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论”的由来
毛泽东在1920年初步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他自认为颇得益于读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阶级斗争》（考茨基）、《社会主义史》（刻卡朴）三本书。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上山打游击，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所能读到的只有1932 年打漳州获得的几本书，即恩格斯的《反壮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等。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经常以在莫斯科拜师读经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而鄙薄从硝烟烈火中磨练出来的毛泽东思想为“狭隘经验论”。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特别是1937年1月进驻延安以后，局势相对稳定。毛泽东于是“发愤读书”，而尤究心于哲学。当时译成中文的马列原著以及三十年代苏联红色教授和中国左翼哲学工作者编写的教本、讲话，他都找来研读，在学习过程中还认真作了笔记。近来中央文献研究室整理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辑了毛泽东对十本书的批注和一篇读的，又占了其中六本，可见他在三十年代末期这一段攻读哲学著作之勤奋。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有这样的描绘：“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来儿本哲学新书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功夫专心读了这儿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什么都不管了。”当时从外边带进革命根据地的哲学新书数量有限，而渴望读到它的人却很多，因而不得不采取传阅的办法。据石仲泉考证，从毛泽东读的《辩证唯物论教程》上就发现“有几种不同的批划和批注的笔迹。”（石仲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导论》第2―21页）毛泽东之所以为读哲学新书而暂时中断与斯诺的谈话，很可能就是要抓紧在限期以内读完这几本书，再传给其他人。
1936年8月在保安时，毛泽东就已读过《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西洛珂夫等著，李达、雷仲坚合译，笔耕堂出版）第三版，1937年1月进驻延安凤凰山以后又重读，许多章节批读了三遍，有的可能是四遍。前后批注多达一万两千余字。
读《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米汀著，沈志远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时间稍晚一些，批注的重点主要是有关认识论与辩证规律的几节，全文约两千六百多字。可以看出，读这本书时，他是更直接地为撰写“两论”作准备。
“两论”的初稿原是毛泽东1937年《辩证法唯物论提纲》中最重要的两节。毛泽东根据《提纲》，曾于1937年7―8月间向抗大前身的红大一二期学员系统他讲授哲学课。（据原抗大二期学员郭子清的回忆。引自郭子清致温济泽的信）胡耀邦在《最好的怀念》一文中也说：“一九三七年，我在抗大学习，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哲学讲课就是我所在的那个班讲授的。”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毛泽东于日理万机之际，仍坚持讲课。现在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油印讲义末注明“论矛盾统一律完。一九三七，八・七。”时间恰恰在“七七”事变爆发一个月以后。8 月上旬国共两党谈判红军改编问题，8 月下旬中共中央又在洛川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哲学课至此被迫中断。因此，辩证法的其他规律都未能讲完和整理成文。
毛泽东在撰写和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提纲》时，自谦地说：“我这个讲义也是不好的，因为我自己还在开始研究辩证法，还没有可能写出一本好书，也许将来有此可能，我也有这个志愿，但要看研究的情况才能决定。”（见《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他自己虽然不很满意，但群众中的反映却很热烈。和培元是当年崭露头角的青年哲学家，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抗大的哲学讲座，迄今犹胎炙人口，他的讲授提纲――特别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阐述之所以那么爽朗、生动、有力，这不仅是由于他的文字流畅易读，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活的中国革命经验，这就指示着新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见《中国文化》第2卷第2―3期合刊，1946年8月20日出版）和培元的评论可谓识得此中三昧。
毛泽东读《教程》之类的有字之书，虽然在数量上赶不上在书斋里“饱学”的留学生与专家学者，但有一点过人之处，就是他曾经长期参加和领导革命的实际斗争，特别是在“围剿”与反“围剿”的苦斗中，原已读过那本客观辩证法的“无字之书”，现在批读从苏联传来的“有字之书，一经勘破，往往能“由此及彼”，豁然贯通。发而为讲演和文章，便具有厚积薄发、深入浅出的特色，为专家学者所不及。
以上情况表明，毛泽东写作提纲和“两论”之所以取得成功，既得力于联三十年代哲学著作的“有字之书”。但除此之外，更有不容忽视的第三层，那就是从更深远的文化背景来看，“两论”还是对中国哲学与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下文将就此作一些具体的历史考察。
（二）知行观
在中国哲学史上，自先秦的孔墨开始，许多思想家都提出过自己的知行学说。特别是宋明理学，对这一问题曾经反复辩难。朱嘉主“知先行后”说；王阳明主“知行合一”说；王船山批判朱煮“先知以废行”、王阳明“离行以为知”，而提倡“行先知后”，“知行相资”说；颜习斋继承船山哲学，更强调“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的习行哲学。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研读过一些宋明理学家的著作，对朱熹和王阳明尤为钦服。他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一方面强调“行动”和“奋斗”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人类之有革命，有进步，有改过之精神，则全力新知识之指导而活动者也。”这就与朱熹“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的观点相当接近。1917年8月他在给黎锦熙的《第三札》中，强调离开真知的“立志”和“行动”必将陷入盲目，也与朱熹说的“无知的行是冥行”有相通之处。
同时，陆象山、王阳明强调主体实践（道德行为）的能动性，对他也有相当影响。《讲堂录》记下了“激厉奋进，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的象山语录，《批语》极口称颂“主观之道德律”和“精神之个人主义”。《第三札》突出地强调主观立志，都是把主体实践的能动性作为向封建传统挑战的精神武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认为知行本是一回事。“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其哲学体系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他提出行是知的尺度却蕴含着合理的因素，对青年毛泽东确立“重在行事”的观点和发挥主体实践的能动性有一定的推动作甩。
在近代，孙中山从革命需要出发来探讨知行问题，并把自己阐述知行学说的著作称为“孙文学说”，这对于唤起青年毛泽东注意研究知行关系问题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孙中山说：“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便发生力量。”青年毛泽东说：“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既建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
五四运动以后，青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开始从思辨的领域转而面向实际。他积极参加了湖南的“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并强调说：“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他所领导的新民学会一开始就把“真心求学，实意做事”作为选择会员的标准，在后来的发展中，更进一步把“改造中国与世界”悬为奋斗的目标。事实表明，他那时在理论和运动、知和行的关系问题上，已逐渐把重点转移到“行”或“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上来。
1920―1921 年，青年毛泽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积极参加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在以后的长期斗争中，他一贯强调从实际出发，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反对认识与实践相脱离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倾向。1937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为了揭露、批判教条主义的理论基础，他确定以认识论为讲课的重点。备课时，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关系问题，研读了《船山遗书》。由于手头的《遗书》不全，他还写信给当时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请设法从湖南补齐所缺诸册。1950 年，《实践论》公开发表，他又特为加上一个附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明人类认识在实践基础上有规律的发展过程，最后作了一个小结：“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柱复以至无穷，而实践与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一段结束语总括全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系统地解决了他多年来所悉心探求的传统哲学问题――知行关系问题。
从字面上看，《实践论》并没有征引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著作和言论，但字里行间却明显地看得出它批判和继承古代知行学说的痕迹。如墨子肯定认识的来源是“闻知”（间接经验）与“亲知”（直接经验），并特别重视“亲知”。《实践论》也讲知识“不外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两部分”，并运用墨子的哲学范畴，强调“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但在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视“亲知”的莫过于清初的颜习斋。他强调，只有“著取而纳之口”，才能识别蔬菜的味道；只有通过“诊脉、制药、针灸、摩砭”的实践，才能“疗疾救世”。《实践论》所说的：“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同颜习斋的话不但命意相同，而且措饲也相仿佛。与程朱提倡“读书明理”，向内追求的认识路线相反，颜习斋反对死读书，强调“读书乃学中之一事”而已，不必全副精力用于读书，《读书无他道，只要在行字着力”。毛泽东关于“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的论断，同习斋哲学如出一辙。而且，颜习斋还强调“读书愈多愈惑，愈无知，办经济愈无力”。“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他把对死读书的批判发展到极端，乃至全盘否定了读书的意义。毛泽东晚年关于哲学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的谈话中，也出现过类似的偏颇见解。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实践论》一方面继承了从墨子到颜习斋重视“亲知”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对“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批判。“不出户，知天下”，语出《老子》。儒家把这句话接了过来并给加上秀才的名衔，所强调的无非是“致知不假外求”。西学东渐以后，严复最早运用他从西方学来的经验归纳法对此进行批判。到毛泽东写《实践论》时，又进一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并概括了同“知识里手”（教条主义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所以他的批判更加鞭辟入里，深中肯綮。
关于《实践论》同传统哲学的继承关系问题，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经提出来了。1950年，李达写了一本《实践论解说》，对我国古代的知行学说作了旁征博引。后经毛泽东审阅全文，未作任何修改。同时。冯友兰写了一篇论文，题为《，实践论）――马列主义的发展与中国传统哲学问题的解决》，它回顾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知行观，反复论证《实践论》“正是发扬了自古以来的、认识论上的、唯物论的传统，解决了中国哲学中的知行关系问题。”（如知行先后，知行分合，知行重轻等问题）毛泽东曾经慨叹理论界研读《实践论》所发表的文章水平不高，唯独对冯文表示赞赏，决不是偶然的。
到1964年，毛泽东《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又对这一问题作了一番历史的回顾，并说：“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中国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些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贽）、王船山（夫之）、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那就是说，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即知行关系问题，直到《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才讲清楚。毛泽东研究哲学，特别注重认识论。五四运动以后，他很少讲宇宙观，行关系问题。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他甚至说：“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这句话是即兴而发，并未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但如将论题缩小，单单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心问题是认识论，那便是确凿无疑的了。
（三）矛盾观
《矛盾论》是《实践论》的姊妹篇。它比之《实践论》带有更鲜明的中国特色。英国著名学者T・李约瑟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发源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它与现代科学联系起来，而又最后转向了它的发源地。这一见解颇能发人深思。中国古代的《易经》、《道德经》等书。本来就包涵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曾熟读过这些经典，《讲堂录》（1914 年）并从中■取过不少材料。1917年所写的《（伦理学原理）批语》，提出“差别”普遍存在，“抵抗”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强调发挥内因的作用和自我奋斗精神，更显示出辩证法的思想闪光。而当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时候，就更为自觉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固有的辩证法思想。
《矛盾论》开篇就指出：“形而上学，亦称玄学。”“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辩证法的宇宙观，在中国古代就产生了。的确，我国古代哲学著作早就提出了矛盾的概念和矛盾同一性问题。《易传》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些古老的哲学命题初步揭示了发展的根源在于对立面的相互作用。《道德经》说得更清楚“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说明矛盾双方是对立的统一，一方以另一方为存在条件。后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评说诸子学说时指出：“其言虽殊，避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皆相成也。”班固所表述的也是这个意思。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便直接采用了“相反相成”这一命题来说明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他说：“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这是对传统哲学命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释。
《矛盾论》还继承和发挥了我国古代辩证法的矛盾转化思想。老子曾经多次从正反两面的矛盾双方来说明事物的相互依赖关系，并指出任何事物矛盾双方的地位总是向着它的对立面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毛泽东不但在《矛盾论》里系统地阐述了这一矛盾转化的原理，而且，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还直接征引老于关于祸福转化这一名句来说明坏事和好事可以互相转化的道理。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还引述了司马迁的一番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针对当时党内大批干部调职下放的情况，毛泽东运用司马迁所揭举的一系列生动事例来启发他们对矛盾转化的认识，起到了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促进作用。
所谓矛盾转化，就是事物发生质变阶段的矛盾运动。由于事物矛盾的性质各各不同，质变阶段的矛盾运动往往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其中包括有矛盾双方地位转化这种形式，也还有矛盾双方互相融合以及重新组合种种其他形式。如，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这种关系，以前列宁强调它具有“绝对”的意义。但《矛盾论》却提出两者的地位可以互相转化，精神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而起主要的决定作用。这种观点同我国古代辩证法家将矛盾双方地位转化加以普遍化的倾向有某种继承性的联系。
我国古代辩证法的另一个问题是将转化纳入同一性的范畴。本来，矛盾双方的相互联结（正题），是经过矛盾的转化（反题）而达到对立的统一，即同一（合题）的。转化是否定，同一是否定之否定。这是辩证法的一条基本规律。但我国古代哲学家却几乎一直把转化与同一混为一谈。事物的质变，意味着矛盾主次双方的易位，通过两次向对立方面转化，矛盾双方各归原位。因此，“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一治一乱，周而复始，被当成了必然规律。其结果，也就取消了否定之否定，只剩下肯定与否定的循环，看不到发展是螺旋式的上升运动。
在这个问题上，《矛盾论》也接受了我国古代否定观念的影响，把转化纳入了同一性的范畴。毛泽东1964年《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进一步断言矛盾规律是辩证法的唯一规律，而否定之否定规律则被肯定否定的对立范畴所取代，它也正同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诸范畴一样，被当作是矛盾规律的一种表现形式。
总之，《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典范式的哲学著作。他在写作这“两论”之前，认真研读了一些苏联三十年代的哲学著作，这是它的直接理论来源。但是，他在进行构思和写作时，又结合中国实际，批判地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形成自己的独特范式与风格，这也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一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