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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计 领土流动――打不赢敌人就走






  策略/无胜战把握时,不死守固定领土、固定作战线

  看官,毛泽东这个人,用反语来说,堪称“诡计多端”,他提倡运动战。

  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他首先看准红军作战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这种领土的流动性,完全是来源于战争的流动性。”

  “时大时小时缩时伸”,这些字眼,实是可圈可点。

  “领土的不固定”、“领土的流动性”,这当然不是毛泽东的发明,而是事实上必然如此。但是,打起仗来,许多人都喜欢“寸土不让”,正面御敌,毛泽东不以为然,反而主张经常不固定,经常流动。

  看官,毛泽东考虑任何问题,都要从正、反两方面去想,尤其喜欢与常人的看法背道而驰。人们认为不固定,流动不好,他偏偏说好,而且视若等闲。

  他说:承认不固定和流动性,“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从这个特点出发,规定我们的日程,不要幻想有进无退的战争,不要震惊于领土和军事后方的暂时的流动。”

  毛泽东要红军官兵过流动生活,“只有在现在的流动生活中努力,才能争取将来的比较地不流动,才能争取最后的稳定。”

  什么叫运动战?毛泽东作了最通俗的解释――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这句话香港人一定可以铭记心中,因为许多马迷到马场时常说类似的话:“赌得赢就赌,赌不赢就走。”马迷因有这座右铭,所以长年赌马而不会倾家荡产,因为大家小注怡情,“赌不赢就走”也!

  毛泽东也像香港马迷一样,打仗打不赢,就溜之大吉,莫奈其何。

  毛泽东有非常精彩的话:“天下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

  “打不赢就走”,就要将领土让出,看来十分大方,实际上也是不得已而为的。

  毛泽东指出在四种情况下不打而走。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他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

  “走”,在敌人看来,就是逃跑、流窜。当你“走”的时候,是不必计较敌人和别人怎么说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只有逃之夭夭,才能最后灼灼其华。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毛泽东就制定了抗战的军事战略――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毛泽东强调“打不赢就走”,但辩证法如男子汉大丈夫,能伸能缩。“打不赢就走”是“缩”,我们不要忘记“伸”――“打得赢就打。”

  中共抗战初期的“平型关大捷”就是非常漂亮的“打得赢就打”运动战。

  当时,红军已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九三七年八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从陕西三原誓师东进,渡过黄河,开至晋北。以右翼接防平型关之右二十里者为最先头;形成与日军争夺平型关之势,原来的守军王靖国部在西北长城线上。

  其时,侵入察哈尔的日军进入山西,一路由大同攻雁门关,另一路号称日军“陆军之花”的坂垣师团甘一旅团四千馀名兽兵,向灵邱蜂拥而来,直逼平型关。

  九月二十六日,八路军与王靖国部联合行动。八路军任务在攻下关沟、蔡家峪、东口而达上铺西;王靖国部东进出击日军到上铺西与八路军会台。

  二十六日拂晓战事开始以后,华军一鼓作气北上,于正午十二时左右,先后占领蔡家峪、东口南关沟等地,追击日军至上铺西,日军伤亡一个联队以上。日军闻讯增援两联队,于突过蔡家峪而达小塞村的深沟途中,又为华军完全歼灭。

  小塞村以南的土沟,是蔡家峪到平型关必经之路,两旁悬崖壁立,形同深谷,将前后团团围住,士兵高喊“缴枪!”但日军不懂,死命挣扎,结果华方健儿奋勇上前,用手榴弹枪弹将日军杀死大部,坂垣师团血肉淋漓。

  二十七日,华军进攻灵邱附近,前后两次大败日军,毙日军三千,夺获汽车一百徐辆,坦克、大炮等军需给养无数,使整个日军无法立足,只有怆惶溃逃。

  平型关的胜利,是华方在晋北处处失利之后最光荣的一页,这一役,使华方认识了战术和战略的重要。

  一位参加这次战争的华方军官说:“我们这次战役,首先证明活的战法,攻势防御,利用运动战的绝对有效,而且是战胜最基本的办法。反之,挨打的阵地战,单纯的防御战略最是危险,是已往失败的主要原因。我们这次胜利的主要原因是:(一)行动秘密。任何一个军事行动不为日军所侦知。(二)行动迅速。日军无法察觉,察觉以后已经迟了。一次日军与我军两面抢一个山头,本来日军先在山腰,而结果仍让我们先登。(三)地形熟悉。我们随时将阵地战变为山地战。山地战是我们抵抗进步武器最占优势的办法。”

  运动战实行方面,毛泽东列出了很多问题,包括侦察、判断、决心、战斗部署、指挥、隐蔽、集中、开进、展开、攻击、追击、袭击、阵地攻击,阵地防御、遭遇战、退却、夜战、特种战斗、避强打弱,围城打援、佯攻、防空、处在几个敌人之间、超越敌人作战、无后方作战、养精蓄锐之必要等。

  看官,这许多问题毛泽东再三思考过,但他没有详述,殊为可惜。我们为人处世、奋斗搏杀,是否也可深思这些问题呢?如“养精蓄锐之必要”就值得我们奉为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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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计 东西突击――主力使用于侧面






  时间/一九三七年十月地点/山西忻口名称/忻口会战兵力对照/国共联军对日军策略/共军主力于日军后侧方骚扰,破坏其交通补给线结果/日军补给切断,被迫败退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英国记者贝特兰,畅谈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首先向贝特兰介绍当时战斗情况――

  “在战略上,八路军正以山西为中心进行战争。如你所知,八路军曾经取得了多次的胜利,例如平型关的战斗,井坪、平鲁、宁武的夺回,涞源、广灵的克复、紫荆关的占领,大同雁门关间、蔚县平型关间、朔县宁武间日军的三条主要运输道路的截断,对雁门关以南日军后方的攻击,平型关、雁门关的两次夺回,以及近日的曲阳、唐县的克复等。进入山西的日本军队,现在在战略上是在八路军和其他中国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我们可以断言,日军在华北今后将遇到最坚强的抵抗。日军要在山西横行,必然将遇到它前所未有的困难。”

  基于对这种形势的观察,毛泽东透露了八路军的战略战术。那是其他的中国军队所没有采取的行动,“主要地是在敌军翼侧和后方作战。”

  毛泽东表示他不反对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但他强调主力必须使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战法,独立自主地攻击敌人。

  毛泽东指出:“使用若干兵力于敌人后方,其威力特别强大,因为捣乱了敌人的运输线和根据地。”

  他又指出,“就是在正面作战的军队,也不可用单纯防御的战法,主要应采取‘反突击’。”

  一本国民党史书记载:“八路军自受命抗日,即全军开赴冀察晋三省,专事游击的工作。他们游击的任务,一是破坏日军交通线减少其作战力量;二是东西突击,牵制日军;三是乘虚进袭,歼灭日军。”

  那年十月二日,雁门关失守,阎锡山为了挽救山西战局危机,保卫省会太原,决定利用忻口要隘进行正面防御,阻敌南下,蒋介石急调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率部驰援。

  参加忻口会战的华军有中央军、晋绥军、川军等部。进攻忻口的日军以第五师团为主力,另有关东军一部和其他特种部队。

  十月六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要他们转告国军高层:日寇占领石家庄后,必将向西进攻,故娘子关一线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利太原以北作战的胜利。

  周恩来参加了忻口会战的作战研究。阎锡山等根据日军分三路南犯的态势,把作战部署划分为左中右三个地区;以主力用在中路的正面防御。当时商定:中路归卫立煌指挥,右翼各军(包括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归朱德、彭德怀指挥,左翼归杨爱源指挥,负责守卫石岭关和太原的预备军归傅作义指挥。周恩来考察了这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后提出,着重正面防堵损失必大,而

  胜算小。他建议中路地区以少数兵力箝制敌军,加强侧面部署,以主力向东北代县方面出击,可收阻敌向南突入之效。自九月十一日夜晚起,忻口之线开始接触,日军乘其战胜馀威,企图一鼓而下,但难以得逞。

  十三日起前方战事激烈,华军布置充裕,所以大胜了一仗。十四日起,各路协同总攻,华方亦有数十架飞机助战。将日军炮兵阵地完全摧毁,阵地续有进展。十四日上午华日两军在南槐花镇激战,日军数千,被击毙千馀。

  十五日晨日军反攻,首次坦克数十辆乱冲,华军沉着应付,待其步兵逼近,即冲锋肉搏,日军不支溃退。

  十六日,日军又开到三千馀人,突入华军阵地。华军亦增加生力军,复将日军包围、激战终日,毙日军二千馀。总计数日血战,华方缴枪五、六百枝、轻重机枪四十馀挺、炮二十门。十七日并击落巨型轰炸机一架,战果辉煌。

  还在日军准备向忻口南进时,八路军总部即部署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师担任从东西两面破坏敌人侧后纵深地带的交通线和据点的作战任务。

  第一一五师主力活动于晋东北,袭击张家口至广灵、代县的交通线,并派独立团和骑兵营向察南、冀西出击;第一二○师主力活动于晋西北,袭击忻口至雁门关、宁武至大同的交通线,并派雁北支队向长城以北出击。

  当忻口正面激战时,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师各部积极配合、在敌人侧翼和后方频频出击,多次截断敌后方主要交通线,击毁日军大批运输汽车,袭击敌增援部队,收复了一些县城,使日军侧背受到严重威协,前线不得及时得到粮食、弹药的接济。

  十月十七日,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林师及张旅,屡建奇功,强寇迭遭重创,深堪嘉慰。”

  看官,忻口会战,震古烁今、惊天动地。是国共合作极之光辉的一页。这次会战,并非毛泽东亲自指挥,但他派出周恩来参加作战研究,实施了他的一些兵法。尤其八路军东西突击,主力使用于侧面,更是毛泽东军事艺术的美妙实践。

  看官,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三个月,即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写了一

  篇慷慨激昂、气壮山河、堪称抗日宣言的《祭黄帝陵》,全文如下――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答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一九四○年,为美洲《华侨日报》创刊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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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计 迂回包围――断一指胜伤十指






  时间/一九三八年四、五月地点/山西河防兵力对照/八路军九千人对日军一个旅团策略/迂回敌后包围伏击结果/重创日军,确保河防

  看官,毛泽东看问题总是与人不同,自成一格。他在分析抗日战争时,曾经妙论“包围”。

  毛泽东首先指出:从整个抗日战争看来,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处在敌之战略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的第一种包围。”

  同时,毛泽东颇为英明的指出:“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和外线作战的方针,就使各个分进之敌的每一个处于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的第一种包围。”

  其次,毛泽东又指出:“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地区,后者例如晋西北地区。这是敌对于我的第二种包围。”

  “但若将各个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战争根据地和正规军的战线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这是我对于敌的第二种包围。”

  毛泽东千真万确“放眼全国”,而且精通辩证法,才有这种敌包围我、我亦包围敌的观点。

  毛泽东说:“由是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

  毛泽东不仅胸怀祖国,还放眼世界。他说:“如果我们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我们就比敌人多了一个包围,形成了一个太平洋的外线作战,可以围剿法西斯日本。”

  具体打仗时,毛泽东也喜用包围的方法,主张歼灭战。他说:“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一九三八年二、三月间,日军攻陷西北各重要城镇并打通同蒲路南段后,调动兵力,分数路向陕甘宁边区黄河防线进逼。

  当时,延安为首府的陕甘宁边区有九千馀人组成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在第一二○师和第一一五师的配合下,采取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对付强敌。

  三月中旬,日军一部在神府河段发动攻击,企图强渡。陕甘宁警备第六团沉着应战,待敌开始东渡,队形密集之际,给以猛烈射击,并以机动兵力一部迂回河东,袭击日军侧背,迫使进犯河防之敌退回兴县。

  四月间,日军在离石一带集结兵力,企图侵犯河防。五月初,日军以约一个旅团的兵力经大武向军渡进逼,威胁八路军宋家川河防阵地。陕甘宁警备第八团主力东渡黄河,在离石西北地区采取包围伏击、袭击等手段予日军

  沉重打击,迫使日寇不敢贸然西进,保卫了河防。看官,毛泽东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又写了第三部兵

  书《论持久战》,也是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发表的。这本《论持久战》,是中国抗战十个月的总结。当时的战局,从日寇方面看,它挟其优势兵力长驱直入,占领了华北各

  省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并把战线推到华中华南,准备围攻武汉和广州。从中国方面看,一方面是国军正面战场一再失利,虽也勉强取得了个别战役的胜利,但由于执行单纯防御路线,战略上完全陷于被动;另一方面,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不但获得一些战役的胜利,而且取得了进行持久抗战的战略立足点。

  毛泽东在这本兵书中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他说:“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既是持久战,毛泽东指出,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迟却的时期。毛泽东又指出,从战争的形态看,抗日战争是广大范围的“犬牙交错的

  战争”。这说明战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最后胜利将在何种情况下取得。

  由于敌强我弱,我们不能一举打败敌人的武装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又由于敌之优势不能一时减弱,我之优势不能一时增强,所以我们也不能够经过一个战略退却立即转入反攻。所以抗日战争必须经过战略退却、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由于敌强我弱,敌人打进中国,挟其优势向我进攻,我劣势,处于防御。但是这种强弱、优劣形势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是可以改变的。

  另外,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不能无止境地前进,不能占领全中国,而必然在达到一定战略目的之后不得不转入保守其占领地;又由于在敌后将开展广大的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敌人只能占领大城市,一部分平原和某些交通要道。这就出现了敌我相持局面。也就是说,敌人无法前进,不得不和游击队展开激烈争夺战。

  相持阶段将是最艰苦的,时间也最长,而我之力量的生长也主要是在这个时候。最后,游击战争发展成为正规战争,在这个基础上,加上国际的力量和日本国内的反战运动,我军转入反攻,实行战略决战,消灭敌人,收复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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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计 神出鬼没――深入敌后建基地






  名称/敌后游击战策略/在敌后全面建立游击根据地,重创日军结果/以少数兵力牵制日军数倍部队

  看官,毛泽东到陕北后,就明确提出抗战方略。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他指示周恩来:“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

  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像平型关大战,忻口会战那样大规模的战役,在抗战初期偶一为之则可,经常如此就行不通。这点,毛泽东看得相当准,所以,他强调游击战。当时,有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而只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写了他第二部兵书:《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将游击战提到战略高度,所持的理由是:中国是个大而弱的国家,被一个小而强的日本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因而,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

  毛泽东提出了游击战的六项战略原则,他称之为“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

  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

  (三)建立根据地。

  (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

  (五)向运动战发展。

  (六)正确的指挥关系。

  毛泽东又强调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他指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

  看官,毛泽东这一套是如何付诸实施的?我们不妨拜读重庆新华书店一九四四年十月出的书《中国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概况》中一篇文章《晋察冀根据地的建立》。那是原始资料,所以十分有价值。文章说――

  “八路军七七事变后出发时,毛泽东同志给予如下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游击战,在敌后牵制敌人,建立根据地,这样正面才能支持。因此就准备派一部兵力挺进燕山山脉,深入敌后。但刚一出动,南口就失守了。随着接到军委会的命令,前往蔚县阻敌,途中蔚县又丢了。二战区又命赶到飞狐口阻敌,但师至太原,飞狐口又丢了。这时,敌人已全面逼近山西北部的国防工事,正拟突破平型关、雁门关。于是一一五师就迂回敌后,阻止南下敌人,九月二十五日在平型关打了第一个大胜仗。娘子关、太原、忻口形势吃紧时,八路军急往驰援,总部率我军主力,星夜离开五台山南下。这一师的副师长兼政委的聂荣臻同志,十月二十三日受命留守五台地区,创立第一个坚持敌后游击战的根据地,所有的兵力是一个独立团,一个骑兵营和不完整的两个连,共二千人左右。十一月七日,以聂荣臻同志为首奉朱德总司令之命成立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

  抗日游击战初期,各敌后游击区捷报频传。仅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太原失守到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一年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华北的八路军就进行大小战斗一千五百馀次,毙伤敌军三万人,缴获枪支一万多枝。此外还摧毁了日寇的机动车辆一千多辆。

  除了晋察冀根据地外,还有几个根据地值得一提。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刘伯承为师长,邓小平为政治委员)进入晋东南地区,在正太路南线阻击敌人,并积极摧毁敌伪组织。当太原失陷国民党军南撤时,一二九师乃以太行山为依据,取得晋东南地方党组织和以平津流亡学生为骨干的山西抗日力量的配合,并粉碎了十二月间敌军的六路围攻,创建了太行山太岳山地区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起,日寇由于屡遭打击,深受太行威胁,遂以三万之众,向晋东南九路围攻,八路军粉碎了敌之围攻,从此奠定了晋冀豫根据地的基础。当石家庄安阳陷落,冀鲁豫大平原极度混乱时,一二九师开始分遣部队向平汉线作扇形推进,辗转血战。自一九三七年八路军东进后的十九个月中,先后克服六十馀县,建立了冀鲁豫根据地。

  山东抗日根据地:一九三七年底,山东军阀韩复榘不战而逃,中共泰安党员乃组织一批平津抗日学生和农民,以三杆破枪在徂徕山举行抗日起义,成立山东纵队。至一九三八年秋,发展到九个支队共三万人,接连收复十馀县城,在胶东、黄县、蓬莱、掖县创造了游击根据地,并于八月间一度攻入济南,又几次进出烟台,占领过威海卫。

  华中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春,新四军进入华中敌后,在大江南北发动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新四军江南部队,于六月进入南京、镇江、丹阳、芜湖一带,建立了以黄山为中心的苏南根据地。六、七、八三个月中,战斗三十馀次,予敌以重大打击,使这地区敌军由原三个联队不得不增兵至三个师团。新四军江北部队,于五月进入安徽之巢湖、无为、定远一带,以藕塘为中心建立了江北根据地,总之,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沿海之滨,都有游击队神出鬼没,在敌人的后方给日寇以打击和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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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计 持久抗战――以空间换取






  时间策略/抗日战争不得求速胜,须作持久战,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看官,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犬牙交错的战争”。其错综复杂的情况具体表现在哪里?

  毛泽东指出,具体表现为:有我军在内线和外线对敌人的夹攻;有后方作战和无后方作战的同时存在;有敌对我之包围又有我对敌之包围;敌人所到之处可能很广,但其实际控制力则难超出大城市某些交通要道和一部分平原(大块和小块)。

  在军事方面,毛泽东提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

  第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个方针将在长时期内被采用,不到战略反攻阶段,是不能改变的。

  由于敌强我弱,敌在战略上采取进攻的方针,速战速决的方针和进行外线作战的方针,我则采取防御的方针、持久战的方针和进行内线作战的方针。然而,又由于敌小我大、敌以少兵临大国、以少兵临多兵,只能占领我国部分领土,而在占领区内还会留下许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我对敌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就有极其广大的地盘。这样一来,在战役战斗上,对于部分敌人,我可能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地进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于是,我进攻,敌防御;我在外线,敌在内线;我进行速战速决,敌企图持久待援。结果,在具体的战斗中,敌可由强者变为弱者,由优势变为劣势;我则相反,可由弱者变为强者,由劣势变为优势,造成战役战斗作战中的胜利。这些胜利的积累,将逐渐改变总的敌我形势,我日益壮大,敌日益削弱,直至完全被消灭。

  战役上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其中心在于进攻,外线是说的进攻的范围,速决是说的进攻的时间。但实行这个方针离不开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所谓主动性是指军队行动的自由权。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去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主动或被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联系的,但敌之优势是相对的,并且是有限制的,所以我欲立于主动地位,关键在于主观指导的正确。这就要“知己知彼”,少犯错误,而给敌人造成错误,或利用其主观错误。所谓灵活性,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和变换战略战术,只有这样,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才能较多地取得胜利。所谓计划性,即是战争灵活性的具体实施,一切作战的行动应有计划,否则就是盲动,一定要吃败仗。但战争计划只有相对的确实性和固定性,它应随着战争的运动而运动,随着敌情的变化而变化,这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关键。

  第二,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作战形式,即前面提到过的“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抗日战争是持久的,不能速胜,这就需要建立进行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游击战需要向运动战发展,即把本身变为运动战。所以,广泛发动敌后游击战争,一方面武装群众,建立地方武装――民兵;另一方面把正规军分散去负担游击任务,组织游击兵团,而集合起来又可作运动战。

  《论持久战》一书刚发表,周恩来就向国民党将领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宗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据李宗仁秘书程思远忆述:“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恩来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毛泽东在这本书中着重阐明“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许多反共人士喜说毛泽东善于“收买民心”,他是标准无产阶级,没有美金英镑日圆马克法郎,如何能收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之心?若说他“争取民心”,那倒是比较贴切的,当年他确实争取到了不少民心,使许多人都愿为他和他的共产事业卖命。

  毛泽东在这本书中再次强调“以土地换时间”,就是有时要避免不利决战而勇敢退却、放弃土地。他有段极之精彩、在现代商场上仍有相当启示作用的论述――

  “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问。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鸭绿江,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在实际生活里是不存在的。谁人不知,为争取时间和准备反攻而流血战斗,某些土地虽仍不免于放弃,时间却争取了,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的目的却达到了,自己的战斗经验却取得了,没有起来的人民却起来了,国际地位却增长了。这种血是白流的吗?一点也不是白流的。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的土地,盲目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说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资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钱,全部破产之后,就不算什么资本家。赌汉也要赌本,孤注一掷,不幸不中,就无从再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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