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路
高路 1954年出生在安徽省颍上县。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从事编辑和研究工作10个年头，现就职于《经济日报》理论部。主要著作有：《生活中的毛泽东》、《西方政治思想史》等，以及《毛泽东与逻辑学》、《毛泽东与新闻工作》、《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性转变》等论文。
高路是我们的老熟人了，因此谈起来很随便。他是我们采访中较早的一位，这不仅因为住处较近、相约方便，而且对他十余年的研究情况也熟悉。
毛泽东读过哪些中国书
访问人：毛泽东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人，他自己说过，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书不可以不读，那么，他到底读了哪些中国书？
高路：关于毛泽东读中国书，我认为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是关于中国的书，主要是历代典籍中记载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状况方面的书；二是中国人写的书。后者比较宽泛，内容涉及的也多。我仅就前者谈一谈。
中国的文化遗产反映在典籍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主要集中在文史方面。这和西方文化有些不同，西方的传统文化从古希腊开始，都有比较系统的学科，如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就专门作了分类研究，罗列了一百五十多种政体。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孔夫子开始，主要是修史，因此，就决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在社会科学领域，而社会科学领域又着重在文史方面。关于经济的、法学的专门著述比较少。
毛泽东读书，大体可分为三类。首先，他读得最多，对他影响也最大的是史书。中国的史书是特有的，中国的政治学就主要反映在历代的史书中，而史书又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正史，一类是稗史，再一类是演义。正史的主要典籍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等，毛泽东都读了。《二十四史》从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写《史记》开始，一直到清朝的乾隆年间写《明史》，共撰写了一千多年；书中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也跨了二千多年。在《二十四史》中，毛泽东读得最早的是《史记》，大约他在湖南省立高等中学读书时就开始读了，还写了《商鞅徙木立信论》。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也读了一生，直到晚年他还在读。这里面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史记》、《汉书》、《三国志》、《晋史》、《明史》。关于稗史，即人们通常说的野史。稗史不是官方的，主要是当朝文人的笔记集。毛泽东读这些野史是当作研究历史的材料读的，是作为正史的补充。演义，主要是历史小说。有材料介绍说，毛泽东读过历代的通俗演义。毛泽东看这些书主要着眼于里面透露出的信息，很有特色。他不像严格遵循考据学的史学家那样看待这些演义、稗史，很明显，他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一个政治家，从历史财富里面获得智慧并吸收知识营养的。
第二类是文，这个文是广义的文，即文化，主要是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思想等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在这一类中最主要的是他读 《四库备要》。《四库备要》概括了《四库全书》的精华。逢先知同志著文说《四库全书》毛泽东全读了，这个说法是可信的。从他的知识的涵盖面也可以看出来，有时他讲话的引文从《四库备要》找不到，而在《四库全书》里面才能找到。毛泽东也非常喜欢读中国的传统小说，如《红楼梦》、《金瓶梅》、《西游记》等等。《红楼梦》是毛泽东最喜欢的一部书，他自己说读了十几遍，显然他是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来读的。这个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
诗词是毛泽东读书的第三大类。从《诗经》开始，历代的诗词曲赋，毛泽东都有涉猎，都感兴趣，而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我体会，最使他震撼心灵也最使他热血沸腾的还是楚辞、宋词，是屈原、辛弃疾的那种慷慨悲壮的爱国热情和战斗精神。有人说毛泽东最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他们也许能说出道理，但我不那么看。关于散文，毛泽东也喜欢，这里面他最欣赏的是柳文，从他给章士钊所著《柳文指要》作序可以说明这一点。
访问人：除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三大块，其他方面的书籍毛泽东是不是也喜欢读呢？
高路：那当然还有好多，也是毛泽东喜欢浏览、阅读的，比如杂书。外界人们不太了解的是毛泽东还爱读笑话一类的书，他喜爱幽默。幽默往往是智慧的结晶，有头脑有智慧的人才能有幽默，才能理解幽默。还有兵书，毛泽东曾系统地读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国的《孙子兵法》。
访问人：关于毛泽东读《孙子兵法》，曾听到一些传说，说是在遵义会议上，当时还持教条主义观点的何凯丰曾质问毛，你打仗不就是靠《孙子兵法》吗？
高路：是有这个说法。据后来毛泽东自己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孙子兵法》这本书当时他还真没有看过。他当时机智地反问凯丰，你知道《孙子兵法》的内容吗？其实，何凯丰也没有看过。关于毛泽东读《孙子兵法》，现在掌握的材料，是在到了陕北之后，1936年他曾写信给在西安作统战工作的叶剑英，专门提到要买一部《孙子兵法》来。毛泽东读书特点是广泛涉猎，什么书都读。他从史书中吸取的军事方面的知识和智慧，可能要远远超过专门的传统的军事著作。
访问人：中国近代一些思想家、政治活动家的著作是否也在毛泽东读书的范围？
高路：这可以说又是一大块，像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以及孙中山、鲁迅的著作他都读过。他早年崇拜康梁，就是因为读了他们的书，才引发了救国救民的理想。梁启超号任公，毛泽东曾用笔名“子任”。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曾成为毛泽东的思想启蒙读物。毛泽东早年创办的新民学会，其中“新民”一词也来自梁启超那里。
访问人：有人说，毛泽东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个说法不一定完全恰当。我想知道他读过关于天文方面的书吗？
高路：读天文书，具体是哪些，不一定说的准。但有一件事，60年代，毛泽东会见李政道时曾问到关于物质观方面的问题。后来李政道回忆说，毛一间，我自己也愣了，还不知道。可见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很广。还有其他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只要有可能，他都找来读，比如冶金、机械、农业等方面的就是如此。
他读书干什么？――认识中国，改造中国
访问人：刚才我们谈了关于毛泽东一生读书的情况，大致有三大类，还有一批归不了类的，看来也差不多了。你能不能谈谈毛泽东读这些书的目的？
高路：概括他讲，毛泽东读中国书的目的是为了认识中国、改造中国、建设新中国，包括改造和完善他自身的主观世界。
访问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高路：我使用“中国”而不使用“世界”这个词，因为“世界”含有多意，而“中国”更能明确表达毛泽东的读书目的。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确立了一个观念，要改造中国，首先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他没有去出国留学当然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在主观上，却是这个观念在起作用。这个观念他一生中都未动摇过。他终生偏爱读有关中国历史与现状的书，根本目的也在这里。
访问人：能不能谈得具体些？
高路：毛泽东的读书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匡时济世”。用他自己的话说，叫理论联系实际。围绕着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需要读书，读书与实践相结合。这种读书目的作为一种学风，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的结晶。经世致用的学风在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经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大力倡导之后，清代以来逐渐在文人学士中形成主流。毛泽东文化启蒙和思想启蒙发生在湖湘文化的氛围中。湘士学风中经世致用的色彩尤为浓重。对青年毛泽东学风影响较大的曾国藩、谭嗣同都有这个特色。而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即是：自由是对世界的认识与改造。认识与实践、学（读书）与用紧密结合。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读书的目的在于使用。”他形象地用“有的放矢”来比喻正确的读书和学习风气。回顾一下毛泽东读书的经历不难发现，他是伴着实践的需要安排读书生活的。战争年代读马克思基本原理和有关军事的书偏多，建设年代读有关资政、经济、治国的书偏多。30年代末和50年代末60年代初重点读哲学方面的书，是为了解决全党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问题。40年代初和50年代末重点读有关经济方面的书，是为了解决经济建设问题。长期读 《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之类的史书，显然是想从历史中寻找兴衰治乱的智慧或启迪，目的是在资政治国。西方的思想家培根就说过，读史使人睿智。从历史中吸取智慧也是中国的传统。毛泽东曾与黄炎培探讨过历史上的“兴亡周期律”问题。他读史书就想寻找跳出历史上“兴亡周期律”的途径。以上是说毛泽东总的读书目的，或根本目的。这并不排除其中读某些书是为进德修业、陶冶性情以及欣赏消遣等其他目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还有改造、丰富、完善主观世界的任务和目的嘛！
读书对毛泽东的影响
访问人：你能不能再谈谈读中国书对毛泽东的影响？
高路：毛泽东在世时人们就有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读书多偏重在文史方面，特别是用很大精力读《二十四史》，似乎这是个缺点，并以此来非议他。这种说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从知识结构这方面来说，确实是个缺陷。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尤其作为一个政治家、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和决策者，他的知识结构，不能不影响到决策的质量。
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偏重于读中国书，受益是主要的。一个人爱读某类书好不好，取决于是否管用。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曾对自己一生的功业做过一个概括，他说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完成了民主革命，建立了新中国。这是毛泽东创立的一代伟业。此功此业中包含着读中国书的正面效应。众所周知，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烂熟于心，他的文章、讲话中对中国历史典故信手拈来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不能不使人佩服。这帮助他最终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领袖，开创了建立新中国的伟业。
访问人：为什么这样说呢？
高路：从他所处的时代，从他肩负的历史任务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三者结合起来看就会清楚。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历史转型时期，同时也是文化转型时期。五四运动带来了一次真正的中国文化的革命。可以说具有改天换地的味道。但在这个时期，即使倡导新文化的胡适，到他死为止，他的著作、文章也没有能够彻底地达到通俗化，即白话。这个时代的文人，要想立足，不能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深刻的了解。对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传统历史、文化和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如果没有深刻把握的话，就难于驾驭这个时代。应该说，毛泽东的确了解这个真谛，并得益于这些。没有这一条，单靠背诵马列的词句，是不会成功的，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内经过反反复复的比较之后，最终选择了他，这里面必有必然的东西。其中毛泽东本人的中国文化功底是起了关键性作用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把握，使他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也就是说，他用中国的通俗的语言、中国的历史事例乃至故事，成功地向各阶层的中国人民宣传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他那里已经不是一些条文，一些现成的词句，而是作了很好的加工和发挥，变成为广大中国劳苦大众所熟悉的、喜闻乐见的、可以接受的东西了。这一点，王明等人至死也没弄明白。从这一点上看，即使再给王明一次机会，他还是不行。
访问人：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是个很深奥的东西，其实很简单，也就是怎么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交融的问题。
高路：对。中国的劳动人民多数是不识字的，不识字不等于没有文化。文化有两个层次：一个是通过文字进行传播的知识层次，一个是由普通常识、生活习俗等等凝结起来的通过口头、行为进行传递的知识的层次。后者同样包容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所遵守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乃至价值观等等，即包容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
访问人：就是说，毛泽东读书，吸收传统文化，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加以创造，主要得益于这里。
高路：对。毛泽东得益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并用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成功的改造，最终达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实际的结合。说到结合，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具体理论和行动方案，另一种就是作为文化的结合，这种文化层次的结合更深刻，更易为人们所接受。
为什么偏偏是毛泽东完成了这个结合呢？因为毛泽东真正领会了中国几千年来传统哲学的真谛――知行论。这也是我想说的第二个意义。中国哲学有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每代哲人都离不开探究知行问题。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之前的孙中山起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作用。在知行关系上，历史上争论不休的是知难还是行难的问题。孙中山一改过去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提出“知难行易”。尽管如此，孙中山还是没有跳出中国哲学的传统圈子。毛泽东在知行观上来了一个飞跃，他不在这个层面上谈问题，而是另换了一个层面，就是专门讲如何知，如何行，完全是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谈知和行的关系。他讲的知行，不是那些抽象的“理”、“道”，而是具体怎样干，用什么样的办法搞革命、救中国。从这个角度说，就是实践论。
访问人：为什么毛泽东在哲学上能达到这个高度？
高路：因为毛泽东把中国书读活了，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后，他创造性地改造了中国传统哲学。但他又不是机械地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成原理、现成体系、现成词句。这样，他把马克思主义也用活了。我们读毛泽东关于哲学的论述，会感到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他对本体论谈得较少。除1937年为讲课需要而写的《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曾系统他讲过外，别的时候，不曾见到他专门用大段篇幅专门谈本体论。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这些在毛泽东那里被视为是已经清楚明白了的东西。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他们专门写出《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拿出那么大的篇幅谈论物质第一性的问题。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那时需要对以前的哲学作一个彻底的清算。到列宁时代，就深入了一步，比较多的讨论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问题。列宁在作哲学笔记时，就提出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是一致的。到毛泽东，就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认识论和辩证法是统一的。这样，辩证法就具体为认识的方法、改造客观世界的方法论。由此讲到“实事求是”这个词，我们一直是把实事求是作为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来概括的。这四个字来自中国的传统哲学，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层次上来讲的，把它深化了。陈云同志把毛泽东哲学思想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字，非常有道理。
访问人：这是不是说，因为毛泽东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很重，所以对马克思哲学的其他部门注意的差一些，主要放在辩证法、认识论问题上？
高路：在这一点上，他使哲学与实践的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如果哲学不走向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话，哲学永远是玄的、虚的、毫无实际用处。所以这牵涉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反复强调学哲学？他强调学哲学绝不是学古典意义上的哲学，既不是学中国古典哲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全部哲学。而是要大家学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正确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明晰化了，走向了认识论、方法论。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论、实践的方法论。这样才能使哲学走向实践，才能使哲学从玄学中走出来变成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这一条是非常了不起的！当代中国人大讲学哲学，外国人是不理解的，觉得那么玄妙。外国人不懂得，毛泽东创立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工具。
访问人：我想再问一个问题，你认为毛泽东的哲学能构成体系吗？
高路：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我觉得，如果说哲学家的哲学一定要有体系的话，问题就复杂了。首先要分清著作体系还是思想体系。如果是指著作体系，那么人们可以反问，马克思、恩格斯有没有一个哲学体系？《反杜林论》成不成体系？
访问人：构造体系，说白了，就是自圆其说。
高路：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即思想体系的逻辑问题。另一个方面涉及到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哲学家的问题，问题的实质在这里。如果说没有构出一个著作体系就不能称为哲学家，只有构造了体系才算哲学家，这是不公道的。我们看哲学史可以知道，许多在人类认识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一定地位的人，不是因为他构造了什么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而恰恰是他在某个问题上有很独到的见解，人们才承认他的。在西方，构造了大体系的人，从古至今，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三人。还有很多人也去构造体系，面面俱到，实际上真正属于他自己的见解的，也就是一二点而已。假如毛泽东也按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样子去构造一个哲学体系，我看对他来说也不难，或许一二年的时间就搞出来了。
访问人：如果是这样，就走向反面了。是不是？
高路：对。从著作上讲，毛泽东没有构造出一个面面俱到的体系；从思想内容上讲，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还是能理出一个体系的。一个人能否配称哲学家，在哲学史上有无地位，并不取决于他是否构造出了体系。举个例子，讲到中国哲学史，不能不提到开创魏晋玄学的王弼，可王强有什么呢？也就是发挥老子的“道”，认为“道”即“无”，“道者，无之称也”。不过如此。西方哲学史上的休谟，也不过只探讨了人类理智问题，提出人们是不可能知道知觉之外的客观存在的，也就是“不可知论”。他的特色就这一条，但谁也没有否认他是哲学家。
访问人：这一点我赞成，我想只要是看问题不偏颇，稍有一点常识，是不会否认毛泽东在哲学史上的地位的。扯远了，我们是不是把话题再回过来，还是谈毛泽东读书对他的影响。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影响特别大，从消极的方面看，是不是也有一些问题。比如，毛泽东读关于经济的书比较少，对5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建设上的失误也有影响。
高路：消极的影响也有，主要是知识结构不合理，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结构问题。前面讲过，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面，关于经济的学问就比较少。但反过来，假如1952年以后，毛泽东不读《二十四史》，而是读《资本论》，西方古典经济学和一批现代经济理论的书籍，情况又会怎么样？我看也未必能改变那段历史。这个问题应放在更大范围来看，即放在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过程中、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中来观察。在当时，建设社会主义时的经济怎么搞，采用什么样的体制更好，这些问题是世界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探索的问题。都在探索之中。实际上，正是在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毛泽东集中读了一批关于经济的书，他带领一些高级干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斯大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但究竟如何呢？书读了，也有一些闪光的思想，但终究代替不了历史的必然性。这是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遇到的是一些新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原来设想的情况不一样。不一样怎么办？就是走自己的路，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这个问题在当时还不可能彻底解决。
访问人：对，实践在先。
1992年3月8日于北京前毛家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