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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计 将来兵挡――游击战加运动战






  时间/一九三一年五月

  地点/江西苏区红军中央根据地

  名称/反国民党第二次围剿

  兵力对照/三万对二十万

  策略/以机动转进分散敌方主力,再伺机逐一歼灭

  结果/历时十五天,五仗全胜,缴枪两万馀

  看官,毛泽东还有一首词《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

  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

  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这首词写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毛泽东曾对斯诺说:“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一次围剿完全被击败了。仅仅休息了四个月以后,南京又开始第二次围剿,兵力超过了二十万,分七路向苏区推进,那时一般认为红军的形势是极不利的,苏维埃所管辖的区域太狭窄,财源有限、设备简陋,而南京的物质力量在任何方面都大大超过了红军。可是我们迎接这次的进攻,红军仍旧用他以前赖以取胜的战略,仍旧让他们深入苏区。我们的主力突然集中,攻击他们的第二路,击败了他们好几旅人,消灭了他们的进攻能力。接着我们很快地接连攻击他们第三路,第六路,第七路,依次击退了他们,第四路没有作战就撤退了。而第五路的一部分,卒被歼灭,在十四天之内,红军打了六次仗。进军八天以决定性胜利结束之。其它六路被击溃和败退之后,由蒋光鼎、蔡廷锴指挥的第一军,没有经过重大战斗就撤退了。”

  毛泽东还在其大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到:“第二次围剿时的情况是:进剿军二十万人,何应钦为总司令,驻南昌。和第一次围剿时一样,全部是蒋之非嫡系部队。??我军人数较上次战役时虽略减(三万馀),然有四个月的养精蓄锐。??十五天中,走七百里,打五个仗,缴枪二万馀,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

  当时,国民党军队决定“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的战术,同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

  两次围剿,皆被毛泽东打破,但是,毛泽东是不敢轻敌的,他面对的是中国另一个军事高手蒋介石。

  毛泽东与蒋介石之战,是二十世纪中国两大军事高手之战,绝不是如江青样板戏中所描写的英雄对草包之战,如果那么容易战胜蒋介石,毛泽东就不必绞尽脑汁研究兵法了。

  话分两头,我们且看蒋介石提出什么兵法来对付毛泽东。

  蒋介石与毛泽东有不共戴天之仇,他要对共党斩尽杀绝,他在《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的讲词里,把剿共所用的战略,归纳为下列五项――

  第一、“封锁政策”:即严密封锁,做到“使敌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蛟蚁之通报。”当时江西有所谓封锁地带,其中堡垒星罗,巡探密布,就是要断绝共区一切交通,使粮秣食盐等一切经济资源不得丝毫进到共区。

  第二、“交通政策”:交通政策与封锁政策相对。反过来说,就是要消极的阻止共方的交通,而积极发展国军(国民党军队)方面的交通。无论道路、电报、电话、输送、通讯、传令等一切交通设备和交通人员及其工作,俱国军命脉,操国军胜败生死之权。战争就是争取时间,谁能节省时间,行动迅速,谁就胜利。换句话说,作战全靠机动,谁能机动,谁就成功。交通政策就是要机动敏捷,这是剿灭共军(共产党军队)的一个主要战略。

  第三、“工事政策”:国军只要到了与共区接近的地方,无论是准备驻一天两天、一月两月,军队一到,立即将防御工事做好。并且只要有馀暇,还要督促指导老百姓修筑碉堡,设寨围墙,与军队打成一片。国军只要有了据点,就有了凭藉,便可站得稳,无论共军怎样袭击,总可以抵得住。勤做工事,坚壁清野,是致共军死命的一个最稳实而可减少牺牲的方法,亦即是多出汗少流血的道理。

  第四、挺进游击:共军根本不用正规战术,其长处就在于跑路、伺机、侦探、化装、袭击而已。现在国军要剿共,也要能善于此道,用共军的战术才能消灭共军。胡林翼曾根据他剿匪的经验说过:“与其守于境内,不如战于境外。”意思是说剿共必须随时随地,找到共军的弱点,一有可乘之机,马上就要出击进攻,易守为攻,出奇制胜。蒋介石曾将游击战术,简括为“轻装急进,便装远探,秘密敏捷,夜行晓袭”四句话。

  第五、争取主动:国军从事一切战争,都有一个最紧要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主动。凡能依自己的计划,支配整个战局演变者便是主,便谓之立于主动地位。凡是属于主动,便常是胜者;陷于被动,便只有失败。

  蒋介石熟读历代兵书,精通打仗,他又将主动的战略,分析为下列十点:

  (一)以静制动:胡林翼曾说:“驭天下之至纷者以静”,就是要“以主持客”、“以逸待劳”的道理。

  (二)以拙制巧:懂得以静制动的道理,就很容易明白以拙制巧的精义。就是共军以很巧妙的方法扰乱国军,国军要以坚忍、实在、稳当的方法来制伏它。

  (三)以实击虚:就地位而言,则曰“以主待客”;就态势而言,则曰“以静制动”;就方法而言,则曰“以拙制巧”。更就力量而言,则曰“以实击虚”。这就是发挥国军力量,击破共军的弱点,集结国军实力,战胜共军虚张声势的宣传,扫荡共区的组织。

  (四)以迂为直:国军剿共时,无论行军、进攻、或追击,都要采“曲线行动”,有时宁可不走易走的大路,而要另寻小径山路来走,甚至有路的地方不定,偏要从没路的地方绕转过去。如此不怕崎岖,不怕吃苦,才可使共军觉得神奇莫测,国军才可出奇制胜,不会被共军埋伏袭击的惯技所算。

  (五)独立作战:国军剿共,务须协同一致,互相策应。但是在赣南剿共,多是山地战,因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以及共军的诡诈百出等各种原因,国军各个部队,无论是一军一师,甚至一旅一团,都要随时随地有独立作战的准备。

  (六)全力决战:在决战之前,国军一定要集结所有兵力,务使一兵一卒,同时皆能用于决战的一点。必须如此用兵,才能算是最经济的使用兵力,才能发挥其军队最大的效用。

  (七)就地固守:这是根据稳扎稳打的原则而定下来的要领。所谓“稳扎稳打”,无论行军宿营与作战,总要谨慎小心,严密戒备。“防守是手段,进攻才是目的。”

  (八)纵深配备:前线与敌作战的正面愈狭愈好,国军要留二分之一,最好三分之二的兵力,摆在后面作预备队,随时可以相机增援。

  (九)机动配备:机动配备者,即根据指挥官卓越的才识,以冒险的精神与英明果断的决心来活用兵力。至于活用兵力的要诀,就是“进退不一,多寡不一,分合得当,攻守咸宜”四句话。总之,指挥官果能将兵力抽调得法时,危险性就越会减少,成功的把握也就越大。但惟一要诀,就是要严守秘密,不得被共军窥破。

  (十)六项要务:所谓六项要务,就是侦探、搜索、警戒、连络、掩护、观察。这六项要务,无论是行军宿营或作战,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切实检点。侦探、警戒,务求严密;搜索、掩护,必须周到;连络必须确实。观测必须精敏。

  蒋介石又综合以上各点而作一结论,就是“战术上要取守势,要以静制动,以守为攻;战略上要取攻势,要以实击虚,以攻为守。”

  此外,蒋介石又提出作战的三个口号,即“受伤不退,被俘不屈,受命不辱”;和战术的两项要旨,一是分散,一是集合,一切战术不外乎分合二字。蒋介石特别强调一个慎守,谓自古以来,兵皆不得已而用之,只有敬慎悲戚者,可以获胜。他引用老子的话:“两兵相接,哀者胜矣。”

  蒋介石兵法就是如此头头是道,我们可以想见,毛泽东面对的是一个颇为英明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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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计 诱敌深入――避其主力打虚弱






  时间/一九二一年七月~九月地点/江西苏区红军中央根据地名称/反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兵力对照/三万对三十万策略/诱敌深入,择虚而噬结果/历时三月,共歼国民党军三万馀,缴枪一万四千

  从一九三一年七月开始,蒋介石自任剿共大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聘用英、德、日军事顾问,调集嫡系、非嫡系部队共三十万人,向毛泽东的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

  这一回,蒋介石依靠十倍于红军的兵力,决定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力图把红军主力压迫到赣江东岸加以击破,然后分路围剿,全部摧毁中央根据地和完全消灭中央红军。

  其时,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分散在建宁一带,远离老根据地,而且苦战后未得到休息和补充,总兵力只有三万人左右。

  面对强敌压境形势,毛泽东决定仍采“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毛泽东与朱德率红军主力从建宁出发,绕道千里,到赣南兴国集中。随后,红一方面军和从赣江以西东渡的红七军会合,拟经万安向富田北进,没有成功。八月初,又折回兴国西部集结。

  这时,各路国军纷纷逼进。形成对红军半包围的态势。红军从国军中间四十华里的空隙地带向东突进,从七日至十一日连打三仗,三战皆捷,歼敌一万馀人。这时国军才发现红军主力在东面,蒋介石立即命令所有向西向南的部队转兵东向,分两路对红军采密集的大包围战术,猛力进逼。毛泽东则命令红军取声东击西战术,命红十二军伪装主力向东北方向开去,而主力红军则越过国军重兵之间二十华里的大山,回到西面的兴国境内集中,隐蔽休整待机。当国军发觉再向西时,红军已休息半月。这时,战场上国军被动红军主动的形势日益明显。蒋介石鉴于参加剿共的军队已疲惫不堪,而与他不和的两广军阀部队正向湖南衡阳进发,只好下决心退却。

  红军乘国军退却,实行毛泽东“敌退我进”战术,九月上旬进行两次追击,毙伤俘敌四千馀人,九月十五日又歼敌一个师。

  这次战役前后持续三个月,共歼灭敌军三万馀人,缴枪一万四千枝。

  毛泽东对打破第三次围剿非常得意,后来他著书立说时津津乐道――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蒋介石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相当聪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暂时不打毛泽东,而先打毛泽东在各省的同志。

  一九三二年五月,蒋介石自任鄂豫皖(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的剿共总司令,调集大批国军向中共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从一九三二年七月到一九三三年三月,蒋介石采取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红色根据地,准备得手之后,再全力进攻毛泽东的中央根据地。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四日,蒋介石调动二十六个师另五个旅,约三十万人,首先发动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这时,在鄂豫皖的红军主力红四方面军有两个军、六个师另四个独立师、一个独立团,共四万五千馀人。

  国军攻入红区以后,蒋介石的剿共总部即发出命令:“(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区粮食分给铲共义勇队,搬出匪区外,难运的一律烧毁,须出快刀斩乱麻手段。”

  蒋介石的国军这回得心应手。中共史书有云:“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在十月十日的紧急会议上,提出红军主力暂时离开苏区向外线作战、伺机打回苏区的主张。会后,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馀人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实际上放弃了鄂豫皖根据地。”

  蒋介石在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同时,还以十馀万兵力向湘鄂西根据地进攻。中共史书承认:“九月初,根据地大部分地区被敌占领,后方机关和人民群众受重大损失,仅伤病员就有二千馀人落入敌手。”

  一九三二年五月,蒋介石在准备对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围剿时,已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湖南的国军牵制中央根据地红军的力量,并为大举进攻中央根据地作准备。

  到了年底,何应钦的剿共总司令部调集三十多师计五十万人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军,组织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而以蒋介石嫡系陈诚指挥的部队十二个师约十六万人为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

  这时,红军主力共有三个军团和四个军,约七万人。仍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作战,采取声东击西,大兵团的伏击和集中优势兵力的坚决围歼战的作战方针。

  国军主力在东路、西路的两师暴露于红军面前,红军用大兵团伏击战先打敌之西路,经一天半激战,全歼两个师。国军即从左路分出两个师配合中路再进,企图报复。红军又集中优势兵力加以围歼,于宜黄南部地区,全歼敌一个师又一个营。这两次战役共缴枪万馀枝,至三月间打破国军围攻。蒋介石不得不承认:“自从当参谋,一直到现在,打仗从来没有这样的失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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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计 万里长跑――战略转移保实力






  时间/一九三四年十月~一九三五年十月,共三百六十八天地点/从江西出发至陕西止,历十一省、二万五千华里名称/二万五千里长征策略/大撤退,大转移结果/虽丧失根据地,但保住实力,伺机翻身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虽未被蒋介石的国军打得落花流水,却不得不退出根据地,开始二万五千里“长跑”。

  国民党方面,认为“江西共匪已经肃清”。那年十二月十日,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发表宣言,有云:“赤匪盘据赣闽,数载于兹,凭藉险要,啸聚亡命,恣行破坏,非仅当地人民,有水深火热之痛,实为国家民族心腹大患。最近以全体剿匪将士之忠勇奋发,为国忘身,卒将积年沦匪之地方,次第收复,号称天险之匪巢,根本摧毁。”

  其实,江西共军并未完全消灭,中共大员陈毅、项英、邓子恢、张鼎丞等仍率领部分红军留在赣南进行游击战争,仍然是国民党的“心腹大患”。

  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跑”,毛泽东称之曰:“长征”,蒋介石则称之为“流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是一次战略上的大撤退、大转移。

  那年十月初,国军已推进到中央根据地腹地,兴国、宁都、百城三大重镇相继失守。

  十月十日晚,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率红军主力五个团八万馀人,分别自瑞金、零都出发,被迫实行保存实力的战略大转移,也就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敌进我退”。说不好听一点,就是八万人一起“逃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但是,当时毛泽东并无“话事权”。临时中央的领导者,在指挥红军大转移和突围时,手忙脚乱、惊慌失措,叫士兵们带上许多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器材物资,形成一个十分庞大、累赘的队伍,这对“长跑”、“逃命”的红军是极不利的。

  按照当时中共高层的计划,八万人马是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这大批人马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即沿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边境一直向西行动。

  国军察觉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调遣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

  但是,各路国军各有算盘,对防堵追击红军的态度并不一样。在红军转移逃命前夕,十月初,红军同广东陈济棠部队达成五项协议: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必要时相互借道。这样,红军突破国军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境内时,陈济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聋又作哑,只是向天鸣枪,并没有进行堵截,红军比较顺利地通过第二道封锁线。

  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挺进到湘江地域时,蒋介石已调集几十万大军,分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看官,湖南是毛泽东家乡。对于湘江一带,毛泽东非常熟悉。有其绝妙好词《沁园春・长沙》为证: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

  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

  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在湘江一带打仗而排斥毛泽东,焉有不碰壁之理?当时,博古等中共领导人一筹莫展,又不肯请教毛泽东,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结果处处被动挨打。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虽然突破了国军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代价,人员折损过半。短短三个月中,八万人马锐减至三万人,有五万人“逃”不了命。

  国军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会合。于是又构筑四道碉堡线,集结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顽固地按照原定计划前进。这使红军又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如果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这时,毛泽东根据两方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部,到国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国难思良将”,毛泽东的韬略奇谋,关键时刻就出来。他的主意,博古、李德仍不接受。到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红军攻占的贵州省黎平开会,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建议得到多数人的同意,会议通过《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

  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又有了用武之地。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一九三五年初突破乌江天险,一月七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看官,如果你想认识毛泽东,了解毛泽东,你一定要记得遵义,就像记得井冈山一样。

  遵义是毛泽东一生功业的转折点。用中共的话来说:“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那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刘少奇、刘伯承、彭德怀、杨尚昆、邓小平等人。

  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后来的会议上通过。

  这个决议,实际上是为毛泽东兵法唱颂歌。

  决议说:“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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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计 寸土不争――将欲取之先予之






  时间/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

  地点/江西苏区红军中央根据地

  名称/反国民党第五次围剿

  红军总指挥/李德、博古

  兵力对照/十万人对一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

  策略/面对绝对优势敌人,不固守死阵线,必先放弃土地、转进待机,

  以求胜利,再收回土地,扩大土地

  结果/因未采用毛泽东之战略,红军被逐出根据地,开始二万五千里

  长征

  看官,毛泽东指挥了四次反围剿,确实战果辉煌。根据中共军事委员会的统计,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正规红军三年来的战绩,总计:击溃敌军七十八万名,消灭三十一万六千名,俘虏十九万六千名,缴获武器十六万五千七百件,无线电台十九架。这时,闽浙赣共区扩大了,和赣南中央所在地连结,增地十万平方里。中央根据地约有人口三百万。接着中央红军开展扩大红军运动,增兵三十万,势力大大膨胀。

  但是,蒋介石并不是容易对付的。他对国军郑重指示,剿共之根本要道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他引用古人的话:“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指示国军军官“分别忠信的良民和奸诈的莠民,然后挑选出一方之良,以锄一方之莠。”“良民是良兵的基础,良兵是良民的模范。”

  为了发动第五次围剿,蒋介石作了多方面准备。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

  蒋介石又在庐山设立军官训练团,训练大批反共军官,聘请以德国赛克特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并征集大批新兵,购卖大批飞机、大炮、汽车,扩充军备。

  “堡垒主义”不同凡响,至一九三四年一月,仅在江西已共筑碉堡两千九百座。

  万事俱备。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调集了一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对毛泽东的红色根据地开始了空前未有、声势浩大、震惊全球的第五次大围剿。

  步步为营、碉堡推进,从四面向共党腹地压缩,特别是对中央根据地采取重点用兵,以五十万兵力分四路前进。北路顾祝同,西路何健,南路陈济棠,东路蒋鼎文。当时中央根据地共有兵力十万人,战争于十月底开始。

  其时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被极左人物所取代,使他英雄无用武之地。

  看官,毛泽东千秋功罪,任人评说。但他的军事思想,他的战略战术,是最完美的,是无可批判的。中共打仗,只要有毛泽东指挥,必然节节胜利;一旦排斥了毛泽东,就会一败涂地。

  当时,王明、博古一类左倾人物大唱高调反调,指毛泽东搞“游击主义”,他们强调正规化,反对毛泽东兵法。他们否认红军弱于国军事实,反对毛泽东主张的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的方针,而主张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在战争形式上,他们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主张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正规战。在战役战术上,反对诱敌深入,主张“拒敌于国门之外”;反对集中兵力,主张分兵把守;反对运动迂回,主张“短促突击”;反对歼灭战,主张击溃战。

  这许多鬼主意,实际是一个德国鬼子出的。据中共史书记载:“一九三三年十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布朗)从上海来到瑞金。他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是搬用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害。中共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博古对李德十分信赖。李德和博古实际上成为这次战争的最高的军事指挥者。”

  毛泽东哀叹:“红军在敌人严重的围剿面前已处于无能的地位。”大丈夫能缩不能伸。

  毛泽东虽然丧失指挥权,但他还是出过反对第五次围剿的兵法。是年六月,他到赣南会昌县,对一些红军军官说:“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去,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箝制敌人。在整训中总结经验。你们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不能消灭敌人?”

  毛泽东又说:“为了保存红军主力,消灭敌人,仍然要采取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要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在会昌、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歼灭敌人的一个营、一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要考虑几个作战方案。例如,敌人从一路来,我们不打他的头,也不打他的身子,而只打他的尾巴;敌人从几路来,我们就打他侧面的一路。总之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

  但是,毛泽东的一套被置若罔闻。

  国军方面真是捷报频传,蒋介石围剿胜利。且看国民党史书所说:“我军利用繁密的公路网,和数千座碉堡,把共区逐渐向里面收缩,其最后目标在以坚硬的钳,围住共军,而予以摧毁。这种军事围困及经济封锁,非常有效。匪军与其伪政府乃不得不采取远遁战略。七万多共匪为避免被歼灭,突围而出,向西流窜。这次撤退被称为长征,历时一整年,路程二万五千里。到陕北时,只剩下二、三千人。”

  红军打了大败仗,中央根据地全部丧失,但是,毛泽东却没有垂头丧气,而是冷静地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他后来写道:“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则谓我退一步,敌之堡垒推进一步,根据地日蹙而无法恢复。如果说诱敌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末在堡垒主义的第五次‘围剿’是无用的。对付第五次‘围剿’,只能用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的方法。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

  毛泽东又说:“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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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计 瞒天过海――三十六计第一计






  时间/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月地点/贵州、云南、四川兵力对照/三万对数十万策略/制造烟幕,隐藏动向结果/突破围堵,渡金沙江入四川

  看官,春风得意马蹄疾,人逢喜事精神爽,自古而然,毛泽东也不例外。他刚刚掌握中共党政军大权后,就指挥红军打了一次胜仗,显示了其高超的军事艺术。

  当时,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部署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的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力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

  一月十九日,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

  的土城、赤水县城,相机从四川的沪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蒋介石也发挥其军事天才,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一月二十八日,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因敌军不断增援再战不利,乃奉毛泽

  东之命撤出战斗。翌日,从元厚、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河,挥军西向进至川滇边的扎西集中。在这里,中央红军进行了整编,毛泽东将全军缩编为十六个团,分属红军第一、三、五、九军团。

  川滇国军很快又从南北西面向扎西逼进。

  这时,红军决定暂缓北渡长江的计划,突然掉头东进,摆脱国军,于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在遵义战役中红军取得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万人的胜利。这是中央红军‘长跑’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

  蒋介石并不因打了败仗而缩手,他调整部署,指挥多路国军向遵义、鸭溪一带合围。毛泽东也不示弱,立即指挥红军跳出国军的合围圈,再次转兵西进,于

  三月十六日至十七日三渡赤水,重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调动重兵围堵。毛泽东又令红军挥师东进,折返贵州,于三月二十一日晚至二十二日四

  渡赤水,随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来援。

  当各路国军纷纷向贵阳以东开进时,红军出其不意地以每天一百二十里的速度向对方兵力空虚的云南疾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接着主力神速地向西北方前进,于五月初渡过谷深水急的金沙江。

  看官,毛泽东攻下贵州娄山关时,曾写一首颇为悲壮的同《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话分两头。我们不妨看看国民党的史书如何记载那两年的事:“赣南匪巢虽经摧毁,而残馀股匪,突围西窜。图扰川黔,尚有待于剿匪将土之再接再厉,予以追堵。蒋总统以川省军队系统不一,未能发挥清剿力量,乃于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三月,躬自入川,督率川黔剿匪事宜。由重庆飞贵阳,由贵阳飞昆明,复由昆明飞成都。至八月间在峨眉山主持军官训练团。曾与云南主席龙云,同乘飞机,在会理西昌上空,巡察匪势,为之指点进剿方略。龙氏观总统在机中指点山川,剖示方略,大为叹眼,当时国军自江西出发,追剿赤匪,经过湖南、贵州、云南、四川、西康诸省,盘旋曲折,纵横驰驱。结果使赤匪得不到一个稍舒喘息的机会,更没有盘踞与匪化一个地方的可能,而且连裹协民众的工夫都没有。国军沿途所过,如乌江、金沙江、大渡河等,都是最险要、最艰难的地方。总统三月入川以来,辗转于滇黔间,驱逐朱毛残匪,两月有馀,五月下旬,始抵成都。残匪乃于六月中旬与徐向前合股于川西北松潘、懋功一带。”

  红军是如何渡过金沙江的呢?

  金沙江属长江上游,蜿蜒穿流在四川、云南两省边境的深山狭谷之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惊涛拍岸,令人望而生畏,两岸悬崖峭壁,形势异常险要。

  红军当时如果不能迅速过江,就有被国军压在深谷中歼灭的危险。

  这时,蒋介石一面急调军队增援云南,并亲自赶到昆明督战;一面派飞机在金沙江一线侦察红军的行踪。

  红军一军团经武定、元谋,迅速赶到了当时川、滇的主要通道――金沙江边的龙街渡渡口。但此处因江面宽阔,敌机可以低飞骚扰,不便渡江。为了迷惑吸引国军,毛泽东出了个主意,叫红军伪装架桥,作出要渡江的架势。果然国军以为红军主力将在龙街渡渡江,便集中全力围追,企图围歼红军于元谋地区。

  当国军集结于昆明、元谋地区时,红军中央军委纵队和三、五军团分两路向禄劝方向的金沙江边急进,军委纵队、干部团抢占绞车渡,三军团抢占洪门渡,五军团殿后掩护。

  五月初一个黄昏,红军先遣队赶到绞车渡。这时渡口空无一船,江上交通断绝。幸好得到当地百姓协助,在附近找到七条小船,红军便从这里陆续渡江。

  毛泽东渡江后,就在渡口边一个山洞内,日夜指挥着大队人马迅速过江。人多船少,经七灭七夜,红军才全部渡过金沙江。过江后,就把江边的渡船全部烧毁。

  古代兵书“三十六计”第一套胜战计中的第一计就是“瞒天过海”。毛泽东率红军渡金沙江时,巧妙地运用此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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