行着不愉快的谈判。结果赫尔利扼杀了这一信件，信件一直没有到美国最高官员手里，相反却先到了重庆。赫尔利当了美国驻华大使，单方面撕毁了“五点方案”，还把那些认为毛泽东将掌握中国未来的美国官员一一赶了下去。为此，毛泽东写了《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可笑的是1945年8月，还是这位赫尔利乘飞机赴延去接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四十五天后，毛泽东与蒋介石签订了一纸协定，后来，毛泽东才了解到美国政界对中国事务所采取的态度。原来蒋介石和他的妻子宋美龄已经活动了几位关键的共和党人，结果他们一致同意支持国民党。以致造成一场历史的大笑话。毛泽东的第一次出国应该是在五十一岁时到美国，结果却是五十六岁时去了苏联，使中美两国二十多年断绝来往，使中国人民受尽了战争的折磨，可是1972 年美国总统只好亲自来到中国，签订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如果美国当政者多一点预见的话，又何致于出现这样的历史误会！

　　毛泽东在延安的办公室墙上挂有四幅像：蒋介石、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按西方字母排列）。这说明毛泽东一直想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直到1948年蒋介石由南京迁至广州时，毛泽东还邀请莱顿?司徒雷登大使会谈，结果司徒雷登慌了手脚，而华盛顿认为毛泽东势力太弱，不愿和他打交道，所以对毛泽东与司徒雷登的谈话不感兴趣。直到1949年毛泽东已无需去华盛顿求援，但仍然高姿态邀请美国官员会晤，而美国仍表示冷淡。这激怒了毛泽东，不久他就下令对驻在中国北方的美国领事馆人员实行强硬态度，不少被驱逐出境。他还写了一篇《别了，司徒雷登》，对美国进行了冷嘲热讽。其实，毛泽东在几年前早已警告美国，毛泽东对巴里特说：“如果你们这些美国人吃饱睡足了没事于，想指责人民，支持蒋介石的话，那是你们的事，我不想干涉。”“但是请记住，中国是谁的中国？它肯定不是蒋介石的，它属于中国人民。当你们的支持也变得无济于事时，这一天就将到来。”所以，这之后他称蒋介石的政权是“美国的殖民政府”，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美国的愤怒的指责。

　　1950年，美国发动朝鲜战争，毛泽东认为朝鲜是一块和中国利益相关的地方，同时也基于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态度，考虑杜鲁门可能由此踏上进攻中国的台阶。所以，毛泽东通过印度驻北京大使向美国政府严正指出：如果麦克阿瑟让战争靠近或越过中国边境的话，中国就要介入。结果，美国一如既往仍然坚持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美国调用了部署在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美国政府公开地把台湾和朝鲜联系在一起，麦克阿瑟还要求蒋介石的军队进入战争，并于1950年10月麦克阿瑟公然炸毁了鸭绿江上的一座大桥。至此，毛泽东毅然决然地把中国的二十五万军队投入朝鲜。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与美国直接发生了战争。其实，毛泽东对美国侵略意图的估计已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柯里尔》上的文章和地图所证实。地图上是北朝鲜和中国东北的一部分。箭头从北朝鲜指向中国的好几个城市，并标有飞行距离。另一张地图上发亮的箭头从台湾、朝鲜、日本和冲绳群岛指向中国。而这些地图都是毛泽东派兵朝鲜之前出笼的。

　　六十年代前半期，毛泽东对美国的国内外政策作过很多批评，他谴责美国对黑人的迫害、控制巴拿马运河，谴责华盛顿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地变化着。1960年，由于多年来的矛盾和分歧，中苏关系破裂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也发生了一系列微妙的变化。中美两国政府也从各方面观察着对方。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微妙的事情正在悄悄地发生。

　　1959年3月的一天早上，毛泽东在东湖边上会见了斯特朗和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这是自从在延安与斯特朗谈“纸老虎”以来，在武昌第一次接见美国朋友。当时毛泽东六十六岁。当他看到九十一岁的杜波依斯仍然身轻体健时，他说道：“连我也感到上年岁了，但我还有精力，人也健壮。我每年还能畅游长江，也在中国其他河域里畅游过，还希望多游一点。如果你们三位不反对的话，我想在密西西比河里游。但我估计另外三位――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艾森豪威尔先生――可能要反对。”

　　杜波依斯有点严肃地回答：“正相反。这三位很可能想见到你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尤其在河口附近游。”

　　毛泽东笑着说：“真的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便近日内动身出发，就算是位旅游者好了。我不谈任何政治问题，只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如果艾森豪威尔允许的话，我倒还想看看他打高尔夫球呢。或许我再去医院探望一下杜勒斯先生。”

　　杜波依斯冷冷他说：“这可能会给杜勒斯一击。”毛泽东回答道：“这正是我去的用意，我非常希望杜勒斯先生能康复。作为美国国务卿，他对我们很有用。同时，他对美国人民、对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有用。”当然他是指杜勒斯的反面教员作用。

　　1969年5月，陈毅等老帅们在报告中建议：鉴于尼克松总统执政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一系列微妙变化，立即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打开冰冻已久的中美关系。另外从法国首任驻华大使马纳克转达的尼克松的正式口信来看，美国真的想跟中国缓和了。当然其中一个目的是想从越南脱身。

　　为了促进中美关系，尼克松于1969年7月批准了放宽对美国公民来中国旅行的限制，允许六类公民（议员、记者、教员、学者、科学家、医生）到中国旅行，还允许在国外工作的美国人可以购买一百美元的中国货物。7 月21日尼克松刚宣布了放宽限制的决定，7月23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对两名误入中国领海的美国大学生宣布释放，并于7月24日通过罗湖桥到达香港。

　　1969年2月下旬，尼克松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法国。在与戴高乐的会见中，戴高乐曾说：“我对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抱任何幻想，但是，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让他们怒气冲冲地与世隔绝。西方应该力图了解中国，同它接触，对它产生影响。”

　　尼克松说：“考虑到将来，在我和苏联人对话的同时，我也可能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不出十年，只要中国有了巨大的核进展，我们就毫无选择的余地了。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和中国的来往必须比目前增多。”

　　戴高乐十分赞赏：“你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得好。”

　　访法回国后，尼克松决定作一次环球旅行，以寻求通往北京的渠道。最后决定在这次旅行中，要以两条渠道探索中美新接触的道路：一条是找巴基斯但总统叶海亚?汗；另一条就是找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

　　尼克松在访问罗马尼亚期间，对齐奥塞斯库说：“我想在我的任期中，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能否请您从中斡旋，向中国人传递我的意愿？”他又说：“美国反对苏联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在亚洲建立反对中国的小集团是错误的。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被错误地孤立起来，会变为一种爆炸性的力量。美国的政策是同中苏两国建立良好的关系。”

　　尼克松在访问巴基斯坦时，对叶海亚?汗总统说：“尽管我政府中的其他人和许多美国人完全不这样看，我还是认为，要是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

　　叶海亚?汗说：“我很欣赏您的见地。”

　　尼克松又说：“中美两国对骂了二十年，相互敌视，互不来往，我想结束这种状况。”

　　叶海亚?汗摇摇头说：“中美两国积怨太深了！依我看，不是一两次对话就能解决的。当然，我是中美两国共同的好友，当尽力而为。”

　　尼克松转身对叶海亚?汗说：“美国决不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你可以把我的想法在最高一级转达给中国人。”

　　尼克松批准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和到中国的旅行限制后，中国立即释放了两名误人中国领海的游艇乘客。尼克松为此感到鼓舞。于是在结束环球旅行回到白宫后不久，便在8月1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说：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什么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尼克松的话使他的内阁同僚们大吃一惊。

　　1969年11月间，美国政府决定撤走两艘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派往台湾海峡巡逻的驱逐舰，并通过巴基斯但渠道告诉中国：撤走两艘驱逐舰的目的，是表明美国愿意同中国缓和，通过谈判解决两国关系问题，不表明美国对台湾不承担防御义务。12月6日周恩宋代表中国政府通过巴基斯坦渠道转告美国领导人：中国决定释放另两名自2月16日因游艇误入广东海面而一直被拘留的美国人鲍德温和唐纳德女士（这同7月份释放的两名美国游客无关）。这是对美国停止两艘驱逐舰巡逻的答复。12 月11 日，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代办雷阳邀请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去中国大使馆作客。这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在中美接触中美国人第一次接到这种邀请。

　　1970 年元月20 日，中断了两年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又举行了。而且破天荒第一次在中国大使馆进行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开始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在“中共大使馆”举行，几小时后又奉白宫的指示修正说，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举行。这是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官方发言人首次使用这个正式名称。在这次第一百三十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发言中传递出一点新信息：美国不谋求“参加针对中国的与苏联共同主宰世界的谋划”，“美国准备考虑派一个代表团到北京去同你们的官员直接讨论问题，或接受你们的政府代表到华盛顿，来更全面地探讨我今天的发言中提到的任何问题，或我们同意讨论的其他问题。”

　　于此同时，基辛格在华盛顿也接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代办雷阳的发言稿。其中也传递给美方新的信息：

　　我们愿意考虑和讨论美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从而切实有助于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从根本上改善中美两国的关系。这些会谈可继续在大使一级进行，也可以在更高一级进行或通过双方同意的其他渠道进行。

　　1970年2月20日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第一百三十六次大使级华沙会谈中，中国代办雷阳作了一次非常奥妙和委婉的发言，表示中国方面愿意接受美国派一个使节去北京的建议。尼克松受到鼓舞，感到中美接近的前景良好。

　　后来美国军队采取进入柬埔寨的作战行动，中国政府授命新华社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即“五?二○声明”），尼克松开始气急败坏，暴跳如雷，但经基辛格一分析，他才放下心来。

　　1970年10月24日，尼克松在白宫宴请了三十一位前来参加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的国家首脑或政府领导人。10 月25 日，尼克松又单独会晤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要求他作为中间人提供帮助。10月26日，尼克松又单独热情接待了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尼克松向齐奥塞斯库暗示，他本人认为台湾问题不是一个国际问题，而是一个国内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并在晚宴的祝酒词中向北京发出了公开信号：“有这样的时刻，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找不到合适的渠道同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联系。然而，正如今天早些时候我对总统阁下说的，他所处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他领导的政府既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又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世界上罕见的。”一位美国总统在公开场合称北京政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破天荒第一次，这意味着一项重大决策：用一定方式表示对大陆中共政权存在的承认。11月13日和12月中旬，叶海亚?汗总统和罗马尼亚副总理格奥尔基?勒杜列斯库分别把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信息传达给毛泽东。12月9日，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里到白宫交给了基辛格一封信，为了保密，这封信既没署名，也没有抬头。信中说，“为了讨论撤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发出的许多其他信息都已收到，但是，一个国家首脑通过另一个国家首脑向一个国家首脑提出建议还是第一次。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真实可靠的朋友，因此，我们十分重视这个信息。”

　　基辛格经尼克松批准，草拟了回信，并以同样方式转给中国政府。回信告诉毛泽东、周恩来，美国准备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以讨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1970 年12 月18 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自己的书房里接见老朋友斯诺。其中谈到中美关系时，毛泽东说：“中美会谈，十五年谈了一百三十六次。”“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也不感兴趣了。当面谈。”

　　斯诺问：“主席愿见他么？”

　　毛泽东爽快他说：“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我愿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

　　斯诺说：“我看吵架难免，也不要紧。”

　　毛泽东伸出一个指头，对着斯诺说：“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我看我不会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

　　1971年3月1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对待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并说今后只要有正当目的，均可到中国访问。白宫发言人在提请大家注意这个决定时说：“我们希望对方会有互惠的行动，但我们不会因为无此行动而裹足不前。”联系到2月底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表示“准备与北京对话”，称“美国准备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起建设性的作用”。这些迹象表明，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在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系列情况后，毛泽东毅然作出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毛泽东的决定一经公开，美国惊呆了，世界轰动了。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成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

　　乒乓外交过去之后，4月21日，尼克松在白宫特别接见了刚从中国回来的美国乒乓球队领队斯廷霍文。他向斯廷霍文保证，对于美国乒协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美之事，他一定给予合作。

　　4月27日下午，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里来到白宫，带来了局恩来通过叶海亚总统捎来的新口信，口信说，中国人现在对于达成和解的直接会谈感兴趣，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国国务卿，甚或美国总统本人，以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

　　尼克松同意中国的邀请，但不同意公开。他认为，为了使这个主动行动有成功的机会，必须完全保密。直到为总统的访问所作的最后安排达成协议为止。如果事先透露风声，保守的反对派就可能在国会里进行动员，破坏全部工作。

　　尼克松反复考虑，最后决定派基辛格秘密访华。

　　4月29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对《生活》杂志报道的毛泽东在接见斯诺时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在东南亚条约组织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了电视讲话，他说那是“随随便便地提出的”，那不是“当真的邀请”。他还说，中国对许多方面都是“扩张主义的”、“相当偏激”。

　　尼克松当晚得知罗杰斯的谈话有如晴天霹雳，只好当天亲自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作了一些纠正。他说：“我希望，事实上是预期，在某个时间以某种身份访问大陆中国，以什么身份出访我还拿不定主意。”

　　为了使基辛格博士的秘密访华获得成功，尼克松批准了基辛格草拟的给周恩来的信。信中说：“为了给尼克松总统的访问作准备，为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建立可靠的联系，尼克松总统建议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的秘密会谈。基辛格博士准备在中国国土上参加这样的会谈，地点最好是在巴基斯坦方便的飞行距离内，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

　　“我们建议，基辛格博士此行的具体细节，包括地点、停留的时间多长、通信联络以及类似的问题通过叶海亚?汗总统作为居间人进行讨论。为了保密起见，务必不用其他渠道。同时，不言而喻，基辛格博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官员的第一次会谈要绝对保密。”

　　不久，基辛格便接到了由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里送来的周恩来的回信：

　　??在研究了尼克松总统的三次口信后，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来访，并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直接对话。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先行来访，进行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华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他可以从伊斯兰堡直接飞往中国一个不向公众开放的飞机场。他可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或在必要时从中国派去接送他的一架中国专机。周恩来总理热烈地期待着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同基辛格博士会晤。

　　基辛格如释重负。尼克松也禁不住眉开眼笑。

　　看着总统把信读完，基辛格笑着说：“我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基辛格秘密访华的结果，中美双方同时在1971年7月15日发布公告。公告的内容是：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子1971 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1972年2月17日，尼克松总统访华终于成行了。2月21日11时27分，尼克松总统乘坐的飞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机场。

　　尼克松总统走下飞机，微笑着向迎接他的周恩来总理伸出手来，周恩来也伸出了手。两人紧紧地握着手，轻轻地摇晃着，足足有一分多钟。周恩来说：

　　“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

　　周恩来为尼克松一行举行了午宴。午宴刚结束，周恩来便来找基辛格，并直截了当地告诉基辛格：“毛主席想会见总统，请你也一同去。”基辛格没料到毛泽东会这样快接见尼克松，听到周恩来这样一说，便问：“我能否带助手洛德去作记录？”

　　周恩来点头同意了，语气有点急：“主席已经请了总统，主席想很快就和总统见面。”

　　历史性的会见开始了。毛泽东向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朝他伸出手。来自两个世界的最高首脑紧紧地握手了。尼克松将左手也搭了上去握着，毛泽东也将左手搭上去握着。俩人都笑了，两个人的四只手叠在一起握了好一会，这一历史性镜头永载史册。在两人会晤后仅几个小时，中国就向外国新闻界提供了面带微笑的毛泽东和咧着嘴笑的尼克松会见的新闻照片和电影。这种作法表明，毛泽东本人很快赞扬了尼克松的访问。

　　这也难怪，在美国总统访问北京之前，还没有一位美国总统访问过东京或莫斯科；尼克松在中国八天的逗留期是美国总统访问外国时间最长的；美国总统在一个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领土上谈判是第一次。

　　对毛泽东来说，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他对美国的要求仅仅是美国不要去做某些事。他在四十年代后期（当时华盛顿在援助蒋介石）、在1950年（爆发了朝鲜战争）、在1953年（那时艾森豪威尔正在强迫中国在朝鲜停战）、在1954年和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以及在1966年（一些美军司令对通过进攻中国来打败越南的主意很感兴趣）一直担心美国对中国的袭击。

　　尼克松中国之行的八天确实是“改变世界的一周”。就中美关系说，互相都感受到的困扰不安的负担从双方肩上卸去了，并且扩大贸易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和发展；就中苏关系说，中国找到了对抗苏联威胁的可靠力量；就中国的国际关系说，中美建交导致了足够的多数国家给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投了赞成票，尼克松离开北京后九个月内，又有二十个国家与中国建交；日本赶忙拥抱北京，而与台湾断交；台湾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总之，整个世界格局和力量均势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几十年来，中美关系一直在毛泽东的考虑之中，具体说，从1944 年夏他第一次接见美国官方使团起就已经开始了，不过那是以非执政党的身份进行的。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直到五十年代中期以前，中美双方处于对抗状态。五十年代后期，即从中苏关系破裂明朗化以后，毛泽东就已开始考虑中美改善关系的问题了。1959年与杜波依斯谈去密西西比河游泳就是一个信号。

　　毛泽东在促进中美建交的十几年中，他一直是“以规范未来的实验过程和预测其效果为中心内容”的决策性思维来考虑问题的。每前进一步，总是以美国的实际表现、动态变化和发展趋势为依据的。如美国撤走在台湾海峡巡逻的两艘驱逐舰，中国接着释放两名美国人，美国出兵柬埔寨，中国就发表“五?二○声明”。在推进双方关系的过程中，随时考虑到事情在时间和空间中所可能经历的发展变化，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使希望达到的目标和实际可能达到的目标之间的差距缩小到最低限度。如开始我们同意美方派员访华，可以公开接待，但经美方说明，考虑到尼克松在国内的实际困难，以及考虑到实际效果，最后同意了先派基辛格秘密访华为总统访华作准备，而且直到双方发布公告，一切憎况一直处于严格保密状态。所以，中美建交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决策思维的过程。

　　――有关农民问题的创新思维艺术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中国的农民问题一直没有引起注意。在“五四”的主题中，没有它的一席之地，在中国共产党的日程上，也没有它的位置，直到1924 年还没有一位农民是中共党员，到处都认为农民没有闹革命的天才。

　　直到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时，毛泽东才督促他的仍侍怀疑态度的同僚们把农民作为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当时唯一的农民组织是彭湃创建的，他在广东的东部成立了农民协会。彭湃被任命为国民党新建的农民部部长。1924年7月，他在广州成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中国历史上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政治反叛为目的训练农民的学校。同年8月，毛泽东应邀为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了第一课，使中国的农民问题有了一个新的良好的开端。

　　中国国民党农民部的成立，激发了毛泽东的工作热情，但在中国共产党内农民问题却反响甚微。1925年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发表的公报中，“农民”一词在每次提到时都与“工人”一词用连字号连接起来，好象农民不可能单独存在似的。

　　毛泽东在共产党内与众不同，他经常回到韶山，在农田里召开政治性会议，与邻居们交谈，与雇工们谈春播问题。1925年2月，他还离开韶山走了几个县或更远一些的地方，他住在农民家里，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从农民那里调查得来的第一手材料，把他的笔记本记得满满的，他象着了迷一样奔波在青山绿水之间。他在农民协会里成立党小组，他给农民讲共产主义，他努力与中国不再沉默的大多数接上联系。到1926 年底，他使湖南的七十五个县中半数以上有了农民协会，会员人数达二百多万。仅在湘潭县，他就建立了二十多所夜校，一方面提高文化水平，一方面传播马克思主义。他用最通俗的语盲向农民讲革命道理。他说，大自然赐给每个人的都是一双手和一双脚，一切财富都要用双手去创造，但是，为什么富人不创造财富却可以坐享其成呢？??1925年8月，他在当年他父母住过的阁楼上，为中国共产党韶山支部举行了庄严的典礼，发展了三十二名农民入党。乡村中第一次发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呼喊。

　　1926年1月，在国民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代表国民党宣传部所作的报告，第一次公开表达了他的新思想：“迄今为止，我们过多地注意了城市而忽略了农民。”农民运动的高涨已在争论中占有重要地位。1926年7 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农民部终于成立了。毛泽东被任命为农民部的负责人。当年年底，他在《向导》上又发表了两篇论农民问题的文章。

　　中国在二十年代中期，对莫斯科来说，最得意的是统一战线；对共产党的多数领导来说，最麻烦的问题是共产党怎样才能从统一战线中得到好处，又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对毛泽东来说，最关心的是民众问题――实则是农民问题。他从湖南农民问题的调查中，对革命应该为了谁，什么样的星星之火可以点燃中国大地上的革命烈火，使之有足够的热度能熔化旧的同时又能创造出新的等等革命的重要问题都有了明确的答案。他认为，革命应该为穷苦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住在农村，韶山周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毛泽东认为他们鹰于贫农或中农。星星之火应该在农村燃起，地主的压迫比城市中资本家的压迫更严重也更残酷。1926年3月，他在广州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半年后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间题》，毛泽东从自己掌握的事实材料出发，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出发，明确地回答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他认为，农民在革命的各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受压迫最深，而是贫困的人也是最革命的，这是一贯如此的。毛泽东断言：中国的权力产生于土地之中。革命必须依靠农民，京有他们才能使旧中国这个摇摇欲坠的大厦倾塌，即使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也要完全依靠他们，因为“军阀政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开支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农民，而他们又是生活在地主阶级的统治之下”。“如果农民不起来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统治，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可能被推翻。”“另一方面，对于农民来说，一旦他们起来，他们就会推翻压迫他们几千年的地主和土豪劣绅的政治统治。”而“城市工人的政治目的只是为了获得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他们并不希望立即从政治上打垮资产阶级。”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乡村就象磁铁一样吸引着毛泽东。他于1926 年10月结束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后，又用了三十二天的时间，在湖南的五个县作了调查。他看到农民协会在农村各地都占了统治地位，农民“象乌云一样汹涌澎湃”。地主被敲锣打鼓的人群拥着游街，其中罪大恶极的已被关进县城的监狱，有些地主则抛弃家产狼狈逃窜。农民还成立了长矛队维护新的秩序，“打倒帝国主义！”已成为连孩子玩耍时都喊的口号，甚至农民会向恶霸地主大声喝问：”喂，土豪，你知道不知道三民主义？”地主的权威扫地已尽，整个社会翻了个儿。对此，毛泽东欣喜若狂，同时也感到吃惊。

　　湖南农民运动，在很短的时间，以迅猛的气势荡涤着社会的污泥浊水，这充分显示了农民的革命力量，也证明了革命必须依靠农民，但同时却引起了各方面的震惊和非议。毛泽东曾以叶公好龙的故事讽刺那些“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的“革命者”们。他嘲笑一位指责农民已经被“赤化”的军事指挥员：“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

　　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毛泽东的见解是独特的，也是正确的，他以创造性的思维所得出的结论，包括他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都已被后来的革命实践证明是革命的经典，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在当时看来，国民党虽然也成立了农民部，也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但他们的许多将领都是农民的剥削者，他们如果听说农民象湖南的农民那样发展下去，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当农民运动真的发展起来时，毛泽东就被汪精卫指责为煽动叛乱者。就是共产党内的一些领导人也是醉心于工人运动，迷恋于城市暴动，他们甚至嘲笑毛泽东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说什么“山里怎么会有马克思主义！”就连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密友，也说毛泽东征收土地立案必然会引起“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激烈斗争”。

　　只有毛泽东深信：革命必须唤起民众，而在中国百分之九十的民众是农民，尽管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但如果没有农民这个最广大、最积极的同盟军的参加，革命永远也不会取得胜利。中国的革命不同于欧洲，中国的无产阶级人数太少，力量太弱，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控制着政权，掌握着军队，占领着大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发动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而这在欧洲是没有先例的。

　　所以，在中国，对待农民问题的态度就是对待革命的态度，能否依靠和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思维确实是创造性的。

　　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灭亡和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政权建设摆在面前，首先必须从理论和政治上阐明国家的性质、体制、对内对外政策等重大问题。毛泽东于1949年6月30日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分别阐明了这些问题：

　　一、关于国家的性质。毛泽东指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要建立的国家，只能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二、关于各个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工人阶级的领导是经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有很大的重要性，要联合他们对付帝国主义，发展生产，巩固人民政权，但是它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

　　三、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人民民主专政是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两个方面的结合。人民在现阶段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反动派就是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人民民主专政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四、关于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是，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建国前夕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订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文件。《共同纲领》除规定了政权的性质等重大问题外，还规定了新中国社会经济成分是，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下，合作社经济、手工业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第一届政协会议还选举了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国旗、国徽、国歌，确定北京为首都，决定新中国采用公元纪年，还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在这一系列大政方针确立以后，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布了一系列重大任命。

　　同时确定了建国初期的两大任务：一是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政权；二是要迅速地恢复国民经济。为了完成这两项任务，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取得了新的胜利。

　　军事上继续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任务，追歼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土匪和特务。到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除西藏、台湾以外的所有国土，消灭了一百八十三万国民党反动军队和九十八万土匪。

　　政权上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后，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1951 年10 月西藏和平解放，实现了近百年来全国空前未有的统一和各族人民的团结，人民当家作了主人。

　　经济上建立了国营经济，实行全国财政绎济工作的统一。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二千八百五十八个，平衡财政收支，稳定金融物价，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现金管理，打击投机商人的不法活动，没收投机资本。使物价开始回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状况开始好转。

　　外交上采取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保障我国独立自主和领土主权的完整，维护国际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争取一个有利于我国恢复经济的国际环境。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到1950年10月，仅一年的时间，我国就与世界上十七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在稍微站稳脚跟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50年6月6日至9日在北京及时地召开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和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基本任务。毛泽东指出，要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必须实现三个条件。这就是：第一，完成土地改革任务。当时还有三亿多人口的地区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严重阻碍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这个任务不完成，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是不可能获得根本好转的。第二，对现有工商业实行合理调整。只有完成这项调整，才能建立起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为工农大众服务的工商业体系，才能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才能发展生产，活跃市场，繁荣经济，增加税收，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第三，必须对国家机关所需的经费，实行大量节减。为此毛泽东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完成八项工作：

　　一、有步骤地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

　　二、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统一平衡和物价的稳定；

　　三、必须谨慎地做好人民解放军的复员工作；

　　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

　　五、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

　　六、必须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

　　七、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

　　八、坚决地执行党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

　　为了实现上述三个条件和八项工作，毛泽东又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思想和当前的总方针，即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这就必须克服党内一些同志的急躁情绪，必须调节各方面的关系，必须缓和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

　　抗美援朝。毛泽东的这一果断决策及抗美媛朝战争的最后胜利，保卫了中朝两国的独立、主权和安全，维护了世界和平，同时推动了我国各项工作的开展；沉重打击了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加强了我国的国际力量，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增强了我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确定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方针，以及广泛发动农民，依靠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力量，自己起来打倒地主阶级，取得土地的政策。这一改革，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镇压反革命。确定了“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主动者受奖”的政策和专门机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针。确定了打击重点是：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这一改革任务的完成，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三反”、“五反”。1951 年12 月，毛泽东决定在党和国家机关中开展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三反”运动。这是为了克服一部分干部人城后滋长起来的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习气，适应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需要而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政党严重腐蚀的斗争。从1952年1月起，又开展了以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内容的“五反”运动。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采取了放手发动群众，广泛进行检举揭发，利用矛盾，实行分化瓦解，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贯彻了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办相结合的方针。结果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创造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同时也起到了清除旧社会的污毒和移风易俗的作用，纯洁了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1951年10月至1952年底，对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开展了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以解决他们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态度问题。运动中，采取了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广泛地组织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思想改造的学习和参加实际斗争的锻炼，因而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有了显著提高，增强了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调动了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

　　此外，还在党内开展了整风整党运动。对党内严重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对任意违反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采取蛮横态度去完成工作任务；对破坏党和人民政府威信，引起人民不满，甚至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犯法乱纪等极端严重现象进行了严肃的整顿。并由此重新讨论修订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从而改善了党的领导，改变了党的作风，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为党更好地完成所承担的任务创造了条件。

　　到1952年底，三年恢复时期的各项任务已胜利完成。不仅医治了故争创伤，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的落后面貌，树立了战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典范，取得了伟大成就，达到了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的预定目标，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积累了重要而丰富的经验。

　　在这个基础上，1952年下半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到1953年下半年，正式形成和制定了这条总路线，这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我国进入了一个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

　　其基本内容是：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体；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两翼。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解决私有制问题。只有解决了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也才能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迅速的发展，才能消灭我国历史上存在几千年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任务，为社会主义改造打下物质基础，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毛泽东又制定了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中国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

　　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设计的一百五十六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六百九十四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以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稳步增长。

　　基本策略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力求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发展保持适当的比例，避免脱节；力求建设计划同资金的积累相适应，并适当地估计到技术力量；中央的计划要同地方计划结合起来，在中央统一领导下，首先保证重点工程建设，同时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须合理地利用原有的工业基地，积极地着手建设新的工业基地，并且把两者结合起来，逐步改变过去经济发展不平衡状态；把国家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改善结合起来，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基本措施是：

　　一、大力进行新的工业企业建设；

　　二、充分发挥现有工矿企业的作用；

　　三、统一调配和大力培养建设干部；

　　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为建设积累更多的资金；

　　五、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保证工业建设需要。

　　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于1956年提前完成了。

　　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三大改造的高潮，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

　　一、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趁热打铁迅速地领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根据中国农业的特点和农民的习惯，采取了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等由低级到高级的步骤和形式，逐步引导农民摆脱私有制走上公有制的道路。运动中，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贯彻了依

　　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从而使农业合作化运动获得了成功。

　　二、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三种形式：生产小组、供销生产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以此形式把大量的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实现由分散到集中、由低级到高级的社会主义改造。贯彻自愿互利的原则，以及随着手工业私有制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技术逐步由手工生产转变为机械化生产，极大地促进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走的是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对资本主义企业采取购买政策，国家以定息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和对资产阶级的改造结合起来，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给予必要的工作安排，有较高的工资待遇，不剥夺选举权，对有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予政治上的安排。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已占绝对优势，社会主义公有制已成为国家的经济基础，几千年剥削制度的历史已基本结束，剥削阶级己基本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

　　鉴于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并规定了“八大”召开的目的和宗旨：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并号召全党要继承优良传统，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要犯长期性的路线错误。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会议根据国内主要矛盾变化的论断，及时地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制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亿万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会议还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必须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在“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大量存在的矛盾，提出了必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成为“八大”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和依据。

　　毛泽东认为，国家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全国开始转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而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阶级斗争虽然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但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已是社会中大量存在的主要矛盾。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

　　鉴于以上情况，1957年1月，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严肃地提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7页）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主要内容包括：

　　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旧社会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

　　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大量的普遍存在的矛盾。由于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因此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解决。

　　三、必须正确地估计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矛盾的状况，规定解决敌我矛盾的正确方针。

　　四、阐明了我国在农业合作化、工商业改造、知识分子、少数民族、民主党派以及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一系列人民内部矛盾，规定了正确处理的方针。

　　五、进一步论述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

　　这一理论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以后，毛泽东又提出了要造成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

　　根据“八大”的精神，1957年进行了一次普遍的、深入的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开门整风运动。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宣布：“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0页）3月18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9页）

　　4月27日，党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我国目前已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转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处在一个新的伟大的变革中，因此党必须改造自己，才能更好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次整风的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次整风的指导思想是：以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指导，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各级党委必须认真总结和改进自己的工作，检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情况，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和不从团结全国人民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以及不从实际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指示》还规定，为了加强党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并且使它形成为一个永久的制度J指示》还提出必须贯彻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把整风与改进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结合起来，防止关门整风，妨害工作。

　　但是，由于整风中间插入了反右派斗争和发动大跃进运动，整风一直到1958年5月才大体结束，同时在内容上也有了很大变化（后来以反右倾保守、反浪费为主要内容），所以这次整风没有完全实现预期的目的。反右派斗争带来了严重后果：重新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内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视为解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好形式，并且推行到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中，使经济建设纳入到阶级斗争的轨道，严重地破坏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严重地损害了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影响了教育和科技的发展。

　　总之，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造成许多不良后果。

　　尽管中间插入了反右派斗争，但第一个五年计划仍然超额完成了任务，并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

　　一、必须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

　　二、必须正确地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

　　三、必须正确地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

　　四、在经济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不断地反对“左”倾冒进和右倾保守的倾向，不断地调整国民经济计划，坚决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反对主观武断；

　　五、学习外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很重要，但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决不能生搬硬套。

　　总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为我国卖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了基础，对中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指出，通过整风反右斗争，把大跃进的劲鼓起来了。根据当前形势，一方面积极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强调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一方面要开展大跃进运动，以实现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

　　1957 年冬季，农村兴起了以兴修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农业生产热潮。1957 年11 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有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的莫斯科会议，以及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在这期间，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公开提出十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工业的产品产量方面，要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毛泽东的讲话，对世界各国震动很大，英国报界说，中国是东方的一条蛟龙。当然对中国人民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1958年1月初，毛泽东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参加的杭州会议，着重讨论了当时要抓的各项工作。杭州会议后，又召开了由九省两市书记参加的南宁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新高潮的形势下，为实现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必须改进党委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拟定了《工作方法六十条》。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它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迫切要求和强烈愿望。但修改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结论，重又提出社会主义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提出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思想。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表现了高度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和科研领域，全国呈现出欣欣向荣、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局面。但片面强调高速度、追求高指标也越来越厉害，于是浮夸风日益严重。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共中央在8月17日至30日于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等文件，两个决议一经公布，全党全民的炼钢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超出预计的速度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随之“共产风”也普遍地产生。在公社范围内发生了穷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财产无代价上调，银行把农村贷款也一律收回，即所谓“一平二调三收款”。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使农业生产迅速下降。

　　毛泽东逐渐觉察到了这些问题，于是从1958年11月起到1959年7月初，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对已经察觉到的“左”的错误进行了若干纠正。

　　首先是对公社外部“共产风”的纠正。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召开了郑州会议，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划清了界限，澄清了党内的混乱思想，纠正了急于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倾错误，刹住了“共产风”。接着于11月21日至27日召开了武昌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科学一定要保护，必须老老实实，不要弄虚作假，要压缩空气，明年的钢产量定的太高，要压下来。接着于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会议决议论述了人民公社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纠正了在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偏向和误解。

　　其次是对公社内部“共产风”的纠正。毛泽东指出，农村中所以发生瞒产私分，这只有从公社所有制以及采取的政策上去认识，误认为公社一成立，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等由公社分配了，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误认为按劳分配就是按需分配，误认为集体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因此在公社范围内发生了“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是根本原因。根据毛泽东的讲话，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这就从公社内部纠正了“共产风”。

　　总之，毛泽东在纠正“左”的错误中，先后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等思想、这对纠正“左”的错误起了积极作用。

　　1960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正式讨论通过了八字方针。会上，毛泽东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号召全党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使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1961年3月，中央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条例》对人民公社的性质、组织、规模、分配原则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规定。1961年5 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对《条例》作了重大修改，6 月把修改的草案发给全国试行贯彻。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由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并进行了自我批评，对1958年以来的“左”的错误承担了责任。会议重新肯定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并对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在会上，毛泽东虽然强调阶级斗争问题，但他说，一定要把当前的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要因抓阶级斗争而干扰了这项工作。所以八届十中全会后，党中央的中心工作仍然是贯彻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同时有些地方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是在经济领域中进行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的运动。这对于巩固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调动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是有好处的。

　　1963年冬，中央决定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进行经济调整，强调把恢复和发展农业放在第一位，要按照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工业，突破尖端的原则，安排国民经济的发展，但重点放在巩固、充实、提高方面。

　　1965年春，根据农村“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的情况和暴露的问题，中共中央又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问题》，即“二十三条”。强调要始终抓生产，要以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并作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迈路的当权派”的论断。

　　这之后，毛泽东根据对国内外斗争形势的思考和判断，面对中国的现状，以他自己的逻辑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在一生中，紧紧抓住政权建设不放，一直到临终，还担心政权能否巩固，会不会变颜色？甚至还有重上井冈山革命的设想。而他在政权建设中，总是凭借他那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与他经过调查研究发现的问题之间找到过渡的桥梁，使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这就是所谓“求解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