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他们在未明之前出发。泰前的尖顶上，已经闪着微红，山脚下的村中，送来了第二遍的公鸡叫。四周是寒冷，昏暗，还有些阴森。这境遇的异常，危险的预感，成功的希望，――凡这些，在两人里面，激起了一种战斗的心情；各种另外的情感，全不重要了。在身体中――是血液生波，筋肉见韧，而空气则冰冷地，竟至于显得好像在钻刺，在发声。

　　“阿呀，你的马，满生着疥癣哩。”巴克拉诺夫说，“没有照管么？那是不行的一定是苦勃拉克模模糊糊，没有教给你怎么理值罢？”一个知道如何养马的人，会毫无良心，一直弄到这模样，巴克拉诺夫是连梦里也想不到的。“没有教罢，唔？”

　　“我怎么说呢？”美谛克窘急起来：“就全般说，他是不很肯照应的。可是听谁好呢，也不知道。”他愧对自己的谎话，在鞍桥上缩着身子，一瞥巴克拉诺夫。

　　“喂，朋友，我先前就在看你的鞍子为什么宽滑了的！你将后面的肚带收得很紧，前面的却拖着，不反一反，是不行的。好，给你来系过罢？

　　美谛克还没有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巴克拉诺夫已经跳下马，在鞍子那里动手收拾了。

　　“哪你的鞍鞯也打着皱哩下来罢，下来罢――要把马糟蹋了。给你从头弄好罢。”

　　――摘自法捷耶夫《毁灭》第二部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鲁迅先生在《毁灭》的后记中说到，《毁灭》的作者法捷耶夫是身经游击战争的，他描写调马之术写得很内行。像上马鞍子这类细微的动作，《毁灭》的作者都注意到了，鲁迅先主也注意到了。这告诉我们，大作家不是坐在屋子里凭想象写作的，那样写出来的东西是不行的。《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比如它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认错”二字的。事非经过不知难，每每一件小事却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你们是青年艺术工作者，现在的大千世界都是属于你们的，都是你们活动的园地。你们的艺术作品要有充实的内容，便要到实际生活中去吸取养料。艺术家固然要有伟大的理想，但像上马鞍子一类的小事情也要实际地研究。

　　──摘自毛泽东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3―124贡）

　　［解析］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在延安正式成立。发起人有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这天，毛泽东亲临开学典礼，与全体师生合影留念。4月28日，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做了题为“怎样做艺术家”的长篇演讲。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鲁艺”做演讲，也是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第一次就文艺问题，特别是革命文艺的创作和发展问题做较为全面的论述。在这个讲演里，他谈到两部中外著名的长篇小说，一是俄国法捷耶夫的《毁灭》，一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而且是两个相同的细节描写：人物骑在马鞍子上的问题。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阅读作品之细致。他谈及这两个细节描写的用意，是说明作家“创造伟大的作品，首先要从实际斗争中去丰富自己的经验”。

　　《毁灭》，是法捷耶夫（1901―1956）创作的反映苏联国内战争题材的作品。它描写远东滨海地区一支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支游击队，在日本干涉军和白匪的追击下进行顽强斗争，最后突出重围时只剩下了19个人，但仍完成了任务。使人对于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作品塑造了游击队长莱奋生的正面形象，同时成功地刻画了有许多缺点但已获得革命战士的新品质的木罗式加和把自己看得重子一切、经不起斗争考验终于临阵逃脱的美谛克的形象。该书于1927年出版。鲁迅曾据日译本译成中文，以《渍灭》为题发表于《萌芽》月刊第一期至第五期及《新地》月刊第一木。后据英译本和德译本参校了一遍，于1931年10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印行单行本。在该书的《后记》里，鲁迅写有这样一段话：“文艺上和实践上的宝玉，其中随在皆是，不但泰前的景色，夜袭的情形，非身历者不能描写，即开枪和调马之术，书中但以烘托美谛克的受窘者，也都是得于实际的经验，决非幻想的文人所能著笔的。”显是称道小说在细节描写方面的真实性，并认为是得益于作者“实际的经验”。事实正是这样。作者法捷耶夫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远东的南乌苏里边区度过的。17岁在海参崴加入布尔什维克，国内战争时期先后参加当地的游击队和红军，同白匪和日本干涉军斗争，并在一次战斗中负重伤。没有如此深厚的生活积累，自然写不出远东的“景色”以及“夜袭”、“开枪”、“调马”之类，写不出《毁灭》这部革命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就注意收集和阅读鲁迅著作的一些单行本或选本。他从陕西第凹中学只有两间房的小图书馆里发现有鲁迅薯作的选本，立即高兴地借走了三本；几天后，秘书退回看完的，又借去了几本；第三次，秘书又把鲁迅著作的选本和单行本全部借走了。不久看完后归还给图书馆。1938年1月12日，毛泽东给当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教的艾思奇写信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毛泽东读鲁迅译的《毁灭》这部小说，大致就在这个时候，而且读的是单行本。依据是：鲁迅关于《毁灭》的《后记》，没有单独发表过，是1931年随作品一道出版的，也没有收入过鲁迅生前出版的其他杂文集内，此其一。其二，1938年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复社”以“鲁迅全集出版社”名义出版的20卷本的《鲁迅全集》第18卷，收了鲁迅的这部译著及其《后记》，但这是在毛泽东1938年4月28日在“鲁艺”讲话之后的事了。

　　4月28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克服艺术创作上的“观念论”，即主观主义，从而以《毁灭》对马鞍的描写及鲁迅的评论为例，提出对”马鞍之微的小事情也要实际研究”。讲演中还谈到：高尔基的“生活经验是丰富极了，他曾度过流浪汉的生活，他熟悉俄国各阶级的实际情形。所以能写出那样多的伟大作品”。毛泽东后来对《毁灭》曾给予高度评价。1942年5月23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说：“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毛泽东关于柳湘莲“牵马认镫去了”的评论，见于《红楼梦》第47回“呆霸王调情遭苦打，冷郎君惧祸走他乡”。此外，《红楼梦》关于“镫”的描写，在第69回中也有。68回写凤姐趁贾琏外出公干，把被贾琏偷娶在外的尤二姐赚入大观园，阳奉阴违。第69回“弄小巧用借剑杀人，觉大限吞生金自逝”，写贾琏回来后，”先到了新房中，已竟悄悄的封锁，只有一个看房子的老头儿。贾琏问他原故，老头子细说原委，贾涟只在镫中跌足。”“只在镊中跌足”几字，很是传神入微地刻画出贾琏焦急懊恼的心情。毛泽东读《红楼梦》，注意到这样细微的细节。也是为了说明，“没有丰富的实际生活经验，无从产生内容充实的艺术作品。如你要写地主压迫农民的戏，单有地主压迫农民这个抽象的概念是写不成的。”为此，他把整个中国，比为“大观园”，要求作家、艺术家们到里面去“生活一番，考查一番”。毛泽东在演讲中还说，这种考查，不是“新闻记者的态度”，因为新闻记者的考查是“过路人”。应该沉下去，“下马看花”。这些，是毛泽东关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这一问题的较早论述。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个演讲中，还第一次对《红楼梦》的社会价值做了明确的评价，认为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并力图纠正“鄙视”这部书的偏见。

　　――毛泽东读书生活我见我闻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也是学识渊博的学问家。孜孜不息的读书生活伴随着毛泽东的一生，和他的革命生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我从一九五○年冬到一九六六年夏，给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历时近十七年，直接和间接地了解到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尽管是片断的、零碎的，但是把它们介绍出来，对于了解和学习毛泽东是有价值的，对于今天的两个文明建设也是有意义的。

　　酷爱读书，广收博览

　　毛泽东从幼年起，就勤奋好学，酷爱读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读书欲望愈来愈强烈。为了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常常废寝忘食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后来，即使在最艰苦最紧张的革命战争环境，他也总是不忘读书。到陕北以后，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尽一切可能，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各类书报。到了延安，他的书逐渐多起来了，并有专人替他管理。他的书起先放在离住处不远的一排平房里，后因日机轰炸，搬到一个很深的窑洞里，保护起来。毛泽东十分爱惜自己的书。有一次，他的一些书被别人搞散失了，他非常生气，这件事他一直没有忘记。一九四七年从延安撤退的时候，别的东两丢下了很多，但是他的书，除一部分在当地埋藏起来以外，大部分，特别是他写了批注的那一些，经过千辛万苦，辗转千里，以后搬到了北京。这些书是毛泽东藏书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珍贵资料。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读书的条件好了。在我接手管书不久，毛泽东就提出，要把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所有图书都给他配置起来。这个要求显然是难以实现的，后来实际上也没有做到。但是他对书的酷爱，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当时毛泽东的书总共还不到十个书架，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在我离开这个工作岗位的时候，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夏，他的藏书已达几万册，建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又适合毛泽东需要的个人藏书室。这里要特别提到，为建设毛泽东的个人藏书室，田家英所做的贡献是不应当忘记的，他是花了很多心血的。没有他的指导和具体帮助，建成这样的图书室是闲难的。毛泽东的藏书，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鲁迅的全集以外，一些著名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部分，影印本）、《四部备要》、《万有文库》《部分》、《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各种世界名著翻译丛书等等，基本上配齐了。就个人藏书来说这不算少了，但仍不能满足毛泽东的需要。他还经常要我们向一些图书馆替他借书。一九五八年夏，北京图书馆焕发新的借书证，我们特地给他办了一个。北图的同志出于对毛泽东的敬重，把他的借书证编为第一号。

　　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就哲学来说，不但读基本原理，也读中外哲学思想史，还读逻辑学、美学、宗教哲学等等。这里稍为多介绍一点毛泽东对宗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的阅读情况。他对宗教问题是比较重视的。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如《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都读过一些。对于禅宗的学说，特别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禅宗不立文字，通俗明快，它的兴起，使佛教在中国民间广为传播。《六祖坛经》一书，毛泽东要过多次，有时外出还带着，这是一部在慧能死后由慧能的弟子编纂的语录。哲学刊物上发表的讲禅宗哲学思想的文章，毛泽东几乎都看。基督教的《圣经》，他也读过。毛泽东阅读宗教经典，既作为哲学问题来研究，也当作群众工作问题来看待。他说：“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①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写了一个批语，说：“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再以科学技术书为例。从各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史，直到某些技术书籍，毛泽东也广泛涉猎，面对生命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土壤学最有兴趣。一九五一年四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邀请周世钊和蒋竹如到中南海作客，曾对他们说：“我很想请两三年假学习自然科学，可惜，可能不容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

　　毛泽东常常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一九五八年九月，张治中陪同他一起外出视察工作。有一天，在行进的列车中，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冶金工业的书。张治中诧异地问他：“你也要钻研科技的书？”毛泽东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①毛泽东经常用这句话教育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不论是做秘书卫作的，做警卫工作的，还是做医护工作的。一九五七年他亲笔写信给他的秘书林克，要他“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②

　　毛泽东跟书籍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在他的卧室里，办公室里，游泳池休息室里，北京郊外住过的地方？？都放着书。每次外出也带着书，在外地还要借一些书。杭州、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庐山等地图书馆，都留下了毛泽东借书的记载。

　　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必先作两方面的调查。一是向人做调查，询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现实情况；一是向书本做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以及古人写的有关当地的诗文。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首次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三月四日下午，一到这个蜀汉古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阅读。以后，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籍，还在书上批、划、圈、点。会议期间，他亲自挑选唐、宋两代李白、杜甫、苏东坡、陆游等十五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四十七首，明代杨基、杨慎等十三人写的十八首，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三月八日他曾借阅楹联书十余种，其中有杜甫草堂的对联，还有孙髯作的昆明大观楼长达一百八十字的对联。毛泽东对这幅长联甚为赞赏，他能背诵如流。清人梁章巨在《楹联丛话》中，认为此联“究未免冗长之讥也”，毛泽东颇不以为然。他在对此书的批语中写道：“从古未有，另创一格，此评不确。近人康有为于西湖作一联，仿此联而较短，颇可喜。”毛泽东生前多次到杭州，工作之余、常常借阅当地的地方志、当地古人的文集和诗集。例如，他借阅过宋朝林通（和靖）的诗文集，明朝于谦的文集、传记和有关的小说。林和靖，就是那个隐居西湖孤山，一生不做官，种梅养鹤，被人称为“梅妻鹤子”的诗人。于谦，爱国名将，做过明朝的兵部尚书。毛泽东在杭州还要过历代古人写的有关西湖的诗词。当时在杭州从事文史工作的叶遐修，收集了自唐至清咏西湖的诗二千多首，从中选出二百首，编成《西湖古诗集粹》，抄送毛泽东阅览。

　　①毛泽东1961年1月23日同班禅的谈话。

　　①余湛邦：《张治中将军随同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的日子》，载1983年12月17日《团结报》。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1页。博览群书的革命家

　　毛泽东的读书习惯几乎渗透到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或者探讨一个问题，或者参观了一个展览会，或者得悉科学技术上有什么新的重大发展，以至看了一出戏，往往都要查阅有关书籍，进一步研究和学习。一九五八年，刘少奇曾以唐朝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一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作为古代官吏禁带家属的例证。毛泽东觉得不妥，为查明此事，不仅翻阅了《全唐诗话》等书，还特地查阅了《旧唐书・列传》的贺知章传，发现贺传中并无不带家属的记载。毛泽东随即写信给刘少奇，陈述自己的看法，并送去载有贺传的那本《旧唐书》。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与周培源、于光远谈哲学问题，在讲到地动说时，毛泽东说，宋朝辛弃疾写的一首词里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下去的时候，它照亮着别的地方。晋朝的张华在他的一首诗里写到“大仪斡运，天回地游”。这首诗叫《励志诗》。随后要我们找出载有这两篇诗词的书给他。辛弃疾在《木兰花慢》词中有这样两句：“可怜今昔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意思是说，从我们这里两边沉下去的月亮，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另有一个人间，那里刚好见到月亮从东方升起呢？毛泽东认为，这些诗词里包含着地圆的意思。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瀛台参观一机部的机床展览，回到住所，就要我们给他找两本书：《无线电台是怎样工作的》、《1616型高速普通车床》，这是他在参观时看到的。①一九五九年一月二日苏联发射了一枚宇宙火箭，六日他就要了几本关于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行的通俗读物。毛泽东的学问很渊博，但他总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他碰到不懂的东西，或者读一些有关的通俗小册于，或者请教专家，或者查工具书。在读书学习上，毛泽东无止境地追求着，一步一步地开拓自己的知识领域。

　　五十多年前，毛泽东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②这或许是他的经验之谈吧！毛泽东所以能够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战略眼光宽广一些，成为一个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他有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对于这一点，凡是与毛泽东作过长谈的人，包括外国的一些学者、记者和政界人上，都是表示钦佩的。

　　①从五十年代我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以后，为了使中央领导同志了解和学习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国务院有关的工业部门相继在中南海瀛台办了一些展览。毛泽东曾多次参观，如1956年4月12日至17日连续六天，7月中有四天，每天下午参观；1958年6月、7月间又先后参观四次。

　　说毛泽东博览群书，并不是说他广泛涉猎了一切方面的书籍。例如，外国文学作品，除了《茶花女》、《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少数的名著外，他读的很少；中国的现实文学作品也读的很少；至于经济管理方面的书，特别是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面的书读的更少。这一情况，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产生某些不利的影响。毛泽东读书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有所侧重，有所偏爱。他最重视、最喜欢阅读的是马列著作、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毛泽东很重视工具书，我们也很注意为他收集这类图书，在他的藏书室里，各种辞书和地图等工具书是相当齐全的。他使用最多的是《辞海》、《辞源》、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和中国历史地图。《辞海》、《辞源》是过去发行量最广、影响最大的两部辞书，但毛泽东对这两部书都不甚满意。一九五七年，他在北京见到《辞海》的主编之一舒新城时说：《辞海》我从二十年前使用到现在。在陕北打仗的时候也带着，后来在延川敌情紧急的情况下，不得不丢下埋藏起来，以后就找不到了。现在这部书太老了，比较旧，希望修订一下。不久，在上海集中了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从事这项巨大的重编工作。一九六五年出版了试行本。新的《辞海》出版以后，毛泽东要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将它跟旧《辞海》一条一条对照，看看新《辞海》有什么优点，与旧《辞海》有什么不同。他对新《辞海》仍不甚满意，他说，有的条目写得太简单，有的条目应该有而没有。这些话，与其说是对新《辞海》的批评，不如说是反映了毛泽东强烈的求知欲望。新《辞海》后来几经曲折，终于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九七九年重新修改出版。在重编《辞海》的同时，《辞源》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进行了修订。在毛泽东的故居里，现在还保存着一部小字本的《辞源》，那是从延安带出来的。解放初期毛泽东一直使用这部《辞源》，里面有他圈、划的地方。当人们看到这一道道的笔迹，会深深为他的勤学精神所感动。这部书字太小，后来我们给他买了一部大本的《辞海》，字稍大些，一直使用到晚年。

　　毛泽东提出编辑的另一种重要工具书是《中国历史地图集》。据谭其骧回忆，一九五四年冬，有一天毛泽东和吴晗谈起标点《资治通鉴》的事，讲到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谭其骧说，解放前一些书局虽然出版过几种历史地图，但都失之过简，一般只画出一个朝代的几个大行政区划，绝大多数历史地名在图上查不到。这种阁只能适应中小学教学的需要，满足不了读《资治通鉴》之类史书的要求。吴晗想起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的《历史舆地图》，一朝一册，凡见于诸史《地理志》的州县一般全部上图，正符合毛泽东提出的配合读史的需要。因此，他建议在标点《通鉴》的同时，也应把杨守敬编绘的地图予以改造，绘制出版。毛泽东赞许他的意见，改绘“杨图”的工作经吴晗推荐，由谭其骧负责。

　　②毛泽东1939年1月28日在延安的一次演说。

　　①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项更为艰巨的工程，它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在一九八二年才开始正式出版。全书共八册，为研读中国史书提供了一部详尽的地图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虽不能说没有工具书则无法读书；但是有了好的工具书，确为读书提供了便利条件，有时甚至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毛泽东从长期的读书生活中深深地感到编好工具书的重要性。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毛泽东常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里说的书，是指《书经》。毛泽东把它推而广之，及于其他，就是说，不要迷信书本，读书不要盲从，要独立思考。他要求身边同他一起读书的同志，在看完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之后，总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理解。毛泽东在他写的大量读书批语中，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见解，作出自己的评价，有些见解和评价是相当精辟的。毛泽东认为，读书既要有大胆怀疑和寻根究底的勇气和意志，又要保护一切正确的东西，同做其他的事情一样，既要勇敢，也要谨慎。他不仅对待中国古书是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是这样。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评价是比较好的，但他在建议各级干部学习这本书的时候，强调要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哪些是作者自己也不甚清楚的。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发表了大量评论性的意见，提出自己的许多观点；但他自己认为，这还只是跟着书走，了解他们的写法和观点。他认为，应当以问题和论点为中心，收集一些材料，看看他们的论文，知道争论双方的意见或者更多方面的意见，作进一步的研究。他说，问题要弄清楚，至少要了解两方面的意见。

　　毛泽东的早年同学周世钊，在谈到毛泽东青年时代读书情况时，说毛泽东有“四多”的习惯，就是读得多，想得多，写得多，问得多。这个“四多”正是反映了毛泽东酷爱读书面又不迷信书本，具有独立思考和追根究底的精神。

　　使看书占领工作之外的时间

　　毛泽东是一个读书不知疲倦的人。读书忘记睡觉，读书忘记吃饭，是常有的事。他曾经号召我们的干部，要养成看书的习惯，使看书占领工作之外的时间。他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了。

　　读者可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每天管很多国家大事，哪有时间读那么多书？要知道，毛泽东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读书的效率也是很高的。他有过人的精力和惊人的记忆力，加上深厚的知识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读得快，记得牢，理解得深。毛泽东给人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不论读一本书，看一篇文章，还是同别人谈话，他能迅速而又准确地抓住要点，抓

　　①谭其骧：《学者、才子、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好干部》，载《吴晗纪念文集》。博览群书的革命家

　　到问题的实质。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些同志感受更深。读者大概都读过《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最末几篇评美国白皮书的文章。白皮书是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发表的，不到十天，于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就发表了他写的第一篇评白皮书的文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连续发表四篇评论文章。他抓住并针对白皮书中的一些要害处，揭露了美国当时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人对美国的幻想，并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再举一个小例子。有一次，他要看拿破仑传，选了几种翻译过来的本子。跟他一起读的同志一本还没有看完，他却三本都看完了。毛泽东每天睡眠的时间很少，像工作起来常常昼夜不眠一样，读书也是如此。他几乎把一切工作之余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于读书了。

　　毛泽东的才能和智慧，是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换取来的！它是毛泽东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的升华和结晶，也是毛泽东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结出的硕果。

　　活到老，学到老

　　“活到老，学到老”，这是毛泽东常说的一句中国俗话，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说过：你学到一百岁，人家替你做寿，你还是不可能说“我已经学完了”，因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你死了，你还是没有学完，而由你的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再学下去。照这样说，人类已经学了多少年呢？据说是五十万年①，有文明史可考的只有二三千年而已。以后还要学多少年呢？那可长哉长哉，不知有多少儿孙，一代一代学下去。这里，毛泽东把学习（认识世界）的主休，由个人推延到整个人类。客观现实世界运动永远不会完结，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永远不会完结。

　　晚年的毛泽东，身体衰老了，视力减退了，但读书学习的精神丝毫未减，追求知识的欲望不见低落。一九七三年，他在大病恢复后不久，还同科学家杨振宁谈论物理学的哲学问题。一九七四年，他以极大的兴趣同李政道讨论“对称”、“宇称不守衡”这些深奥的物理学问题。他还说：“很可惜，我年轻时，科学学得太少了，那时没有机会学。不过，我还记得年轻时非常喜欢读汤姆生的《科学大纲》。”一九七五年他的视力有所恢复后，又重读《二十四史》②，重读鲁迅的一些杂文，还看过《考古学报》、《历史研究》、《自然辩证法》等杂志，并且提出给他印大字本《化石》杂志和《动物学杂志》。

　　到一九七六年，他还要英人李约瑟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至三卷）。根据当时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徐中远的记载，毛泽东要的最后一本书是《容斋随笔》（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比较喜欢读的一部有较高价值的笔记书），时间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他最后一次读书的时间是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也就是临终前的那一天的五时五十分，是在医生抢救的情况下读的，共读了七分钟。

　　①这是当时科学界的说法。随着人类古化石不断有新的发掘，到现在为止、考古学家认为，人类历史已有二百万年、甚至更长。

　　②1975年8月、9月两次读《晋书》。博览群书的革命家五十多年前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演说中讲过一句话：“年老的也要学习，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末就要学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①毛泽东以自己的实践，实现了他五十多年前所作的诺言。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兼学问家，几乎是在他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的时候，才结束了他一生中从未间断过的读书生活。

　　附记

　　这里有一个书目，是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籍。这是从当时我的登记本里照录下来的，读者可以从中窥见毛泽东博览群书情况之一斑。

　　10月23日

　　主席今天外出，要带走一大批书，种类很多，包括的范围很广。他指示要以下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诸如：《资本论》、《马恩文选》（两卷集）、《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马恩通信集》、《列宁文选》（两卷集）、《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退两步》、《做什么？》、《什么是“人民之友”？》、《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党史》。

　　《毛泽东选集》全部。普列汉诺夫：《史的一元论》、《艺术论》。黑格尔的著作。费尔巴哈的著作。欧文、傅立叶、圣西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荀子》、《韩非子》、《论衡》、《张氏全书》（张载）、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逻辑学论文选集》（科学院编辑）。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米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尤金等：《辩证法唯物论概要》。艾思奇：《大众哲学》及其他著作。杨献珍的哲学著作。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河上肇：《政治经济学大纲》。从古典经济学家到庸俗经济学家一些主要著作。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学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选集。《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

　　［原文］

　　赫利朋（前线通讯联络处主任，下简称赫）：哪里是什么通信联络？！你们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已经报告了总指挥，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

　　梯希（前线报编辑，下简称梯）：总指挥同志，这是我们记者和欧格厄夫军长的谈话呀。

　　戈尔洛夫（前线总指挥，下简称戈）：（笑）你以为，在军长脑袋里就不会有糊涂的东西吗？纠正过多少次他们的脑筋。尤其是欧格厄夫。他是喜欢在天上的云彩里过活的，而我们呢――是在地面上生活的。有多大的本钱，就作多大的买卖。

　　梯：很抱歉，但是在这件事上我认为

　　戈：你认为什么？你在军事上，二乘二等于什么都不知道。就已经――我认为这是什么乱弹琴？（拿起报纸，看）

　　赫：这里（指着），就说这个地方吧

　　戈：（读）“他们应当知道，但是不愿意了解，今天没有真正的无线电联络，就不能指挥作战。这不是内战”。胡说，他懂得什么国内战争？我们打败十四个国家的时候，他还在桌子底下爬哩。战胜任何敌人，不是靠无线电通信联络，而是凭英勇果敢。现在他却哭起来了。不能指挥作战。好吧，我们来教训教训他。

　　客里空（中央报特派记者，下简称客）：哎呀呀

　　赫：这一段，您只想一想看。（读）“仅只由于我们个别的指挥官和首长们的落后和糊涂，妨碍着把无线电联络提到应有的高度，而提高它的一切条件都是具备着的”。

　　客，哎呀呀这简直是批评总指挥。

　　客：唉，多么可惜。过半点钟我就要和莫斯科通电话。我应该把关于总指挥的公子英勇牺牲的文章发出去。

　　副官（戈尔洛夫副官，下简称副）：你发去就是了。

　　客：是这么回事，我的文章的结尾是这样的。你听听。（取出来读）“我亲眼看见他牺牲了，他，这个杰出的少年，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透过大炮隆隆的轰响，我听见了他最后的壮烈的几句话：‘转告我父亲，我死去是安心的，我知道，他会向那些血腥的卑鄙者为我报仇的’。”你懂得，假如现在加上他父亲的几行字，那多好。而且我已经拟好了。（读）“老将军知道他的爱子阵亡了，垂下头来，久坐不动。然后抬起头来，他眼睛里没有眼泪。没有，我没有看见！他的眼泪被神圣的复仇的火焰烧干了。他坚决他说：‘我的孩子，安眠吧，放心吧。我会报仇的。我用老军人的荣誉发誓。’”你懂得，若是我现在来得及加上这几句，那多么好。你懂得，这篇文章会多么漂亮。这是所有的报纸都要羡慕，也要嫉妒的。怎么办呢？马上就要和莫斯科通电话了。你想怎么样，假如在电话里和总指挥商量商量？

　　副：在电话里你怎么能看得见总指挥的眼睛呢？你却描写得那样逼真。

　　客：哎哟，我的天呀，假如我只写我所看见的，那我就不能每天写文章了。我就一辈子也休想这样出名了。报馆编辑部每天要稿子。读者对我也习惯了。没有我客里空的文章，报纸就出不来。所有的报馆都羡慕我们这一家。经常给我的主编说：你很幸福。我们情愿拿自己所有的人，所有的通讯员，换你们的客里空一个。

　　――摘自A・考涅楚克著，肖三译《前线》（见《解放日报》1944年5月19―26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他们说边区没有韩荆州。那时延安有很多人想找“韩荆州”，但是找错了方向，找了一个打胭脂水粉的韩荆州，一个资产阶级的韩荆州，就是《前线》里的客里空。

　　――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43页）

　　［解析］

　　苏联乌克兰剧作家A・考涅楚克（1905―1972）的三幕五场话剧剧本《前线》，由肖三翻译，毛泽东读后，建议发表。1944年5月19日至26日，《解放日报》八天连载完毕。该剧获斯大林文艺奖金。剧中的老布尔什维克、工程师米朗说：“人民欢喜和要求懂事的和聪明的领导者。”这就是剧本的内容。剧作家不怕公然他说出那个妨碍我们胜利，说出我们有些指挥官在军事战斗方面领导的缺点的痛苦真理。这个剧本针对这些指挥官的作为予以辛辣而严酷的批判。他不仅揭露出前线总指挥的无知，并且表现出这些狭隘和无知、迂滞、顽固、不愿意追随前进的军事科学的发展，是隐藏在这位大将军的傲慢和虚伪的自尊自大下面的。战争是一个军事科学的高级学校，战争是知识的考验。戈尔洛夫经受不了这种考验，他垮台了。因为他不愿意承认现代军事科学的力量。他不仅在战争中没有学习，他在战前也是不愿意学习。他自述道“什么大学也没有进过”，没有住过研究院，他不是“理论家，而是一匹老战马”。剧本号召同骄傲、自鸣得意、顽固、夸耀和阿谈作不调和的斗争。使每个工作人员反省，对自己的缺点抱着批评的态度，不屈不挠地完成自己的事业。

　　《解放日报》6月1日社论：《我们从考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全文约3600余字。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从保存下来的原稿上面可以看出，毛泽东修改之处很多，满篇都有他增删改写和加写的字迹。因此，在相当程度上这篇社论可视为毛泽东的评论，或充分体现了他的观点。

　　社论说，荣获斯大林文艺奖金第一奖的话剧《前线》，为什么在德寇攻到斯大林格勒门前时公演呢？因为红军中有大大小小的戈尔洛夫们，他们有功劳，有忠心，有勇敢，但没有使用头等军备的能力。他们摆老资格、不学习；他们没有能力，又摆老资格，就势必与一些“笨虫――糊涂种，拍马屁的，会钻营的，卑鄙的家伙”结成一气，来打击与排挤有能力的人。只有把他们教育过来，如果教育不过来就撤换下去，战争才能胜利。因此，《前线》

　　的发表成为转换战局的因素之一，价值无可比拟。我们发表《前线》有很大意义，它将帮助我们教育出许多才德兼备、智勇双全的干部，并提高人民和军队的文化水平，打倒日寇，实现抗战建国的胜利。

　　具体说来，我们从《前线》里学到些什么呢？社论谈到：“我们要从《前线》里学习到，会紧紧的同着时代一起走，这就是说，不做超时代的梦，也不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这两种情形的任何一种，都是对于革命事业有妨害的。”“《前线》中的戈尔洛夫，则是落后于时代的人，他是脱离现实的人。他有功劳，有忠心，有勇敢，这都是很宝贵的品质，如果再加以力求进步，努力学习，那末他是不可限量的。但是，只要他自己满足，不求进步，那末，这些好东西就立即反转过来成为负担，成为包袱，成为绊脚石，就不能不同样对革命有害，就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前线》把这种人批评得淋漓尽致。我们所处的环境，是长期农村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在这种客观环境中，容易产生戈尔洛夫这样的人。但只要有了主观上的警惕，主观上的努力，我们是可以减少这种现象到最低限度的。”

　　我们在前面引述的毛泽东在“七大”上的讲话里对《前线》的引用，则是另一个角度。客里空是《前线》中一个不深入实际，靠捕风捉影、捏造事实来写文章的新闻记者。“客里空”后来成了这类说空话、说假话的记者的代名词。毛泽东在当时引用客里空这个形象，是泛指整风以前在延安的某些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说他们当时“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唐朝季白为了求官，曾写了一封信给一个姓韩的荆州刺史。在毛泽东看来，只有这些工农兵，才是能帮助文化人成就一番事业的“韩荆州”

　　毛泽东是在经过对各种思想流派和革命学说进行探讨、比较之后，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他一旦认定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能够救中国的革命真理，便终生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从一九二○年读第一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共产党宣言》起，始终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地阅读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和重要文章，他读了很多，有的不知读过多少遍。他读马列著作的特点是，有重点地读，认真地反复地读，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地读。

　　为解决实际问题而读马列著作

　　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而读马列著作，这是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根本方法。

　　一九二○年毛泽东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两三本书，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找到了认识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然后，他就老老实实地去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在大革命时期，马列著作翻译到中国来的还很少。毛泽东在一九二六年已经直接地或者间接从别人的引述那里，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部分内容。但是问题不在于读了这本书，可贵的是，毛泽东用《国家与革命》的理论来说明中国的革命问题，指导中国的革命。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封锁的革命根据地内，要读马列著作十分困难。但是毛泽东是多么渴望读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多么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啊！在他受到“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排挤的时候，他的正确主张得不到贯彻实行，而教条主义领导者却动不动引经据典，说马克思、列宁是如何说的。毛泽东因受条件的限制，当时对马列著作确实不如他们读得多。为了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说服对方，说服党内其他同志，就得有理论武器，这也是使他发愤读马列著作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个时候，打下一些城市后，才好不容易弄到一点马列主义的书。一九三二年四月，红军打下当时福建的第二大城市漳州，没收了一批军事、政治、科学的书送到总政治部，其中有一些马列著作。根据彭德怀和吴黎平的回忆，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即《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后来，毛泽东回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时说，那个时候能读到马列著作很不容易，在长征路上，他患病的时候躺在担架上还读马列的书。一九六四年三月，他对一个外国代表团说，他“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当年在长征路上同毛泽东一起行军的刘英亲眼目睹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感人情景。刘英是张闻天的夫人，一位忠诚的老革命家。在一次访问中，她对我说：“毛主席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看书的时候，别人不能打扰他，他不说话，专心阅读，还不停地在书上打杠杠。有时通宵地读。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书仍不间断，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有一次，主席对我说：‘刘英，实在饿，炒点麦粒吃吧！’毛主席就一边躺着看书，一边从口袋里抓麦粒吃。”听了这段生动的回忆，使人对毛泽东刻苦学习马列著作的精神，感佩不已！另据吴黎平回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读过《反杜林论》。

　　①《国家与革命》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柯柏年泽），最早刊登在1927年1月15日出版的《岭东民国日报》的副刊《革命》（周恩来题名）上。毛泽东最早提到《国家与革命》这本书，根据现有材料，是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间题的记录稿里。据初步分析，讲授时间是1926年5月至9月间。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此时（按：指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提出‘保卫祖国’口号时）列宁同志曾著《国家与革命》一书，把国家说的很清楚的。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巴黎公社所组织的政府，其失败原因之一，即不改变旧制度。以为重新建设一切的中国现在的国民政府，若夺了政权，必定改革一切的，重新建设的。国家是一个阶级拿了压迫别一个阶级的工具。我们的革命民众，若将政权夺在手中时，对反革命者要用专制的手段，不客气的压迫反革命者。使他革命化，若不能革命化了，或赐以惨暴的手段，正所以巩固革命政府也。”

　　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毛泽东尤其喜欢读列宁的著作。读得最多、下功夫最大的恐怕也是列宁的著作。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毛泽东要从列宁的著作中寻找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革命以及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从列宁的著作中学习和汲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毛泽东喜欢读列宁的著作，还因为列宁的作品，特别是革命时期的著作，生动活泼。“他说理，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①毛泽东说过，他是先学列宁的东西，后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②在列宁著作中，《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及后来出版的《哲学笔记》等著作，又是毛泽东读得遍数最多的（当然不只是这些）。根据延安时期给毛泽东管过图书的史敬棠回忆，毛泽东在延安经常读《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他用的这两本书还是经过万里长征从中央苏区带来的，虽然破旧了，仍爱不释手。毛泽东在这两本书中写了一些批语，有几种不同颜色的笔划的圈、点和杠杠，写有某年某月“初读”，某年某月“二读”，某年某月“三读”的字样。这说明，到那个时候为止，这两本书至少已读过三遍了。这两本书早已丢失，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从彭德怀的回忆里，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当时是如何重视这两本书以及对这两本书的看法。彭德怀说：一九三三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在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它烧了，我当时真痛惜不已。”①从彭德怀的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对列宁的这两本书有了深刻的理解。一方面，他从理论上认识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就主观方面说，是陈独秀犯了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认识了王明“左”倾路线对革命的严重危害性，“左”倾同右倾一样地危害革命事业。彭德怀的这段叙述中还可以说明，为什么毛泽东特别重视列宁的这两部著作，反复地学习和研究，并用来教育中国共产党人。

　　①这是毛泽东1958年4月6日在武汉会议上的一段插话。

　　②1965年4月21日同中共中南局负责人的谈话。毛泽东读马列著作

　　①《彭德怀自述》第183页。

　　到了延安以后，毛泽东广泛地收集马列主义的书籍。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进，也为了从理论上清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他集中精力，发愤攻读马列主义的书，包括马恩列斯的原著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的著作。当时毛泽东阅读、圈划并作了批注的马列著作，现在保存在毛泽东故居的已经为数不多了，主要有《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选集》（多卷本，苏联出的中文版》、《国家与革命》、《理论与策略》（收了《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几篇斯大林的重要著作，苏联出的中文版）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艺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圈划的马列著作，保存下来的虽然不多，但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如何把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如何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某些思考。

　　解放战争时期，经毛泽东批阅的马列著作，我们现在掌握的有两本，一本是《国家与革命》，一本是《“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也都是毛泽东为了当时的革命需要而重新阅读的。在《国家与革命》的封面上，毛泽东亲笔写上“毛泽东一九四六年”，在扉页上注明：“1946年四月廿二日在延安起读”。翻开书一看，在“阶级社会与国家”这一章，几乎每句话的旁边都划着杠杠，讲暴力革命的地方划的杠杠特别引人注目。例如，革命才能消灭资产阶级国家这一句，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一段，杠杠划得最粗，圈圈划得最多，“革命”、“消灭”、“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些词和同组的旁边划了两条粗杠。毛泽东读这本书的时候，国民党正在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国内革命战争已不可避免，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消灭反动统治的国家机器，已是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毛泽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结合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使命，重温列宁这部重要著作的。他从中汲取理论的力量，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一九四八年四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在乘胜前进，为了克服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保证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毛泽东重读《“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布尔塞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并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个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毛泽东一九四八年四月廿一日”。中宣部在六月一日发出毛泽东这一指示，要求全党学习《“左派”幼稚病》第二章。

　　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又一次阅读《资本论》，以后又多次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等经济学经典著作。

　　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出现了一种否定商品生产的极左观点。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重大问题，说服持这种观点的人，并教育干部，毛泽东下功夫研究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个小册子，毛泽东读了许多遍，据我看到的，经他批注的就有四个本子。他还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作了长篇评论。（这里顺带澄清一个事实，“文化大革命”中流传的所谓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那是误传。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是作过批注的，但不是“文革”中流传的那个本子。）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和评论，紧密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着重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的必然性。对该书中斯大林概括的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五条，毛泽东在批语中指出：“列宁是要以全力发展商品，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在斯大林批评那种认为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引导到资本主义的观点的地方，毛泽东写道：“不要怕资本主义，因为不会再有资本主义。”在斯大林讲到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的地方，毛泽东则写道：“限于个人消费品吗？不，在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也是商品。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呢？不。”这些批注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商品生产的一些基本观点，并且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突破了斯大林的某些论点。毛泽东的这些看法，在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的讲话中得到了充分展开。他说：现在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想立即进入，不要商品了，看了商品就发愁，以为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要搞商品生产？他就没有区别资本主义商品和社会主义商品在性质上的差别。在社会主义阶段，应该充分发展和利用商品生产。为了团结几亿农民，为了换取农民的产品，就要跟他们做买卖，商品生产不是缩小，而是要发展。废除商品，对农民的产品实行统一调拨，就是对农民的剥夺。中国是商品生产最不发达的一个国家。我们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怕资本主义。毛泽东为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而研究马克思主义，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一个典型例子。毛泽东并没有全盘肯定斯大林这本书，然而他抓住其中科学的、对我国有用的理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混乱认识问题。他在读这本书时阐述的一些好的观点，至今还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干部

　　毛泽东非常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干部，大力提倡干部要读马列著作。在延安整风中，为了清理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他亲自规定高级干部都要学习《“左派”幼稚病》和其他几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经济学著作。他提议整风之后，组织人力大量翻译马恩列斯著作。当时他说：我们党内要有相当多的十部，每人读一二十本、二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我们有这样丰富的经验，有这样长的斗争历史，如果读通了这些马恩列斯的著作，我们党就武装起来了，我们党的水平就大大提高了。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在七大上又特毛泽东读马列著作31别提出要读五本马列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和《联共党史》。一九四九年，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干部要学习十二本马列主义著作。①在现存的档案中，还有当时胡乔木写的这十二本朽的目录，毛泽东在这个目录前面加了“干部必读”四个字，并请周恩来即刻印发给七届二中全会。由毛泽东起名的《干部必读》十二本，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从思想上武装了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①这十二本书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同》、《思想方法论》。

　　一九五三年，我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为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中义的经验，中央决定全党干部学习《联共党史》九至十二章。当时正值《毛洋东选集》第三卷出版，准备组织干部学习。但毛泽东说，《毛选》都是过去历史上的东西，还是要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大意）在我国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学习苏联，这在当时是必要的。我们从苏联经验中学到了一些有用的东西，但也有消极的一面。随着实践的发展，随着苏联经验缺点的逐步暴露，毛泽东在总结我国自己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适合我国情况的、不同于苏联的关于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出现严重失误的时候，干部中产生了某些混乱思想。毛泽东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建议读两本书：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要求“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①

　　一九六三年，毛泽东又提出学习三十本马列著作的意见。七月十一日，他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央部门管理论宣传教育工作的同志，就学习马列著作问题做出布置。他说，要读几本、十几本、几十本马列的书。要有计划地进行，在几年内读完几十本马列的书。要有办法引起高中级干部读书。他认为，原来提出的目录，哲学书开得少了，书目中还应有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三十本书都要出大字本，译文要校对一下。他还提出，要为这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注解的字数可以超过正文的字数。他说，有的人没有读书兴趣，先要集中学习，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就行了。如果有二百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①过了不到一个月，八月四日，毛泽东专为印马列著作大字本问题写信给周扬，并且嘱咐封面不要用硬纸，如《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反社林论》，应分装四本或八本，使每本减轻重量。毛泽东对印大字本关照得如此细密周到，是为了便利一些老同志阅读，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内。

　　发展马列主义，创造新的理论

　　毛泽东重视阅读马列著作，但更重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他反对死读马列的书，生搬马列主义教条，反对抽象地无目的地研究马列主义，反对用静止的孤立的观点对待马列主义。他曾说过：“一切皆在变化中，不应该用固定的形式主义的观点，而应该用活泼的辩证的观点注意变化中的事物。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具体环境与具体策略。”②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2页。毛泽东读马列著作

　　①摘自许立群当时记录的毛泽东讲话要点。

　　关于应当用什么态度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毛泽东在一九六○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今天读来仍很受教益。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单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七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不足以应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候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提出要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之后，又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重新提出写序问题。他召集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等到杭州进行这一工作。我也随着他们去了，还给毛泽东带去二十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大字本），加上别的一些书，装了两大木箱。毛泽东特别提醒，写序要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可惜这件事刚提了一个头就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

　　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但总的来说他又不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个别论断所束缚。他善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且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大胆地提出新的科学论断和理论观点。他是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同党的其他领袖人物一起，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的道路；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一起，也曾经为开创一条中国式的道路进行过思考和探索。《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凝集着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的一些光辉的思想，成为我们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先声。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他本人主观条件的限制，他没有也不可能实现这个任务，而在探索的过程中，又发生过失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做的工作，从根本上说，就是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总结经验，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且力求创造出新的理论，对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自己的贡献。

　　介绍了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情况后，我想读者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疑

　　②毛泽东1940年7月13日在一次干部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

　　问：毛泽东一生坚持读马列著作，并且一再号召全党学习马列著作，为什么自己在晚年却犯了严重错误呢？我认为，根本问题在于毛泽东晚年长期脱离实际，又不能听取不同意见，因而对现实社会状况和许多问题不能作出正确的估量和分析。正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这个分析是很中肯的。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他长期脱离实际，主观专断，就会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方向。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在他出色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时候（这是大部分时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对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在晚年把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教条化甚至误解，则又给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学习马列主义，一定要紧密结合活生生的现实，实行毛泽东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原则，这就是我们从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经验中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