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一秀，1931年生，广东五华人。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会长。主要著作有：《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革命》、《周恩来早期哲学思想研究》，并主编《毛泽东哲学思想教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三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六、七卷、《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等。
我们最初给宋教授的题目是《毛泽东的“两论”是抄袭之作吗？》整理记录才改成现题。之所以这样改，不仅因为谈的内容既涉及了“抄袭”问题，而且还涉及了“两论”的写作背景和历史意义，这个范围显然比最初的题目大多了。
访问人：关于《实践论》、《矛盾论》写作的时间、修改以及发表情况，国外一些研究者从60年代起散布了种种迷雾，他们怀疑“两论”是1937年的作品，甚至断言它们是1950年和1952年写的，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您多年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我们想请您谈谈这些问题。
宋一秀：除了上面你们提到的说“两论”不是1937年的作品这种观点以外，还有一种“抄袭”论，即认为毛泽东的“两论”是抄袭之作。散布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前苏联的一些学者，如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1977年出版的《毛主义的思想政治本质》一书，认为“经过重新修订”发表的毛泽东的《实践论》，“在‘修订’时利用了”、“抄袭了”苏联的弗・伊・哈斯哈契赫的《物质和意识》这部著作。这本书影响很坏，如你们所说，“散布了种种迷雾”，这确有澄清的必要。
访问人：除前苏联人这样说以外，国内有些人也散布这些观点，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
宋一秀：国内主要是70年代未80年代初非毛化思潮泛滥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提出比外国人更新的论据，基本上是拾了外国人的“牙慧”。
访问人：那么，他们说“两论”不是1937年的作品，根据是什么呢？
宋一秀：这是60年代国外有些人提出的，他们的所谓论据是：在《实践论》1950年和《矛盾论》1952年正式发表以前，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其中包括《整风文献》里都没有收过这两篇文章，甚至说当时中国理论家们的文章里也没有提到过这两篇文章。
这只能说明他们的孤陋寡闻。从 1937年4月起，毛泽东应抗大邀请讲授哲学，并开始准备讲稿，总题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其中包括辩证法唯物论的许多基本原理和范畴。首先讲的是第一章绪论部分，如哲学中的两军对战，唯物论与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等问题；第二章接着讲物质论、运动论 （发展论）、时空论、意识论、反映论、真理论和实践论；在第三章“唯物辩证法”部分，除重点讲“矛盾统一法则”这一节外，还列举了质量互变法则、否定之否定法则，以及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原因与结果，根据与条件、可能与现实、偶然与必然、必然与自由、链与环等对立统一的范畴。后来正式公开发表的《实践论》即该提纲的第二章第十一节；《矛盾论》的原本则是该提纲的第三章第一节，原题名为“矛盾统一法则”。和其他一些章节相比，这两部分实际上已不完全是提纲性质的东西，讲得相当详细、充实，具有较完整的逻辑结构，反映出毛泽东当时对辩证法唯物论哲学的体系内容，已有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某些深刻独到的见解。据一些回忆文章说，从1937年4月到7、8月，毛泽东的哲学课共讲了约100多个学时，后来主要由于“七七”事变的爆发讲课中断了。辩证法部分只讲了“矛盾统一法则”，其他法则和范畴都没来得及讲。当时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曾派人做过讲课记录，记录稿连同整个讲授提纲经过整理后印发给大家学习，从此便非正式地在一些地区或单位印行和流传开来。
访问人：现在人们普遍的看法是，最早印行的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油印本。1983年我曾访问过吴亮平，他给我看了一本《实践论》油印本，封面上毛泽东还写着：“吴亮平同志：请阅处。毛”字样，吴亮平说：这是1937年毛主席赠送给他的。我拿回来和《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对照了一下，虽然都是油印本，但字体不一样，一个是手写仿宋体，一个是普通字。这样看来，当时就有单独的《实践论》单行本流传了。
宋一秀：你说的吴亮平藏的那个本子我也看过。那个本子应看成和《辩证法唯物论 （讲授提纲）》油印本同时期。此后这个讲授提纲又有许多翻印本，如1938年4月广州统一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抗战大学》（半月刊）第一卷第六期和以后几期新哲学讲座专栏上，就曾连载过这个提纲，并署名“毛泽东主讲”；1940年3月上海出版的《民主》杂志从第1卷第1期起也署名连载过，这些杂志都不是中共的正式刊物。在1940年，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社把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铅印成书。以后冀中第四军分区政治部国防社出版社（1941年），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 （1942年），张垣印刷局、大连大众书店都翻印过。这些翻印本都源于1937年9月的那个油印本，除翻印过程中发生的错漏外，内容完全一样，未作过任何修改。
访问人：日本学者竹内实在70年代曾收集到一个版本并公布了，引起了一场对《实践论》版本及修改情况的争论，这是怎么回事？
宋一秀：竹内实找到的那个版本，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大连大众书店的那个版本，题为《辩证法唯物论》。1980年12月《中国季刊》发表《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解放前的文本》一文，详尽地考订了他们看到的这些文本，并说：“这些被发现的解放前的文本，其意义不只是为这两篇论文写作期的争论提供了新的证据，而且涉及到关于延安时期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才能和历史地位的争论。”这个评价是很高的，也说明一些外国学者在事实面前还是公正的。
访问人：但是，他们又提出一个观点，认为既然从1946年的文本看不出《实践论》在1950年发表时作了很多修改，那么， 1946年的文本必定已经作过很多修改。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宋一秀：这纯粹是主观推测，我在前面说过， 1946年的文本包括其他在建国前出版的文本都出于1937年9月那个油印本。1950年编辑《毛泽东选集》时，作者作了一些修改，但《实践论》的内容同油印本的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内容上的修改主要是增加了第四自然段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一段话，删去了原稿中在论述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时对社会条件的具体论述；另外还加上了“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真理”一句，其实这句话原来写在《讲授提纲》第二章第十节《真理论》中，这里是移来的。除此之外，只是一些个别文字的变动和修饰。 《矛盾论》修改较多，为此，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本篇的题解专门作了交代：“在收入本书的时候，作者作了部分的补充、删节和修改。”《矛盾论》原稿大约有25 字，重新发表的稿子大约有24 字，其中删000去了近7000字，增加了6000字。关于《矛盾论》的修改情况，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七卷第一章中作了详细交代。总之，我认为这些修改是符合科学精神的，既保持了原貌又吸收了自抗大讲课以来的新的经验，增添了一些新思想；同时也表明毛泽东希望把他的著作用他所能达到的最完善的形式贡献给读者。对这一点也是无可指责的。
访问人：对“两论”写于1937年持怀疑态度的人，还说到当时的理论家都没有提到过这两篇文章，是这样吗？
宋一秀：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引用几个材料。 1941年4月，张如心在《解放》月刊上发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除了其他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能够真正唯物地具体地理解我国的情形，真正掌握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唯物辩证法。从毛泽东同志编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如何深刻透彻地了解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如何善于把长期的丰富的革命经验以辩证法的方法科学地综合起来”。同年6月，另一位青年哲学工作者和培元在 《中国文化》上发表《论新哲学的特征和新哲学的中国化》，其中说：“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抗大的哲学讲座迄今犹脍炙人口，他的讲授提纲――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一章是最好的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他对辩证法原则阐述之所以那样爽朗、生动、有力，这不仅由于他的文字的流畅易懂，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活的中国革命经验。这就预示着新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1943年8月艾思奇也撰文说：“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法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之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这里说的“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法唯物论”，就是指的《实践论》、《矛盾论》。这些材料表明，“两论”流传开不久，对“两论”的研究也就开始了。外国人对我们的历史资料不熟悉，还有情可原，我们自己的学者也跟着起哄，就太不应该了。
访问人：那么，所谓“抄袭”之论又是怎么来的？
宋一秀：对前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的《毛主义的思想政治本质》中认为《实践论》“抄袭”了苏联的弗・伊・哈斯哈契赫的《物质和意识》一书，可以说不值一驳，哈氏写作《物质和意识》大约在1939年1941年间，这时毛泽东的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已经写成并流传；哈氏的著作的出版在40年代末，翻译成中文是在1951年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的《论世界可知性》，它是《物质和意识》中讲认识论的两章，这时毛泽东的《实践论》已公开发表。前面说过，1950年《实践论》正式发表时根本没有作多少修改。根本谈不上任何“利用”、“抄袭”哈斯哈契赫著作的必要和可能。因此，只要摆出这些事实，苏联某些人的信口谬说就不攻自破了。
至于谈到毛泽东写作“两论”和苏联30年代哲学教科书的关系，这确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 1988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提供了最直接的原始文献资料。毛泽东在写作“两论”之前，阅读过苏联30年代的一些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并作了大量的批注。主要有：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研读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和雷仲坚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 1937年以前读米丁等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毛泽东在“西氏本”中写下了12 多字的批语，并从头至尾作了圈点和勾画。其中第三章000 “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批注文字最多。对“米丁本”的批注约2600字，从内容上看，批注最多的是统一规律问题，占批注文字的一半，其次是对认识论问题的批注。这说明，毛泽东研究的重点仍是矛盾问题和认识论问题。我们把毛泽东读这两本及其批注同“两论”对照，可以看到他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时，曾利用过苏联哲学教科书中的思想资料，吸收了“西氏本”和“米丁本”中论述的观点，其中不少观点及其分析使毛泽东受到启发，并且他还以自己的方式吸取了其中一些有见地的思想。否认这一点，不是科学的态度。
但是，“两论”同苏联哲学教科书相比较，又有它自己的许多特色和独到之处，它以长期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作基础，在理论上进行了独立的创造和发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访问人：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宋一秀：首先，从体系结构上看，“两论”没有像苏联教科书那样广泛地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方面的问题，而是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根据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实践需要，有目的、有选择、有重点地来安排、构造自己的体系内容。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实践论》所以要突出认识和实践的相互关系及其矛盾运动这个中心，侧重于论述和解决认识论问题，《矛盾论》所以要突出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分析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意义，侧重于论述和解决方法论问题，不仅因为它们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中的根本问题，更因为它们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主观主义者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
其次，从内容上看，“两论”克服和弥补了苏联教科书的某些不足之处，如对某些哲学概念、范畴、原理等，有的无明确的定义，或者论述得不全面、不系统、不准确等，而“两论”在阐述和论证问题时，密切联系中国的实际，以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经验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进行了系统的独创性的发挥。
第三，从论证、表达问题的方式和用语上看，“两论”具有明显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它们继承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哲学理论思维方式和风格，论著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思想鲜明，写法上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善于运用中国民间谚语、格言、典故以及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经验，具体、生动地形象地阐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深刻哲理。因而“两论”作为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较之苏联哲学教科书，更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也更便于他们理解和接受。
第四，就“两论”和苏联教科书的作者在阅历、斗争经验、思想素质和境界等主客观方面的因素来说，两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作为既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领袖，同时又是哲学家与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哲学家相比，即便是对同一概念、论点、命题的理解和阐述，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有差别的。特别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前者较后者显然有其优越条件和过人之处。毛泽东之所以写出“两论”是同他长期参加革命实践和党内斗争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分不开的。而只有一般的哲学知识素养，或者只是利用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思想材料和哲学成果，是写不出“两论”这样思想深邃、具有鲜明针对性、战斗性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的。
访问人：在所谓“抄袭”这个问题上，国内有些人还散布了这样的观点，即认为毛泽东还抄袭了艾思奇、李达等人的著作和观点。
宋一秀：艾思奇到延安是1937年10月，这时“两论”已经油印流传开了。在这之前，毛泽东的确阅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1936年10月22日他在给叶剑英、刘鼎的信中就提到过：“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的《街头讲话之类）”。但是，《大众哲学》毕竟是通俗的哲学读物，不能同“两论”同日而语。另外，有人还说他利用了艾思奇编辑的《哲学选辑》，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哲学选辑》是艾思奇到延安之后于1939年编的，只从时间上看也对不上。对于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虽然这部书在1937年就出版了，但由于道路曲折，毛泽东得到它，已经是1937年底或1938年初的事情了。毛泽东在1938年2月写过一篇读书日记，里面详细记载了他读李达这部书的情景，从1938年1月17日读起，中间虽有间断，但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到3月16日全书读完。这说明毛泽东在写作“两论”时还没有读到过这部书。但是，我们也不要否认“两论”的写作同30年代中国哲学战线上的论战和研究成果的联系。因为中国30年代的哲学论战同毛泽东写作“两论”时同处于一个时代，有着共同的时代要求，他通过阅读艾思奇等人的著作和资料也了解了那场争论，虽然“两论”解决的问题主要是针对“左”倾教条主义，但也间接地驳斥了张东苏、叶青等人散布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时，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写作“两论”阅读这些资料时，肯定和吸收了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论战中阐发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思想，并加以补充使之更精确化和系统化，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同时也纠正和克服了他们的某些不正确、不恰当的提法。在当时哲学界普遍存在着脱离中国革命实践的情况下，“两论”的写作本身实际上起了扭转这种不良倾向的作用，为在哲学研究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特别是联系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提供了范例和指导。访问人：看来，国内外有些人散布的“种种迷雾”，不是主观臆测，就是别有用心的推断，都站不住脚。宋一秀：站不住脚。事实胜于雄辩，“两论”最初写于1937年7月和8月，是确定无疑的，无可辩驳的。毛泽东在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提问时也说，“两论”是写于1937年夏。谁也否认不了《实践论》、《矛盾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而且随着历史实践的发展，人们会越来越感到它的博大精深和深远的理论意义。
1993年2月21日于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