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 年6 月，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论述中国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时，向革命党人疾声呼吁：要“注意农民问题”。他说，中国农民问题，在以前没有研究过，远自文武周公，以至现在学校著书立说之知识界，都没有注意到这点，一般同志更不肯到乡下去做农民运动。这样，革命就得不到农民的同意和拥护，就一定要失败。毛泽东的疾声呼吁，不是他讲课时即兴的情感冲动，而是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客观的社会基础和根植于农民沃土中的心理因素的。
一陈独秀的误区
毛泽东把寻找革命力量的视角投向农民，认识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与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有着直接的联系。换言之，是对陈独秀寻找革命力量所犯错误的经验总结。
陈独秀作为党的领导者，面对强大的反革命势力，不能不寻找革命的力量。但是，由于他没有真正了解中国的国情，对于农民的认识作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1923 年4 月25 日，他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把资产阶级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革命的资产阶级”即“工商业资产阶级”。这部分资产阶级“因为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妨碍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而赞成革命”，故是“革命的资产阶级”①。这里陈独秀虽未使用“民族资产阶级”的概念，但指出了这种“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民族性，所以其实是指民族资产阶级。第二部分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素来是依靠外人的恩惠及利用国家财政机关与军阀官僚势力，造成了畸形的商业资本，专以卖国行为增加他们货币的富，他们自然而然要依附军门官僚及帝国主义的列强而反对革命”。陈独秀把这部分资产阶级称为“官僚的资产阶级”：②第三部分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是指小资产阶级。他把小资产阶级也划入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是不科学的，因为小资产阶级应属劳动阶级范畴。所以他实际上还是把资产阶级分成两部分的。他对中国资产阶级构成的这种划分，算是较早而颇有价值的。但陈独秀对“工商业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则完全不了解。更具消极影响的是，他
①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 期）。
②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 期）。
过高地估计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①。他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点。”②陈独秀不仅把“工商业资产阶级”视为革命的主要动力，甚至视为当然的统帅，要求无产阶级承认它的领导地位。他说：“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③并认为这是中国革命的“正轨”。由此，他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是实现资本主义的前途。而对无产阶级，他却估计很低。他认为：“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所以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④。只是请资产阶级“承认无产阶级的势力而与之携手进行”⑤革命而已。按照陈独秀的理论逻辑，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来领导，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只有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有了充分的发展，无产阶级队伍壮大之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的“胜利之奋斗中”只是“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这样就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脱离时代条件和中国国情的错误观点，这就是对中国民主革命造成了很大危害的“二次革命”论，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基础。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错误的原因很多，主要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脱离了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实际，从而低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否定了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在这里，他看不到中国无产阶级所特有的优点。实际上，中国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年龄更大些，资格更老些”，社会基础也更广泛一些。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无产阶级队伍发展很快，至“五四”运动时已发展到200 多万人。在质量上，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仅具有世界无产阶级的一般优点，而且具有自己特殊的优点：他们身受三重压迫，斗争最彻底；他们相对集中，便于团结战斗；他们同农民有天然的联系，便于结成工农联盟，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但是最关键的，是陈独秀看不到中国工人阶级虽然人数相对较少，却在他们背后有农民这样一支最广大的同盟军。他在阶级分析的过程中，夸大了农民的落后性，实际上否认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虽然也说：“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①但紧接着他就过多地强调了农民的落后性，认为“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他还强调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他们反对地主也只不过是转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总之陈独秀虽也一般地认为国民革命要有农民之加入，但具体分析农民的特性时，便以所谓保守、苟安、散漫、自私而否定了农民的革命性，也即实际上否定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
①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 期）。
②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 期）。
③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④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⑤ 陈独秀：《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①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 年12 月1 日）。
随着1923 年2 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被血腥镇压下去，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受到严重挫折而转入了低潮。血的代价惊醒了中国共产党人：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长期不能得到充分发展，所以无产阶级力量相对来说仍是弱小的，要战胜强大的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必须寻找新的革命力量，并与他们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共同对付强大的敌人，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而单靠“工人阶级独立的争斗是不能得到胜利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此后，党便采取了积极的步骤，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而共同进行国民革命。这样的认识和措施无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然而由于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夸大农民的弱点，轻视农民的作用，便没有也不可能热心到农民中去寻找新的革命力量，而是把视角的重心投向资产阶级。
陈独秀用错误的认识和理论去看待和指导革命，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和危害革命。在实践中则表现为一再向资产阶级妥协退让，而指责和非难农民运动。比如从1926 年上半年开始，革命形势迅速发展，阶级斗争日趋激化。陈独秀却先后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中三次向国民党右派退让，以后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妥协甚至愈来愈严重。而对农民运动却进行指责、非难和限制，在农民政权、农民武装等问题上处处束缚农民的手脚，生怕农民运动的发展吓跑了资产阶级而干不成国民革命。因此，在对资产阶级的妥协越来越严重的同时，对农民运动的压制也越来越严重。
毛泽东针对陈独秀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的错误观点及陈独秀的错误做法，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最广大的同盟军的思想，提出了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的观点，并对陈独秀有关农民运动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指出：“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干革命前途有所补益。”①他强调：对于农民运动，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②时局将迫使每个中国人迅速地做出选择。毛泽东适应时代的潮流，做出了领导农民运动的选择，在理论与实践上，把农民问题摆到了国民革命的中心位置上。
二历史的启示
美国莫里斯・迈斯纳曾经指出：“对生活与劳动相结合的农村理想和生活朴素及劳动努力的农村传统深情眷恋，是半个世纪以来毛主义的思想特点，毛虽然从未证明农民传统就是社会主义，但他确曾赞扬了中国农民的革命传统，对传统的农民起义者们的英雄行为心驰神往，极感兴趣。”①我们绝不能同意以此来否定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以及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2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3 页。①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97 页。家和领导者的地位。但也确实反映了毛泽东根植于农民群众的沃土之中，农民的优良传统对毛泽东以深刻影响的基本事实。正是这种思想根基，不仅使毛泽东深切了解旧中国农民的艰难困苦，更使他认识到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这种巨大作用给了他巨大的历史启示，为他认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提供了思想资料。
“一篇读罢头飞雪”。认真研读历史，是毛泽东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方法。他爱读古书，尤其喜欢读关于中国历史的古书，这可以说是他一生的生活嗜好。毛泽东从小上学读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而爱看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古代中国许多农民造反，上山为“匪”，安营扎寨之类的传奇故事，及农民战争推翻封建王朝的故事，对他认识中国农民，得出关于农民问题的科学结论，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的确，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农民的反抗斗争确实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处在社会“宝塔”底基的灾难深重的中国农民，世世代代几乎从未停止过反抗和斗争。“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②所以毛泽东认为：中国四千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农民阶级反抗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史。①从公元前20 年“陈胜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武装起义爆发，到近代太平天国革命，其间有过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刻，实为世界历史所罕见。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大起义，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直至推翻秦皇统治。唐朝末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南北转战，长达十年，终于使唐王朝彻底覆亡。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驰骋于长江以北广大地区，直捣部城北京，推翻了明王朝等等。“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每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打击了封建统治，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见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已展示出了中国农民革命的伟大力量：”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②进入近代中国社会，农民仍在起着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作用。太平大国农民革命，数十万农军齐下南京，建立了与清政府对峙的威震全国的农民政权，并开始承担着反对本国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的双重任务。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斗争怒火，燃遍了京津地区，长城内外，其时的中华大地，旌旗猎猎，刀光闪闪，英勇不屈的农民群众，同侵略者进行着殊死血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在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近代史上历次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实际上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反侵略战争。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中，农民更是显示出了巨大威力。两次东征陈炯明，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都显示出农民的巨大力量。据农讲所学员的听课记录，毛泽东在农讲所讲到这个问题时，还对工农的力量作了明确的比较。他说：“广东的农民帮助订刘杨，平陈炯明..等都出有很大的量力（疑为“力量”――引者）。倘若国民革命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则仅占人口二百万，现在组织起来的只有成十万，工人的大炮不过如此；而农民的大炮则甚多，能够将
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25 页。①参见毛泽东《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1926 年3 月18 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25 页。帝国主义、军阀打倒。..如将来农民组织起来，则军阀不崩自溃。”①总之，毛浑东从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中即从历史的启示中，越来越认识到了农民在中国历史上和中国近现代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识到了组织和发动农民、指导农民斗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农民观的转变
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形成，不仅有其客观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影响，而且有其直接的理论来源，这就是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农民观的结果。
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农民问题历来受到革命者的重视。马克思在总结1848 年法国革命的经验时就曾认为，无产阶级如果不发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起来革命，不同他们建立巩固的联盟，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他又指出，德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也“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②恩格斯也指出：“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为了夺取政权，工人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③马克思认为，在一切农民的国度里，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农民的有力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独唱就将变成孤鸿哀鸣，注定要失败。④即使革命取得了胜利，则共和国“天平的升降”仍然“要取决于农民投进票箱的选票”⑤。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也十分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只有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①列宁在驳斥孟什维克由于轻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因而害怕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会使革命规模缩小的机会主义观点时，指出：“事实上只有当资产阶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资格同无产阶级一起奋斗的时候，俄国革命的规模才会真正开始发展起来。”②他强调：无产阶级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③斯大林甚至一度把农民问题提到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的高度④。他号召殖民地国家内的共产主义者，首先要“和农民结合起来”⑤，..去反对帝国主义，并反对资产阶级的妥协。
但是，当毛泽东投身革命的时候，并没有因为他出身农家，与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农民传统和农民革命有着浓厚的兴趣，就立即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观。
如前所述，毛泽东早期寻找济世良方的时候，把改造世界的希望寄托在英雄豪杰身上，殷切期待“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出世，担当起改造世界的重任。后来，他以救国救民的姿态投身革命时，写下了“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誓言，认为“我国现状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成是社会革命的中坚力量。当他开始接受乃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虽然看到了民众大联合的力量，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农民还不可能达到深层次的理性认识。因此，他把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对农民这支革命的主力军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这正如后来毛泽东自己所说的：“第一个时期，我们没有看清农村。当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抛弃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就是说，不懂得用阶级的观点看农村。后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在这个时期，我研究过农村，办过几期农民运动讲习所，虽然有些马克思主义，但是看得不深入。”①这就是说，我党，包括毛泽东在内，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一个时期内，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观，农民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①据第六届农讲所学员金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