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个人观察与经验谈
提要：
全球化运动正以不可抗拒之力，挑战、侵袭并攻占世界最偏远的部落文明，遑论中华汉字与汉语这种大文明了!中华汉字汉语文化作为母语文化，如何在如此严峻的态势下继续生存、传播并能得以发展?笔者就个人在法国汉字汉语教学、参与编撰《利氏汉法大辞典》，并参与校订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法文本翻译及作《序》等工作经验，谈一些个人的观察与感受。
开场白：
首先感谢安阳地区这一方水土、这一方质朴的人!尽管父亲祖籍山东长清，生我养者就在本地!草名赵小芹，受惠于外祖父一结义兄弟老中医，以杜甫一首冷门诗《槐叶冷淘》中的两句——“献芹则小小，荐藻明区区”命名赵小芹，也是人生第一个名字!更受惠于当地老乡用小米汤喂养小芹到三岁，才回到父母身边……此恩永不敢忘!
小芹并非教授，今天亦非宣读论文，只是就个人经验，讲一些故事;但望抛砖引玉、使各界重新重视我们的汉字文化，加强我国作为母语的汉语教育。
一、问题的提出：什么是母语?
记得最早提出问题，是跟外文局最高一级法文专家胡祥熊叔叔谈话中;还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小芹作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时期。
胡叔叔的长兄胡天石，正是从北外退休的德语教授——听当年在日内瓦受惠于胡天石照应的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萧淑娴的女儿曾对小芹说：“回来到北外，才给他一个三级教授……”而上世纪三十年代受胡天石赞助、资助过大量学人，都在中国一流大学里任一级教授……待遇上固然令其身份极受降黜，从另一角度亦可见老头如何爱国，人品之高洁!遑论新中国初期干部、知识分子大多都出以公心，不注重等级，也并不计较名利地位。
胡天石原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教科文组织前身中国政府驻日内瓦总裁，尤其他曾经是周恩来总理与朱德总司令留学德国期间的学生会主席!自己没有子女，作为长兄，就跟父母建议要把一个喜欢读书的弟弟接到瑞士、法国就读培养。胡天石先生，同时也通过考核、选拔，在瑞士、法国组成一个儿童班。胡祥熊叔叔大约七至九岁，就乘船从马赛到达欧洲。既然是爱读书的孩子，七至九岁的胡叔叔，已然从五岁在私塾开蒙，读过一些《四书》《五经》中国典籍。已奠定一定中文基础，这也是之所以旅居欧洲二十几年，始终并未忘怀汉语的缘故。
胡祥熊叔叔在瑞士与法国，先就读教科文负责组办的少年班，按照同龄学生的欧洲学校标准，给学生补习几门当地语言、数学、史地等文化课，接下来就插班入当地普通学校，按照当地标准升级、通过高中毕业考。
胡叔叔选择读了农业、金融经济与政治、军事等专科，获得三种高等教育文凭。毕业后又创办了一个法国公司，经营很成功;可是出于爱国主义，决意返回祖国为年轻的新中国服务。本来立志改善中国的农业实验室与农业经济。但一到北京，组织分配他翻译国家政府与马列主义文献，胡叔叔是具有马列主义理念的爱国主义者，完全服从上级分配，勤勤恳恳为国家事业工作终生。
顺便说句心里话：我们永远不该忘记那些为祖国作过重大贡献、却始终默默无闻的人们!例如在朝鲜战争中参与国际谈判、作翻译的外文局向立舅舅——试图以“双母语”教养独生爱子孙亚，从山东大学毕业已不知今在何方?朝鲜战争胜利后在漫长的冷战年代中，从某种意义上，令欧美国家了解毛泽东主席如何带领新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进行建设的，原非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作业与哈佛某些学者的著述，恐怕还是胡天石伯伯当年在日内瓦资助学成的归国学子们长年地呕心沥血成果——例如胡祥熊叔叔领衔翻译成无数篇法文马列、毛主席著作，以及重要的中国中央政府文献!还有如钱钟书先生领衔翻译了毛主席诗词——那本是毛泽东思想通过诗词达到的浪漫主义升华。
胡叔叔1952年回国，朝鲜战争尚未结束，眼看头顶上“嗡嗡”飞行的是美国飞机，中国却无飞机;美国飞机任意飞入中国领空，祖国没有制空权!于是胡叔叔竟在回国后，凭一己之力，为国家订购了一批战斗机。谁料天真的爱国者胡叔叔，却由此蒙受了长期“特嫌”的政治污点……直至文革初期，还有并不懂得历史真实的“造反派”贴大字报揭发胡叔叔……
小芹向胡叔叔提出问题：至少他受双语中文、法文、甚至三语德文、英文、拉丁文等教育，不知究竟读哪种语言的文本更快?大脑思考用哪种语言?书面写报告呢?
胡叔叔当时答复：他留学的那个班，即便都是儿童留学生，却已情况迥异。例如从小同班的前妻，就是整天读法文小说最快乐的一类人。而胡叔叔本人，则是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语言能力。思考问题，若是学过的专业例如农业问题，会用法文语汇，而日常生活一般跟兄嫂、家里人则说中文，跟同学、同事则用法语交谈功课与工作，当思考问题时，则在头脑里可能混合几种语言……
胡祥熊叔叔告诉小芹：从五十年代做的不知几千以至上万张卡片，准备编一部汉法辞典，可惜胡叔叔患肝硬化，八十年代中去世，未实现其多年的心愿……
小芹从八十年代末，参加编撰《利氏汉法大辞典》，从某种意义上，似乎也是一种对胡叔叔的厚爱，内心始终存在一种感恩，并回报胡叔叔未竟的遗愿。
胡祥熊叔叔有两个女儿，大女儿苏亚出生在法国，小女儿丹亚生在北京。大女儿从法国回到国内，即便父母均为中国血统，却由于语言的断层，罹患严重的心理疾病，反复生发自杀倾向……
这在七十年代就给我深刻的印象：语言、文化习俗对人身心健康存在重大的影响。
事实上，在法国生活多年以后，小芹方才注意到：
法国精神分析与哲学家拉康在1953年9月，就作了《言语与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作用和范围》的报告，拉康认为人的心理健康：必然跟语言与话语——系结于语言表达的意义与价值观念相关联。
1994年，一位台湾朋友——后来成为巴黎索邦某大学中文系主任，在此小芹无法说出其名讳，原因是我这位台湾好朋友，2000年前调往大学“功成名就”成为教授以后，十几年前，却上吊自尽了!我只能暗自为他默哀……
记得九十年代，为了工作衔接，我经常与之通电话，他的法国妻子跟我说：“我很高兴你有时间，能常与他通话，因为只有说中文，他才感觉在家。我们家里，从一开始就是习惯说法语的……”听说与妻子曾经一度准备离婚，可一计算发现离婚“其昂贵不可为也”，随后复合，明显的改变：他家请我们吃饭，从法国餐竟改成了中餐!显然妻子也作了很大努力，学习做中餐以适应丈夫之口味。
由此小芹久久反省：是否在法国生活三十多年，我的朋友终究没有找到“在家”的感觉呢?
正是以上台湾朋友推荐我，接续他在初中开创的“第一外语”汉语课程。主要是初中四年之间，几乎每天都安排一两课时、以口语表达为教学主旨开蒙的学生，大部分学生是东南亚华裔。
这就导致我在法国公立高中，开创一种称作“中国方向”的序列课程，校长很快称之为“具有革新精神的开创性中国方向课”，在巴黎教育局产生影响，导致华裔学生不远从巴黎各区转到距离“中国城”最近的这所公立高中就读。跟随小芹不仅把初级汉语提高到阅读鲁迅、金庸小说的水准，尤其是我把法国高中物理、化学课本一些章节，翻译成汉语，教他们学习中文数理化语言、与书面语表达。
可以重新确认：所谓母语，未必是来自母亲或父亲的语言，既然家庭生活语言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在学校里接受教育的语言，才是真正的母语，既包括文、史、哲，也有数理化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语言。
进而想到在新加坡，人们在学校里用英语接受教育，回家跟父母讲华语，上街买菜则讲马来语。难道这样的新加坡人，能算得上“三语人才”吗?
人很难运用非母语进行概念化、或进行抽象化表述，例如数理化定律、哲学……
反之，在进入数理化、以至思想领域，简洁的书面语教学，也成为必要的语言深化与提高原则。
不能不提及一些具有心理意义的现象：开学时高一新班学生，大部分是华裔、少部分欧亚混血或法国人，很多学生在家里讲一种方言例如潮州话、却没有中文名字。当小芹根据他们法文名字，给他们命名后，有好几位学生次日就回来告诉我：“老师，我跟父母说您给我起的中文名字，父母告诉我：原来我有名字，叫XXX……”。而高二的一个班，不到十个学生，均为华裔，最可爱的女生，其父曾在北大中文系，但当时却在“中国城”做烤鸭。他们都有很美的中文名字，会唱邓丽君、张学友的歌，能读金庸小说。但他们以前的台湾老师，都不曾给他们讲过语法，不会用“得地的”，“做作不分”，外子欧明华曾是东方语言学院与巴黎七大中文系正规的汉语博士，就帮我为这些学生编写了一整套汉语基础语法。这批学生汉语语法知识，完全由小芹传授，不仅获得高中毕业优秀的汉语“一外”学分，大多也通过国际汉语考核的高级水准。
我给这些高中学生编选了《傅雷家书》中有关学语言的章节，复印了鲁迅的《伤逝》。法文译文与汉语原文，对照阅读，讨论……
再提一件轶事：1997年开学，为测试学生汉语水平，新生第一篇作文，我给他们出题《暑假中难忘的事》。一篇作文就写道：
“这是我一生中最悲伤的时期，因为戴安娜自杀了!我感觉痛苦得也想要自杀……”
我问这学生：“跟威廉、哈瑞你们年龄确实差不多，但他俩作为亲生儿子，还没听说要自杀，凭什么你要跟着殉葬呢?”“什么叫殉葬?”顺便我就提及奴隶社会、以至封建社会的奴仆，可能跟着去世的主人活埋，叫作“殉葬”……这位学生高一曾在年终评议会上，成绩近似蹲班，由于初中已蹲过班，各科老师就不建议再蹲班，避免心理上影响太大。
2000年高中毕业，这位从小被称作“最差的学生”，却找到了一家法国银行——在上海分部实习……可见一个想象中的王妃偶像，瞎扯着她近乎“自杀”，中文却如同“神话”般，挽救了她的职业生涯……
1997年，巴黎教育局决定在巴黎十六区——所谓“富人区”开办高等预科班，这是法国特殊的教育体制，其它欧洲国家并不存在。法国索邦等大学，只要有高中毕业文凭即可登记入读;而高等预科班，则面对高等学校，在法国革命废除贵族世袭制管理体系以后，方才建立。需要两年至三年的高密度课程培训，以便参加竞考，融入高等学校。即十九世纪，根据耶稣会士诸如《利玛窦中国旅行记》等书，借鉴中国教育古代科考制，在法国建立了上述竞考制度，作为选拔高级国家管理人才的体制，例如法国高等理工学校、高师、高商等高等学校。法国高等预科班，大约占高中毕业学生总数的3-5%，可谓精英筛选体制。
同事与我在高等预科，开了两年级的工程师(数理工化生物农等)预科班与高商班的汉语语言，与“中国文化文明”课;我则为学生编辑了地理、历史以及思想史领域的法文讲义。
在这些学生里，有很成功的范例，犹如考上法国排头的高商ESSC毕业、又获北大光华管理学院MBA文凭的两位，一是曾在LV、罗氏集团出任金融审计、后独立创办公司的钱荣生;从去年起成功地举办了“法国一日”综合项目。另一位接替了父亲在巴黎与中南半岛创立的系列旅行社，成为老板的林思琳，郭黎卿等等。
在此值得提一个巧合：钱荣生的祖父，正是胡祥熊叔叔的大哥——当年教科文驻日内瓦总裁胡天石先生的机要秘书。
亦不应回避某种消极范例，有位十岁以后，才从温州一带到巴黎的学生，高中法文毕业考笔试与口试高达十五、十七分，可是在高等预科班，她却罹患抑郁症。她私下曾与我细谈：
“不瞒老师说：最开心时，就是老师给我们讲中国文化文明课了!纯粹满足的是求知的快感……法文老师给我们一周五本书的阅读书单，我顶多只能读一本，如果需要再快阅读，我就什么也读不懂了……于是就堕入深深的抑郁，早上无力起床，恨不能立刻自杀……”
她去看病，心理医生治疗的主旨在“令其自我，重新居住在自身中”……无异于诊断：此位原籍温州的美丽高才生，事实其“存在”本身，已处在分裂的心理状态、或濒危的精神边缘!
二、继续追究：双语、三语人才有母语吗?
什么是母语?母语为什么重要?是否母语决定外语的水准、甚至影响风格?
在“中国城”附近的公立高中教学期间，有一位同事为德语高级教师。开学不久，他就主动跟我聊天：“您的欧米纳勒(法国传统女性婚后称夫姓)这个姓氏，对于我就如阿尔卑斯山间、安纳马斯路边的小石子那样熟悉……”原来他是外子欧明华原籍的人，在东西德统一之前，曾多年任法国常驻东德使馆的文化教育专员、参赞。他告诉我：其妻则生长在日内瓦附近一个村庄，村里办有两所学校，同时教授德语跟法语，只是一所以法语为主，用法语开各科目文化课程，另一所则以德语为主，以德语开各门课程。
如是，小芹便重提起二十几年前，曾经向胡祥熊叔叔提过的问题：
“既然您的妻子是在双语教育中培养，究竟您妻子的母语，她认为是法语呢?还是德语?”
“她的两种语言几乎同等水准。但我们家四口人，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我们发现一个人总有一种语言最省力，可以说每人总有一种语言，才是真正的母语。我家的两个儿子，一个在柏林高中毕业，另一个在法国通过高中毕业会考。”
“我曾向不少做外交官的朋友提过问题，有人告诉我说是读文学、哲学，最轻松最有快感的是母语，还有人说是用心算，究竟习惯用哪种语言进行心算，可以测定母语，是吗?”
“我家人运用的方法，是做一道四则运算题，用秒表测试出声运算时间，用时间最短的，是为母语。”
八零年初，外子代表的公司一次工程师谈判晚餐会上，我认识了谈判中的翻译，也是联合国会议经常聘请的国际三语翻译。此位女翻译的北京口音、用胡同里语言讲笑话的生动，一经翻译成法文，使在座的法国工程师们笑到不亦乐乎。
暑期当我到法国探望法国公公婆婆期间，外子说年初在座的一位工程师，在哈尔滨山间车祸受伤。我们开车到户昂医院——正是当年福楼拜父亲当过院长的著名建筑，专程探望了这位工程师黑塞先生，他告诉我们准备跟那位高级三语翻译结婚。自往户昂探病，我们始终保持与黑塞伉俪的来往。
八十年代中，高级翻译曾前往北京为联合国会议做翻译，聊起来，方才发现：她从小被一法国人领养，是在北京东单三条的天主教学校，从小跟法国修女学法语、英语和中文三语受培养的。难怪她后来进入外文局，胡祥熊叔叔是他们的专家总审译，而杨宪益则是英文总审译。
我总是为这位高级翻译的北京口音而惊讶，当我对法国人说出自己的感觉时，不止一位法国人跟我说：坡琳的法语也可以说是“胡同里的语言”风格!
黑塞先生第一段婚姻，妻子是俄罗斯人，七十年代去世，育有一女、一子。
黑塞先生的女儿是俄罗斯法国混血，学医期间，我们见过一面，聪明漂亮。九十年代成为普通科——相当于我们的“内科”医生，九十年代中叶，却服安眠药自杀身亡，年仅三十六岁，遗言：“世界如此荒谬!”由于母亲是俄语老师，她俄语很好，学医又加强了她的拉丁文与古希腊文。
九十年代末，联合国高级翻译坡琳患胰腺癌去世。留下一些书，黑塞先生希望我选择一部分带回家，但看了一下，基本是侦探小说类通俗读物，就摇头未取。黑塞先生说：我理解，她每天读这些书，也是为了保持语言的水准……。
犬子却讲到或为相反的例证：在靠近德国边境的斯塔斯堡生活着大量的日本人，一位父母均日本人，却在法国出生长大的十八九岁女孩，日语说得很有限，却温文尔雅，一旦开口讲法语，就令人惊讶其毫不相称地变成俗不可耐——满口法国街头巷里的语言，犹如北京胡同里的语言，或可谓北京王朔吗?显然这女孩的日语，受父母指导、监督非常文雅考究，而父母均为日本人，却无法纠正其法语，任其从法国学校、与同学那里学得的语言相当陋俗。
外子六十年代好友日伊勒·兑惠弗莱——世界银行金融顾问，原是象牙海岸政府的经济顾问，他的妻子博妮是加拿大人。属于一种“双母语”典型，因父亲是加拿大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出生在巴黎，十一岁才跟父亲离开巴黎、在各国移居不定。她最终成为政治经济学教授，生活在蒙特利尔市，在蒙特利尔大学任教、并创建了那里的非洲研究中心。
八十年代认识未久，小芹如对胡祥熊叔叔那样，向博妮重提：
英、法两种语言，哪种更像她的“母语”?读书、工作、生活中，她究竟是如何运用的?
令人吃惊的是：她认为此乃一个充满激情的主题!可以长久地进行思考与讨论……
而日伊勒则属于一种“普世派”：“有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英语的讲法……”
博妮则反驳说：“L’anglais en danger: Do you speak « globish »?” 英语濒危(法语)：您说环球语吗?(英语)——文化文明，值此是否在“解构”家庭呢?抑或是人类正进一步在“异化”?
“我绝非快速的法国人，而是慢节奏的加拿大人”——或者反之：文化文明，正从家庭内部被“解构”了呢?!
博妮为其基督新教清教徒的家族传统而自豪，坎贝勒在北美是个响亮的名字，因为历史上此一家族为立足、扎根北美，曾立下过汗马功劳!他们的一双儿女，在美洲从不提自己的法国姓氏兑惠弗莱，而是姓坎贝勒!此乃荣誉，此乃尊严。
总之，什么是母语?为什么母语在一个人生中如此重要?这两个问题，可以讨论很久，深处包括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以及社会哲学等等;答案或结果可能很复杂、而且几乎总是开放的。
如海德格所说——语言是存在之家园。由此敢想象：一门外语充其量不过是一扇窗户!
从某种意义上，拙见可以肯定的是：母语决定了一个人的内在尊严、生存状况。
当我一位学生翁云凯开办了六所“精英英语”学校，请了很多外教来给中国学生教英语，经过几年实践，开始断言说：“中国学生如今汉语没学好，英语无论如何提高、也上不去!”从而反证了小芹的观点：人学任何一门外语的水准，总是由母语的水准决定的。
三、马相伯马建忠兄弟的故事，母语同爱国主义宗教，是否本质已超越了天主教信仰?
在此，我想再讲几个十九世纪至廿世纪上半叶，马相伯与马建忠兄弟的故事，二者由于父母本为天主教徒，均在襁褓中受洗，成为天主教徒。但两位从五岁入私塾打好了中文经典基础，马相伯从十二岁起，到沪接受天主教耶稣会修士严格的培训，不仅中文有私塾教育基础，还懂得拉丁文、古希腊文、法文、英文等多种语言文字。
马相伯1840-04-07——1939-11-04
从十二岁到沪、进圣伊戈纳爵公学(College of St. Ignace 后因徐光启改为徐汇公学)受天主教耶稣会培养，卅岁晋铎，卅六岁还俗，震旦与复旦等大学系列创建人，帮助英敛之创建辅仁大学(1927——)、燕京首任校长等等;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等中国教育先驱人物的老师，抗日时期营救“七君子”出狱起到重要作用，百岁寿辰在往云南途经越南谅山旅居越南途中，收到中共中央的贺电祝寿，称其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
马建忠1845-02-09——1900-08-14-15
幼年随四哥马相伯在圣伊戈纳爵公学受天主教耶稣会培养，均徐汇公学首届毕业生
长期为李鸿章外交、重大国际条约中参与谈判任翻译;首起在中国建立烟草税，设计了韩国或朝鲜阴阳鱼八卦符号国旗。在兄长马相伯的帮助下编写并于1898年刊行《马氏文通》首部根据拉丁文法写作的中文语法书。
中国历史上、也是高等教育有名象征性的“墨水瓶事件”
在前马相伯已由于收蔡元培等24位学生教授拉丁文而闻名学界，故南洋公学发生学生集体退学“墨水瓶事件”后，蔡元培带着学生来找马相伯，导致马相伯“毁家兴学”的雄图大略……变卖祖产或利用祖产土地建立震旦公学最早的校址……
马相伯创办震旦(1903——1952)，当时法国官方教育部要求震旦各个科目开课，都须用法语，马相伯不同意。法国人利用他休病假时机，派来“执行传统”的法国负责人。马相伯一气之下、拂袖而去，重新变卖家产、并募捐创办了复旦大学(1905——)，只因创办大学宗旨在为中国培养人才，绝非为法国大学办预科。
再谈马建忠，鉴于他参与谈判“马关条约”往往对其评价毁誉参半。但小芹从二十年前研究历史，开始积累个人的 “全球文明史大事记”，尤其以精确到日的人物与事件为具体内容。当有一天输入八国联军通过天津侵入北京城的日期，那一刻，我发现：马建忠正是在那夜，也就是1900年八月十四至八月十五日的午夜或凌晨，正在紧张地翻译中国与英法等八国政府之间的电报电文!当时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正当理由”，宣称“保护基督教教民”，事实在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北堂，仅有躲避“义和拳”的二三百天主教徒。可是八国联军一万八千八百八十几名从天津港口长驱直入、沿路烧杀奸淫、抢劫，有整个村庄年轻妇女被奸淫的恶例……进入北京则把平民驱赶到死胡同里，用子弹射击集体屠戮杀害……
这夜晚，对于马建忠既有持续脑力工作高强度的劳累、也有天主教徒信仰的压力，与“爱国主义宗教”的冲突，终于崩溃，未满五十五岁而逝。
而他四哥马相伯却享年百岁，形成鲜明的对比。
另讲一件轶事：2005年拙作《猎美的足迹——从塞纳河到诺曼底》出版后，给杨绛先生送书，老人九十四岁，也给我留了几本书包括《我们仨》。那次她认真向小芹提出一个问题：
“收到你小儿子坚振礼的照片，就使我想起很多小时候的往事……我几个姐姐都是震旦系列毕业的，只有我，不知怎么进了一所基督新教学校(杨绛先生显然误会了自己的学校是基督新教所办，正说明马相伯办学并不谈宗教。)——可是学校里，还是有很多修女与神父。我常到一位天文学家浩贝赫神父——法国人那里去玩，当时我才十四岁。浩贝赫神父给我做各种小玩意儿，给我看天文望远镜、讲故事，逗我笑……可是，直至现在，我还经常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不向我传教呢?你替我问问你们家的天主教徒去……”
回家我就问了外子欧明华，获得的答复是：很可能浩贝赫神父是天主教耶稣会士——像沙勿略、利玛窦、汤若望、康熙身边的法国数学家白晋、张诚……那样的在1773年被告状“不传教”，才被解散、迫害、以致遭受杀害的耶稣会士!
马相伯“毁家兴学”，诚如梁启超当年评价：不仅“完备有条理”更不乏独到之处，一方面震旦、复旦系列秉承天主教耶稣会的原则：学生自治，校务由学生推选干事自理;另一方面，校方倡导“学生自由研究之风”“挈举纲领开示门径”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尤其是，马相伯一以贯之强调的办学宗旨为“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
遗憾的是，未及面告杨绛先生：她的母校启明女中(1904——)，也是马相伯创办的天主教女中，最初叫“启明女塾”1914那年马相伯独子早逝之际，学生自发募捐给老师——由于“毁家兴学”，作为幼孙教育费的款项，谁料又被恩师挪用作启明巩固办学的资金。杨绛先生14岁那年，启明女中已有学生四百名了!
爱国主义并非政治、亦非意识形态，几乎所有体制的国家教育都列入宗旨，也是人类当下必要的尊严与自豪根源。迄今为止，任何民族都鄙夷民族的败类!
我们往往大力歌颂蔡元培为中国教育的奠基人，却鲜见讲述蔡元培的老师马相伯先生的故事，北外张西平老师还是曾研究介绍过一些马相伯事迹的罕见学者。尤其作为天主教耶稣会士，他的爱国主义情怀，从某种意义上早已超越宗教信仰!不仅“违纪”餦济灾民，更有“毁家兴学”的实际行动，其实开启创建了中国早期教育的基础，从二十世纪初(1902——)就开始引领了蔡元培、英敛之、于右任、邵力子等等学人，以爱国主义为“圣召”，奠基了中国现代教育的真正精神基础。
结语
若曰“汉字是中华传统文明的基因”，汉语则是我们中国人存在的家园。
汉字与汉语，尽管是活着的中华文明基因，但如有识之士提出的：很可能也是中华文明五千年何故不间断的根源。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说“语言是存在之家园”。
在此，我不能不提起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土耳其凯末尔废黜了超过千年的阿拉伯文，以拉丁字母为起点，改造了土耳其传统文化，无异于金庸小说中那位“东方不败”为练“葵花宝典”而“挥刀自宫”——此亦非小芹的发明首创，而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当有人提出废除汉字的倡议之际，梁启超等一批有识之士，极其慎重地开始考察土耳其的负面范例，所觉悟到的重大启示性见解。不难理解：由此也很可能导致了土耳其本身，以及周围的中东世界各民族仇杀、社会撕裂与宗教冲突。
小芹并非“危言耸听”，但往往细思极恐：当个人不识母语之根、运用母语表达阻障，就犹如心理人格遭受分裂，可能丧失“存在之家园 ”。而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当教育忽视传统文字与统一语言学习的必修教案，或导致各个民族的社会“分离主义”倾向，甚至走向欧洲的“小国文化”政体，而终至国家重新分裂……
既然汉字是中华文明的“基因”，汉语本是漂泊在天涯海角的我们中国游子之家园。小芹敢言：任何一门外语，充其量不过是家宅的窗口。即便从幼儿园开始学英语，也会被英国人否认与莎士比亚语言相关，甚至暗讽我们说“chinglish”——中式英语，普世派则称之为“globish”——环球语。据学界研究发现：“globish”确实为最容易沟通、最容易翻译的语言。可惜英国学界则悲叹：亵渎了莎士比亚语言的神圣……
故小芹在此强调呼吁：
面临全球化运动中的“globish”“chinglish”，还有各种语言都忌讳的网络语言挑战，千万警惕汉语在全球化运动中暗暗地被“转基因”!
作者：赵小芹HOMINAL ZHAO Xiaoqin，巴黎利玛窦学院中文总编兼中国总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