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出师以后，农民运动的中心逐渐由广东移到湖南。湖南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农村大革命，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对此，毛泽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①从而充分肯定了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
①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运动》第8 期（1926 年9 月1 日）。
②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运动》第8 期（1926 年9 月1 日）。
③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运动》第8 期（1926 年9 月1 日）。
④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运动》第8 期（1926 年9 月1 日）。
一需要一个农村大变动
毛泽东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发挥农民主力军作用，必须来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他在讴歌农民的革命举动“好得很”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②。每一个农村里，都必须有一个大大的变革。就是说，在中国农村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和组织农民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才能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
解决中国农民问题，为什么要来一个农村的大变动？毛泽东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科学的分析。
首先从革命形势上分析。1927 年春，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影响和推动下，在毛泽东的关怀和指导下，湖南等省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农村大变动局面。农会组织遍及全国16 个省，会员达1000 刀人，湖南最为突出。广大农民在政治、经济、武装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向封建地主阶级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几千年的封建地主特权被打破，”农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充分显示出了农民的伟大作用。这一农村大变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做到了“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40 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①。作用极大，影响极深，广大农民还积极组织起来大力支援北伐战争，而北伐的胜利进军又进一步促进了农民运动。两者互相结合，互相促进，促使革命形势迅速向前发展。但另一方面，革命又潜伏着严重危机。蒋介石正处心积虑篡夺革命领导权。他随北伐军进入南昌后，就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指使下，勾结一大批土豪劣绅和买办资产阶级，积极策划反革命政变。他挑起迁都之争，妄图把南昌变成他的反革命大本营。他们攻击农民运动，特别是掀起了一股攻击湖南农民运动的逆流。妄图从攻击农村大革命开始，来破坏和扼杀革命。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我们党能认清蒋介石的阴谋，充分认识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紧紧依靠和发动工农群众，特别是发动和武装亿万农民群众，把已经出现的农村大变动局面推向前进，以进一步展示出农民主力军的巨大力量，则蒋介石就有可能顾忌于强大的农民力量而不敢发动反革命政变。退一步说，即使他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我们也会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反击。换言之，只要实现并发展这个农村大变动的局面，发动了强有力的农民运动，就有可能防御和反击蒋介石的政变，克服时局危机，把革命推向前进。可见，进一步发动农民群众，实现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实在是当时争取时局继续向好的方面发展、防止时局可能逆转的关键问题，是革命胜败的关键问题。所以毛泽东断言：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国民革命要胜利，就需要这样一个广泛兴起的农民运动即农村的大变动。然而可惜的是，陈独秀压制农民运动，不许来一个大的农村变动。他鄙视和看不起农民群众，不相信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力量，只看到农民的保守性，落后性，而低估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对农民的革命斗争处处压制和责难。“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1927 年夏季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叛变，发动‘清党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主要就是乘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①这样，当蒋介石发动政变时，工农群众就处于毫无戒备、赤手空拳的地位而无力反击，终于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由此可见，要“来一个农村的大变动”，是毛泽东分析当时革命形势而得出的必然结论。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21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6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5 页。
其次从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目的上分析。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决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一场深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大敌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②。旧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经济上极端落后的大农业国。长期以来，封建地主阶级凭借封建土地剥削制度，运用这个阶级掌握的反动国家机器，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生产力受到严重阻碍，贫苦农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社会停滞不前。1840 年西方列强侵入中国后，封建地主阶级又依附于帝国主义和军阀，成为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忠实走狗，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权益。同时他们又凭借帝国主义和军阀对他们的支持，来维护和巩固他们对广大农民的压迫和剥削。而帝国主义为了便利其对中国的统治和掠夺，除了豢养一个买办阶级，造成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外，还需极力保持一个封建剥削制度，通过遍布广大乡村的封建地主阶级，来压迫和榨取广大的中国农民，因此它极力支持封建地主阶级在农村的政治统治。军阀和贪官污吏则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首领和政治代表。依据中国社会这些反动阶级的盘根错节的关系，如果封建地主阶级在广大农村的反动统治巩固了，则帝国主义作为军阀、贪官污吏、封建地主阶级的“太上皇”的地位也就随之巩固了，反之亦然。所以毛泽东深刻地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要摧毁这种根深蒂固的反动基础和墙脚，从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使农民尽速获得解放，小小的一点力量，细细的一点动作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不过分不用大力决不能推翻封建阶级几千年积累的权力，决不能迅速完成民主革命。”①只有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来一个大的农村变动，才能打倒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彻底推翻农村封建势力的统治，也即摧毁几千年专制政治和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统治中国的基础和墙脚，进而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彻底解放农民。反之，若无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②农民也决然不可能最后得到解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打倒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③而要真正打翻这个封建势力，真正使农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就必须来一个农村的大变动。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2 页题注。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7 页。①毛泽东：《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7 年2 月16 日）。
②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 年9 月1 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5 页。
再次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上分析。1911 年，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中国的民主和独立辛勤奔走，领导了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国。但这个革命只赶跑了清朝皇帝，却并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不久便流产、失败。失败的原因固然多种，然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实现一个大的农村变动，没有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解决土地问题。由于孙中山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很大的软弱性，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不敢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同时资产阶级的本质特点还决定了他们同广大的劳动群众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害怕民众”，所以不敢发动工农群众起来革命，尤其不敢发动亿万农民群众起来开展农村大革命，触动封建土地剥削制度，这就是他们的致命弱点。孙中山虽然提出过“平均地权”的主张，但是他反对“夺富人之田为己有”，也就是反对用发动农民群众彻底推翻封建势力的办法，而想用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的办法，来实现“平均地权”的主张。这自然只能是空想。不放手发动农民群众起来革命，不来一个大的农村变动以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革命主力军的伟大作用。所以辛亥革命后，当封建势力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稍一反攻，既软弱又孤立的资产阶级便因得不到农民这支雄厚力量的支持而很快败下阵来。而北伐时期湖南的广大农民群众，由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努力实现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就“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①，农村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喜人的局面，“前后两个世界”。毛泽东正是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强调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②..
二“革命是暴动”
在毛泽东看来，农村的大变动就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农村大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①农村大变动就是农民阶级推翻地主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如何实现这样一场大变动？由于千百年来，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所以在翻天覆地的农村大革命中，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就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要经过激烈的阶级大搏斗，使农民在政权、经济、武装等方面彻底推翻地主阶级，使“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②，使农民扬眉吐气，获得翻身。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③实现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进行推翻地主阶级的阶级大搏斗，其首先的和根本的问题同样是政权问题。毛泽东历来认为：“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4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6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7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4 页。③ 《列宁选集》第3 卷，第19 页。④广大农民长期受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得不到翻身解放，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地主阶级掌握了政权。这种反动政权在当时湖南的区有都、乡有团、村有牌甲等机构。他们有自己独立的武装，有独立的财政征收权，有独立的司法权。封建地主阶级就是凭借着这种反动政权践踏和欺压农民的。他们可随意对农民施行逮捕、监禁、审问、处罚，甚至杀戮，农民无任何民主自由的权利；地主阶级还利用政权来竭力维护封建社会各种超经济的剥削。因此，要实现一个大的农村变动，首先就必须放手发动农民群众，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农民的革命政权，这是农村革命一切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只有这样，广大农民才有可能获得政治上、经济上乃至思想文化上的翻身解放。毛泽东还通过同都市工人运动的比较，说明农民进行政权方面斗争的重要性。他说：“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而农民斗争则不一样，“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①湖南农民即是这样，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用极大的力量，推翻了地主的权力，建立了农民协会。“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②。这使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农民成了当时农村中的政治统治者，封建地主阶级成了被统治者。“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③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这种前后两个世界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进行了高度评价和赞扬，认为这种夺取地主权力的斗争是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④这个斗争不胜利，农民的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为此，他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⑤的口号。在农村大革命中，首先抓住政权斗争，这是符合农民斗争实际需要的科学结论。农民进行政权方面的斗争，最终目的还是要获得经济上的解放。也只有使农民获得经济上的解放，才能真正发动和组织农民，夺取革命胜利，巩固革命成果。所以“来一个农村的大变动”必须包括经济上打击地王，争得农民的经济解放的内容。在彻底打倒地主阶级、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条件尚未成熟时，要引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减押、增加雇农工资，反对退佃，反对囤积居奇等方面的斗争。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农民觉悟程度的提高，就有必要及时开展农村的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农民分得了土地，则诸如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提高，农民经济上的解放，就都迎刃而解。农民也会把获得了土地这一最大的经济利益当作革命胜利果实予以保护，就会有参军参战的积极性，革命胜利才有可靠希望。由减租减息进到没收地主土地的土地革命，完全是国民革命必不可少的环节。但必须看到，无论是减租减息，还是增加雇农工资，还是反对退佃、反对囤居，更不用说没收地主土地的土地革命了，地主都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服从农民协会而自动放弃经济剥削的，非来一场迅猛异常的暴风骤雨式的农村大变动不可，非如此则农民不能翻身，革命不会成功。前述的辛亥革命就有这方面的教训，它证明以改良的办法而不实行农村的大变动、大革命，农民是不可能得到经济解放的。
④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 页。①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 年9 月1 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23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5 页。④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23 页。⑤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4 页。
要进行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决不是赤手空拳所能成功的。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经济利益，都必须以革命的武装来夺取和巩固。因为地主阶级决不肯轻易退出统治舞台，农民同地主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来一个农村的大变动，除了政权、经济斗争外，还必须包括摧毁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武装斗争内容。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被统治阶级若不采用革命暴力，不进行武装斗争，就不能推翻统治阶级的统治而获取政权，这是一条普遍的历史规律。当时的农村大革命当然也不能例外，它也是一场被剥削阶级推翻剥削阶级的大革命。所以，建立农民武装，实行暴力手段也是同样必须的。1927 年春毛泽东在湘乡考察农民运动时，从工农商学妇等群众组织那里了解到没有“兵”这一项，就对县农会委员长说，没有武装，农民运动就是空洞的，就没有根子。这就指出了武装斗争在农民运动中的极重要地位。所以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号召。在毛泽东这一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湖南农民包围攻打地主反动武装团防局，强行缴械。当时全省共有地主武装的枪支
4.5 万多支，大部分夺到了农民阶级一边，这些武装后来一律改为在农民政权乡村自治机关管理之下的“挨户团常备队”（这种武装在大革命失败后被地主夺取，变成了反革命武装）。这是建立农民武装的一个方面。此外，农会还普遍建立了另一方面的新的武装――令地主阶级看了就打颤的梭镖队。这种摧毁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举动，既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农村大变动的主要内容，也是这个农村大变动的保障和后盾。换言之，不建立这样一支农民革命武装而让地主仍把持武装，就算不上来了一个农村的大变动。即使有一个大变动，其成果也会转瞬即逝，毫无保障。毛泽东关于在农村建立农民政权、争取农民经济利益和建立农民武装等三个方面关于农村大变动的内容，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发展为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这一思想成为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阶段的标志。
三革命的主力军
农村需要一个大变动，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动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根基，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但是，这种革命，不能靠某个伟大人物的恩赐，也不能像苏联十月革命那样，依靠城市工人阶级革命胜利的辐射，而必须依靠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向封建地主阶级发起猛烈的进攻。因此，毛泽东在韶山点燃了农民革命的火种后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这一火种，很快燃遍了神州大地，在全国许多省，特别是在湖南掀起了一场扭转乾坤的农村大革命。这种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根基，也引起了反动派的极端仇视，诬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糟得很”。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也指责、非难农民运动。
为了掌握第一材料，以事实回击这股逆流，把农民运动更加推向前进，于1926 年11 月起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实地考察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前夕，应湖南第一次全省工农代表大会的邀请，于1926 年12 月17日由武汉回到长沙，亲临大会指导工作。在两个代表大会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毛泽东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再次强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间题，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土豪劣绅，或是发展工商业和教育事业，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12 月28 日，在两个大会联合举行的闭幕典礼上，毛泽东又发表了革命联合战线问题的演讲。他指出，反革命方面已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组织，革命方面也应该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抵抗他们。毛泽东严厉斥责了“情农运动”之类的对农民的诬蔑，和“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以前，我们内部不要闹事”的反动理论。他说，过去军阀政府时代只准地主向农民作加租加息的斗争，现在农民向地主要求减点租、减点息就是“闹事”了吗？指出这种只准地主向农民作斗争，不准农民向地主作斗争的人，就是站在帝国主义、反革命一方面，就是破坏革命的人。这就大大鼓舞了代表们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勇气和斗志。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湖南省农民协会，通过了40 个决议案，肯定农民以革命暴力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所必取的手段”，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农民武装和解决土地问题。大会号召全省农民团结起来，努力奋斗，击退反革命逆流，推翻军阀和土豪劣绅的统治，求得自身的解放。这次大会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极大地推动了湖南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工作结束后，毛泽东对湘潭等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为期32 天的考察。毛泽东所到之处，耳闻目睹，顿觉一新。与在长沙、汉口的所见所闻几乎完全不同。他欣喜地看到：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会会员漫山遍野，梭镖鸟铳一呼百应，毛泽东感到了“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每到一地，他总是满腔热情地赞扬农民的革命行动好得很。驳斥党内外的攻击和指责。他特别赞扬衡山农民敢在湖南军阀赵恒惕埋胞衣的地方闹革命；称赞白果妇女破旧规进祠堂和族尊老爷平起平坐喝酒是革命行动；称赞农民踏上土豪劣绅少爷小姐的牙床上去滚一滚等一些人所谓的“过分”举动，“都有革命的意义”，“是非常之需要的”；他用生动的语言描绘了农民抓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乡的兴奋自豪情景，表现了对此莫大的赞赏和欣慰。他宣告：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革命，是乡村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封建势力的造反。因此，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是完全必要的。他热情讴歌农民做到了孙中山多年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业，称赞农民的举动“好得很”。他用诗人般的激情，呼唤农民革命的风暴涮洗山河，涤荡尘垢。他高兴地预见，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①对农民运动的赞赏与歌颂之声，希望与期待之情，跃然纸上！可以说，在此之前，在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还从未有人以如此高昂的激情，如此明朗的态度，如此一往情深地赞颂过农民！对此，美国学者特里尔认为，毛泽东使农民第一次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计划中占了中心位置，这一点是任何人甚至列宁都不曾提出的。从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满腔热情的态度来看，这种评价并不过分。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3 页。
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童年曾参加过田间劳动，与贫苦农民相处甚多，十分熟悉农民的处境，了解农民的痛苦。但囿于时空的局限，那时还不可能达到深层次的理性认识。正如他在农讲所给学员们讲课时所说的：“我们以前虽多居乡，又为农家子弟，但对于农民的真正状况是不大清晰”。②对农民的生活总的是认为艰辛、贫穷、痛苦。但也曾闪现过商人是国民中感受军阀外力二重压迫的痛苦最敏锐最迫切的阶级的看法，因此认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①据此，他对革命联合战线中国民顺序的排列也曾以商人居首。如他说：在帝国主义军阀两重压迫下的中国环境里成就革命大业不是容易的事，“惟有号召全国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乃至各种各色凡属同受压迫的国民，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②然而从事了韶山农民运动和“注重研究农民间题”后，使他看清了蕴藏在农民中的非同小可的革命力量，商人、工人、农民、学生、教职员这种以商人居首的国民顺序排列，也为农民居要位甚至首位的“农民工人兵士学生”、“农工民众”、“农工商学民众”或“工农兵学商”等所代替。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排列上的差异问题，而是明显体现出毛泽东在阶级分析和阶级估量上的变化。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也由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重要问题而上升为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了。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则更使他对农民力量有了充分、准确和科学的估量。即由过去认为农民是生产的主力军、革命的援助者而提高到农民是“革命的元勋”、“革命的先锋”来大力歌颂。不久更进一步上升到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了③。把农民摆到国民革命主力军的极重要的位置上，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在农民问题的认识上进一步产生了新的飞跃。
毛泽东对农民阶级巨大力量的估计，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的认识，常常是从两方面来分析的：其一，人数；其二，革命性。当时“中国人口四万万，农民占有80％，当有三万万二千万以上。在人口上看，我们就不能否认农民问题在中国国民革命中的重要”。④农民不仅人数多，而且有很强的革命性。如前所述，农民是社会宝塔的底基，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掠夺、盘剥与压榨，所以改变现状、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翻身的要求特别迫切，革命积极性特别高。只要有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就能发挥出无可比拟的巨大力量，正如毛泽东等指出的：“农民因求解除剥削，而热烈参加革命，成为国民革命的主力军。”①现实斗争也已显示了农民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巨大力量：农民革命一起来，地主阶级即威风扫地，
②摘自农讲所学员冯文江的听课笔记（1926 年6 月）。
①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1923 年7 月11 日）。
②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1923 年7 月11 日）。
③ 《农民运动》1927 年26 期。④ 据农讲所学员金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