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哲学家，与他一起读书的秀才，有的是哲学家，有的对哲学也很熟悉，所以毛泽东在同读书组成员的议论过程中常常谈到哲学问题。因此，有必要对谈话中的若干哲学问题作一介绍。
一、哲学要为当前政治服务
这是读书笔记除补遗之外的最后一个标题。整理者把它放在最后，很可能是因为这是毛泽东在结束读书时说的。在此题之前，毛泽东谈了对教科书的总的看法和如何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想法。笔记的八个补遗，看样子是整理者后补加上的。
毛泽东说：任何哲学都是为当前政治服务的。资产阶级哲学也是为当前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有新的理论家，写出新的理论，来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英国曾经出现过培根和霍布士这样的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十八世纪又出现了百科全书派这样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资产阶级也都有他们的唯物论者。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他们都是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所以并不因为有了英国资产阶级唯物论就不要法国的；并不因为有了英国的、法国的就不要德国的、俄国的。
紧接着，毛泽东又说：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也是更密切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对于我国来说，马恩列斯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的东西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抗日战争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毛泽东的这些话不只是在一般地谈论哲学与政治的关系，而是有感于当时中国的理论界落后于时代的需要而发的。所以往下他便说：现在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毛泽东的这些话，一方面反映了他想在新的时期写出新的论著的意向；另一方面也可看作是他对理论界的期望，鼓励理论家们去创新、去探索，去写出适合时代需要的新论著。毛泽东是一个欢喜创新、永不满足的人。1953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出版，中央准备组织干部学习。但他说：《毛选》都是过去历史上的东西，①还是要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他的秘书田家英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发现毛主席不愿再看自己多年前的著作，感到主席的兴趣似乎变了，他的注意力完全转向了新的事物。1957年，他提出辞去国家主席职务，重要的缘由之一是想集中精力研究理论，他想在晚年于理论上还要有新的建树，放新的光彩。1961年1月23日，毛泽东在同何其芳等人谈话时说：“第一次大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是因为缺乏舆论准备。抗日战争时期，有《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就有了准备。解放战争时期，有一些指示、文件，也是做了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却缺乏这种舆论准备。”②
①《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33页。②何其芳：《毛泽东之歌》，《时代的报告》1980年第2期。
当时正是困难时期，毛泽东和全国人民一道在饿饭。他认识到，缺乏理论准备，所以摔了跤。全国人民受苦，他是很内疚的。1961年的一天，他对卫士讲：他正考虑在他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时期的实际情况，再写一篇哲学著作。他感到，现在搞社会主义，这还是一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想认识这必然王国。他对卫士又说：人们常说，“虎死了留皮，人死了留名。”我这个人啊，只要为人民留点文就行了。1964年3月，他对部分中央领导谈到《毛选》时说：那都是以前的著作了，现在也想写一些东西，但老了，精神不够了。同年6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又说：现在学这些东西（指《毛选》），我很惭愧，都是些古董了，要把现在新的东西写进去。以上的话反映了毛泽东晚年依旧“壮心不已”。他大胆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史无前例的探索、试验。大跃进、人民公社是试验。“文化大革命”也是试验（他叫“演习”）。他虽不认为这些试验失败了，但也并不感到令人满意。他无法形成新的、系统的论理，写出如《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这样满意的论著。
在阶级社会，任何哲学都是为政治服务的。这一点，有些资产阶级哲学家不承认，宣扬哲学与政治无关。而另外一些哲学家却是承认的，自觉的用自己的哲学力本阶级政治服务。冯友兰在三十年代说过，哲学在政治及社会方面的用处是显而易见的。每一种政治社会制度都需要一种理论上的根据，①都需要一种哲学作理论上的靠山。1959年，冯友兰出版了《四十年回顾》。毛泽东读过这书。他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曾说：冯友兰在《四十年回顾》中，讲了他过去怎样适应国民党的需要，采用一些什么哲学来骗人。他用自己的事实驳斥了所谓哲学不为政治服务的说法。
无产阶级哲学要为当前政治服务，这是确定无疑的。但对这种眼务不能作简单的、实用主义的理解，不能像西欧中世纪那样把哲学变成神学的奴婢，为现行的任何政策作论证，而不管这种政策是否正确。哲学是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哲学的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为政治服务的形式也是多方面的。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最根本的、最主要的是宣传、普及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以最正确、最锐利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在哲学为政治服务上，我们有很深刻的经验教训，必须反对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哲学与政治关系的关系。实用主义的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既阻碍了哲学自身的发展，又容易使政治走上歧途，帮了倒忙。
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恩格斯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哲学家们按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阵营。“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的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
①冯友兰：《从中国哲学会谈到哲学的用处》，《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卷，第356～357页。
我国哲学工作者在对恩格斯的话的理解上出现了分歧。一种认为恩格斯的话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个方面的概括，“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可以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可以有唯心主义的理解。另一种意见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不可能作唯物主义的解释。这种争论是从1958年开始的。
1958年8月，陈伯达借住中央党校休假，与杨献珍同住一楼。陈伯达约请杨献珍写一篇批评苏联《简明哲学辞典》“同一性”条目的文章。于是杨献珍写了《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唯心主义范畴的“同一性”和辩证法范畴的“同一性”》。该文认为，唯心主义的同一性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的同一性，和辩证法的“矛盾的同一性”的同一性，乃两种范畴的同一性，必须加以区别，不能混为一谈。针对当时报刊上有的文章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可作唯物主义解释这一点，杨献珍则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命题。杨献珍还指出：弄清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问题，“不止是在划清唯物唯心的界限，清算中国的马赫主义在哲学思想上有重大意义，在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上，也是有重大意义的。”①杨献珍将文章印了三份情样，一份交陈伯达，一份交康生，一份留自己。据杨献珍说：康生看了文章后问毛主席：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毛主席说，②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康生告诉了我。杨献珍的文章没有发表。但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的争论继续在报刊上进行。在读书过程中，秀才们自然也很想听听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据《谈话记录的论点汇编》，毛泽东作了如下的说明：“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这个问题，争论很久了。认为思维只是思维，存在只是存在，思维不能达到存在的彼岸，存在不能被认识，客观不能被主观所认识、这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最后走到康德那里。”“思维和存在不能划等号。说二者同一，不是说二者等同，不是说思维等同于存在。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转化成为事物。”
在争论中，有一部分同志认为：说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就等于说思维等于存在，因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只能是唯心主义命题，而不能作唯物主义的解释。针对这种观点，毛泽东讲：“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人们的主观运动的规律和外界的客观运动规律是同一的。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所固有的，是客观运动的规律。这种客观运动的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成为主观辩证法。对这个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同一的。这是恩格斯多次阐明的论点。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势必走到反对恩格斯的论点。”
①恩格斯：《路德雏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和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①杨献珍：《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杨献珍文集》第2卷，第114页。②杨献珍：《我的哲学罪案》第234页。
毛泽东的上述言论正确吗？我认为是正确的，是符合恩格斯的原意的，是唯物而又辩证地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否认思维与存在有一同性的观点是错误的。毛泽东在1958～1959年，确实犯有夸大主观能动性的错误，但不能就因此否认他上述说明的正确性。同样，也不能因为否认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的同志正确而勇敢地批评了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就认为他们否认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观点也正确。当然，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可以继续下去。
三、关于对立统一规律
如第一章所说，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就注意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批评形而上学的无矛盾论。毛泽东的读书谈话继续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他认为苏联教科书不承认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实际上否认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遍性。他强调应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入手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揭示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
毛泽东强调世界观、方法论的重要指导作用。他说：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况不同；二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认为，苏联教科书没有运用这种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苏联教科书的作者没有辩证法，对各个问题没有用辩证法分析。他提出：写经济学教科要有哲学头脑，要有哲学家参加，没有哲学头脑的作家参加，要写好经济学教科书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毛泽东的这一见解是深刻的，不独对经济学是如此。在现代科学研究中尤其是在理论科学的研究中，辩证法显得尤为重要。这一点，恩格斯早就指出过：“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①“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苏联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毛泽东认为，这种说法不合乎辩证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那里有什么调和的矛盾呢？有的矛盾是对抗的，有的矛盾是非对抗的，但不能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可以调和的矛盾。毛泽东的这一论点正确吗？有人赞同，有人不赞同。我认为：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说法过于绝对。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但决不是说，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事实上，毛泽东在三十年代也承认：“和解、妥协、调和是可以有的，在过程发展的一定状态是必要的。停战、媾和、终止罢工、临时的统一战线、某些合作，是阶级斗争中有过的，但不②是总战术。”确实，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对抗阶级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仍然有调和的可能和必要。这种调和表现为暂时的联合。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具有对抗的性质，但在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两者又结成同盟，共同反对封建阶级。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抗日。这种合作，双方都有让步，都有妥协。没有让步、妥协，也就不可能合作。这种合作就是一种调和，是处理国共矛盾的一种特殊形式。当然，这种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6、467页。②《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95页。
合作，并不排斥斗争。至于非对抗性矛盾之间的调和更是明显。一个家庭中，夫妇之间不互相谦让、谅解，而是处处针锋相对，那就无法在一起生活。我认为：调和既是矛盾的一种特殊状态，又是在一定条件下处理矛盾的一种手段或方法。取消斗争、不讲原则的调和论应当批判，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一切调和，这正如我们批判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而不否定在一定条件下改良的必要一样。
四、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
这一原理并非是毛泽东提出的。毛泽东读过的苏联三十年代教科书早已阐述过，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艾思奇在《中国文化》上发表的文章也都有论述。毛泽东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对这一原理作了出色的运用。自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版后，苏联哲学教科书就很少讲这一原理了。解放以后，我国的哲学工作者也很少论及。
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顺便提到“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有许多部分的质变”，但没有展开。他在读苏联教科书时则作了较系统的说明。
毛泽东从理论上说明了“总的量变过程中部分质变”的普遍性。他说：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中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又说：在一个长的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
在谈话中，他列举了大量的例子来说明上述原理。（1）蚕的一生要经过蚕子、蚕、蛹、飞蛾四个阶段，每一小阶段，都有部分质变。（2）人从生到死的过程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不同阶段，这是一个量变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地进行部分质变的过程。（3）一个工厂内部的设备的部分更新就是部分质变。（4）打垮蒋介石是一个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例如，要有三年半的时间，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蒋介石军队和政权。而这个量变中，同样有若干的部分质变。（5）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变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国是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完成的。（6）在思想战线上也要通过不断的量变、不断的部分质变，达到完全肃清资本主义思想影响。他认为，即使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仍然有部分质变。量变、质变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部分质变的形式自然也是各异的。
经过毛泽东的阐述，部分质变的思想重新为我国哲学界重视，以后的哲学教科书大都写入了“部分质变”的原理。
五、关于认识的辩证过程
苏联教科书说：随着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这些规律来为整个社会谋福利。”对此，毛泽东评论说：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规律是不容易的，需要有一个过程，先锋队也不能例外。他解释说：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来，也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也要经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认识规律，必须通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
为什么认识要有一个过程。这是因为事物的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不是直接呈露的，人们只有通过现象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在研究问题时，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出发，通过观察再找出原理、原则。毛泽东指出，《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在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研究战争的方法，也是从现象出发，揭露本质。敌人力量大，我们力量小，敌人强，我们弱，这就是当时最大量、最普遍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现象。我们就是从这个现象出发来研究和解决战争问题。研究我们在小而弱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战胜大而强的敌人。
毛泽东还指出：规律是在事物运动过程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事物的反复出现，才成为规律，才能够被认识。例如，资本主义的危机在过去是十年一次，经过多次反复，就有可能使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危机的规律。土地改革中要按人口分配土地，而不能按劳分配，这也是经过多次反复后才认识清楚的。因此：“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
毛泽东认为：苏联教科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又说：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毛泽东说得极为中肯。社会主义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还很远，这是一种清醒的估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