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对赫鲁晓夫等人说：“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
斯大林的革命警惕性固然很高，但其性格的特点是疑心太重，于是，吃饭、喝酒要经过化验、或让别人先尝，以防中毒；坐车行路，要司机完全按照他说的路线行驶，并且随时改变路线，以防被暗杀。不仅如此，他对哪个人有了怀疑，不是去调查研究，弄清情况，消除疑点，团结同志，而往往是运用他手中那巨大的权力，采用粗暴、野蛮的方法，将被怀疑的人隔离审查、关押、流放，乃至杀害。据赫鲁晓夫称，在苏共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他作为大会代表，亲眼看到斯大林把疑心化为报复行动的过程。在那次大会快要结束时，一批州委书记利用会议休息时间，推开了主席房间的门，找到了基洛夫，要求他向斯大林转达意见，说大家对他的粗暴、急燥和傲慢都有意见，希望斯大林能够注意。基洛夫摇摇头，不想转达，要他们自己向斯大林当面去说。州委书记们推举基洛夫去转达意见，说基洛夫和斯大林是朋友，说话容易被接受。
正在这时，斯大林来了。基洛夫顺便把州委书记们的意见告诉了斯大林。当时，斯大林很热情他说：“谢谢您，谢尔盖。你是真正的朋友，我不会忘记这一点。”在场的人都很高兴。尽管如此，在代表大会选举时，仍有数百名代表从候选人名单上勾掉了斯大林的名字。
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对此耿耿于怀，并且很快地把猜疑心变成了报复的行动，对代表们采取了残酷的打击报复措施：不久，代表大会的1966 名代表中，有1108名被处决了。代表大会选出的138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98 名被列入被处决的名单之中。
赫鲁晓夫指出：在30 年代，斯大林利用谢尔盖・基洛夫被人暗杀的事件，搞了一次“大清洗”，狠狠地打击了一大批对他不满的人，打击了一大批曾经加入过党内派别而早已改正了错误的共产党员，特别是一些曾经与列宁接近过的人。他总把这些人当作潜在的对手、“敌对分子”，并且利用权力机构和保安机关，大批地清洗、处决这种有胆有识、能说会写、具有独立判断是非能力的人。这样，造成了成千上万的牺牲者，又逼出了千千万万的对他歌功颂德的个人崇拜者，造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
即使是在国际交往中，许多外国领导人也常常是围着斯大林转，很少有人敢说半个不字。甚至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这样一些世界著名的领袖人物，对他斯大林也不敢冷眼旁观，随便沉脸！然而，现在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竟然敢在众人面前，无视他斯大林的友好祝愿，把脸一沉，说他是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这不是当众给斯大林难堪吗？！..当然，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斯大林也意识到自己有错误，因为实践证明，毛泽东是胜利了，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可是毛泽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他那主要依靠农民革命而不是主要依靠工人阶级起义的道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吗？..斯大林那带有三分火气的思绪，渐渐地转入理论的质疑。
服务员轻轻地进来，请斯大林进晚餐。斯大林站起身来，慢慢地走进为他设置的小餐厅，见马林科夫等几个心腹人物都站在那里，等待着陪他进餐，便招呼他们都坐下。
丰盛的晚餐已经摆好了。斯大林有个习惯，喜欢晚上办公。他常常是下午七八点钟才结束午睡，到克里姆林宫电影院里，去和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等领导人一起看看电影，然后，到小餐厅去吃晚餐，说是晚餐，其实，这时已是凌晨一两点了。这时候，斯大林头脑清醒，精神焕发，边吃边谈。有时一顿晚餐能吃两三十小时。他们往往在吃饭时商量一些事情，或者谈论一些重要问题。厨师的手艺很好，做的菜很好吃。斯大林疑心重，总怕有人给暗地下毒，所以在他想要吃某种东西之前，往往先要赫鲁晓夫他们品尝。他并不直说，而是用关切的语气问：“尼基培，你瞧，这是鸡杂，你尝过没有啊？”
善于拍马逢迎的赫鲁晓夫，立刻明白了斯大林的意思，知道斯大林自己想吃鸡杂，但又怕里边不干净，于是，他就晃动着他那光溜榴的脑袋，显出忠实的样子，说：“喔，我倒忘了！”说着，自己先尝了一点：再请斯大林品赏。
斯大林喜欢吃青鱼，而且喜欢不加盐。赫鲁晓夫自己爱吃加盐的，觉得特为斯大林而作的无盐青鱼不对口味，但他仍做出十分诚挚的神态说：“哈，香极啦！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请你品尝吧！”
斯大林吃了青鱼，也接受了赫鲁晓夫的阿谀奉承，更加宠信这位心口下一的老部下，造成了一段历史的悲剧。当然，这是后话，是斯大林所不知道的。
这一天，斯大林喝了两杯红白葡萄酒掺和在一起的特制酒之后，便翻来复去地问：“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马林科夫、贝利亚等人都耸耸双肩，答不上来。
斯大林又喃喃他说：“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从未来过苏联，那么，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哪儿来的呢？”①
小餐厅里的所谓“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一个个张口结舌，淮也解答不了这个特殊的问题。
其实，在访问莫斯科的日子里，毛泽东曾多次向师哲谈起过这个问题。他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②
毛泽东还意味深长他说，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来到十月革命的故乡，来到斯大林同志的身边，就倍感亲切，倍感温暖，就可以畅所欲言。
由于当时在苏联，又都住在斯大林的战时别墅里，闲谈时，师哲就请毛泽东谈谈他自己寻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
毛泽东点起一支烟来，吸了一口，侃侃而谈。师哲听着，记着，颇受教益；后来又把这个过程和他的感受告诉了本书作者。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在长期探索中形成的，其过程有五个鲜明的特点。
毛泽东，号润之，1893 年12 月26 日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户农家。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在长期探索中形成的。纵观他世界观形成的过程，有五个鲜明的特点：
一、起点不高，步子不快，长期探索，坚持不懈。的确，毛泽东不是留苏学生，也不是什么“神童”。父亲毛顺生，母亲文七妹，都是普通农民。毛泽东少年时代，和中国农村一般的孩子一样，边劳动，边学习，读一些《三字经》、《论语》、《孟子》等书，也迷信。
1909 年，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害病许了愿，求南岳圣帝保佑；但是病情日笃，不见好转。十五拗毛泽东，见母亲整日操劳，辛苦备尝，却把节约下的钱周济穷苦人，自己累病了却不太在意，十分感动。他热爱母亲，孝敬母亲，希望母亲健康。但是，母亲却被病魔缠身，久治不愈“毛泽东急了，听人说南岳庙神仙很灵，能治百病，就拿着小板凳，到南岳庙去“朝山进香”，每走十来步，便向南岳庙方向作一个揖，磕一个头，还要边走边唱：“南岳圣帝，阿弥陀佛，保佑我妈，早日康复..”就这样，边走边跪拜，一直走了一百多华里路，才到了南岳庙，求了神，进了香，然而，母亲并没有恢复健康。1919 年10 月，母亲病逝了。毛泽东写了一幅挽母对联，表达了爱母之情。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往世，一掬笑容何处寻。
母亲文氏勤劳、善良、谦和、公正，常周济受苦人，对毛泽东影响很大，所以，毛泽东又写了一篇哀恻动人的《祭母文》，盛赞母亲的美德：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
遐尔亲毓，一皆复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
爱力所及，原本真诚；
不作逛言，不存欺心。
..
病时揽手，酸心结肠，
但呼汝辈，各务为良。③
生活的现实和科学的知识，使毛泽东渐渐地放弃了对神佛的迷信。但是，以救国救民力己任的毛泽东，并没有停止在黑暗中探索。他调查社会，休察民情，博览群书，阅读报纸，千方百计地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
1910 年秋，十六岁的毛泽东，步行50 多华里，来到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他写了一篇《救国图存论》，还写了一篇《言志》，表达了对祖国贫弱落后的忧虑，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救国图存设想。他文章写得立论有据，气势磅砖，被老师们称为“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的好文章。
在这里，毛泽东读到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感到十分新奇。特别是梁启超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使他觉得气势逼人，有说服力，便不知不觉地对康有为、梁启超崇拜起来，拥护他们的主张。在《新民丛报》上，毛泽东阅后，曾批写道：“正式而立者，立宪之国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听抓戴。不以正式而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之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段批语，说明了毛泽东当时赞同康、梁的“君主立宪”主张，说明了康、梁对毛泽东的深刻影响，也说明了这时的毛泽东已经由一个崇拜孔盂的儒家“秀才”变成了一个崇拜康、梁的变法图强者。
一天，毛泽东从同学萧三那里借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认真阅读。他联系到祖国的内忧外患和自己救国救民的志愿，反复阅读，在书上划了许多圈圈点点，写了许多批语。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迎得邻女皇、惠灵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等人的传记。还书时，毛泽东对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宫国强兵之道，才不致重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
不久，毛泽东为了表示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作为自己的责任，特地为自己取了一个别名：“子任”。
1911 年春，毛泽东到了湖南省会长沙，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在这里，他一方面刻苦读书，一方面留心观察社会。很快地，他被革命党人的宣传所吸引，卷进了革命的洪流，他对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十分喜欢，经常订阅。有一天，他从《民立报》看到黄兴在广州领导反清的武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英勇牺牲的消息，心情十分激动。他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热烈拥护，便奋笔写了一篇政见性的文章，贴在学校大门口的墙壁上。文章公开提出：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组建民国新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做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一石击起千重浪！毛泽东的文章在学校里引起强烈的反响。同时，它也说明，十七岁的毛泽东正由一个崇拜康、梁，主张“君主立宪”的年轻人，迅速地向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
后来，在辛亥革命的热潮中，为了表示与反动卖国的清王朝决裂，毛泽东建议大家立即将头上的辫子剪掉。他说干就干，和一位同学当场就剪了辫子，但有的同学犹豫下决，迟迟不肯动手。“于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强行剪掉了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条辫子，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就这样，在一个根短的时同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要求全部取消辫子了。政治思想多么能改变人的观点！”
1911 年10 月10 日的武昌起义，震动全国。毛泽东决心用实际行动，支持革命。十月底，十八岁的毛泽东在长沙参加了革命军，认真操练，准备为革命而备战；同时，又仔细阅读各种报纸，观察社会，探讨救国之路。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革命果实彼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失败了。毛泽东见“革命已经过去”，便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正如他回忆的：“为了反对清廷和袁世凯，组织了几支军队，湖南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湖南人开始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协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南京政府被解散。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于是脱离军队，决定回去念书，我一共当了半年兵。”④
二、探索面宽，道路曲折。在追求康、梁槁维新、追求孙文闹革命失败之后，1912 年春，毛泽东离开军队，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但读了半年之后，他感到课程大浅、大旧，不便于探讨救国救民之路，到了暑假，就退了学，寄宿在湘乡会馆，每天到浏阳门外的定玉台省立图书馆去看
书学习，他阅读的范围很广，古今中外的名著，像中国的经、史、子、集，英、法、美、俄等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哲学、文学和古希腊、罗马的书籍，他都找来读。其中主要读的是十八、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代表作，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肯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严复译著的《天演论》等等。
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的墙壁上，挂着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毛泽东每天过这里，总是站在地图前细看沉思。他联想到当时的社会现实，人民疾苦，深感到必须革命，感到青年人责任重大。后来，他回忆说：“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的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就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部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
“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入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这个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⑤
这些认识和决心，是十九岁的毛泽东经过半年的刻苦学习和探索得来的，也是他这半年里最大的收获。
1913 年春，毛泽东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他在这里度过了五年半有意义的学习生活，被师生们称为“怪杰”、“伟器”、“奇才”和“特殊的学生”。为了集中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和同学们约定：“三不淡”：不谈金钱，不谈男女间的事，不谈家务琐事。否则，就不能做朋友。后来，他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的朋友和我只乐意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他曾写过一副对联，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
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毛泽东在一师学习时，以社会科学为主，以自修为主，以博览群书和重点攻读相结合。他还花钱订阅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经常阅读，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局势。他班的同学周世钊回忆说：毛泽东“每每为我们分析中国和世界的政治军事形势，总是那么详尽，那么明晰，那么有根据，特别是谈到列强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被侵略而不能抵抗，青年对救国应负的责
任时，同学们的情绪也随着他的感情、有鼓动力的谈话，时而兴奋，时而激昂，时而愤怒。因此，同学们都赞誉他：‘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就这样，毛泽东从探索维新变法到探索辛亥革命，从研究欧美各国的社会学说到直接研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三、面向社会，注重实践，把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读书人信书本，种田人看收成。”农家出身的毛泽东，在读了大量的书籍报刊之后，巧妙地把二者结合起来，把书本知讽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从而绕过了一道道暗礁险滩，攻克了一个个难关碉堡，发现了一条条生活的真理，攀上了一座座光辉的高峰。毛泽东常说，不但要善于读死的书本，还要善于读“活”的书本，不但要读有字的书，而且要读无字的书。他认为只有书本知识而脱离社会实践的人，担当不起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历史重任。他在《讲堂录》中写道：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
“衣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体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
进入第一师范后，毛泽东常利用课余时间到附近的工厂、农村进行访问、调查。1916 年暑假，他又邀挚友蔡和森一道游历了湖南的浏阳、湘阴、岳阳，绕洞庭湖南半圈返回，历时一个多月。为了锻炼自己，他们不带路费，遇到机关、学校、商店，就用红纸写一幅对联送去，于是，人家就给他们饭吃，或打发几个钱，或留他们注宿。他们利用这“游学”方式，深入农村，了解农民，学会了许多新鲜的社会知识。毛泽东还把沿途的见闻、感想，写成了一篇通讯，寄给《湖南通俗教育报》发表，引起了许多读者的注意。
第二年暑假，毛泽东又邀老同学萧子升一道，考察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沉江等五个县，历时一月多，行程九百多里。1917 年冬，毛泽东又到例阳县文家市一带考察访问。他深入到农民中间，和农民一起挑水种菜，向农民宣传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道理。
毛泽东在学校里读书的同时，也注重社会活动。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从1915 年下学期至1918 年上学期，一直担任学友会的文牍、总务等工作，倡导学术研究和体育活动，并且以满腔热忱，主办了工人夜校。
1917 年10 月底，毛泽东以一师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的身份，召集学友会讨论决定，在一师附近的国民学校继续办工人夜校。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办工人夜校的四条理由的第一条，就是“依据国家现状，社会的中间力量实力大多数失学的国民，即工人和农民”。第四条是“可惜以打破社会和学校鸿沟分明、相隔相疑的局面”，通过办夜校，增强学生与工农群众的联系。
经过精心筹备，1917 年11 月9 日晚，毛泽东倡导的工人夜校开学了。毛泽东组织夜校工作人员，热情地到门口欢迎工友，把他们领进教室，给他们讲学习的目的、意义、课程、解释“上课说明书”，开始上课。
有趣的是，就在毛泽东主办的工人夜校开学的前两天，即公历1917 年11 月7 日，在列宁的领导下，由斯大林负责主持的布尔什维克党总部，指挥着彼得格勒的革命军队和广大工人起义胜利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轰击冬宫的炮声，报道了十月二十五日（公历十一月七日）是个新纪元，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纪元的开始。斯大林当时是具体指挥起义的党总部的负责人。但他没有想到，就在他指挥起义的第三天，在中国江南的长沙城里，毛
泽东主办的工人夜校开学了。毛泽东当时虽是学生，但他已在探索中认识到工人和农民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开始做城市产业工人的工作了。斯大林更没想到，就是这个毛泽东，顶住了他那照搬苏联模式的指令，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而斯大林自己总在怀疑毛泽东“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怀疑毛所持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
在湖南一师，毛泽东还带领同学们开展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1915年，日本为了独吞中国，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袁世凯想当皇帝，要取得日本的支持，在5 月9 日就全部承认了二十一条。中国人民无比愤慨，到处抗议。同年夏，毛泽东读了一本揭露袁世凯卖国罪行的小册子《明耻篇》后，便在封面上批了四句话：
五月七日。
民国奇耻，
何以报仇？
在我学子！
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和以救国为己任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
袁世凯为了当皇帝，指使他的爪牙在各地成立“筹安会”，进行“劝进”活动。许多进步人士发表文章、谈话，反对袁世凯称帝。毛泽东以学友会的名义，将反对袁世凯称帝卖国的文章编印成册，到处散发，揭发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罪行，引起了强烈反响。当局发现小册子后，出动大批军警，到第一师范搜查。由于毛泽东警惕性高，早有防备，军警未查出“乱党”证据，只好不了了之。
毛泽东在探索中形成的这种读书面向社会，注重实践，不尚空谈，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不仅对他个人发现真理、探讨救国救民之路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后来经过他提倡和发展，经过延安整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对中国革命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四、目标明确，上下求索，独立思考，分析批判，在实践检验中择优发展。这是毛泽东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中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毛泽东吃过迷信的亏，但他后来不迷信，不盲从。他说我们读书、看报，都要开动脑筋想一想“多问几个“为什么”。不论古人的话，洋人的话，老师的话，名流学者的话，我们都要反复思考，分析批判，实事求是，不能盲从。所以他读过的书，往往圈圈点点，批注很多。有的批了又批，反复推敲。凡是他认为道理对的，文字好的地方，就特别划出记号，写上“此论颇精”、“甚合吾意”等语；凡是道理不通或文字不佳的地方，他又打叉画杠，写上“不通”、“此说非是”等批语。
对一种主张，一种道理，他决不盲从，而定要究其源，问其本，判明是非才决定弃取。例如救国该从何处入手？学习该学什么？毛泽东曾经考虑了很久、很久。1917 年8 月23 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下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
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
在这里，毛泽东强调救国要立足于人民，立足于振奋人心，立足于用“大本大源”去从“根本上变全国之思想。”那么，他说的“本源”是什么呢？毛泽东接着写道：“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从这纣信中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虽然还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宇宙之真理”，还没有找到从“根本上变全国之思想”的“大本大源”，但他正在奋力去找，而且已经认识到它是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教育、实业等一切”枝节”的“本源”。同时，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指出：“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为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毛泽东的这种批判分析精神，不仅表现在对待东方思想或西方思想上，也表现在他对自己的思想、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自我澄清，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因此，他虽然信过神佛之说，信仰过孔孟之道、宋明理学，崇拜过康有力、梁启超、谭嗣同，也受过胡适、托尔斯泰的影响，还信仰过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等等，但是，当他把这些学说，人物、思想、主义放在救国救畏的社会实践中检验之后，放在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目标天平上检验之后，立刻就发现了真伪，试出了忧劣，于是他便无情地分析批判，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去劣取优，清除错误思想对自己的影响，在前进中探索新的真理。这种精神，经过毛泽东长期的坚持、发展和宣传，不断推广，后来经过延安整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
五、发现真理，抓住不丢，结合实际，深入探索，终于成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结束了在湖南第一师范五年半的学习生活后，1918 年8 月间，毛泽东同罗学瓒、萧子升、李维汉等25 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到了北京。毛泽东日夜奔忙，组织预备班，送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前往法国。
然而，毛泽东自己并不想去法国学习。他要留在中国，研究中国。后来，他回忆自己当时的思想状况时，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将他介绍给了李大钊。李大钊当时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他把毛泽东分配在图书馆当助理员。毛泽东在李大钊的身边工作，能看到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接触到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如傅斯年、罗加伦、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同他们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毛泽东除在北大旁听一些他所感兴趣的课程外，还参加北大的哲学会和新闻研究会，讨论各种哲学和时事问题。
当时，十月革命的影响遍及世界，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入中国。毛泽东以北京大学力基地，努力钻研十月革命的经验，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在1918 年冬和1919 年春，两次去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进行调查研究。1936年他在和斯诺谈话中，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9 年初，毛泽东和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一起离开北京，绕道保定、山东到上海，送走了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之后。又回到湖南长沙。当时，中国正处在“五四”运动的前夜。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描述过他当时的心情。“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所以，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就更加直接投身到政治中去了。”他在修业小学找了个教员的位置，每周除6 小时的历史课外，其余时间全部用来组织和领导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爱国民主运动。
不久，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传到湖南。北京学生联合会派到湖南的代表邓中夏，是毛泽东的好友。毛泽东和邓中夏研究后，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开展活动，于5 月27 日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毛泽东又通过新民学会和湖南学联，发动了湖南学生的“六三”罢课，上街游行。7 月7 日，又发动长沙人民举行焚烧日货游行示威大会，7 月9 日，由湖南学联发起，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在轰轰烈烈的斗争中，毛泽东始终站在革命洪流的前列，成了五四运动在湖南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为了宣传革命思想，武装人民群众，毛泽东建议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湘江评论》。学联很快决定，并推选毛泽东为主编。
1919 年7 月14 日，《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了。它为周刊，四开一张，分四版，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湘江大事述评”和“新文艺”等栏目。它文风新颖，通俗易懂，气势磅礴，尖锐泼辣，宫于战斗性、指导性、号召力。毛泽东集中精力，主编这个刊物。重要文稿，他亲自写。第一期的几乎全部，第二期的三分之二，第三期和第四期的约一半稿子，都是他写的。他先后在该刊发表了三十多篇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政论，评时事，尖锐泼辣，透彻明晰，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明确地写道：“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如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湘江评论》的见解，就是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
毛泽东的文章，热情地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坚信这场革命将“普及于全世界”，他写道：“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成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⑥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并且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写道：“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勃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侗庭、闽水，更起高潮。大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⑦
毛泽东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典范，它必将普及于全世界。他写道：”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大联合、资本家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捷、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⑧
当时的反动政府把马克思主义诬称为“过激主义”，把布尔什维克诬称为“过激党”，当作“洪水猛兽”严防、严禁。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在一篇杂评中写道：你们指为“过激党”的人，“只不过是舍命救国的志士，为国家争权利，从强权索自由的志士。”“其实。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照字义讲，就是多数党；照主义讲，就是要组织纯粹工民的共和国，以工民办理国家的事务。”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内外的矛盾，明确指出：“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用了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了强权”。又说“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没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阶级战争的结果，就是东欧诸国主义的成功：即是社会党人的成功。”同时，毛泽东阐发了民众大联合的战略思想，指出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人民群众的发动与否，是决定一切革命胜负成败的关键。在《民众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和真伪为浙”然都要取联合的手段，则相同。”⑨
毛泽东特别指出，辛亥革命没有实行民众大联合，只是“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的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所以失败了。而十月革命则因为实行了“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大联合、资本家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
1919 年8 月中旬，《湘江评论》湖南学生联合会被皖系军阀张敬尧查封。毛泽东即和一批积极分子转入地下，进行驱逐张敬尧的斗争。他领导新民学会会员和学联负责人四处活动，多方组织。先后发动了万人大游行，1.3 万多名学生的总罢课，又得到1200 多名教职员的罢教支持。然后，毛泽东又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衡阳、广州等地，进行宣传请愿活动。他亲自率领一个代表团去到北京，“组织反军阀的运动”。经过十个月的艰苦斗争，“这个运动在湖南取得了一些成功”，张敬尧在舆论和军事的双重压力下，于1920 年6 月间逃离长沙。
1919 年12 月中旬至1920 年4 月中旬，毛泽东在北京住了将近半年。在此期间，毛泽东东奔西走，搜集了一切当时能找到的马列主义书报和介绍苏俄情况的文章，如饥似渴地阅读，研究。他精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认真领会这一部划时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掌握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武器。后来，他在《关于农村调查》的文章中回忆道：“记得我在1920 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沦。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⑩
1920 年二、三月间，毛泽东在给周世钊和陶毅的信中说：“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又说：“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
1920 年4 月11 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就在这时，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翻译杨明斋等人来到北京。李大钊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邀集各方面的进步人士和他们座谈，举行欢迎会、讲演会，请他们介绍苏俄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及对外政策，同他们讨论了中国的建党问题，维经斯基经李大判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等研究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之事。于是，在五六月间，由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等人发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陈独秀等人草拟了共产党党纲草案，以进行讨论，统一思想。同时决定把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改为党的公开机关刊物，在此期间，毛泽东与陈独秀多次会晤，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问题，研究如何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在上海活动了近三十月，于7 月7 日回到长沙。这时，他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际斗争的锻炼，经过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所以一到湖南，他就创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应上海共产党发起人之约，秘密进行建立共产党的活动。
后来，毛泽东回忆他说，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他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
毛泽东说：“到了1920 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具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然而，斯大林并不同意毛泽东的看法。他对毛泽东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长期有怀疑，直到1949 年12 月毛泽东率团访苏和斯大林会晤时，斯大林还称毛泽东为“先生”；而不是称“同志”。师哲对此意见很大，准备当面询问。
注释：
①参阅《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 年5 月版第369―380 页。②参阅《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 年6 月版第1470―1471 页。③马玉卿等著：《毛泽东成长的道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1986 年10 月版第5―10 页。④《毛泽东1936 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8―21 页。⑤参阅周世钊著：《毛主席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载《新苗》1958 年第9 期。⑥⑦参阅《湘江评论》第4 号。⑧⑨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见《湘江评论》第2 号。⑩《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