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一九七一年四月周恩来导演了乒乓外交，宣布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了以后，尼克松加紧了访问中国的准备工作。中国问题成了尼克松大脑思维的一个大热点。几乎每天，他都要跟基辛格在一起研讨一下有关美中关系的种种问题。使得基辛格感叹地说，我不知道哪个总统的出访有过这么细致的计划，也不知道哪个总统本人做过如此认真的准备。

　　一本本厚厚的参考资料摆在他的办公桌上，摆在他的书房里。这些材料是由基辛格指导下的班子耗尽心血编辑出来的，收录了有关总统访华的主要目标以及有关已和中方商定的议程中各项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估计了中国在各个议题项目中可能采取的立场，以及总统可以应对的论据。还有基辛格两次访华与周思来的谈话记录。也有中央情报局专门提供的毛泽东和周思来的档案材料，包括经历、性格、思想、为人、爱好、著作摘要等等，其中包括不少珍贵的照片。还有西方中国问题学者写的文章和专著书籍中的节录，这些学者包括埃德加・斯诺、罗斯・特里尔、费正清、斯图尔特・施拉姆和安德烈・马尔罗等。向来不太注重细小方面的尼克松，竟然极其细致地阅读了所有的参考资料，在许多他认为重要的地方都认真划了线。他甚至把意大利著名的导演安东尼奥尼拍的长纪录片《中国》也找来看了两遍。

　　法国大作家马尔罗的名著《反回忆录》有不少关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在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革命活动的描写，引起了尼克松极为浓厚的兴趣，觉得很有价值。为此，尼克松在出访中国的前几天，还特地请这位年事已高的法国名人来白宫作客。

　　马尔罗被当作总统的贵宾，请到白宫椭圆办公室同总统谈话。马尔罗年已七十，华发斑斑，仍然思路敏捷，言语精辟。他从三十年代以来，断断续续和毛泽东、周恩来保持着联系，还作为法国政府的文化部长访问过新中国。

　　“你几年以前会不会想到毛泽东或者周恩来会同意会见一位美国总统？”尼克松问。

　　马尔罗回答：“我早就觉得这种会晤是不可避免的。”

　　“即使有越南战争也不妨碍这种会晤么？”尼克松又问。

　　“呵，是的，是这样。”马尔罗说，“中苏之间的友谊曾经是晴空万里，但是分裂也是必然的，这就导致中美和解势在必行，总统阁下要访问中国，在我看来并不奇怪。戴高乐将军本来要在他活着的时候访问北京，会见毛泽东，想不到只成为一种遗愿。戴高乐去世的时候，毛泽东发去唁电，称戴高乐将军是伟人，这在中国人来说，也并不奇怪，因为据我了解，他们并不信仰任何思想体系。”

　　尼克松十分感兴趣地问：“中国人高声宣布信仰共产主义。你不认为是这样的么？”

　　马尔罗笑了，说：“斯大林认为毛泽东信仰的是‘民族共产主义’，我看也有一点道理。其实，我认为中国人实际上并不信仰任何思想体系；他们首先信仰的是中国。”

　　尼克松又问：“你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提问：越南战争会不会妨碍中美和解？”

　　马尔罗说：“总统阁下，据我所知，美国正要从越南脱身，当然这是一个明智的政策，这说明美国在越南的作用如今已经不是实质性问题。而中国呐，在历史上，中国与越南的宿怨太深了。我看，越南战争不会构成中美接近的障碍。我还觉得，中国人的行动是它国内需要的反映。”

　　尼克松端详着眼前这个德高望重的法国老人，十分佩服他敏锐的洞察力和精明的理解力，佩服他有着惊人的直觉。尼克松又问：“为什么说中国人的行动是它国内需要的反映？”

　　马尔罗说：“我认为，中国邀请你去访问说明它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中国人对你访华的评价将取决于你能否提出一项援助中国的新马歇尔计划。”

　　马尔罗的这一点分析，就显得过时了。尼克松想起，基辛格两次访华回来都对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思想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但是，尼克松出于对高龄客人的尊重，没有提出来反驳。尼克松换了一个角度问：

　　“你能给我讲讲对毛泽东的印象么？”

　　马尔罗望着窗外的玫瑰园，似乎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然后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五年前，我见到毛的时候，毛担心一件事：美国人或者俄国人用十颗原子弹就可以破坏中国的工业中心，使中国倒退五十年，而在此期间他自己会死去。他对我讲，‘当我有六颗原子弹时，就没有人能够轰炸我的城市了’。我不懂毛这句话的意思。毛接着又讲，‘美国人永远不会对我们扔原子弹。’这话我也不懂，不过我给你复述一遍，因为一个人不懂的话才往往是最重要的话。”

　　尼克松津津有味地听着，时而“哦、哦”地应着。

　　马尔罗又说：“总统阁下，你将面对的是一个巨人，不过是一个面临死亡的巨人。我上次看到他时他告诉我，‘我们没有继承人’。你知道毛第一次见到你时会有什么想法？他会想，‘他比我年轻得多！’”

　　晚上，尼克松设宴招待马尔罗，在进餐时话题还是毛泽东。他请教马尔罗怎么跟毛泽东谈话。

　　“你将会晤的是一个命运奇特的人，他相信他正在演出自己一生中的最后一幕。你可能以为他是在对你说话，但实际上他将是在对死神讲话……总统，你去中国跑一趟是值得的。”

　　“那么，毛身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尼克松又问。

　　马尔罗说：“正象毛自己所说的，他没有继承人。你知道他的这话是指什么说的么？他的意思是，据他看来，伟大的领袖人物――丘吉尔、甘地、戴高乐――是世界上不会再出现的那种医治人类创伤的历史事件的产物。从这个意义来说，他认为他没有继承人。有一次我还问过他是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毛说，‘当然我是他们的继承人。’总统阁下，你是在理性范围内行事的，但毛却不是。他带有一点巫师的味道。他脑子里有个幻像。这个幻像迷住了他。”

　　“许多伟人都有这种神秘的气氛。”尼克松说，“象林肯就是那样。他在遇刺那天对内阁成员谈到前一天夜里作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一艘‘难以形容的怪船’上，以极大的速度驶向飘渺的彼岸。安德烈，我们不知道那个海岸在哪里，也不知道情况怎样，但我们必须避开浅滩，设法达到那里。”

　　马尔罗会意一笑，说：“你说起避开浅滩到达彼岸，我感到毛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即使你和他都知道存在着浅滩，你们谁也不知道彼岸有些什么东西。然而，毛知道他的港口是死神。”

　　晚宴后喝加啡的时候，马尔罗被谈话的内容和咖啡因刺激得十分兴奋，对尼克松说：“你即将尝试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业之一。我联想到十六世纪的那些探险家，他们出去寻找一个具体的目的地，但往往发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总统，你要做的事情很可能得到出乎意料的完全不同的结果。”

　　那晚谈话结束时，尼克松亲自走出门外送马尔罗上车。他俩站在白宫北廊台阶上，夜空渺远，星光灿烂。尽管深冬的夜风料峭，马尔罗在告别后没有马上上车，他又回转身来对尼克松说：“我不是戴高乐，但我知道要是戴高乐在这里他会说些什么。他会说，‘所有理解你正在着手进行的事业的人都向你致敬！’”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七日，尼克松总统在同国会的领袖们进行简短的告别会见以后，来到停在白宫草坪上的直升飞机前面。这一天，天气严寒，冷风刺骨。他引用了乘“阿波罗十一号”宇宙飞船登上月球的第一批人在月球的纪念碑上留下的话：“我们是为了谋求全人类的和平而来的。”他用这句话作为他访华旅行的开端。

　　中美两国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相距一万二千英里。在时差上，中国的北京时间比华盛顿时间早十三个小时。特别重视电视的神奇作用的尼克松已经下令对电视转播作了精心的计划安排。每天上午的活动可以在晚上电视的黄金时间传到美国，晚上的活动又可以在早晨的电视上作实况转播。因而．特意安排到达北京的时间是二十一日上午十一点三十分，也即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十点三十分，正是电视观众最多的时刻。

　　为到达北京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尼克松和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早已决定：当电视摄像机拍摄尼克松走下舷梯第一次和周恩来见面与握手时，为了突出这个镜头的重要，镜头里美方应该只有总统单独―个人。他要纠正―九五四年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的失礼行为；此时，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就连罗杰斯和基辛格这样的人物。也被告诫要留在飞机上，直到总统与周恩来握手结束。但是，霍尔德曼还是不放心，还特别委派一名强壮高大的副官待总统一走出机舱就挡住飞机的通道。

　　二月二十一日，北京也是天气阴冷。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飞到北京上空时，正巧太阳冲出了厚积的云层照射到大地上。尼克松从舷窗向外眺望，田野是一片灰黄，小村镇就象他看过的图画里中世纪的村镇一样。

　　十一点二十七分，飞机平稳地停定在候机楼前。舱门开了，尼克松和穿红外衣的夫人走了出来。他觉得，机场的欢迎是冷调子的，没有欢呼雀跃的群众，没有迎接国家元首的红地毯。只有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五星红旗并排在机场上空飘扬。但是，三百五十人组成的仪仗队却给人很深的印象。

　　尼克松事后在回忆录里是这么记述这一历史时刻的――

　　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

　　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我被介绍给所有中国官员，然后站在周的左边，其时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在共产党中国心脏的刮风的跑道上，《星条旗歌》在我听来从来没有这么激动人心。

　　当年拍下的纪录影片确实表明，穿大衣的尼克松与其穿红大衣的夫人帕特两人走出舱门以后，身后不再有人跟随出来，不象往常国家首脑来访时常见的，代表团成员及随员们会尾随着元首沿舷梯鱼贯而下。长长的舷梯只有尼克松与夫人两人迈步走下来，仿佛偌大的“空军一号”专机只载着他们俩人。待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尼克松已经微笑着伸出他的手，周恩来那只手也伸了出来。俩人紧紧地握着手，轻轻地摇晃着，足足有一分多钟。周恩来说：

　　“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呵。”

　　待尼克松和周恩来的历史性握手圆满结束，随着通讯卫星向全世界实况播出，这时，罗杰斯、基辛格、霍尔德曼等代表团成员，才获准涌出机舱，走下舷梯。

　　军乐队奏起了《星条旗歌》和《义勇军进行曲》。

　　周恩来陪同尼克松检阅仪仗队。仪仗队的士兵一个个身材高大健壮，衣着笔挺，精神抖擞。周恩来和尼克松在长长的威武的队列前踏着节奏鲜明的步伐走过时，每个士兵都神态昂扬地微微转动着头，行着注目礼，使人觉得庄严、肃穆、兴奋。

　　周思来和尼克松同乘一辆防弹红旗高级轿车进城。当车队驶至长安大街时，尼克松心里还满以为真正的欢迎仪式可能在天安门广场等待着举行。尼克松在白宫作访华准备时，观看过天安门前人山人海向毛泽东欢呼的纪录片镜头，给他留有极深的印象。他在飞机上曾经想过，要是他受到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的欢迎，那么，盛况将不亚于他在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受到的接待。可是，车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广阔的广场空无一人，据说许多行人被挡在横街小巷里。尼克松的希望落了空。他的心情有点黯然。他注意到连大街也是空的。

　　这时周恩来，一一将天安门广场的主要建筑指给尼克松看：“这是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在这里会见群众。那是人民大会党，人民代表开会的地方……”

　　尼克松“哦、哦”应着，看着宙外。他是觉得有点冷淡；但是，外表没有明显地流露出他内心的感觉。

　　尼克松下榻在钓雨台国宾馆。周恩来的夫人邓额超在宾馆等候。尼克松与基辛格及白宫来的工作人员住在十八号楼；罗杰斯和国务院的人员住在不远处的一幢稍小的六号楼，基辛格前两次来访时在这幢楼住过。尼克松从住处的安排体察出周恩来很熟悉美国国情，知道美国行政机构内部奇怪的相互制约和平衡。到达宾馆后，大家在会客厅摆成大圆圈的沙发上就坐，周恩来在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等官员的陪同下，一一招呼了美国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他在寒喧中还经常开几个玩笑，显出自信与轻松。让尼克松第一次亲自领略了周恩来的风度。

　　在吃丰盛的午宴时，尼克松表现出他使用筷子的熟练技巧，这是他大半年来着意苦练的结果。

　　午宴结束后，尼克松一行人各自回住房去盟洗。刚一会儿，周恩来来找基辛格。他俩在会客室刚见面，周恩来不象往常一样先开开玩笑，直接说：“毛主席想会见总统，请你也一同去。”

　　尽管毛泽东要会见尼克松，这是有所准备的；基辛格却没有料到安排得那么快，他内心还是很高兴，却控制住没有明显流露出来。他想到周恩来没有提到请罗杰斯国务卿一块去，他就不打算问，他想到的是自己能干的助手洛德，便问：“我能否带助手洛德去作记录？”

　　周恩来点头同意了，语气有点急：“主席已经请了总统，主席想很快就和总统见面。”

　　基辛格知道毛泽东和他所蔑视的历代皇帝一样深居简出，神秘莫测。据说，没有人能事先和他约定见面的时间，他的召见都是突如其来的。因而，基辛格马上去请尼克松。那时，尼克松正想洗一个淋浴。

　　用管弦乐演奏的美国歌曲《美丽的阿美利加》的旋律，回旋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样板戏和语录歌占领着中国广袤大地的那些年月，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施特劳斯、瓦格纳、门德尔松等的旋律几乎被扫荡一空，大部分外国歌曲也几乎销声匿迹，只有在山高皇帝远的山村旷野里，还有一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吟唱或是弹奏，以使灵魂取得一些寄托。

　　这支美国歌曲欢悦、悠扬、动听，富于感染力，给大会堂东大厅带来一股新鲜的气息。大会堂的工作人员经过东大厅，都忍不住要驻足听一会儿。在东大厅舞台下角的管弦乐队，队排得十分整齐，演奏得十分起劲。奏样板戏的曲子奏厌了，所以这时练得特别有劲。

　　周恩来总理走过这里，也站在一旁聆听。乐队练习至间歇时，周恩来走上前去，问候大家：“乐团的同志们都辛苦了。怎么样？有困难么？这是尼克松就职总统时选择的曲子，你们一定要演奏好呵！还要多预备几支曲子。我告诉你们，尼克松的音乐修养比较高，钢琴弹得很好。”

　　乐团的领导到周恩来身边作汇报：“总理，刘庆棠部长说，‘首长’有意见，认为这是为美帝国、主义唱赞美曲。”

　　“噢。”周恩来略微皱起眉，坐了下来，不以为然地说，“我记得这是一首赞美美国风光的曲子嘛。不要太‘左’了。”

　　“首长”就是江青。周恩来又想起不久前刘庆棠提起“首长”的另一件事。在黑格一行来打前站时，周恩来让熊向晖召集我国宣传口有关负责人开会，讨论电视转播的事情。美国和许多国家的亿万电视观众渴望通过电视转播，看到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况。尼克松总统本人对此也极为重视。周总理让熊向晖抓好此事。在宣传口的讨论会上，文化部长于会泳抢先发言，他说：“我们绝不能在中国土地上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这是‘首长’的意见。”

　　熊向晖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十分气愤，说：“岂有此理！过去美国政府一直敌视中国，现在美国总统要来中国访问，这是历史性的转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亿万人民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情况，就会引起思考，增加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这是为尼克松宣传，还是为新中国宣传？”

　　周恩来想到这里，为了给乐团领导做好工作，回头对随行的翻译说：“这首《美丽的阿美利加》，你给我背诵一下，还记得么？”

　　这首曲子又奏了起来，翻译伴着乐曲，将歌词用英语背诵了一遍。

　　周恩来专注地听着，对乐团领导说：“这歌词不错嘛。我们选择这个曲子，也是向美国人民表示我们对他们的尊重嘛。我看很好，可以演奏。”

　　周恩来扭头问主持礼宾司工作的同志：“还有什么事情要商量的？”

　　“北京动物园的同志来了。”礼宾司的同志说着，向总理介绍一个五十开外的男同志。

　　“噢。”周恩来起身，与动物园的领导握手，“请坐。向美国赠送熊猫的事情怎么样？有什么困难？”

　　礼宾司的同志代为回答：“动物园已经将这项工作落实了。”

　　周恩来说：“在这方面我是外行。现在我国熊猫的分布情况怎么样？我国的地理气候和美国的地理气候有哪些共同的地方？有哪些差异？这对熊猫生长有什么影响？请你写份报告，详细地介绍一下。好吗？”

　　周恩来回头问秘书：“你把美国的消息给他看了吗？”

　　北京动物园的领导说：“我们已经看了。”说着还拿出报纸来。

　　周恩来接过报纸，浏览着，说：“美国人民希望尼克松总统能为他们带回一只熊猫。这也是美国人民对我们的请求。我们当然应该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也是友谊的表示。”

　　周恩来站起身，与身旁的同志握别，走出东大厅，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了下来，摊开待批的文件和报告，拿起一支铅笔，秘书在一旁正要对待批的材料作一些解释，周总理双目凝视着前方，并没有看材料，象是想起了什么事情，目光透着忧虑。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林彪自取灭亡以后，毛主席病了一场，卧在病榻之上，怎能与即将来访的尼克松会晤呢？周恩来此刻十分关心着毛泽东的病情。这天早上，毛泽东的办公室曾传来消息：说毛主席的身体有了好转。现在又过去十二个小时了，是不是更有好转？

　　周恩来转头嘱咐秘书，打电话到毛主席的办公室询问主席身体情况。

　　毛泽东和尼克松。

　　一个是最革命的左派，一个是最反动的右派；

　　一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潜力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导师，一个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

　　他们曾经用极端的语言，相互敌视，相互对骂。隔绝对峙了二十多年互不来往。他们的意识形态是相互对立的，他们的思想信仰是备不相容的，他们的价值观念是绝不一致的，他们的文化背景是各不相同的。

　　毛泽东和尼克松走到一起来了，这就说明这个世界已经变了。说明一个旧的时代过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开放，理解，沟通，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以高级种经活动区别于动物的人类应该不断地比以前理智，尽管地球上不同的果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人群之间，仍然存在着历史造成的十分深刻的信仰冲突和思想鸿沟，但是，历史也证明了，目前和将来谁也不能用战争消灭谁，给别人掘墓也要毁坏自己生存的家园。自从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地球只是一个小小的村落；真正的世界是宇宙。尽管人类还存在着敌视和对抗，但是一种生存的全球观念会使不同信仰的人们意识到，失去理智的疯狂会毁坏人类共同生存的这个球体。

　　以今天的现代意识来重新审视十五年前毛泽东和尼克松走到一块来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就会认识到这是一个超世纪的事件。尽管毛泽东和尼克松这两位先驱者，以惊人的胆略打开冰冻二十多年之久的中美关系之门，离不开当时历史的因素。但是，毛泽东和尼克松会晤打开中美关系之门的事件，随着岁月的流逝，益发显示出其所包含的意义与价值，已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意识形态，超出了当时历史与现实因素的一般含义。就是今天，我们也难说清楚它的深远意义。

　　高级红旗轿车穿过西长安街，驶进有两个解敌军士兵站岗的新华门，绕过红墙，经过安静无人的甬道，驶至丰泽园。尼克松与基辛格在周思来的陪同下走进这个四合院，穿过一条宽的过道，绕过一张乒乓球桌，进入了毛主席的书房。

　　基辛格对毛主席书房的描述，要比斯诺更为细致：

　　……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象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象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毛泽东站起来，微笑着望着尼克松，眼光锐利，神态略带嘲讽。他说话已经有点困难，他并不避讳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

　　他患了支气管炎与。肺气肿，经常喘息，咳嗽，吐痰，所以他的脚边摆着大痰盂。他的病是他长期大量吸烟所致。他曾经遵医嘱努力戒烟，但是戒不掉。

　　他朝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朝他伸出手。来自两个世界的头面人物紧紧地握手了。尼克松将左手也搭了上去握着。毛主席也将左手搭上去握着。俩人都笑了，两个人的四只手相叠在一起握了好一会，大大超过了正常礼节的握手时间。是不是他俩都想将二十多年由于相互敌视而失去的握手机会都弥补回来呢？

　　毛主席也和基辛格握手，上下打量着基辛格，还用下颏点了点头，说：“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

　　基辛格感觉到，除了戴高乐以外，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象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这个身旁有一名女护士协助他站稳的高大魁梧的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力量和权力的巨大作用的见证。

　　毛泽东很随便地谈起话来。他对尼克松说：

　　“你认为我是可以同你谈哲学的人么？哲学可是个难题呀。”他开玩笑地摆了摆手，把脸转向基辛格，“对这个难题，我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讲，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尼克松对于这次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会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有生动而详细的记述――

　　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象蜡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象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还很柔软。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只安排我们会晤十玉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

　　为了把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记录下来，几名中国摄影记者赶在我们前头涌进会场。我们都坐在长方形房间的一头围成半圆的软沙发上。当摄影记者还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彼此先寒喧了一会。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绪显然象闪电一样敏捷。“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说，同时挥动了一下手，这个手势可能指我们的会谈，也可能包括整个中国，“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我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当我提的问题翻译出来时，毛发笑了，但回答问题的是周恩来。“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他说，“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毛谈到基辛格巧妙地把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严守秘密的事。“他不象一个特工人员，”我说，“但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十二次，来北京一次，而没人知道――除非可能有两三个漂亮的姑娘。”

　　“她们不知道，”基辛格插嘴说，“我是利用她们作掩护的。”

　　“在巴黎吗？”毛装作不相信的样子问。

　　“凡是能用漂亮的姑娘作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我说。

　　“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罗？”毛问道。

　　“他的姑娘，不是我的，”我回答，“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周说，这时毛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谈到我们的总统选举时，毛说他必须老实告诉我，如果民主党人获胜，中国人就会同他们打交道。

　　“这个我懂得，”我说，“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

　　“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毛爽朗地笑着说。

　　当主席说他投了我的票的时候，我回答：“你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的。”

　　“我喜欢右派。”毛显然开心地接口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

　　“还有戴高乐。”我补充了一句。

　　毛马上接口说，“戴高乐另当别论。”接着他又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我说。

　　谈话转到我们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毛说，“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他说，一个象强盗――他是指约翰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几位前任总统；中间有八年是共和党任总统。不过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

　　“主席先生，”我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我同毛的会见，主要谈到我们之间有发展潜力的新关系的他所谓的“哲学”方面，但我还笼统地提出了双方将要讨论的重大实质性问题。我说，我们应该审查我们的政策，决定这些政策应该怎样发展，以便同整个世界打交道，并处理朝鲜、越南和台湾等眼前的问题。

　　我接着说，“例如，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当然这也只能在这间屋子里谈谈――为什么苏联人在面对你们的边境上部署的兵力比面对西欧的边境上部署的还要多？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日本的前途如何？我知道我们双方对日本问题是意见不一致的，但是，从中国的观点来看，日本是保持中立并且完全没有国防好呢，还是和美国有某种共同防御关系好呢？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决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是会有人来填补的。例如周总理已经指出，美国在‘到处伸手’，苏联也在‘到处伸手’。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究竟来自何方？是美国的侵略，还是苏联的侵略？这些问题都不好解答，但是我们必须讨论这些问题。”

　　毛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含义，但我看得出他很疲劳了。周越来越频繁地看手表，于是我决定设法结束这次会谈。

　　“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毛露出了笑容。

　　我接着说，“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

　　毛用手指看基辛格说道，“‘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象放空炮！”周哈哈大笑，显然我们免不了又要听另一番贬低自己的话了。“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象我这种人，”我说，“还有匪帮。”

　　毛探身向前，微笑着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接着，他指向基辛格说，“他们说，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主席先生，”我说，“我们大家都熟悉你的生平。你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的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在我们告辞的时候，毛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我微笑着摇摇头，朝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

　　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

　　“不过你气色很好。”我回答说。

　　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这一次会晤进行了六十五分钟，其中翻译还占去了一半时间。毛泽东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他永远是谈话的中心，在他的引导下，这一次历史性的重要会晤，是在漫不经心的一种戏谑、玩笑的气氛中进行的，轻松的俏皮话使人觉得是几个经常来往的熟人在聊天，一些十分严肃的原则性的主题在毛泽东诙谐随意的谈吐之中暗示出来。基辛格后来把这次谈话比喻作瓦格纳歌剧的序曲，需要加以发展才能显示出它们的含义。

　　我们必须对上面所引述的尼克松回忆录稍作一点补充，使它更为完整。在谈到美国的总统选举，谈到尼克松在政治上的反对派的时候，毛主席又很随便地说：

　　“在我们国内，有一伙反动分子反对我们和你们搞好关系。结果，他们乘飞机逃到国外去了。”

　　为了让尼克松听出这是指林彪，周恩来插话说：“后来，这架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沙漠里坠毁了。”

　　当尼克松在列举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和地区、就国际问题谈论具体细节时，毛主席又摆了摆手，指着周恩来说道：

　　“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

　　半个多月以后，当基辛格在白宫他那安静的办公室里，细心琢磨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纪录时，他发现毛泽东在谈话中实际上已经勾划出了上海公报的内容。他注意到，公报里的每一个段落，在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谈话里都有相应的一句话。怪不得在那以后的一个星期的谈判中，所有的中方人员，特别是周恩来总理，都反复地引述毛泽东谈话中的主要内容。

　　在毛泽东会晤尼克松后的几小时之内，中国就向外国新闻界提供了面带微笑的毛泽东和咧着嘴笑的尼克松会见的新闻照片和电影。这种作法表明，毛泽东本人很快赞扬了尼克松的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