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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值得同情的诗人(读罗隐《罗昭谏集》,《甲乙集》)






  [原文]

  湖州刺史高彦闻难,遣其子渭将兵入援,至灵隐山,绾伏兵击杀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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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光靠秀才造反不行(读章碣《焚书坑》)






  [原文]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章碣《焚书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林克:请查《焚书坑》一诗,是否是浙人章碣(晚唐人)写的?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毛泽东1959年12月11日致林克信

  [解析]

  章碣,生卒年不佯,原籍桐庐(今浙江桐庐县),后迁居钱塘(今浙江杭州)。在唐未咸通、乾符年间,累试不第,后竟流落不知所终。与晚唐著名诗文家罗隐友善。诗作以《焚书坑》知名,该诗对秦始皇焚书坑儒之举的评论,是相当深刻的。故多为后人称道。

  毛泽东很喜欢这首诗,读其诗便想知其人,为了弄清章碣的生平以及该诗是不是他写的,毛泽东是花了功夫的。在此之前,他让康生查过,12月8日,康生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主席:关于章蝎的生平材料很少,查了几条,但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所记差不多,送上请阅。”或许是康生送上的材料不能最终回答毛泽东的询问,故他又请林克再查。前面引述的给林克的信,便是写在康生送的报告上面的。

  毛泽东经常谈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事,也关注前人的评价。《历代诗话》中《焚书》一文,说的是章碣《焚书坑》这首诗。作者对“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中的“焚书坑”作了考证,指出是在骊山下,即“坑儒谷”。文中辑录了对秦始皇焚书坑儒持不同看法的两首诗:“万历中,陈眉公诗:‘雪满前山酒满觚,一编常对老潜夫。尔曹空恨咸阳火,焚后残书读尽无。’天启中,叶圣野诗:‘黄鸟歌残恨未央,可怜一夕葬三良。坑儒旧是秦家事,何独伤心怨始皇。’一诘责后人,一追咎前人。各妙!”接着作者例举历史史实,阐述自己的观点。即:“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毛泽东对此加了圈点。

  对这件事,毛泽东有自己的评价。他多次谈过,秦始皇这个人大概缺点甚多,有三个指头,主要骂他的一条,是“焚书坑儒”,坑了460个儒,其实主要是反对他的人,而我们搞掉几十万反革命,比他多好多倍。这基本上是为秦始皇辩护的。

  在毛泽东看来,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失误,在于他以为搞掉秀才就万事大吉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非常赞同章碣《焚书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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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君王听言用人之难(读欧阳修《为君难论》)






  [原文]

  呜乎!用人之难难矣,未若听言之难矣。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辩纵横而可喜,忠言质朴而多讷,此非听言之难,在听者之明暗也;谏言顺意而易悦,直言逆耳而触怒,此非听言之难,在听者之贤愚也;是皆未足为难也。若听其言则可用,然用之有辄败人之事者;听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后为听言之难也。请试举其一二:予又以谓秦赵二主,非徒失于听言,亦由乐用新进,忽弃老成,此其所以败也。大抵新进之士喜勇锐,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听勇锐之语则易合,闻持重之言则难入也。

  ――摘自欧阳修《为君难论》,见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看什么新进。起、翦、颇,牧其始皆新进也。周瑜、诸葛、郭嘉、贾诩,非皆少年新进乎?

  ――毛泽东读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类”欧阳修《为君唯论》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吏古籍批语集》第97页)

  [解析]

  欧阳修在《为君难论》中,着力论述了君王在面临臣下进言时的诸多两难选择。从主观上说,对臣下的进言,有的愿意听,有的不愿意听,该听的不一定中听,中听的不一定该听。最难的还是,听或不听所导致的客观效果。欧阳修在文中学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战国后期的秦赵长平之战。本来赵将廉颇守长平三年,赵王改用喜好纸上谈乓的赵括为将,结果赵括盲目出击招至大败,赵乓降秦者四十万,被坑子长平。这对赵王来说,是“听其言可用,用之辄败人事”。再一个例子是秦始皇打算伐荆,问年轻将领李信带多少兵去合适,李信回答带二十万足矣,秦始皇听了很高兴;又问老将王翦应带多少兵去,王翦回答非六十万不可,秦始皇听后不满意地说:“将军老矣,何其怯也。”结果李信领兵二十万前往,大败而归。改由王翦领兵六十万前往、就胜利了。对秦始皇来说,王翦之言是“初听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说到这里,欧阳修又进一步提出,赵王和秦始皇之失,不光是不善选择臣下进言,主要的是他们主观上喜欢起用年轻新进的人,不注重有经验的老成的人,这就是我们在上面引述的那段话。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秦国的白起、王翦和赵国的廉颇、李牧这些用兵老道的将领,也是从“新进”之辈成长起来的,再说,即使是“新进”的人物,如三国时代孙权手下的周瑜,刘备手下的诸葛亮,曹操手下的郭嘉、贾诩,都是公认的智谋非常之士。因此,关键不在于是不是“乐用新进”,而在于用“什么新进”。

  关于听言用人,欧阳修在《为君难论》中还提出一个问题:有的君王一心信任某人,结果成事;有的君王一心信任某人,结果败事。前者的例子如齐桓公专任管仲,蜀先主刘备专任诸葛亮,都搞得很好,因为“其令出而举国之臣民从,事行而举国之臣民便”,没有什么人反对。后者的例子,欧阳修举了两个。一个是南北朝时期曾一度统一北方的前秦君主苻坚,打算征伐东晋。许多老臣、亲属都反对,他听不进。只有一个将领慕容垂劝他不必听朝臣们的意见,苻坚大喜:“与吾共定天下者惟卿尔!”于是大举九斗多万兵马南侵,结果被谢玄率领八万东晋军队打得大败,这就是有名的淝水之战,再一个例子是,五代后唐未帝担心河东节度使石敬塘镇守太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打算把他迁到郸州。但举朝之士都以为不可,唯独枢密直学士薛文遇对未帝说:此事不必向群臣征求意见。未帝听后说:“术者言我今年当得一贤佐助我中兴,卿其是乎?”结果调任石敬瑭的诏令下达的第六天,石敬瑭就发出了反叛的文告。

  毛泽东读到这两个例子,在批语中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符坚之败,不在于他是不是听信一人之言是否南伐东晋,主要是“错在倾巢而出。若一二十万人更番迭试,胜则进,败则上,未必不可为。”至于后唐亡在未帝手上,不只是因为听信了某人的话,或因为有人反叛,“不徙石敬瑭,没有薛文遇,照样亡国,不过时间先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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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偏于豪放,不废婉约(读范仲淹《苏幕遮》、《渔家傲》,辛弃疾《稼轩长短句》等)






  [原文]

  碧云天,黄叶地,彩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意。

  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

  明月楼高休独倚。

  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范仲淹《苏幕遮・碧云天》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蟑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将军自发征夫泪。

  ――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导》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树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往。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引自《稼轩长短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指《苏幕遮・碧云天》和另一首《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引者注),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

  ──摘自毛泽东1957年8月1日对范仲淹两首诗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28页)

  [解析]

  词的创作,自晚唐五代以降,逐步形成椅靡婉约的作风,人们习惯于用它来写艳情。北宋柳永、李清照为此种词风的代表。同朝苏拭翘首高歌,时见奇怀逸气,于婉约词家之外,别立豪放一宗。后人论宋词,遂有婉约、豪放之别。毛泽东本性近于豪放,最重苏拭、辛弃疾、张孝祥等豪放词家,而前面引述的他说自己不废婉约,偏于豪放那段话,说明他读宋词时对作品风格的选择,有两个角度,一是由阅读节奏引起的自然调节,它对风格的选择有时间的阶段性;一是从个性情趣出发的主观需要,它对风格的选择不受时间阶段性的限制,反映接受主体与作品风格的较为稳定的对应关系。

  在1957年8月1日的批语中,毛泽东先是抄写了范仲淹的两首词,即《苏幕遮》与《渔家傲》,接着引发出前面引的那段关于婉约与豪放两派的评论。这段评论,集中表达了毛泽东欣赏和阅读宋词的情况。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江苏吴县人。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他是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并不以词知名。毛泽东书写、推荐、评论的这两首,确是范仲淹流传的五六首词中的精品。《苏幕遮》上片写秋色,下片写乡愁,是向来词家多次重复过的内容,却依然给读者比较新鲜的感受。这是由于作者胸襟开朗、感情真挚,而没有一些婉约派词家的扭捏作态。范仲淹曹任陕西经略副使,负责沿边军事行政,抑制西夏侵略,这是他写《渔家傲》的生活基础。其词意上承唐代边塞神韵,通过边塞的凄清景象表现边防将士的忧国深心,从而将文人词扩大到边塞的广阔天地,意境雄阔,具大家气象。从词史上说,这首词是五代以来婉约的柔靡词风转变的开端,当然,还不像后来东坡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那样豪迈宏伟的气势和韵味,也没有稼轩词那样的豪爽和意气,但已明显区别于缠缠绵绵的柔靡词风了。

  作为词史上承先后后的作品,必然兼有前者和后者的特点。毛泽东认为,《苏幕遮》与《渔家傲》是介于豪放与婉约之间的“中间派”,就是指的这个意思。

  宋词中,豪放派的代表词人是苏轼和辛弃疾。毛泽东说他的欣赏阅读,是“偏于豪放”。这一点,反映在对辛词的阅读上。

  据臧克家先生在《毛泽东与诗》(《红旗》1984年第2期)一文中说:在毛泽乐阅读《词综》时,曾经把自己喜爱的作品,用三种颜色的笔在题目上画大圈,在字句上浓圈密点。这个本子曾经复制过。我从友人处得悉详况,也照样标志在自己的《词综》上。他圈得较多的是辛弃疾、张元干这样一些爱国主义的词人的豪放作品。田家英曾在电话中告诉我:毛泽东的某首词的起头,是有意仿照稼轩《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

  从毛泽东故居藏书中,可以知道,在历代词人作品中,毛泽东圈画得最多的,是辛弃疾的词,约98首。一部1959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稼轩长短句》,共有四册,每册的封面上。他都用粗重的红铅笔画着读过的圈记。书中有60多首词的标题,也画了圈记,书中用黑、红两色铅笔画着圈、点、曲线。从图画用的不同笔迹估计,这部书可能是他在不同时期内断续读完的。在他经常翻阅的几部《词综》里,对辛弃疾的词也是反复多次圈画。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属山东)人。出生时宋室南渡已13年,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22岁时,聚众2000人,起事抗金。后加入农民耿京起义队伍。任为掌书记,共图恢复。次年,奉耿京之命,赴建康(今南京)奏归附事。归途中闻京被降金的张安国所杀,毅然率50骑突袭济州,擒张安国,押回行在斩首示众。此壮举盛传一时。南归后,历任湖北、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安抚使等职。其间写成《美芹十论》、《九议》,进奏朝廷,提出抗金恢复的大政方略,以讲和方定,不被采纳,亦不授要职。在地方官任上惩贪吏豪强,赈济饥民,创雄镇一方的飞虎军,种种政绩,引来权臣的忌恨,淳熙八年(1181)被弹勤落职。退居江西上饶带湖,后迁至铅山瓢泉。自谓“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因此以“稼”名轩,自号“稼轩”。此后20余年间,除短期赴福建、镇江、浙东任职外,主要闪居乡间。嘉泰三年(1203)被起用,先后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知镇江府。终因言官弹劾罢职,不久病卒于铅山。

  辛弃疾豪爽尚气节,文才武略,矢志收复中原山河,终未展其宏愿。满腔忠愤,都寄之于词,悲歌慷慨,唱出了时代最强音。词风以豪迈奔放为主,亦不拘一格,兼有苍凉、婉转、明丽、俊秀等多种风貌。善于用典,亦长白描,刚柔相济,灵活多样。与苏轼并称为“苏辛”。有《稼轩长短句》(12卷)与《稼轩词》(4卷)两种刊本。存词600余首,数量、质量都堪称两宋词人之冠。

  毛泽东说他自己的欣赏趣味是“不废婉约,偏于豪放”,辛弃疾便是词坛豪放派词风的典型代表。他有两首“京口北固亭怀古”,一首是我们前面引述的《永遇乐》,另一首曲牌名是《南乡子》:“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毛泽东多次圈画过这两首词,非常喜爱。熟悉他的田家英说毛泽东的某首诗的起头,是有意仿照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目前还不知道是哪一首,从已公开发表的52首毛泽东诗词里,尚难确认是哪一首,或另有词稿存焉。1957年3月22日下午一点到两点,毛泽东由南京飞往上海的途中,当飞机飞临镇江上空时,毛泽东书写了《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享有怀》,并向同行工作人员解释这首词的意义和所用典故。京口北固亭在今江苏镇江东北。京口曾是三国时吴国孙权建都的地方。南朝宋武帝刘裕(小名寄奴),早年也是在京口起兵,率军北伐,战胜侵扰中原的鲜卑人。后来推翻东晋做了皇帝。这两首怀古词是辛弃疾66岁任镇江知府时的佳作。他借古喻今,通过对刘裕、孙权等历史人物的歌颂,说明作者南归43年来,一直不忘金戈铁马,征战疆场的抗金斗争,并讽喻南宋统治集团投降主义的怯懦无能,并以廉颇自喻,表示为实现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理想,老骥伏枥、雄心不已的壮志。两首诗的风格虽不一致,表达的是同一的思想感情,一向被认为是辛弃疾爱国主义诗篇的代表作。毛泽东圈阅的这类词比较多。

  辛弃疾南归后,长期落职闲居,不被重用。他的词,有相当数量是抒发对往昔战斗生活的怀念和壮志难酬的苦闷。毛泽东对这类词也圈画了不少。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语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乓。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毛泽东对这首词,至少圈画两遍以上。在一本《词综》中,他在这首词的天头上画着一个大国,还在中间加了一点。《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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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傀儡皇帝、权臣与朋党(读欧阳修《朋党论》)






  [原文]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中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入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咸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摘自欧阳修《朋党论》,见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汉献帝以前。

  似是而非。汉献、唐昭时,政在权臣,非傀儡皇帝之罪。

  ――毛泽东读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辩类”、欧阳修《朋党论》的批语(见《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93页)

  [解析]

  欧阳修的《朋党论》,是古代政论文中的名篇。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曾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政治上大力赞助范仲淹等人推进庆历新政,晚年则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曾和宋祁同修《新唐书》,文学上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有不少散文名篇传世。其《朋党论》是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宋仁宗时,范种淹是朝廷上有革新要求的开明派领袖,常议论时政得失,抨击以宰相吕夷简为首的保守派执政过失,于是被加以“越职言事,离间群臣,引用朋党”的罪名。欧阳修即写《朋党论》予以反击。文章的中心是劝“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文中举了汉献帝“禁绝善人为朋”,唐昭宗“诛戮清流之朋”,而终导致国家衰亡的例子。毛泽东认为,禁绝朋党在汉献帝以前就有了,指出了欧阳修在引用事实上的不严谨之处。的确。东汉未年有名的“党锢之祸”,起子汉桓帝之时。当时宦官集团专权,李膺、郭泰、贾彪等联合抨击,结果反受诬告,李膺等二百多名“党人”被捕。唐朝晚期,曾出现长达四十年的“牛(僧孺)李(德裕)党争”。到唐昭宗天佑二年,权臣朱全忠在白马驿杀死三十多名朝士和贬官,又把尸首抛入黄河。看来,欧阳修是随手拈来这两个例子,告诫“为人君者”应善待君子朋党,而忽略了毛泽东指出的,这些都是“权臣”所为,并非“傀儡皇帝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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