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语言传统性特点，简单地说，就是前文提到的“土气”。所谓“土气”，就是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属于民族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的问题。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他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一个“任务”，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同上）在民族语言方面，毛泽东确实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的历史传统，这包括成语和典故的运用，比喻、对比、对偶、回文、排比、拈连、仿化、拆词等等各种技法的运用，结构圆整、过渡自然等章法层次的处理。即使在语言的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这些文风上面，也能体现毛泽东明显地继承和发扬了祖国语言的优秀传统。不过，对于其他方面的内容，拟将放在下面有关章节中加以介绍，这里仅对最能体现继承和发扬祖国语言传统性的两个内容――成语的运用和典故的运用，作一些系统的评述。

　　在实用性的文章和讲话中，像毛泽东这样大量地运用成语和典故，实在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几乎无人与之相比。据约略估计，在《毛泽东选集》前四卷中，除去重复的不计外，共有成语不少于200个（不包括俗语在内），典故不少于100个，还有成语兼典故不少于100个。在《毛泽东选集》第5卷中，成语不少于100个（也不包括俗语），典故不少于几十个。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毛泽东的确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光荣文化传统的典范。因为成语是传统文化在语言上形成的精华，典故是历史文明的剪影。毛泽东自己曾经主张，除了向人民群众和外国文化学习语言之外，“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反对党八股》）。毛泽东忠实地实践了自己的这一主张，这也是使他终于成为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大师的标志之一。因此，我们在研究和学习毛泽东语言艺术时，他运用成语和典故的特点，自然应该成为格外重要的内容。

　　周恩来在1949年5月7日作的《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的报告中说，“现在毛主席作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的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这里所说的毛泽东运用的“历史经验教训”，基本上指的就是他所运用的典故。这段话，对毛泽东语言中善于运用典故这个特点作了极准确的说明和概括。连《毛泽东》一书的作者施拉姆也说，毛泽东“阐述共产主义的著作，善于运用中国历史上的典故，富于文采，从而使共产主义非常通俗易懂而易于为他的同胞们所接受”。这话也证明了，善于运用典故，的确在毛泽东语言中格外突出。

　　那么，毛泽东运用典故的特点又是什么呢？这可以包括四个方面：一，量大；二，典型，三，灵活；四，创用。

　　①量大

　　毛泽东运用典故多，首先是典放出处范围广、种类多。其中有历史典籍，如《史记》、《汉书》和诸子等著作；有历代诗文、小说、寓言、传说、神话、戏剧等。其中历史人物有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也包括外国科学家、发明家）。其次，体现在被运用得范围广、数量多上面。包括政论文、学术论文、纪念性论文，还是报告、演说、决议、调查报告、消息等。他随时运用典故，并且运用的数量很多，有时还同时用多则典故阐述一个事理。在《质问国民党》一文中，他用了“鹬蚌相持，渔人得利”（《战国策・燕策》）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说苑・正谏》）两则典故，来陈说在抗日战争紧急关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浪潮、进攻边区的利害，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战略退却”一节中，为了阐述战略退却的必要性，他先讲了《水浒传》（历史小说）中林冲如何运用退却的策略打败洪教头，接着全文引用了《左传》中“曹刿论战”一节文字（典籍），说晋国以战略防御为基础打败了齐国；最后又列举了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六次以弱胜强的历史战役（均属于典籍），弱者一方都是运用退却的战略打败了强者一方，共用了八则典故。然而，这还不是最多的。在1958年3月22日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为了反复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在讲话的开头就用《西厢记》中惠明挺身突围给白马将军送信搬取救兵一事，提倡中国要多出现一些像惠明那样勇敢而又坚定之人；接着就提到《法门寺》中“站惯了，不敢坐”，十足的奴隶主义者贾桂，又讲了中国儒家们对孔子不敢直呼其名（孔丘），也是一副奴隶相，其后，则讲了李贺敢于直称汉武帝之名（刘彻），甚至称他为“刘郎”，鼓励人们不要怕名人。讲话的后半部分，当讲到任何阶级都是“好大喜功”时，则讲了禹王惜寸阴，孔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席不暇暖”，当讲到说话要选择时机讲究策略时，则提到了明朝反对奸党魏忠贤的东林党那一派人（如杨镇安等），由于策略失误而失败；当讲到敢讲真话时，则提到了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人，并引述了《红楼梦》中王熙凤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话。然而，这篇讲话中，用典最多的，还是在讲话的中间部分。这部分阐述了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和发明创造者大多数是青年人的内容。其中提到了孔子、释迦牟尼、孙中山、马克思，章太炎、康有为、刘师培、王弼、颜渊、李世民、秦叔宝、罗成、王伯当、梁启超、马丁・路德、达尔文、发明安眠药和盘尼西林的人、富兰克林、高尔基，前后共有20多位历史人物。讲话中还涉及到一些其他反面历史人物，如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袁世凯、段祺瑞等。此外，这篇讲话还涉及到诸如斯大林和“联共党史”结束语、康有为及其《大同书》、邹容及其《革命军》、章太炎驳康有为的文章，以及刘备挂帅等典故。总之，这篇讲话引用典故之多，实在无人能够与之相比。我们仅从这篇讲话中，就可以略知毛泽东在其他文章和讲话中运用典故情况之一斑了。

　　②典型

　　毛泽东运用的典故，一般都是把典故作为某些观点或事理的论据或根据。由于他所选择的典故，一般都属于典型化的材料，所以使他所阐述的观点或事理都十分生动，有力。这又是因为，凡属于典型性的东西，不但具有鲜明的特殊性（个性），而且还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共性）。用具有典型性的典故来以古鉴今，自然会产生强大的说服力。例如，1941年1月，正值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重要关头，国民党顽固派策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主力九千余人被歼七千余人，军长叶挺被捕，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遇害。新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国民党对新四军的围歼行径自然严重地破坏了抗日统一战线，威胁着抗战的彻底胜利。为此，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份，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一篇谈话。谈话中除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强烈谴责和揭露外，还对国民党顽固派提出十二条警告，要求严肃合理地对待和处理此一事件，并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毛泽东在列举了党的十二条警告之后，用了一则典故：

　　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己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

　　这段话中的“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是一个典故。这是孔子说过的话，出于《论语・季氏篇》。春秋时，鲁国大夫季孙把持着鲁国的政权，与鲁君矛盾很大。季孙也知道鲁君有趁机收回主权之意。颛臾，是鲁国的附庸小国，季孙也担心它会帮助鲁君收拾他，于是季孙便想先发制人地讨伐颛臾。这时孔子的弟子冉有、子路向孔子请教：季孙应否讨伐颛臾？孔子当即表示反对，理由之一是，“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意思是说，“我估计，季孙所担忧的，不在远处的颛臾，而在鲁君”（“萧墙”，指古代宫室一进门处的挡风墙；“萧墙之内”，这里专指鲁君而言）。后来，人们常用这个典故来比喻忧虑不在于外，而在于内。毛泽东用这个典故，目的在于说明，国民党顽固派如果不按照共产党提出的十二条警告办事，那么，国民党顽固派最应当害怕的，将不是外国帝国主义（日本侵略者），而是本国内部展开战争，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将要进行自卫还击，国民党顽固派就将“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毛泽东用这个典故对国民党顽固派进一步提出严重警告。

　　像这样运用典故的情况，在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是很多的。有则，仅仅是由于他运用的典故十分典型，就使对问题或事理的阐述格外深刻，耐人深思。1949年4月初，毛泽东在《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中，再次重申，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八项条件中，十分强调南京政府必须逮捕南京惨案的主凶蒋介石等反革命首要分子这一条，他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据《左传・鲁闵公元年》记载，春秋时鲁庄公死后，立子般为君，鲁庄公之弟庆父杀死子般，另立问公为君，不久，庆父又杀死闵公。由于庆父先后杀死鲁国两个国君，造成鲁国连年大乱。当时齐国有一位大臣这样评论鲁国：“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后来人们常把庆父比喻为灾难和战乱的祸首。毛泽东运用这个典故，不但把连续挑起内战、制造灾难的根源归罪于蒋介石等罪魁祸首，而且表达了他要坚决彻底地消灭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决心。

　　不过，谈起运用典故最典型的，当属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即所谓1962年1月3O日所作的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并没有公开发表，但当时就在党内党外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主要就是由于突出地典型地运用了大量典故。讲话的中心内容是讲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当讲到领导干部要尽最大限度地发扬民主，让别人批评自己，即使批评错了，自己受到了不合理的处分，甚至被降职到基层去工作反而更有益处时，他引用了司马迂《报任少卿书》中的一段活。这段话包括“文王拘”、“仲尼厄”、“屈原放逐”、“左丘失明”、“孙子膑足”、“不韦迁蜀”、“韩非囚秦”，以及“诗三百篇”之所以“为作”等八个典故，他指出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其余备例中的历史人物都是“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处于逆境之后，才得以发愤而有所作为的。当毛泽东讲到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听取不同意见时，他又用《史记》中的项羽和刘邦这两个历史人物进行对比：项羽这个人物如何称王称霸，如何不听军师范增的合理意见；刘邦这个人物开始时如何傲慢，拒绝接见一位“儒生长者”，那个儒生如何发怒闯了进去，正在洗脚的刘邦后来又如何欢迎，如何道歉，说明刘邦如何“从谏如流”，终于打败了项羽。接着，他还用“霸王别姬”的戏来说明不民主的可怕后果。正是由于这篇讲话用了这样多极为典型的典敝来教育广大党的干部实行民主作风，才能使人们的灵魂深深地受到了触动，永远铭记在心。

　　总之，毛泽东非常善于以极典型的典故来阐发事理。其他诸如用“叶公好龙”来批评“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李逵式的长官”批评“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的红军干部（《反对本本主义》），用“口蜜腹剑”的唐朝宰相李林甫比喻那些“自称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的帝国主义（《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等等，都是毛泽东典型地运用典故的典范，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③灵活

　　毛泽东运用典故的第三个特点，是格外的灵活。他能在深入理解典故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理解及不同内容和角度的需要，极其自由地运用典故。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作报告中，讲到柳宗元的《黔之驴》这个寓言时，他能一边讲，一边装作者虎观察驴驹子的样子，真是绘声绘色（据张贻玖《毛泽东读史》）。而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许多人读史，一般总是比较死，难于理解深透，更难于灵活运用。他的二儿媳邵华是一位历史系的大学生。她在念大学时，在毛泽东面前，总是感到自己的历史知识那样贫乏，对历史知识的理解是那样肤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文科生；那些历史知识，在她那里好像都是“死”的，而到了毛泽东那里，便立刻“活”了起来，他用它们阐述政治、军事、哲学等方面的事理，都是那样警策、凝练，引人入胜（据华英《毛泽东的儿女们》）。就说写一篇新闻稿吧，他也能把新闻事实与其相关的典故联系起来。例如，写《中原我军占领南阳》这篇消息，当他提到南阳时，便写了关于南阳这个历史上属于兵家要地的一节文字：“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这段活，实际包括两则典故：一则是三国时曹张争战，一则是东汉刘秀起兵，它们都成了毛泽东写的消息中的背景材料，起到了强调我军占领南阳意义重大的作用。即使他在给某一篇文章加写按语时，如涉及到与内容相关的典故，他也要点出来。比如，他发现一篇文章是阳谷县人写的，于是他就在这篇文章的按语中说，“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1956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运用典故，有时灵活到我们难以想象的程度。他能用《西游记》中几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去解释抗大的教育方针。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毛泽东说，唐僧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能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有艰苦奋斗的精神，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那匹白马，也是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他们两个都能坚持“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他能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据王永盛、张伟《毛泽东的语言艺术》）。毛泽东通过大胆联想，把本来与现实事物似乎毫无联系的典故竟然联系了起来。

　　不过，毛泽东运用典故的灵活性，更多的时候，还是体现在他与人们一般交往过程的随意性的谈话之中。每当这些时候，他运用典故，往往很巧妙。毛泽东的一生，读史是他的嗜好，谈史是他的乐趣。谈史是毛泽东与老一辈学者、专家乃至在他身边工作人员谈话中最愉快的话题――有时是专题式的，有时是随机式的。所谓随机，大半是在他平时接人待物的闲谈之时。凡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员所写的回忆录式的文章中，几乎都谈过这样的体会：当毛泽东与他们初次见面，总要先问对方的姓名、籍贯乃至家庭状况，然后便有可能根据这些状况引出相应的典故。例如，当他得知师哲的原籍是韩城（在陕西，汉时称夏阳）时，他立刻就说：“噢，你和司马迁是同乡。”（司马迁生于韩城县北五十里处的龙门，该地临黄河，有黄龙山，“龙门”传为夏禹所凿，故有“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之说）接着，他又谈到“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的出处，并讲了黄龙山命名的起因和它的走向（据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当他得知徐肖冰的老家是山西夏县时，他立刻就说：“你是关云长的老乡哟。”（权延赤编《领袖泪》）；当他得知初见的一位女同志的名字叫“崔英”时，他当即就问：“那么你的爱人可能姓张了？”（同上书，《西厢记》中的女主角叫崔莺莺，其夫姓张，名君瑞）；当他得知薄一波的原籍是山西中部的定襄县时，他便说，汉文帝的母亲也姓薄，其弟薄昭，又说汉文帝初年讨伐代王时，曾定都于山西中部；当他得知

　　张稼夫原籍是山西文水县时，便谈起了出生在文水县的武则天；当他得知一位大夫叫唐由之时，便指出“由之”二字最早出自《论语》中“民可使由之”之句，并告诫他“可不要按孔子的‘由之’去作，而要按鲁迅的‘由之’去作”，接着又吟起鲁迅《悼杨铨》一诗（诗中有“花开花落两由之”之句。以上引文均引自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由以上所述的事实可以看出，灵活地运用典故确实是毛泽东语言中一种极普遍的现象，同时也看出他的历史知识是何等渊博，他的记忆力又是何等惊人。

　　④创用

　　毛泽东运用典故的第四个特点是，创造性极强。创造性也属于灵活性，但它比一般的灵活性更加突出。这使得他不但继承了祖国语言，而且发展了祖国语言，因此，这也是毛泽东运用典故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典故，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有分析地运用典故；二，典故的引申和补充；三，有批判地运用典故。

　　有分析地运用典故。毛泽东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从来不生搬硬套式地运用典故，而是根据具体内容的需要，有分析地运用典故。例如，在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认为，当时国际和国内形势已向有利于抗日战争的方面发展，国共两党将再度合作，“已经脱离了过去的那种慢慢发展的孤军作战的景况”。然而，根据中日双方及世界总的形势和条件，抗日战争不可能是速决战，而肯定是持久战。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运用了一个典故――“灭此朝食”。这个典故是由“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一语概缩而成，也可视为一个成语，它出于《左传・成公二年》：春秋时，齐国攻打鲁、卫两国，鲁、卫两国请求晋国援助，齐军与晋军战于

　　毛泽东在阐述具体问题运用成语时，能够作到随手拈来，简直如同探囊取物一般。列宁说过：“常常有这样的成语，它能以出人意料的恰当，表现出相当复杂现象的本质。”（引周中明《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毛泽东就善于运用这样的成语，都用得十分贴切、自然、生动。尤其是当他阐述那些复杂问题的时候，所运用的那些格言式的成语，把事理阐述得是那样深刻、得体。

　　首先，毛泽东能够用概括性极强的成语阐明解决问题的方向。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主张：中国的国体应该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但是，当时的“中华民国”并不属于中华全体民众，它只有“中华民国之名”，而无“中华民国之实”；要想使“中华民国”达到“名副其实”，还要作许多艰苦的斗争，即还需要进行长期的革命。在这个基础上，他说，“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据《新民主主义论》）。阐述建立什么样的国体和怎样建立国体问题过程中，毛泽东先后用了“名副其实”和“循名责实”两个成语，都十分恰当，特别是他对“循名责实”这个成语的运用，明确而生动地规定了此后的革命工作的目标和任务，恰到好处。

　　其次，毛泽东经常能够运用那些带有规律性的成语作为阐述自己某些观点的有力根据，这样做，明显地增加了对事理阐述的分量。如在阐述弱小之我进攻强大之敌时，他说应该“避其锐气，击其情归”（《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阐述游击战争如何对待暂时放弃部分土地时，他说应该“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同上）；在阐述要使具有“不确定性”的战争取得胜利必须有计划、有准备时，他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论持久战》），等等，这些成语的运用，不但使他的观点言之成理，而且持之有据。

　　最后，毛泽东能够利用某些常识性成语作为比喻来形象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例如，他讲经常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必要性，为了明确阐明这个道理，除了用经常“洗脸”和“扫地”才能请洁的通俗比喻之外，他还用了“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对成语作比喻。意思是说，由于“流水”和“户枢”（“枢”，门轴）在不停地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才得以“不腐”和“不蠹”（“蠹”，虫蛀），这不正像经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可以“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论联合政府》）吗？又如，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说过，农民破除迷信，要等农民觉悟之后，自己丢开菩萨，共产党不必“代庖”，共产党的“宣传政策”应该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这话的意思是说，对于农民破除迷信问题，只能引导，作出示范，而不能代他们去丢菩萨（“代庖”，即“越俎代庖”，就是代替的意思），这正像高明的射手教导初射者那样，他只是张满弓，搭好箭，作出跃跃欲射的样子，却不把筋射出去。

　　下面，我们仅就毛泽东运用成语的形式和怎样运用成语，作一些具体评述。

　　①运用成语的形式毛泽东运用成语的形式，除了单一式（即一个成语单独运用）以外，主要有并列式、对比式、层递式、串用式等。并列式（含排比式）。例如：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文中把“不屈不挠”和“再接再厉”两个成语平等地排列在一起，成为一种并列式。也有超过两个成语并列者，如在《矛盾论》中，罗列革命和先进的力量取代了反动和落后的力量的许多事实之后，作者说：

　　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

　　这里将“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推陈出新”三个成语乎等地排列在一起，可以视为排比式。

　　对比式。例如：

　　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任人唯贤”和“任人唯亲“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成语，它们在两个分句中相互对应，造成强烈的反差，这就是对比式。其他如“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用法，也属于这种情况。

　　层递式。例如：

　　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使得它自己和广大人民之间发生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论联合政府》）

　　这里“民生凋敝”、“民怨沸腾”和“民变蜂起”三个成语，并不是排比。由于先有“民生”，继有“民怨”，后有“民变”；先有“凋敝”，继有“沸腾”，后有“蜂起”，因此，它们属于层递式。又如，也是在《论联合政府》中，还有这样一段话：

　　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这段话中的三组“格言”、也属于谚语，同时也可以被看作是三组六个成语。每一组成语，孤立地看，两两成对，基本上属于并列式；但三组之间的关系却是层递式：因为先有“言”与“尽”的问题，接着有“罪”与“戒”的问题，最后才有“改”与“勉”的问题。

　　串用式。所谓串用式，是指运用的成语中可能有并列、对比、层递的因素，但又不全是那各种因素，它们只是被阐述的内容像一条线索一样连在一起。请看下面的例子：

　　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实践论》）

　　这段话里的“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天下第一”、“不自量”都是成语，它们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并列、对比，也不是排比、层递，而是由一个整体思想内容连接在一起的。我们把这种运用成语的形式姑且称为串用式。

　　毛泽东还常常把上述各种成语的运用形式结合起来运用。例如：

　　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实践论》）

　　短短的一句话，竟连用三个成语：“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属于并列式；“沾沽自喜”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属于串用式，这是串用式中包含并列式。又如：

　　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改造我们的学习》）

　　这句话里也有三个成语：“一知半解”和“想当然”是并列式，它们与“发号施令”也构成了串用式。这也是串用式中包含着并列式。

　　总之，毛泽东运用成语的形式，真可谓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接。

　　②成语的灵活运用

　　毛泽东运用成语，从不生吞活剥地盲目套用。我们知道，成语具有极为明显的稳定性的特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具有固定的意义和形式，而毛泽东除了习用性（即常规性）地恰当运用成语以外，他总是切实地根据文章和讲话的内容与读者和听众的具体需要，胸中自造炉锤，别出匠心地运用成语，因而十分灵活。他运用成语的灵活性，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内容方面主要包括借用、扩用、反用、仿用、新创五种情况；形式方面主要包括易位、意用、缩用三种情况。

　　借用。有些历史性久远的成语，其概念已经过时或落后了，对这样的成语，毛泽东常常赋与它们以新的意义。例如，“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个成语出于《礼记・祭义篇）：“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普）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可见这个成语说的是，封建的孝道是人世间普遍的共同准则；但是，毛泽东却把反映孝道普遍性准则的成语用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上，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种情况，就可以看作是对成语的借用。毛泽东这样运用成语的情况很多。

　　扩用。所谓扩用，就是在成语原有意义的基础上，对该成语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

　　“欲速则不达”，这不是说不要速，而是说不要犯盲动主义，盲动主

　　义是必然要失败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对于“欲速则不达”这个成语，人们只是从“单纯追求速度”因而效果不好这个角度运用它，属于贬义。但是，毛泽东又从肯定其合理因素的角度（“速”还是要的）加以补充，这样看待这个成语，就更全面，因而也更新颖了。

　　毛泽东扩用成语，最典型的例子，是对”对牛弹琴”这个成语的运用。“对牛弹琴”是典故兼成语，原典或传统的用法，都是讥笑“牛”太愚蠢，听不懂弹琴人（古代一个音乐家公明仪）为它所弹奏的“清角之操”，仍然“伏食如故”（典出南朝梁代僧

　　毛泽东语言的风趣性十足。所谓风趣性，就是幽默性或谈谐性。文章和讲话中一旦有了风趣性，生动性便随之而生。袁宏道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叙陈正甫会心集》）。毛泽东有许多话，其中说给人民的，能使人们有时会心一笑，有时忍俊不禁；指向敌人的，能使人们有时捧腹喷饭，有时啼笑皆非。延安时期，有一次毛泽东作讲演，外面天要下雨，台下有些骚动，这时他蹙着眉头说：“嗯，天老爷又想跟我们作对了！”然后他转着脖子瞧了半天，突然坚决地说：“不怕，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抵抗它！”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自然谁也不再注意外面下雨了（据白危《毛泽东印像》）。其中可笑的关键处在于“马克思主义”一词的使用上，这是大词小用，属于降用法。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坚强的毅力”的意思。这一降用，把具有重大含义的理论术语（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界中的平凡事物（雨）这两个似乎毫无联系的概念结合到一起，于是便创造出极风趣的语言。这是对人民群众讲的风趣性语言。在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失去了中国任何人的信任时，毛泽东写道：

　　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别了，司徒雷登》）

　　这段话主要是运用摹状法，把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失败、失望、失去信任后不得不离开中国的颓丧神态和行为勾勒得栩栩传神，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特别是成语“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使用，更是神来之笔，令人开心。

　　从上文的评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运用的风越性至少有两种：一种是正面性风趣，一种是反面性风趣。正面性风趣一般是针对同志和朋友说的开心话，表现出他对人民群众的友好情意，有时含义也比较深刻；反面性风趣，则是针对敌人和人民内部假恶丑性质的人或事物所作的批驳和否定。反面性风趣实际上就是人们平时所说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