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制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被介绍刊中国来了。但是究竟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和怎样实现社会主义，不仅一般人不清楚，就是以它为大目标并为之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那时也下甚了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来源有两个：从理论思想来说，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后来还有斯大休等人的著作；就实践模式而言，则是苏联铸就的社会主义制度。理论毕竟是原则的、抽象的、并带有主体的想象成份。30年代中期，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基本上以苏联模式为蓝本，认为这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设计筑成的社会主义大厦，没去怀疑过它的规格与质量是否符合标准，并且无限向往。1938年4～5月间，毛泽东给陕公、抗大的学生发表演讲谈及苏联社会主义时说：现在中国县长月薪不过200元，而苏联工人有500元的进款；苏联从前非常朴素，现在却富裕得很；每个人可当大学生，不论马夫、伙夫、农人都可以天天看电影，可以学科学，可以每人有汽车。他谈到共产主义社会时说，苏联今天还是社会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却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我想要多少衣服便有多少，你要帆布床便给帆布床，家里小孩子多便多要小桌子。为什么能那样？因为丰富得很，所以能解决问题。苏联今天还不是这个样子，只能“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如一家八口，两个人做工，得300元；五口人家两个人做工，也得300元。这是不平等。人手少，病多，小孩子多的便吃亏。苏联的社会还不能平等，因为没有这样多东西呀！要到共产主义社会，一切都好办，那便到宿营地了。毛泽东的这两段话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形象描绘。现在看来，虽然它把握住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基本点――公有制基础上的普遍富裕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下的平等，但毕竟比较粗俗，也有些漫画化，对苏联的描绘理想化了，与苏联30年代的实际不完全相符。毛泽东当时没到过苏联，难免有上述局限。但就是在苏联生活、学习和工作过的一些同志回到国内后也大都是这样介绍的。在30年代，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处于幼稚阶段，既有几分天真烂漫，又不能不带有某种表面性、片面性和盲目性。这种认识影响了我们党几十年，直到建国初期还未超脱出俗，尽管已有了一些理论性的表述。这就是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起点。如果说对于社会主义蓝图，中国共产党当时不可能有更多的独立思考，那未对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则表现了巨大的创造性。《新民主主义论》的伟大功绩在于，它不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理论，而且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正确理论，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党的七大和七届二中全会继续阐发井深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为实现中国革命的转变作了重要准备。按照《新民主主义论》，新中国成立，既意味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意味着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最初曾拟名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后来几经修改才去掉了“新民主主义”的定性称谓，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没有改变。《共同纲领》实质上是一个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纲领。它描绘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各项政策。后来，刘少奇讲“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并没有提出另外的构想，其主旨是强调贯彻《共同纲领》所制定的各项新民主主义政策。建国头三年，中国共产党是老老实实、不折不扣地按照《共同纲领》来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尽管其间一部分党内同志有些急躁情绪和糊涂观念，但党中央领导人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七届三中全会统一了党内认识，带领全国人民经过3年时间，迅速恢复了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生产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正当全党和全国人民努力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时候，毛泽东与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并于1953年向全党正式提出，1954年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不同于原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又一个设想。它的提出和实行对于共和国的历史发生了深刻影响。对于它的功过得失，人们见仁见智，大相径庭。
这里就三个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关系目前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是“等同论”，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没有什么区别，只有表述不同，二是“对立论”，或“否定论”，认为两者水火不容，后者的提出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转向“左”倾，是时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否定。
在我看来，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这两者之间既有相互包容的一部分，又有互相区别的一部分。
两者的相同性在于：第一，两者的过渡性是一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著作以及党的各种文献中都是这个看法，没有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过渡时期的意见。第二，两者的目标和任务是一致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的新民主主义的任务和目标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也要求使中国由落后的贫穷的农业国家，变为富裕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第三，两者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方法是一致的，毛泽东在讲新民主主义社会时说过，我们不怕资产阶级造反，可以不流血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过渡时期总路线对于资产阶级的政策也是强调和平改造，采取“温和的逐步过渡的办法”，实现“阶
①级消灭，个人愉快”。第四，两者转变为什会主义的规划时间是一致的。过渡时期规划的时间是明确的，按照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过渡时期《宣传提纲》的解释，是三个五年计划加上经济恢复的3年，即18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延续时间，在党和政府的正式决议上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在有关的谈话中所讲的时间大体相同，即15年至20年。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回答党外人士的询问时甚至表示过：过渡到社会主义，“大概二、三十年吧！”这可能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延续时间的最长的估计。直到1951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开展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的决定时还说，“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工业化和农业社会化”，意即在20年内还是新民主主义时期。
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之间还存在重要区别。仅仅看到两者的一致之处而忽视其区别是不对的。如果没有区别，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没有提出的必要，毛泽东也没有必要在总路线提出的同时批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作了重要改变。
第一，对主要矛盾和任务的重心的认识变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分析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和主要矛盾是二元的。一方面认为我国经济基础落后是“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提出党的工作重点和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另方面又提出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就是说，当时在理论认识上是将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并重的。建国头三年也是按此精神来宣传两者关系的，尽管在实际上比较强调阶级斗争。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对两者关系的认识不能不说有了某种变化。就总路线的正式表述而言，确实是将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并提的，在解释总路线时还强调国家工业化是“主体”，社会主义改造是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06页。
“两翼”，但是，总路线提出后的客观印象是强化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淡化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使两者的关系与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讲的相比较，有了明显的倾斜。这以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越来越置于经济建设任务之上，认为这是“纲”，是“主题”，提起了这个“纲”，包
①括经济工作在内，“一切都有统属了”。毛泽东还明确指出：“总路线就是
②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总路线也可以说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由此不难看出，总路线理论的实际重心发生了变化。不仅如此，党的工作重心也更加转向阶级斗争这方面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的主要领导的主要精力，不是放在抓作为“主体”的工业化建设，而是抓作为“两翼”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明确他说：中央现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集中在抓社会主义改造。他本人可以说是全神贯注、全力以赴了。
第二，对待非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的态度和政策变了。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农业和手工业中的个体经济以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都是基本的经济成份。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将允许存在和发展，对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采取限制政策，对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尽可能地利用”。新解放区的土改结束以后，这个看法开始变化，认为农业个体经济面临两极分化和两条道路的选择，主张在土改之后“乘热打铁”，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去发展，就会走资
③本主义道路”。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在总路线提出后（实际上在三反运动后）逐渐地升了级，不仅讲利用、限制，还讲改造、消灭。在强调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主要矛盾时，毛泽东就指出“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意即它已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对象（尽管按人民内部矛盾方式来解决）。一年之后，明确提出了“利用、限制、改造”的六字政策，所谓“改造”，就是以和平方式消灭资产阶级。当时中宣部的《宣传提纲》指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要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非社会主义因素将不断受到限制、改造直至消灭”。在后来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进而指出，总路线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使小生产也绝种。这些说法明显地改变了在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不消灭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经济政策。
第三，向社会主义转变或过渡的时间起点和实施步骤变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前，在讲新民主主义社会时，党的领导人都强调转变、过渡是15年、20年之后的事，1949年7月，毛泽东向中央团校毕业生讲话时说，20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况即转入社会主义。1950年6月，他在政协会议上说，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这个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我们国家将稳步前进，“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
①新时期”。但是，到了1952年下半年，毛泽东的说法开始变了。在9月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0页。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3页、119页。③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7页。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页。
书记处会议上，他解释说：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在这以后，毛泽东不断宣传从现在起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并批评“将来突然转变论”。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针对“确上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说：在人民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9月8日，周恩来在政协会议上指出：在过渡时期中，要使社会主义成份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而不采取激烈的突然变革的办法，“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
①布实行社会主义”，“而在这一天以前，一切都原封不动毫无变化”，“这
②是不可能的”。根据“现在逐步过渡论”，就没有一个像一些同志所想象的那种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之日即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过渡时期就是解决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这无疑是从《新民主主义论》到七届二中全会决议都没有的一个新观念，这个思想观念的大变化不能不使人产生突然感。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06页。②《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05页。
二、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改为过渡时期的原因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到建国之初虽然已有10多年历史，但作为一种理论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实践则仅仅是开始。为什么毛泽东不强调贯彻这个理论，并要改变这个理论的实践呢？过渡时期总路线尽管有一个酝酿过程，从有关文献中也能找到一些材料说明这个思想的逐步形成和完善过程，但是从党的思想发展史来看，毛泽东提出这个思想的直接动因是什么？他的思想理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对于这些问题，目前党史界正在展开深入的研讨。这里只能作些初步的大概的分析。
第一，建国以后各项政治运动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开展，为毛泽东提出或明确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创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由新民主主义阶段理论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提出或明确了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毛泽东原来说20年转入社会主义和在很远的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是就完成这些任务的下限时间或终点讲的，至于何时开始进行这些工作，他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建国以后，对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没收，对私营工商企业实行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对老解放区互助合作运动的提倡，尽管在当时还没有产生出已经逐步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念，但这些工作的进行无疑促进了这个思想观念的形成。那几年其他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或提前完成，也使毛泽东感到有了一个很好的历史机遇。在1958年春天的成都会议上，他回顾这段历史说：七届二中全会对社会主义问题已讲清楚，当时没有公开讲，直到1953年才讲。原因是抗美援朝、恢复经济、土地改革。但是，那时作的80％是社会主义的，20％是半社会主义的。当时不讲有个策略问题。这把他的一些深层想法讲得比较清楚。关于过渡时期的《宣传提纲》解释说：在头三年中，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长了，它的领导作用确立了而且加强了，经济恢复工作基本上完成了。从1953年起，我国己从经济恢复阶段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阶段，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有更进一步明确化和具体化的必要。
第二，经过同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的较量与斗争，毛泽东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估量不足对相对他说，也就过重地估量了其消极破坏作用，忽视了其长期存在的历史价值，因而明确提出改造、消灭的政策。对资产阶级政策的变化是提出总路线后最带有实质性的变化。刘少奇在1951年7月5日对中央党校学员的报告中讲到资产阶级的态度对党的政策的影响时说：实行工业国有化是一个严重步骤，性质是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方式现在不能决定，实行时间和方式要看当时情况和资产阶级的态度才能决定；资产阶级的恶劣态度可能逼迫我们要早一些，并采取激烈一些的方式来实行这一步，对资产阶级的表现的认识，正是毛泽东改变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七届二中全会尽管指出了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并号召全党要有一定的警惕，但毕竟只是抽象的认识。建国伊始，私人投机资本对物价和市场的猖狂破坏，不法资本家对抗美援朝物资偷工减料以及盗骗国家资财等种种活动，把资产阶级唯利是图、贪婪无度的本性，强烈发展资本主义的倾向和竭力摆脱国家限制的欲望暴露无遗。在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尚未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还不健全的条件下，人民政府组织一次又一次的斗争，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违法活动，使其①陷于完全的孤立，在社会上“变为臭阶级”。三反五反运动以后，资产阶级也感到无路可走，不能自立，要求国家“计划他”。这样，便提出了在过渡时期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去完成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政策。
第三，苏联过渡时期的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毛泽东在1955年党代表会议上说，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而提出的，其实，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有一个变化过程。在十月革命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列宁对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看得十分严重。1921年新经济政策的提出，标志着列宁根据小农经济占极大优势的俄国的具体条件，改变了他原来对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作用的认识。后来斯大林改变新经济政策，恢复列宁1921年前讲的过渡时期理论，在苏联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以列宁1921年前的和斯大林的过渡时期理论与实践为根据的。中宣部的《宣传提纲》在说明总路线时也主要引述的是列宁和斯大林这方面的言论。这与建国初期号召全党学习《联共（布）党史》第9章到12章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著作不无关系。1955年9月，过渡时期的提法由“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改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是沿用列宁、斯大林的上述观点。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提法的改变，还表明毛泽东已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完成了它的历史作用，不再具有积极的现实价值。1956年初，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超前实现之后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也是以斯大林的“小过渡”理论和实践为依据的。斯大林在1930年7月联共（布）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谈到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之后说：“我们已经走出旧意义上的过渡时期而进入在全线直接展开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很明显，虽然我们离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消灭阶
①级差别还很远，但是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在1956年1月的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毛泽东讲话说明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时，将“进入”与“建成”加以区别，其理论根据亦源出于斯大林（当然，这个区分是工确的）。
第四，哲学观点上的变化和“不断革命”思想的形成，是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皙学理论根据。抗战初期，毛泽东在抗大讲演了《实践沦》和《矛盾论》。建国之后，毛泽东对“两论”进行了校正、修改，分别于l950年12月和1952年4月发表。对《矛盾论》，毛泽东作了较大修改。其中一个较为显著的改动，是更加强调客观事物的可变动性和转化性，批评僵死的、凝固的观点。人们熟悉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之名句，正是修改时添加的。毛泽东的这个观点是时中国革命经验，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经验的总结。就解放战争言，毛泽东很强调部队打仗要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认为这是打败蒋介石的重要方法，也是我军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在占领南京后，毛泽东还强调要乘胜迟击，革命到底。这些都是正确的决策）。《矛盾论》的修改不能不时这些经验作哲学概括（这个概括无可非议）。毛泽东当时虽然没有使用“不断革命”的概念，但这个思想已经有了。所谓“乘热打铁”，即是其通俗表述。周恩来在解释过渡时
①毛泽东1953年在党中央政治局的讲话。①《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7页。期总路线的提出时说：毛主席指导工作有一个原则，当一个任务完成了的时①候，就要赶快提出新的任务，以免松懈下来：我们现在就应该提出新的任务。毛泽东后来在成都会议上谈及建国初期的有关情况时说：过去曾发生老区土改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劲差一些；原因是新区土改后接着搞合作社，群众没有习惯于“新民主主义秩序”――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民主秩序，发展资本主义；不断革命就是从这里来的。这就道出了他的思想变化的缘由之一。
第五，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本身的某些不明晰和不确定性，使毛泽东在贯彻理论的彻底性原则时不能不将它加以改变。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伟大的创造性理论，但是，它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某些论述却存在漏隙，例如，关于两个阶段转变时间的衔接不明确。《新民主上义论》说：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完结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这里，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第一阶段革命的结束是明确的，但是立即开始第二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则不明确。既然不明确，就可以有两种理解。总路线提出前，刘少奇是作后一种理解。毛泽东提出总路线，属前一种理解。这就是党内最初的认识分歧的一个由来，再如，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质的认识，毛泽东是不确定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即是新资本上义社会。在1944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他说：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但也不是老资本主义的，是新资本主义。1945年在党的七大的结论中，他还说：蒋介石是半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到了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他又批评这种提法，说：外面有人说，我们的经济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他没有说明在我们的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名字还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建国以后，既掌握政权，又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就存在一个发展方向问题，也有一个明确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问题。他批评“新民主主义秩序”是“资本主义民主秩序”，表明他又回复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新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如果说在抗战时期，为了成立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强调“新资本主义”有策略的考虑，那未建国之后，持这种观点，真的搞20年的“新资本主义”，对于毛泽东来说难以容忍了。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要进一步明确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06页。
三、如何认识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改为过渡时期的变化
了解了毛泽东认识嬗变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理论原因，有助于对这个问题作出客观的、公允的评价。
第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从世界形势看，二次大战后出现了一系列的人民民主国家，形成了与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经过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很不景气，在走下坡路。与此相反，社会主义国家充满向上发展的活力，显示出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在两大阵营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战略并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敌对立场，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则支持和援助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这样的世界格局，也是促使中国明确采取社会主义改造步骤的一个国际因素。就国内而言，资本主义经济处于奄奄一息之状，国家不扶植就无法生存。改造使其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既是要逐步消灭它，也是在为它找出路。因为它的种种表现似乎说明它的生命力已经完结，很难还有长期存在的价值。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有的事物往往只有当它不存在时才能看出它存在的必要。我们不喜欢资本主义，但历史的现阶段又不能完全没有资本主义因素的东西。这就决定了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死而复生”的命运（当然，“复生”不是让其自由发展，而是让其作为社会主义主体经济的补充）。从那时党的思想理论水平看，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既然处在孩童时期，就只能照搬苏联模式。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只提供了这样一个模式。这个历史的和认识的局限性，是任何人难以跨越的。
第二，原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并非是理想蓝图，也很难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雏形，前已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本身就有缺陷。从社会主义的认识发展史来说，当时只有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论，没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当时的工业化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是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70％的革项指标，而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综合指标。因此，就是彻头彻尾地搞20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用100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任务。50年代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远没有80年代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而提出的理论内容丰富、认识深刻。用80年代的理论认识去构想50年代的蓝图是不科学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代替不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第三，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与过渡时期总路线，也可以说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大体相同又有所不同的两忡设想、两个方案，它们都有各自的短处，但理论上的缺陷表现力实践中的夫误不一定是同步的。就1953年颁布过渡时期总路线而言，虽然不一定是唯一性选择，但直到1955年上半年，不仅经济建设的发展比较顺利，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比较平稳，没有发生大的偏差。如果将这三年的实践坚持下去，按照既定规划，三大改造以逐步渐进的方式进行15年，其后果也许不一定比原先构想的15年后突然一举转变的“理论模型”差很多。当然，这只是假设。社会主义改造的失误，主要发生在1955年7月发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讲话后掀起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后，这个人为掀起的高潮是可以避免的，它不是总路线提出的必然结果。
第四，过渡时期总路线无疑孕育着求纯、求快的“左”的倾向，也不排除后来的“左”的错误与它有一定的逻辑联系。但是，它的提出并没有构成党的指导思想的根本偏转。这个时期党的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还处于量变阶段，虽然也发生了像1955年下半年的社会主义高潮和随后的经济建设的急躁冒进这样的方针性错误。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既是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转折点，也使党的失误在这之后逐步发生了由局部性质到全局性质的变化。当然，1958年“大跃进”后的党的指导思想也是有反复的，犯了错误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还能努力纠正错误；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才长期、全面地占据了统治地位。
研究历史，特别是现代历史，有一个如何处理评价历史功过和总结历史教训的关系问题。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对一个事物进行历史评价和总结其经验教训，是既相联系又不能完全等同的。前者侧重于估量其历史作用，后者侧重于探求其普遍适用性。两者的结论既可能同向、同步，也可能不同向、不同步，甚至发生较大的反差。研究的参照系不同，探求的功能及其效用不同，得出的看法即使不同向、不同步也属自然之理。研究者只要正确地把握其区别与联系，对两者的评论可以并行不悖，互相补充，形成一个较为辩证的全面的看法。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就建国初期由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变化，谈了以上粗浅看法，以期与同行们切磋。
（写于1989年春，改于1990年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