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愤”之作
一部著作的背后，往往深藏着一段痛苦的历史。中国史书上的杰出人物不乏其例。毛泽东十分赞赏司马迁的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及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不管史书上的记载是否确有其事，但大抵反映了一种历史现象。对司马迁的这段话，毛泽东曾经感慨极深，广为宣传，是因为如他本人所说：
①“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当然，毛泽东既没有蹲过大狱，也没有成为残疾人，但是他被贬职靠边站过。抗战初期，他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发愤之所为作也”。
说《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发愤之作”，那么“愤”从何来呢？这还得要从毛泽东创立江西中央苏区根据他讲起。毛泽东自开辟井冈山道路后，历经艰险，终年转战，穿插于闽西、赣南之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下，中央红军连续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的三次大规模“围剿”，将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为包括21个县250万人口的不小地区。这是中央苏区的全盛时期。蒋介石数十万大军面对这块红色的土地虎视眈眈，无可奈何。但是，“这边独好”的“风景”不长。随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中央苏区得到了贯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是些不懂得中国社会实际的留苏学生。他们能背诵一些马列词句，就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诩，动辄以“拿本本来”唬人，狂妄地宣称“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他们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喇地指责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是“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在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曾经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泽东竟被撤销了军事领导职务。从此，他就挂着当时中央苏区“国家主席”的虚名养病、视察、蹲点、督导，或者“随军行动”。他眼睁睁地看着亲手创建的苏区一天天缩小，最后丢个净光，进行“战略转移”。他心疼，他愤怒，但无能为力。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改变中央的错误领导，确立他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才使党和红军有了转机。这就是说，从“九一八”事变到遵义会议前，他坐了三年零四个月的冷板凳。这段经历，他刻骨铭心。
“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的鄙薄、讥讽，他没有忘记。他到处找马列的书来读。甚至在长征路上，他患病躺在担架上还读《反杜林论》。他后来对外国人说：“我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延安有了相对安全的环境，读书条件显著改善，读书时间相对增多。为了批判王明们的“左”倾教条主义，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他自感“我的工具不够”，“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作工
①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哲学，从某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7页。①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36页；《中国哲学》第1辑所载郭化若文：《毛主席抗战初期光辉的哲学活动》。
种意义上说就是“工具学”。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伟大的认识工具”。凡是在延安能找到的马列哲学著作和有关读物，他都找来读；在延安没有的，他写信请在“外面”（即国统区大城市）从事统战工作的同志买来读。
当时访问过延安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毛泽东发愤攻读哲学书的情况有生动感人的记载。他写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①
二、“如饥似渴”地读书
毛泽东那时读书可以说“如饥似渴”。他读的哲学书籍大体有这么四类：第一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从早年读过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直到列宁的《哲学笔记》节译本，还有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第二类是外国的哲学教科书和通俗读本，这主要是苏联的哲学教科书，如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第三类是中外哲学史家的著作（包括介绍他们哲学思想的读物），有些书他早年就读过，这时又进一步研究，如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和西方近代哲学家的著作；第四类是中国现代哲学家写的教科书和通俗读物。他特别欣赏李达和艾思奇的书。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在1937年5月出版后，毛泽东收到作者寄来的书读了很高兴，认为是一本好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并把它推荐给抗日军政大学。他对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也有很高评价，读后还作了3000字的详
①细摘录，写信对艾说：这“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
毛泽东当时读书有一个习惯，爱在书上勾画、批注。书页的天头、地脚、边缝、中空都圈点、批注得密密麻麻。他对李达及其学生雷仲坚翻译的上述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3版研读了多遍，许多章节至少批注了四遍，共写了12000多字的批注。这是目前见到毛泽东读书批注文字最多的一本。他对另一本米丁主编的教科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也作了多遍研读，写了2600多字的批注。毛泽东的这些批注，有对原著的扼要而精辟的概述，简明的赞同评语，也有对原著观点的批评、引伸，还有许多联系中国实际所作的发挥。这两本书是在1936年到1937年7月以前读的，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影响较大，是他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直接准备的一部分。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12页。
三、在抗大讲授哲学和“两论”的出版
毛泽东经过认真准备之后，1937年4月，应抗日军政大学邀请去给学员讲授哲学，直到卢沟桥事变发生，共讲了100多个小时。他对斯诺介绍当时的情况说：“在卢沟桥事变前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在延安有一段暂时空闲的时间。军队开赴前线了，可以腾出时间来收集准备在抗大讲课用的基本哲学教学材料。在三个月的短期课程中，一些简单的基本教材，对于受训的青年学生来说，作为他们今后政治上的行动指南还是需要的。”斯诺写道：“在党的坚持要求下，毛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写成《矛盾论》和《实践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中国的具体的日常实例结合起来。毛说，他大都在夜里写，白天睡。他花了几个星期写成的东西，讲课时几小时就讲完了。”①毛泽东在抗大讲课的稿子，由红军总政治部把提纲整理出来，经他本人同意，油印发给了学员。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最早油印本封面注明的时间是“1937年9月印”。《实践论》是这个《讲授提纲》第二章“辩证唯物论”的最后一节。《矛盾论》是其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的第一节，原标题为“矛盾统一法则”。整个讲稿虽然是比较简略的“提纲”，但这两节看来是根据记录作了整理，已不再是“提纲”，而是完整的论文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当时单独地油印过。毛泽东还将亲笔署名的油印本送过人。
《实践论》、《矛盾论》问世后，在各抗日根据地陆续传开。有的地区还将它出版。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对这“两论”作了修改，特别是对《矛盾论》作了较大修改（他本人一直认为《实践论》比《矛盾论》写得好，对前者甚为满意，对后者不大满意），于50年代初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将其收入在内。为了说明他写作“两论”的缘由，他还写了较长的题解。这个题解着重批评了教条主义。他说，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这种错误思想（还包括经验主义）曾经在1931年至1934年使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这两本书就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①。30年代前期的“左”倾错误不仅使他个人遭受痛苦，更重要的是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巨大损害。因此，他发“愤”，不是发个人之“愤”，而是为党、为革命事业发“愤”著书。
《实践论》和《矛盾论》正式发表后，在中国、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既是中国共产党批判“左”右倾错误的哲学总结，又是中国现代社会革命经验的哲学概括。它不仅是毛泽东个人哲学思想发展的巨大飞跃，而且是现代中国哲学的璀璨明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在中华民族哲学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原载《书与人》1995年第4期，收入本书时加了文内标题，另外更换了毛泽东的两幅批注手迹）
①斯诺：《漫长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0页。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