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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路易斯”号的明信片。摄于1939年5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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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塞拉·费尔德曼在邮轮甲板上 |
二战前夕，曾有一艘豪华邮轮辗转于美洲，意欲让船上的犹太人获得庇护。然而，各国政府的冷漠令该船无处容身，许多本已逃出生天的人最终死于纳粹之手。
时隔75年，部分依然在世的亲历者追忆了他们从希望到绝望的逃亡之路。
与逃亡有关的故事往往峰回路转，而在现实中，并非所有逃亡都有完满的结局。二战爆发前夕，曾有近千名犹太人搭乘一艘豪华邮轮，意欲逃离已成人间地狱的纳粹德国，寻找安全的新家园。然而，在并无反犹狂潮的大西洋彼岸，他们依然无处容身。
75年过去，这起“犹太难民船”事件的当事人中，在世者已所剩无几。5月中旬，面对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话筒，他们纷纷打开了那段喜怒哀愁交织的记忆。
“希望之舟”驶向新大陆
“的确，有许多事情在那艘豪华邮轮上发生了。”吉塞拉·费尔德曼说，“我们不知道它驶往哪里，更不清楚到达后会受到怎样的对待。”
虽然儿时的种种经历已在脑海中褪色，现年90岁的费尔德曼仍然清楚地记得，当年与姐姐、母亲在德国汉堡港登上“圣路易斯”号时，是多么愁肠百转。
“要带着两个十多岁的小姑娘，踏上相当漫长的旅程，母亲很有些忐忑。我注意到，她经常是一副焦虑不安的模样。”
“圣路易斯”号隶属于“汉堡－美洲航运公司”。1939年5月13日，它载着包括费尔德曼母女在内的937名乘客拔锚启航，顶着凶猛的反犹风浪，驶向大西洋。
细数旅客名单，当中只有6名不是犹太人（4名西班牙人，2名古巴公民），其余全部有犹太血统，其中大多为德国籍，少部分来自东欧国家。相比那些无钱无势、不得不滞留在国内的同胞，这些人似乎是幸运的——他们先前已经打听好，这艘邮轮会在古巴稍作停留，然后入境美国；就像在历史上那样，富裕而文明的新大陆，应当不会拒绝区区数百名流亡者。
“圣路易斯”号的乘客中，如今仍在世的，当年都是些懵懂孩童。不过，在几乎所有人看来，在船上度过的随后一个月，完全可以用“刻骨铭心”来形容——这艘邮轮出航时的确承载了无限美好的希冀，但随着其不断延伸的航迹所积聚起来的，只有愈发浓重的绝望。
无助的犹太人选择自救
1933年纳粹党攫取政权不久，便将种族主义的魔鬼放出了牢笼。短短数年间，犹太裔居民的财产被没收，教堂和企业被毁，公民权也横遭剥夺。1938年11月9日，德国全境爆发 “水晶之夜”暴行后，纳粹对犹太人更是图穷匕见，将后者赶尽杀绝之心昭然若揭。
为逃离日益凶险的德国，犹太人纷纷着手自救。可是，1938年7月在法国举行的埃维昂会议表明，各国不仅没打算谴责德国当局，连接纳犹太难民的意思都没有。当时，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犹太人的窘迫处境：“世界看上去将要分为两部分——犹太人不能生活的地方，以及他们不能进入的地方。”
1939年初，积极备战的纳粹党封锁了大部分陆地边界，乘船离开遂成为犹太人的惟一生路。
费尔德曼的父亲是波兰籍。纳粹掀起排犹浪潮不久便遭驱逐出境，剩下母亲独自照料她们姐妹。眼见亲朋好友一个个自身难保，母亲最终下定决心，“是时候离开了”。就这样，她断然拒绝了丈夫“等我回来”的恳求，回答说，“我必须把两个女儿带到安全的地方”。
在这位母亲心目中，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是最合适的避难所，而古巴被视作去往美国的临时中转站。于是，她来到古巴驻柏林大使馆，重金买下3张古巴的落地签证。彼时，古巴大使馆开出的每张签证须花费大约200到30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3000到4500美元。
风尘仆仆地赶到汉堡港的码头时，母女三人只来得及带上最简单的随身行李。母亲的钱包里仅有10枚银币，另有200枚分别藏在三人的内衣里。
至今，费尔德曼仍记得汽笛鸣响的那一刻，自己和亲友挥手告别时的情景。“他们仿佛很清楚，从此往后，我们中的许多人将天各一方，甚至阴阳永隔。”
难民享受到短暂的幸福
这一年，住在德国南部小镇上的杰拉尔德·格兰斯顿刚到上学的年纪。当父亲突然发话说，全家人必须离开故乡，坐上大船前往世界另一边时，他很难理解其确切含义。
“我从未听说过古巴，也想象不出（欧洲）将发生什么。只记得恐惧始终伴随我左右。”
幸运的是，纳粹当局并未对“圣路易斯”号的出航加以干涉。邮轮顺利进入公海，船上工作人员的悉心服务及舒适的环境，一度让极度焦虑的乘客们如释重负。
费尔德曼与姐姐索尼娅合住在一间客舱。不谙世事的她，经常去船上的泳池嬉水，要不就是和年龄差不多大的男孩子在甲板上闲聊。此外，船上间或举办舞会，有乐队表演，甚至会放电影，一日三餐也相当可口，确实很容易令乘客们暂时忘记自己的难民身份。
尤其难得的是，船长古斯塔夫·施罗德命令工作人员对难民们以礼相待，允许他们举行祈祷活动，在此期间，悬挂在主餐厅内的希特勒肖像会被搁置到一旁。
时年6岁的索尔·梅辛杰也是随父母登船的。在他的记忆里，有一段时间，船上的每个人似乎都很快乐，大人经常告诉孩子，他们远离了伤害，非常安全。尽管航行在大西洋上的感觉有些孤独，梅辛杰不止一次听大人们说，“我们逃出来了……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
生机在他们面前消逝
“圣路易斯”号上的乘客并不知道，自己描绘的美好新生活只是易碎的泡沫。就在邮轮启航前8天，古巴总统拉雷多·布鲁已经签署法令，将他们高价购得的落地签证化作废纸一张。由于经济萧条，当时的古巴民众普遍仇视外来移民，“圣路易斯”号起航的消息刚一传来，首都哈瓦那街头便爆发了反犹大游行……于是，经过两个星期的海上颠簸，5月27日，当难民们拿着行李，兴高采烈地准备在哈瓦那港上岸时，却被告知必须留在船上。
格兰斯顿记得，他和父亲还有其他几十个家庭站在甲板上，面面相觑地看着登船检查的古巴官员。一个单词不断地从这些家伙的嘴里蹦出——“明天”，“明天”……总之，“今天”是不能登岸的，至于“明天”能不能，船长施罗德同样给不出答案，他只是告诉乘客必须耐心等待。但是，就连6岁的格兰斯顿都意识到，“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沮丧的施罗德费尽口舌，试图说服当地官员允许这些犹太人入境，一次次无功而返。古巴当局担心，一旦为这条船打开方便之门，今后会有更多难民来这个小小的岛国避难。
眼见“圣路易斯”号进退失据，美国犹太人援助组织“欧洲犹太人事务所”忙不迭地派来律师莫里斯·特鲁帕，代表船上乘客与古巴当局协商。
古巴政府依然百般刁难，最后索性“狮子大开口”：船上难民要想进入古巴，必须取得国家劳动部门书面授权，且“欧洲犹太人事务所”要为每名乘客支付一定数额的保证金，总额为45.35万美元。特鲁帕承担不起这笔相当于今天680万美元的巨款，谈判即告破裂。
消息传来，对新大陆望眼欲穿的难民几乎爆发骚乱。为防止他们凫水偷渡，古巴政府派一队小艇沿海岸线警戒，入夜后则用探照灯紧盯邮轮上的风吹草动。
最终，只有28人被允许登岸，其中包括6名非犹太裔居民，还有一人因自杀未遂而被送入哈瓦那的医院。剩下的难民，只能将希望寄托于能够直接入境美国。
旅程的终点惟有绝望
然而，在一水之隔的美国佛罗里达，“圣路易斯”号上的全体流亡者又一次吃到了闭门羹。就在他们离迈阿密近得可以看到市区的灯火时，港务部门传来命令：禁止入港停泊。美国海岸警卫队还在邮轮周围来回巡弋，防备有人跳海登岸。
在白宫，美国总统罗斯福一直关注着这艘难民船的动向，他曾提议允许少数人上岸，但遭到时任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以及一些来自南部州的民主党人强烈反对。有人威胁称，如果放犹太人上岸，将在次年的总统大选中改弦更张。权衡再三，罗斯福选择了沉默。
在美国炮艇严密监视下，“圣路易斯”号惟有继续北上。进入加拿大海域后，施罗德船长第三次发出请求，希望该国能收留船上的难民；但没过很久，加移民部长弗雷德里克·布莱尔的一番表态就令所有人彻底寒了心：“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为成百上千名逃离欧洲的犹太人敞开大门。如果这批犹太人进了加拿大，随后必定会有大批难民涌来”。
这艘孤立无援的邮轮只能朝着欧洲返航。回程途中，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甲板上一片死寂，不明就里的格兰斯顿忍不住问父亲，是不是要回老家去见祖父母？父亲只是摇了摇头，随即移开了目光——或许，他不希望让孩子察觉自己眼中流露出的痛苦。
6月10日，在特鲁帕全力游说下，“圣路易斯”号被允许在英国南安普敦停靠，包括费尔德曼母女在内的288名幸运儿获得了在英居留权。其余619人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登陆，224人疏散到法国，214人进入荷兰，181人就地寻求庇护。
这时，离战争爆发仅剩下3个月，距德国入侵西欧并占领法、比、荷也不过1年。此后，在安特卫普上岸的犹太难民中，大部分被投入死亡集中营，有254人未能活到战争结束。
甚至在这次逃亡以失败告终前，便有乘客在绝望中割腕，随后投海自尽。
“至今，闭上眼，我仍可以听到惨叫声，看到满地淋漓的鲜血。”格兰斯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