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抗
周抗，原名周鸣韶，1914年生，浙江诸暨人。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主编、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顾问。主要著作有：《关于经济法则的客观性质》、《求是论集》、《社会主义民主论》，主编的论文集有：《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等。
周教授曾很客气地对我们的相邀表示感谢。其实，当他数次来信表示一定按约寄出稿件时，我们的敬意油然而生，要知道，周教授已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了。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来源
访问人：你如何看待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同我国传统哲学的关系？
周抗：按我的理解，这是批判继承的关系。因为传统哲学的历史遗产，不论是古代的文王、孔子、老子、孙武子等人所留下的，还是近代的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民主改革的先行者所留下的，其中实际上都存在着，真智同谬说相渗透，精华与糟粕相结合这么一个内在矛盾。我们若不掌握马克思的分析批判的科学武器――唯物辩证法，而只靠大量阅读古籍，那是绝不可能达到扬弃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等先秦各派学说以及后来的玄学、理学、心学等等学说中的糟粕而继承其辩证思维的精华的。因此，在谈到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来源时，我对国内某些学者所提出的“两源说”，就稍有不同看法。虽然他们明确地指出，马列主义哲学是个主要来源；而传统哲学则是次要来源，但我认为还是不够确切。
访问人：您的观点呢？
周抗：据我看来，只有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哲学原理，才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辩证法思想的来源。而毛泽东对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则仅仅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之所以具有中国特色，或带有民族形式的来源。毛泽东早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课时，就说过：“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自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长期都是亲自带头，把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放到了他所规定的“三大学习任务”之首位的。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号召红军指战员们“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时候，也还是竭力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他在这篇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的论著中说：“我们的眼力不够，应当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这个极其生动的比喻，不仅指明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对于完成其他两项学习任务的特殊重要作用，而且更揭示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一定要努力去学马列主义观察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绝不可满足于仅仅熟悉了一些词句――这么极端重要的道理。
毛泽东所规定的第二个学习任务就是“学习历史”，即学习历史遗产。这个任务之所以被排在第二位，并不是因为它不够重要，而是因为，若要真正有效地学好它，那就一定得借助于马列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毛泽东本人虽然早于青少年时期就熟读不少古籍，但是当他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之后，显然是把自己所有的古籍知识统统都拿到马列主义“显微镜”底下去扬弃了一番。这样一来，他才真正获得一座随时可以应用的历史遗产的“宝库”了。想当初，他虽处在极度紧张的战争年代，可是每当应用马列主义观点方法来处理实际问题时，总忘不了还要参考传统哲学，采取其中辩证的精华，用来丰富自己的战略战术思想。凡是用心读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论著的人，可能都还记得，在那里不但有例如巧妙地借助于“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样的朴素辩证法的警句，准确地阐明我们的，为了前进而先后退，为了扩大地盘而先丢失地盘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而且还有，借助于传统哲学精华积淀形成的语言，丰富了马列主义关于“具体分析方法”的重要原理。这就是被称为“十六字诀”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么一个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辩证分析方法。毛泽东的这些高水平的学习成果，岂不就更使我们认清这两个方面学习任务之间的辩证关系了吗？
毛泽东所规定的“学习任务”之三是“研究现状”，这不但表现为某项计划制订前的调查研究，而且表现为计划实施全过程中的继续调查，以及结束时的工作总结。毛泽东曾再三再四地著文指出了这一点并非一般重要，而是十分重要！就因为理论只有在同实际结合在一起，才有生命力；历史传统也只有继续不断地摆到现实斗争中去鉴别，才能把弃糟粕而存精华这件事越做越好。例如，毛泽东认为：红军在总的战略上，只能坚持以弱御强、以寡敌众的持久战；而在每一个战役或战斗上，就必须尽一切可能，集中三倍、五倍甚至十倍的优势兵力，并选择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时机和地方，坚决去打以多胜少、以强击弱、一举歼敌的速决战。在这里，毛泽东对老子的军事思想和孙武子的军事思想都进行了有批判的继承与应用；而且枪是从现实条件出发，恰如其分地把这两派的军事思想放在不同的位子上进行灵活运用。在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光辉灿烂的具体表现中，我们都不难发现，它同我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关系，岂不是这样的吗？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特色
访问人：毛泽东的矛盾学说有何特色？
周抗：据我看来，它显然表现出一种颇能引人入胜的中国特色。这种特色，可以说是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标志。其中最基本的一点是，毛泽东研究的是具体的矛盾，而不是思辨的矛盾。这只要把毛泽东的《矛盾论》同黑格尔的《逻辑学》一对照就可以看清楚了。所谓具体矛盾，简单地说，就是具体事物的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对立统一。在思辨矛盾中，存在着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问题，但不存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而只有在具体矛盾中，才有一个一个的各自特殊的矛盾，才有必要研究其中的个性与共性、相对与绝对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是在革命实践中研究和应用矛盾学说的，所以就必然要涉及这些问题。
访问人：你怎不能具体地谈一谈？
周抗：好的，下面就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毛泽东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是如何具体而细致地去探索辩证矛盾的具体情况的：
第一，从统一中求对立统一。具体说来，也就是把作为统一体的某事物分解为它的构成因素或组成部分，并从这些部分中考察其相互之间的既差异又联结、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正如毛泽东爱说的一句颇多传统味的话：“一切事物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就拿中国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来说吧，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早在二十年代就通过细致的考察和剖析，把它分解为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这样的既统一而又对立的两个部分了。这也可说，是从一中发现了二。但这决不是像切西瓜那样，简单地一刀，将它切成两半。而是在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理指导下，对它进行科学分析和研究，从而发现其中确实存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并且看清了双方之间那种根源于经济利益上的相互关系，是既有彼此磨擦、对立的一面，又有彼此依存、统一的一面。此后的社会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都证明了毛泽东的如上分析，不仅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对中国革命来说，又是极端重要的。
第二，从对立中求对立统一。这种探索比前一种又复杂一点。它不是从“一”开始作研究，而是从“二”开始，即从分裂着的或很少联系的两个事物开始来作研究的。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关键并不在于发现对立，而是在于探索统一的可能，亦即探索具体地联系、合作、配合或结合起来的可能，并且要求确切地掌握那些必然导致形成统一和巩固统一的具体条件。例如，从1927年直到1936年，人们大都把共产党同国民党看成绝对不会握手言和的死对头。但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等人则不同，他们经过长时期的探索和研究，认为固然两党之间剧烈对抗的现实是绝对不可否认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却是可以变得缓和一点的；又认为虽然要求双方之间的和解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经过我们的艰苦努力而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也不是毫无可能的。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就指出：形成国共两党之间既对立又统一、既各自独立而又合作抗日局面是完全可能的。其主要条件大致是： （1）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日益向关内深入；（2）中华民族大难临头的形势激起了全国工人、农民以及各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的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浪潮；（3）在国民党里面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以不同方式日益更多地向我党表示合作抗日的真诚愿望；（4）我们党一次比一次更明确而具体地提出，创立以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一项为全国绝大多数人民所热烈拥护的战略决策。就在这些条件日渐形成的情势下，1936年12月发生了张、杨“兵谏”的西安事变以及这一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7月7日爆发了日寇突然进攻的芦沟桥事变，这一事变促使我们展开了团结抗战的伟大旗帜。从那以后的一系列事变进程，更明确地显示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的正确性，同时也证明了毛泽东关于从对立中寻求对立统一的做法，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上是成功的。我们从这一成功中认清了，“相反”的两个事物，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成”的。或者说，是可以“合二而一”的。而在这件事的实现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就在于所谓“一定的条件”。如果没有如上所列举的这么一系列具体条件的齐备和成熟，那就不可能有这样个具体的对立统一。
第三，从统一的历史过程纵向地寻求对立统一。有些初学《矛盾论》的同志，往往不了解毛泽东所谓“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从而形成了彼此之间的“互相贯通”，这些话中作为矛盾的彼方与此方，是历史过程中纵向地存在着的，而且是先后相继地出现的。例如，毛泽东多次分析过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矛盾、坏事与好事的矛盾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些既相反而又相成的矛盾着的方面，都是纵向的。就拿战争与和平的矛盾来看一看吧，这里既对立而又在一定条件下统一着的矛盾结构，实际上是既相反而又联贯的两个历史阶段所构成的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毛泽东正是从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分辨出显然有其本身独特现象和独特本质的特殊阶段 （例如抗日战争阶段），并同它的过去阶段以及将来阶段联系起来，在辩证法一般原理指导下，进行具体分析，作出实事求是的哲学概括，再经实践反复验证之后，才把这个不仅完全符合矛盾规律，而且显出了一点作者的独创性的结论写进了《矛盾论》的。因此，当着斯大林的严厉“批评”突然袭来之时，这个独创性的论断始终巍然不动。这就因为，它本来就是实事求是的，无懈可击的嘛！
我想，从上述三点探索中，人们不难领会，毛泽东矛盾学说中的中国特色，不但表现为理论形式上的民族风格等等；而且更表现为理论内容上的具体化和中国化。诚然，毛泽东关于矛盾的一般原理是从马克思和列宁等导师那里学来的，当然也参考过许多古籍的。但绝不是像鹦鹉学舌似地，从前辈或祖先那里搬过来就算数的。而是学来了精神实质，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并通过在实践中既当先生，又当学生，再当先生，再当学生……这样一种螺旋式的循环上升的长期过程，才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这个泉源之中，自然而然地成长起来的，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具有中国特色的，亦即里里外外都中国化了的，一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之花。
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
访问人：毛泽东是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周抗：是的，我在回答上面两个问题时，已经表明毛泽东在应用唯物辩证法去批判继承传统哲学时；在应用唯物辩证法一般原理去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过程中，都显然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有所开拓，有所前进。下面我想着重谈两点：
第一，在对“应用辩证法”研究方面的创新和开拓。毛泽东善于在实践中研究和应用唯物辩证法。他主张不仅要研究事物运动的一般规律，而且尤其要揭示它们的特殊规律。因此，他在很大的程度上开拓了“应用辩证法”方面的研究。就说打仗吧，他不仅研究一般的军事学，而且更热衷于结合研究军事活动中反映出来的辩证运动规律。从而揭示出了：隐蔽身体与发扬火力，防御与进攻，后退与前进，内线与外线，包围与反包围，持久与速决等等一系列既相反而又相成的辩证关系，创立了被称为《军事辩证法》的“应用哲学”的学科。再说进行政治斗争吧，他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又作出了高水平的敌我分析，从而把中国资产阶级分解为官僚 （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且依据这两部份资产阶级截然不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态度，把前者归入敌人之列，而把后者归入人民内部。这一具体分析的实际价值，就在于：使面临的敌人大为减少而朋友和战友则大为增加；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体制中，其“专政面”就大为缩小，而其“民主面”则相应地大为扩展。这岂不可以说是毛泽东在“政治辩证法”方面获得重大开拓前进的光辉成就吗？此外，还有“党的建设的辩证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辩证法”等等，其中有些方面，可说是硕果累累；有些方面虽也有错误和失败，但其中也还存在着颇有价值的，例如 《论十大关系》一文中的某些探索。
第二，在对唯物辩证法原理及其体系研究方面的深化和开拓。列宁曾经强调，唯物辩证法要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来进行研究；同时还说：这个问题要有人来加以发挥。据我看来，正是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积极响应列宁的号召，站出来做了这一“研究”和“发挥”的工作。首先，毛泽东认为，矛盾的同一性，不仅表现为对立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依存，而且还表现为，对立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他进而具体指出，例如生与死、福与祸以及战争与和平等等，在性质上相反的两个阶段之间，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同一性，因而才能相互转化。这个著名论断，虽曾遭到过苏联哲学界的非议，但它符合客观的历史规律，而且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早有这种辩证思维天才萌芽的反映。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把它提到马列主义哲学理论的高度来加以阐明。这岂不是他对哲学基本理论上的深化和开拓的一例吗？
其次，他认为矛盾学说的“精髓”是，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问题。在《矛盾论》中，毛泽东首先简要地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同时就指出了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的道理；紧接着就以大量的篇幅详细地阐明了矛盾特殊性原理。在阐述矛盾特殊性问题的过程中，不久就联系矛盾的普遍性问题指出了：人类的认识运动，总是先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都可能使认识提高一步的关于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紧接着又展开了矛盾特殊性问题的阐述，并用来论证了“对具体的事物，必须作具体的分析”这一貌似平凡而启发性极大的辩证法和认识论原理；此后，再一次联系到矛盾普遍性问题的时候，才明确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即它的共性和绝对性；矛盾的特殊性，即它的个性和相对性。而共性即寓于个性之中，也就是说，在相对性的东西之中，存在着绝对的东西。显然，我们如果不研究这个毛泽东称为精髓的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就不但不能掌握上面已经指出的一系列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道理，而且也不可能弄清楚后面的关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同一性和斗争性等等的辩证关系的。据我看来，这是毛泽东对哲学基本理论上有所深化和开拓的又一例。
再次，毛泽东关于矛盾学说的体系，实际上是一个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和唯物辩证法诸范畴的辩证统一；而且还体现出马列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辩证统一，这样一个比较合理的唯物辩证法的新体系。据我看来，这也不能不说是毛泽东的发展或创新的难能而可贵的成果。
总而言之，我认为毛泽东对哲学的确是有所发展的。而且如上所述的这些主要的发展之点，都要经过实践从正反两面检验之后，被认为是很成功的。如果要间毛泽东的成功之路是怎样的呢？我认为这条成功之路，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要点：（1）坚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其立场、观点、方法，而不足仅仅学其词句；（2）坚持应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而不是丢掉马列主义进行盲目实践；（3）坚持在实践中既当先生，又当学生。这也就是说，既指导实践，而又虚心接受实践的检验。我认为谁如果能真正抓住这些要点，那么也就抓住了这条成功之路了。
1992年10月5日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