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困难

　　这是一种愚蠢而又懦怯的东西，

　　它

　　惯于对着惊恐的眼睛

　　卖弄它的威力，

　　而只要听见刚健的脚步声

　　就像老鼠似地

　　悄悄向后缩去，

　　它从来不能战胜

　　人们的英雄的意志。

　　那么，同志们！

　　让我们

　　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

　　向困难进军！

　　不仅用言词

　　而且用行动

　　说明我们是真正的公民！

　　在我们的祖国中

　　困难减一分

　　幸福就要长几寸，

　　困难的背后

　　伟大的社会主义世界

　　正向我们飞奔。

　　――摘自郭小川《向困难进军》，《致青年公民》组诗之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现在的新诗不能成形，我反正不看新诗。

　　――摘自毛泽东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

　　――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见《毛译东书信选集》第608页）

　　［解析］

　　在诗歌欣赏上，毛泽东喜欢旧体诗而不喜欢新诗。对此，他直言不讳，多次说过。他说他不看新诗，是表明他不喜欢和认为新诗成功的太少的意思，并非说他真的一点不读新诗，否则，他就不会觉得新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了。对新诗，他也都是从诗歌形式上说的。或许，正是由于对新诗的形式很不习惯，毛泽东很少读新诗。但他对新诗的内容及其在社会上的实际效应的评价，却是很谨慎的。

　　诗人郭小川（1919―1976）1959年发表了《望星空》，同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12级干部以上的干部会，批判郭小川在这首诗以及此前发表的长诗《一个和八个》中宣扬的“不健康的思想感情”；《文艺报》、《人民文学》等刊物也相继发表文章进行批判。当时，毛泽东从香港的《真报》上看到“号召”郭小川到香港去“避难”的文章。引起他的注意。便让人找来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致青年公民》等作品看了。

　　《将军三部曲》和《致青年公民》，是郭小川的代表性作品。《将军三部曲》长达三千几百行，作者以抒情的笔调，塑造了艰苦战争年代我军一个高级指挥员“将军”的形象。这一形象是那样的血肉丰满；内心世界是那样的高远而壮美；“将军”和部下的关系是那样的深厚和亲密。诗人曾说：“我将通过它写出我的全部哲学”。《将军三部曲》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独创，是当时文坛上叙事诗创作的重要收获。《致青年公民》包括《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在社会主义高潮中》、《把家乡建设成天堂》、《让生活更美好吧》和《闪耀吧，青春的火光》，称作《致青年公民》组诗，是有作者的用意的：“诗的读者当然主要是青年，而我的写作，更没有一篇不是针对青年读者的。”（《致青年公民的几点说明》）在这些产生于郭小川创作于50年代中期的作品中，诗人确实像演说家、鼓动家一样，以急雨鼓点般的旋律，纯熟地驾驭着炽热的、战斗性很强的词汇，来催动青年们前进，成为建国初期中国人民蓬蓬勃勃的建设热情的写照。这些诗的鲜明特点，是把今天与明天、理想与现实、困难与斗争辩证地结合在一起，映现出诗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态度，对党对人民的热爱，以及对青年一代的期望，成为时代的喉舌，成为青年的知己和良师益友。这些篇章还常常是议论入诗，于感情汹涌中常见真理的闪光，这也可以看出诗人对如何写作政治抒情诗的探求。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在很多群众性的集会上，都有人在朗诵他的《投入火热的斗争》和《向困难进军》等诗，听众为这些潮水一样汹涌的诗句所深深打动。

　　对这些作品，毛泽东读后曾对人说：这些诗并不能打动我，但能打动青年。看来，他是承认和肯定这类新诗的社会效果的。

　　谈到郭小川的《望星空》，毛泽东认为，没有幻想，就没有科学、文学和艺术。应当给这个善于思索，长于幻想的热爱祖国的诗人给以鼓励。

　　［原文］

　　不期青女忍相欺，老圃新技竟吐奇。

　　秋色还如春色好，西风莫漫撼东蓠。

　　嫩红老紫百千盆，蟋错如虬况有根。为证明年花更艳，手题诗句待重温。――吴研因《赏菊》二首

　　麦苗肥壮谷登场，谁信当年一片荒？排灌齐全轮作好，芦台今日是粮仓。――钱昌照《芦台农场》

　　薯曝墙头菜挂檐，棉田片片麦无边。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钱昌照《藁城农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几首诗好，印发各同志。

　　――毛泽东1961年12月28日在《光明日报》刊登上述几首诗旁的批语（见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18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解析］

　　毛泽东较注意阅读《光明日报》“东风”副刊上发表的旧体诗词。例如，1963年1月1日该栏发表了郭沫若的《满江红・沧海横流》，毛泽东仔细读后，即于1月9日作了《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还在末尾注明郭沫若原诗见1月1日《光明日报》。又如，1965年10月16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发表了叶剑英的《七律・望远》，毛泽东读后，能清楚地背诵出来。同年12月，他72岁诞辰的时候，又将该诗书写了一遍，把原题《望远》改成《远望》，还在诗末注明：“十月十六日光明日报”。

　　上引吴研国和钱昌照的几首七绝，载于1961年12月28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当时，毛泽东正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读后，批示“印发各同志”。很快，这四首诗作为会议文件用三号字印发给了与会者。毛泽东为什么说“这几首诗好”？大体有这样一些原因。

　　（一）60年代初，大跃进之后的天灾人祸给国民经济和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困难。而这几首诗则描写了农村生产和生活的大好景象，如“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这很是吻合毛泽东历来强调的要看主流和光明一面的思路。

　　（二）这几首祷还表现了在困难面前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心，如“为证明年花更艳，手题诗句待重温”。这也很吻合毛泽东历来主张的，越是在困难面前，越要有战胜困难的意志信念的思路。因此，毛泽东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常常讲“气可鼓，不可泄”。就在12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这几首诗的前一天，毛泽东写了《卜算子・咏梅》一词，其中便有“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诸句。这天，他还批示将自己的这首《卜算子・咏梅》“印发各同志”。同批示印发吴研因、钱昌照的七绝一样，都是为了以诗鼓气。

　　（三）吴、钱两人都是民主党派人士，一属民进，一属民革，他们在诗里表现出来的鼓干劲的朝气蓬勃的景象，似乎更有说服力和宣传作用。拿来让中共领导干部学习讨论，不失为借他山之石以为错的举动。

　　［原文］

　　（耿）生乃自往，读于楼下。夜方凭几，一鬼披发入，面黑如漆，张目视生。生笑，染指砚墨自涂，的的然相与对视。鬼惭而去。

　　――“耿去病”，摘自蒲松龄《聊斋志异・青凤》，该篇收入《不怕鬼的故事》

　　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曰：“谁？”鬼曰：“鬼也。”鬼曰：“汝复谁？”定伯诳之，言：“我亦鬼。”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数里，鬼言：“步行太亟，可共递相担也。”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将非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答言：“唯不喜人唾。”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听之，了无声音。定伯自渡，漕

　　［原文］

　　这词（指《忆秦娥・娄山关》――引者注）上阕写的是清早，下阕写的是晚上，我曾问过广州的同志们：这词写的是一天的事，还是不是一天的事？他们的回答便有分歧。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我起初也觉得一天的事。曾经把贵州《遵义府志》拿来翻阅过，查出了由遵义城到娄山关是七十里，恰好是一天的路程。清早由遵义城动身，晚上到达娄山关，那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进一步考虑，却发现了问题。红军长征第一次由遵义经过娄山关，是在1935年1月。第二次又经过娄山关回遵义，是在当年2月，就时令来说都是冬天。为什么词的上阕写的却是秋天？“西风”，“雁叫”，“霜晨”，都是秋天的景物。这怎么解，要说主席写词不顾时令，那是说不过去的。因此，我才进一步知道：《娄山关》所写的不是一天的事。上阕所写的是红军长征的初期，那是1934年的秋天；下阕所写的是遵义会议之后，继续长征，第一次跨过娄山关。想到了这一层，全词才好像豁然贯通了。

　　我对于《娄山关》一词作了这样的解释，我虽然没有当面问过主席，不知道我的解释究竟是否正确，但在广州的诗歌座谈会上，我很高兴同志们是同意了我的见解的。

　　――摘自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初以为是写一天的，后来又觉得不对，是在写两次的事，头一阕一次，第二阕一次。我曾在广州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意见，主张后者（写两次的事），而否定前着（写一无），可是我错了。这是作者告诉我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享与愿违，遇到了川罩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鸣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罩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清层出发，还有月亮，午后二三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罩一个师，这时已近黄昏了。乘胜直追，夜战遵义，又消灭敌军一个师。此役共消灭敌军两个师，重占遵义。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一百多华里，指挥作战，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哼词呢？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由此看来，我在广州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话，竟是错了。解诗之难，由此可见。

　　――毛泽东在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清样上所作的改写（见《人民日报》1991年12月26日）

　　［解析］

　　毛泽东与郭沫若在建国以后，时有诗词唱和。有时毛泽东还请郭沫若为他润色诗稿。可以说，郭沫若是毛泽东颇为尊重的“诗友”之一。

　　196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人民文学》编辑部搜集了毛泽东此前未曾公开发表过的六首词，准备在同年5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这六首词是：《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做・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做・反第二次大“围剿”》。

　　发表前，毛泽东对这六首词作了些修改，并写了一段词前小序：“这六首词，是1929―1931年，于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随后他把这六首词连同小序哥给臧克家，请他帮助修改。4月24日，毛泽东接到臧克家的修改稿及信后，回信说：“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4月27日又给臧克家写信说：“数信都收到，深为感谢，应当修改之处，都照尊意改了。”

　　与此同时，《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六首词发表前抄送郭沫若，请他写篇文章。郭沫若随即写信给毛泽东，对六首词的字句修改和编排次序，提出了意见。4月底毛泽东复信郭沫若，肯定了他对六首词的编排次序的意见，并说：“‘七百里驱十五日’，改得好。”接着，郭沫若于5月1日写成《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以下简称《喜读》）一文。5月9日郭沫若收到《人民文学》编辑部送去的清样，马上写信送请毛泽东“加以删正”。这次发表的毛泽东六首词中，本不包括《忆秦娥・娄山关》，郭沫若为了说明读者对毛泽东的诗词虽然“人人爱读”，“然而在事实上却未见得人人都懂，首首都懂”，便举了自己对这首词的认识过程作例子，进而认为，“其所以然的缘故，是因为我们没有主席那样的生活经验，而于主席酝酿每一首作品时的客观情景与主观气氛，不容易揣度。”这大概也是感叹解诗之难吧。

　　毛泽东在看《喜读》的清样时，将郭沫苦关于《娄山关》词的解释部分全部删去，在清样的边旁空白处，以郭沫若的口吻改写了上面所引的这段五六百字的文字（以下简称《改文》）。

　　郭沫若的《喜读》一文，发表在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人民文学》，同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作了转载。可《喜读》一文没有按毛泽东的《改文》排印。郭沫若的著作集如《沫若文集》、《郭沫若全集》等，都未见收入《喜读》一文。这不能不使人产生一个疑问，是否毛泽东没有把修改后的清样退还郭沫若呢？有关人士曾带着这个疑问，走访了郭沫若的女儿、郭沫若故居陈列馆副馆长郭平英。她说：60年代在父亲的书房里，看到过毛主席《改文》的复制件。可能是这个复制件送给父亲时，未能赶上《人民文学》的出版时间，否则父亲不会不按照毛主席的修改付印的，的确，毛泽东收到清样到《人民文学》5月号正式出版，只有三天时间。这样，毛泽东的《改文》便只好作为正式发表的《喜读》一文的“批语”留存于世了。

　　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一般不愿意作出任何解释，他曾说过，作者对自己的诗词不宜多作注解，因为文学作品应该由读者自己去体会。因此，他对《娄山关》一词作出如此详尽的解释，是极其可贵的一个例外。同时也正像毛泽东在《改文》中所说的那样：“解释之难，由此可见。”他的解释使位家有争论的问题，包括郭沫若在《喜读》一文中的误解，得以澄清：（一）《忆秦娥・娄山关》所写为一天之事，上闷写清晨，下阕写傍晚，而不是写两次的事。（二）描述内容是1935年2月中央红军第二次重取娄山关，而不是同年1月第一次攻占娄山关。（三）《娄山关》词不是当时写的，而是后来追写的。（四）词中“西风”、“雁叫”、“霜晨”是写云贵川一些地区冬天的实景，而不是像某些诗词中是写秋天的景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强调他自以为成功的两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后，在娄山关特定的环境中“突然遇合”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