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大成，1947年生，湖南衡阳人。现为中共湖南省委直属机关党校副研究员、理论教研室主任，船山学社理事。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共党史，和毛泽东、邓小平思想及湖湘文化与王船山等人思想的研究。著有《湖湘文化与毛泽东》、《从列宁到邓小平的伟大探索》等。
巨人毛泽东因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才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但他首先是一位中国人，更是一个湖南人。湖南的文化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文化？给了他怎样的影响？毛泽东的同乡彭大成，积10年之功，写出《湖湘文化与毛泽东》一书，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因此当我们想到这个题目时，就首先想到了他。
访问人：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奇特的历史现象：在中国近100多年的政治风云中，湖南这个经济落后的内陆省份，却成了每次政治变革的前导。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湖南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革新志士、革命英雄和革命领袖，以及其他各种政治军事人物和著名学者。造成这一风云际会，群星灿烂，“唯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历史之谜是什么呢？而当代巨人毛泽东，正是产生在这一“地灵人杰”的人才群体之中，请问这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吗？
彭大成：当我对这一历史奇观进行穷本探源的研究时，发现这与湖湘文化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
访问人：那么，湖湘文化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什么？
彭大成：依我看，湖湘文化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与特点：（一）哲理思维与诗人才情的有机统一；（二）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与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 （三）气化日新、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群体参政意识；（五）运筹决胜、平治天下的军政谋略。正是这五个方面，构成了湖湘文化的丰富内涵与主要特点，使湖湘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丛林中一株后来居上的参天奇树。
访问人：从毛泽东来说，他主要受了湖湘文化的哪些影响呢？
彭大成：我们从湖湘文化的内容与特点中，就不难看到它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第一个内容与特点来看，湖南自古就有探索宇宙、人生“大本大源”的哲理思维兴趣，从2000多年前的屈原在湖南进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哲学思考，到北宋周敦颐首创《太极图说》，一直到明末清初的王船山创立空前博大精深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结合的哲学思想体系，湖南历代知识分子在立志救国之始，总是力图首先从宏观总体上把握宇宙、人生的根本规律，作为自己的最高信仰和治国平天下的指导原则。深受这一思想传统影响的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同样是从探求“大本大源”的哲学问题开始，提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与哲理思维相联系，湖南的文学形象思维能力也很发达，二者共同交织成湖湘文化的云锦天章。湖湘文化一直深受楚文化的影响，屈原瑰丽浪漫的诗篇，庄子神奇精妙的散文，深深哺育了湖湘文化。湖南历代志士仁人，在进行哲理思维的同时，也进行着大量诗词、散文的创作。他们的作品，充满着呼风唤雨的时代精神，洋溢着光芒四射的文采。这一文化传统也培养了毛泽东的诗人性格，使毛泽东不仅成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而且成为一位千古绝唱的大诗人。从湖湘文化第二个内容与特点看，从南宋胡宏、张■等人开始，湖湘学者就十分重视“经济之学”，主张从国计民生、“日用之实”中去探求富国强兵之道。其后王船山、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等人无不提倡“经世致用”之实学。同时，湖湘学者也十分重视自身的道德践履，“严于自守”，“苦行清修”，注重内省。这种自修并不是与世隔绝的“闭门思过”，而是十分注意联系社会实际，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例如，王船山“自少喜从人间问四方事，至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魏源也主张：“夫士而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勤访问始。”深受这一传统影响的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懂得“练达世情皆学问”，提倡“重在行事”，主张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善于读社会这本“无字天书”，并且身体力行，于1917年暑假，与同学肖子升，徒步漫游考察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5个县。后来，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都可以看到湖湘文化这一优秀传统的影响。从湖湘文化的第三个内容与特点看，自从胡宏提出“日新不息”的辩证发展观，到王船山发展成为一整套“造化日新而不用其故”的日新哲学与人类进化史观。这种日新不息、奋斗向上的精神一直盛行于湖南。正如陈独秀所指出：“湖南人底的精神是什么？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 ‘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2000云南兵，和10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所以，陈独秀大声疾呼：“欢迎湖南人底精神”！（《陈独秀文章选编》第480、 481页）从魏源、谭嗣同、黄兴、蔡锷，一直到毛泽东，都表现了热烈追求新事物，敢为天下先的革新精神或革命首创精神。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热烈提倡：“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种奋斗向上的人生观，与湖南刚健质朴、吃苦耐劳的“霸蛮”精神相结合，使湖南在中国近100多年的历史上，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湖湘文化的第四个内容与特点，表现为一种特别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无论是王船山还是魏源的史论著作，都是在研究历代治乱兴亡之道，具有书生参政，经邦治国的强烈意识。湖南知识分子由此而形成了一种师徒相传，朋兴景从，薪尽火传，联系紧密的群体参政意识。湖南近代第一代学术群体是以两江总督陶谢为宗主，团聚了贺长龄、贺熙龄、唐鉴、魏源、邓显鹤等一大批能吏学者。第二代以曾国藩为领袖，集合了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煮等一大批书生出身的文武人才。他们平时以道德文章相交往，互相切磋学问，提倡陶铸人心，转移风气，一到国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与需要的时候，这种学术文化圈子，很快就转变成能左右中国政局的巨大政治和军事力量。第三代是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长沙创办的“南学会”和“时务学堂”，成为戊戌变法中的重要领导骨干和政治力量。稍后的第四代是黄兴、宋教仁、刘揍一、刘道一等人组成的“华兴会”，这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团体，是辛亥革命中武装反清的主要骨干力量。第五代是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新民学会”，开始也是青年学生的文化团体，但在五四运动之后，“新民学会”很快发展成为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目标的政治团体，成为1921年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重要骨干力量之一。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超越他的前代，进一步把这种知识分子的群体参政意识，发展成为“民众的大联合”、“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产生了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湖湘文化的第五个内容与特点来看，早期湖湘学者就十分重视研究治国用兵的方略，出了不少能征善战的名将和民族英雄。王船山、魏源的史论总结了中国几千年平治天下军政方略，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湘军，在全国范围内空前地实践和传播了这些军事理论，表现了经文纬武的高度军政才华，造成了“无湘不成军”的特殊历史传统，在湖南形成了“士乃嚣然喜言兵事，人颇、牧而家孙、吴”（《谭嗣同全集》第194页）的特殊社会风气。流风所及，连湖南一师这样的师范学校也是“以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实施军国民教育为宗旨。”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与教育宗旨的培养熏陶下，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对历史上“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战争史实特别“喜读”，认识到中国“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必须“磨砺以待日本”，因而对战争问题着意加以研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与思想文化土壤里，诞生出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以及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开国元勋、卓越的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就不是偶然的了！我们只要认真研究一下湖湘文化的丰富内涵，就不难从这一文化系统的“模板”结构中，清晰地破释这一军政韬略的遗传密码。
访问人：在这些影响中，最主要的是什么？
彭大成：从以上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影响是十分丰富和多方面的。我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影响是在哲学思想和军事思想两个方面。
首先，从哲学思想上看，从王船山创立“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提出“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到曾国藩提出：“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即非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即事穷理，实事求是的实学思潮一直盛行于湖南。这对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料。在知行观方面，王船山全面论述了“力行第一”、“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的辩证知行统一观，这对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即实践论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逻辑起点。在辩证法方面，王船山对阴阳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及其相互转化，对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及质量互变规律，都作了空前系统的总结。这为毛泽东矛盾论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
第二，从军事思想上看，王船山不仅第一次提出了发动全民游击战争的反侵略军事思想，而且还比较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历史上“如火之燎原”的农民战争经验，如农民军“胜亦走，败也走，无所不走”（《宋论》卷十），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曾国藩也同样指出农民军的惯用战术是”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又进”；“如蚁旋磨，忽左忽右，贼中相传秘诀曰： ‘多打几个圈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曾国藩全集・家书》）他们虽然是站在反对农民战争的立场来加以总结的，但这些反面教员所总结的农民战争规律，对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形成，不是没有启迪作用的。又如，王船山与曾国藩等湘军人物都主张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争城池土地为意”；集中兵力于主攻方向；主张“自立”、“持己”，高度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等丰富系统的军事思想，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都有过重要影响。这些复杂的军事战略战术问题，都是在马列本本里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却可以在王船山、曾国藩等人的著作中找到其民族的渊源。这是“中国式智慧”的生动体现与高度发挥。
以上两个方面的影响，在拙著《湖湘文化与毛泽东》一书中都作了详细的考察，在此不一一详举了。
访问人：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湖湘文化的这些影响？它通过毛泽东而对中国现代史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彭大成：首先，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思想传统，激发了毛泽东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唤醒了他的民族民主革命意识和救国救民的伟大革命抱负，为他尔后向共产主义战士转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第二，湖湘文化中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与高尚的人格修养，培养了毛泽东坚强的革命意志，自力更生、排除万难的拼搏精神，高尚的情操和广阔的胸怀，使他具备了成为革命领袖的优良素质、政治风度与性格特点。第三，湖湘文化中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哲学思想，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经过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以彻底的改造和吸收，而发挥出新的强大无比的战斗威力。第四，湖湘文化中的丰富军政谋略，启迪了毛泽东高越卓绝的军政才华，使毛泽东成为具有雄才大略，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伟大政治家和军事家。湖湘文化中的这些丰富的优秀思想精华，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多方面的宝贵思想资源，并通过毛泽东而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访问人：当我们全面观察毛泽东的时候，除了赞叹他的伟大，他的英明之外，还能感到他的不足，他的不尽人意的地方。关于他的弱点，是否也与湖湘文化有关呢？
彭大成：我想是的。当我们在看到湖湘文化优点与长处的同时，也应实事求是地指出它的缺点与短处。这就是长于研究社会人生问题而短于研究自然科学；长于研究政治军事斗争的谋略而短于研究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特别是缺乏对现代化经济建设规律的研究。这些特点在毛泽东的身上都有鲜明的体现，并通过毛泽东而影响了中国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从这种影响中，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创造了那么多震惊世界的辉煌胜利，为什么却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再发生严重的失误。我们从湖湘文化的研究中，可以从民族思想的渊源中，更深刻地认识这一发人深省的问题，从而更加自觉地继承、弘扬民族文化的精华与优点，克服民族文化的糟粕与缺点，更加积极认真地学习和吸取全人类的一切先进思想文化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坚定不移地坚持、继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