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武帝纪》）

　　［原文］

　　奉国威灵，仗锁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拓、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李安溪曰：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

　　――摘自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武帝纪》注文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大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武帝纪》注文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38页）

　　［解析］

　　陈寿的《三国志》，除了裴松之有长篇巨注外，作了校勘、注解、旁证的，到清代有顾炎武、何焯、梁章钜等20多家。卢弼的《三国志集解》，汇集了诸家校语、注评，同梁章钜的《三国志旁证》一样，可以说是历代注解《三国志》的一次总结。毛泽东读《三国志》，留下较多批语的，便是卢弼《三国志集解》。

　　曹操是史家们有争议的人物。曾有人评价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好雄”，特别是随着《三国演义》的普遍流传和戏剧舞台上对曹操造型的奸相脸谱化，把曹操视为“旷世奸雄”的观点被更多的人接受。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就有这种倾向。毛泽东在这本书的《魏书・武帝纪》里，圈画批注得较多，对曹操给予了充分肯定。

　　《武帝纪》里说到建安元年（196），曹操采用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了屯田政策，由典农官募民耕种，得谷百万斛，后推广到各州郡。这个政策对恢复被战乱破坏的农业，支援战争，起到积极作用。毛泽东对此很重视。对《三国志》有关这方面的正文，及裴松之、卢弼的注解引文，都圈点断句，多处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天头上还画着三个大圈。特别对曹操所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奉人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毛泽东逐句都画有着重线，天头上还画上圈记。

　　《武帝纪》叙建安15年春曹操下令征贤，提出“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接着，裴松之在注解里，引用了《魏武故事》里记载的曹操在这年12月所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其内容是叙述自己辗转征战的经历及许多内心活动，表明自己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室之意，为明此志，决定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苦三县，以解除别人的误会。卢弼对此作了些考证、订谬外，还引述别家评语，对曹操提出了许多指责。曹操在令中说：他曾告诉妻妾，自己死后，她们无论嫁到哪里，都希望为他说明无叛汉之心。卢弼在注里说这是“奸雄欺人之语”，曹操在令中说，自己之所以不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卢弼说这是“肝鬲至言，欲盖弥彰者也”，认为陈寿写《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曹操在令中又说，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卢粥在注里又例举他打的败仗，指责他“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对曹操让出三县一事，卢弼在注里引别人的话说，“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看来，卢弼似乎是有意同曹操“对着干”。毛泽东对卢注作了圈点，在天头上写了前面引述的那段批语，认为卢弼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

　　《让县自明本志令》，是了解曹操的第一手史料，自有政治策略的考虑，而卢弼先入为主视曹操为奸雄，也不能公正客观地评论曹操的这个自白。所以毛泽东不能同意他的注文。批语里“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引自李白《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鹦鹉洲，传说为黄祖杀名士祢衡之处，因祢衡的《鹦鹅赋》而得名。李白全诗为：“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起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五岳起方寸，隐然讵可平。寸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至今芳洲上，兰薰不忍生。”祢衡是东汉末年名士，又是狂士。孔融爱其才，多次称述于曹操。曹操想见他，他却称病不见。后来答应了，却坐在大营门口，“以杖捶地大骂”。曹操以其素有才名，不忍杀之，便把祢衡遣送到刘表处，后又辗转至黄祖处，结果因“言不逊顺”遇害，时年才26岁。“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按史家解释，“盖言魏武经营天下，而视之作蝼蚁观者，唯一祢衡也”。毛泽东说“此为近之”，可能是说卢弼之类的注文，与轻狂傲慢的祢衡骂曹操相近。

　　毛泽东要为曹操翻案，也非是一意标新立异，而是尽量做到实事求是，有功说功，有过说过。曹操毕竟是功大于过，毛泽东也不讳言他的失误。1966年3月，在杭州的小型会议上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曹操打过张鲁之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刘晔是个大军师，很能看出问题。说刘备刚到四川，立足未稳。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曹操也有缺点，有时也优柔寡断。这个人很行，打了袁绍，特别是打过乌桓，进了五百多里，到东北迁安一带，不去辽阳打公孙康。袁绍的儿子袁尚等人，要谋害公孙康，公孙康杀了袁尚兄弟送头给曹操，果然不出所料。“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害。”

　　《武帝纪》里记叙，建安八年，曹操曾下令说：“《司马法》‘将军死馁’，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今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毛泽东读此认为，曹操亲率大军攻吴，招致“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这就明确指出赤壁之败，是曹操的一个重大失误。又未自罪，可见言不由衷。

　　这里，毛泽东不因个人喜好评价历史人物，表现出一种政治家的客观气度。

　　（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六《魏书・刘表传》）

　　［原文］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少知名，号八俊。长八尺余，姿貌甚伟。以大将军椽为北军中侯。

　　――摘自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六《魏书・刘表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虚有其表

　　――摘自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六《魏书・刘表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之古籍批语集》第140页）

　　［解析］

　　刘表（1422―208）是东汉末年割据一方的豪强，曾占有湖北、湖南地方。对军阀混战，持观望态度。后为荆州牧。所据地区破坏较少，中原人前来避难者甚多，但无进取有为，以年天下之志，这是毛泽东对他不感兴趣的地方。刘表病死后，儿子刘琮投降了曹操。毛读《刘表传》的批语，都是贬语。

　　刘表初入荆州时，曾诱杀在当地作乱的刘姓宗室，毛泽东批注说：“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孟德，即曹操。

　　《刘表传》里说：李催、郭汜攻入长安后，欲联合刘表以为外援，便封刘表为镇南将军，领荆州牧，武成侯。这时，皇帝被曹操弄到了许昌，并以许昌为都城，刘表一方面向皇帝纳贡，同时又与北方的袁绍相勾结，从而周旋于董卓旧部李催、郭汜，曹操，袁绍这三大势力之间。刘表手下的治中邓羡劝刘表不要这样做，刘表不听。接着，裴松之有一段注，引《汉晋春秋》的话说：“表答羲曰：‘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达义矣。治中独何怪乎？’”毛泽东读至此，说刘表后来“虽绝绍附操，终亦为操所吞”。

　　《刘表传》里说，长沙太守张羡背叛刘表，刘表围之连年不下。后张羡病死，其子张怿代立，刘表随即攻打张怿，胜了。于是刘表“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毛泽东读至此，批道：“做土皇帝，孟德不为。”

　　《刘表传》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峙时，袁绍派人向刘表求助，刘表答应了却不派兵去，但也不帮助曹操，“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毛泽东读至此，批道：“中立”。

　　毛泽东的这些批语，都集中于批评刘表消极保守自己的一方土地，无所作为，且总是拿他与曹操比较，指出曹操的政治眼光和进取之心远远高于他。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毛泽东本人的胸怀。事实上，刘表的中立自保，也不能成全其基业。这一点，在袁、曹官渡相持时，刘表手下的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就指出过：“豪强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将军若欲有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将择所从。将军拥十万之众，安坐而观望。夫见贤而不能助，请和而不得，此两怨必集于将军，将军不得中立矣。”所以，毛泽东说他“终亦为操所吞”，这是指刘表死后，其子被迫投降了曹操。

　　曹操与刘表，实有凤鸭之别，这在后人看来是明明白白的事情。可在当时却未必，刘表号称“八俊”之一，又是汉家宗室。坐拥荆襄，声名极隆，而曹操则为“身世不明”阉竖“遗丑”，纵有雄才大略，但在名声上却远不及刘表。

　　看来，人有虚名，不图进取，实为当时之累，亦落后人之讥。

　　［原文］

　　是时，袁绍既并公孙瓒，兼四州之地，众十余万，将进军攻许。诸将以为不可敌，公（曹操，下同）曰：“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小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

　　公将自东征（刘）备，诸将皆曰：“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公曰：“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郭嘉亦劝公（攻备），遂东击备，破之，生擒其将夏侯博。

　　――摘自陈寿《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难断，见事迟，得计迟，慢了，得出一个方针就处于被动。翦伯赞在《光明日报》上写了一篇论赤壁之战的文章，他说，刘备这个英雄，跟曹操同等水平，是厉害的，但是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

　　――摘自毛泽东1959年3同2日在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主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吉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簿”，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所用。

　　――摘自毛泽东1959年6月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的谈话（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15―216页）

　　［解析］

　　袁绍（？―202）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大官僚家庭。在汉末群雄混战中，起初他的势力最大，曾是讨伐董卓的盟主。后地广兵多，手下谋臣武将也不少。但时间不长，便在官渡之战中大败于曹操。他的失败，与他的见识、能力和胸怀有关。对此，《三国志》里的《袁绍传》、《郭嘉传》及《武帝纪》都有所描述和评论。毛泽东读《三国志》，也注意到作者对袁绍失败原因的描写。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胡乔木、田家英、李锐、周惠谈话，说到由陈云出来主管计委工作这个话题时，毛泽东讲：袁绍优柔寡断，不会用将，《三国志》的《曹操传》、《郭嘉传》中对此都有反映。曹操对袁绍的评价，已见前面引述的原文。毛泽东还多次谈到郭嘉对袁绍的评价。《郭嘉传》记载，郭嘉起初在袁绍手下做事的时候，曾私下对袁绍的谋士辛评、郭图说：“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奸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

　　毛泽东很同意曹操、郭嘉对袁绍的评价，并从中提炼出两点：一是好谋无决，多端寡要，从而不能采纳正确意见，不能用人；一是几事迟，得计迟，这样行动起来总是丧失机会，慢半拍。这两点，在《袁绍传》里都有不少记载。

　　例如，郭图劝袁绍迎接天子到邮县建都，袁绍不同意。正好碰上曹操迎天子在许昌建都，由此借天子声威收复黄河以南地区，关中也归附曹操，“绍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这就是见事迟，得计迟。袁绍进军黎阳，派手下大将颜良在白马攻打刘延，谋士沮授劝阻说，颜良生性急躁狭隘，有勇无谋，难独担此重任。袁绍不听。曹操出兵救刘延，结果颜良败死。这就是不能知人、用人。官渡之战中，沮授屡屡向袁绍献计，都未被袁绍采纳。更有意思的是，在官渡之战前，袁绍的另一个谋士田丰曾劝袁绍不要南下打曹操，宜巩固所占领的北方四州，同曹操打持久战，然后出奇兵攻曹操虚弱的地方。袁绍不听，认为田丰破坏士气，给他带上镣铐关押起来。然后尽其兵马在官渡同曹操决战，结果失败。有人对田丰说，当初你的建议是对的，看来这次要被重用了。“丰曰：‘若军有利，吾必全；全军败，吾其死矣。’绍还，谓左右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遂杀之。”

　　在毛泽东看来，做领导的，见事迟，得计迟，是致命的弱点。成败之举，在于明察要久，然后当机立断，不称职的领导，常常失误于此。就在1959年3月2日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袁绍见事迟，得计迟，推崇郭嘉多谋善断时，毛泽东还举了蒋介石在辽沈战役中指挥国民党军队的失误为例。他说：蒋介石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没有看见，等看见了又不好得计。比如辽沈战役时他对卫立煌的部队，总是犹豫不决，最后才下决心，强迫他去热河到北京。如果早一点，我们围攻锦州的炮一响就让他马上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只能切他一个尾巴。如果在我们还没有打锦州时，就把沈阳、锦州统统放弃，集中于平津，跟傅作义搞在一起，我们也不太好办。

　　毛泽东不只是在读史评古人时才批评和反对见事迟、得计迟的领导弱点，他是把它当作现实问题，当做提高干部队伍的基本素质的问题提出来的。避免见事迟、得计迟，提倡看得到、抓得起，这正是毛泽东自己的领袖素质和领导能力及政治风格。同时，他也不希望自己队伍中的领导干部出现袁绍这种短见而刚愎之人。毛泽东读史主要是为了致用，历史也是教育干部的好教材。

　　［原文］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大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焉死，子璋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

　　――摘自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八《魏书・张鲁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了，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摘自毛泽东1958年12月7日于武昌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八《魏书・张鲁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2―147页）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卢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未北方的黄中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渲。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凤余裔经千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有洪太尉误走魔鬼戏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张衡，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毛泽东1958年12月10日于武昌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八《魏书・张鲁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8―151页）

　　［解析］

　　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集解》里的《张鲁传》。为帮助与会者阅读《张鲁传》，毛泽东于12月7日和10日分别写了两大段批语。稍后，他把12E月7日写的批语划去，指示将10日写的批语印在《张鲁传》的前面，一同发给了与会者。

　　从毛泽东的批语可以看出，他当时读《张鲁传》并推荐给党的高级干部阅读的想法，主要有这样几点：

　　（一）他认为张道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所推行的五斗米道，同当时张角等创立太平道举行起义（即黄巾起义）一样，“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属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革命起义运动。这种“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从未停止过。由此，毛泽东再次重申了他的历史观：“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二）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是“一穷二白”。穷就要革命，就要造反，从而以不同的方式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张鲁“雄居巴汉，垂三十年”，即是一例。

　　关于历代农民起义斗争的性质，毛泽东在12月7日的那个批语里，作了明确和概括的说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产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这个论述中的观点，在毛泽东此前的有关论述中，尚未见过。毛泽东还特别指出：这只是他的“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这个补充，强调了农民起义“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属性，而这一属性与“最贫苦的群众”是有天然联系的。

　　（三）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一现实背景出发，毛泽东读《张鲁传》最为欣赏的，是张鲁五斗米道的“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政治纲领”。在毛泽东看来，汉未至今，尽管“情况如夭地悬隔”，但“一穷二白”的国情则“有某些相似”，五斗米道所体现的“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理想追求，对我们今天通过大跃进的经济运动方式、人民公社化的社会组织方式来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也是有启发的。应该说，这是毛泽东推荐《张鲁传》最重要的考虑。为此，他在批语里把《张鲁传》里记载的五斗米道的一些内容，如以道教祭酒为治头（地方行政长官），置义来肉，置义舍，以神道治病，对犯法者“三原”（原谅教育三次）后才行刑等，同我们今天的一些做法直接联系起来，明显是欣赏的，认为《张鲁传》里说，张鲁采取这些办法，“民夷便乐”，说明“是大受群众欢迎”的。言下之意，不言自明。对这点，毛泽东在12月7日写的批语里，说得更清楚，“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

　　结论是：“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毛泽东在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上推荐《张鲁传》，并不是偶然想到的。同年8月24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人民公社搞公共食堂时，曾说，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出五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西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像薛仁贵那样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同年11月3日在郑州同9个省市委书记谈话中，说到供给制时，毛泽东也说：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不是在整个社会都搞，只在饭铺里头搞。他统治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这些谈话说明，在当时，毛泽东是经常想到张鲁五斗米道里的做法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借历史来启发人们认识今天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从而更大胆地创造出新的办法。

　　在今天看来，这样一种借鉴历史的做法是成问题的。以农民的乌托邦来比附共产主义，无论如何都有离题之嫌。读史不光是能使人明智，有时也让人糊涂，关键是看读它的人处于什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