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韶山毛氏
九疑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技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毛泽东的这首《答友人》作于1961年。九嶷山又名苍梧山，在湖南省南部宁远县城南六十里。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另据清光绪年间《湘潭县志》载：舜帝南巡时，路经韶山，听九韶乐，舜帝死后，他的两个爱妃――娥皇和女英追踪湘水，泪洒青竹而竹尽斑。“斑竹一枝干滴泪”，写的正是作者对故土的深情怀念和祝愿。
韶山（峰）又名仙女峰，高五里，是南岳第七十一峰，位于湘潭、湘乡、宁乡交界处。韶峰脚下的一个谷地，自南向北长十里，东西宽七里，称为韶山冲，冲里原先住着六百户人家，以毛姓为大族，杂有李、钟、周、邹、庞等姓。韶山落脉的小山丘，叫韶山嘴。在韶山嘴的对面（南岸）有一座一担柴式的土砖房子，叫上屋场，那就是毛泽东出生的地方。
毛姓在韶山落脚生根已有五百年历史。元朝末年，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反元。江西吉州府龙城县，有个叫毛太华的青年农民揭竿而起，参加了朱元璋的起义队伍。等到朱元璋谫灭群雄，建立明朝，毛太华已提升为“百夫长”，又随傅友德将军远征云南澜沧江（今澜沧拉枯族自治县），在那里立下战功，并娶妻安家，生下四个儿子，取名为清一、清二、清三、清四。后来毛太华请准告老还乡，但他没有返回原籍，而是落户到因战乱致人烟稀少的湖南。他带着两个儿子定居于湘乡县城北门外的绯柴桥，有几十亩田产。未久，清一和清四又移居到更为偏僻的湘乡七都七甲，即今日的湘潭韶山冲。
韶山毛氏家族自毛太华第七代孙修族谱，定下了二十代子孙家族谍为：
立显荣朝士，文方运际样；
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
自1737年至1941年的两百多年间，韶山毛氏曾四次修谱，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1823―1893）号四端，是太华公的十七代孙，他住在东茅塘，以种田、打柴为生，后来借债购置了一点田产，因债务愈背愈重，郁郁而终。泽东就是曾祖父弃世那年出生的。泽东的祖父恩著（1846―1904）是祖人的次子，号翼臣。他于1878年同哥哥德臣分家时，从东茅塘搬到南岸上屋场，因家境更趋穷困，不得不将祖遗的部分田产典当出去。他死后葬于滴水洞大石鼓，这就是泽东小时候常来放牛，晚年还依恋不舍的那个“西方山洞”。恩著聚妻刘氏，生一子贻昌（1870―1920），字顺生，号良弼。
毛顺生读过几年私塾，虽然同祖上一样务农为业，但他为人精明能干，十七岁就开始当家理事。他娶妻文氏，生下五子二女。毛泽东就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前面两个都不幸在襁褓中夭折。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1867―1919）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长得中等身材，容貌端秀，圆脸庞，宽前额，有一双聪慧的眼睛。她没有读过书，连名字也没有取一个。她的娘家在湘乡四都唐家坨（现改称棠佳阁），与韶山冲隔一座云盘大山，相距十余华里。文氏耕读传家，家境小康。只因祖坟将七妹许配韶山毛家。文七妹十三岁便与毛顺生订婚。毛顺生当时还只有十岁。文七妹十八岁过门时，毛顺生刚好十五岁，但已长得武高武大了。七妹过门以后，头两胎生的儿子都没有带大，1893年12月26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第三胎生下泽东，七妹生怕他“根基不稳”，便多方祈求神佛保佑。她吃“观音斋”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唐家坨外婆家的后山有个龙潭坨，坨内有一股清泉流出，四时不竭。坨口矗立一块大石头；高二丈八，宽二丈。石上建一小庙，经常有人来烧香祷拜，称之为“石观音”。泽东生下来不久，外祖母要七妹抱着儿子拜“石观音”为干娘，并寄名为石头。因为他排行第三，大家便唤他为“石三”。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时，曾设宴招待乡亲父老。他在席间风趣地说，今天该请的都请到了，就差位长辈没有来。大家问是谁。他笑呵呵地说，就是我那“石干娘”呀！
泽东两岁时，七妹又怀了身孕，就把泽东送到外婆家抚养。从两岁到八岁这一段童年生活，他主要是在外婆家度过的。
泽东的外祖父文芝仪（1821―1888）有三男三女。长子文正兴（1853―1920）务农为业，排行第七，泽东称之为七舅。七舅母子女众多，被认为命中多福。泽东曾拜七舅母为“干妈”，意在托福。次子文正莹（1895―1929），排行第八，在家开馆授徒，泽东经常在那里旁听。
泽东的外祖家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全家大小几十口人，除自耕五十多亩田外，还租种人家五十亩。泽东每天同表兄弟们一起出去放牛、打猪草、拾野粪，日子过得很称心，乐不思家。每次韶山来人，他总是躲藏起来，生怕接他回去。
泽东在外祖母和母亲的熏陶下，也迷信神佛。1909年，因母亲生病许了愿，他曾经到南岳去“朝山进香”。他平日在家里敬祭天地祖宗，也是依时按节，从未间断。当1959 年他重返韶山旧居时，还指着堂屋正中摆过神龛的地方风趣地说：“这是我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
毛顺生原来不信神，泽东同母亲都担心这样会为家里招灾惹祸，多次劝说，他都不听。后来有一次在路上劈面碰到一只老虎，他正害怕得发抖，老虎却掉头走了。他以为这是冥冥中有菩萨保佑，便转而信神了。但那时泽东知识渐开，反倒不信了。
毛顺生的家底虽薄，但他勤劳省俭，又善于经营，很快就由穷变富了。起初，他把自家省吃节余的稻谷加工成白米，肩挑到银田寺去赶集，并将一部分零售给附近的穷苦的樵夫和手工业者。同时，他还将碾碎的糠喂肥架子猪出售。不久，他积攒了一笔钱，赎回了毛翼臣典当出去的田产，自耕十五亩田，年收六十担谷。那时毛顺生夫妻，加上父亲和两个孩子，一家五口每年大约吃三十五担谷，还有二十五担左右剩余，在韶山冲是一户相当宽裕的中农。
后来，毛顺生得到岳家的贷款帮助，便到湘乡大平坳一带成批购进稻谷，扩大加工销售。人手不够，就雇请一个长工。到年底碾米时再加雇短工，运输的方式也由肩挑改为土车运送。进一步发展，他便从银田寺雇船装运白米，送往湘潭易俗河出售。他还贩卖耕牛，饲养生猪。这样，他手头积的钱多起来了，便于1903年买进堂弟毛菊生的七亩水田，使田产增加到二十二亩，每年收稻谷约八十担，上升为富农。
湘潭县清末隶属长沙府，是一个面积一万五千六百多平方里，人口近百万的大县。湘潭县城本来是湘、粤、赣三省水陆交通枢纽。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从西洋经广州进口的商品，运到湘潭，再转销内陆各地。内地的农产品如茶叶、蚕丝、药材等，也由此转运出口。当时，湘潭“陆路肩货的工
1905年，湘潭被辟为寄港地，英国太古公司、怡和公司造置一批浅水轮，专驶湘潭、长沙等地。西方资本主义的渗入，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也刺激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农民趋于破产，而极少数人则走上富农经济的道路。毛顺生就是这样一个幸运儿，他不再买进土地，但却典进了许多别人的地，并把积蓄下来的钱投资到商业上来。他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还和那里的祥顺和、彭厚锡堂等铺店有商务来往。他又用五百两银子押进桥头湾的田产，每年收入八十多担稻谷充作利息。自家印了一种叫“义顺堂”的纸票。还使用吉春堂的纸票流通周转。吉春堂是湘乡大平拗一家设有药材、肉食、南杂等几个门市部的大商店，它的老板是毛顺生的妻兄文玉端的岳家，姓赵。毛顺生为了与吉春堂结盟，还一手包办了三儿泽覃与赵家幼女先桂的婚约。这时候，毛顺生的生意做得很红火，已经是韶山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小财东了。
（二）私塾发蒙
泽东从小聪颖，有不同寻常的理解力和记忆力。他寄居外祖家时，常在舅舅办的蒙馆里“旁听”，看样子虽是漫不经心，却能背诵蒙馆中点教的课文，还能脱手写字，深得舅舅的欢心。
1902年，泽东八岁，回韶山读私塾，启蒙老师邹春培，先教他读《三字经》，接着点读《论语》、《孟子》。邹春培也和当时许多三家村的塾师一样，要求学生背诵那些晦涩难懂的古书。背诵时，老师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学生背着老师站立，在那样紧张的气氛下，往往吓得忘记了已熟读的课文。轮到泽东第一次背书时，他不按规矩肃立，依然端坐在自己的课桌上。邹先生责问他为什么不站起来，他回答道：“你是坐着的，我也要坐着背。”邹先生将这番对话告诉毛顺生。顺生说：“他兴许是背不出来。”邹先生却说泽东记忆力极好，读几遍便能记住。毛顺生将信将疑，晚上课问孩子，果然背诵如流，自然心中暗喜。
泽东酷爱游泳，邹先生担心出事，有一次邹先生因事外出，嘱咐学生温书，不许离开私塾馆。当他回馆时却见泽东和几个学生正光着身子在池塘戏水。先生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处罚方法：让游泳的学生对对子，对不出，再打手心。他的出边是“濯足”，泽东稍加思索，随即对以“修身”。邹先生不禁点头称赏。
泽东对体罚很反感。某天，邹先生打了他，他十分气恼，背起书包离开塾馆，朝着想像中的县城方向出走。他在崎岖的山道上转了三天，当家里人找到他时，他才发现自己离家还不到八华里。回到家里，出乎意料之外，严厉的父亲并没有打骂他，邹先生也显得比往日温和。后来他回忆起这件往事，风趣他说这是第一次罢课胜利。
1904年秋，泽东转入关公桥私塾读书，塾师毛润生。1905年春，又就读于桥头湾私塾，塾师周少希。在这两处塾馆，他继续攻读四书、五经。虽然塾师不讲解经义，只是要求死记呆背，但他对书中的内容，还是能领悟不少。在塾馆读书时，他已经对书法感兴趣，初学欧阳洵，后改学钱甫园；成年以后，兼采各家笔法，尤得力于怀素的狂草，终于笔走龙蛇，自成一家。
□钱沣（南园）的字
1906年秋，泽东就读井湾里私塾，老师是毛字居，读的是《春秋》《左传》。从此，他开始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与日俱增，到老都没有衰竭过。1959年他返回韶山时，曾设宴招待毛字居和一些老人，当他举杯敬酒时毛字居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他紧接着说：“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1906年，泽东因与父亲发生冲突，曾辍学两年多，在家务农。1909年，他在克服了父亲的阻挠以后，又先后到乌龟井和东茅塘私塾读书，为时一年。乌龟井的塾师毛岱钟毕业于政法学堂，以讼笔著称于韶山一带。东茅塘的塾师毛麓钟是韶山冲唯一的秀才，又曾在云南蔡锷部下供过职，见识较广。这一年中，泽东点读了《史记》、《纲鉴类纂》。泽东后来在《讲堂录》中写道：“（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历来人们都认为，司马迁将其游览四方所得山川浩瀚之气，一以发为文章，故气势奔放，雄视百世。泽东嗜读《史记》，司马迁的文章及行谊，都使他深为倾服。《纲鉴类纂》是明代王世贞依据朱高的《通鉴纲目》而编写的一种通史课本。这本书使泽东对中国历朝史事，有所了解。
总起来看，泽东在韶山六处私塾，先后上了六年学。他所读的主要是儒家的经典――四书和五经，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的经典，就是统治的思想，就是绝对的权威。泽东虽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少年，但也不能摆脱这种绝对权威的支配。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他还追忆道：“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他在私塾写的文章现在已无法找到，但他那时“很相信孔夫子”，是毋容置疑的。就以他后来在第一师范时期留下来的几篇著作来看，仍是言必称孔孟，如发表于《新青年》的《体育之研究》，即征引四书、五经达八、九处之多。读《伦理学原理》（（德）泡尔生著，蔡元培译，商务印书馆1913年出版）时写的《批语》，所运用的哲学术语，如“良知”、“良能”、“尽心”、“知性”以及“浩然之气”等，大都出自《孟子》。1917年8月23日，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侗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子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①黎锦熙长期保留了毛泽东早年写给他的六封信，其中以1917年8月23日写的第三封最重要，以下简称《第三札》。大本而已。”这就表明，他那时仍在指望有孔孟式的圣人出来救世。1918年，他和蔡和森去北京为赴法勤工俭学进行活动时，本来就有机会广泛地接触新思潮。但据当时在蠡县布里村留法预备班任教的沈宜甲回忆说，蔡和森经常热情谈论十月革命，而毛泽东同他谈话的主题却是《周易》之“道”（见《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中《我所知道的早期之蔡和森》）。1920年4月，毛泽东为驱逐张敬尧事从北京往上海活动，虽然一贫如洗，还是不避艰辛，绕道去曲阜和邹县拜谒孔孟的故居和陵墓，他后来回忆说：“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一条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从这段追叙中，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访问孔孟故乡时，对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三）新学萌蘖
少年毛泽东曾一度崇尚孔孟，却从来不是百分之百的虔信者。他早在私塾读“经”时，就萌发了许多“异端”思想。1906年在井湾里私塾读书，他已有相当的自学能力，爱读被塾师视为“闲书”、“杂书”的《三国演义》、强的少年时代，书中的人物形象又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因而读过以后，印象极深，历久不忘。几十年后，他讲哲学、讲军事，引述书中故事，信手拈来，总是恰到好处。
在阅读《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的过程中，毛泽东开始思索一些重要问题。他后来回忆说：“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斯诺《西行漫记》）这段后表明，泽东不但好读书，而且善于独立思考，那么小的年纪，就朦胧地意识到社会上存在着一种统治与服从的关系。
1906 年到1909 年，毛泽东停学在家，白天参加田间劳动，晚上挑灯夜读。他的足迹虽然没有越出韶山冲，但他的思想却飞驰得很远，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他经常为天下国家大事而劳思忧心。
在夜读中，泽东读到表兄文运昌帮他从唐家坨借来的两本新书，冯桂芬的《校■庐抗议》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两本书，大大地开拓了他的视野。
《校■庐抗议・制洋器议》中，有这样一段话：“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指者，则今日之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如耻之，莫如自强，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道在实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以求所以加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
冯桂芬通过中西对比分析，勇敢地提出了“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貂，吾师之。”的改革方针。他的思想上承龚自珍，魏源等开明思想家的余绪，下开70―80年代早期改良派思想的先河。到20世纪初，这些主张虽然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但处在穷乡僻壤的毛泽东读到这本书时，仍然感到很有启发。中国何以不如“小夷”的问题，以及“虽蛮貊吾师之”的方针，对他来说，都还是初次听说。
当时毛泽东最喜读的还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郑观应是个熟悉中外贸易的官商，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有过从属关系。他自称“涉足孔孟之道，究心欧美西学”。由于目击时艰，于1862年写成《救时揭要》，后增订改名《易言》刊行，至1893 年再经增补修订，定名《盛世危言》出版，辗转翻刻达十余万部。在这部书中，郑观应议论时务得失，提出改良方案，基本上反映了甲午战争前早期改良派思想的概貌。《自序》说：
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育才于学校，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
郑观应把开议院、保商务、重技艺、兴学校作为“富强之本”，较之魏源等人的“师夷长技”的观点有了发展，同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提出的“船坚炮利”的主张也有所区别。他强调讲求“西法”，希望在君主立宪的体制下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但是，郑观应在理论上却力图从儒家学说中找根据，他引申《礼记・大学篇》的话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既曰物有本末，岂不以道为之本，器为之末乎？”所谓“道”，指纲常名教，所谓“器”，指技艺器械。从这种观点出发，郑观应提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这表明，他在理论思想上同顽固派的“天不变道亦不
《盛世危言》所宣扬的改良主张，随着1898年的戊戌变法和1900年的自立军起义的失败，已宣告“此路不通”。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主张已成为思想主流。但是，对于僻处山村的毛泽东来说，君主立宪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他还觉得相当新鲜。他意识到中国决不能守着老样子不变。但如何变法，他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
1909年，韶山的清溪李家屋场，从外地回来了一个维新派教师――李漱清，他常给人们讲述各地见闻，特别是有关维新运动的动人故事。他还劝说人们不要求神拜佛，主张废庙兴学。村里守旧的人指责他，甚至加以诽谤，而毛泽东却钦佩他有胆识，经常去找他谈心，向他求教，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介乎师友之间的亲密关系。
郑观应等人的著作，开阔了毛泽东的眼界，李漱清的谈话，更加扣动了他的心扉。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天下国家都处在大变化之中，自己不能守在韶山浑浑噩噩地过一辈子，应该抓紧学习新知识，准备投身到伟大的变革中去。恰好在这时，表兄文运昌告诉他，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讲授新学，在那里可学到不少韶山冲学不到的新东西。泽东听了很动心。八舅文玉钦、堂叔毛麓钟和表兄王季范等也都众口一词，说泽东若进了洋学堂，日后会大有出息。毛顺生经过他们的劝说，认为这也许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好事，便答应了。从此毛泽东飞出了山窝，走向了新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