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促进劳动工具效率的提高，降低生产资料的成本，因而可以绝对地降低单位产品物化劳动的消耗。虽然新机器比旧机器昂贵，但是由于使用新机器可以增加产量，因此转移到单位产品上的机器价值就降低了。“所以，每一个商品将会包含一个更小的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和在生产中新加入的劳动的总和。”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节约物化劳动的意义愈来愈大。由此可见，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发展，劳动技术装备的不断提高，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极重要的条件。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技术发展了，劳动组织、劳动力的分配就要跟着发生变化。军队也是这样。――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解析］

　　毛泽东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27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这一章在论述决定劳动生产率的条件时写道：“提高劳动的技术装备，发展技术，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读到这里时，在“决定性的意义”下面画了一条横线，并批注：“这里说靠技术设备的发展。”接下来，教科书又写道：“利用各种与按劳分配和社会主义竞赛有关的物质刺激和社会刺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的和最重要的条件。”毛泽东在“必要的和最重要的条件”下面画了一条横线，并批注：“同上面说法相互矛盾。”显然，毛泽东认为“教科书”在论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条件时，既强调科学技术的决定意义，又强调物质刺激是最重要的条件，二者本身是相互矛盾的。

　　那么，毛泽东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呢？从接下来的批注中我们可以有所体会。“教科书”写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决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社会经济因素日益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在这段文字下画了横线，还批了一个字“好”。“教科书”中提到的“社会经济因素”实际上指的是生产关系。在“教科书”的另一段文字旁，毛泽东批了一个“对”字。这段文字是：“活劳动的技术装备愈多，生产资料的生产愈发达，社会劳动生产率也就愈高。”在阅读完有关劳动生产率的论述后，毛泽东有这样一段总结：“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应当说，毛泽东的这个总结是十分深刻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它必然与生产关系相联系。只有破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建立起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才能使技术更好地发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技术的发展又推动着生产关系不断发生变化。这是毛泽东一贯强调的观点，是毛泽东技术革命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解析毛泽东的这段评论时，我们应当对毛泽东的技术革命思想有一个系统的了解。毛泽东的技术革命思想早在5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而且后来一直是他关于中国发展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53年8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与学习提纲》时就写道：“我们之所以必须要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对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才利于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由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转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品和农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改善人民的生活，确有把握地保卫国防，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的这些目的。”这里，毛泽东已明确把三大改造作为发展生产力和开展技术革命的重要前提，同时又把发展生产力和开展技术革命作为达到改善人民生活，保卫国防和巩固人民政权等目的的基本途径。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到了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向技术革命和经济建设。196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中央科学小组汇报时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从上述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毛泽东作为一位思想家和战略家，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实践中，始终对科学技术给予了高度重视。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笔宝贵思想财富。

　　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产生，因此，为了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在每一个国家中都需要有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开始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完成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即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不能是别的任何东西，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

　　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

　　马克思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

　　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

　　［解析］

　　建国以后，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做的艰辛探索中，一直关注和思考着“过渡时期”的理论问题。在制订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毛泽东曾把“建成”社会主义作为总路线的目标和过渡时期结束的标志。在他看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过渡时期的两大任务，这两大任务的完成将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为“建成”社会主义奠定基础。由于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掀起，使得原本设想的工业化与三大改造同步进行、同步完成的计划未能实现。在这期间，毛泽东根据新的情况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即社会主义有“建立”与“建成”之分。1956年1月，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这时毛泽东没有宣布过渡时期结束和社会主义建成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工业化的任务没有完成，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无论在生产关系方面，还是在上层建筑方面，都还不完善。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曾一度影响了毛泽东对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正确认识。1958年8月的中共中央决议中写道：“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甚至在党的高级会议上讨论起了是由苏联还是由中国先宣布建成共产主义的问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我国生产力发展造成的巨大破坏，使毛泽东逐渐清醒起来，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毛泽东开始领导全党纠正“左”倾错误。在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再一次提出究竟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到建成社会主义要经过一系列阶段。完成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国家工业化等等任务，还只是第一阶段，以后还要有第二、第三个阶段，逐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提出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毛泽东把过渡时期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归纳为“大过渡”和“小过渡”两种理论，他虽然当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大过渡”理论，但他认为我们正处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这里已经显露了他支持“大过渡”理论的倾向，为其后“左”的思想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应当承认，毛泽东开始提出社会主义有“建立”和“建成”之分时，是从生产力标准出发的，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他没有沿着这条道路走到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之后，由于工业化的任务没有同步完成，毛泽东和党中央没有及时宣布过渡时期的结束，这时他们的本意还是认为社会主义尚未完全建成，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个思路是不错的。然而从1957年以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矛盾判断发生失误，把党的工作重点由经济建设转向了阶级斗争，过渡时期和建成社会主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大过渡”理论已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阶段理论由一个新颖的理论构想异化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

　　1947年底实行的币制改革，对巩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后的币制有很大的意义，这次币制改革就是，把战争期间在某种程度上贬值的旧币，根据一定的条件，兑换成1947年版式的足值新币。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使劳动者生活状况恶化的币制改革相反，苏联的币制改革是有利于劳动者的。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在币制改革以后，仍照以前的数目，用足值的新币支付。伴随着币制改革而来的是物价的降低。币制改革消除了货币流通方面的战争后果，恢复了足值的苏联卢布，加强了货币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便利了废除战时采用的配售制和过渡到按统一价格出售商品，促进了工人和职员实际工资的提高和集体农民的实际收入的增加。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人民的需要是逐步满足的。

　　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了，也不能一下子完全满足需要。因为需要是不断被创造的。拿过去来说，没有文字，人们就没有对文具的需要，文字产生了，人们对文具的需要也随着创造出来了。拿现在来说，因为发明了电视机，所以人们对于它的需要也随着提出来了。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解析］

　　毛泽东在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做的这段评论中，

　　包含了两层意思。首先，人民群众的生活的改善不能离开经济情况所许可的范围，人民的需要要逐步满足。其次，人们的消费需要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被创造出来，它又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

　　毛泽东的这种关于消费与生产的观点，由来已久。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主张：解放区的劳资关系必须取合作方针，以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无论公营、私营，都是如此。任何工厂、工会与党支部，必须与厂方协同制定生产计划并协同执行之，力求以较低之成本，得较多较好之产品，以此获得较多之盈利，劳资双方有利。工人之福利必须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中求之，任何片面的过火需要，都将破坏解放区的经济。1946年4月19日，毛泽东在致彭真等的电报中指出：工人工资及其他劳动条件切不可提得过高，必须采取劳资合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劳资两利的政策，决不可只顾工人暂时片面的利益，结果害了自己。1948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的文件上加写了这样一段：“新民主国家必须保证一切公私企业中的工人获得生活的改善，反对或忽视这种改善是错误的。但是这种生活的改善，不应当超过经济情况所许可的范围，不应当违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原则。”

　　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对该书关于消费品分配的章节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意。他说，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他认为，这本“教科书”把消费品的分配问题当作决定性的动力，这是一种分配决定论的错误观点。就以分配问题来说，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资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教科书”在这里不讲生产资料的分配，只讲消费品的分配，并且把消费品分配当作决定性动力，这是对马克思上述正确观点的一种修正，是理论上的一个很大错误。

　　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该书强调物质刺激的写法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有些话讲得过重，显露出了“左”的思想观点。但在关于“逐步满足人民消费需要”这一点上，毛泽东的评论是实事求是的，如果消费的增长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必然产生通货膨胀的后果，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另外，毛泽东讲，人们的消费需要是不断被创造出来，是不断提高的。这一观点也是十分新颖的。生产的发展，新技术的发展，创造出了新的消费形式，逐渐成为社会的消费需要，这本身就是生产刺激消费，消费引导生产的过程。因此，社会的消费水平应当与社会的生产发展水平保持同步增长，逐步递进。脱离生产发展水平的过高或过低的社会消费行为都对生产的发展不利。这也就是毛泽东这段讲话中蕴含的深刻内涵。

　　在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谁战胜谁”的问题有利于社会主义地解决了，剥削阶级正在彻底消灭。1957年，由于击溃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政治思想战线上也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

　　在中国，过渡时期生产关系方面的任务已经解决了。过渡时期的发展生产力，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建立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基础方面的任务，一定会在最近两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只有解决了技术改造方面的这些任务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才完全建成。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解析］

　　“教科书”写道，到1957年中国已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时期的生产关系方面的任务已经解决了。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一定会在两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毛泽东对“教科书”的写法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在“教科书”关于“谁战胜谁的问题有利于社会主义地解决”和“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等处，毛泽东画了横线并在旁批道：“当时我们自己也只是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显然，毛泽东认为’教科书”的写法不确，是讲了过头话。关于发展生产力问题，毛泽东把建设社会主义的内容归纳为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并认为：“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太早了。”

　　在1956年以前，毛泽东在论述过渡时期总路线时，一直是把目标定在“建成”社会主义上面。1954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195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要花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为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打一个基础，经过十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共产党代表时曾说，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光。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

　　1958年“大跃进”“穷过渡”的惨痛教训使毛泽东开始深入思考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提出究竟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到建成社会主义要经过一系列阶段。完成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国家工业化等等任务，还只是第一阶段，以后还要有第二、第三个提高的阶段，逐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时期，毛泽东不仅是从生产关系的关头程度来考察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而且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规定社会主义的阶段特征。他把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规定为工业、农业、科学、国防四个现代化，使得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更加激发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这说明，在探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的实践中，毛泽东对于建成社会主义的认识在不断发展和深化。