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水浒》这部小说的关注，贯穿了他的一生。
这是有原因的。如果对毛泽东以阶级关系为核心的历史观做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这样两个重要内容，被压迫阶级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历史的进步包含着一个伟大而永恒的真理――对压迫阶级的造反有理。他的革命生涯，就是对这两等原则的实践，并且在相当程度上融化为他的主体个性。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上，强调斗争，颂扬造反，既是他的历史观，也是他的人生观。反映在小说阅读和接受倾向上，他的兴趣、思绪和感情便集中投向被压迫的小人物和敢于反抗官府的草莽英雄身上，对那些为统治阶级尽忠尽孝的人物形象则极其鄙夷。于是，《水浒传》这部第一部，也是最成功的一部反映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完整过程的古典小说，十分自然地成为这位20世纪诞生的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领袖所关注的对象。这部小说，深刻地挖掘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生动地塑造了起义英雄群象，并通过他们不同的反抗道路展现了起义如何由零散的复仇火星发展到燎原大火的斗争过程；也具体展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因此，这部小说在封建统治者眼里，不啻是煽动造反的“教科书”，一直遭到禁忌，或被删改。而其思想内容在许多方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造反运动来说，却大有可取的经验教训。
根据毛泽东自己的回忆，在他的少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读物就是《水浒》。在主持新民学会期间，他建议同学会友读一读《水浒》。在大革命时期从事农民运动的时候，他谈起过《水浒》和宋江的造反。在江西苏区的艰苦斗争环境里，《水浒》是他爱读的作品之一。长征途中打下一座县城，《水①浒》是他急于要找来一读的书，以至警卫员匆忙地给他抱来一尊“水壶”。1938年他对人说《水浒》是中国人必读的三部古典小说之一。在延安时期丰富的著述中，《水浒》故事是他经常引用的例子。建国后，《水浒》是他的书架上的必备之作。即使是1974年后在身体和视力大减的情况下，《水浒》仍是他爱读的书，并几次同人谈论他的看法。
在戎马倥偬、政务繁杂和病魔缠身的情形中披阅《水浒》，不是为了寻求纯艺术的审美享受，更不是为了满足少年时代爱做的英雄好汉梦，而是《水浒》和毛泽东的意志、性格有一种深深的共鸣，在他的思想深处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记。《水浒》这部古典小说起到了在一位最伟大的现代革命家身上所能起到的最大作用。
那么，毛泽东究竟从哪些方面看重《水浒》的内容和价值，或者说这部小说究竟给了他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最具独创性的工作，是从农民问题开始的。1926年5至9月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为了说明现实的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毛泽东在讲课中反复用地主阶级同农民的关系来阐述传统中国的政治结构。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完全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造反起义运动所代表的都是农民利益，因此他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其例证之一，便是“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终
①《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回忆》，《党史文汇》1986年第3期。
①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致失败。”但是，他们虽然失败了，却促成了朝代的更换，历史的变迁。“中国皇帝崩溃，就是农民起来了，有领袖出来组织造反。”以此来反观国民革命，非有农民运动的开展，不能成功，“设全国的农民组织起来，不知其力量大到怎样了。”
于是，在1927年1月大革命高潮中，毛泽东回湖南对农民造反运动做了33天的考察，他看到了一些类似于历史上农民反抗运动的现象，并为之高呼“好得很”：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乱来”，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他们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了高帽子，牵着游乡，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这一切代表农民利益的“反常”现象，在毛泽东看来“是几千年来未成就过的奇勋”，如果把它说成是“糟得很”，则“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米的理论”。在这里，毛泽东无疑是把现实的农民运动视为几千年来农民反抗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这是他一生同《水浒》发生联系的潜在的逻辑起点。
《水浒传》描绘了一个根本的历史事实――“官逼民反”。在众多英雄走上梁山泊的道路上，具体地再现出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参加起义的深刻的社去动因和历史必然性。应该说，这是小说最有价值的思想内容，也是毛泽东着重这部小说的一个方面。为此，1944年1月9日看了延安平剧院编演的历史剧《逼上梁山》以后，当即给编导们写了封热情赞誉的信，认为是在传统题材里挖掘出了历史的真髓。“官逼民反”，事实上一直是毛泽东解释20世纪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的最通俗的例证，并赋予它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内涵，这就是阶级压迫必然导致阶级反抗。在大革命高潮中，他说农民们的“造反有理”，因为这是“逼出来的”，“凡是反抗最有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他经常把自己带①队上井冈山比做是“没有法子，被逼上梁山”。在建国后，谈起自己的革命生涯。谈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往往都要谈到一个“逼”字。这是他关于革命的发生、发展和成功的一个牢牢的信念。他说：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的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最后他用《水浒》的故事做了一个基本总结：“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②
《水浒传》写到英雄“排座次”以后，曾有一段“单道梁山泊好处”，概括了他们的行为模式。即：“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皆一样的洒筵欢乐，无问亲疏”。至于“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义军所到之处，“开仓。将粮米赈济满城百姓”，“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这样的描写，在小说中更是随处可见。这些，无疑真实地融铸了农民阶级在自己的革命中产主的最高要求和理想。这就是平等，政治、经济乃至人格身份上的平等。这是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所可能具有的最革命的思想。我们在考虑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种思想，虽然它从没有真正实现过，但又的确曾鼓舞过一代又一代的农民起义。平等的理想，化为造反者的行为模式，最根本的是两点：“扫富济贫”和“英雄义气”。前者是客观的活动，后者是从事这种活动的造反群体必备的性格作风，是维系这一活动必须的共同气质和情感沟连。这两点，《水浒》作了详尽描述，同时在现代中国农民革命的发动过程中也有深深的回响。
①无产阶级利益和农民利益在毛泽东当时的表述中还没有加以区分，所要表达的基本是同一个意思。
①1939年7月9日在陕北公学做题为《三个法宝》的演讲。②1964年1月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引自《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86年第6期第58页。
大革命失败后，方志敏回家乡组织农民暴动，拟了六条口号，诸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列强，平债分田，中途变心者腰斩弹穿不赦等等。实践证明，农民最能接受的是后两条。
毛泽东带队伍上井冈山，提出的一个基本口号，便是“打土豪、分田地”，并收编了袁文才、王佐两支自发的绿林式的农民武装。对此，拖拉姆教授说与毛泽东“自己气质和理想的基本倾向相一致。他自幼就崇拜中国通俗小说中的草莽英雄，虽然他的世界观点不仅仅处在农民起义的水平，但是他对马①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没有否定少年时代的热情。”进一步说，毛泽东初上井岗山的一些做法，也不简单是重温少年时代的热情，而与他对中国现代农民革命力量的认识有关。在1926年1月1日发表在《中国农民》上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中，毛泽东就专门谈到了“游民无产阶级”即士兵、土匪、强盗、乞丐和妓女的问题。他说他们是失了土地和工作机会的人，谋生方式不同，但同样是“人”。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的组织，如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等等。他说“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1927年在对开展农民武装斗争至关重要的“八七”会议上的发言中，毛泽东特别谈到“土匪”问题，说对他们只是“利用”是不对的，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就一定能领导他们，应看他们为自己的兄弟，而不是客人。这个时候，瞿秋白曾要他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则回答说：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①友。显然，远在上海的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对这些拘于传统目的和方式的造反者并不像毛泽东那样了解，也不像毛泽东在当时那样感兴趣，因此在1927年12月21日给朱德的一封信中，特别批评了”在群众眼内看来是替他们打抱不平”的“梁山泊英雄侠义的行为”，并暗示毛泽东领导的“农军”便有这种情况，认为这是妨碍土地革命的深入、妨碍发动民众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的错误。相反，毛泽东一生对《水浒》里那位“不准人家革命，结②果把自己的命丢掉了”的白衣秀士王伦的印象却很深。
毛泽东对传统农民反抗的行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的吸收，既是推动、联合和壮大现代农民革命力量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也包含了对传统的造反方式的基本认识和对其某些合理性的承认。哥老会是清初以来长期存在、影响广泛的具有政治和经济意义的秘密反抗组织。在现代史上也有一定影响。从纲领、手段、组织形式和成员奉行的行为作风上，可以说都是传统农民反抗的上盘继承。它和当时日益壮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1936年7月15日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的宣言》中，曾对哥老会与红军的相近处
①施拉姆：《毛泽东》第103页。①参见谭震林：《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红旗》1978年第12期。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07页。
做过一段很有意思的比较。他说：陕北革命得着了哥老会同志不少的帮助、拥护与积极参加；如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他们不独是红军的领袖，并且是哥老会中的模范。哥老会历来是代表民族志士及广大农民与劳苦大众的组织，始终受到压迫，被目为“下等人”，被诬为“盗匪”，而不能公开存在。哥老会遭受统治阶级的待遇，同我们所遭受的待遇，实是大同而小异。你们过去主张兴汉灭满，我们现在主张抗日救国：你们主张打富济贫，我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你们轻财仗义，结纳天下英雄好汉，我们联合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与阶层。我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主张都相差不远，我们的敌人及我们的出路完全相同。我们要共抱义气，共赴国难。我们更设有哥老会招待处，以招待在白区站不住脚的英雄好汉，豪爽尚义之士……。这段论述，自然是为了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的需要，目的是争取对哥老会的领导和改造，剔除其封建保守的东西，“把哥老会的反抗的侠义的精神，发扬光大为哥老①会群众的英雄的革命行动”。但毛泽东对哥老会积极方面的概括，毕竟是实②事求是地肯定了哥老会“常常尽着革命的作用”，以及在行为模式上与红军的相近之处，反映出这位曾被称为“农民大王”的革命家，对“水浒”式传奇英雄的了解和对他们感兴趣的地方。
即使在革命成功以后，水浒英雄好汉们的行为模式也没有在毛泽东的脑海里完全消失。他强调在新的工作中仍然要保持和发扬光大革命的热情和拚命精神。什么是拚命呢？“《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①是那个‘拚命’。我们从前于革命，就是有一种拚命精神。”1959年夏庐山会议期间，在谈到不能盲目地刮“共产风”时，毛泽东又意味深长地谈起：“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宋江（应为晁盖等――引注）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可以，因为是不义之②财。”言下之意，宋江等取不义之财和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是对的，是义行；而在社会主义时期，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对生产队财产如肥猪、大白菜等，拿起就走，则是不对的。
包括北宋未年梁山起义在年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发展过程，无例外的是起于草野乡村，啸聚山林，安寨屯乓，武装割据。其势力的壮大过程，总是从个体反抗到群体组合，再由不同群体汇集成一支浩大的队伍，然后去攻城占府。这可以说是传统农民造反运动的一个普遍规律。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带队伍上井冈山，由此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现代中国革命道路，不能说是从什么书上学来的，而是毛泽东在实践中艰苦探索的结论。但换一个角度讲，毛泽东的探索卫无疑始终伴随着他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伴随着对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里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斗争规律的把握，伴随着对历史上农民斗争道路的经验总结。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文家市召集受挫的部队，坚决反对一些同志想再次攻打长沙的主张，准备把部队引向罗霄山脉中段（那时还不知道有井冈山这个名字），建立根据地。他在分析向山区发展
①《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0页。②《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1936年7月16日）。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0页。②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68页。
的可能性时，曾举历史上的山大王的例子。他说：大家知道，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里都有山大王，可从来没有听说有谁把山大王彻底剿灭过。山大王没有什么主义，可我们是共产党，既有主义又有政策，山大王和我们比不上，那①么，敌人怎么能消灭我们呢？上山以后，他既反对盲目攻打大城市的左倾冒②险主义，强调割据，认为“山区是敌人始终无法夺取的”；又反对单纯游击的流寇主义，认为“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③在革命道路的设计上，毛泽东始终主张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分别建立一块一块的红色根据地，逐步连成一大块，形成对城市的包围之势。这样，他在井冈山时期读《水浒》这样的作品，也不能说是读着玩儿的了。后来，他还专门从这个角度谈到过这部小说的重要特点。“《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④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革命高潮到来之前，总有一个分散的准备过程，革命力量的壮大，总是从一地一股的星星之火燎原起来的。从革命的整体力量的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就必须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最后克服山头主义。《水浒》似乎是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
毛泽东读《水浒》，谈《水浒》，还特别注重一些细节和情节描绘，善于把握一些人物形象的性格，分析这支起义队伍在组织、政策、战略、战术以及人员构成诸方面的特征，从而有意识地引伸出一些具体的，有益于现代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梁山英雄令人喜爱之处，是他们一个个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毛泽东使用过两个著名的例子。他把反动派比做吃人的野兽，强调在它面前“不可以有丝毫的怯懦。”因此，“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
①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在另一处谈到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退却原则时.毛泽东又说：“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
②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水浒传》里，正是由这样一些敢打善打的英雄们组成和领导的起义队伍，在统一指挥下能攻善守，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不断打击地主武装和官兵，扩大自己的势力，连续获得了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连串辉煌胜利。
在具体的战略战术上，毛泽东最欣赏的是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并把它上升到哲学高度来理解和评价。他在1937年写的《矛盾论》中说：“《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
①参见何长工：《伟大源于实践》，《红旗》1979年第12期。②③《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61、92页。④薄一波：《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①《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1362页。②《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187页。
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象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1942年，毛泽东又指示延安平剧院根据他的这个论述创作了新编历史剧《三打祝家庄》。建国后又在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向人们谈到三打祝家庄的故事给人的启示，说“一打”后石秀探庄，解决了道路问题；“二打”分化祝家庄、李家庄、扈家庄的三庄联盟；①然后是解决祝家庄内部问题，于是有了孙立的假投降，“三打”就成功了。
毛泽东还根据工作实践的需要，不时地谈起《水浒传》的描写的一些工作方式和推行的政策。1938年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讲话中，毛泽东说，《水浒传》梁山上有军队有政府，也有保卫侦察这些特务工作。一百零八位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梁山的对面，朱贵开了一个酒店，专门打听消息，然后报告上面。如果有大土豪路过，就派李逵去搞了回来。
1942年11月12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逐步讲解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12条，第七条主要谈讲求革命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毛泽东由此谈到统一战线，谈到要善于采取合法的和秘密的斗争策略，说：《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得很，相信他们，这是合法的。但这批人暗中准备非法斗争，等到宋江打到了面前，内部就起来暴动。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中国的三打祝家庄，外国的新木马计，都是这样。单单采取合法斗争这一形式就不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打、二打，为什么打不进去，《水浒传》的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
1945年4月21日，在党的“七大”会议上，谈到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时，又说：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城市工作就打不下来。在谈到军队要尽可能扩大同党外人士合作时说：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水浒》里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的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但也有毛病，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整风，那个卢俊义是逼上去的，是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梁山。因为他不是自愿的，后来还是反革命了。
《水浒》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造反故事。其后20回与前面之间的描写内容是那样的南辕北辙：反抗与投降，打破既成秩序与维护既成秩序。前者使毛泽东何等的振奋，后者使毛泽东何等的厌恶。如果说，前者对毛泽东的启示是有关造反有理和造反道路以及策略等问题的话，那么，后者引起毛泽东在晚年特别关注，则是因为它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如何发展和保持革命成果的问题。
梁山义军的结局是历史的必然。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总是以失败而告终。早在30年代毛泽东就分析过它的原因：“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①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概括。
①1959年2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具体形式有多种，或被镇压，或投降，或建立新朝（即被利用）。其中李自成的失败是最令人惋惜的了。他的队伍已攻占京城，建立新朝。终至失败的原因较复杂，其中就与一些首领在胜利后生活腐化有关。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多次谈到这一经验教训。1944年4月29日，在读了《永昌演义》后给李鼎铭信中说，“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毛泽东所获之“益”和将来之“用”，意思是很明显的。郭沫若干同年3月在重庆发表著名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叙述李自成在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至陷于失败的过程。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信中又特别谈到：“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1949年3月5日，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他告诫人们：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一个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因此，一定要警惕和防止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1949年春离开河北向北京进军的那天早晨，他的心情就象进京赶考那样忐忑沉重。他对其他同志说，我们千万不要学李自成，要考好，要站住脚。
这是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超越历代农民起义的一个方面。在他看来，革命是没有尽头的万里长征，每一个胜利都是夺取下一个胜利的起点。保持和发展革命成果的一个关键，是革命者自身要经得起胜利的考验，经得起腐蚀革命意志的裹着糖衣的炮弹的攻击。他的一系列告诫，对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在整体上跳出李自成现象的“怪圈”，起到了巨大作用。
宋江起义的失败则属于另一种形式――投降。值得注意的是，梁山义军不是在形势对他们极端不利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接受招安的；恰恰相反，他们是在取得了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系列辉煌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主动接受招安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确实与梁山英雄们奉行的忠义思想有关，特别是与义军领导人宋江推行的路线有关。而小说的这种描写，与毛泽东在60年代以后所忧虑的课题，是那样的吻合。在他看来：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取消压迫、改变产生压迫和官僚主义的社会结构，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这一切，不仅没有达到，反而在社会主义土壤上滋生了许多欺压老百姓的大大小小的官僚。毛泽东还注意到，历代革命的悲剧，就在于原来的革命者逐渐消退了革命的感情和意志，最后都在根本上背弃了真正的革命目标。因此，有必要大力提倡“继续革命”。这样，让人们注意到《水浒传》后半部的描写，便是十分必要的了。很明显，毛泽东晚年着重从宋江投降这一角度来谈论《水浒传》，有着特殊的心理背景。
其实，关于《水浒传》及宋江形象的讨论，建国后一直在进行。在艺术上一般没有分歧，肯定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杰作。关于宋江形象的评价，即他是英雄还是叛徒的问题，在“文革”前17年古典文学界中始终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从1952年到1960年，曾有人三次在报刊上提出宋江是农民革命的叛徒，接受招安是背叛革命，从而引起讨论。但最后占主导地位的
①《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588页。
观点是认为他属于起义英雄，受招安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阶级局限以及为国效力的民族意识。到1964年以后，这方面的文章大多对宋江形象持否定态度，评其为阶级异己分子。《文史哲》1965年第3期上的《对宋江形象分析一点质疑》最有代表性。该文认为：一、宋江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刀笔小吏：二、宋江是一个念念不忘招安的投降主义者；三、宋江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不少文章还受到史学界关于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问题讨论的影响，将计价李秀成的基调移用于宋江身上，在评论中突出了阶级分析和立场问题，认为宋江比李秀成更为可恶。
1965年7月，《光明日报》总编室将上述情况以《古典文学界对〈水浒传〉及宋江形象讨论的若干情况》为题，编入“情况简编”。毛泽东阅读了这份综述材料，并在题目前连画了四个圈，表明他对这些评论是相当重视的，也表明他晚年对《水浒传》的评价同6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界的讨论也有一定的联系。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水浒传》评论的著名谈话：《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们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证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又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的这段评价，也非即兴之论，而是他晚年读《水浒》所得感受的集中表述。1973年12月21日接见部队领导的谈话中，他劝人们读古典小说，提出：“《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据晚年一直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回忆。1974年她在武汉读《水浒》时，毛泽东也①曾对她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意思都是一样的。
梁山的胜利是短暂的。在朝庭没有武装的“思想镇压”（招安封官）下，宋江投降了，所向披靡的义军投降了。这种悲剧性选择的必然性是什么？这是毛泽东思考的重心所在。他的结论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造反目标低下――“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历代农民起义的一个根本的普遍的局限。梁山泊义军竖起一面杏黄旗，上书“替天行道”
①《毛泽东评<水浒>真相》，《中国青年报》1988年9月24日。
四个大字。这无疑是一个改良主义性质的政治口号。“天”的含义较复杂。一是“天神”，起义是“上天显应”，晁盖七人取生辰纲也假托一梦，说成是“应天垂象”，宋江遇九天玄女，得三卷天书，是领了玄女娘娘的法旨来替天行道的。二是“天理”，即正义与公理，义军是循天理来除暴安良，斩杀贪官污吏的。三是“天子”，即皇帝。宋江受拓安带领义军进城时。队伍里便竖着“顺天”“护国”两面红旗，他们理直气壮地去打方腊，就是因为他不能替这个“天”行道。头一个“天”无实在意义，只不过是义军领袖对自身行为寻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