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厌其烦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毛泽东历来重视干部哲学教育。在1957年，为了克服人们思想上的形而上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他提出：“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①倡照辩证法办事。”在莫斯科会议上，他侃侃而谈，讲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并指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②传”，“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1963～1965年，毛泽东又多次提倡学哲学，尤其是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过应该注意，这次学哲学是在重提阶级斗争的背景下进行的。
毛泽东认为，许多干部对中国社会存在的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用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认识论。1963年5月，他在杭州会议上讲：事物有现象有本质，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和本质是对立的统一。本质是看不到的，要透过现象去抓本质。比如，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会产生修正主义。又比如，平常我们走路看不到蚂蚁，大踏步就更看不到了，要蹲下来，才能看到蚂蚁，才能看到很多东西。否则不仅新鲜的萌芽的东西看不到，就是大量普遍存在的东西也看不到。比如阶级斗争和干部不参加劳动是大量存在的，有些人却看不到。
毛泽东又指出，调查研究中也有两条认识路线的对立。他说：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大胆的主观的假设，小心的主观主义的求证。这是很坏的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河北省保定地委关于“四清”的调查就是这种方法。保定地委开始并不是去搞“四清”，是去搞分配，群众不同意，提出搞“四清”。保定地委听了群众的意见，改变了计划，搞了“四清”。这才是真正的调查研究。毛泽东的这一论述，非常正确，非常重要。建国以来，不是没有搞调查研究，而是搞调查研究的态度、方法有问题。可以说许多调查是主观主义的，不是为了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作调查，而是为了论证现有结论、政策去寻找证据。社会现象是纷繁复杂的，罗列一大堆例子，寻找个别的例证是毫不费毫力的。这一点列宁（还有黑格尔）早就指出过。主观主义的调查方法之所以流行，当然有思想路线的问题，但最根本的还是政治上的原因。因为领导喜欢这样。领导者对下级送上的与现行政策、与自己意见相反的调查报告，往往加以打击。
在杭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为了造成调查研究的风气，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对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教育，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他指出，哲学并不难，不要把哲学看得那么神秘，哲学是可以学到的。我看过雷锋一部分日记，这个人就懂得一点哲学。
为了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也为了对全党同志进行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教育，他在《前十条》一开头就写了一大段认识论（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其中指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很多人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认
①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2页。②毛泽东，《党内团结的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89页。
识论的道理，“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
根据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前十条》的第十个问题，亦即最后一个问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文件写道：“事实证明，有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重要的在于我们的同志能不能接近群众，会不会做调查研究工作，会不会把群众中间的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并且经过酝酿讨论，在领导干部中取得认识上的一致”。文件又说：我们的不少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查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力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在一个不长的有关农村工作的文件中，专门讲认识论，这是前所未有的。这表明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哲学的重视。
1964年9月25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的信中又指出：“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①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不按照这种认识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从上可以看出：毛泽东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教育的出发点是双重的：一方面是让广大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便科学地进行调查研究，纠正错误，克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另一方面就当时的直接目的而言，主要是为了解决干部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右倾”。正是后一方面导致了以下的情况：一方面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成百万干部到农村、工厂去蹲点，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且时间不短，半年、一年，以至更长；可另一方面，全党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认识却越来越远离中国现实，陷入了主观主义。毛泽东提出对干部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是有战略意义的，因为处于执政党地位的干部，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的错误。至于这次认识论的教育未能收到好的效果，这又是令人十分遗憾的。
二、“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内容是什么？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作了集中论述。如前所述，这篇短文原来并不是一个单篇文章，而是《前十条》的一个引言。该文只有一千多字，但言简意赅，通俗而精辟地略述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这篇文章是对建国13年以来，尤其是1958年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认识论总结，是《十年总结》、《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哲学思想在理论上的升华，丰富和补充了《实践论》。
①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著作选集》下册，第844页。
（一）社会实践的三种基本形式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论述了实践的形式问题，指出生产实践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此外还有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等其他形式。文中提到“物质生产过程”、“阶级斗争过程”、“科学实践的过程”，又提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但由于只是在论述其他问题时顺便提到的，因此没有为哲学家们所注意，其中尤其没有注意到科学实验。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开宗明义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下掉下来的吗？不是的，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他在同一时间写的上面已引过的批语中则把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称之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这样毛泽东就更明确地把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规定为社会实践的三种基本形式。
毛泽东所讲的科学实验的含义是什么？只是指自然科学实验，还是既括自然科学经验，又包括社会科学上的试验？当时人们的理解不一。1964年12月，聂荣臻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问：科学实验的含义是什么？毛泽东说，我讲的科学实验，主要指自然科学实验。社会科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军事科学不能搞实验。商品、价值法则不能搞科学实验。战争不能搞科学实验。辩证法不能搞科学实验，理论法则是概括出来的。军事演习不能搞实验。毛泽东也许感到社会科学不能搞实验说得过于绝对，欠妥，故又说：社会科学一部分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搞科学实验。毛泽东的这一补充是必要的。在社会科学方面，有的不能搞科学实验，但有些应用科学是可以搞的。如教育学就离不开实验，这就有所谓的“实验小学”、“实验中学”。改造社会的某些政策，先要搞“试点”。“试点”也带有实验的性质。在今天，军事演习也可以搞实验室。不过，我认为，毛泽东讲他所说的科学实验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的实验这一点也是重要的。因为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之一的科学实验，作为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相并列的认识基本来源的科学实验，主要是自然科学实验。
毛泽东把科学实验提到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同样重要的地位，是发前人之未发，有重要意义。科学实验是在生产实践基础上发展出来。到了近代，科学实验成了一种独立的实践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科学实验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现代许多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以科学实验为先导的。毛泽东把科学实验看成是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革命运动之一，是基于他对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伟大作用的认识。
1964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等汇报新的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仗，一定要打好，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摘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他把科学技术看作生产力。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一向比较注意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接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杨振宁说：“毛主席，您看得很远，看到社会的将来，您把科学实验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一起提，很重要。”毛泽东回答：“没有科学实验行吗？”确实，没有现代化的科学实验，就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没有现代化的技术，也就不可能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毋庸讳言，毛泽东关于“三大革命运动”的提法存在着过分夸大“阶级斗争”作用的缺点。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还存在着阶级斗争，但它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阶级斗争，已不同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不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
（二）“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把人的整个认识过程概括为由实践到认识和由认识到实践的两个大阶段。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毛泽东作了进一步的概括。他将由实践到认识的第一段，看成是“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维的阶段”：将由认识到实践的第二阶段，看成是“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
由思维到存在的阶段”。他认为，认识的过程，就是由物质到精神，再由精神到物质的过程。他指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可我们的许多同志觉得不可理解。有人认为，物质变精神，可以理解，精神变物质不好理解，精神怎么能变物质呢？针对这种疑问，毛泽东在1963年5月11日讲话中说：
“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也可以变物质，说精神不能变物质，人民大会堂还不是工程师、工人变成的。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就说的是精神变物质。”南昌研究所一个青年说，物质变精神可以理解，精神变物质大部分可以解释，但变石头则不能解释。对此，毛泽东在1964年3月20日同人谈话中说：大理石有许多种，有自然的，有人造的，人造的大理石是不是石头？人民大会堂的大理石很多不是山里的，是人造的。人为什么能造大理石？因为理解了大理石的化学结构。化学这门学问是一门精神的学问，写在书上变成思想，然后再变成物质。
物质变精神，决不是物质本身变成了精神，而是指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正确地反映物质世界，通人脑的加工制作将物质形态转化为观念形态的精神产品。精神变物质，也不是精神本身变成了物质，而是指人们在实践中依照已获得的认识来改造物质世界，将观念形态的精神产品外化为物质产品。这种现象确实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基础是社会实践。
毛泽东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论断唯物而辩证地解决了物质与精神、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也是对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争论的总结。在哲学界，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是属于认识论的命题，又有人认为，这一论断不仅是属于认识论的命题，而且也是属于本体论的命题。两种观点曾发生过热烈争论。依我之见，这种争论是多余的。因为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中，本体论与认识论是一回事。“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论断，把本体论与认识论统一起来了，科学地解决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划清了辩证唯物论同唯心论、不可知论、机械唯物论的界限。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离开了社会实践，就不可能科学他说明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不能科学地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实践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地改造客观世界的一种物质活动，离开了物质与精神，也不可能有科学的实践观。所以，“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论断将哲学中的三个最基本的概念物质、精神、实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论断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能动作用不仅表现于认识的第一创段，即由实践到认识，由物质到精神的飞跃，更主要表现于认识过程的第二阶段，即认识到实践，由精神到物质的飞跃。他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他又说：认识过程中的第二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目的。”
物质如何变精神，精神如何变物质，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认识论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整个认识论中最难、最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毛泽东的短文没有触及这问题。
（三）一个正确认识需要反复多次才能完成如前所述，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结合党的历史阐述了认识过程的曲折性、复杂性。《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对此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概括：“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1964年8月20日，他同李雪峰等人谈话中说：
“我们不会搞社会主义，大家都没有搞过嘛！我没有搞过，你们会吗？搞了十几年，有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现在才有些经验了。经过北戴河会议、十中全会，略微动了一下。到了1963年5月杭州会议，搞了第一个十条。前面的序言是我写的，说人的认识事物是不容易的，正确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客观事物反映到我们脑子里可不容易啦。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现在看来，八届十中全会、《前十条》对我国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和认识是错误的。这就进一步证明了认识的曲折性。
还是在8月20日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人是由蠢慢慢变聪明的。无论什么人，都是由不知到知，由少知到多知，至于全知的人，没有那回事。马克思知道多一些，但也不是全知。我们就不用说了。单是社会科学有几百门，你能全知？戏有几百种，你们都懂？河北的戏有七十种，你们都熟悉吗？有的看也没有看过。”他又说：“全知也不合理。全知等于不知，一样都不精嘛！自然科学有几百门。怎么学得了？一个人只能活几十年。”全知全能的思想是一种唯心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是宗教思想，基督教宣扬全知全能的上帝。
毛泽东还指出：“一切真理开始总是在少数人手里，总是受到多数人的压力，这是一个规律。”他以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安眠药的发明过程等为例进行了说明。他又说：“在核算单位下放问题上，当时少数人代表了全国大多数，多数人并不代表全国大多数。我们这些人常常是要犯错误的。”正是基于这一规律，要实行双百方针，要注意听取少数人的意见，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人总是会犯错误的。对自己要有自我批评精神，不要自以为是，一贯正确，不要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对别人，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就上纲为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要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
认识过程的曲折性、复杂性还表现在实践对认识检验有其不确实性、相对性的一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实践标准的确实性、绝对性。但实践对真理的检验要有一个过程。毛泽东指出，一般说来，人们的思想在实践中，“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面，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无论在自然斗争或社会斗争中，有些时候，在当时看来是“成功”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后的实践证明是失败的。有的情况下，在局部看来、眼前看来是成功的，但是在全局看来，长远看来却不可行，是失败的。在另外的情况下，在局部看来、暂时看来是失败的，但并不由此就证明将来不会胜利。今天，社会主义在有的国家虽然遭到挫折、失败了，但并不等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规律不能成立，并不等于社会主义事业失败了。因此，对实践中的成功与失败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不可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不能“成则王侯，败则贼”，简单以成败论英雄。
三、毛泽东认识论的优点与不足
从理论上讲，《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正确的，它的锋芒主要是反对唯心论。可是就整个《前十条》来讲，明显有“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是一个矛盾。
1963～1964年，毛泽东大力提倡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教育。
1964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学习毛泽东四篇哲学论文（《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的指示，全党出现了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热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先是中央和省一级干部下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1963年5月，《前十条》下达后，更多的领导干部下去蹲点，调查研究。到1964年下半年，全国则有数百万的干部（包括大学教师、大学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么多干部到农村、工厂，时间又这么长，这是建国以后从未有的。照理讲，全党对中国社会情况的认识应当更趋于正确，可事实却相反，全党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认识越来越脱离实际，这又是一个明显的矛盾。
如何解释这类矛盾？出现上述矛盾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导思想出了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方面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结果把许多并・331非是阶级斗争的现象说成是阶级斗争。二是毛泽东的认识论本身有局限性。
毛泽东的认识论有非常明显的优点，强调实践与群众在认识中的作用，抓住认识与实践这一对基本矛盾来讲认识论，从宏观上揭示了认识运动过程的根本规律。1964年9月25日，他在致刘少奇信中提出不厌其烦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了更为简洁的概括：“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①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毛泽东讲认识论，重点放在批评脱离实践、脱离群众的唯心论上，他把人脑比作一个加工厂，注重加工的原料来源。他的认识论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点：简明，扼要，易懂，不搞烦琐哲学。
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了唯物论，但是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这个道理，中国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墨子、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我认为可以说，毛泽东从总体上，从宏观上将实践与认识、感性认识与理论认识的关系讲清楚了，从宏观上讲清了认识的辩证过程。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伟大贡献，也是他认识论的最大优点。毛泽东认识论的最大优点，同时又是他认识论的一大局限，因为他讲认识论始终没有超出这样的范围：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他对认识如何从实践中来，感性认识如何上升为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又如何回到实践中去等问题没有加以具体论述，对认识过程中思维的作用、思维的形式、思维的规律、思维的方法等缺少研究。而这方面的问题，正是认识论中最细微复杂的难题，需要将认识放在“显微镜”下加以分析、综合。在认识活动中，原料自然十分重要，脱离实践、脱离群众，认识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不行。但这是获得正确认识的前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有了原料，即使是丰富的、优质的原料，大脑加工制作出了问题，仍然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正如工业生产中同样的原料，但由于工厂设备不同，加工制作的工艺、方法不同，工人的技术水平不同，最后的成品也不同。因此，认识的原料固然重要，对原料的加工制作更重要。影响加工制作的因素很复杂：有立场、观点、方法问题，认识能力问题，知识结构问题，个人的性格、兴趣爱好、情绪问题，以至身体状况问题等。从认识论上来讲，主要是研究加工制作的方法亦即思维的形式、方法、规律问题，这也是人们通常所你的狭义的辩证逻辑问题。毛泽东讲认识论，只是从宏观上讲，而未能深入到思维领域。在五十年代中后期，他对形式逻辑、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很感兴趣。1961年，他同李达谈话时曾说，他想研究辩证逻辑。这也许是毛泽东想弥补自己的不足，但苦于没有时间。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批评教条主义，也批评经验主义，号召学理论，学哲学。他的《实践论》批唯理论，也批经验论，这些都应肯定。将毛泽东的哲学说成是经验论是错误的。但也应承认，毛泽东对辩证思维研究不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现实阶级斗争的主观主义估计的原因之一，是将马、列某些论断教条化，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原因是把社会生活中个别的、局部的、表面现象加以片面夸大，当作事物的本质与全体；把个别的、甚至是错误的经验误认为正确的、普遍的；把非阶级斗争的问题说成是阶级斗争问题。所以，广大干部虽然在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论文，虽然在农村、工厂与工人、贫下中农“三同”，搞调查研究，虽然有大量的感性材料，但由于加工、制作、改造有问题，由于“左”的阶级斗争观念在起作用，因而仍然不能得出近于实际的结论。在这方面不仅存在着错误的理论与错误实践的恶性循环。还存在着上级领导的错误与下级领导错误的恶性循环，毛泽东根据由
①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4～845页。
下面送上来的、不够实事求是、甚至是完全不符事实的材料，作出了夸大阶级斗争的判断，而毛泽东的错误判断，反过来又影响了全党干部，产生了更错误的材料和报告，这样的错误的材料和报告再送到毛泽东那里，又会使毛泽东的认识起变化。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竟然得出建国15年后“三分天下有其二”、“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结论。如何防止类似的恶性循环出现，这是党的领导工作中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最后还应指出的是：毛泽东认识论的这种不足也影响到中国哲学界。在五、六十年代的哲学教学中，大部分教员基本上参照《实践论》的体系讲认识论。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亦是如此，该书没有辩证逻辑的内容。直至八十年代，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