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ＡＢ团与富田事变始末》一书记载，北伐军攻克南昌之初，蒋介石派他的亲信段锡朋、郑异为“中央特派员”，负责国民党江西党务。后来又加派洪轨到南昌。于是，他们３人在南昌秘密成立了以反对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为目的的“ＡＢ团”。“ＡＢ团”在江西为害三个多月，中共江西区委便于１９２７年４月２日采取行动，派兵包围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逮捕“ＡＢ团”骨干分子三十多人。段锡朋连夜从南昌逃往南京。从此，“ＡＢ团”便销声匿迹。然而，在１９３０年３至５月间，在江西莲花、安福、兴国等地区，发现了所谓“改组派ＡＢ团”和他们一些下级的“零碎组织”。１０月，红军攻下吉安时，发现了几年前“ＡＢ团”的旗帜、印章，便引起中共赣西南特委的高度重视，不仅发出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ＡＢ团”的紧急通告，而且捉拿被怀疑的对象大搞逼供信。就这样，一大批人乱供，造成“ＡＢ团”满天飞的混乱局面。

　　中共赣西特委将此情况进行综合写成报告送毛泽东。毛泽东信以为真，便把情况上报中共中央。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７日，总前委派李韶九做特派员，到吉安去肃查。他于１２月７日到达，至１２月１０日晚，便在中共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和中共赣西特委３个机关中，逮捕了１２０名“ＡＢ团”嫌疑犯，而且把其中五十多人处决。接着，又逮捕了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面对这种情况，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于１２月１２日召集一营的干部说：“李韶九是反革命，把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抓起来了，以后还要抓我们！”于是，激起一营干部的愤怒。会议结束后，一营紧急出动，去抓李韶九。李韶九逃跑了。刘敌释放了谢汉昌等一大批被抓的所谓“ＡＢ团分子”。这一事变史称“富田事变”。谢汉昌和江西省行委的段良弼等被释放后，认为李韶九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来的，于是，一方面带领红二十军过赣江，到永新、永阳一带，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另一方面想办法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中制造矛盾。为造成分裂，便采取伪造毛泽东信件的计策。伪造毛泽东的信件，必须寻找一个善于摹仿毛泽东字体的人。在参与“富田事变”的人员中，有一个名叫丛永中的人。他原名丛永琮，江苏省如皋县潮桥人，学生出身。１９２５年，２３岁时经恽代英介绍加入共青团。同年５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６年，党派他到上海、开封等地从事地下工作。１９２７年为了躲避敌人追捕到赣南，被捕入狱，关押几个月后被释放。出狱后，分配在江西信丰区委工作。１９２９年任赣南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１９３０年任赣西南特委委员和赣南西河行委书记。在发生“富田事变”前，他也成为“ＡＢ团”的嫌疑分子被李韶九关押，后被红二十军哗变的士兵救出，参与领导了“富田事变”，当时年仅２８岁。此人有个业余爱好，就是喜欢摹仿“毛体”，并已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谢汉昌等决定采用伪造毛泽东信件的计策，丛永中便被派上了特殊的用场。那封“毛泽东致古柏的信”，就是他根据谢汉昌等的授意写的。丛永中写的“毛泽东致古柏的信”，朱德和黄公略也收到一份。所幸，彭德怀、朱德和黄公略都识破了这一阴谋，没有上当。１９６５年９月２３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谈话时，特别提到这件事。毛泽东说：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３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３人。彭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会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

　　红军六军团，是中共浙赣省委于１９３３年６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湘鄂赣红十六军、湘赣红八军、湘鄂赣红十八军合编组成的，依次编为第十六、十七、十八师，分别由高永生、萧克、严图阁任师长，最初由红十七师师长萧克统一指挥。１９３４年８月，正式成立军团领导机关“军政委员会”，由任弼时任主席，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１９３４年７月初，湘赣苏区的中心区域被国民党军占领后，红六军团被分割、压缩在江西遂川、万安、泰和３县交界地区的牛田和碧江洲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区，处境十分艰险。在此情势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７月２３日给红六军团和湘赣苏区下达训令：“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确立与二军团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但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下达训令时，只是命令红六军团突破敌人的围困西征，去湘西与红三军团（即原红二军团）会合，并将每日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用电台报告军委总部。红七军团的北上抗日和红六军团的西征，虽然都是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大转移，并且实际上承担了先遣队的任务，但因为不知道中央的真正战略意图，所以，均被称为“突围转移”或“突围西征”。

　　１９３４年９月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准备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前往湘鄂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为了准备红军主力的转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９月１３日发布了《改组各级军事部的命令》。９月２９日，《红色中华》第２３９期发表了由张闻天署名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内容，实际是当时红一方面军要突围西征、准备离开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宣言书和动员令。１０月８日，中共中央发布《军事与政治命令》。１０月９日，中央发布《野战军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巩固部队，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加强政治军事训练及群众等工作的指令》，要求“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１０月１０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八万六千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实行战略大转移。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到湘鄂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出发时称之为“西征”。１２月１２日，中央领导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做出了改变行军路线转兵贵州的决策。１２月１８日，在贵州黎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了中央红军到黎平后的进军方向，到什么地方建立新根据地的战略问题。１９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左右纵队继续西进。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５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黎平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做了改变，决定继续北上。此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挥红军胜利地进行了四渡赤水战役，渡过了金沙江，实现了遵义会议渡江北上的战略决定。５月１２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召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统一对遵义会议以来中央关于军事战略战术的认识，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决定继续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５月２２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其中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据考查，这是最早使用“长征”这个提法。此后，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才有“长征”的提法。１９３５年８月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川西北毛尔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其中写道：“一方面军的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

　　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的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到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前后历时两年。那么，“长征”的称谓是何时提出的？对此，许多著作记述说，１９３４年４月２８日广昌失利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从起始之日，便被称为“红军长征”。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一书中，曾谈到红军长征的起始问题。他说：１９３４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做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

　　对红军长征的准备工作，李维汉回忆说：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局长，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有告诉过我。据我所知，长征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要到何处去？始终没有在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中进行解释。

　　另外，据湖北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８６年９月出版的《红军长征简史》记载，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有两次战略性的先遣行动，这就是红七军团的北上抗日和红六军团的西征，然后才是长征的开始。红七军团是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中较新的一个军团。该军团是１９３３年７月由原赣东北红十军、闽北独立师和闽赣军区部队合编的，肖劲光任军团长兼政委（后由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委），下辖的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分别由周建屏、粟裕、黄理贵任师长。１９３４年７月初，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接连失利、苏区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将红七军团改编成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赣、皖边地区，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建立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以便实行战略转移。

　　然而，由于红军战略大转移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违反了党的集体领导的最高原则，正如秦邦宪于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１３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所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张闻天也曾说：“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并且片面强调“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因此，决定红军战略大转移，“没有依照国际指示，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工作”，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所以，红七军团对于北上的真正战略意图并不清楚。对此粟裕回忆说：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们时，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意图，当时在中央下发的作战任务训令和政治训令中，虽然表达了要以先遣队的北上行动促使敌人变更战略部署的意图，但在“左”倾宗派主义控制下，这两份绝密文件未见传达，我是若干年后才看到的，当时对于中央这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并不知晓。

　　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２日，中共中央为解决张国焘阴谋分裂红军所造成的危局，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其中这样写道：张国焘同志从对于全国目前革命形势的紧张化，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估计不足，更从对于中央红军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斗争中及突围后的二万余里的长征中所取得的胜利估计不足出发，而夸大敌人的力量……在此决定中，使用了红军“突围后的二万余里的长征”的提法。９月２２日，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关帝庙内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关于形势和红军整编问题的报告。其中这样说：经过两万多里的长征，久经战斗，不畏艰苦的红军指战员是一定能够以自己的英勇、顽强、灵活的战略战术、战斗经验，来战胜北上抗日途中的一切困难！

　　９月２７日，毛泽东率陕甘支队到达甘肃定西地区通渭县榜罗镇。第二天，毛泽东在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上，又提及“长征”这个词。他说：我们已经过了两个关口，腊子口和渭河，现在还有一个关口，就是在固原、平凉的一条封锁线。这将是我们长征的最后一个关口。毛泽东这样先后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和连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到“长征”这个词，因而“长征”的称谓，便在红军中广泛使用起来。１０月，过了岷山，红军长征即将取得胜利，毛泽东心情豁然开朗，作《七律・长征》诗。

　　１０月１９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今吴旗镇）。在中央红军即将与陕北红军会合之际，１０月２９日，陕甘支队发表了《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其中写道：我们经过了两万余里的长途远征，经历了１１省的地区，粉碎了一切国民党军阀的堵击追击截击……１０月３０日，中央红军所有非战斗单位前往陕北苏区中心瓦窑堡，战斗部队则向延安地区甘泉县前进。１１月５日，中共中央在甘泉南边的象鼻子湾召开了全军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时，对红军长征进行了高度评价。他说：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１１个省，根据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符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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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长征我们胜利了，但是损失也是巨大的，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时有８万人，现在大约只剩下１万人了，人数虽少些，但留下的都是中国革命的精华。

　　１２月１３日，毛泽东率军到达瓦窑堡。２７日，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再次论述长征。他说：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１２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２万余里，纵横１１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１１个省内大约２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１１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