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主题的突出，并没有冲淡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运动的潮流，反而二者呈相互促进增长之势。毛泽东关于抗日主题下的民主思考，把近代以来开始的反帝与反封的两大目标紧紧结合起来了。
一“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
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使得反帝的救亡爱国运动与反封的民主自由运动成为社会思潮的两大主旋律。虽然某一具体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中心一环，但从整体上看，两者总是相伴而行，互相促进的。
抗日战争是在更深刻的民族危机下爆发的，它在更深广的程度上激发了民族救亡意识，同时也把近代以来的思想启蒙运动推向现实的民主政治运动。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把孙中山“训政”阶段的“以党治国”变成了“以蒋治国”，开始建立封建性的专制统治。“九・一八”事变后，面对蒋介石的高压政策，曾一度沉寂的民主自由呼声又高涨起来，著名民主人士马相伯发表《为日祸敬告国人》书，呼吁“我国主权在民，所望真正民意，彻底充分表现，定息内争，共御外侮。”与此同时，以“反对摧残人权，要求保障自由”为口号的“人权运动”沛然而兴，并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要求释放政治犯，废除“酷刑及蹂躏民权之拘禁杀戮”，争取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这一运动无疑是因民族危机的加深而引起的，其矛头直指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
毛泽东在确立了抗日救亡的政治主题之后，即开始放弃“工农专政”，提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1937 年5 月，他在苏区党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指出停止内战、争取和平的任务已基本实现，新的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和自由，提出了“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的
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57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58 页。④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783 页。⑤ 张国焘：《我的回忆》，明报月刊出版，第3 册，第1235 页。口号。其含义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制度上的民主改革，即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阶级各党派合作的民主政体，具体的作法是使当时开始蕴酿召集的国民大会实行民主选举和保证大会的自由开会，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执行真正的民主政策；二是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可见毛泽东提出的“为民主自由而斗争”的口号，是与国统区的民主运动相呼应的。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这一思路也并未消隐，提出要在抗日过程中继续进行尚未实现的民主改革运动，并把它标举为“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总起来看，毛泽东基本上是在抗日的政治主题下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框架内来思考民主自由问题的，其意义主要在于下述几个方面：
首先，民主改革是在抗日主题下解决国内阶级矛盾的适当方式。这一点实际上已蕴含在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其中提出的四项保证与五项要求，表明中共放弃阶级斗争的武装暴动形式，而以民主要求的方式调整国共两党关系与阶级关系。毛泽东后来在解释这一政策转变的理由时说，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使国内阶级间、政治集团间的矛盾变成次要的与服从的东西，但它们依然存在，这些矛盾必须得到适当解决，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要求和平统一、民主政治等种种方针之所由来。①从国共两党统战关系来看，国民党并未放弃专制统治，民主改革运动将为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创造基本的政治条件，毛泽东明确说过：“民权主义，在党派问题上说来，就是容许各党派互相联合，又容许各党派独立存在。如果只谈统一性，否认独立性，就是背弃民权主义。”②
其次，民主政治是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毛泽东认为，要战胜日寇，必须有一个“充实的坚固的统一战线”③，必须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而其关键则在于实行民主政治。就扩大统一战线而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现在的统一战线事实上还停止在两个党的范围之内，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许多爱国同胞还没有被唤起，还没被发动，还没有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这是目前的最严重的情形。”④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唤起民众”――实行民主政治。就巩固统一战线而言，需要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这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民族主义固然引导内战的停止，和平的实现与统一战线的建立，但国民党不愿意真正实行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反而把“统战”变成了“统制”，“统一”变成了“专制”，这就抹煞了各集团各阶级的政治要求，从而影响和平和统一，影响统一战线的巩固。所以毛泽东指出：“要巩固和平并实现真正的统一，就得实行民主政治。”⑤
其三，民主政治是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关键。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中日战争正式全面展开。蒋介石虽然在庐山谈话中声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但实际上实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即单纯的政府与军队抗战，“其结果就是政府与人民隔离，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254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24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365 页。④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365～366 页。⑤ 1937 年4 月12 日毛泽东在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军队与人民隔离，军队中指挥员和战斗员隔离”①。与此相反，毛泽东提出全面抗战路线，即把单纯的政府抗战变为全民族的抗战，把单纯的军队抗战变为全民的抗战，这就是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所体现的抗战方针，也是”救中国的关键”②。这一方针的要旨是政府与人民的一致以及军民一致与官兵一致，即实行民主政治。因此，毛泽东说，要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最主要的条件，必须是为着抗战胜利而发展民主权利，并放手发展民众爱国运动”③。他批评了国民党中某些人所鼓吹的“要等到抗战全面胜利以后才能实现民主”、“要抗战就要牺牲自由”的观点，指出“没有民主，抗战就不能胜利”，“如果没有政治自由，爱国的自由，要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就成为不可能”④。这就发生“战时政府”与民主自由的关系问题，“战时政府”要求集中权力，减少自由与民主，两者是冲突的。毛泽东认为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而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一方面，民主改革所要求的政府必须真正代表民意，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而人民群众也必须能够自由地支持政府，有机会影响政府的政策，这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必须集中必要的行政权力，“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⑤，因此，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是集中制的意义，毛泽东民主集中制理论的提出，影响深远，但在当时主要是针对蒋介石的专制政策与片面抗战路线而提出来的。他指出：“如果战争的目的是直接代表人民利益的时候，政府越民主，战争就越好进行。这样的政府就不应畏惧人民反对战争，相反，这个政府所顾虑的，应是人民的不起来和对于战争的冷淡。”①这里矛头直指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畏惧人民，把抗日战争纳入他们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利益轨道的真实企图。
其四，民主自由口号是使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些政治代表在国共两党双峰对峙中偏向中共并结成统一战线的关键。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是实现民主政治与自由，在社会改革上持和平、渐进的改良方案。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专制统治一般抱有憎恶态度，而对暴力革命、阶级斗争与共产主义则怀着某种恐惧心理。因此，当北伐战争中，蒋介石中途倒戈，打着“三民主义”旗帜实行“清党”时，民族资产阶级是支持的，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附和了反革命营垒。但两者的蜜月非常短暂，蒋介石随后的政治实践所构筑的社会制度恰是民族资产阶级所企望的反面物。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时期实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极左路线，使得民族资产阶级依然附合着蒋介石政府，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开始紧张起来。与此同时，民主自由主义者也惊奇地发现在苏区“共产主义对社会生活的改变如此之大，一个农民可以直接到行政长官那里去，把自己的扁担靠在衙门的墙上，面对面地与长官谈话，就像和平常人谈话一样。这种思想已经根深蒂固”②，这当然并不是在赞赏共产主义，
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366 页。② 毛泽东：《日本进犯中国的近因及其前途》，1937 年8 月25 日。③ 毛泽东：《日本进犯中国的近因及其前途》，1937 年8 月25 日。④ 毛泽东：《日本进犯中国的近因及其前途》，1937 年8 月25 日。⑤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383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384 页。② 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169 页。而是发现了与蒋介石专制统治相对照的苏区的民主气氛。随着红军北上，共产主义的危险似乎有所减弱，民主自由主义者与国民党的紧张关系更加日甚一日。当到达陕北的中国共产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时，毛泽东所标举的“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普通受到民主派的欢迎和赞赏。此后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似乎一时成为民族领袖，因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继续卵伏干蒋介石的重压下。但蒋的愈来愈专制和中国共产党争取民主的斗争，使他们在这种双峰对峙的格局中越来越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使蒋介石陷入孤立地位，并给予战后局势的发展以深刻影响。
二手段与目的
民主、自由本是作为西方国家的富强之道而被引进的舶来品，虽然它反映了近代中国弱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但它作为一种运动，总是在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的引发下而形成与发展的。从早期改良主义者的“富强之道”，到维新变法时期严复式的“自由”、谭嗣同的“平等”、康有为的“博爱”，从孙中山的民族民权革命到“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口号的标举，无不是以民族忧患情结为基调。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近代的民主自由运动是先进的知识分子们所追求的一种“强国保种”之“道”――救亡图存的手段。
但是，另一方面，民主自由既然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因而在与封建主义对垒中也是近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一种价值目标；严复曾严厉批判专制政体，因为在专制政体下“其百姓谓之无自由，谓之奴隶”①，高扬立宪政体，因为它能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对于自由的价值，严复将其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界，得自由者，乃为全受”②。这种价值目标的追求，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似乎更加获得了某种独立的意义，个性解放、民主自由成为“五四”启蒙思想家称道不止的纲领。
学界对近代知识分子上述民主③自由观念的两个方面，一般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界说之，的确揭示出相互矛盾的特征。民主自由作为一种价值信念与目的，强调的是个体的自由与价值，但它同时又是富强之道与救亡图存的工具与手段。因此这两者之间便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以严复为例，他强调“西人之言教化政法也，以有生之物各保其生为第一大法，保种次之”，这当然是强调个体自由与幸福为第一义，但他笔锋一转：“而至生与种相较，则又当舍生以存种，践是道者，谓之义士，谓为大人”①，在民族危亡面前，民主自由作为手段就成为第二义的东西了。这种紧张关系不同程度地反映在近现代一些思想家的理论层次中或潜意识中。当然，在指出这种矛盾特征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两者之间的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民主自由运动给救亡运动以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主要是由于民族危机给民主自由运动的发展
① 《严复集》第5 册，第1284 页。② 《严复集》第1 册，第3 页。③ “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是一种手段，但就其与封建专制而言，就其本质而言，与政治自由同义，因而有价值目标的意义。① 《严复集》第1 册，第18 页。以有利机会，它们是作为富强之道而受到欢迎的，否则，在中国的土壤上这些舶来品很难为人们所接受。所以问题的实质不是救亡压倒启蒙②，而在于启蒙主要因缘于救亡的需要。两者之间既相互紧张又相互促进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民主自由运动的历史命运与发展轨迹。
毛泽东在青年时候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在他的早期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对恃性的词：小我与大我、肉体之我与精神之我，利己与利他等等，实际上和个体解放与救国爱民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因此他一方面张扬唯我论，另一方面以救国救民为职志。唯我论与个人主义的强调的确具有追求自由的价值意义，但同时也似乎是他在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所发现的一种手段。
抗日战争与抗日时期的民主自由运动是近代以来救亡与启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民主自由的论述也具有手段与目的的双重意义。
从手段的意义上来看，如上所述，他基本上是在抗日主题下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框架内来思考民主与自由的。一切为了抗日，一切为了争取抗日的彻底胜利，民主自由也是如此：“民主政治是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的推进机，有了这种制度，全国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将会不可计量地发动起来，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深厚渊源”；“保证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的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权在全国范围内之充分实施。这种自由是在抗战建国范围之内的，只有充分地保证了这种自由，才利于普遍发挥抗日救国的力量。”①这里民主自由的工具性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因此民主是“抗日的民主”，自由是“爱国的自由”。而且毛泽东认为，也只有抗日，才能给民主与自由的发展以有利条件，反过来，民主与自由似乎也只有联系抗日才有意义②。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一封信中曾写道：“你在二个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策需要出发。又如谈话不强调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是为着反封建，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言论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人类相互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因此，当强调民主与自由不利于抗日局势的发展时，毛泽东持否定态度。1939 年民族投降主义开始成为时局的主要危险，毛泽东同年6 月10 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所作报告及结论中指出：“不应过分地强调民生民主。不适当的，目前应强调反投降（强调抗战），不能同时有几个强调，是联系不是强调”，党内“必须更加集中，减少不必要的民主”。
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关于民主自由的论述也具有价值目标意义的一面。他说：“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另一面却多了两件..一件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件是封建主义的压迫..现在我们所要的东西，主要的是独立和民主，因
② 李泽厚：《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见《中国现代思想史论》。① 毛泽东：《反投降纲领》，1939 年6 月。② 《毛译东选集》第1 卷，第274 页。此我们要破坏帝国主义，要破坏封建主义。”①这里把民主与封建专制对举，显然不是作为抗日救亡的手段而获得价值目标的意义。毛泽东还针对“强调民主是错误的，仅仅应该强调抗日”的观点说：“况且无论什么情况，民主的口号都能适应，民主对于中国人是缺乏而不是多余，这是人人明白的。”②这就更把民主从工具性意义中游离出来而赋予其独立的价值意义了。应该指出，即使毛泽东在工具性意义上论述民主自由时也未失去其价值面，他提出“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目前阶段里中心和本质的东西，是民主和自由”
③，尽管是作为“抗日的保证”，但也不能仅从工具层面去理解。毛泽东认为，应该在抗日战争中完成国家民主化的任务，他规定民主化的任务是用自由民主的办法选举国民大会，制定民主的宪法，选举民主政府，将政府置于宪法和法律之下，同时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权，这都是民主政治下的本质性的东西。毛泽东还希望边区与抗日根据地成为民主的模范区，实行“三三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边区群众对于民主选举的意义缺乏了解，对民主政治的操作非常陌生，因此这一运动也是伴随着党和政府大力宣传的启蒙运动，“选举运动，对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是重要的教育”④。从这一意义出发，事前将干部派往各地，通过传单、广告、报纸、演讲、戏剧、秧歌等形式，宣传选举的意义，接着在每个选举区召开人数众多的集会，决定候选人，并进行正式选举，使广大人民获得参政权利，政治自由的价值意义也就从中突显出来。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关于民主自由的论述，不能仅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来规范与理解，还需注意如下二点，一是他一切从具体情况与实际出发，因而有时强调的角度就有所不同，这种似乎矛盾的现象不能仅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紧张关系中去说明。但总的来说，当时的历史主题决定了毛泽东政治思想的主题是抗日救亡。二是毛泽东对民主自由的看法带有阶级观点，这使得他关于民主自由的价值取向区别于中国近代以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理解，前引毛泽东致彭德怀的信就表明了这一点。正是以具体实践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为指导，在抗日救亡与民主自由运动过程中，毛泽东把反帝与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统一起来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731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275 页。③ 《毛泽东选单》第1 卷，第256 页、275 页。④ 《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