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两位伟人，虽然他们生前未谋一面，也没有直接的书信往来，但是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深刻洞察方面，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正确理解和指导革命实践时的创造性运用方面，都有许多可贵的共同点。毛泽东曾经说过：“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一、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的光荣和幸福的未来
在中国革命处于最艰苦阶段的30年代，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革命进行了残酷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鲁迅一方面同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一方面关心着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的情况。1937年，从江西苏区传来了中央红军一举粉碎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的胜利消息，鲁迅喜出望外，他兴奋地对前来议事的冯雪峰说，“国民党在报纸上天天大喊朱毛如何如何，看来朱毛真把他们吓坏了！”言毕，转而问在场的茅眉：“未德、毛泽东你认识吗？我只知道南昌暴动有朱德，其他的很不了解。”茅盾回答说，“朱德我也未见过面，只知道他是四川人，军人出身，能打仗。毛泽东倒知道一点，‘五卅’运动前就认识了，1926年春在广州还与他共过事，他是我的顶头上司。”随后，茅盾就把自己在大革命期间与毛泽东共事的情况，向鲁迅作了详细介绍。介绍过后，茅盾见鲁迅听的出神，于是又说道：“毛泽东是共产党里的大学问家，博闻强记，谈笑风生；他的夫人杨开慧却相反，是个贤淑腼腆之人，整天不声不响，带着两个孩子。”鲁迅听后，感叹道：“过去只听说毛泽东是搞农民运动的，想不到还是个学者，而且己有了家眷。”接着又关切地问道：”不知他有多大岁数了？”茅盾笑道：“大约比我大两三岁。”接着茅盾又笑赞道：“在广州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个白面书生，谁料得到现在竟然指挥千军万马！”
1936年2月的一天早晨，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很兴奋地告诉鲁迅：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已经胜利结束了长征，到达陕北，正在病中的鲁迅闻讯，立即拟就了一封感情深沉、热情洋溢的贺电，托史沫特莱发往陕北。贺电说：“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全中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对于你们，我们那最英勇的伟大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我们是抱着那样深刻的敬仰，那样热烈的爱护，那样深挚的期望，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的光荣和幸福的未来。只要想到你们在中国那样无比的白色恐怖进攻下，英勇的，顽强的，浴血奋斗的百折不回的精神，就是半身不遂的人也会站起来笑！”
鲁迅的贺电给正在陕北的党中央和毛泽东以极大的鼓舞。为促进中国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党中央决定于1936年4月，派冯雪峰作为特使专赴上海面见鲁迅，并通过鲁迅恢复与上海地下党的联系。请鲁迅帮助在上海建立秘密电台，与救国会等爱国组织建立统战关系。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安抵上海，在这之后，他和鲁迅有过多次长谈，谈到中央苏区红军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和失败，经验和教训，二万五千里长征，遭义会议..等等，鲁迅对这一切极感兴趣。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一文中谈到：
“关于毛主席，据我所知道，他一向是敬佩的，和他敬佩每一个坚决英勇的革命者一样，特别是因为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领导着红军长期坚持艰苦的斗争。
“..而他一提到我党和毛主席，那不知不觉流露出来的亲切的感觉，是我以前很少接触到的，至少在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别。他谈到时的那种亲切、谦虚、快乐和年轻的心情，他那神往于什么事情似的微笑，以及用‘M’代称毛主席的那种自然而亲切的声音，在我记忆里是什么时候都很生动的。
“有一天，也就在谈到了我党和毛主席之后，他横躺到床上去随意抽着纸烟休息，一会儿却又好像想到了什么，慢慢地从床上起来，脸上漾着平静的微笑，就在窗前的书桌前面站着，半向着坐在书桌旁边的我，半向着窗子，一手横在胸前托着另一只拿着纸烟的手的手肘，只是那么柔和地默默地微笑着，然后怡然自得地、又好象忘我地、缓慢平静地说：‘我想，我做一个小兵是还胜任的，用笔！’”
这一年10月初，鲁迅先生托人买了一只很大的金华火腿，连同两本经他编辑、校对后刚出版的瞿秋白的文集《海上述林》上卷，交冯雪峰转送延安，并说：皮脊面的一本送给M，蓝绒面的一本送给周恩来。
1936年中共中央向全国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一时受到托派的攻击。鲁迅却与毛泽东心有灵犀一点通，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他指出：“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文中，他义正辞严地斥责了中国的托洛斯基派，“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他公开表示站在“毛泽东先生们”一边，并宣称：“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音，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二、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在延安的毛泽东也非常关注鲁迅，虽然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严加封锁，但是毛泽东还是利用一切机会了解鲁迅。鲁迅的许多情况，是毛泽东通过我党与鲁迅的联系人冯雪峰了解到的。
1933年，冯雪峰因叛徒出卖险遭毒手，被迫转移到中央苏区。那时的毛泽东由于受王明错误路线的排斥，不担任党中央领导职务，因此时间比较多，毛泽东听说冯雪峰从鲁迅身边来，于是主动找冯攀谈，有几次他对冯雪峰说：“今晚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毛泽东不厌其烦地了解苦斗在上海的鲁迅的思想状况、工作状况、生活状况、健康状况。他还遗憾地对冯雪峰讲：“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
作人，就是没见过鲁迅。”当他听说，“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先是哈哈大笑，然后用赞赏的口气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以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当冯雪峰告诉毛泽东，鲁迅读了他的《西江月・井冈山》等诗同后，认为诗中有“山大中”的气概，毛泽东听了也开怀大笑。
1933年末，有一天几位中央领导闲谈，他们谈到苏区教育部门的工作有点事务主义，张闻天想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博古认为也可以让鲁迅来担任这个职务，说鲁迅搞教育行政很有经验。后来冯雪峰向毛泽东讲起这件事，毛泽东是反对这种意见的，他批评这些同志不了解鲁迅，不认识鲁迅，他说：“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鲁迅逝世后，冯雪峰立即用秘密电台，向党中央报告了这一噩耗。为悼念鲁迅，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立即向外发了4封电报：一份给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为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一份是《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一份是给鲁迅夫人许广平的唁电；一份是给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冯雪峰的专电，责成冯代表党中央全权主持鲁迅的治丧工作，为悼念鲁迅，经毛泽东的倡议，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党中央在延安创办了3所以鲁迅名字命名的单位，即鲁迅艺术学院、鲁迅图书馆和鲁迅师范学校。1956年10月14日，鲁迅墓迁葬于上海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鲁迅墓碑庄重地题写了“鲁迅先生之墓”几个大字，以表达对鲁迅的哀思和纪念。
毛泽东念念不忘鲁迅，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时常怀着深厚的感情，多次高度赞扬逝去的鲁迅，并对鲁迅在中国革命和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作了很高的评价。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应成仿吾之请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这就是后来那篇有名的《论鲁迅》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称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称他“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并从三个方面概括了“鲁迅精神”。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56年8月，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说：“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也评论过鲁迅的一些不足。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早在1939年11月7日毛泽东在给周扬的信中曾经说过：鲁迅表现农民看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毛泽东的这个见解是非常深刻的。这个批评，并无损于鲁迅的形象，也并非毛泽东对鲁迅的不敬。恰恰相反，说明了“金
元足赤，人无完人”的科学道理，说明了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深邃眼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宽广胸怀。
三、鲁迅著作伴终身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毛泽东十分爱读鲁迅著作。还在延安时期，1938年1月12日，他给当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的艾思奇写过一封信。他写道：“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这说明在此信之前，毛泽东已经读过了一些鲁迅的著作，但限于当时的客观环境，他还没能系统地读到鲁迅的著作。1938年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20卷本《鲁迅全集》（内容包括鲁迅的著作、译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在上海出版。地下党组织辗转千里给陕北根据地的毛泽东送去了一套。第一版全集特印了200套编号发行的纪念本，在每册的版权页上注明“非卖品”。毛泽东得到的是第58号。书的封面是紫色的，书脊是黑色的，每卷的封底、封面的两角都是同书脊一样的布料包角，毛泽东收到这套《鲁迅全集》，爱不释手。他转移、行军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在那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毛泽东不少书籍和用品都丢弃了，但这套《鲁迅全集》却一直完整无缺，并最终带进了中南海。1949年12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出访前夕，他亲手挑选了几本鲁迅的著作带走。到了莫斯科，有不少外事活动，可是他还利用零星时间阅读鲁迅著作。有一天，外事活动后回到住地，离开饭时间不到半小时，他便拿出一本鲁迅的书，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他边看边在书上圈圈划划，还自言自语：“说得好！说得好！”饭菜端上来，他还放不下手里的书，直到把20来页书看完才吃饭。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相遁的。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1956一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新版《鲁迅全集》，毛泽东十分珍爱，许多文章反复读过多次，出差外地也带在身边；1972年为了毛泽东及中央其他老同志阅读方便，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印了少量的大字线装本《鲁迅全集》，出版社一边印刷装订，一边送阅，毛泽东又读了一遍《鲁迅全集》，并作了许多圈点，在有的封面上，他还亲笔写了“1975．8再阅”，直到逝世，毛泽东的床头、床边的桌子上、书架上，还摆放着这套大字本的《鲁迅全集》，是鲁迅著作伴随着毛泽东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几年路程。
毛泽东读鲁迅的著作，兴趣最浓、倾注时间和读的遍数最多的是杂文著作。读鲁迅杂文时，他十分用心理解、思索，辽时有发挥。在《花边文学・正是时候》一文里有这样一段话：“倘是旧家子弟呢，为了逞雄，好奇，趋时，吃饭，固然也未必下出门，然而只因为一点小成功，或者一点小挫折，都能够使他立刻退缩。这一缩而且缩得不小，简直退回家，更坏的是他的家乃是一所古老破烂的大宅子。”毛泽东读到这段话时，在“吃饭”后面添加了“夺权”两个字。这样就把“旧家子弟”的本质更深入地揭示出来了。
毛泽东还经常运用鲁迅杂文中的思想和言论来阐明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主张。这在毛泽东著作，讲话、报告和谈话中，是常常可以见到的，毛泽东在《论鲁迅》的讲话中，用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杂文中的“打落水狗”的主张和思想来启发和教育人们。他说：鲁迅“在一篇文章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若果下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就要咬你，
最低限度也要溅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号召人民群众学习和发扬鲁迅“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没有被我们打下水，我们要一直打到他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精神，把它运用到全中国去。”通俗的语言，深刻的道理，给人们以力量和启示。
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反对党八股》的重要讲演。在这次讲演中，他多次引用鲁迅杂文里的话。譬如，洋八股，这是“五四”运动以后由一些浅薄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起来的东西，经过他们的传播，长时期地在革命队伍中存在着。鲁迅批判这种洋八股说：“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例如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而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取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毛泽东运用鲁迅的思想和言论，针对当时文风不正的实际情形说：“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还说：“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批评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就在这个报告会上，毛泽东把他亲自审阅编定的《宣传指南》的小册子分发给每一个与会的人。这本《宣传指南》里收入了鲁迅论创作的一纣信，即《答北斗杂志社问》。为了便于和推动人们的学习，毛泽东在讲演中专门对《宣传指南》作了解说。鲁迅谈创作有8条，他详细地解说了4条。毛泽东说：“鲁迅说，文章写好后‘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他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我们翻开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就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这里所解释的4条，都是他在鲁迅的原文里划了道道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鲁迅文章的赞同及其他们思想脉搏的一致。《宣传指南》是延安整风运动22个必读文件之一，并被编人《整风文献》。
毛泽东为什么爱读鲁迅的杂文，为什么喜欢引用鲁迅杂文中的思想和言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呢？这是因为鲁迅的杂文具有极强的思想性和战斗性，特别是鲁迅后期的杂文，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剖析当时中国实际的产物。鲁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压迫和迫害，不能直言不讳地阐明和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他多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站在战士的血迹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并且在斗争中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1937年时曾说过：“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他称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他认为：“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
毛泽东对鲁迅的小说非常熟悉。他经常谈论鲁迅小说中的主人公，特别是阿Q。他曾说过：“《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一看。”他在讲话、谈话、报告和著作中，多次提到《阿Q正传》。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讲到“治病救人”的问题时说：“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好的态度。家庭里是很少有开除家籍的事情的。阿Q到底姓什么虽不清楚。但也没有听说他曾被开除家籍。阿Q斗争起来也算英勇，他的弱点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加党八股，毫无自我批评精神。人家的疮疤他要揭，他的疮疤人家揭不得。至于教条主义和党八股，那厉害得很。长凳一定要叫长凳，不能叫条凳，叫条凳是路线错误，那样教条主义，那样党八股！但是，写阿Q的作家，还是喜欢阿Q的，因为反革命把他枪毙了，所以对于有缺点的人，我们要团结了致。”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在讲话中，又一次谈到《阿Q正传》。他说：“对犯错误的同志要给条路走，不要像《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不准别人革命。”“要给人出路。阿Q要准许革命，阿Q不做自我批评，人家就越讲，打架打不赢，就说儿子打老子。鲁迅描写不觉悟的劳动人民，本质是好的。”他还提倡写文件要像《阿Q正传》那样通俗化、口语化。
毛泽东也爱读鲁迅的诗。鲁迅的诗和他的文一样，是鼓舞人们前进的号角。它在中国的诗歌史上是独树一帜的。1959年3月，文物出版社为适应老年人的读书需要，专门刻印了一册大字线装本的《鲁迅诗集》，共收诗47题54首。因为是线装本，而且字也刻印的比较大，所以毛泽东很喜爱这本诗集。诗集中所收54首诗，毛泽东从头至尾都读过，有的诗篇毛泽东反复读过多遍，并能随口流利地背诵出来。这本集子中有一首诗为《湘灵歌》，是鲁迅1931年3月5日写赠给日本友人松元三郎的。这首诗，毛泽东很喜欢，全诗他都用黑铅笔圈点过。“湘灵”是古代楚人神话里的湘水女神。她原为舜帝的妃子，后在湘水中溺死，成为湘夫人。鲁迅借用这个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来表达自己对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强烈憎恨，以及对死难的烈士和人民群众的哀思，毛泽东在读完这首诗的未句“太平成象盈秋门”后，随手用笔在这一句旁粗粗地划了一道，并在天头上批注：“从李长吉来”。李长吉即唐代诗人李贺。鲁迅诗句中的“秋门”，来源于李贺的《自昌谷到洛后门》这首诗，诗中有“九月大野白，苍岑竦秋门”句。所以，毛泽东在读了鲁迅的这句诗后，随手写下了“从李长吉来”的批注。
1975年春天的一大，为给毛泽东会诊眼病，经当时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同意，特意请来了当时北京地区一些著名的眼科专家，有西医，也有中医。大夫们来中南海游泳池后，毛泽东高兴地和他们一一握手，并感谢大家来为他会诊。广安门医院来的眼科大夫唐由之比较年轻，身材也比较高大，初见毛泽东显得有点紧张。毛泽东似乎看出了这位年轻大夫的心理，与他握手时笑着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唐大夫答道：“唐由之”。毛泽东说：“你这个名字起得好，你的父亲一定是位读书人，他可能读过鲁迅先生的诗，为你起了这个‘由之’的名字。”说着，毛泽东很有兴趣地吟诵起鲁迅悼杨诠的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这首诗是1933年6月20日鲁迅为哀悼杨诠被国民党蓝衣杜暗杀而作。杨诠，即杨杏佛。此时，毛泽东已经重病在身，双目呆滞，可是他还能一字不漏地、极富感情地背出了鲁迅的这首诗，唐由之和在场的各位专家都为之惊叹，从内心里对他老人家更加钦佩。不过，唐大夫以前不了解鲁迅先生的这首诗，再加上毛泽东那浓重的湖南口音，所以全诗唐大夫没有完全听清楚。在唐大夫的要求下，毛泽东亲手将这首诗写在一张白纸上，赠送给唐大夫。毛泽东幽默风趣的谈话，改变了唐大夫当时的紧张心情。毛泽东书赠的鲁迅的诗，成了唐由之大夫永久的纪念。
毛泽东还爱书写鲁迅的诗。他生前有一段时间，每次练习书法，差不多都要书写鲁迅的诗句。他为什么这样爱好书写鲁迅的诗句呢？一次他在书写鲁迅诗句时曾这样说过：书写鲁迅的诗句，既可以进一步理解诗的内容，又可以进一步了解鲁迅。平时有友人请他题字、题词时，他也常书录鲁迅的诗句赠之。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最爱书写。1945年10月在延安时，他就书写过鲁迅的这一诗句。1958年，在武昌召开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随团应邀为全会演出。演出结束后，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登台接见的时候，红线女请求毛泽东给她写几个字，毛泽东高兴地答应了。当晚，他书写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第二天，叫工作人员将此题词转交给了红线女。毛泽东在书写的鲁迅诗句前面写了一段类似小引的文字：“1958年，在武昌，红线女同志对我说，写几个字给我，我希望。我说：好吧。因写如右。”最后落款：“毛泽东，1958年12月1日”。
外国朋友来访时，毛泽东也常书写鲁迅诗相赠。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和日本民间教育代表团部分成员时，高兴地将鲁迅1934年5月30日的著名诗作“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字，于无声处听惊雷”，书赠给日本朋友，他对日本朋友说：“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黑暗的年代里写的。”他怕日本朋友看不懂鲁迅的这首诗，还特意让郭沫若帮助翻译一下。郭沫若在《翻译鲁迅的诗》中说道：“鲁迅的这首诗，是在去世前不久，写赠给一位日本的社会评论家新居格的。新居格访问中国在上海拜访了鲁迅，鲁迅写了这首诗赠他，其用意是：当时的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民不聊生，在苦难中正酝酿着解放运动；希望来访的客人不要以为‘无声的中国’真正没有声音。”毛泽东那奔放流畅、刚劲潇洒的书作，既充分表达了对日本朋友的笃厚情谊，也真挚地表达了对诗作者鲁迅的敬仰和思念。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岁月里，毛泽东通过系统地阅读鲁迅著作，对鲁迅著作的思想性、战斗性、人民性有了更多的了解，是鲁迅的著作把两位伟人的两颗圣洁的革命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