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章 万水千山长征路

一保护革命骨干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在博古、李德等的错误指挥下接连失利。

广昌失守之后，整个战役失败已成定局。

1934年5月间，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设想，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但没有适时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地进行。

这时，叶剑英刚从福建前线调回总部任军委四局局长，兼管军委直属队工作。他到任后，首先从各方面调查了解干部情况，及时地向军委提出了干部配备方案。当时，不少同志因为抵制"左"倾错误，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撤职，开除党籍。在转移前，"左"倾错误领导者把这部分被打击的干部看作是"包袱"、"累赘"，想甩掉一批，杀掉一批。叶剑英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最大努力，抵制了这种错误的做法。他亲自找这些同志谈话，深入群众中开展调查研究，深感其中的多数同志是对"左"倾错误领导不满，拥护毛泽东的好干部，有的人虽然犯过错误，但性质并不严重；有的则是编余干部。他认为，既不能把党的这些宝贵财富视为"包袱"，随意抛弃，更不能随意杀掉。因此，他力主这部分干部应该得到保护。于是冒着再遭打击的危险，仗义执言，尽量设法让他们随军突围转移。

当时国家保卫局内部决定，对犯"错误"干部开列了一个留走名单。名单上有五六十个干部，分成A、B、C三类，一类是要杀的，一类是要留在苏区的，另一类是可以参加突围转移的。当保卫局长邓发带着这份名单，征求叶剑英意见时，叶据理力争，要求尽量少留人，坚决反对杀人。凡是他了解情况的，逐个陈述自己的看法，极力加以保护。名单上有边章伍的名字，被划入要枪毙的一类。叶剑英说，这个同志我非常熟悉，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很有学问，军事理论和军事素质比较高，是军队有用之才；他参加宁都起义也是有功劳的，工作很有成绩，他是个好人，怎能把人家列为反革命呢？邓发被说服了，便把边章伍的名字勾掉。此后，叶剑英与边章伍一起共事多年，从未向边提起此事。当边章武知道了这件事时，激动地向妻子陈宛文说，我这个脑袋是叶参座给保下来的，什么时候也不要忘了他救命之恩！此事一直传为佳话。

叶剑英就是这样一位悄悄做好事，却从不宣扬自己的人。他在组织人事问题上，一向严守纪律，不随意议论不该议论的事情，不封官许愿，不送人情，充分体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的党性立常那张干部"名单"是一个信号。叶剑英感到问题非常严重，自己有责任保护好一些蒙受冤屈的同志。

在一次讨论如何组织军委纵队的会议上，他向朱德、周恩来等军委领导人提出了妥善安置和保护干部的建议和方案，在他的提议下，经过军委批准，组成军委干部团（属随营学校），保留战斗骨干，收编红军大学和其他几所已被撤销的学校中的部分教员、学员和受"左"倾领导打击排斥的所谓"犯错误"的干部和编余干部。这些干部能分配到各个军团和安排在军委机关的尽量安排，随时可以调入。这样，保护了党和红军的一批重要干部，其中就包括萧劲光、郭化若等。这批干部在遵义会议之后，都先后恢复名誉并分配了工作，他们不仅在战争年代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都成为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

但是，"左"倾错误领导者对于反对他们主张的干部继续采取能整就整、能甩就甩的办法，进行打击迫害。尽管叶剑英等主持正义的领导者竭尽全力进行保护，但由于自身处境也很困难，对一些被硬行留下、在当时很有影响的重要干部也爱莫能助，有的甚至是亲密战友，也无能为力。叶剑英后来回忆说："李德那个人可厉害，他讲不赢道理，就用组织手段整你。长征时很多干部没带出来，像瞿秋白、古柏、毛泽覃、刘伯坚这些同志战死的战死，有的被杀掉。这都是李德他们搞的。"①叶剑英与刘伯坚是十分熟悉的老战友。刘于1926年同邓小平、刘志丹等先后被派到冯玉祥的部队做政治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深得冯玉祥信赖。1931年在中央苏区参与策划组织宁都起义后，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功勋卓著。长征突围前，"左"倾错误领导者翻他的老帐，无非是因为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反对过王明宗派集团，因此，刘伯坚被留在苏区，担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可是他并没有因为受排斥而消沉，仍然忘我地工作。为了护送主力红军渡过于部河，他亲临架桥工地，开展后勤支援工作，从早到晚，站立河畔桥头，为长征战友送行。他见到叶剑英，特意把酒饯别，倾诉衷肠。两位老战友恋恋不舍，心情十分沉痛。刘伯坚望着滚滚东流水，对叶剑英说："大队人马向西转移了，我留在赣南没有什么作用，你还是想法反映反映，让我跟着走吧！"其实叶剑英又何尝未反映过呢？他曾几次把刘伯坚的要求向军委作了汇报，提议让他随队长征，但"左"倾领导者却说刘伯坚"婆婆妈妈的"，没有什么用，就是不同意他参加长征。叶剑英无可奈何，只好互道珍重，洒泪而别。后来，刘伯坚在赣南的一次作战中负伤被俘，坚贞不屈，壮烈牺牲。牺牲前，曾在狱中留下《带镣行》的著名诗篇。1962年，叶剑英在《建军纪念日怀战烈》诗中赞曰："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鄂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①这是多么激越悲壮、寓意深邃的诗句啊！当年刘伯坚在于都河畔、黎板桥头，送行惜别的情景，跃然纸上，使人想起战国荆轲刺秦王，与易水畔击筑送行的好友高渐离的诗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刘伯坚的壮烈一生，令人景仰不已。叶剑英每每回忆起这段历史，心情部分外难过，对"左"倾错误领导者深恶痛绝。他惋惜地说，他们在长征前有意甩掉的许多好同志，后来不少人惨遭敌人杀害，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

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3月12日。

①《叶剑英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139页。

二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

"左"倾错误领导者在军事上的冒险主义、保守主义终于发展到了逃跑主义。1934年10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中央根据地各军区地方兵团，接替各线主力红军的防御任务。除以第五军团继续抗击向兴国进攻之敌外，将第一、第三、第八、第九军团从阵地撤下来，集中在兴国、于都、瑞金地区。"随后，第五军团亦从阵地撤离。紧接着，中央颁布《野战军10月10日至20日行动日程表》，具体规定了中央红军主力转移的出发日期和到达的地域。中革军委发出第五号命令，决定将军委、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一起行动，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纵队下辖4个梯队，又称军委第一纵队，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等随其行动。此外，中共中央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等单位组成第二纵队，亦称中央纵队，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西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为保守军事机密，中革军委规定军委及各部队对外使用的代号是：军委为"红星"，军委第一纵队为"红安"，第二纵队为"红章"。在战略转移前夕，总参谋长刘伯承因不满李德的错误指挥而被降职到第五军团当参谋长。从这时起至黎平会议，叶剑英以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身份主持总司令部的日常工作。

10月21日，叶剑英率领军委第一纵队随主力红军从于都西南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于25日全部渡过信丰河。11月8日，在汝城以南之天马山至城口间，通过第二道封锁线。15日，在良田与宜章间，通过第三道封锁线。12月1日，主力红军渡过湘江，通过敌人第四道封锁线。

在突破这道封锁线时，面对国民党军几十万人前堵后追，博古等领导人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红军指战员经过浴血奋战，虽然杀开了一条血路，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折损过半，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很快地减到3万多人。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水，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战歌。

突围行军中，叶剑英协助周恩来、朱德处理繁忙的军务，及时传达并贯彻执行军委的各种命令、指示，随时处理部队行军作战遇到的各种问题。他经常找负责人碰头，研究如何应付遭遇战和防止敌人空袭问题，组织部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通过一道道封锁线。许多小事，他也非常细心。路过湘西少数民族地区时，住在老百姓的木板房里。这种木板房容易起火，他特意制定防火措施，防止发生火灾。一路上，他最关心的是掌握敌军的部署和动态。

那时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已经失去了联系，有关敌人的情报来源主要靠两条：一是地面侦察，二是通过无线电台侦听，破译敌台情报。叶剑英精心组织电台的同志分几个梯队交替行军，昼夜坚持工作，保证通信联络畅通无阻，及时地为军委提供准确的敌我情况动态。电台的人员少，工作很辛苦，叶剑英在艰苦的行军中，常去看他们，称他们是无名英雄，时时处处为他们着想，帮助解决各种困难。

红军渡过湘江，行进到湖南和广西交界的西延山区。这里，山势陡峭，道路崎岖。在一座高山上，叶剑英停下脚步，与警卫员、马夫一起稍事休息。

叶剑英脚踏雷公岩，微蹙双眉，举目四望。耳旁正响着密集的枪声，那是后卫部队在阻击敌人。脚下，是几乎90度的陡峭险峻的悬崖，一条一尺来宽的石梯路，从山脚蜿蜒而上，旁边就是万丈深谷。走在这样的路上，令人头晕目眩，胆颤心惊。伤病员们都下了担架，由同志们背着或搀着走。有几匹马踩空了脚，摔下了万丈深渊。此情此景，使叶剑英的心情十分沉重。

红军继续艰难前进。下了山，涉过一条小河，前面是一片开阔地。叶剑英带领队伍迅速通过开阔地，向对面的小山上走去。这时，周恩来走过来，告诉叶剑英命令部队切勿休息，立即前进，防止敌人空袭。叶剑英马上具体布置各单位注意防空。就在这时，敌机飞来了。叶剑英命令部队在路边隐蔽。

敌机越飞越低。突然向着叶剑英及部队隐蔽的山腰处俯冲投弹。叶剑英见势不好，赶快跑开。刚跑了几步，一颗炸弹正好落在附近，"轰"地一声爆炸了。叶剑英摔倒在地。

"参谋长，你？！受伤没有？"警卫员范希贤见状，马上奔上来扶他。

叶剑英自己爬了起来，踉踉跄跄地继续往前走去。这时，他才感到右大腿靠臀部的地方，一阵阵疼痛。用手一摸，鲜血已经渗透了裤子，不断地往下流。

范希贤将他扶到一处平坦的地方，让他躺下，然后叫马夫立即去报告卫生部。

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闻讯赶来，把叶剑英扶上担架。当抬到总卫生部临时所在地时，伤口还在流血。同志们都关切地围上来询问他的伤势，他虽然感到痛得厉害，但却坚强地忍住，平静地回答说："没关系，不要紧。"

医生检查，发现一块弹片打进了靠近臀部的地方，有好几公分深。由于环境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弹片无法取出，只好留在体内了。医生对伤口作了简单的包扎，叶剑英便坐着担架，继续上路了。警卫员把棉大衣给他盖在身上，才发现大衣被炸穿了许多窟窿。原来，炸弹爆炸时，叶剑英正用右手拎着大衣。如果不是这件棉大衣护着，说不定还会有生命危险呢！叶剑英每谈起这次负伤留在身上的弹片，就风趣地说："留着它作纪念，可以使自己不忘过去。"①叶剑英对待自己负伤不大在意，但他对待别人却非常关心，使许多同志感受到温暖。他带伤工作，劳累过度，又加上营养不良身体消瘦，吐了几次血，但仍坚持行军，还经常把自己的乘马让给伤病员骑。参谋孔石泉在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时，脚负了伤，走路困难。叶剑英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几十年后，孔石泉回忆起这件事，仍很动情地说："叶司令员很关心我，如果没有他的那匹马，我也许走不出少数民族地区了！"

三在遵义会议的旗帜下

寒冬腊月，冷风逼人。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和阻击下，冒着严寒，沿着崎岖难行的山路艰难前进。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了湖南省通道县后，中央部分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了红军的行动方向。会上，毛泽东鉴于红一方面军渡湘江所受的严重损失和蒋介石在湘西靖县、绥宁、武冈一带企图围歼我主力红军的部署，建议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经过激烈的争论，周恩来、王稼样、张闻天、朱德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博古、李德等坚持原议。

红军继续前进，于12月15日占领了贵州黎平县城。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经过争论，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按原定计划，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主张。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前进。黎平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使中央红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中共中央决定部队进行整编，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确定由总参谋长刘伯承兼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兼一局局长，负责指挥行军作战。

为了贯彻中央新的战略方针，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叶剑英研究制定了抢渡乌江、占领遵义的行动方案。1935年1月7日凌晨，先头部队占领遵义城。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欢呼声中进入遵义城。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会议改组了党的中央领导，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次伟大历史转折。

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纵队未单独设立司令部，由总司令部兼理。据黄鹄显、曾三、吕黎平等回忆，叶剑英在总司令部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作战，日夜守候在作战值班室，处理紧急军务。他拖着带伤的身体，不分昼夜地工作，有时一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他负责军委纵队的工作，还要领导军委一局的工作，每天不但处理大量上报下达的文电，有时还亲自起草电报。

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起草电报喜欢用毛笔写，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写完后又一字一句点着看，认为准确无误了，然后写上"剑英"二字。

他常对军委总部的参谋人员说，一字之差，可能会关系到部队同志的生死存亡，写好后一定要多看两遍。参谋起草的电报，他一字一句修改，有时只留下头尾，内容几乎全部改写，改完后，送给参谋重抄，然后他还要认真看两遍，才签字发出。有的参谋人员不懂电报中的韵目代日，地支代日代时，他不厌其烦，把着手教，帮助参谋人员提高工作能力。叶剑英十分关心遵义会议的进展情况，当他得知会议的结果时，十分高兴。他衷心拥护会议的正确决定，拥护毛泽东的领导，连夜向部队传达会议精神。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向川南上城赤水方向开进。一天，中央机关行军到一条山谷时，突然从北边半山坡上冲来敌军一个连的兵力，向中央机关人员猛烈开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在敌射击圈内，情况非常危急。中央机关人员只好躲进一条流水沟里。

过了一会儿，敌军吹起冲锋号，冲下山来，高喊："活捉朱毛！"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率队从后面跟了上来。他当即下令："通信排跟我来！"

亲自带领一个排迅速冲上南面的高山，集中火力向北边压下来的敌人还击。

敌军遭到阻击，摸不清底细，不敢再往下冲。双方对峙了一阵，敌军退去。

中央机关转危为安。大家说："好险呀！要不是叶参谋长及时赶到，我们就要吃枪子了！"①①访问范希贤、李质忠、颜太龙谈话记录，1987-1994年。

四艰难的雪山行军

1935年2月28日，在第二次占领遵义的老城老鸦山战斗中，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牺牲。三军团向中央发电报，指名要求叶剑英去接任。中央考虑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前方需要派得力的人，便同意了三军团的要求。叶剑英在危难之际奉命前往三军团任参谋长，协助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三军团作战。

3月上旬，中革军委在打鼓新场附近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研究成立军事指挥小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军委委员以及一、三军团负责人、纵队司令员、政委等。三军团参谋长叶剑英和政治部主任刘少奇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经过讨论，确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就在会议讨论下一步红军进军方向时，敌机突然袭来。在危急时刻，叶剑英第一个想到的是毛泽东，他眼疾手快，拉着毛的手，急忙跑出屋子，隐蔽到山脚边的茅草地里。敌机空袭过后，继续开会。会后，叶剑英在三人小组和彭德怀、杨尚昆的领导下，制定三军团的作战计划，指挥部队趁夜经潭厂、两路口，袭取仁怀，三渡赤水。然后攻占铁厂、大村，在二郎滩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直趋贵阳。①部队人不歇步，马不停蹄，翻山越岭，来到金沙江畔。金沙江的支流很多，过每一道河，叶剑英都要亲自勘察地形，指挥架设浮桥，或组织人员向敌军夺船渡河。行军作战中遇到问题，他总是找几个科长来一起商量解决办法后向彭德怀汇报，最后再作决定。有一天，部队行军80里，到宿营地时已经很晚了，走在前边的部队突然来电说，行军前方有一座桥被水冲断了，需要连夜架修。这时大家经过一天的行军，人困马乏，已经很疲劳，叶剑英带伤走路，更是周身酸痛，但他仍然连夜召集司令部李天佑、孙毅等几个科长碰头研究办法，并要亲自带工兵连夜去赶修。几位科长看到他身体虚弱，坚决不让他去。叶剑英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将架桥任务交给孙毅。临走前，他对可能遇到的问题，又作了具体交代，才放心地让孙毅带工兵连20多个战士前去。他们走了几十里路，在河边整整奋战了一夜才把桥架通。

彭德怀、杨尚昆和叶剑英率领三军团渡过金沙江、大渡河后，乘胜继续北进。经林坪，从二郎山旁越过人迹罕至、野兽成群的深山老林，指挥部队击溃四川军阀杨森所部6个旅的堵截。于6月初，占领了天全、芦山、宝兴，为后续部队扫清了道路，迅速赶到夹金山脚下。

夹金山是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它位于四川宝兴县西北，懋功东南，高耸入云，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山顶积雪终年不化。红军指战员从云南一路转战来到四川，每人只有一套单衣，要过雪山了，想补充点衣服也无处可寻。最初他们想带些烧酒御寒，但山脚下人烟稀少，哪里去找这许多烧酒？叶剑英找大家商量，布置部队要多准备生姜、大蒜、大葱、辣椒，以备上山冷时咀嚼压寒，并对爬雪山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

上午八、九点钟，部队开始上山。叶剑英拄着拐棍，口里含着姜片，与警卫员范希贤一起向山上攀登。雪山上的气候，变幻莫测，刚才还是阳光灿烂，过不多久就下起了鹅毛大雪。暴风夹着雪，打到脸上、手上，像刀割似的疼痛。叶剑英和大家一样穿着单薄的军装，冻得浑身直打哆嗦。人们用手①在遵义会议纪念馆查阅的资料，1985年10月3日。

捂着脸，冒着暴风雪，踉踉跄跄，艰难地行进着。如果不小心，掉进雪窝里或雪崖下，就永远也爬不起来了。好不容易走到山顶，叶剑英远远看见有三个人坐在那里，走近一看，三人都已冻僵牺牲了。他默默地摘下军帽，含着热泪向这些战友告别，陷入了沉思：自从离开中央苏区，一路上牺牲了那么多好同志。他情不自禁地低吟："越过千山与万水，红军西游何时还？??爬过雪山，部队吃粮非常困难，只好靠野菜充饥。有的连野菜也吃不上，只好吃草根、树皮。为了搞到粮食，叶剑英率三军团教导营与藏民联系买粮。

可是，沿途藏民多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都藏匿起来，不肯把粮食卖给红军。

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教育部队要爱护少数民族兄弟，不能违反群众纪律。

他带头执行纪律，遵守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且规定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和措施。叶剑英要求大家宁肯搞不到粮食，饿着肚子，也不准随意侵扰藏族兄弟。有的藏民因受反动宣传的欺骗，拿起大刀长矛对付红军。叶剑英教育部队，绝对不准还击。由于他带头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许多藏民很受感动，积极动员躲在山上的群众陆续回家，纷纷把余粮卖给部队，有的甚至乐于为红军带路。

经过艰苦、顽强的行军，叶剑英同部队一起到达四川西部懋功县（今小金）的达维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一部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了。叶剑英估计，随着两军会师后力量的增强，全军在战略上将会很快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他衷心地期望着这种新的局面能够早日出现。

14章 初到陕北

一东征战役中的中路指挥

冲央红军陕甘支队在陕西吴起镇（今吴旗县城）进行短期休整后，于1935年11月初到达甘泉地区同红十五军团（由陕甘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组成）胜利会师。

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8日，叶剑英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参谋长。

11月下旬，叶剑英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直罗镇战役，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枝。这次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巩固了陕甘苏区，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红军的行动，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札"。

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继攫取中国东北之后，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国民党政府却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整个中国面临着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促使国内各阶级、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新的变化，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势不可当。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始终站在抗日救国的前列。1935年10月至12月，中共中央连续发表宣言和决定，号召全国人民和各党派、军队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1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在陕西省安塞县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党的战略方针与策略路线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同时确定党的战略方针是：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总任务之下，首先须在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号召上和实际行动上，"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猛烈扩大红军"，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以山西和绥远等省为主要方向。

在瓦窑堡会议讨论党的战略方针过程中，叶剑英拥护党的正确主张，并提出积极的建议。1935年12月19日，毛泽东特复电叶剑英等："对战略方针的提议均收到，我完全同意兄等的意见。洛甫同志及中央各同志在大会上均无不同意见，政治局已开了三天会，很好的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力量与任务。

后天讨论军事问题，详情后告。"

根据瓦窑堡会议《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所确定的渡河东征的方针，和国民党军企图阻止红军发展、围困陕甘地区红军的新情况，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2月24日下达了《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叶剑英根据这一计划，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东渡黄河作战的具体准备工作之中。据程子华回忆，叶参谋长亲赴前线组织调查由延安、甘泉、左铺各地到黄河西岸临真镇的交通道路，同部队指挥员察看渡河地点，提出部队作战行动方案和建议，协助各部队收集和制造木船、皮筏等渡河器材，征调造船和划船民工，组建工兵部队进行造船、划船、架桥等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

1936年1月底，毛泽东来到陕西省延长县，与在这里的彭德怀、叶剑英等召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进一步研究了东征作战的问题。会后，彭德怀到黄河岸边详细侦察地形，了解敌军兵力部署、工事构筑、火力配备等情况，选择渡河点。叶剑英留在延长，组织地方党政机关，继续做渡河的各种准备工作，并对渡河先锋队和船工进行政治动员和技术训练。2月2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提出应立即派人到延水南区黄河边，动员60名水手备用，并对渡河器材的筹备、部队集结待命等问题，提出了明确具体的建议。

毛泽东、彭德怀接到叶电后，于2月5日电示各部移动驻防位置，要求由叶剑英具体部署，并指定叶剑英将所准备的渡河器材，尽快交给一军团。

叶剑英根据军委的指示，立即制定出行军、宿营计划，调整部署，组织部队向前沿阵地运动，并认真检查落实。2月8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叶剑英，询问渡河准备情况，要求立即秘密征集皮筏水手；确定随军东征的地方干部、警卫连等今后归叶剑英指挥调动，并由叶剑英派山西游击队到延水城同另一独立营及两个游击队集中训练。叶剑英即命赖传珠、杨森率山西独立营及延水第一游击支队、延长第六游击支队开往延水城待命，并将30个渡河笺子交赖传珠带给一军团。随后，叶剑英将一方面军直属队带往川口镇集结待命。

2月18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下达了东征作战命令。20日20时，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下开始东渡黄河作战。

夜幕沉沉，河水滔滔。第一、第十五两个军团冒着凛冽寒风，利用夜暗从陕北绥德县沟口、清涧县河口开始强渡。叶剑英亲临渡口，检查渡河情况，并随时向毛泽东、彭德怀报告。21日10时，叶剑英致电毛泽东、彭德怀：十五军团己渡河，一军团约下午16时才能过完。一方面军直属队拟本日17时开始过河。同日，叶剑英还将从前线接收的400余名晋绥军俘虏官兵的安置情况报告了毛泽东。21日晚，叶剑英最后率领一方面军直属队渡河。部队渡河后，按预定计划迅速向纵深发展。至23日，占领了三交、留誉、义牒各镇及其周围地区，完成了战役展开，取得东征战役的第一个胜利。①东渡黄河后，叶剑英协助彭德怀指挥部队，在中阳县关上村、孝义县兑九峪等地区打退了晋绥军的反击，控制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等县，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得到山西人民群众热情支持。阎锡山仓促应战，惊慌万状，一面急电向蒋介石求援，一面调动部队向抗日先锋军反扑。红军将反扑之敌全部击溃，在上述数县广大地区建立起临时根据地。为了发展胜利，军委决定以这一地区为作战枢纽，分兵南下北上，组成右、中、左路军。

以红十五军团主力为左路军，在徐海东、程子华指挥下，向北进攻；以红一军团主力为右路军，在林彪、聂荣臻指挥下，向南急进；以红十五军团的一个团又一个营、一方面军直属队和新成立的红三十军、山西游击队等部为中路军，由叶剑英直接指挥，以牵制和吸引晋绥军主力，支援左右两路军的进攻行动。左右两路军分南北两线向晋绥军进攻，迅速进抵侯马和太原近郊，占领了晋西南广大地区。

阎锡山为阻止红一方面军继续东进，集中14个旅，编为4个纵队，再次向石楼方面实施反击。蒋介石应阎锡山的请求，从3月上旬开始，先后派遣约10个师进入山西，同时命令西北军、东北军等部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左右两路军从南北两线向中路军靠拢，集中兵力准备歼灭敌人。

为了加强中路军的武装力量，中革军委于3月11日电令："一切在石楼①访问刘惠农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机关、部队、游击队工作人员，归叶剑英统一指挥。"3月21日，毛泽东、彭德怀又进一步明令："为保障后方交通，赤化石楼全县、中阳南部、永和北部，猛烈扩大上述地区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并达继续包围石楼之目的，所有上述地区内一切武装、部队统一归叶剑英指挥。"

叶剑英根据军委指示，指挥中路军与敌军巧妙周旋，钳制敌人，尤其注意控制石楼通往水头、石口镇、隰县、永和、留誉五条道路，充分发动群众，坚壁清野，阻截敌军的物资供给。

4月10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办事处命令，任命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4月中旬，敌军集中兵力进逼石楼。叶剑英一方面命令马家站兵站暂停向河西运送缴获的物资，一方面请示毛泽东、彭德怀同意，集结中路军主力在石楼城北30里处阻击敌人，同时在永和一线打击北进之敌。这样，石楼地区的紧张形势得以缓和，黄河渡口继续控制在红军手中，从而保证了前后方的交通运输和伤员的转运工作。与此同时，叶剑英组织部队大力开展地方工作，建立和发展抗日游击队，建立中共地方组织和政权，征集兵员，筹粮筹款。有一次，游击队在石楼县县长家炕里挖出六大罐银元。叶剑英命令部队将这些银元运回后方，用作红军的经费。

叶剑英领导的中路军兵力虽然不多，但他果敢机智，巧于用兵，吸引和钳制晋军主力，圆满地实现了军委的战略意图，受到毛泽东的赞许。

中共中央鉴于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和晋西敌军变化的态势，于4月28日决定撤回河西，结束东征。5月2日，一方面军开始有计划地西渡黄河，至5日全部回师至延长、延川、永坪地区。叶剑英率部尾随十五军团西渡回师，胜利完成了东征任务。

红一方面军东征是在毛泽东指挥下一次胜利进攻的战役。这次作战虽然只有75天，但在战略上却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使经过长征，刚刚立足于陕北的红一方面军在政治上、军事上由被动转入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经济困难。

东征战役共消灭国民党晋绥军约7个团，俘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4000余枝，炮20余门；取得了强渡江河作战的重要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迫使"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晋绥军撤回山西，打击了蒋介石、阎锡山的反动气焰，使陕北革命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红军吸收新兵约8000人，筹款30余万元，并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二参与筹划西征

红军回师以后，蒋介石仍然坚持其"剿共"政策，调集军队准备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进剿"。在根据地东北面，有蒋的嫡系汤恩伯的一个师两个旅、阎锡山晋绥军的一个师又一个旅渡河入陕，协同陕北的井岳秀、高桂滋两个师，采取堡垒政策，步步进逼。在根据地西部，蒋介石将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一部，部署于陕甘宁边界地区，防堵红军西进。在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队中，只有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与共产党秘密建立了初步统战关系，不愿再同红军作战。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西部出征，以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扩大红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的联合。叶剑英在西北军委参谋部，积极投入了西征战役的准备工作，参与制定了《西征战役计划》。1936年5月18日，军委下达了战役计划。计划确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共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进行西征，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二十九军主力、第三十军和陕北地方部队、游击队，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钳制入陕的蒋介石中央军、阎锡山晋绥军和原在陕西的敌军，努力保卫陕甘革命根据地；红二十八军准备出陕南，会同在该地坚持斗争的红七十四师，在鄂豫陕三省边区开展斗争，吸引蒋介石中央军主力于自己方面，以策应西方野战军的行动。

但是，西征却遇到了盘踞在宁夏境内的马鸿逵、马鸿宾军的抵抗。他们凭借一些厚实坚固的"土围子"阻止红军前进。一方面军总部领导指示部队干部、战士献计献策，自做炸药，炸毁"土围子"。叶剑英致电在西安的李克农等，要他们设法从国统区购买硝药。同时动员部队能工巧匠自己动手制造炸药。他在驻保安的总部机关和直属队大会上进行动员，希望凡在家熬过硝、做过炸药的同志，都积极报名参加，并从总部抽调人员到盛产硝土的一军团所在地宁夏豫旺堡，组建一个小制硝"工厂"。经多次试验，终于制成了雪白的纯硝。他们再在硝中加上其他成分，制成炸药，送到前线。前线指战员用这些炸药，摧毁了敌人许多"土围子"。

三争取东北军与十七路军

这一时期，全国抗战出现了新的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有了很大的进展。叶剑英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参与指挥西征战役的同时，以主要精力投入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

东北军原是以军阀张作霖为首领、封建割据色彩极其浓厚的地方武装集团。这支军队，一方面与占领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与企图兼并和消灭这支武装的蒋介石集团存在着尖锐矛盾。因此，在东北军中，存在着由来已久的抗日反蒋的积极因素。日本关东军炸死张作霖后，其子张学良易帜归蒋。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之下，张学良只得流亡关内，蒋介石又把这支队伍推向反共的第一线，阴谋在内战中消灭之。东北军1935年入陕时有5个军1个师，号称20万人，在与红军作战中，被歼灭3个师，损失严重。蒋介石非但不给补充，还取消了几个师的番号。东北军官兵此时背井离乡，怀念故土，厌恶内战，不愿当亡国奴，迫切要求打回老家去，同时又深受蒋介石嫡系军队的歧视，反蒋情绪日益强烈。家仇国恨集于一身的张学良，受到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和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早有抗日救国、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的要求。为了适应并推动这种有利形势， 1935年12月，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并确定彭德怀、李克农、朱理治、萧劲光、欧阳钦、聂洪钧等参加此项领导工作：朱理治、萧劲光负责日常领导工作。1936年1月下旬，党中央指示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释放直罗镇战役中俘获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并要高为红军与东北军开展和平谈判事宜进行联系。当时，对东北军俘虏的管教工作统由叶剑英负责。高福源在红军中生活两个月期间，叶剑英曾耐心地开导教育他，向他分析抗日救亡的形势，告诉他蒋介石利用东北军、西北军打红军，实际上也是企图消灭这两支队伍，让他回去劝告张学良，都是中国人，不要自己打自己。

1月25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等红军将领名义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收复失地。并表示：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

接着，李克农与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王世英分别到洛川、西安，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谈判，达成初步协议。4月9日晚，周恩来亲赴延安城一座教堂内，与张学良就抗日救国问题举行会谈，双方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

6月中旬，叶剑英同李克农等奉命去蟠龙、琉璃坡、石家砭等地，了解中央军、东北军的兵力部署、进军动态，及时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敌情。

并尽一切可能，利用各种关系，向东北军一○七师、一一七师官兵进行政治宣传，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对如何防止敌军进攻瓦窑堡提出许多建议，并根据毛、周指示，进行了大量救护伤员、保障供给、修补道路等方面的工作。

从6月15日至22日，一周之内，叶剑英亲笔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14封，并派卢伟良等专人送去。这些信忠实地记录了当时时剑英辛勤工作的情形，内容涉及敌、我、友各个方面，不仅反映了当时抗战与统战形势任务的复杂与艰巨，也反映了红军内部机构、人事和教育以及协助延安地区干部开展工作等诸多问题。他在6月20日7时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中写道："刘惠农及政治部派来两个人，昨日均到宋家川布置一切，准备接收刘家坪伤病员（约150人），并由省一级机关派人动员伏子，续向榆树坪运搬。

但本日伏子能有多少来，尚未得报，已催刘赶办矣。??这两天王辉正拟帮助特务队整顿队伍，而主要负责人都跑了。昨天，王辉问该队政委：特务队近来进行过什么教育？他答：军事、政治都是我一人担任。又问：那么你进行过什么教育？他答：我队尽是新战士。王问：你上过政治课没有呢？他说没有。像这个政委和斯大林同志所引证过的那一位不可救药的说空话的人，实在没有什么分别，建议撤换。"

四在安塞领导东线工委

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提出了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为了加强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毛泽东于7月9日致电周恩来，要剑英到安塞指导工作。随后，叶剑英来到安塞领导东线工作委员会（简称东线工委），与朱理治、边章伍等一起作陕北地区东北军的工作，争取他们联合抗日。据马文瑞、刘向三等回忆，叶剑英到安塞后，立即深入到各地工委调查研究，于7月26日召开安塞、延安两县工委及县一级机关负责人会议。在会上叶剑英详细报告了当前政治形势和任务，并依据党中央对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解释了争取东北军工作的目的，说明各级东北军工作机关的组织系统与同级党组织机关的互相关系。当晚和翌晨，叶剑英又分别主持召开了安塞、延安两县工委会议，讨论和决定了以下一些问题：（一）安塞工委由马文瑞、刘德明、时文平、李先河、石步月等组成，下设安塞办事处和枣园办事处，主要对象是东北军六八四团；（二）延安工委由萧离、刘仲明、白寿康等组成，下设牡丹川办事处及富川办事处、川口办事处，主要工作对象是东北军的六三一、六六○、六八五团等；（三）对所工作的对象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不仅了解部队的番号、位置、主官、历史、特点、一般来往电报，同时还要了解其官兵个人的履历、政治表现、嗜好、个性等情况，并设法接近和亲近他们，争取进行面谈；（四）在东北军中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应当在"抗日复东社"的政治组织中进行党的组织工作，发展时必须经过多次谈话，进行介绍、填表、上级机关派人谈话，举行入党仪式等程序，郑重履行入党手续。叶剑英还亲笔书写了党员宣誓词交给安塞和延安两工委负责人，以便在发展新党员时使用。

（五）加派3个干部去延安周围的东北军6个团工作，并派边章伍去县工委帮助工作，等等。①这次会议以后，叶剑英把领导的重点放在争取东北军六十七军的工作上。又将该军第一○七师作为工作的突破口。

一○七师先驻防于安塞附近，后移驻延安地区。师长叫刘翰东。安塞工委对刘师长及该师六三○团一名叫陶翊周的营长做了大量工作，并发展陶翊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陶入党后，叶剑英不时地穿着东北军的服装，出入该营防区，去做该营官兵的工作。一○七师移驻延安后，叶剑英于8月22日单骑赴陶营，与陶会面。不巧，陶进延安城去了，没有见着。第二天，叶剑英以中央工委代表名义给陶写信，告诉他：党决定陶翊周为一○七师党委书记，王昌奎、李朴王为委员，刘仲明为中央巡视员（随一○七师行动），负责指导并帮助一○七师党的工作，"望积极无畏地为党工作"。

陶翊周见信后，遂将刘仲明安插到该营工作，随部队行动。由于叶剑英等积极开展工作，陶营士兵的觉悟有所提高，有些人便拖枪逃到红军中来，带走16支步枪，两挺机关枪。当时，东北军有规定，丢失枪枝，要按价扣其直接长官的薪水。陶翊周无奈，只好求助于叶剑英。叶剑英报经周恩来批准，从安塞警卫营中抽调枪枝送还给他。这样，互相帮助，加深了陶营官兵与红军的友谊。

叶剑英在争取陶营的同时，还亲自做一○七师师长刘翰东的工作。刘翰东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要求抗日的将领。叶剑英派党在东北军的联络员与①叶剑英给周恩来的信，1936年7月28日。

他秘密接触，发展关系，以后又亲自与他交谈，做他的工作。8月20日，叶剑英和边章伍二人身着东北军军装，到延安城外10里处，与刘会面，并如数带去该师士兵投诚红军时携来的枪枝，交还给他。刘翰东很感激，当场商定了双方交换枪枝弹药的具体办法。22日夜，刘翰东派副官到离延安城20里外的河庄坪，给红军送来1.5万发子弹，叶剑英带安塞警卫营二连在那里接收，并以机枪回送。通过多次交往，刘翰东加深了对红军的了解和信任，同意中共派人去六二一团开展活动。叶剑英与该团代理团长周振互通信件，建立了关系。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在一○七师、一一七师和其他一些部队中建立起了中共组织。

周恩来、叶剑英和东线工委还派刘培植（曾参与做过一○七师长刘翰东工作）到一○五师做刘多荃师长的工作。1936年夏，欧阳钦给叶剑英、朱理治的信中说："刘培植亦于昨日回来，结果比较好。刘多荃对我们的表示一贯的不坏的。同时刘培植同志还见了许多其他的人，影响都很好。??"叶剑英随即致电周恩来报告："东北军工作仍是中心任务。陕甘来信。用复写纸写的材料《刘培植报告》，另有一份写给你的。据刘培植同志说，刘多荃师长允许他随部队行动。刘可随一○五团行动，拟去信。"其后，叶剑英派刘随东北军行动，继续进行统战工作。①在叶剑英主持下，东线工委还开办了杨家沟、枣园两个市场，发展集市贸易，恢复"红白通商"。当时东北军驻防陕北，人地两生，交通不便，粮草紧张，蒋介石对"杂牌军"又不及时供应，使东北军部队生活供给发生不少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东线工委开设贸易市场，允许东北军官兵来市场购物，或到苏区采办货物，帮助他们解决粮、柴、肉、马料等物资匮乏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十分有效的统战工作形式。在市场上，工委工作人员主动与东北军官兵接触，向他们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彼此之间思想感情进一步得到交流。叶剑英还请周恩来派人民剧社到安塞市场演出。这个由危拱之担任团长的剧团，第一次来演出，就吸引了大批东北军的士兵和群众观看，受到热烈欢迎。当东北军官兵看到剧社演的《亡国恨》这幕悲剧时，许多人当场流下热泪，泣不成声。剧社共演出6场，场场爆满。演员及工委人员借演出之机与东北军官兵谈话。并散发《打回老家去》等宣传品。东北军官兵不顾国民党政训处人员的破坏，坚持看戏联欢，效果极好。对于东北军中的右翼顽固分子、亲蒋的政训处人员的破坏行动，以及反动保甲人员，叶剑英指示安塞、延安两县工委发动群众给以打击。①叶剑英在工作中及时向党中央和毛择东、周恩来请示报告，发出了大量电文和书信。有时一日数封。仅从7月28日至8月25日就亲笔给周恩来等修书10封，报告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工作的情形。信中大至方针策略，小至遣员购物，都一一陈述，不厌其详。字里行间充满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满腔热忱。

东北军的六十七军西移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于8月下旬开始调往延安。为了打通与杨部的关系，做好该军的工作，叶剑英8月18日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写道："十七路军工作，依我所知，不能完全照东北军工作指示原则，因该部与东北军有许多差异，虽然我们工作目的则相同。请令曾希圣同志送①访问刘培植谈话记录，1994年10月。

①访问杨醉乡谈话记录，1991年9月。

一份十七路军官长名册给我们。"对于十七路军的工作，叶剑英提出了与东北军大体一致又有区别的原则和办法：（一）拟抽出一部分干部进行训练，专门研究如何做十七路军的工作；（二）将对东北军进行工作的经验，传授给他们，以利尔后工作的开展；（三）为使十七路军工作尽快开展起来，应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建议将县区工委与地方党组织合并，将地区划出一段（从苏区边线起到苏区内六十里止），成立边区工作委员会，统一党政军的领导，着重做争取白军的工作；（四）工委办事处工作人员随游击队行动，以游击态势进行十七路军的工作，俟双方沟通以后，再选地设立机关，进一步开展工作。

为了开展对十七路军的工作，叶剑英还同边章伍、王立人、吕继才等同志进到延安城，分别活动，利用东北军的关系，与杨虎城部进行沟通，动员他们共同抗日。同时以安塞边防司令部中央红军警备团团长时文平的名义写信给杨部程鹏九团长，建议双方休战，彼此通商，并提请对方约束民团。为了争取杨部，叶剑英在军事方面也做了对付国民党军进攻的相应准备。①在叶剑英直接领导下，东线工委经过一段时间艰苦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由于抗日形势的发展和党的统战工作的深入开展，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不仅停止了敌对行动，而且和睦相处，互派代表，互通情报，互送礼品，使原来的"敌军"变成了"友好的邻居"，为西北地区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新局面奠定了基矗8月25日，叶剑英根据陕甘、安塞、延安三工委的工作报告，整理出一份工作小结，报告周恩来。

叶剑英在安塞领导东线工委期间，关心全局，积极搜集敌军和友军情况，随时通报中央。除此之外，他还极其关心红二、四方面军会师的情况。为了让这两个方面军顺利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他及时通报敌情，介绍北上路线和沿途情形。7月8日、15日他致电刘怕承，分别通报甘肃马步芳、兰州于学忠、毛炳文、王均、鲁大昌以及张学良、杨虎城等军队部署情况。8月6日、7日又连电刘怕承，详细介绍从俄界至瓦藏寺、哈达铺的行军路线及沿途山水、桥梁、寺庙、居民等情况。叶剑英所提供的一系列情报，对红军三大主力的顺利会师起了重要作用。

①访问周梵伯谈话记录，1991年9月。

13章 与张国焘的斗争

一北上与南下之争

193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两支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同日，在懋功县城召开了胜利会师庆祝大会，两军指战员兴高采烈，欢欣鼓舞。然而，就在广大干部战士欢庆会师的大喜日子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与党中央之间，在红军前进方向和战略方针上，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①中共中央根据华北事变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已走向新的高潮，华北已成为抗日斗争前线的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党中央闹独立。他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看不到革命发展的趋势，主张红军向边远地区实行总退却，提出向川、康地区退却或南下的意见。为了解决这一重大战略方针问题，党中央于6月26日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了报告，到会同志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根据会议精神，政治局于28日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还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会上经过讨论，张国春勉强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中革军委根据这次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会后，张国焘回到理县的住地后，立即致电中央，仍坚持南下，并在部队中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策动他的支持者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单，竟然提出要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中共中央坚决拒绝了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于6月29日任命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7月18日决定把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让给张国焘。张国焘勉强同意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

这期间，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积极主张做好两军的团结工作。他看到一方面军兵力消耗大，老干部保存多，就从大局出发，建议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抽调了3个团的兵力补充一方面军。张国焘也点名要叶剑英等一批领导干部和参谋人员去四方面军。党中央决定派叶剑英、李卓然等到四方面军工作。①①在小金县（懋功）党史办查阅的资料，1985年9月26日。

①访问耿飚谈话记录，1991年3月。

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7月21至22日，党中央在黑水芦花召开政治局会议（即芦花会议），与张国焘进一步会商，着重讨论红四方面军行动问题。张国焘、徐向前在会上汇报了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到川陕苏区的历史，与会同志充分肯定了红四方面军的各项工作成绩，赞扬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善战的精神。同时也严肃地批评了张国焘的严重错误。

同一天，中革军委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并应四方面军领导要求，任命叶剑英为参谋长。

叶剑英接到命令后，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告别，几位领导人同他进行了亲切谈话。随后，他带领红军总司令部机关的李荣、毕占云、吕继熙（吕黎平）、赖光勋、陈茂生等10余名作战参谋和机要干部，立即从黑水出发，去毛儿盖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报到。

叶剑英到指挥部后，抓紧实施机关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同时积极准备攻打松潘。然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破坏和其他原因，使红军在毛儿盖地区耽误了一个多月，失去了占领松潘的机会。敌人在这一个多月内，完成了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8月3日，中共中央被迫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改经草地北上。据此，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挑战役计划》，将一、四方面军编为左、右两路军，以一方面军的第五军、第三十二军，四方面军的第九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三军为左路军，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下，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北进；以一方面军的第一军、第三军，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军为右路军，在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经班佑北上阿西。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在党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干8月初来到毛儿盖。他一到，就向中央发难，反对北上。中共中央不得已，于8月4日至6日再次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继续解决组织问题。

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了党中央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针对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和破坏红军团结的活动，决议明确指出：要"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一、四方面军的兄弟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红军有害，对敌人有利的"。会议还讨论了组织问题。当时，张国焘以"提拔工农干部"为借口，提出再增加红四方面军干部9人当政治局委员（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8人），企图从根本上改变中共中央领导成份。会议拒绝了张国焘的无理要求，但是为加强党中央的领导，增进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团结，决定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昌浩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

沙窝会议之后，叶剑英召开总指挥部直属单位会议，传达党中央的决议，具体布置过草地的思想动员和物资准备工作，并要作战科提出行动路线的意见。当时，叶剑英忙得不可开交，他白天组织部队到处征粮，收购青稞，晚间还要同大家一起炒麦磨面，准备干粮。

在征粮的过程中，有的部队遭到敌人骑兵袭击。叶剑英分析骑兵的特点，提出了对骑兵的几种打法，并亲自到部队讲解打骑兵的要领，解决了当时在战术上以我之步兵战胜敌之骑兵这一大难题。

从毛儿盖地区北上，必须经过一望无际、渺无人烟的茫茫大草原。为了查明与找到过草地的捷径，以减少损失，缩短路程，叶剑英到三十军讲完打骑兵的战术要领后，在程世才军长帮助下找到了一位姓李的向导。他亲自向老李作调查，然后，迅速从三十军回到前敌总指挥部汇报情况，并提出愿率一部分兵力先行开路。毛泽东听取叶剑英汇报后，马上召集会议，进一步研究右路军北上的具体路线，最后肯定了右路军经草地到班佑，然后走拉卜愣的行军路线，并决定叶剑英率两个团先行开路。

三过草地的开路先锋

8月18日，叶剑英带着向导老李，率领三十军二六四、二六五团向草地进发，为右路军开路。程世才、李先念率领的三十军主力跟随前进。①叶剑英走后的第二天，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开会，会议由毛泽东作关于夏洮战役行动方针的报告，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要求红军主力速占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地区（主要是河东岸），尔后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根据地。并指出张国焘提出的以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的错误主张，是"一种危险的退却方针。"

会后，党中央和右路军其余3个军亦先后经草地北进。

茫茫草地，气候多变。荒无人烟，浊沼横潦。战士们走在烂草淤积的沼泽里，踏着一窝一窝的草蔸前进，偶尔失足，踩进淤泥中，就会向下陷去，越陷越深，以至没顶。

叶剑英抱病带领部队行军，和大家肩并肩、手牵手走在沼泽地里。别人休息了，他还要召开干部会，了解行军中的情况和问题，要求各单位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以顽强的毅力克服困难。同时，还要向前敌总指挥部报告敌情、地形、宿营地点以及大部队行军需要注意的事项等。

一天晚上，部队在沼泽地年朵坝宿营。只见满天乌云翻滚，顿时倾盆大雨直灌下来。因为没有帐篷，没有栖身之处，大家或蹲或坐，紧靠在一起，忍着饥寒，苦捱苦撑。程世才回忆说，那天夜里，我们和叶剑英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全身都湿透了。冻得直打寒颤。有些同志不声不响地在饥寒中倒下去了。叶剑英看到这种情景，就鼓动士气，给大家讲故事，领唱《国际歌》。

高亢的歌声响彻夜空，使大家振奋起来。第二天早晨，天气晴朗，碧空无云；同志们集合在一块湿草地上，埋葬了战友的尸体。叶剑英领着大家伫立默哀片刻，以坚定的语气说："我们活下来的人，要想着牺牲的同志。我们一定要走出草地，争取胜利！"

在草地走了三四天以后，带的干粮都吃完了。叶剑英就同大家一起找野菜，吃野菜。有人吃了中毒，浑身浮肿，躺在草地上，永远起不来了，部队减员越来越多。

部队又经过几天艰苦行军，好不容易来到了大草地北端的班佑。班佑，被大家想象成为"草原的天堂"，其实不过是二三十户游牧藏民的集居地。

在这个小寨里井没有像样的房屋，有的只是用树棍拱起屋架，外面涂以牦牛粪的"牛屎房子"。

叶剑英和程世才等经过草地能住进这样简陋的房子，比起风餐露宿已经好得多了。他和大家生起火来，烤烤湿衣服，吃点炒面，睡上一觉，已经感到很满足了。多少年以后，他忆起"牛屎房子"的生活，还津津乐道。

班佑靠大路边，是敌人骑兵经常出没的地方。叶剑英在进班佑前一天，先头部队与敌骑兵相遇，打了一仗。进班佑后，敌人3000多骑兵又来向二六五团驻地进攻。叶剑英当机立断，与程世才一起指挥部队迅速占据有利地形，用密集火力阻击敌人。同时，命令二六四团增援，打退了敌骑兵的进攻。

在这次战斗中，缴获了敌军许多马匹。第二天，程世才派出两个营的部队去"打粮"，又从敌骑兵手中夺得了几匹马和一些牛羊。叶剑英向程世才建议，把战利品分出一部分送给党中央机关和后续部队。后来，秦邦宪见到叶剑英、程世才，感激地说："你们送来一头牛，让我们饱餐了一顿，这是过草地后，我们得到的最好礼物！"

叶剑英抓紧在班佑小住的时间，继续找向导老李和当地藏民调查去甘南的行军路线。待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等陆续到达班佑后，他向毛泽东等报告了先遣部队一路情况和下一步部队行动的意见。他建议说，按照原计划去拉卜愣，还要走4天的草地，一路上会遇到许多敌人骑兵，不好对付；如果从班佑这里向东北转弯，越过巴西，占领包座，很快就可以到达甘南了。毛泽东翻看地图，又征求周恩来等人的意见，点头说，剑英的意见很好，我们就决定从这里转弯。此后，右路军即从班佑改道，向巴西、包座、俄界前进，叶剑英成功地完成了开路先锋的任务。

右路军到达班佑地区后，根据叶剑英带先遣部队侦察到的情报，获悉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已从松潘北上向包座地区急进，企图与驻守在求吉寺、钦多的敌第一师康庄团相配合，堵截红军北上。根据中央的部署，叶剑英协助徐向前、陈昌浩，在班佑制定了以第三十军全部和第四军一部歼灭企图堵截红军的包座之敌的作战计划。8月29日，红军向大戒寺和求吉寺发起攻击。

经过两天多的激烈战斗，于31日歼敌1个师约5000余人，俘敌800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

包座战斗是在部队经过一星期的草地行军，缺乏粮食，体力疲劳，又与敌人骑兵作战之后翻山越岭的情况下，在没有居民点的一片原始森林地带进行的。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在下包座、钦多之间的未巴山上亲自指挥了这一战斗。红三十军与红四军在战斗中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机智歼敌，充分体现了徐向前倡导的狠、硬、快、猛、活的优良战斗作风。这次战斗的胜利，打开了通向甘南的大门，为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受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前敌总指挥部于8月末经班佑、下巴西，胜利进驻古城潘州。中共中央和军委直属单位随后亦进驻潘州及其附近的上、下巴西和牙弄、阿西茸一带。

红三军亦同时进抵上述地区，红一军则已向俄界进军。①

四挫败张国焘的阴谋

当时的敌情是，蒋介石的主力尚在四川，位于松潘、漳腊地区的胡宗南部因其四十九师被歼，不敢再孤军北上。东北军于学忠部尚在两当、徽县地域，甘南兵力十分空虚。如果已占领阿坝地区的左路军能按原计划迅速北上，一定能够顺利进行夏洮战役，占领甘南，打开一个新的大好局面。

可是，张国焘的个人野心继续膨胀，处处同中共中央离心离德。他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之后，就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相反，他继续坚持要左右两路军全力出洮河以西，企图越黄河深入到青海、新疆等边远地区的主张。中央三令五申，一再催促他率部出墨洼（今麦洼）、班佑，同巴西地区的右路军会合。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勉强率部向东挪动，但又借口"噶曲河水涨大，上下三十里均无涉点"，停止东进，拒绝向右路军靠拢。

9月3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提出改变北上方针，主张南下，要求"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强令已经东进至墨洼附近的左路军先头部队第五军返回阿坝。据欧阳毅回忆，朱德和刘伯承对此坚决反对，并亲自到河边派人测试河水的深浅，认为部队完全可以过河，多次提出要部队按原定计划同已抵班佑、巴西的右路军会合，共同北上。但张国焘不予理睬。9月5日，他命令当时尚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部队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

随右路军行动的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对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持消极态度。那时，前敌总指挥部驻在巴西潘州的一个喇嘛庙里，离党中央驻地不远。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等领导同志，几次三番到前敌总指挥部开会，劝说陈昌浩等改变态度，坚持北上。但陈昌浩无动于衷，一切等待张国焘的电示行事。张国煮不仅不率左路军北上，反而于9月8日电令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詹才芳："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1935年9月8日深夜，中共中央和右路军领导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等7人开会，着重讨论南下与北上问题。会后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的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并列举4条理由说明"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电报在详尽分析了各种不利因素之后，恳切写道："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这封电报签署的时间是9月8日22时。就在同一时间，张国焘却给徐向前、陈昌浩发出指示："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可见，张国焘的南下决心已定，并作出了部署。9月9日，中共中央再电"国焘并致徐、陈"，认为张给右路军南下电令"完全不适宜"，强调"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即速北上"。张国焘不但不听毛泽东等人的劝告，反而公然违抗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和历次决定，命令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当时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随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第三军军部驻地，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一起，进行紧急磋商。党中央为坚持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决定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

叶剑英返回前敌总指挥部（潘州镇汉官衙门）以后，又办了两件事：第一件，找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吕继熙（即吕黎平），要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第二件，给带领宣传队在包座三十军慰问演出的红三军宣传部长刘志坚发报，要他见电立即返回红三军驻地。

就在中央决定北上的那天夜里，张国焘在命令右路军南下之后，于9月9日24时又致电党中央和右路军领导人，声称：北上会遇到不能克服的困难，红军南下更好，提出"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要求中央考虑。实际上张国焘这时已经下令右路军南下，此电提出的所谓建议，显然是为了欺骗中央、掩盖其胁迫整个右路军南下的企图。党中央于9月10日凌晨率第一、第三军出发北上。

叶剑英对于获取张国焘密电的经过，曾作过详细的回忆。摘录如下：大概在1935年9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一间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

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已西那一带等他。

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毛主席提议上三军团开政治局会议，他们临走的时候，张闻天和秦邦宪找到我，对我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我知道有危险。但是我想，军委直属队还在这里。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我要等直属队走后才能走。我对他们说：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

究竟怎样带直属队走？我一时没有想好。忽然，我想起了张国焘要甫下的电报，决定利用他要南下的电报做文章。

我先和徐向前讲："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

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食去。

限十天之内粑粮食准备好。"他说："好！"得到他的同意后，我写了个通知，准备发给各个伙食单位。通知上说，今天晚上两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通知写好以后，给陈昌浩看，他认为很对嘛，应该先准备粮食。接着，我就找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参加的有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大概七、八个人。我讲了这个事情。我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大家对表。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整两点动身。我要求大家严格保密，同时要按规定时间行动。

会后，我回到喇嘛庙。我和徐、陈住在一个屋子里，一个人住一个角落。

中间还有一盏马灯，我们是亮着马灯睡觉的。那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睡过了两点就完了。我九点钟上的床，心里老在想着时间，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一点，我躺在床上不敢睡着，大约一点四十五分左右就起来了。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农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我一摸身上，手枪忘记带了，要回去拿，萧向荣说："你不要回去，回去危险！"我说："不要紧的，我是公开出来的。出来检查去打粮的队伍。"

我回去拿了手枪，又轻轻推了睡在门口的"死卵"（警卫员范希贤），他没有醒来，我怕惊动旁人就走了。我装作巡视部队出发的样子，因为这是参谋长应该做的工作，不会引起怀疑。①就这样，叶剑英当晚由于情况紧急，来不及通知毕占云、吕继熙、陈茂生等人，一个人离开喇嘛庙，匆匆跨出大门上路。他牵着一匹骡子，来到一个磨房附近，杨尚昆已在那里等他。草原上空乌云密布，地面寒气袭人。两个人一点也不感到冷，既紧张又兴奋，急忙赶路。走出不远，就听到后面传来的马蹄声。他们躲过"追兵"，又走了好一会儿，才赶到军委直属队休息的地方。据胡立教回忆，同志们看到他们来了，高兴地说："你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凤趣地说："不！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在一个叉路口，叶剑英碰到了正在焦急等待他们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脱险后重逢，格外亲切，大家七嘴八舌，说得很热闹。这时，秦邦宪拉了他一把，说，参座，你还不快走！叶剑英立即起身，加快步伐，继续赶路了。夜黑路不熟，叶剑英和杨尚昆，赶上第三军部队，已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样正在焦急呢。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哎呀！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们担心。会齐了队伍，便朝第一军所在地俄界进发。

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在北上途中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对于红军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号召党和红军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区。同时再次致电张国焘："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

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立即北上。??"中央走后，张国焘于10日凌晨4时又致电中央说，已得悉中央率第三军单独北上，表示"不以为然"，公开抗拒中央命令，仍坚持南下，拒绝北上。同日，党中央再次向右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发出"指令"：张国焘令右路军南下，显系违背中央屡次之决定及电文。为不失时机地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俄界前进。四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团（第一、三军）后前进。"并指出：由于张国焘不能实行总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之"。

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1年1月13日，1982年3月12日、4月2日。

此时身为右路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等公然站在张国焘一边。他送信或致电第一、第三军领导人并转全体人员，要他们反对中共中央，说什么"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路线，自己把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去"；"中央在毛周逃跑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信中煽动说："??胡为乎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吾兄在红军久经战斗，当挥臂一呼，揭此黑幕"，要求"即率队转回阿西"。他公然挑拨第一、第三军和中央的关系，妄图拉拢彭德怀等领导人，同时，不折不扣地按照张国焘的"秘密命令"行事。陈昌浩发党中央单独北上以后，立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开造谣说"中央投敌去了"，是"逃跑路线"等等。据当时任第四军军长的许世友于1982年11月24日回忆，陈昌浩命部队作战斗准备，准备去追，竟给第四军下令要二十八团追击中央。许世友请示徐向前，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徐向前的这个决断，避免了两支主力红军的冲突，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的恢宏气度。

由于徐向前、许世友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反对，除昌浩没有派出二十八团，但他还是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中央，进行"劝说"。同时还命令几个人拿着驳壳枪去追叶剑英，并交代：如果追不回来就打死他！据杨尚昆、伍修权、吴烈等回忆，当时李特等人在第三军后尾大吵大闹，阻挠北上，毛泽东、彭德怀、杨尚昆等同志出来见他们。毛泽东先给四方面军的同志分发了中央的告同志书，然后向他们分析了北上之利和南下之弊，说了一段很诚挚很感人的话：你们愿意留下的就跟着我们北上，不愿意留下的就回。请你们回去劝说张国焘、陈昌浩，希望他们认清形势，执行中央决定，率部北上。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上，中央也欢迎。我们先走一步，也是为了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我相信，不出一年之内，你们还要北上的，一定会跟上来的。说罢，告别而去，重新上路了。

但仍留下少数人保护道路、桥梁，准备随时接应四方面军同志北上。

中央北上后，陈昌浩还强行扣留胁迫一方面军的干部南下，不许他们跟中央北上。如李伯钊等几十名去四军、三十军演出和教歌归来的干部，一到巴西就被陈昌浩下令包围缴械，软禁起来，迫令南下。陈昌浩、李特、何畏等人在总指挥部和红军大学对没有得到北上通知而想返回一方面军的干部则采取了令人无法容忍的歧视态度。

9月11日，叶剑英和大家到达俄界。同日，党中央为了争取张国焘改正错误，再次电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张国焘置若罔闻，抗拒命令，反诬中央逃跑，制造分裂。他公然继续致电一、三军领导人，恶毒诬蔑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的行动。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举行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与张国焘的斗争及今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叶剑英出席了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深刻地揭发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反对北上战略方针、退却逃跑以及军阀主义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为了挽救张国焘，争取和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这个决议没有向全军公布，只发至中央委员。会议还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第二天，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由俄界地区出发。14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再一次要张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继续北进，指斥张国焘"不得中央同意，私自把部队向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

但是，张国焘顽抗到底，一意孤行。他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后，对朱德、刘伯承等进行迫害，另立"中共中央"，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工作，"开除"其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宣布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直至狂妄地要求取消党中央。他的反党篡军的罪恶活动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张国焘早在1924年5月就出卖革命，叛变了中国共产党。①这一次反党篡军的罪行，只不过是他叛徒本性的一个十足表现而已。

①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关于张国焘一九二四年被捕和叛变的记载》。

五"吕端大事不糊涂"

叶剑英在长征途中将张国焘企图危害和分裂党中央、红军的密电送给毛泽东一事，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张国焘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叶剑英一生为党为人民立下的一大功绩。②对于这件事的经过，中央和红军的领导人在当时和后来曾多次谈及。1935年9月，毛泽东在哈达铺，向陕甘支队干部说，一、四方面军分家时，剑英给我送了电报，立了一大功。① 1937年3月，毛泽东在有张国焘等人在场的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张国焘一到毛儿盖就反了，他就在这里大开其督军会议，用枪杆子来审查党中央路线。"??接着，在谈到左路军和右路军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叶剑英同志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②

毛泽东在其他时间和场合也多次谈到这件事，并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1967年夏天，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曾与杨成武谈起此事，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③1971年8月28日，毛泽东在长沙同高级干部谈话时再次谈到："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我们就当俘虏啦。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那里还有点根据地，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呢？

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搞那么多根据地呢？"①周恩来于1972年6月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就密电问题讲了很长一段话。他说："??剑英同志先得到张国焘的命令，一得到，马上就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得到这个消息，决心北上。??剑英同志先将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因而脱险，立了大功。这件事情，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在座的不少同志听到。

不是主席总是拿这个古人的事来比喻吗？宋朝不是有位吕端嘛。古人有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主席拿这个例子多次说这个事。

当时军队就行动了??后来陈昌浩看到电报，知道了这件事，要追。据这一次徐向前同志在小组会上说，他制止了。他反对这件事情，不让追。他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我们相信徐向前同志的话，因为总有顾全大局的同志嘛。

②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93页。《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130页。《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71页。《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295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270页。《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569页。《毛泽东选集》第1版、第2版中"巴西会议"的注释和校订说明。

①访问杨成武、吴烈谈话记录，1990年6月，1994年10月。

②毛泽东在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3月30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毛泽东年谱》上卷第666页。

③访问杨成武谈话记录，1989年4月。

①毛泽东在长沙和丁盛、刘兴元、韦国清谈话记录（汪东兴参加），1971年8月28日。

所以那一次是一个很险恶的环境。就是说，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要不是毛主席出来制止??那个局势就很坏了。所以就是主席说的，人心，党心，党员之心，都是要团结的，不要分裂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要分裂是极少数，那是一个惊险场面，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话说：'板荡识忠臣'嘛。"②邓小平对张国焘的这一密电事件一直是肯定其存在。他的女儿毛毛记述这一事件时写道："过草地后，张国焘一再迟滞，拒绝与中央和右路军会合，同时无视中央的一再劝告，密电在右路军当政委的陈昌浩把右路军拉出来南下，阴谋分裂和危害中央。这封密电，幸被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看到，立即报告了毛泽东。"③陈毅于1964年12月1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把毛泽东送给叶剑英的两句赞语，写在叶使用的笔记本里："剑英道兄正之：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①徐向前于1977年5月14日叶剑英八十寿辰之际，赠叶一首"七绝"，其中写道："吕端当愧公一筹，导师评论早已定。"②张闻天和秦邦宪是巴西会议的参加者，也是重要的当事人之一。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写到了这两位中央领导人当时谈话的情形："有一次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对我说，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但张国焘耍两面派，表面上同意，心里是不同意的。??他还违背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密电要右路军立即南下。??洛甫告诉我，张国焘有电报说，如果毛泽东、洛甫、博古、周恩来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洛甫告诉我上述情况后，叫我负责把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等单位在次日凌晨带到巴西，会同党中央一路北上。"张闻天向刘英也曾讲过上述同样的内容。

③

巴西会议的另一位参加者和重要当事人王稼祥曾向朱仲丽说过这件事："叶剑英同志对党很忠诚，很机智，积极维护党的团结，他将张国焘背着中央下令右路军南下的密电及时报送毛主席，立了一大功。"④朱德在1960年11月9日的谈话中说：四方面军到阿坝时，"张国焘就变了，要全部南下，发电要把北上的部队调回，我不同意，反对他，没有签字。后来电报由叶剑英同志截住，告诉了毛主席，没向下面讲，中央就马上决定单独北上了。如果调转，中央是很危险的。"①彭德怀在《我的自述》中写道："某日午前到前总，还在谈北进。午饭后再去，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这无疑是张国焘来了电报，改变了行动方针。我即到毛主席处告知此事。??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南进，??我和叶剑英商量，如何偷出地图，和二局在明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司令部北进，叶示意想办法。毛主席脱险来到三②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1972年6月12日。

①

②原件存时剑英办公室。

③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3-364页。访问刘英谈话记录，1986年10月。

④访问朱仲丽谈话记录，1989年5月。

①朱德谈话记录，成都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整理，1982年。

军团司令部，发了电给林、聂，说行动方针有变，叫一军团在原地等着。"②他在1959年8月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言，也谈了叶剑英在与张国焘斗争中的作用。

杨尚昆1986年9月30日，在一次谈话中，再次回忆了当时密电来往，直属队"打粮"，与叶剑英星夜出走，李特"追兵"，以及毛泽东劝阻，当众散发传单等具体情景。他说："当时中央和我们对张国焘发密电给陈昌浩，分裂党和红军这件事，都是深信不疑的。如果没有时帅获取那份密电，透露张国焘威胁并企图危害中央，中央为什么走得那样急，那样险呢？那岂不是发疯了吗？"③当时在潘州镇与杨尚昆同住一室的陆定一也回忆了类似内容。

④1984年4月3日，杨尚昆与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谈话，对这段史实作了更为具体的回忆。

1984年6月15日，李先念在与这位美国作家谈话时也谈到张国焘密电问题，他记得电文里有一句关键的话，指示陈昌浩："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①

聂荣臻在1977年5月14日为叶剑英祝贺八十寿辰，曾赠诗一首："川西传讯忠心耿，京华除害一身胆。行若吕端识大事，功成绛侯有愧颜。"其中"川西传讯"即指张国焘密电事件。1986年，他在《昌端大事不糊涂》一文中写道："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川西懋功地区。9月，张国焘背弃中央北上的决定，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野心达到顶点。张国焘居心险恶，竟企图危害中央，电令陈昌浩带领右路军，包括原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全部南下。在此党和革命处于万分危急的时刻，剑英看到这份电报，火速报告了毛泽东同志，并设法提供了一份军用地图。中央决定立即率一、三军团北上，脱离了险境，使张国焘危害中央的图谋落了空，也使红军日后有了北上的胜利和抗日战争的发动。在俄界，剑英详细地向我讲述了这惊险的一幕。我由衷地敬佩剑英的机警和对党中央的无限忠诚。"②1981年，邓颖超在接受爱泼斯坦、刘洪、曾淑芝采访时说："他（张国焘）给四方面军陈昌浩发电报，要他武力解决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就是要把这些人抓起来。结果这份电报被参谋长叶剑英得到了，马上报了毛主席。毛主席英明果断，带领一方面军，连夜赶路七八十里，摆脱了四方面军。"③薄一波在谈到叶剑英一生中两件最大的贡献时说："一件是长征途中获悉了张国焘要陈昌浩南下的电报，及时报告毛主席，保证了中央和中央红军按原定方向北上。记得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毛主席指定我把北戴河会议上的发言，修改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讲一次，当我讲到旧戏中王佐断臂'为国家尽忠心，昼夜奔忙'时，几位同志插话，毛主席突然站起来讲：剑英我送你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吕端大事不糊②《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02-204页。

③访问杨向昆谈话记录，1986年9月。

④访问陆定一谈话记录，1991年4月。

①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318-325页。

②原载1986年11月1日《人民日报》。

③邓颖超：《坚定的信仰，不懈的奋斗》，载《中国建设》1981年第8期。

涂'，剑英足以当之！我想主要指这件事，当然还有其他的事！"①当时曾受叶剑英之托保管甘肃地图的萧向荣和接到叶剑英电报立即从包座返回总指挥部的刘志坚，以及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叶子龙、陈昌奉、黄有风、范金标等回忆密电事件和中央脱险的经过，都证实了密电确实是迫使中央突然率领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徐海东将军当年虽然没有直接接触张国焘密电事件，但他听毛泽东亲自向他谈过这件事的经过和叶剑英的功绩。徐文伯回忆说："父亲生前非常敬重叶剑英，常常告诫我们要好好向叶伯伯学习，毛主席多次夸他大事不糊涂，当年张国焘闹分裂时，多亏他把张要右路军南下的密电送给毛主席。主席说，好险啊，差一点脑袋就搬家了！"

此外，还有一些与张国焘密电事件有关的当事人、知情人，以及许多参加过长征，了解同张国焘斗争情况的老同志，如凯丰、成仿吾、萧劲光、何长工、黄克诚、伍修权、罗瑞卿、耿飚、杨成武、宋任穷、许世友、宋时轮、李聚奎、王平、陈士榘、李伯钊、余秋里、欧阳毅、孔石泉、莫文骅、孙毅、方强、叶楚屏、吴烈、何廷一、曾希圣、童小鹏、钱益民、石敬平、贺俊桢、周涌、钱江、戴镜元、李质忠、颜太龙、范希贤、徐国珍等著文、谈话，回忆张国焘的密电事件，都有同样的记述。他们认为，叶剑英获取张国焘密电这一功劳已载入史册。当年，张国焘密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是张国焘错误路线发展的必然结果。党中央同张国焘这场斗争，不仅关系到当年参加长征同志的个人命运问题，更主要的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①1982年3月12日，叶剑英看过吕黎平回忆的电文抄件后说："意思是这样。"其后，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负责人杨尚昆、胡乔木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10月6比叶剑英办公室工作人员摘录了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等关于密电的谈话材料，并整理一份《关于吕黎平回忆长征途中张国焘"密电"事件的一些情况》。他们把这些材料呈报叶剑英。叶剑英看后，当即报给杨尚昆、胡乔木。②1984年9月7日，曾在长征途中任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的吕黎平在军事科学院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说：张国焘的电文内容以前我回忆的只是大意，事过五十多年，不一定记得一字不错，但有几点是肯定的：（一）坚决反对北上；（二）要右路军回头南下；（三）如中央不同意南下就要监视其行动，要"彻底解决"。此后他又有专著论述这一问题。③中共中央对叶剑英在长征途中同张国焘的斗争，作了高度评价和明确的结论。1985年9月16日，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在写给叶剑英的致敬信中说："长征途中，您同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阴谋进行勇敢机智的斗争，为党立了大功。"叶剑英逝世以后，经邓小平审阅、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由胡耀邦于1986年10月29日代表中央在叶剑英追悼会上致的悼词中，再一次肯定了这一历史事实，说毛泽东同志后来屡次称赞这是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为党为革命建立的一个大功。

①簿一波接见广东叶剑英研究会等谈话记录，1994年7月5日。

①各该同志的著作、回忆、访谈录，1937-1994年。

②访问王守江、张燕谈话记录，1986年10月。

六北上到吴起

1935年9月中旬，陕甘支队在北上进军中，叶剑英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部队斩关夺隘，越过岷山，于17日攻克天险腊子口。18日占领甘南的哈达铺。陕甘支队在哈达铺进行休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红一军团改编为第一纵队；红三军团改编为第二纵队；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第三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休整后，叶剑英率领第三纵队继续北进。9月27日，红军占领榜罗镇和通渭县城。在这里。叶剑英和几位同志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有关陕甘苏区的消息，遂向中央提出北上陕北的建议。①其时，中央也正在分析全国局势，对陕甘苏区和西北军的情况尤为关注。在榜罗镇，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根据陕北尚有相当规模的苏区和红军等情况，决定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进至陕北，和当地红军一起，保卫和扩大陕北根据地。会后，陕甘支队分三路北上，于10月上旬翻越六盘山主峰，在铁角城附近，与敌骑兵遭遇，发生激战。当时，彭德怀、叶剑英站在一个山头上的破庙里用望远镜观察敌情。突然，彭德怀一把将他按倒，一颗子弹从头上呼啸而过。叶剑英对这件事一直铭记心头，曾多次对孩子和身边工作的同志说："彭总救过我的命！那一次好险啊！"①陕甘支队继续向吴起镇前进。在吴起镇何连湾一带，彭德怀、叶剑英指挥部队消灭了一股敌军。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叶剑英协助彭德怀指挥部队击溃尾追的敌骑兵2000余人。22日，叶剑英出席了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

至此，中央红军胜利结束了历时1年、途经11个省的2.5万里长征。长征在中国和世界人民面前高高矗立起一座丰碑。它铭刻着红军男女战士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奋战的壮丽史诗。叶剑英以对党的耿耿忠心和殷红鲜血为这首史诗谱写的光辉的篇章，永放光华。

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3月18日。

①访问叶剑英亲属谈话记录，1990年4月。

15章 西安风云

一和平密使

1936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扩大对华侵略，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蒋介石置华北和全国危亡的局势于不顾，仍然顽固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退让；一方面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大肆镇压各地的爱国进步力量。举国上下人心激愤，民怨沸腾。

张学良、杨虎城和他们统率下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积极抗日的主张，不仅不予理睬，反而步步进逼，强迫他们向陕甘根据地进攻，限期"剿灭"红军。压力愈大，反抗愈烈。张、杨此时除继续与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刘鼎等保持频繁的接触外，还在西安成立了"西北抗日救国会"、"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广泛动员西北进步士绅参加抗日。并于6月底，在王曲成立军官训练团，让共产党员刘澜波和一些进步人士讲课，向军官们灌输抗日思想。张、杨还派出代表分头向广西的李宗仁、山东的韩复榘、河北的宋哲元、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山西的阎锡山、新疆的盛世才等各地方实力派进行联络，宣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7月，张学良与中共代表密谈，磋商建立东北军、十七路军与中共联合抗日的"西北国防政府"。张学良几次提出，希望中共中央再派一些党和红军的高级代表去西安共同商讨进一步联合抗日问题。8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等致函张学良，建议"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并表示准备派叶剑英等到西安同刘鼎一起协助张学良工作。8月13日，毛泽东致函杨虎城，写道："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就是在中共中央和张、杨携手力促实现西北联合抗日局面的大背景下，中央决定派阅历丰富、多谋善断且对东北军情况有一定了解的叶剑英参谋长前去西安。①8月17日，中共中央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改为洛川工委，叶剑英任书记，刘道生、欧阳钦、左洪涛、李仲英为委员，并决定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常驻代表密赴西安，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叶剑英受命后，经过一段准备，于8月底9月初，同汪锋、潘汉年、边章伍、彭雪枫、刘克东等10多人从保安动身去西安。他们中间，有的是随叶剑英一道去西安做工作的，有的则是经西安转往他处执行其他任务。据汪锋、刘克东回忆，他们一行先在鄜县（今为富县）进出边区的联络站集中，成立了临时支部，叶剑英为书记。从鄜县到西安途中的一切安排和注意事项都由叶剑英提出，大家研究决定。进入白区前，为了安全和保密需要，他们化装成从西北考察后返回南京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谈判代表团。根据每个人的身材、形象，分别打扮成不同的模样。因为边章伍身体胖，便扮成代表团的团长，穿高级料子服，胸前佩戴圆形蓝色徽章，还挂着勋标。其他人有的扮成秘书，夹着黑色皮包，有的扮成副官，穿少校军官服，扎武装带，蹬黑皮鞋，还有的扮成参谋、士兵，叶剑英扮马伕。走路时是按团长、随从、秘书、副①在中共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党史办、政协办公室、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纪念馆查阅的资料，1991年9月。

官、参谋、士兵的顺序，马伕走在最后。他们化完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如像"演戏"，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叶剑英严肃他说，这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这"戏"一定要演好，如果露出马脚，可能有生命危险！一路上，大家按照叶剑英的吩咐办事，遵守纪律，互相关照。汪锋负责办"外交"，小心谨慎，巧于应付。经过一天行军，在事先约定的地点和东北军的"内线"接上了头，然后，换乘一辆汽车，赶往西安。

二张公馆的"座上客"

当时，蒋介石派到西安的特务、宪兵很多，特务活动尤其猖獗，张学良的一举一动都处于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中。张学良对于叶剑英的到来非常重视，事先对安全保卫工作作了周密的布置，在生活方面也作了精细的安排，让叶剑英住在他的副官、卫队营长孙铭九的家里。据孙铭九回忆，张向孙叮嘱：来人身系重任，无事不准打扰，要绝对保证安全，并提供一切方便。孙家距张学良的公馆不远，在金家巷的前面，是个小四合院。孙铭九安排叶剑英住进西厢房以后，特意叮嘱妻子：副司令交代，这位先生是个"重要人物"，要细心照顾，最要紧的是，不要让外人到这个房子里来，有什么事，一定要经过我。孙还向门卫说，这位先生是他的亲戚，出入随便，不准阻拦，更不允许跟踪！所以，当时外界几乎无人知道红军有个高级将领住在他家里。叶剑英住在孙家，仍然保持着红军的老传统，生活很朴素。他身着长袍或中山装，风度翩翩，和蔼可亲，伊然一副学者气度。他深居简出，谦虚谨慎，无事从不打扰孙家。孙的妻子后来知道了叶剑英的真实身份，想到他生活是那样简朴，深有感触地对孙铭九说："这样的人，在东北军中是找不到的！"

叶剑英在西安期间，因地下隐蔽工作需要，曾一度转移到红军秘密联络点王政家安居巷甲17号（现为1号）居祝①叶剑英在西安肩负着重大使命。在临行之前，党中央赋予他的主要任务是：（一）筹划组织西北国防政府；（二）组织建立抗日联军；（三）培养训练东北军内部的进步力量，组织有抗日思想的青年学生充当东北军的下级干部；（四）及时商议处理有关中共中央、红军和东北军之间的重要问题，等等。这些任务根据形势的发展，后来虽有变化，但始终坚持实行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

10月5日，时剑英与张学良会谈。他详细介绍了中共中央于8月25日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的政治背景，说明中共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是根据国内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而作出的重大政策变动，这也是接受了张将军的意见。一向主张"劝蒋联蒋抗日"的张学良听完叶剑英的这番解释后，十分高兴，表示今后要更多地承担劝蒋抗日的工作。接着，双方就迅速停止内战、联合抗日问题交换意见。叶剑英将随身带来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亡协定草案交给张学良。这个草案是在国民党代表与中共代表潘汉年经过几次秘密接触后，由中共中央为联蒋抗日而提出的。经时剑英提议，张学良表示同意，再由他这个渠道向蒋介石转交协定草案。但是，他要求叶剑英以毛泽东、周恩来的名义给他写一封信，以作为他向蒋介石转递时的依据。叶剑英经电请中央同意后，立即补写了由毛、周署名的给张学良的信。信中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向红军进攻，不拦阻红军抗日去路与不侵犯红军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信中最后希望张学良"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张学良接信后，表示将尽快把抗日救亡协定草案连同此信转给蒋介石。

①访问郭维城、高存信、于文英谈话记录。《党支资料通讯》第2期，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党史办编，1987年2月21日。

叶剑英与张学良继续商谈关于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抗日的作战计划问题。

张学良对中共中央拟定的红军抵抗日军的战略计划表示同意，并表示东北军将予以配合。他决定将六十七军集结于固原地区，五十一军集结于庆阳一带，一○五师驻守平凉，以便在必要时与红军协同作战。

在商谈中，叶剑英根据党中央的交代，向张学良提出借款5万元，另给解决1万套棉衣的要求。张学良表示，借款的事，将努力去办。棉衣问题，马上可以解决，只是不便直接送往红区。他提出，可先派车从西安送往兰州方向，再由红军在半路上取走。叶剑英对张学良如此爽快与机警深表钦佩。

经过几天的会谈，双方就一些重要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叶剑英将会谈结果及时报告毛泽东、周恩来，并于10月10日派刘向三给中央送去张学良的5万元借款。以后又给红军分批转送去御寒冬衣。

帮助张学良整顿改造东北军部队，这是党赋予叶剑英赴西安的一项重要使命，也是叶剑英与张学良交谈的一个重要内容。当时，东北军的军官队伍比较老化，不少官兵思想陈旧，内部的派系斗争也很复杂。张学良对下属部队这些弊病深有痛感，准备通过整顿使部队尽快实现年轻化、精锐化。但如何进行整顿，却没有想出明确的办法。他非常希望叶剑英能为他出谋献策。

叶剑英了解了东北军存在的主要问题后，向张学良提出，整顿改造部队，除做必要的人员调整外，重在思想方面的训导，并提出了加强部队政训工作的组织措施和具体意见。他的意见为张学良所采纳，并受到高度赞赏。著名记者范长江后来在《陕北之行》一文中这样写道："叶剑英曾应张学良之邀，秘密来西安，住张学良公馆附近，与张学良研究东北军的改造问题。叶对于东北军的政训工作提出意见，他的说法很使张学良受影响。"

叶剑英在西安还利用各种有利时机，帮助张学良解决"燃眉之急"，缓和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以应付复杂局势。10月中旬，彭德怀率领的红军部队在宁夏固原地区李旺堡包围了马鸿宾的骑兵二○七团，蒋介石急令张学良派东北军前去解围。张学良急得团团转，只好求助于叶剑英。叶剑英考虑到，这是进一步争取东北军、开辟西北交通线的一个好时机，应当帮一帮张学良。于是，他于13日、14日连续发电报给毛泽东，转达张学良的意见，建议：（一）应允张的要求，放出被我军包围的马部骑兵团；（二）允许东北军刘多荃的一○五师按规定时间前去接应；（三）我军派人随带呼号密码直接与前去接应的一○五师取得联系，与该师"永远通好"；（四）李旺堡解围之后，该地区归我占领；（五）请派人与一○五师洽谈今后交通问题，开辟西北新的交通线。

毛泽东同其他中央领导人经过研究，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命彭德怀部有意放出包围在李旺堡的马部骑兵团，并让开大路，在沿途布设宣传棚迎接刘多荃的一○五师，让它接走马匪军。从此红军与该师互通友好，建立了密切联系。张学良对此事处理结果很满意，觉得共产党人"够朋友"。从而对叶剑英也更加信赖。

张学良还经常约请叶剑英在他的公馆会晤，有时由刘鼎陪同。从那以后与红军的交往也更为频繁了。到1936年冬，由于党和叶剑英在西安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张学良对共产党的认识提高了一大步，使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东北军的实力地位得到加强。西北地区初步形成了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①①在张学良公馆旧址管理处查阅的资料，1991年9月。

三广泛开展统战救亡工作

叶剑英在西安期间，还直接间接地与国民党代表秘密接触和谈判。10月10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叶剑英：张子华②来电称，陈立夫曾约恩来飞赴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答复：先停战，后谈判。看其复电如何再说。不久，去南京谈判代表潘汉年、张子华回到西安，给叶剑英带来国民党提出的谈判基本条件：（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三）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

叶剑英于10月15日，将上述内容专电报告毛泽东。

叶剑英还经常与中共派到西安的工作人员以及党外各界人士秘密联系，了解政治、军事动向，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方面的工作，处理各种问题。

在工作中，他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提供各种情报和建议。据不完全统计，叶剑英在9、10两个月中发给中央的电报即达30余份。其中，除了向中央报告自己在西安的工作情形外，有相当一部分是反映敌军友军方面动态的，主要内容有：（一）日本对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蒋介石的策略；（二）蒋介石对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等做出的兵力部署及调动：（三）蒋介石令其别动队侦察张、杨两部与红军联络的情报；（四）蒋介石准备来陕，令阎锡山、冯玉祥前来相会；（五）傅作义在保卫绥远口号下招募6000多人入伍，一再表示决心抗日；（六）阎锡山要其军训团主任组织部队训练，准备抗日；（七）张学良、阎锡山会谈情况，以及阎对我党的态度。（八）张学良去太原，与阎锡山一同去郑州见蒋介石，等等。叶剑英在分析敌军、友军各方面的动向和情况之后，不时地扼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供中央决策参考。

10月14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要延迟胡宗南进攻，使我在11月15日以前保持西兰大道于手中，以便红二、四方面军休息整理，顺利执行新任务。"叶剑英经过研究，与刘鼎联名在10月18日发给中央的电报中，明确提出：我们必须按军委决定，给胡宗南严重打击，只有在战略任务完成以后，通过谈判方式解决问题才有可能成功，叶剑英还将了解到的有关敌情，在向中央报告的同时，特意通报给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张国焘、徐向前，供他们参考。

叶剑英在西安工作范围极其广泛。他在同各界人士交往的过程中，工作日程安排得满满的，非常紧张。经常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找人谈话，汇总情况，亲自向党中央起草报告。西安城内特务密布，如果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出岔子。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叶剑英要冒很大风险，但他总是镇定自若，倒是张学良常常提心吊胆，对他的安全放心不下。有一次，叶剑英到市里的一家澡堂洗澡，洗完澡还到饭馆吃了一餐饭。张学良知道后，告诫他说："叶先生，你不要老跑啊！你在澡堂洗澡，公开露面，要是被蒋介石派来的特务发现，就麻烦了，那我要负责的！"叶剑英感谢张学良的忠告，从此以后更加谨慎，一般不去公共场合露面了。①但为了工作需要，他还是不能完全闭门索居，有时还要出入中共地下党和红军的其他秘密联络点。有一次。他在红军联络点王政家里谈工作，恰好刘鼎也去他家，刘鼎走近王家附近的吉祥巷，②张子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副局长。

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3月18日。

发现周围站着很多警察、宪兵，堵住路口，感到情况异常，便回头采取紧急措施，把时剑英接走了。刘鼎回忆说，那一次好险啊，多亏张学良的副官帮了大忙！

四与张学良紧急会晤

1936年10月下旬，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从而胜利结束了历时两年的全国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伟大的长征。

这时，蒋介石看到红军经过长征以后，人数大减，力量削弱，便认为这是消灭红军、荡平陕甘根据地的极好机会。于是，他在刚刚处理完陈济棠、李宗仁要求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之后，腾出手来，便急匆匆调集重兵，准备对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新的"会剿"。

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日益不满，他多次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都被拒绝。当蒋介石得知张学良、杨虎城已同中共发生直接联系和西安群众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声浪高涨时，更是迫不及待地要解决西北问题，加速"剿共"。10月22日，蒋介石亲率一大批军政要员飞到西安，向张、杨施加压力。蒋到西安后，分别召见张。杨谈话，宣布他大举"剿共"计划，部署东北军、十七路军立即做好一切准备，进攻陕北。叶剑英密切注视蒋介石的言行，冷静观察西安和其他地区的局势，随对将事态的发展向党中央作报告。

10月24日，蒋介石邀张学良等人一起登华山之后，再次召见张、杨，叫嚣在3个月之内把陕北红军全部消灭掉。张、杨不同意蒋继续"剿共"，慷慨陈词，遭到蒋介石严厉"训斥"。27日，蒋介石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向东北军、十七路军校以上军官"训话"，继续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积极剿共"的陈词滥调，引起张学良、杨虎城和进步军官的强烈不满和愤慨，会场上"嗤鼻跺脚之声不绝"，几乎不能维持秩序。

叶剑英根据了解到的蒋介石在西安、王曲等地活动的情况，立即电告毛泽东、周恩来。在电报中，特意将蒋介石在军官训练团以及其他场合几次"训话"内容，归纳成要点附后："A、军人只要服从我；B、敌人只是一个共产党；C、救国主义只有三民主义，D、等到消灭红军后，将领导你们走光明路。"

10月29日，蒋介石以"避寿"为名返回洛阳，实则召集会议，制定加紧进攻红军的军事部署。张学良乘为蒋介石祝五十大寿的机会，特用自己的飞机把阎锡山从太原接来，一起前往洛阳，同在那里为蒋祝寿的傅作义、徐永昌等，伺机劝蒋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蒋固执己见，拒不接受，并对张学良大发雷霆，当众辱骂张不尽责"剿匪"，使张十分难堪。叶剑英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连续电告中央："蒋张会谈结果极恶。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张、阎、傅、徐到达洛阳不得任何机会提出意见，满腔抗日热忱，无处说也。"叶剑英在电报中请示中央"拟离西（安）回保（安），详细报告"。

党中央收到电报后，经过研究，决定叶剑英暂不回保安。于是，叶剑英继续留在西安，进一步做张、杨的工作，观察事态的发展，随时向中央通报敌、我、友各方面的动态和情况，酌处各项事宜。

西北局势日益恶化。蒋介石为在西北大举"剿共"作准备，又从洛阳到太原、济南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他筹划调集嫡系精锐部队260个团约30余万大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并扩大西安、兰州机场，增设能容100架轰炸机的地勤设备，准备亲自坐镇西安，继江西第五次"围剿"之后对中央红军发动第六次"围剿"。同时，在内部拟订对付张、杨的方案，如果他们违抗进剿陕甘苏区的命令，就将东北军、十七路军调离陕甘。

叶剑英将获悉的蒋介石的行动和军事部署情况，及时向党中央作了报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于12月1日致书蒋介石，揭露其内战阴谋，敦促他立即停止内战，"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这时，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矛盾越来越激化。蒋介石委派蒋鼎文、卫立煌等担当西北军事、政治上的重任，事先并未与张、杨商量。对蒋、卫等人的任命，实际上等于撤销了张学良的西北"剿总"副司令兼代总司令和杨虎城的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职权。对此，张、杨十分不满。加上蒋介石频繁调动30万大军集结于平汉线和陇海线上，摆出随时杀奔陕西的态势，使张、杨如芒在背，惶惶不安。11月下旬，张学良因日伪军再犯绥远，绥远前线形势日益严重，亲笔写信给蒋，请求亲率所部援绥，蒋复信不允。12月初，张学良从蒋介石侍从室的"内线"中获悉：在钱大钧的办公桌上看到已拟好的调东北军去福建的电稿，这更加重了张学良的离蒋倾向。12月3日，张乘飞机去洛阳见蒋，说部下因请求援绥抗日受阻，群情愤激，他已无法控制，请蒋亲自去解释政策。这时，蒋调集大军部署已定，命张先回，并答应次日亲赴西安。这一天，张学良回到西安后，情绪抑郁，坐立不安。半夜，让孙铭九请叶剑英到公馆来，紧急会晤。张、叶密谈后，叶剑英急电请示毛泽东。

中共中央复电，要叶返回面商。①

12月4日，蒋介石果然带着大批随从，杀气腾腾地直奔西安。他住在临潼华清池附近的"剿共"临时行辕里，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发出最后通碟，提出两个方案，任他们选择：（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二）如不愿"剿共"，即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去"剿共"。张、杨无法接受这两个方案，再次向蒋苦谏，又遭训斥。从此，张、杨遂进一步考虑实行"兵谏"，以至走上"逼蒋抗日"的最后一途。

叶剑英见蒋介石到来后的西安形势日益紧张，即按中央指示，悄然离开西安。临行前，张学良慷慨允诺，借给红军10万块银元，要他带走。叶剑英说："少帅，你真是'雪中送炭'啊！"当他到达保安城外时，远道来接的中央财政部长林伯渠早已守候在那里，笑咪咪地迎上前来。叶剑英见到他风趣地说："林老啊，你不是来接我的，你是来接这许多光洋的！"说罢，两人相视而笑。②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3月16日、9月2日。

五协助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担任中革军委委员和中国红军副总参谋长的叶剑英回到保安后，毛泽东立即召开有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听取叶剑英汇报西安情况。会议进行过程中，机要秘书送来张学良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说，形势十分危急，请叶先生即来西安，共商大计。会议没有开完，毛泽东决定让叶剑英马上返回西安，并嘱咐他把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带去，通过张学良的关系，送王到新疆转赴苏联治玻叶剑英一行，立即动身去西安。他们走了三天，当到达苏区和东北军防区交界处时，没有找到接头的人。叶剑英便发电报向中央问询情况，中央回电说：西安发生了事变，张、杨在临潼扣留了蒋介石。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为中共代表赴西安，已请周恩来先去。你们即刻去延安城，张将派飞机来接。于是，叶剑英一行掉转马头，北返延安，坐上张学良派来的飞机赶往西安。

叶剑英到西安以后，才了解到西安事变的详细情形。

原来，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多次向蒋介石进谏，最后"哭谏"无效，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抗日救国，毅然实行"兵谏"，在临潼华清池扣留蒋介石，同时在西安拘禁了一批国民党军政大员。

这一事变发生后，在中国和全世界激起了不同反响。中国人民大众拍手叫好，国民党南京政府一片混乱。亲日派头子何应钦急于取代蒋介石的地位，极力主张"讨伐"张、杨，炸平西安，欲置蒋介石于死地。他竟于16日下令发兵进攻陕西，同时准备派飞机轰炸西安。日本帝国主义则欲加剧中国的分裂，扩大内战，以便独占中国，极力支持何应钦的行动。与此相反，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亲英美派，力主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反对"讨伐"。

支持蒋宋家族的英美两国由于其在华利益受到威胁，则竭力支持宋美龄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国内各地实力派对事变的态度更是复杂。坚决支持张、杨的抗日主张者有之；拥蒋讨张者有之：两面讨好者有之；趁火打劫，大搞投机钻营者亦有之。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后，通电全国，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八项政治主张，并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杨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委员。

事变当夜，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紧急商讨对策，经过反复研究，确定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周恩来等应张学良的请求，即复电张学良，表示对张、杨全力予以支持，拟派周恩来等到张处协商大计，并向张、杨提议调整防务，配合他们粉碎国民党"讨伐派"的武装进攻。随后，中共中央以红军高级将领名义给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两次发出通电，表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12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一行乘张学良所派专机抵达西安，当晚立即与张学良会晤，谈到深夜，次日上午又拜会杨虎城，紧张地展开了各方面的工作。叶剑英到达西安后，立即协助周恩来进行工作。按照分工，周恩来侧重于政治方面，负责上层统战和群众团体工作；秦邦宪侧重于中共组织内部工作；叶剑英侧重于军事方面工作。张学良亲向周恩来提出，要叶剑英出任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的参谋长，周恩来为此专电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叶剑英以参谋长身份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一起制订了抵抗亲日派"讨逆军"的作战计划和军事部署。同时他还积极参加谈判和其他工作。

这期间，南京方面在弄清了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无意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这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从23日起，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和张、杨一起参加谈判，并首先提出停战及改组南京政府的6项主张。经过两天的谈判，同宋子文，宋美龄最后达成改组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驱逐亲日派、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条件。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当面表示同意谈判协定的6项条件，并表示他回南京后，周可去南京直接谈判。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叶剑英协助周恩来日夜奔忙。他会见了各方面人士，同他们进行座谈，听取意见。他还采取出席报告会、个别出访等形式，进行统战工作，并将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意见及时向周恩来和中央请示报告。

12月23日，叶剑英致电中央，报告说，各方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有怀疑，主要问题是：共产党能否真正放弃阶级革命，改劝社会民主制"？红军能否取消，归中央改编，听从命令？今后能否割断同莫斯科或第三国际的关系？最近的政治主张是什么？党中央认为，叶剑英反映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中央立即电复叶剑英，要求进一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叶剑英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广泛向各方人士进行解释，消除误解，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

六多方奔走，巩固和谈成果

就在西安事变即将和平解决的最后关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12月25日，张学良没有同周恩来、叶剑英等商量，就放走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经洛阳飞回南京。此事在西安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叶剑英后来回忆此事，曾这样说道："后来张学良出了个岔子。他说抓是我抓的，放我亲自送。张学良亲自乘飞机送蒋介石到洛阳。张学良想当个梁山英雄，他不晓得蒋介石的立场顽固得很。张学良刚一出门，孙铭九就向周恩来和我报告：副司令走了，送蒋先生回洛阳。我们说，不行，你马上坐汽车把他请回来！

待他坐汽车到机场，飞机已升空了。结果，蒋介石一到洛阳，就把张学良扣留起来了。"①叶剑英对张学良送蒋之行，十分惋惜，一直关心他的处境，张学良也很珍视与叶剑英的患难之交。他在美国见到吕正操，表示很怀念老朋友"叶参座"。当年，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南京，其动机尽管很复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想使事变的结局变得更加圆满。然而，由于他对蒋的本质认识不清，此举却使他终生失去了自由。蒋介石回到洛阳就翻脸不认人，到南京后又背信弃义地推翻自己的诺言，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话》，软禁了张学良。接着，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调集37个师的兵力开赴西安，妄图用军事压迫和政治欺骗的办法，搞垮西安的"三位一体"，削弱西北革命势力。面对大军压境、内战一触即发之势，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于12月28日发表声明，彻底批驳蒋介石的所谓"训话"。中共中央连续发表通电，坚决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军事行动。

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他们通宵达旦地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同杨虎城、王以哲等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协商，确定由杨虎城领衔，于1937年1月5日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通电，强烈抗议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将军的行径，揭露蒋介石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

西安方面，在政治上给蒋介石以反击的同时，在军事上也积极进行准备，以打破中央军的进攻。1月4日，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共同协商并拟定联合作战方案。据李金德回忆，在联军参谋团会议上，叶剑英分析敌我友态势，提出在军事上应集中主要兵力，到东部正面防线，对付由潼关方向西进之敌，摆成一个鳝鱼篓子形，让敌人能进不能出，进来就把他吃掉！参谋团经过研究确定，除东北军在东部正面防线部署重兵，十七路军集结于渭北各县外，调动一部分红军主力，开进关中，集结于咸阳、洛川一带以配合东北军、西北军作战，造成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战则能胜、和则有利的局面。

在此期间，叶剑英尽力协助周恩来奔走于东北军、西北军和国民党留守西安人员之间，艰苦工作，维护团结，稳定局势。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在事变时负伤，此时住在西安养伤。叶剑英陪同周恩来特意去看望了钱大钩。接着，周、叶又去邵力子（事变前任陕西省主席，事变时也被张、杨所拘留）家里走访，表示慰问。他们向钱、邵两人转达了中共中央对和平解决事变后的期望。希望钱、邵两人以大局为重，说服留守西安的国民党大员，坚持团结，抗战救国。同时，又劝说杨虎城派人到南京、奉化与蒋介石会谈。

①叶剑英在空军师校以上干部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集训期间的讲话，1959年7月8日。

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尖锐分歧。受命于张学良代理指挥东北军的杨虎城，在外有重兵压境，内有和战之争的情况下，处境越来越困难。这时，叶剑英主动接近他，帮助他出谋划策，处理各种棘手问题。杨虎城是一位早年拥护孙中山革命的爱国将领，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一直同共产党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头脑敏锐，韬略在胸。有一次，叶剑英陪同周恩来访问他时，正谈话间，正好他的秘书拿来一份材料，让他签字。他让秘书给他念。秘书念完之后，他立即指出哪些地方需要改动，而且提得恰到好处。叶剑英看到这个情景，对杨更加敬佩，说他真是"长期锻炼出来的将才"。

为了防止"战祸起于萧墙之内"，叶剑英在周恩来领导下，多次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主战、主和两派交谈，开导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认清形势和前途。但是，坚持同中央军交战的"少壮"派继续闹腾，有人竟扬言："向叶参谋长来个兵谏！"1月27日晚间，孙铭九等找到周恩来、叶剑英，在他们面前长跪不起，哭着要求红军出兵帮助他们打仗，救张学良将军回来。

周恩来、叶剑英反复劝说也不听。为防意外，周恩来决定将共产党派到西安工作的大多数人转移到三原红军驻地。叶剑英则留下来，陪同周恩来继续奔走于各方，耐心工作，平息风波。

1937年1月30日，天空飘着小雪。叶剑英陪同周恩来乘车到三原云阳镇红军司令部，同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等开紧急会议，反复讨论是否帮助东北军出兵与中央军打仗问题。会后，周、博、彭、任等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提出两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大家认为，这一仗本来是不该打的，但是考虑到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是我们的朋友，只要他们两方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而支持他们的主张，配合他们一起打。当晚，周恩来、叶剑英赶回西安，分别将这个决定告知杨虎城、东北军将领和少壮派军官。他们听后都感到高兴。接着，叶剑英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参谋长一起具体地研究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然而，东北军中主战的"少壮派"和主和的"元老派"意见仍不一致。在"少壮派"提议下，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以上军官在渭南东塬张家堡召开军事会议。叶剑英应邀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我们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加强'三位一体'，巩固统一战线，争取张将军早日返回，共同抗日，收复失地，使我们祖国能够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强大的国家。"杨虎城也在会上讲了话。在他们讲话之后，和、战两派仍然争论不休。争到最后，形成如下决议：在张学良未回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到会的40余名军官在决议上签了字。1月31日晚上，在西安粉巷王以哲家里又召开三方最高军事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周恩来、叶剑英再三说服，最后作出宜和不宜战、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并决定派代表李志刚赴潼关与中央军代表在和谈文件上签字。然而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少数人仍然坚持主战意见。2月2日上午，"少壮派"突然下手，闯入王以哲家中，开枪打死了王以哲。"二二"事件严重地破坏了东北军的内部团结，破坏了西安与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行动。爱国将领王以哲的被害，激起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愤慨。西安城内谣言四起，到处笼罩着恐怖气氛。为了平息风波，制止事态扩大，周恩来亲自到王以哲家吊唁，帮助处理善后。叶剑英立即派刘澜波到渭南，向驻防前线的东北军将领传达"事件"的经过，宣传中共中央反对"二二"事件的态度，继续维护"三位一体"，坚持贯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同时，周恩来、叶剑英等经过研究，派刘鼎护送孙铭九、应德田等几个肇事者到三原云阳镇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避免了东北军内部报仇性的互相残杀。

这一段工作异常紧张和危险，稍有不慎就会使西安事变的成果毁于一旦。当年曾在西安工作的童小鹏、宋黎、常黎夫等回忆说，西安事变后，在军事方面，主要是叶剑英分管，因为他过去在国民党中间是个知名的人，对西安方面也比较熟悉。他在军事、情报这方面是内行的。周恩来负总责，叶剑英、秦邦宪协助周恩来一起工作。叶剑英肩上的担子不轻啊！

在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努力工作和斡旋下，西安方面在"二二"事件后不久，终于同南京方面达成了避免打仗的协议。

七主持西安红军联络处

"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

"西安事变"的结局尽管有些波折，但这次事变毕竟迫使蒋介石停止了10年内战。它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从内战向抗战转折的一个重要枢纽。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代表正式开始了接触和谈判。南京政府派出顾祝同（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和张冲、贺衷寒为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中国共产党方面则以周恩来和叶剑英为谈判代表。从1937年2月11日开始，国共双方经过一个月的谈判，于3月8日达成协议。

当晚，顾祝同等人电告蒋介石作最后决定，以便执行。

不料，两天以后，国民党方面由贺衷寒提出一个修正案，对原已达成的协议作了重大的改动，提出许多中共方面无法接受的条件。周恩来立即将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并根据中央电示，约见张冲，表示共产党不承认贺案，要求见蒋解决。张冲表示可将周恩来的意见转报蒋介石。据龙飞虎回忆，2月13日，周恩来奉命返回延安开会，并等候与蒋介石谈判。叶剑英则留守西安红军联络处（后改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与顾祝同等保持联络，继续磋商国共合作事宜。

红军联络处是10年内战后，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建立的第一个办事机构。它位于西安城内新城的北门外七贤庄1号。

这里原是德国医生海怕特·温奇（共产党员，曾任张学良牙科顾问）开设的一家牙科诊所。曾掩护中共地下活动，并帮助解决一些陕北红军所需的医疗器材和药品。国际主义战士海伯特在事变那天上午外出，不幸中流弹牺牲。经过周恩来、叶剑英与张学良协商，红军联络处便设在他的诊所。叶剑英主持红军联络处，同中央先后派来的李克农、张文彬、李涛、宣侠父等一直与国民党方面继续保持联系，并与各方人士接谈，为国共合作奔走，多方面地开展工作。他非常注意调整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的关系，帮助解决一些内部矛盾，继续维持"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良好局面。他还负责与国民党代表交涉领取经费、被服、装备等事，并讨论在兰州设立红军联络处问题。

4月15日，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急匆匆飞到西安，找叶剑英磋商蒋经国从苏联回国问题。蒋经国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赴苏留学，"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经国在苏联曾发表声明与蒋介石脱离关系。1937年3月初，张冲建议中共通过在苏联的蒋经国来做蒋介石的工作，周恩来当即将这一情况电告中央，并建议中央同共产国际商量。经中共多方工作，苏联政府决定送蒋经国回国，并预定4月17日抵达上海。张冲此行即是为这事特来同叶商量的。

叶剑英当天致电中央请示："张冲早晨到西安，说蒋经国于本月17日到上海。

张意要我们派人于18日乘飞机到沪与经国谈话，指示他活动方针及今后与党联系。张因不见我方消息，特来西安一次，在16日飞沪见经国，问周何日来西安。"

4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叶剑英，可同张冲去沪见蒋经国，希望示意他以民主思想影响其父，增强其"对统一战线和共产党的信心"。"一切工作要适应环境去推动蒋，不要操之过急"。同时嘱叶将中央关于国民大会选举法的修改意见与张冲当面商榷，要他转达蒋介石、陈立夫及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叶剑英虽因故未去，但按照中央的部署积极进行这一工作。

此间，他还接待一些国民党及其他各界来访人员，向中央反映有关情况，并负责处理各种问题。

八营救西路军战友

叶剑英在红军联络处，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通过同国民党谈判，营救红军西路军失败后的被俘人员。1937年4月3日，中共中央致电叶剑英，要他向顾祝同提出：如果马步芳所部俘虏了徐向前、陈昌浩及其他干部，应严令其不得有任何残害行为。同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要他向顾祝同进一步交涉，令马步芳把集中在凉州的红军被俘人员全部调到平凉，经国民党第二十五师驻地，转交红四方面军，并制止马步芳残害与压迫被俘官兵。4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连电叶剑英：西路军工委来电，约18日可抵敦煌，现有人数900多，枪五、六百，望你向顾祝同交涉，务使这批人到敦煌后马军不得为难。万一要枪，给他，人员必须全部送至兰州转给我们。叶剑英当即找顾祝同交涉此事，并要求派张文彬等去青海接回被俘的人员。4月15日，叶剑英复电："顾已电马家敦煌部队勿再攻击，被俘人员开兰州处置，如俘徐、陈等于部不得残害"，"顾确以行营名义通令各军今后对红军要以友军看待，不得小视，且已得到各军将领复电遵照办理。"18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叶剑英：送兰州的河西红军，望速向顾祝同接洽，派张文彬去接或开至平凉接收。后张到兰州经交涉，将被关押的部分西路军指战员解往西安，回到苏区。

一天，叶剑英突然收到一封没有寄信地址的信，他感到很奇怪，拆开一看，才知道是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参谋长黄鹄显从西安一所监狱里托人寄出来的。原来，黄鹄显随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同马匪军作战时被俘，后来被送到西安，关押在新城监狱。同他一起被关押的，还有西路军的30多名营以上干部。

黄鹄显回忆说，我当时从一个看守监狱的士兵口中得知，国共正在谈判，在西安七贤庄有个红军联络处，周恩来、叶剑英在那里工作。我做通了那个士兵的工作，给叶剑英参谋长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情况，请那位士兵帮助寄了出来。

叶剑英收到信后，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周、叶随即同蒋鼎文等进行交涉，并派联络处秘书孔石泉到新城监狱，将黄鹄显等人营救了出来。

在西安，叶剑英还亲自出马营救出许多西路军被俘人员。有一次，他得悉国民党当局押送一部分西路军被俘官兵从兰州到达西安火车站，并要转往他处。事不宜迟，他立即亲自跑到西安火车站，同国民党押送人员进行交涉，要求他们放人。对方毫不讲理，叶剑英十分生气。他急中生智，奔到站台上对被俘的同志大声喊道："我是红军的叶剑英参谋长，情同志们下来跟我回去！"话音未落，被俘战友纷纷从车上跳下来，理直气壮地跟着叶剑英回到七贤庄。①七贤庄1号不仅是中共在西安公开的统战机关所在地，也是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组织经常通过这里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党中央也常交代叶剑英负责办理各地地下党组织的事情。叶剑英利用自己的公开合法身份，做了大量秘密工作。当时，有一些爱国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前往陕北，到达西安，都由红军联络处负责安排。著名作家丁玲从上海来到西安，就是叶剑英帮助联系车辆，派人护送到保安的。不少红军的干部和人员，也要经过七贤庄联络处，由叶剑英负责转送到其他地方。还有些红军负伤人员，如贺炳炎、谭友林等将领，也是经过叶剑英送地方医院救治的。由于来往人员很多，有一个时期，联络处的三辆汽车不停地跑，还不够用。叶剑英还要过问后勤工作，那时做军装、被服，陕北要比西安贵许多，叶剑英和联络处的同志设法在西安做好运到陕北。一个月要订做和运送几千套、上万套。其他的军用物资、医疗器械、药品等也是由联络处来经办的。

叶剑英大小事都要管，忙得不可开交。

由于红军西安联络处的出色工作，对团结各方人士共同抗日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西安各界对它十分重视，国民党特务却加紧了对它的监视。叶剑英身居仅有几平方米的平房里，巧妙地应付各种复杂的情况。始终保持冷静头脑，沉着机智地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他不顾个人安危，时刻关心着周围同志的安全，有一次，国民党特务突然绑架了联络处人员宣侠父，叶剑英挺身而出，亲自向国民党当局提抗议，坚决要人。后来，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宣侠父放回。叶剑英为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业，身负重任，两下西安，在充满惊涛骇浪的险恶环境里，经过前后300多个日日夜夜艰难曲折的斗争，终于完成了党赋予的重大使命。在卢沟桥事变的炮声中他又开始踏上新的更为艰难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