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文艺为什么是从群众中来的呢？马克思主义者回答：人类一切的文化，包括艺术与文学，都是群众的劳动所创造的。手本是劳动的器官，恩格斯却证明了它同时是劳动的产物。正是由于劳动，由于适应日益复杂的新的工作，人的手才达到了这种熟练的程度，以致它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华尔得森的雕塑，巴加尼尼的音乐。普列汉诺夫根据他对于原始艺术的精深研究，证实了劳动先行于艺术。鲁迅在《门外文谈》里浅显地科学地解说了文学的产生于劳动高尔基在苏联作家大会的报告中，开宗明义就是说劳动创造文化

　　列宁在一九○五年写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里指出了真正自由的文学“不是为饱食终臼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在十月革命以后，他在和蔡特金的谈话中，更是十分明确地发挥了他的这个思想他把艺术应当直接服务于劳动群众当作艺术运动的全部方针提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是还不能这样提出问题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却已经提出了文艺作品应表现群众和群众斗争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正确、最深刻、最完全地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把列宁的原则具体化了，丰富了它的内容，使它得到了辉煌的发展。他解决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许多根本问题，首先是明确地全面地解决了革命作家人生观的问题，并且把这问题作为全部文艺问题的出发点，同时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恰是纠正了过去革命作家对于这个问题的疏忽和不理解。我不准备在这里对毛泽东同志这个讲话中的各种问题一一加以说明，我现在只想说明下面的三个根本问题：

　　一、什么叫做“大众化”？

　　二、提高与普及的关系。

　　三、如何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

　　这三个问题我们过去从没有解决过，至少没有完全解决过，有的甚至从没有提出来过。这三个问题解决了，就解决了革命文艺的基本原则，基本方针。

　　――摘自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周扬同志：此篇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此外，第10页上“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或者列宁这话的主要意思是在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提高起来”。是否可以作这样解释，请再斟酌一下，或同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其余没有意见。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二日

　　――毛泽东1944年4月2日致周扬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28―229页）

　　［解析］

　　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翌年，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把它列为整风文献。为了使文艺界更好地学习和理解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内容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当时任延安大学校长、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的周扬（1908―1989），编选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该书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及毛泽东的有关文艺的评论和意见，按照它们的内容，分为五辑：一、意识形态的文艺；二、文艺的特质；三、文艺与阶级；四、无产阶级文艺；五、作家，批评家。全书17万字。贯彻全书的一个中心思想是：文艺从群众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去。周扬认为：这同时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讲话的中心思想，而他的更大贡献是在最正确最完全地解决了文艺如何到群众中去的问题。

　　1944年3月，周扬又为该书写了篇近1万字的序言。作者开宗明义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本书就是企图根据这个讲话的精神来编纂的。这个讲话构成了本书的重要内容，也是它的指导的线索。”接下来，作者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以及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述了文艺起源于劳动，资本主义与艺术创作的敌对、艺术属于人民、大众化、表现新时代生活等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在这篇“序言”正式发表前，周扬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1944年4月2日写了上面那封信，给予了充分肯定。特别是“序言”就文艺理论的凡个主要问题作了简明清晰的历史叙述，所以毛泽东说“对我也是上一课”。同时，毛泽东也指出把自己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这算是伟人的谦逊吧。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第10页上‘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这段话，是指周扬“序言”中引用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对蔡特金的一段谈话，见于蔡特金写的列宁回忆录。周扬当时用的译文是：“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应该是出自广大劳动群众的最底层。它应该是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为他们所挚爱的。它应该将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联合起来，并把他们提高起来。”在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蔡特金《回忆列宁》中，这段译文改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它们。”毛泽东在信中对这段话的理解重点是：文艺不仅是在“创作”或“作品”中“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而且要使文艺作品在阅读、传播中把“分散了”的不同环境中的群众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毛泽东还认为，这就是“普及工作”所包括的意思。

　　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正式发表于1944年4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上面。《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也于同年由延安解放社刊印发行。后流布极广，深受欢迎，对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起了重要作用。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丁玲欧阳山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一日早

　　――毛泽东1944年7月1日致丁玲、欧阳山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3页）

　　[解析]
　　1944年6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丁玲的新作《田保霖》。这是她参加陕甘宁边区的合作社会议期间写的一篇通讯报道，介绍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人物田保霖。同日的《解放日报》上还发表了欧阳山的文章《活在新社会里》。毛泽东读了这两篇作品后，心里特别满意，于7月1日凌晨给他们写了上面这封信。

　　当天傍晚，丁玲和欧阳山如时赴约。毛泽东还请二人一起吃了晚饭。在交谈中，毛泽东对丁玲说：我一口气读完《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庆祝。后来，毛泽东在边区高干会议、在边区合作社会议上都提到《田保霖》和丁玲。陈赓曾转告丁玲：毛主席在高干会议上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

　　毛泽东如此看重《田保霖》，实出于丁玲意外。她在《〈陕北风光〉校后记所感》中便说：这文章（指《田保霖》）我一点也不觉得好，一点也不满意。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再三提到它，说它“很好”呢？

　　从丁玲的创作道路来看，《田保霖》确有其重要意义。我们知道，丁玲早在“左联”时期就写了以工农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如中篇小说《水》以及《奔》和《田家冲》等。《母亲》里面也写了农村。出现在这些作品中的工人农民，无论作者怎样写了他们的痛苦生活，表现了他们阶级意识的开始觉醒，以及他们的挣扎和抗争，但他们还是受苦受难者。而《田保霖》写的人物，却是边区合作社中的模范，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人物。这篇作品，写了田保霖由一个受过教会宣传的买卖人成为边区劳动英雄的过程，歌颂了“他踏上新的道路，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靖边而工作”的革命精神，田保霖的成长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他由抱定“不出头不管事”主意，到觉得人应该像共产党员一样活着，“做公益事情”，从而主动办起合作社，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是县委书记惠中权对他进行团结、帮助、教育的结果。而他的合作社的发展，又反映了边区人民的新生活。同《田保霖》一样描写边区劳动模范、反映边区新生活的，还有《三日杂记》、《袁广发》和《记砖窑湾骡马大会》等。丁玲对这些作品的艺术成就并不怎么满意，但她说：在写了《田保霖》、《记砖窑湾骡马大会》等几篇之后，“我已经不单是为完成任务而写作，而是带着对人物对生活的浓厚的感情来写作，同时我已经有意识地在写这种短文时来练习我的文字和风格了”（《〈陕北风光〉校后记所感》）。这些作品的语言文字是朴素的，基本上是民族化群众化的，风格也是健康、明朗的。田保霖、袁广发等新的工农人物形象，不仅不同子《水》、《奔》和《田家冲》里面的工人农民，而且也有别于陈老太婆（《新的信念》）和贞贞（《我在霞村的时候》）那种肉体和精神都带有创伤的农民。

　　“写工农兵”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出现的新概念。它的精义并不止于题材上“写工农兵”的生活，更主要的是歌颂他们的新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丁玲写出《田保霖》这样的作品，算是得了真谛。毛泽东夸《田保霖》写得很好，说它是丁玲“写工农兵”的开始，大概也是从这个意义上去肯定的。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乔木：

　　此文（指艾青《秧歌剧的形式》――引者注）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为扩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

　　毛泽东

　　五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1944年5月27日致胡乔木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2页）

　　［解析］

　　诗人艾青（1910―）于1941年到延安。此前发表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火把》、《向太阳》等，是诗坛的重要作品。到延安后与毛泽东时有交往，毛泽东很注意读他的一些文章。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3月11日上面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在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中曾受到一些批评。毛泽东在有关文艺的讲话中，也多次引用过该文结束时希望人们学习古代人爱作家的精神的两句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1942年5月15日，艾青在《解放日报》发表长篇文章《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谈五点：一、文艺和政治；二、作者的立场和态度；三、写什么；四、怎样写；五、作家的团结。此文写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当时，毛泽东正在找许多文艺家谈话。艾青的这篇《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便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写出来的。

　　四月间，艾青收到了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艾青同志：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此致敬礼！毛泽东”。

　　艾青到了毛泽东的住地，同去的还有萧军、罗烽等人。毛泽东亲切又诙谐地说：“我是老子作风。”艾青提出：“听说冯雪峰被关在上饶集中营。”毛泽东马上问：“营救了没有？”接着，毛泽东就开始谈文艺问题。他对文化界个别人的某些作法表示了不满，说：“现在延安文艺界百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人的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毛泽东还就党的文艺方针作了精辟的阐明。

　　过了几天，毛泽东又给艾青捎来了第二封信：

　　“艾青同志，前日所谈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此致敬礼！毛泽东”，并在“反面的”三个字下面打了三个圈。

　　艾青不知道该去收集什么反面的意见。这时，他正潜心于写《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这篇论文的初稿写成以后，立即送交了毛泽东。

　　不久，毛泽东给艾青写了第三封亲笔信：“艾青同志：来信并大著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此致敬礼！毛泽东”。在杨家坪住地，毛泽东再次接见了艾青。他把论文交还给艾青时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毛泽东手里拿了几张写有铅笔字的纸，边看边谈，并希望艾青把文章修改得更好。

　　回来后，艾青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又作了认真修改，完稿于4月23日。这是当时在延安有相当影响的一篇文艺评论。（参见《漫议四十年前的诗歌运动》，艾青发言，载《诗刊》1982年5月号，又见杨匡汉、杨匡满《艾青传论》第162～163页）在这篇论文中，艾青特别强调：“在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为大多数的劳苦的人类而奋斗的，这崇高的目的上，文艺和政治，是殊途同归的。但文艺并不就是政治的附庸物，或者是政治的留声机和播音器。文艺和政治的高度的结合，表现在文艺作品的高度的真实性上。愈是具有高度的真实性的文艺作品，愈是和一定时代的进步的政治方向一致。因为愈是具有高度的真实性的文艺作品，就愈加明显地反映了一定时代的现实。”

　　延安文艺整风以后，文艺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秧歌剧这一大众化的文艺样式，在陕甘宁边区十分活跃和普及，许多专业的文艺工作者也投身其间。在这种情况下，便有必要对秧歌剧从形式上、理论上进行总结。

　　这时，艾青在中央党校担任了秧歌队副队长。队长是中央党校的副教务长刘芝明，周而复、朱丹都是秧歌队队员。秧歌队搞得很活跃，演出了周而复写的《牛永贵受伤》等节目，受到群众的欢迎。艾青还在延安的新市场附近和青化砭等地，兴致极浓地观看了载歌载舞、粗壮有力、节拍明显，充满劳动者健康和愉快的农民秧歌队的演出，并为其适合现实生活。群众趣味所要求的，富有创造性的形式和手法所倾倒。诗人热情地称赞延安新秧歌剧：“真是一种群众的喜剧。在我们的每个剧里，贯串着人民的觉醒、抬头、斗争和胜利。”艾青在对新秧歌剧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44年5月写了《秧歌剧的形式》。

　　该文谈七个问题：（一）群众的新歌舞剧。（二）秧歌剧的表现手法。（三）音乐、歌曲、歌词。（四）舞蹈。（五）化妆、服装、道具。（六）大型剧、小型剧。（七）群众的喜剧。文章说，秧歌剧所以能够很快地发展，主要因为它体现了毛泽东的文艺方向――和群众结合，内容表现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形式为群众所熟悉所欢迎的。它歌颂人民，歌颂劳动，歌颂革命战争。工农兵成了剧中的主角。秧歌剧的表现手法吸收了各种戏剧手法，主要是象征手法和写实手法。象征手法是用手势或别的动作，来形容物体的存在和运动。写实手法要求动作真实，给观众增加真实感和亲切感。总之，从剧本的内容到形式，从秧歌队的组织到演出，都是最富有群众性的东西。

　　这篇文章发表前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读后给自己的秘书胡乔木写了前面引述的这封信，对《秧歌剧的形式》表示高度赞赏，称其“可起教本的作用”，还建议印成小册子。该文于1944年6月28日正式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面。毛泽东还在一个晚会上见到艾青时说：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你应该写三十篇。

　　［原文］

　　感情上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没有这点，无产阶级的文学就难以迈进。文艺工作者们通过与英雄模范的接触，“发生了很好的感情”，下决心去接近工农兵群众，为他们服务具体的工具就是笔。在这次会上，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交朋友，这是前所未有的收获。

　　无论在前线作战，或在后方生产、工作的英雄和模范都是大写的“人”中间最大写的人，是我们世界足以骄做与自豪的。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文艺工作者，能不看见他们，尊敬他们，心爱他们吗？让我们继续用各种形式写他们，歌唱他们，雕塑他们，在文字上，在舞台上或广场上，在歌曲里，在画面上再现他们吧！

　　――摘自肖三《第一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肖三同志：

　　你的《第一步》，写得很好。你的态度，大不同于初到延安那几年了，文章诚实，恳切，生动有力。当然，从前你的文章也是好的，但是现在更好了，我读这些文章，很得益处。

　　为着使延安文艺工作同志们多参加群众性的集会，须关照高岗、贾拓夫、谭政、罗迈、李富春、彭真几位同志，遇有这类会议不要忘记组织文艺同志们去参加。此事请你访他们去谈谈，我有机会也将告诉他们。今年全边区性的大会少开，但地方性的，延市、延安县和延属分区的，必有许多，同县、市、分区的负责同志及宣传部讲通此事，也很必要，可否也请你去谈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二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1945年2月22日致肖三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58页）

　　［解析］

　　1939年，诗人肖三（1896―1983）从苏联回国到延安，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编译部主任。青年时代，他和毛泽东是同学，相交甚深。后长期在国外从事革命文艺工作，到延安后同毛泽东谈论文艺问题较多。

　　1939年5月12日晚，肖三如约去看望毛泽东，谈到诗歌时，肖三把自己的一本诗稿送给毛泽东看。6月17日，毛泽东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这封信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