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

　　――摘自毛泽东1953年6月30日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的谈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0页）

　　［解析］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最后一年，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从自然界与人类生活出发，赞扬书中“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这种论点时，有这样的话：“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个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可见，毛早年就爱读《三国演义》，是基于该书“事态百变，人才辈出”。

　　赤壁之战，是《三国演义》极力渲染的故事。《三国志》记载得非常简略，而小说则用了长达8回的篇幅，写了孙刘联盟的形成，周瑜和曹操隔江斗智，周瑜和诸葛亮逞才比高下，以及火烧连船等等。毛泽东很喜欢这段故事，特别注意其中几位主角的年龄和才干。其中关于程普不服周瑜挂帅之事，在《三国志》“周瑜传”里，只有“普颇以年长，数凌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几句。在《三国演义》第44回里，着墨也不太多。只说周瑜受印挂帅的第二天，坐帐派令，“程普年长于瑜，今瑜爵居其上，心中不乐，是日乃托病不出，令长子程咨自代。”程咨回去把周瑜调兵遣将的办法一说，“普大惊曰：“吾素欺周郎懦弱，不足为将；今能如此，真将才也！我如何不服！”

　　放手任用新人，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除上面引述的1953年的那次谈话以外，他时常举周瑜的例子来说明在选拔干部时，不能论资排辈，要看能力，要充分相信青年人，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会胜任的。

　　1957年4月上旬，在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谈到要提拔党龄短、年龄轻但有能力的干部时，毛泽东说：赤壁之战，程普40多岁，周瑜20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孔明27岁成名，也未当过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嘛！也是个新干部嘛！赤壁之战以前无名义，之后才当军师、中郎将。古

　　时候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大胆提拔？

　　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举周瑜为例，说程普是老将，孙权打曹操不用他，而用周瑜做都督。程普不服，但是周瑜打了胜仗，周瑜死时才36岁。

　　［原文］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

　　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

　　岂是功高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

　　最无端、堪恨又堪悲，风波狱。

　　岂不念，疆析蹙；

　　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

　　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只怕中原复。

　　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文徵明《满江红・拂拭残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金人。文徽明有首词，可以一读。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能赞肤而已。”后来史家是“为圣君讳耳”，并非文徽明独排众议，他的《满江红》：“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一似丘浚的《沁园春》所说：“何须苦把长城自坏，柱石潜摧。”

　　――摘自舒湮《1957年夏季我又见到了毛译东主席》《见《文汇月刊》1986年第9期）

　　［解析］

　　文徵明（1470―1559），初名壁，以字行，更字徽仲，长州（今江苏苏州）人。明正德末年以贡生为翰林院待诏。有诗文集《甫田集》。其《满江红・拂拭残碑》，是他看到宋高宗赵构信托褒奖岳飞时所赐的手诏石刻后写的。该词是关于岳飞冤死风波亭的有名的翻案文字，认为其咎在宋高宗，宋高宗贪恋帝位，力主和议，故杀岳飞。而区区秦桧，只不过是投其贪恋帝位之“欲”而已，1957年6月，毛泽东约见冒广生和舒湮，冒广生向毛泽东说到舒湮在抗战时于上海写了个话剧《精忠报国》，用秦桧影射汪精卫。由此引发毛泽东说了上面所引的这段话，对宋室南渡后的和战问题进行了评说，并引诗证史，念起文徽明的《满江红・拂拭残碑》。诗史结合，是毛泽东读书的一个重要特点。他的评论，指出了宋高宗自白的“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的历史真实性，进而肯定了文徵明不“为圣君讳”，在词里大胆而准确地揭示了这一历史真实性。

　　［原文］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

　　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高启《梅花》九首之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田家英同志：请找宋人林逋（和靖）的诗文集给我为盼，如能在本日下午找到，则更好。毛泽东十一月六日上午六时

　　田家英同志：

　　有一首七官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更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

　　毛泽东十一月六日上午八时半

　　家英同志：

　　又记起来，足否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里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

　　毛泽东六日八（九）时

　　――毛译东1961年11月6日上午致田家英三封信（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108―11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解析］

　　为了查找和印证高启的这首《梅花》诗，毛泽东在两三个小时内接连给田家英写了三封信，可见他当时阅读这首诗和了解其作者的心情是多么急迫。

　　高启（1336―1374），字季迪，长州（今江苏苏州）人，号槎轩，元末隐居吴松青丘，自号青丘子。自幼聪明有才华，青年时代他的诗作就负有盛名。与杨基、张羽、徐贲齐名，合称“美中四杰”。明洪武元年（1368年）应召撰修《元史》，授翰林院编修，因才高学博，很受朱元璋赏识，复命教授诸王。为人耿直孤傲，不羡功名。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拟任他为户部右侍郎，他自陈年少，不敢当重任，固辞不受，赐百金放还故里，以教书治田为生。常赋诗，其诗往往含有讽刺之意，太祖心中不悦。当时苏州知府魏观复修府治旧基，他为此写了《上梁文》，因府治旧基原为张士诚宫址，魏观获罪被诛，太祖见到《上梁文》后发怒，将高启腰斩于市，时年39岁。他的文学主张是效法汉魏晋唐各代，先学古人，然后成家。他的诗作，体制不一，风格多样，虽因死于壮年，未能熔铸前人，自成一家，但才华横溢，清新超拔，不愧为明代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

　　1961年11月6日上午，毛泽东可能是想集中阅读古人咏梅的一些诗作，而且首先想到的便是高启的这首《梅花》。他先以为是林逋所作，但从林逋诗文集中未查到，然后，他对这首诗的记忆也逐渐明确起来了。待弄清是高启所作后，就在这一天，毛泽东用人们熟悉的草体书写了全诗。在右起，大大地写上“高启”二字，又写道：“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毛泽东一直推崇高启之诗。1957年1月同袁水拍、臧克家谈话时曾说：我过去以为明朝的诗没有好的，《明诗综》没有看头，但其中有李攀龙、高启等人的好诗。高启的《梅花》大概就是给毛泽东留下好印象的作品。那么，1961年他为什么仿佛记得是宋初林逋作的呢？这与林逋的诗风有关。林逋隐居西湖，终身不仕，以赏梅养鹤为娱，人称“梅妻鹤子”。其诗大都反映其隐逸生活和闲适心情，尤以咏梅著称，风格幽静淡远，艺术性很高。其《山园小梅》中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最为人称诵。《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一书中便有这两句。上述高启之诗，便明显化用了林诗的意境，且都是咏梅。

　　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里，还收有毛泽东书写的高启的《吊岳王墓》，全诗为：“大树无枝向北风，十年遗恨泣英雄。班师诏已来三殿，射虏书犹说两宫。每忆上方谁请剑，空嗟高庙自藏弓。栖霞岭上今回首，不见诸陵白露中。”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垄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

　　――摘自毛泽东1937年8月《矛盾论》（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0―331页）

　　［解析］

　　《西游记》是明代作家吴承恩（约1500―约1582）在民间故事传说基础上创作的长篇神话小说。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怀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以文名著于乡里，但困于科场，中年后始补岁贡生。曾任长兴县丞，因“耻折腰”拂袖而归，放浪诗酒，贫老以终。有《射阳先生存稿》。《西游记》由三部分组成：前7回写孙悟空的出身和大闹天宫故事；第8回至第12回写唐僧身世、魏徵斩老龙、太宗游地府故事，交代取经缘由；后88回写孙悟空皈依佛门，和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成正果。作品改变了早期取经故事以唐僧为主的布局及其宗教主题，把孙悟空作为中心人物来塑造。

　　《西游记》这类地道的神话作品所展示的，则基本上是远离现实生活的虚幻世界了。如果仅凭直觉体验，则很难从中读出现实内容。鲁迅在1924年的《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就谈过这样的阅读体验：“因为《西游记》上所讲的都是妖怪，我们看了，但觉好玩，所谓忘怀得失，独存鉴赏了。”“五四”以前，关于读书的宗旨，虽议论纷纷，大体也不过是“劝学”、“谈禅”、“讲道”之类，由于作者笔调幽默、滑稽，对这些宗旨读者也是“无所容心”的。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运动中，对《西游记》的主题作了较多阐释的是胡适。他经过大量考证，确认这部书“起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并无‘微言大义’可说，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鲁迅也认为，这部神魔小说“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显然，他们都没有发掘出其积极的历史内涵。

　　如果用反映论的观点，来分析《西游记》这样的神话作品，结论就不同了。前面引述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的“幻想的同一性”，“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可以视为毛泽东评论《西游记》的一个指导线索。

　　毛泽东在不少地方谈到过《西游记》，大多是对孙悟空等形象做古为今用的借题发挥。如何理解这部作品的主题意义，他也是有自己的倾向的。1956年《西南文艺》刊登了一篇题为《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的文章，认为作者“借神佛妖魔讽刺椰榆当时世态，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丑恶本质；借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反映了在封建统治者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在阶级斗争中，坚持反抗，在生活斗争中，征服自然，克服困难的伟大的创造能力”。毛泽东读后在这段话下面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还画了两道，表明他是重视这个分析的。作为一个大国领袖，在日理万机之余，详读一本地方文艺刊物所载关于古代神话小说的评论文章，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

　　毛泽东还特别欣赏著名作家张天翼在1954年2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西游记>札记》的长篇论文。并根据该文的一个重要观点，进一步提出：不读第7回以后的章节，不足以总结农民起义的规律和经验教训。这便强调了神话与现实的“同一性”联系。该文认为，《西游记》之前关于唐僧取经的故事所写的，一边是神，神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上自天界，下至地府，无不要俯首听命；一边是魔，偏偏要从那压在头上的统治势力下挣扎出来，直立起来，甚至要造反，天兵天将去收伏，魔头们便同他们恶斗起来。“这就使我们联想到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与人民――主要是农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到了《西游记》，我们甚至于要猜想作者是多少有意识地来表现这一点的了。”因为这个故事在流传过程中，老百姓已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描写、取舍和加工了。那么，《西游记》为什么写魔头孙悟空闹了一阵天宫后又失败了，并归顺而修成“正果”了呢？该文解释说：究竟闹出怎样一个局面，起先连孙悟空也糊里糊涂，直到如来佛问起他，他才想到玉帝的尊位――“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可见，即使孙悟空成功了，也不过是把玉皇大帝改姓了孙，就像刘邦、朱元璋之乘农民起义而爬上龙位一样。那是当时的作者们所见到的历史现实，只能如此。于是，在前七回孙悟空造反不成，作者们就只看见这么两条路摆在孙悟空面前：或者是像赤眉、黄巾、黄巢、方腊他们那样，被统治阶级血腥镇压，或者像《水浒》里所写的宋江那样，接受“招安”。《西游记》写孙悟空走了后一条路。

　　张天翼这篇文章，这一观点，在建国后到“文革”前的《西游记》研究领域，是很有代表性的，即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神话世界同现实社会的“同构”关系。正好《西游记》又描写了神魔之间叛逆与收伏之间的斗争，人们就十分自然地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阶级斗争观点来比附。这样的解释，恰恰吻合毛泽东关于神话传说的一贯看法，故引起他的兴趣。还有一个材料也可说明毛泽东的一贯思路。一次在同一个阿拉伯国家访华代表团谈到人世间纷争不断的问题，来宾们感慨万千。毛泽东接着提出一连串问题：伊斯兰教的真主是谁？谁是佛祖？谁是基督教的上帝？继而又发挥说：按照中国道教的看法，天国还有一位众神之王，叫“玉皇大帝”，如此看来，天国也不会安宁，天上也要划分势力范围呀！在这充满想象力而又机趣含蓄的谈话中，体现出沟通人间与天国、现实与幻想的思路，说明五花八门的神仙和上帝，只不过是现实生活世界各种矛盾的延伸而已。

　　此外，毛泽东还注意到《西游记》里一些故事所蕴含的哲学问题。

　　《西游记》第50回“情乱性从因爱欲，神昏心动遇魔头”、第51回“心猿空用于般计，水火无功难炼魔”、第52回“悟空大闹金洞，如来暗示主人公”这三回，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唐僧师徒四人途经金山时，金洞独角兕大王趁孙悟空外出化斋之机，把唐僧等掠回洞里。孙悟空寻上门去与他交战，不仅不能取胜，金箍棒也被套了去。孙悟空奔上界请玉皇大帝查一下，是哪路神仙下凡作怪，结果“满天星斗，并无思凡下界”。玉帝只好让孙悟空挑几员天将下界捉魔。哪吒、火德星君、水德星君、李天王前去降魔，也先后败回。只好去找如来佛。如来佛派众罗汉特金丹砂去降魔，结果也不顶事，金丹砂也被收了去。最后按如来佛的暗示，又翻到三十三天之外的离恨天兜率宫找太上老君，才知道那作怪的独角兕大王是从这里逃走的一条青牛。最后太上老君亲自出面才降了这魔。

　　这个故事，在《西游记》里，并不是特别出色的，但却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从中引申出现象与本质的关系。1959年9月，他在一个会上讲了这个故事，并让领导干部们回去找这个故事来看一看。他认为，人们搞不清楚独角兕大王的来历，只看到他的现象，搞不清本质，而搞不清本质，就无法降妖。所以，解决问题，先要搞清本质，才能对症下药。这就有了方法论的意义。这个发挥，确实别具一格。毛泽东当时是给参加座谈会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通报庐山会议情况时讲这番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